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归来》前,你需要先认识陆焉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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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南都

【陆焉识,归来路焉识?于若归来汝焉识?】

张艺谋最新影片《归来》即将公映,该影片改编自严歌苓的知名小说《陆犯焉识》。以下为摘编。
陆焉识是上海大户人家的大少爷,聪慧而倜傥。
他会四国语言,说着剑桥口音的英文,会写一手好字,会打马球、板球、弹子,会做花花公子,还会盲写。
所谓盲写,就是在脑子里书写,和下盲棋相仿,但比盲棋难的是,必须把成本成册的盲写成果长久存放在记忆里。
这项特殊的技能,在他入狱二十多年里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925年,陆焉识初识冯婉喻。之后,恩娘(继母)冯仪芳软硬兼施,让他被迫娶了自己的这个侄女。
稍早前,恩娘冯仪芳还是给陆焉识的父亲填房的花季女子,嫁入陆家八个月之后就守了寡。当恩娘要被婆婆退回娘家去时,是14岁的陆焉识挺身留住了她。
为了让恩娘允许他出国留学,陆焉识同意了这门亲事。但在他漂洋过海前,必须完成婚事。
随后,在美国的5年时光,他和意大利女郎望达热恋,他也同一代知识分子一样,在留驻美国与归国的抉择中徘徊不已。
最终,他还是登上了归国的邮轮。这时他已经缺失了那一点使机会、勇气、动机合而为一的不成熟。
船离港之后,他坐在二等舱的舱房里,滚出两行泪。5年的自由结束了,放浪形骸也到头了,他的热泪,哭他的自由。
走下横渡太平洋的邮轮,身后是不再有用的自由,眼前逢着的是冯婉喻站在岸上那双期盼干了眼睛。
陆焉识走到妻子与恩娘的中间,相携着走向停驻的黄包车,车座是两人的,恩娘瞥了婉喻一眼,笑容仍在脸上,欢乐却已无踪,她让夫妇俩登上一辆黄包车,自己乘行另一辆。
婉喻看了焉识一眼,可惜焉识忽略了她的目光,在此后人生很长的时光里,他才得着妻子目光的要领,她的美艳,就在那类目光里。她的生动和风情,都跟着那目光转瞬即逝,但可以非常耀眼。
归国后的焉识,在大学里谋得了教职,家中的纷争却未曾平息。只要同焉识有关,恩娘事事都要同婉喻争,夫妻俩却在暗中紧紧团结,孤立恩娘。
一天晚上回家,焉识带回了两张梅兰芳来沪演出的戏票。他在厨房里找到婉喻,让她把两张票收起来。
“恩娘去吗?”婉喻问,焉识叫她不要告诉恩娘,他已经受够了一块衣料两件马甲的累。
婉喻刚要开口,楼梯上传来绣花拖鞋套在解放脚趿拉出的脚步声,恩娘下楼了。焉识使了个眼色,不是他自己的眼色,而是从那类瞒着长辈跟女人生出情事的男人那里搬过来的。
婉喻先是错愕,然后便看了丈夫一眼,后来,焉识总是品味这眼神,他发现妻子其实很美,起码有她美得耀眼的瞬间。



战争改变了很多东西,包括繁华的旧上海和不可一世的陆焉识。
在经历了有一段短暂的爱情之后,陆焉识辜负了重庆女子韩念痕。
1936年,动乱间的上海,陆焉识供职的大学正向后方迁移,恩娘却决定留在上海,不得已,冯婉喻只能留下陪伴恩娘,照看孩子,陆焉识一人深入内地。
陆焉识是在1940年跟韩念痕认识的,那时他所任教的大学在战火中搬迁至重庆北边的煤矿区落了脚。
韩念痕也许和冯婉喻一样深爱着这位翩翩男子,所以即使被残酷伤害了一次,她还是当了陆焉识的外室。
到1942年,那时陆焉识第一次为他不谙世事的张扬激越而成为了反“革命”,被国民党特务关押在重庆两年。
1944年11月,当日本军队的“一号作战”逼向重庆,重庆又成了战争最前沿。战争成就了强女子韩念痕。乱局中,韩念痕打通关节,让陆焉识开释出狱。之后,韩念痕安静离开,嫁人。
1945年底,焉识回到上海。家中已经变样,他离开后,恩娘与婉喻将陆家别墅出借给一户日本家庭。
停战后的第二个礼拜,日本人退了租,一家人终于搬回。政府官员却在此时指称别墅是日本人占领的房产,此时要由政府接管,要求陆家所有人在一天内搬离。
接管者的蛮横,让他只能服软,向接管官员乞求,终于将搬离时间延长了一个礼拜。焉识安慰恩娘,一个礼拜后,会再求他们延长一个礼拜。
恩娘看着自己曾经看重的焉识却慢慢地说:“焉识,真没想到,你读书读得这么没用场。中国是个啥地方?做学问做三分,做人做七分。外国的人要紧的是发明这种机器,发明那种机器,中国人呢,要紧的就是你跟我搞,我跟你斗。你不懂这个学问,在中国就是个没用场的人。”
两年后,当焉识的生活渐趋平稳后,他的笔头再度不安分。
他撰文讽刺当年接管官员的嘴脸,把他们敲诈的过程描述了一遍。文章一出,影响很大,不少左倾作家陆续跟进用类似的反讽笔调写政府和黑帮暗地勾结。
焉识的做法最后招致了接管官员的愤怒,他们再度找上门来,要没收房产,眼见大半生生活的别墅将被让出,恩娘在悲愤交加中怀带着失望离开人世。
1950年夏天,一位故交大卫•韦在报纸上撰文,指责焉识曾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表达过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不看好。
文章自问自答地写道:“能不能放手让反感共产主义的教授教育新社会的大学生?不能!”
凶巴巴的口气让焉识马上认出写手为何人,他向大卫•韦回一封信:“知识分子的生命在于接受知识、分析知识、传播知识,甚至怀疑知识、否定知识,在他接受和分析的时候,他不该受到是非的仲裁。知识分子还应该享有最后的自由,精神的自由。”
第三天,大卫•韦便将这封信在报上刊登出来,焉识被军代表找来谈话,指责他是“现行反革命”。
次年暮春,在“肃清反革命运动”的浪潮中,焉识被捕入狱。
1955年,他被判无期徒刑,转入浙江和江西接壤处的一所监狱,婉喻每三个月的月初按时来探望焉识,探监的日子,总是四季之交。
“反右”运动兴起时,他告诉她,一批犯人很快就要转监,但是转到哪里不知道。
“那我到哪里去看你?”婉喻突然伸出两只手,紧紧抓住他的小臂。
“不会的,不要多想……就是这个监狱太小了,装不下那么多人”他说。
几秒钟之后,冯婉喻又抬起头。
“我会找得到的。随便你到哪里。”她的眼睛是一道流光,柔媚艳倩,让他几乎可以推翻她一向安分的心性。



陆焉识在成为劳改犯之前,有过很多次免幸于难的机会,包括韩念痕和恩娘冯仪芳和妻子冯婉喻的劝阻。
成为劳改犯以后的陆焉识一开始还是陆焉识,即使褪去了华贵,还是留着文人的迂腐、轻狂。这使他的刑期一次次延长,最终被判为无期。
直到历经了物质的匮乏、政治的严苛、犯人间的相会围猎,尤其是开始萌生对冯婉喻那份迟到的温情的时候,陆焉识开始变了,蜕变成了一个疼爱妻子的老陆。
为了和冯婉喻见上一面,1963年焉识心甘情愿成了逃犯。为了这次逃跑,他准备了两年,自学藏语。
“啪!啪!啪!”焉识骑着从解放军眼皮下抢走青灰马一路奔逃,身后响起看守的枪声。
骑至荒原上专为监狱供糖的糖厂后,他跃墙而入,落入糖浆池中,待爬起身时,浑身已满是糖水,沉重的身躯让他无法前行。
他只能窝身角落之中,待糖厂犯人换班时,他抓紧时间挪出步子,直到糖厂大院中,借着院里的棍子开始敲打自己关节处凝固的糖浆,把它们塞进嘴里。月亮上到山顶时,他离开糖厂,开始逃亡。
他要告诉婉喻,老浪子是冒着杀头的危险回来的,是被你冯婉喻多年前的眼神勾引回来的。
他太愚钝,那些眼神的“骚情”他用了这么多年才领略。他再不回来就太晚了,太老了。老得爱不动了。
一个月后,焉识走到兰州城,他通过长途电话,听到了女儿丹珏的声音。
她用英语对他说:“请你不要找我母亲了,假如你对我们还有丝毫的顾念,请你尽快去自首。”曾经的信念动摇了,但焉识想着无论如何,自首前他必须同婉喻见上一面。他乘上火车,几天几夜,到达上海。
下午五点左右,他来到婉喻教书的小学,等在马路对面的小人书摊子,双眼紧紧盯着校门。
最后一批学生涌出校门,十几分钟后,一群男女老师走出来,相互道别。这时,学校的两扇大门慢慢合拢,锁上了。等待之后,他看见大门上的一扇小门里走出一个穿米色大衣的身影。
头一秒钟他就认出这是婉喻,那件米色大衣是1948年冬天用一块海虎绒做成的大衣。婉喻梳着十多年前的发髻,手上拎着二十多年前的羊皮皮包,从一个新式学校走出来时,一下子把时代感弄混乱了。
隔着马路和暮色,他开始跟着婉喻不紧不慢地往前走。她在一个无轨电车站停下,跟一大帮等车的人向马路一头伸长脖子张望。
他穿过马路,站在电车站的后面,等电车来的时候,他在人群后看着婉喻,见她上车,焉识也跟着往车上挤。
他远远地看着婉喻,和她在同一站下车,走进食品商场,他看的入迷,眼泪哗哗流下,自己却毫无感觉。婉喻付完账后,目不斜视地走了,他不敢开口。
第二天,他在同样的时间,跟随着婉喻,她同女儿丹珏,带着孙女走进一家点心店。
陆家三代女子在点心店里吃起饭来,焉识站在潮湿的寒冷中,跟他的家庭隔着一桌桌陌生人,隔着热腾腾的点心气味,隔着1964年1月5日的黑夜。
他自首了,回到了吃人的大草漠。



陆焉识和大草漠上的邓指(邓指导员)、梁葫芦、谭中队长还有周遭伺机围猎的劳改犯都交过手。
邓指是陆焉识二十年里面的重要人物。
自首之后,冯焉识并没有被枪毙,但曾因他逃跑而受到处分的看守却在荒原此后的生活中开始凌辱虐待他。
他有过在大草漠上巡回演讲,也下过冷冰冰的黑号子。后来是已经升任新农场副政委的邓指解救了陆焉识,让他在自己的辖区里面当一个美差。
焉识和邓指的交情是从争取去场部礼堂看女儿的科教片的请愿开始。
在陆焉识和同类们被迫进犯大草漠的第四个年头,妻子冯婉喻和小女儿冯丹珏在他心中的分量已经逐渐显现出来。
尽管邓指常常一开口就是粗鄙的话,“操”字当成口头禅,但往往后面接的都是体己的话。
这种交情,警惕的焉识一开始并没有感受到,也许从他在邓指家的那顿饭之后,焉识才放开心和邓指诚心交往的。
那顿饭不管对于邓指还是焉识各自的人生都有着重大的影响。
故事因为白金欧米茄手表开始。欧米茄是1936年,冯婉喻送给陆焉识的,尽管那时候陆焉识对于这个礼物收的并不情愿。后来,在大荒原上的焉识用一块白金欧米茄换成了五个鸡蛋。
十六岁的杀人犯梁葫芦本着对焉识的一份一厢情愿的亲情把欧米茄偷到手,送给了焉识。
为此,梁葫芦被“加工修理”得少了一块后脑皮。为了去场部礼堂看看银幕上的小女儿,焉识又拿欧米茄贿赂邓指。最后,因为一块欧米茄,邓指发现了最爱的女人的背叛和不忠。
那顿让焉识和邓指更加亲密的饭是邓指生活瓦解的开始,对于焉识而言,也是一个开始。邓指让焉识意识到,他陆焉识对冯婉喻的爱应该是一张离婚协议书。
1965年,焉识给冯婉喻寄了离婚协议书。冯婉喻为了儿女的政治前途,跟深爱几十年的陆焉识划清了界限。
此时,距离陆焉识入狱14年,也是他自1958年进入大草漠的第7个年头。



1976年11月3日,本以为要慷慨赴义的焉识却在特赦名单上意外听到了自己的名字。因“四人帮”粉碎,焉识开释。
直到1979年冬天,在冯婉喻、小女儿冯丹珏、儿子冯子烨两辈人“明争暗斗”近3年,陆焉识才回到上海。
初到上海的几天,焉识住在儿子子烨家中,在儿女的安排下,焉识终于要同婉喻在锦江饭店餐厅相逢。
依时而至时,婉喻看了焉识一眼,又回过脸去看看丹珏,脸上两片浅红。焉识的眼睛忙不过来,一会看婉喻,一会又转向丹珏。
只是,此时冯婉喻的失忆症已经恶化。当她盼了近三十多年之久的丈夫陆焉识出现的时候,冯婉喻没有认出来。
留给陆焉识的只有曾经一个年轻的微笑。如今的婉喻,已经什么都记不得了。
从陆焉识1979年返回上海开始,冯婉喻一直把他作为一位爱慕者相处,婉喻依旧在等着她的陆焉识。于是陆焉识就静静地陪着她,像个亲切的老朋友那样,把前半辈子从来没给过她的耐心和等待攒够了一样都给了她。
1986年,陆焉识和冯婉喻登记复婚,做回了法律上的夫妻。
同年中秋之夜,冯婉喻由于肺炎而病危。天快亮时,全家人赶到医院,婉喻宁静地告别人间。她睁着无动机、非功利的眼睛,看着她周围的一张张脸。那是一双老天使的眼睛,眼里照射了婉喻和焉识的一生。
她的嘴唇动了动,丹珏把耳朵凑上去,听了一会,抬起脸来,摇了摇头。焉识看见婉喻脸上出现的焦灼,赶紧把耳朵贴到她嘴唇上。
他听着听着,点起头来,再转过脸,把嘴巴对准婉喻的耳朵。所有人看着这一对老恋人当众说着悄悄话。几个回合的悄语过后,焉识慢慢直起腰。婉喻已经抿住了嘴,闭上了眼。
没人问他们这辈子最后几句窃窃私语是什么,只有他们的孙女不太懂事,不太识相地追问:“恩奶最后说了什么?”
焉识神秘一笑。
孙女后来从焉识的回忆录中得知了老伉俪最后的情话——
妻子悄悄问:“他回来了吗?”
丈夫于是明白了,她打听的是她一直在等的那个人,虽然她已经忘了他的名字叫陆焉识。
“回来了。”丈夫悄悄地回答她。
“还来得及吗?”妻子又问。
“来得及的。他已经在路上了。”
“哦。路很远的。”

来源网络:饭局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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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点传统的变态情节木有啊?
 
又拍了个《活着》,禁演!
 
电影原来拍的都是后面的部分。。。
 
转:数学:张艺谋的《归来》、严歌岑及她的《陆犯焉识》
2014-05-22 00:09:52| 分类: 文史哲|举报|字号订阅

作者:数学 发布时间:2014-05-20 来源:强国论坛

张艺谋和严歌岑何曾有计划要用艺术作品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呢?那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先说我在百度上查到的著名女作家严歌岑的情况。注意到她比我小三岁,是在1958年出生,因此文革停课的时候她才上小学一年级,当然对文革什么的经验是很少的,反而我当时正上四年级,已经可以观察到许多社会上的事情,包括也可以看大字报,看传单,甚至对大字报的内容评价一番。

  严歌岑早年加入人民解放军,这一点和莫言的经历相当,人民解放军是培养著名作家的摇篮。此外,她能够参军这一点,就已经说明了她根红苗正,家庭出身良好,家里没有阶级敌人。我也是这样啊,我家庭出身是贫农,因此对于中国革命的态度,我按世俗的观点,那也是共产党毛主席对我家有恩,我也应当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否则岂不是也被称为道德沦丧?

  其实从百度百科搜到的严歌岑的词条中,专门讲到她父亲,是这样说的:“肖马(1930.11.18~2011.10.10 ) 原名严敦勋,厦门人,作家。1946年加入上海市立工专学校学习。1948年因从事学生运动被开除,随即赴苏北解放区。先后在华东革命大学、皖北区党委农村工作团等部门从事文化工作。1957年后调到安徽省文联工作。现为安徽省文联委员、作协理事、中国作协等。解放初开始发表作品,主要作品有《哨音》、《破壁记》等。”

  不出我之所料,她父亲既没有被打成右派,也没有被当成反革命抓起来,所以严歌岑才能够当兵嘛。而且她父亲是老革命,是在解放前就从事地下反抗国民党的工作的,当然后来也是老干部,甚至就算是老干部,这个词条中都没有“在文革中受到迫害”字样。其实这也正常,因为毕竟有百分之九十五的知识分子没有被打成右派和被当成反革命抓起来,即使在文革中,毛泽东的指示也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因此她父亲显然是在百分之九十五中的人。

  另一方面,严歌岑这个人发展得比我好,或者说她的衣服扣子扣的顺序正确,我敢说她很快就在人民解放军中入了党,而我呢?这一辈子就是一个落后分子,在军队试图入党入不了,入不了就算了嘛,中国人大多数都不是共产党员。而且我后来也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且对那些老了还入党的人激动万分感到不解。因此,严格说来,我是没有在党旗下宣誓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经历,反而严歌岑是一定有过这个经历的。但是加入美国籍后,我相信她放弃了共产主义信仰。而且,我认为她现在基本上是反革命思想。

  当我在2014年提到严歌岑是个反革命的时候,和当年提到完全不一样,我是站在中性立场上的客观描述,正如北大教授尹保云其实所持的思想也是反革命思想一样。我可以站在革命和反革命之间客观地说这么一个事实嘛。我也没有认为反革命就是坏人,也不过就是政治观点是倾向于认为毛泽东是坏人,中国革命是很坏的很负面的事情,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是很令人遗憾的事情,这样的观点当然是反革命观点,并不是说我就主张把他们都抓起来或者枪毙什么的。

  此外,我也可以选择反革命啊,至少我现在有这种可能不是?无所谓的嘛。尤其是我还没有在党旗下宣过誓。我觉得选择哪一方不过就是象斗地主的游戏那样,可以随意地选。

  不过呢,如果我选择反革命,加入资产阶级行列,那么我就要认为我的父亲和爷爷的出身很坏?他们怎么那么坏,居然是穷人?穷鬼?我要和他们划清界限?那么也许可能有泛爱主义者认为这都不对,一个大富翁不应当和他的穷人父母划清界限,一个穷人也不应当和他的富老爸划清界限。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那些努力描黑毛泽东时代的作家,如严歌岑,他们其实从岁数上看,基本上在文革时期才出生,或者才是一个上小学的小孩,因此完全没有毛泽东时代的深入生活,不过就是根据一些资料的预先的设想而构思他们的神话小说罢了。

  比如说,严歌岑从小在马鞍山长大,在文革后期当了兵,还是文艺兵,参军的时候才十二岁,她怎么可能有在大西北生活的经历呢?而且她写的小说那个反革命犯陆焉识,是在1960年被打成反革命的,因为,只有1980年才能够被平反,三中全会是在1979年底才开,那严歌岑怎么可能有1960年的生活呢?当然不可能。因此这些场景,都不是她的亲历,不过就是她根据其它的一些资料胡编乱造的故事。比如陆犯的妻子什么时候失忆,不就是由严歌岑决定的吗?

  另一方面,讲到什么催泪,我以为反革命文艺也是完全可以做到催泪的。我在当年当兵的时候,看过《智取威虎山》也看过朝鲜的电影《卖花姑娘》,智取威虎山中李勇奇一家,婴儿被匪徒活活摔死,媳妇也被匪徒打死,总共死了两个人,死得都很惨。而《卖花姑娘》到了结尾的时候,花妮一家总共只死了一个人,就是她的母亲,而且是得肺结核而死,这在当时抗菌素还没有发明的时候,基本上是不治之症,因此也算死得正常,但是我当时看着泪就花花地流。

  我就在当时想到了这么个问题,李勇奇一家死了两个人,而且都是被活活杀死,那花妮一家总共才死了一个人,是得肺结核而死,我为什么会为后者哭得厉害?而在看《智取威虎山》的时候,看到李勇奇一家两口人被杀害就没有象看《卖花姑娘》电影那样流那么多的泪?

  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艺术上描述的“悲惨”这事情,和实际如果用理工科的办法测量的“悲惨”这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有可能一个特别悲惨的事情,但是在艺术上没有什么话可说,而一个不太悲惨的稍好的事情,在艺术上却可以描述得惊天动地的,让人眼泪流成河。

  比如说吧,如果严歌岑在小说中描述那个陆犯一开始就被当成反革命一枪崩了,那她就写不下去了,张艺谋也就找不到催泪弹了,虽然被枪毙从测量学的角度更悲惨,但是从艺术角度讲,没有什么可说的。

  但是革命政权没有枪毙陆犯这个反革命,不是说明了革命政权更为温和吗?应当是的,当然,还有更温和的革命政权,但是更温和的革命政权,历史上要数巴黎公社,温和之后是个什么下场呢?是集体被处决。但是集体被处决肯定要比在大西北活个二十年更悲惨,但是这是从测量学上讲的,从艺术角度讲,那就简单了,不能够催泪了,不过就是哦,一大堆人被枪打死了。

  比如说吧,在中国解放前,闻一多是被暗杀的,但是暗杀,就要比在大西北生活二十年要悲惨得多,但是张艺谋和严歌岑何曾有计划要用艺术作品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呢?那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不合时宜的《归来》

作者:沙棘

正确的艺术作品,应该实事求是地反映革命历史及毛时代的问题,恰如其分地总结经验教训,而不是动辄将其艺术化夸大化,进而否定整个党、整个制度、整个时代,将整个党整个社会描述成任意迫害普通民众的残酷的专制机器。

电影《归来》色调黑暗压抑,通观全片鲜有亮色。代表共产党政权的干部在片中个个面目可憎,特别是祖峰(因在《潜伏》中饰演国民党特务李涯而出名并被定型)饰演的对陆焉识实施抓捕的邓主任,眼神发飘,鬼鬼祟祟,分明就是个国民党特务形象。影片展示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演员舞台妆则化得如鬼魅一般,多是一些狰狞表情的特写,仿佛一群复仇的女鬼,很难想象这就是共产党革命历史中的战士。更有老观众反映,看此片好似又回到了新中国老电影中呈现的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但此片分明又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新中国的故事。因此许多普通观众不由发出疑问,此片是否是蒋介石之流跑到台湾后,拍摄的反共影片?

  导演张艺谋90年代拍摄的《活着》讲述了一个在旧社会吃喝嫖赌顽劣成性的小地主福贵在新中国成立后,在无产阶级政权“威压”之下如艰难“活下去”的故事;2014年拍摄的《归来》,则描述了资产阶级花花公子陆焉识被打成右派后,如何艰难地回家与妻子团聚的经历。通过一些没有太多典型性和代表性的个体悲剧来否定和丑化新中国历史,是张艺谋电影的一个重要内容。而另一个重要背景是,此片小说原著《陆犯焉识》的作者严歌苓被誉为上海“张爱玲第二”,也是黄色反共电影《天浴》的作者。


  许多观众反映电影情节比较生硬、不完整,甚至十分“荒诞”。电影开演后很长时间都不能入戏,从头到尾,被弄得一头雾水。电影讲述男主人公陆焉识的两次“归来”:第一次从青海的监狱逃跑;第二次是文革结束平反后归来。陆焉识是谁?他做过什么?为什么做监狱?为什么逃跑?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一概不知。

  原著《陆犯焉识》中对陆焉识的身世、背景有过系统的展示,然而电影对这些内容讳莫如深。因为电影叙事上的不完整,因此我们需借助原著《陆犯焉识》来完成对张艺谋及严歌苓塑造的“陆焉识”的了解。

  原著的侧封是这样介绍陆焉识的:“本是上海大户人家才子+公子型少爷,聪慧而倜傥,会多国语言,也会讨女人喜欢……在美国华盛顿毫无愧意地过了几年花花公子的自由生活。毕业后回国的陆焉识博士开始了风流得意的大学教授生活。”

  可以看出,电影刻意规避了陆焉识的富家花花公子身份和经历,而把陆焉识塑造为一个好丈夫、宽厚的父亲和负责任的好男人,包括启用陈道明这样形象比较好的演员出演。而孰不知陆焉识在美国曾经有个意大利情人,回国后还有一个叫韩念痕的重庆情人。导演的这种规避处理,仅仅是用煽情的手法把他塑造成一个几乎高大全的老年知识分子的形象进行展示。在电影中,他遭受革命政府的残酷迫害,步入耋耄之年的他深爱着妻子并强烈渴望与妻子团聚,虽然女儿揭发自己,但仍然能体谅女儿的处境。电影导演通过这种方式来博取观众的同情,以达到对整个共产党政府及毛泽东时代的否定。因此,导演刻意将陆焉识富家花花公子身份和经历进行遮蔽,如果普通观众如能了解该人物背景,对其认同会大大降低,也更会丧失对毛泽东时代的批判力度。

  原著《陆犯焉识》的作者严歌苓之所以如实地展示主人公的花花公子经历,或许是在她的价值观里,对乱搞男女关系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但这种价值观显然不符合当下观众的普遍心理。因此电影导演对此进行了刻意的回避。由此,便导致电影出现了巨大的漏洞:陆焉识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为何被新中国迫害20年而不得与家人团聚?这些本来一个正常的电影必须交代清楚的背景,在《归来》中却完全没有。由此可见,为了否定新中国,为了否定共产党的革命历史,张艺谋可谓深思熟虑、绞尽脑汁。

  电影不仅仅对原著的很多本来必不可少的内容进行了规避,同时又刻意而生硬地添加了很多元素。分析这些刻意被增加和被删减的内容,导演可谓用心良苦。

  例如,关于她女儿,在原著中,丹丹这个人物跟《红色娘子军》以及舞蹈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是一个四十多岁待嫁的老姑娘,一位生物学博士)。开头浓墨重彩地用非常阴暗的电影色彩和调子描述《红色娘子军》的排练和演出。使得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成为这个剧关键的“悲剧起源”:为了争演主角,丹丹告发了父亲。陆焉识的女儿丹丹为了在主流意识形态中获取一个地位,突破了基本的人伦底线,并最终导致了其家破人亡式的惨剧。我们可以从多个镜头看到,不论是跳《红色娘子军》的演员还是台下面的观众,各个神情僵硬而麻木。《红色娘子军》演员的妆容、舞蹈的拍摄角度和时不时突然出现特写镜头甚至可以用恐怖形容。这也给观众传达了这样一个讯息,即《红色娘子军》所代表的革命时代和毛泽东时代,把“人”变成了“非人”。换句话说,《归来》的主题,就是讲述新中国如何将国民党及西方所“哺育”的会谈钢琴、会说法语、温情脉脉的知识分子及其家人变成了“非人”。所谓的《归来》,不过就是在呼唤西方列强及其傀儡政府(蒋家王朝)和帮腔的奴性知识分子们对中国的统治的“归来”。新中国已经成立六十多年了,可是公知们的思维却还停留在蒋介石时代!!

  这就是为什么,作为反共大V、造谣大V兼淫乱大V一身三任的薛蛮子,会兴高采烈地极端赞扬、推广和宣传张艺谋和严歌苓的《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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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所描述的内容是建国前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阐释了革命及共产党政权的合理性和正义性问题。《红色娘子军》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共九十年历史尤其是前六十年红色历史的缩影和代表性符号。《红色娘子军》不但是毛时代的艺术经典,也是新中国的艺术经典,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仍然承认其历史地位。张艺谋在电影中对《红色娘子军》表达了强烈的憎恶情绪,对其进行了刻意的否定和贬低,堪称一声“共产革命滚蛋,陆焉识归来!”的呐喊。在2014年春晚因为《红色娘子军》的上演引发国内外反共势力的诋毁和污蔑的背景下,张艺谋在电影《归来》中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此外,片中新中国共产党干部的形象,不论是工宣队队长、抓捕陆焉识的农场来的邓主任(由被定型成“李涯”的祖峰饰演,他诱骗丹丹交代其父亲的情况,许诺丹丹可以跳想要的角色,但并未兑现)、舞蹈学校领导,还是那个从未出场但是影片花大力气不断暗示冯婉喻遭到此人强暴的“方主任”,这些共产党的干部可谓各个面目可憎,自私冰冷。唯一稍微略通人情的街道主任(闫妮饰演),却似乎和共产党政府离心离德……


  关于电影背景,多做一点介绍。

  小说《陆犯焉识》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浪荡公子的一生传记。作者唏嘘感叹陆焉识上半生浮华和下半生“枯寂”。造成陆焉识后半生两次命运关键转折的是一个叫“大卫·韦”的人——此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任上海市政府教育厅的教育专员(新中国成立后有无此职务,尚待考证),也是陆焉识在上海的中学同学和美国留学时期的同学。

  作者将大卫·韦描述成一个虚伪、奸诈、心机重,没有德行的人。陆焉识的两次入狱,一次入国民党监狱,一次入共产党监狱,都是拜大卫·韦所赐。小说描写解放前陆焉识被大卫·韦挑唆利用,原本处于中间状态的他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成为共产党对付国民党的舆论武器,沦为国民党阶下囚。解放后,大卫·韦抓住陆焉识曾经对“共产主义”流露的不满,对其构陷,将其打为反革命,使其再次沦为共产党的阶下囚。

  张艺谋的《归来》,就是以陆焉识从共产党的监狱中逃跑为起点的。

  小说中虽未施以浓墨,但起到作用关键的“大卫·韦”——一名1936年入党的老党员,在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后,担任“上海市政府教育厅的教育专员”。这样一名老共产党员在文学作品中以这样丑陋的面目出现,真是罕见!原著编造了这样一个老共产党,该人对陆焉识进行构陷,造成了其命运的悲剧。众所周知的是,共产党之所以建立新中国,与早期的共产党人廉洁、正直、强烈的献身精神是息息相关的。毛时代涌现出大批品质高尚的共产党干部。严歌苓笔下像大卫·韦这种人品的老共产党员和老干部在历史上和现实中也实属少见。可以说,原著小说本身就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反共小说,而电影对关键元素的删减处理,实际上又不动声色地加强了这种倾向。然而,小说及电影所描述的陆焉识的悲剧事件在那个年代有多大程度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却是存在很大疑问的。因此,尽管该小说作者以第一人称口吻叙事,并告知“陆焉识”的原型是其祖父,以强化该小说叙事的可信性,然而其讲述故事的真实性和典型性根本无从谈起。


   关于所谓“伤痕文学”。

  文革结束后,八十年代出现了一大批对文革集中反思、批判和否定的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在特殊时期一定程度上有矫枉过正的合理性。其中很多作品都有通过夸大和渲染新中国局部的阴暗面,对共产党的整个历史进行否定和贬低的倾向。其招数很多,例如,通过丑化“马列主义老太太”,来否定马克思主义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干部群众,力图使主流意识形态成为观众的嘲笑对象。后来鉴于“伤痕文学”引发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乃至“动乱”,党中央及一大批革命元老主张坚决的抵制和反击,类似伤痕电影受到禁播。到了九十年代,在反和平演变、反对西方分化和西化的大背景下,这类文艺作品基本已经退出历史和主流意志形态,张艺谋的《活着》和田壮壮的《蓝风筝》等等自然会遭受禁播。

  现如今,在习近平总书记屡次强调客观对待两个三十年的历史,强调“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两个三十年“绝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的新时代,上映这样的一部彻底否定共产党九十年历史尤其是前六十年历史的作品是极不应该的。可以说这个“归来”是很不合时宜的。


  电影《归来》,试图利用个体化的小人物的悲剧来否定宏观历史和整个时代。这种手法在文艺作品中非常普遍。如果这个小人物的悲剧,是带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那么作品就会接近历史的真实,其艺术性也就比较高。老舍的很多作品,比如《月牙》、《骆驼祥子》,就属于这样的作品,旧社会的亿万劳动者的生存状态,就是那个样子。但是如果这个小人物的悲剧仅仅是个体性和偶然性的,那么它更多发泄的是个人和个别群体的私仇私恨,而没有太多的艺术价值。

  毛时代受伤者主要是干部群体和知识分子。全国打成右派的人数约为55万。张艺谋电影轰轰烈烈的上演,客观上给新时代的中国带来这样一个难题。改革开放以来下岗工人有4,000万,其中很多人的生存状态一度不如毛时代,一些人饿死,很多人被迫自杀、卖淫、犯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出现了非常多的血汗工厂,富士康“十三跳”的悲剧不是偶然,甚至在很多黑煤窑、黑工厂当中,“归来”的不是资本主义和封建社会,而是赤裸裸的奴隶制。因为黄赌毒的泛滥,受伤的家庭和个体更加不可统计。一个个故事具体看来、客观看来,也比较悲惨。如果有电影导演因为同情弱者,用张氏的手法,将一些个体的悲剧和近三十年及改革开放联系起来,比如在主人公下岗无助、饿死、自杀、卖淫中播放《春天的故事》,将个体悲剧渲染成改革开放时代的悲剧,达到彻底否定后三十年的目的,是否能够被允许?这就是不合时宜的《归来》带给我们的难题。

  对两个三十年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地总结和认识,分析清楚阴暗面存在于哪个层面。刻意地贬低哪个时代或者回避哪个时代的问题都是不足取的。无论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还是站在纯粹的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的立场上看,如果中国允许张艺谋的《归来》上映,也就很难去禁止后者的出现和上映。非常显然的是,下岗工人的数量比反右运动中遭受挫折右派比例高得多,其普遍性也更大。

  尽管毛时代“反右”运动出现了扩大化,改革开放以来的党中央从未认为反右不应该,更没有彻底否定过“反右”运动。但电影《归来》及原著小说中描述的悲剧,就是由“反右”导致、从“反右”开始的。当然电影小说实际上彻底否定的不仅仅是反右,而是整个毛时代。

  回顾真实的历史,“反右”中确实有一些人,气势汹汹,要和共产党轮流坐庄。陆焉识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即便在改革开放的今日,也仍然会触犯法律,像今天的一些反共的、危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被西方收买和控制的知识分子(如徐友渔等等),同样可能会被投入监狱。当年的“右派”的一个代表人物茅于轼,今天更是在美国情报部门控制的基金会的资助下大肆活动,他实事求是地猖狂宣布:他当年就是右派,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反对共产党,因此当年是被正确地打成右派,改革开放后为他平反说他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并不符合事实。按照历史的真实,毛时代最受压抑的,可能就是这样的人。而以原著中陆焉识花花公子的本性,生活放荡、乱搞情人的资产阶级丑恶作风,在毛时代当然会感到压抑。这样人物的“悲剧”故事,本来也无法也不应获得观众的同情、并产生悲剧的力量。

  当然,也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即陆焉识拥护共产党,陆焉识案属于反右扩大化中的冤案,他因为得罪某些干部和领导被人陷害迫害。那么问题的所在,是共产党肌体上某些干部的官僚主义倾向和作风。文革前,中国社会的确存在阴暗面,党的历史决议中早已指出这一点。当时干部队伍中,确实有一定的官僚主义问题,这不仅在反右中有体现,在大跃进中也有体现,这也是毛泽东发动文革及反反修防修运动、做出反和平演变战略部署的初衷之一。对这些问题进行否认是不对的。改革开放时代,尤其是当前的新时代,对毛泽东反和平演变的遗产进行了认真的继承和发扬。

  正确的艺术作品,应该实事求是地反映革命历史及毛时代的问题,恰如其分地总结经验教训,而不是动辄将其艺术化夸大化,进而否定整个党、整个制度、整个时代,将整个党整个社会描述成任意迫害普通民众的残酷的专制机器。张艺谋的电影,事实上将共产党干部中的局部问题,渲染成整体性问题,将个体的悲剧其等同于整个时代进行否定,这不但不利于正确认识历史和经验总结教训,也是在刻意地挑拨和分裂当前的社会。在广大人民群众都在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的时刻,上演《归来》这样一部反共伤痕电影,实在是不合时宜的。
 
好多背景都没有拍出来,所以对人物的塑造远没有原作来得厚重。

张艺谋怎么越来越不行了?
 
可能是张有意回避政治,以免无法通过政审,他只是想讲述他比较擅长的细腻感情故事,使得整个故事很淡薄,讲述的只是一个失忆的老夫妻的故事,放在什么背景下都可以。有些过于模仿那个美国电影的痕迹。
 
电影里讲述的故事太单薄了。 没有了背后的那些背景,和前面发生的那一切, 突然来一个“纵使相见不相识”,既突兀,又无法令人感动。
 
可能是张有意回避政治,以免无法通过政审,他只是想讲述他比较擅长的细腻感情故事,使得整个故事很淡薄,讲述的只是一个失忆的老夫妻的故事,放在什么背景下都可以。有些过于模仿那个美国电影的痕迹。
电影里讲述的故事太单薄了。 没有了背后的那些背景,和前面发生的那一切, 突然来一个“纵使相见不相识”,既突兀,又无法令人感动。
在有限制的情况下,很多作品,拍不如不拍,再说中国的导演10有89是废物
 
钢琴曲弹起来的时候,是很感人的。

所谓的右派,很多都是大知识分子,有学问的人。国民党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人。
知识越多越反动, 所以国民党都是反动派。
 
知识越多越反动, 所以国民党都是反动派。
所谓右派,其实是共产党想打倒一批人给的帽子而已,叫流氓犯也可以
 
所谓右派,其实是共产党想打倒一批人给的帽子而已,叫流氓犯也可以
我总觉得所谓 “反动派” “右派”, 这种罪名是最鸡贼, 最滑头的罪名了, 充分体现了我党的政治智慧。

因为这些罪名的定义完全取决于参照系的定义。 纵观古今中外, 你只要是个人,无论你的立场、事迹,只要我党愿意,就能把你定义成“反动派” 或者 “右派”。 而且还不是那种故意歪曲,什么没杀人却说你是杀人犯, 之类的。 这种“反动派”, “右派”的定义, 完全经得起各种考验。堂堂正正的罪名。 这大概就是阳谋了吧。
 
我总觉得所谓 “反动派” “右派”, 这种罪名是最鸡贼, 最滑头的罪名了, 充分体现了我党的政治智慧。

因为这些罪名的定义完全取决于参照系的定义。 纵观古今中外, 你只要是个人,无论你的立场、事迹,只要我党愿意,就能把你定义成“反动派” 或者 “右派”。 而且还不是那种故意歪曲,什么没杀人却说你是杀人犯, 之类的。 这种“反动派”, “右派”的定义, 完全经得起各种考验。堂堂正正的罪名。 这大概就是阳谋了吧。
其实现在已经挺好了,以前到家人一抓,现行反革命,过几天就毙了,或者30年劳改,你也没啥话可讲,如果是枪毙,家属还要付子弹费
 
知识就是力量。你对知识的认识还停留在毛泽东时代,实在是不合时宜了。
老毛不喜欢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不好糊弄,他们有自己的想法,不会和没文化没知识的人一起走路,还要提很多反对意见。当然老毛不喜欢。当年的知识分子被整得多惨。可是时间可以证明很多情况,现在看,谁对谁错,一目了然。
知识分子应该特别对待,允许人家自由发表言论,以理服人。
淡定, 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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