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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束了在四川的访问，我坐上了离开成都的火车。原本坐的下铺对面的一个老太太说，她不习惯倒退着坐火车，因为这会让她头晕，问我可不可以和她换。没问题，我 说。我从小特别喜欢坐火车，火车正着反着对我都没有区别，只要不头朝下颠倒就行。不久，我们就开始聊天。我说我去访问了刘文彩的孙子刘小飞。“刘小飞”？ “我认识”，老太太竟然说，“我以前和他一个单位的，石油系统的，在隆昌嘛。” “刘小飞这个人啊”，她接着说，“年轻的时候很帅的，经常看他一个人在田埂边弹吉他，他很孤独！没有人接近他，出身太不好了。”
1946年出生的刘小飞至今独身。他说过，他年轻的时候曾经也有一个恋人，但因为他的家庭出身实在太糟糕，这段感情最终无疾而终，不过这位女士和他一直保持友谊。后来他对婚姻彻底失去了兴趣。
第一次见到刘小飞的时候，就觉得他有一点的神经质，因为他在坐上公共汽车的时候，竟然对素不相识的司机说：“我是刘小飞，刘文彩的孙子。” 刘文彩三个字发音特别重，司机却一脸“是谁的孙子你也得买票”的表情。
刘小飞之所 以让我多少有些佩服，倒不是他的观点和立场，而是因为他那股倔强癫狂的劲头。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他花光所有的积蓄，一个个采访他的爷爷刘文彩生前的佣人和 雇工，一定要证明刘文彩是个大善人。刘文彩1949年去世的时候，刘小飞只有3岁，按说不太可能记得很多细节。但从成都和北京来的记者在刘文彩当年修建的 老戏楼天井里采访他的时候，他说得最动容就是记忆中的刘文彩的死，刘文彩当时的神态，语言，最后一句话。当时我就在摄像机的旁边，和一位朋友一起旁观，这 位朋友是密西根大学的艺术史博士L，她正在重庆的四川美院专门研究泥塑《收租院》，这时也正好来镇上，顺便和我聚聚。他们采访过程中，我在另一个房间里跟 L说，其实我有点怀疑他这里记忆的真实性，我不觉得三岁的小孩可以记得那么仔细。
刘小飞确实 太容易陷入情绪的冲动而不能自拔。记者走了以后，L 说，她上次参加刘小飞组织的一个活动，拍了一段视频放在手提电脑里，但没有机会给刘小飞看，这次正好可以看看。刘小飞看到视频里的自己正在手舞足蹈，大声 疾呼，高兴地大笑，笑着笑着就流下了眼泪。和我们聊天，他也经常越说越激愤，让我们没法插话。
视频里有一个镜头，刘小飞搂着一个老迈的早年雇工，大声问他，“刘文彩对你们好不好?” 瘦弱的老雇工连声说，“好，好！”这也让我觉得有点滑稽，好象把过去的诉苦原封不动地颠倒了过来。
在火车上，我跟老太太说，感觉刘小飞虽然人住在隆昌，但安仁老街住着的刘姓亲戚都对他很好，只要他来，总有人提供免费食宿给他，走到任何一个院子里都可以坐下来喝茶，吃饭。老太太说，其实，他们都很同情刘小飞。
我和很多人 一样，都不赞成刘小飞过度的感性，冲动和愤怒，尤其是在涉及历史研究的时候，也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年龄，也直率地向他提出过。我建议他不再纠缠刘文彩“不是 坏人，是好人”这个基本已经解决而且并没有特别的价值的话题，考虑客观和全面地把他的家族史写下来，这才会真正对后世了解历史作出贡献。他思考，但不置可 否。
我后来又 想，或许他的学力不足以驾驭一部家族史的书稿，关键是他的情绪还远远没有平复。特殊年代的特殊经历已经塑造了他的深入骨髓的沮丧，怨恨和偏执，他不可能再 改变自己了。他对 “刘文彩”，这个曾经给自己带来无限屈辱的名字的强调和倾注的情感，大概是一种深刻，虽然是迟来的反叛。客观的历史研究可以留给受过专业训练的，客观的中 外历史学者去做，但冲动，愤怒，固执地生活在自己的主观世界里的刘小飞毕竟只有一个。即便在所有的刘氏后人中，他也是个另类，但恐怕也没有人有权力要求他 变成一个温和，理性，客观，懂得宽恕和原谅的和善老人。
今天的中国人中，似乎那些擅长加害于人的人恰恰最喜欢借种种宗教之名宣传 “原谅”和“宽容”，这等同于居高临下，把受过残害的人又砍了一刀。
有时会想象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四川，年轻，瘦高，孤僻的刘小飞，形单影只地坐在田埂上弹吉他的画面。
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64267/201405/3477.html
1946年出生的刘小飞至今独身。他说过，他年轻的时候曾经也有一个恋人，但因为他的家庭出身实在太糟糕，这段感情最终无疾而终，不过这位女士和他一直保持友谊。后来他对婚姻彻底失去了兴趣。
第一次见到刘小飞的时候，就觉得他有一点的神经质，因为他在坐上公共汽车的时候，竟然对素不相识的司机说：“我是刘小飞，刘文彩的孙子。” 刘文彩三个字发音特别重，司机却一脸“是谁的孙子你也得买票”的表情。
刘小飞之所 以让我多少有些佩服，倒不是他的观点和立场，而是因为他那股倔强癫狂的劲头。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他花光所有的积蓄，一个个采访他的爷爷刘文彩生前的佣人和 雇工，一定要证明刘文彩是个大善人。刘文彩1949年去世的时候，刘小飞只有3岁，按说不太可能记得很多细节。但从成都和北京来的记者在刘文彩当年修建的 老戏楼天井里采访他的时候，他说得最动容就是记忆中的刘文彩的死，刘文彩当时的神态，语言，最后一句话。当时我就在摄像机的旁边，和一位朋友一起旁观，这 位朋友是密西根大学的艺术史博士L，她正在重庆的四川美院专门研究泥塑《收租院》，这时也正好来镇上，顺便和我聚聚。他们采访过程中，我在另一个房间里跟 L说，其实我有点怀疑他这里记忆的真实性，我不觉得三岁的小孩可以记得那么仔细。
刘小飞确实 太容易陷入情绪的冲动而不能自拔。记者走了以后，L 说，她上次参加刘小飞组织的一个活动，拍了一段视频放在手提电脑里，但没有机会给刘小飞看，这次正好可以看看。刘小飞看到视频里的自己正在手舞足蹈，大声 疾呼，高兴地大笑，笑着笑着就流下了眼泪。和我们聊天，他也经常越说越激愤，让我们没法插话。
视频里有一个镜头，刘小飞搂着一个老迈的早年雇工，大声问他，“刘文彩对你们好不好?” 瘦弱的老雇工连声说，“好，好！”这也让我觉得有点滑稽，好象把过去的诉苦原封不动地颠倒了过来。
在火车上，我跟老太太说，感觉刘小飞虽然人住在隆昌，但安仁老街住着的刘姓亲戚都对他很好，只要他来，总有人提供免费食宿给他，走到任何一个院子里都可以坐下来喝茶，吃饭。老太太说，其实，他们都很同情刘小飞。
我和很多人 一样，都不赞成刘小飞过度的感性，冲动和愤怒，尤其是在涉及历史研究的时候，也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年龄，也直率地向他提出过。我建议他不再纠缠刘文彩“不是 坏人，是好人”这个基本已经解决而且并没有特别的价值的话题，考虑客观和全面地把他的家族史写下来，这才会真正对后世了解历史作出贡献。他思考，但不置可 否。
我后来又 想，或许他的学力不足以驾驭一部家族史的书稿，关键是他的情绪还远远没有平复。特殊年代的特殊经历已经塑造了他的深入骨髓的沮丧，怨恨和偏执，他不可能再 改变自己了。他对 “刘文彩”，这个曾经给自己带来无限屈辱的名字的强调和倾注的情感，大概是一种深刻，虽然是迟来的反叛。客观的历史研究可以留给受过专业训练的，客观的中 外历史学者去做，但冲动，愤怒，固执地生活在自己的主观世界里的刘小飞毕竟只有一个。即便在所有的刘氏后人中，他也是个另类，但恐怕也没有人有权力要求他 变成一个温和，理性，客观，懂得宽恕和原谅的和善老人。
今天的中国人中，似乎那些擅长加害于人的人恰恰最喜欢借种种宗教之名宣传 “原谅”和“宽容”，这等同于居高临下，把受过残害的人又砍了一刀。
有时会想象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四川，年轻，瘦高，孤僻的刘小飞，形单影只地坐在田埂上弹吉他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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