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嗡阿热巴扎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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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佛教的思考
济群法师
自太虚大师高举人生佛教的旗帜后,在两岸三地佛子的共同推动下,基本成为当代汉传地区佛教思想的主流。全面了解人生佛教,也就把握了当今教界的脉动。
人生佛教的内涵非常宽泛。我从九十年代初开始弘法,十多年来;始终希望从佛法的角度关注社会人生,包括信仰、道德、财富、环保等现实问题,为民众提供智慧的思考。
本文则想从宏观的角度着眼,为大家认识人生佛教提供一个思路。
一、人生佛教的提出
人生佛教的理念,由近代高僧太虚大师率先提出。大师所处的清末民初,内忧外患,国势颓败,教界亦面临同样的危局。中国国势自隋唐达至鼎盛,宋元以降便逐渐衰落。佛教的命运几乎与国运同步,自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传入中国,至隋唐走向巅峰,其后便宗门不振、教下式微了。
佛教的衰微,原因固然很多。但以近数百年教界的状况来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是经忏佛事的盛行,使民众普遍以为佛教乃为死人服务的法门。这一影响至今不衰,很多人临到操办丧事时,才念及专院和僧人。在香港地区,甚至有人认为遇见出家人不吉利,便是这一流弊造成的。
其次是往生净土思想的普及,使民众以为佛教只关心来世并视为死亡的宗教。所以,不妨等死之将至时再着手修行,年轻时大可享受人生。佛教信徒中,老年信众的比例远高于年轻人,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是禅者生活形态的影响。禅僧多重视个人了脱生死,其修行方式又使其多选择隐逸的生活,居于水边林下,入山惟恐不深。既不观世间喧闹,亦不闻社会疾苦,带有浓厚的出世色彩。这种山林佛教,又使得民众视佛教为消极遁世的逃避。
针对这些状况,太虚大师提出了“三大革命”方针,即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在当时,这一观点无疑是振聋发聩的,大师也因此被称为“革命和尚”。
教理革命,是要恢复教理的纯正性。佛教在中国两千年的传播过程中,因为翻译或是理解的失误,难免出现一些偏差,形成鬼神化、神秘化、哲理化、出世化、世俗化等倾向。教理革命,便是要革除这些流弊,恢复佛教的本来面目。
教制革命,是要革除佛教在中国社会环境下形成的一些不良制度。佛教戒律是本着法治的精神确立,僧事僧断,有良好的民主氛围。而中国却有着悠久的人治传统,绵延数千年,僧团也难免受到影响。随着丛林清规的兴起,僧团向人治转型,其发展之最便是家长制。传统寺院有十方丛林和子孙寺庙之分。丛林方文由十方选贤,只要德行高广,无论来自何地皆可出任住持并统领僧众。而子孙寺庙则在师徒间传承。由师父传给徒弟,徒弟传给徒孙。日本有些寺庙甚至以血缘相承,由父亲传给儿子,儿子传给孙子。这一制度对佛教发展极为不利,容易使寺庙沦为私人财物。教制革命,便是要改革这些不良制度,恢复佛陀制戒的根本精神。
教产革命,即对僧团财产进行规划。原始僧团实行财产平均分配,和合共住制度。僧人是无产者,不可拥有私人财产。“一钵千家饭,孤身万里游”,过着行云流水般的生活。但随着制度的错位,如子孙寺庙的出现,部分寺庙已成为私人财物。若这些增人品行不过关。便可能将教产用于个人享乐,影响佛教的健康发展。针对这一问题,太虚大师制定了一整套改革制度,希望通过各级佛教组织统一管理寺产,并从全局出发,根据佛教发展需要进行分配。
人生佛教的理念,正是“教理革命”的重要内涵。
济群法师
自太虚大师高举人生佛教的旗帜后,在两岸三地佛子的共同推动下,基本成为当代汉传地区佛教思想的主流。全面了解人生佛教,也就把握了当今教界的脉动。
人生佛教的内涵非常宽泛。我从九十年代初开始弘法,十多年来;始终希望从佛法的角度关注社会人生,包括信仰、道德、财富、环保等现实问题,为民众提供智慧的思考。
本文则想从宏观的角度着眼,为大家认识人生佛教提供一个思路。
一、人生佛教的提出
人生佛教的理念,由近代高僧太虚大师率先提出。大师所处的清末民初,内忧外患,国势颓败,教界亦面临同样的危局。中国国势自隋唐达至鼎盛,宋元以降便逐渐衰落。佛教的命运几乎与国运同步,自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传入中国,至隋唐走向巅峰,其后便宗门不振、教下式微了。
佛教的衰微,原因固然很多。但以近数百年教界的状况来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是经忏佛事的盛行,使民众普遍以为佛教乃为死人服务的法门。这一影响至今不衰,很多人临到操办丧事时,才念及专院和僧人。在香港地区,甚至有人认为遇见出家人不吉利,便是这一流弊造成的。
其次是往生净土思想的普及,使民众以为佛教只关心来世并视为死亡的宗教。所以,不妨等死之将至时再着手修行,年轻时大可享受人生。佛教信徒中,老年信众的比例远高于年轻人,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是禅者生活形态的影响。禅僧多重视个人了脱生死,其修行方式又使其多选择隐逸的生活,居于水边林下,入山惟恐不深。既不观世间喧闹,亦不闻社会疾苦,带有浓厚的出世色彩。这种山林佛教,又使得民众视佛教为消极遁世的逃避。
针对这些状况,太虚大师提出了“三大革命”方针,即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在当时,这一观点无疑是振聋发聩的,大师也因此被称为“革命和尚”。
教理革命,是要恢复教理的纯正性。佛教在中国两千年的传播过程中,因为翻译或是理解的失误,难免出现一些偏差,形成鬼神化、神秘化、哲理化、出世化、世俗化等倾向。教理革命,便是要革除这些流弊,恢复佛教的本来面目。
教制革命,是要革除佛教在中国社会环境下形成的一些不良制度。佛教戒律是本着法治的精神确立,僧事僧断,有良好的民主氛围。而中国却有着悠久的人治传统,绵延数千年,僧团也难免受到影响。随着丛林清规的兴起,僧团向人治转型,其发展之最便是家长制。传统寺院有十方丛林和子孙寺庙之分。丛林方文由十方选贤,只要德行高广,无论来自何地皆可出任住持并统领僧众。而子孙寺庙则在师徒间传承。由师父传给徒弟,徒弟传给徒孙。日本有些寺庙甚至以血缘相承,由父亲传给儿子,儿子传给孙子。这一制度对佛教发展极为不利,容易使寺庙沦为私人财物。教制革命,便是要改革这些不良制度,恢复佛陀制戒的根本精神。
教产革命,即对僧团财产进行规划。原始僧团实行财产平均分配,和合共住制度。僧人是无产者,不可拥有私人财产。“一钵千家饭,孤身万里游”,过着行云流水般的生活。但随着制度的错位,如子孙寺庙的出现,部分寺庙已成为私人财物。若这些增人品行不过关。便可能将教产用于个人享乐,影响佛教的健康发展。针对这一问题,太虚大师制定了一整套改革制度,希望通过各级佛教组织统一管理寺产,并从全局出发,根据佛教发展需要进行分配。
人生佛教的理念,正是“教理革命”的重要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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