moyuer
新手上路
- 注册
- 2002-03-12
- 消息
- 10,204
- 荣誉分数
- 0
- 声望点数
- 0
凤凰卫视7月24日消息：联合早报今天发表司马达文章指：胡锦涛新政的重点与特点，如用两个字来概括，就是“亲民”。
几个月来，胡锦涛提倡艰苦奋斗和“贴近群众”，走访农村地头、工厂车间、居民小区、海港码头、穷乡僻壤和边陲小镇以体察民情。他同医院护士、下岗职工、草原牧民、城市贫民谈心，向中国社会的弱势群体靠拢。江泽民不去的地方他要去，江泽民爱去的沿海繁华地区他不去。他真心实意而不矫情虚饰，让人觉得新领导人不是高高在上，而是生活在他们中间。这种“亲民政策”和施政风格，不能不令人耳目一新。
“忧民”是形势迫切需要
胡锦涛还引用孟子的话，强调要“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中共立国半个世纪以来，一向强调权力来自人民和为人民服务。为什么现在提出要“忧”民之所“忧”，究竟民有何“忧”，又何以解“忧”呢，胡锦涛没有说。但有目共睹的是，中国老百姓当前所最关切、最不满和最忧虑的无非是，一“忧”贫富差距扩大，二“忧”民权难以伸张，三“忧”贪污腐败盛行。
环顾神州大地，人们看到的是两幅反差强烈的图景：一幅是沿海地区繁荣昌盛的玫瑰景色，另一幅是在它掩盖下的暗淡图象：下岗工人与低收入城市平民在温饱线上挣扎，农村与西部落后地区人潮涌向沿海城市，以卖力、卖笑、卖身以至卖血来养家活口，维持生计。
由于公有经济逐步让位于私营经济，国营企业大量裁员，农村苛捐杂税不堪负担，农业面临外国产品竞争，占人口大多数的工人农民与城市平民已经被抛出了中国社会的主流。下岗职工每月所得，还不及豪富盛宴的一瓶酒。像湖北乡党委书记李昌平上书朱槠基所描述的农村凄惨情况，简直到了椎心泣血的地步，不能不令人想起杜甫笔下的“三吏”诗。想当年以权谋私之风初起，陈云发出“党风关系到党生死存亡”的惊呼，现在的情况比当年要严重得多。
如果让这种“民忧”往着“民愤”的方向转化，就会对中共统治构成严重的挑战和威胁。因此，胡锦涛推行亲民政策，不仅反映了他“忧民”之心切，更重要的是出于形势的迫切需要。
中国社会出现断层
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社会经济体制变成了一个多种矛盾因素共存的混合体。虽然中国社会转型的前景具有很大不确定性，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原先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上的统一体已不复存在。在思想信仰、阶级构成和社会利益方面，它不再是统一体，已经分散化和多元化了。
深圳、上海与北京的大款，和兰考乡民、长春下岗职工以及河南爱之村的绝望者有甚么共同点？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国度里，却不属于同一个群体，更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中国社会出现了断层，断层之上是有产者和官商合一的富有者，断层之下是工人无工可做，农民无田可耕，城市贫民无路可走的弱势群体。他们既是中国计划经济与大锅饭体制后遗症的承担者，也是知识、技能更新跟不上时代步伐的被淘汰者。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增长，这个断层的鸿沟还在相应地扩大。
中国社会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使得社会阶级构成发生变化，社会成员转换角色。过去毛泽东爱说的一句话，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要是不附到无产阶级那张皮上，还有什么出路呢。可是现在，失去了公有制和铁饭碗，无产阶级那张皮越来越小了。
打工潮的持续不断，说明那原本被称为国家主人翁的工农群体，正在往私营经济和外资的皮上贴。他们成了中国廉价劳力取之不竭的源泉，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吸引外资的重要基础。他们是不断往上长高的中国经济金字塔的最底层，是改革开放与经济繁荣的最大贡献者――没有他们何来外资，然而他们又是最微薄的受益者。
中共宣称三个代表的根本所在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但“最广大的”是谁？那只是一个内容空泛的字眼而已。落实到具体政策，就必须作出如何对待人民中的富者与贫者，多数和少数的政策选择，根本问题是如何善待弱势群体和解决“民忧”的问题。
其实，古往今来，中国的历代统治者都面临过同样的问题，提出过类似的对策。孟子在战国时代当过齐宣王的客卿，齐向他请教治国之道：“德何如则可以王矣”。孟子的回答是：“保民而王，莫之御也”，只要维护民众的利益，就没有人能推翻他了。
明代文人谢榛也讲过一句至理名言：“从来经国者，宁不念樵渔”。樵渔者，砍柴打渔的人，就是社会下层的升斗小民。要治理好一个国家，不能不关心“民”的利益，更要照顾好社会下层和弱势群体的利益。如果以为权大势大，可以置民心民意于不顾，事态发展下去，顺民就会变成暴民，“民忧”就会变成“民愤”，载舟之水就有可能覆舟。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岂不就是统治者以解“民忧”始，最后在“民愤”的烈炎中告终，朝代更替，循环往复的历史吗？
既得利益集团是最大障碍
胡锦涛一上台就开宗明义宣示推行“亲民政策”，说明他处于中国权力中心多年，对中国的民情与社会问题不但早有所感，而且早有所谋。只是过去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他不可能在江泽民当朝时过问江所无意关注的问题。只有在掌握权力能够决策时，胡才有可能做自己想要作的事情。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胡锦涛正在为过去补课，后人在为前人还债。
但胡锦涛是邓小平隔代钦定的接班人，缺乏稳固的权力基础。为了避免江的势力的牵制，加强自己的决策和施政权力，他必须致力于争取民心来获取人民的直接支持，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亲民政策”的推出，和亲民政策形象的包装，是一种高明的政治设计。胡锦涛在抗沙斯病毒中勇于担当责任，切实进行领导，以及他的一系列亲民政策言行，已经使他在人民中得到了初步，然而重要的支持。
然而，亲民政策能否成功，不在于言，而在于行；不在于姿态，而在于实效。胡锦涛要化解“民忧”，使社会弱势群体受益，必须严厉整治贪官污吏，从改革体制着手来切实根治贪赃枉法；必须实行以富济贫，加强累进税制与设立多种社会扶贫基金；必须推进经济平衡发展，让沿海经济发达省市分别承包支援落后地区的义务，在各项政策上大幅度地向贫困地区和贫困阶层倾斜。
胡锦涛能做到这一点吗？现在还很难说。因为这必然会触犯中国很多社会集团的切身利益，特别是官官相护的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那种从上到下盘根错节，权大势大的官商勾结关系网，将成为胡锦涛“亲民政策”的主要障碍。
现在海内外的不少论者隔靴搔痒，指手划脚，一会儿要胡锦涛快马加鞭开展政治改革，一会儿又对他大失所望，好像胡锦涛手里有一根魔仗，只要对着木屋一指，就能变成金碧辉煌的宫殿。那是对中国政治的复杂性和艰难性全然无知。对胡锦涛来说，不但要有决心和智谋，更需要行事沉稳，稳中求进。他的那艘“亲民号”航船，必须绕过层层暗礁，克服重重冰山，才能给21世纪的中国开出一条光明的大道出来。
几个月来，胡锦涛提倡艰苦奋斗和“贴近群众”，走访农村地头、工厂车间、居民小区、海港码头、穷乡僻壤和边陲小镇以体察民情。他同医院护士、下岗职工、草原牧民、城市贫民谈心，向中国社会的弱势群体靠拢。江泽民不去的地方他要去，江泽民爱去的沿海繁华地区他不去。他真心实意而不矫情虚饰，让人觉得新领导人不是高高在上，而是生活在他们中间。这种“亲民政策”和施政风格，不能不令人耳目一新。
“忧民”是形势迫切需要
胡锦涛还引用孟子的话，强调要“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中共立国半个世纪以来，一向强调权力来自人民和为人民服务。为什么现在提出要“忧”民之所“忧”，究竟民有何“忧”，又何以解“忧”呢，胡锦涛没有说。但有目共睹的是，中国老百姓当前所最关切、最不满和最忧虑的无非是，一“忧”贫富差距扩大，二“忧”民权难以伸张，三“忧”贪污腐败盛行。
环顾神州大地，人们看到的是两幅反差强烈的图景：一幅是沿海地区繁荣昌盛的玫瑰景色，另一幅是在它掩盖下的暗淡图象：下岗工人与低收入城市平民在温饱线上挣扎，农村与西部落后地区人潮涌向沿海城市，以卖力、卖笑、卖身以至卖血来养家活口，维持生计。
由于公有经济逐步让位于私营经济，国营企业大量裁员，农村苛捐杂税不堪负担，农业面临外国产品竞争，占人口大多数的工人农民与城市平民已经被抛出了中国社会的主流。下岗职工每月所得，还不及豪富盛宴的一瓶酒。像湖北乡党委书记李昌平上书朱槠基所描述的农村凄惨情况，简直到了椎心泣血的地步，不能不令人想起杜甫笔下的“三吏”诗。想当年以权谋私之风初起，陈云发出“党风关系到党生死存亡”的惊呼，现在的情况比当年要严重得多。
如果让这种“民忧”往着“民愤”的方向转化，就会对中共统治构成严重的挑战和威胁。因此，胡锦涛推行亲民政策，不仅反映了他“忧民”之心切，更重要的是出于形势的迫切需要。
中国社会出现断层
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社会经济体制变成了一个多种矛盾因素共存的混合体。虽然中国社会转型的前景具有很大不确定性，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原先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上的统一体已不复存在。在思想信仰、阶级构成和社会利益方面，它不再是统一体，已经分散化和多元化了。
深圳、上海与北京的大款，和兰考乡民、长春下岗职工以及河南爱之村的绝望者有甚么共同点？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国度里，却不属于同一个群体，更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中国社会出现了断层，断层之上是有产者和官商合一的富有者，断层之下是工人无工可做，农民无田可耕，城市贫民无路可走的弱势群体。他们既是中国计划经济与大锅饭体制后遗症的承担者，也是知识、技能更新跟不上时代步伐的被淘汰者。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增长，这个断层的鸿沟还在相应地扩大。
中国社会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使得社会阶级构成发生变化，社会成员转换角色。过去毛泽东爱说的一句话，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要是不附到无产阶级那张皮上，还有什么出路呢。可是现在，失去了公有制和铁饭碗，无产阶级那张皮越来越小了。
打工潮的持续不断，说明那原本被称为国家主人翁的工农群体，正在往私营经济和外资的皮上贴。他们成了中国廉价劳力取之不竭的源泉，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吸引外资的重要基础。他们是不断往上长高的中国经济金字塔的最底层，是改革开放与经济繁荣的最大贡献者――没有他们何来外资，然而他们又是最微薄的受益者。
中共宣称三个代表的根本所在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但“最广大的”是谁？那只是一个内容空泛的字眼而已。落实到具体政策，就必须作出如何对待人民中的富者与贫者，多数和少数的政策选择，根本问题是如何善待弱势群体和解决“民忧”的问题。
其实，古往今来，中国的历代统治者都面临过同样的问题，提出过类似的对策。孟子在战国时代当过齐宣王的客卿，齐向他请教治国之道：“德何如则可以王矣”。孟子的回答是：“保民而王，莫之御也”，只要维护民众的利益，就没有人能推翻他了。
明代文人谢榛也讲过一句至理名言：“从来经国者，宁不念樵渔”。樵渔者，砍柴打渔的人，就是社会下层的升斗小民。要治理好一个国家，不能不关心“民”的利益，更要照顾好社会下层和弱势群体的利益。如果以为权大势大，可以置民心民意于不顾，事态发展下去，顺民就会变成暴民，“民忧”就会变成“民愤”，载舟之水就有可能覆舟。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岂不就是统治者以解“民忧”始，最后在“民愤”的烈炎中告终，朝代更替，循环往复的历史吗？
既得利益集团是最大障碍
胡锦涛一上台就开宗明义宣示推行“亲民政策”，说明他处于中国权力中心多年，对中国的民情与社会问题不但早有所感，而且早有所谋。只是过去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他不可能在江泽民当朝时过问江所无意关注的问题。只有在掌握权力能够决策时，胡才有可能做自己想要作的事情。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胡锦涛正在为过去补课，后人在为前人还债。
但胡锦涛是邓小平隔代钦定的接班人，缺乏稳固的权力基础。为了避免江的势力的牵制，加强自己的决策和施政权力，他必须致力于争取民心来获取人民的直接支持，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亲民政策”的推出，和亲民政策形象的包装，是一种高明的政治设计。胡锦涛在抗沙斯病毒中勇于担当责任，切实进行领导，以及他的一系列亲民政策言行，已经使他在人民中得到了初步，然而重要的支持。
然而，亲民政策能否成功，不在于言，而在于行；不在于姿态，而在于实效。胡锦涛要化解“民忧”，使社会弱势群体受益，必须严厉整治贪官污吏，从改革体制着手来切实根治贪赃枉法；必须实行以富济贫，加强累进税制与设立多种社会扶贫基金；必须推进经济平衡发展，让沿海经济发达省市分别承包支援落后地区的义务，在各项政策上大幅度地向贫困地区和贫困阶层倾斜。
胡锦涛能做到这一点吗？现在还很难说。因为这必然会触犯中国很多社会集团的切身利益，特别是官官相护的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那种从上到下盘根错节，权大势大的官商勾结关系网，将成为胡锦涛“亲民政策”的主要障碍。
现在海内外的不少论者隔靴搔痒，指手划脚，一会儿要胡锦涛快马加鞭开展政治改革，一会儿又对他大失所望，好像胡锦涛手里有一根魔仗，只要对着木屋一指，就能变成金碧辉煌的宫殿。那是对中国政治的复杂性和艰难性全然无知。对胡锦涛来说，不但要有决心和智谋，更需要行事沉稳，稳中求进。他的那艘“亲民号”航船，必须绕过层层暗礁，克服重重冰山，才能给21世纪的中国开出一条光明的大道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