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chard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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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欠了我5亿澳元。我们正在起诉他们，…… 我们现在和这些中国杂种有三桩法律纠纷 -- 我这么说因为他们是共产党，他们射杀自己的人民，他们没有司法体系，他们想要控制这个国家（澳洲）。……中国政府想要输入劳工来摧毁我们的工资体系，他们还要控制我们的港口和免费获取我们的资源。……我不介意挺身而出阻止这些中国混蛋。” 面对主持人对他挪用中国合作方资金用于政党竞选指控的节节追问，澳洲矿业大亨克莱夫•帕尔默（Clive Palmer） 在8月18日澳洲电视台的时事论辩直播节目中爆起了粗口。
不出预料，这番“辱华”言论激起了包括环球时报评论员在内的很多中国媒体和民众的愤怒。按照环球时报评论员的观点，帕尔默的表现是“澳社会对华态度变坏的标志”，对此中国需要对帕尔默乃至澳大利亚考虑经济上的制裁和政治上的疏远。
帕尔默的言论当然反映了这位2012年位居澳洲富人榜第五位的商人兼新晋参议员的粗鄙。讽刺的是，就在不久前，帕尔默还是一个不遗余力的“挺中派”。
他拥有的最大煤矿项目被命名为China First （中国第一）；2011年当他的公司试图在香港上市时，他公开指责澳洲政府对外国投资特别是中国对澳投资的审查是“种族歧视”行为；在2008年的亚洲协会午餐会上，他发表演讲的标题是：“克莱夫•帕尔默和他对中国的爱”；他在媒体访谈中不止一次地提到过，1962年当他还是一个8岁小男孩时，跟随父母在中国的旅行。他声称在那次神秘的访问中，他和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就有过近距离接触，并有幸被毛泽东抱在膝上——尽管这番经历的真实性一直有待证实。
2013年帕尔默率领一个刚刚建立的小党派（帕尔默联合党），在选举中一举夺得澳洲参议院的三个席位，他的成功主要凭借的就是一些民粹主义的政纲，并且抓住了选民对澳洲两大主要政党（工党和自由党）的不满。而这次借助对“中国政府”的攻击，他成功地转移了对他竞选资金来源正当性的拷问。
虽然具有戏剧性，帕尔默个人的品德和教养并不是一个多么值得讨论的话题，倒是引发这次风波的中国在澳投资提供了一个中资企业走出去的案例。
从2006年中信泰富宣布投资帕尔默拥有的西澳铁矿石项目起，这个迄今为止中国在澳洲最大的投资项目已经成为中信泰富挥之不去的梦魇。从2008年中信泰富投资澳币衍生品导致巨额亏损几乎陷入灭顶之灾；到项目进度严重滞后、项目实际投资超出预算5倍；再到现在官司缠身，不夸张地说，这个在中国内地业务无往不利的优势企业，在这个澳洲项目上却举步唯艰。对这个样本的探求也许可以为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投资提供一些启示。
首先，追溯这笔投资的根源，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中资企业对于铁矿石是战略性资产、需要确保供给安全的判断。根据安永2013年的估计，中国在能源与金属行业领域的对外投资占到2005年到2013年上半年对外投资总额的70%。作为2010年除中国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卢森堡等避税天堂外最大的投资目的地，澳大利亚这个资源富国近年来迎来了一大批来自中国的大规模投资。
当矿产项目成为中企在海外竞相追逐的战略性资源，并被赋予了可以增进中国经济安全的意义时，两个后果是显而易见的：一是，由于投资动因中含有非商业性因素，并可能得到中国官方在金融、财务等方面的支持，这类投资很容易引起项目所在国舆论的疑虑和反弹；二是，中资企业将不得不为收购海外矿产项目付出高额溢价。
而实际上，近年来矿产品的价格走势表明，矿产和其他商品相比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供求关系还是决定价格的最重要因素。由于市场需求的疲软，铁矿石的国际价格今年以来已经下跌近30%。
作为澳洲铁矿石最大客户的中国钢铁行业，又恰恰是不应再继续增加产量的行业。当前中国钢铁产量已经占到世界总产量的一半，出口也从2003年的8百万吨跃升到2013年的超过6千万吨。但是，钢铁生产中很多隐形的环境成本并没有反映在中国钢铁产品的销售价格中。伴随大额钢材出口而来的，还有国外对中国政府向钢材产品补贴的指控以及由此引发的贸易争端。
从目前的情况看，对中国钢铁企业来说，直接投资海外矿产开采项目未见得比用贸易方式获取原材料供应更有利。 与铁矿石等实物资产相比，人力资本的增进、先进技术的获取乃至管理制度的学习和创新，也许才应该是中国企业国际化更需要关注的目标。
其次，作为中信旗下公司，中信泰富的国资背景是在投资国受到诟病的主要原因。根据中国商务部发布的中国2011-2012 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报告，在中国企业2011年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中，国有企业的对外投资占到了一半以上。如果说中国政府和中国国企在国内经济发展中的积极意义尚值得肯定的话，在国际市场上国企作为走出去战略的执行者具有明显的先天劣势。与私营企业相比，中国国有企业的政府背景以及国际扩张的非商业性意图，始终是这些企业国际化的巨大障碍。它们在海外市场的误判非但会使国有资本受损，而且还有可能连带造成对中国国家名誉的负面影响。
最后，和我们在人际交往中能体会到的道理一样，钱未必能买来尊重。中信泰富在对帕尔默拥有的澳洲项目上的投资条件不可谓不丰厚。根据合同条款，中信泰富不仅需要首先支付超过4亿美元获得对20亿吨磁铁矿的开采权，而且还需要根据实际开采量支付两笔每年理论上可以高达2亿美元以上的开采特许费。此外，中信泰富还需要投资修建项目所需的港口、发电站、海水淡化厂、公路等基础设施，而帕尔默的公司将拥有这些设施的所有权。难怪澳洲的财经媒体对此评论到，这是一笔“非凡”（extraordinary）的交易，也是一个商人一生中难得碰到的机遇。然而，这些投资并没有换来建设性的合作关系。
对上述问题的应对，显然不能像环球时报评论员所建议的经济制裁加上不相往来。毕竟，中澳贸易近年来的突飞猛进不是单向施与的结果，而是双方共同的经济需要。中国对一个国家的自我封闭，只会给其他国家的企业提供了在与中国经济合作中索取超额利润的机会。但是，中国企业不应该再成为某些人眼中的土豪。相反，专业、成熟的投资态度，以及对当地法律、政策、文化的深入了解，才是中企特别是中国民营企业作为海外投资者为中国以及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赢得尊重的关键。
不出预料，这番“辱华”言论激起了包括环球时报评论员在内的很多中国媒体和民众的愤怒。按照环球时报评论员的观点，帕尔默的表现是“澳社会对华态度变坏的标志”，对此中国需要对帕尔默乃至澳大利亚考虑经济上的制裁和政治上的疏远。
帕尔默的言论当然反映了这位2012年位居澳洲富人榜第五位的商人兼新晋参议员的粗鄙。讽刺的是，就在不久前，帕尔默还是一个不遗余力的“挺中派”。
他拥有的最大煤矿项目被命名为China First （中国第一）；2011年当他的公司试图在香港上市时，他公开指责澳洲政府对外国投资特别是中国对澳投资的审查是“种族歧视”行为；在2008年的亚洲协会午餐会上，他发表演讲的标题是：“克莱夫•帕尔默和他对中国的爱”；他在媒体访谈中不止一次地提到过，1962年当他还是一个8岁小男孩时，跟随父母在中国的旅行。他声称在那次神秘的访问中，他和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就有过近距离接触，并有幸被毛泽东抱在膝上——尽管这番经历的真实性一直有待证实。
2013年帕尔默率领一个刚刚建立的小党派（帕尔默联合党），在选举中一举夺得澳洲参议院的三个席位，他的成功主要凭借的就是一些民粹主义的政纲，并且抓住了选民对澳洲两大主要政党（工党和自由党）的不满。而这次借助对“中国政府”的攻击，他成功地转移了对他竞选资金来源正当性的拷问。
虽然具有戏剧性，帕尔默个人的品德和教养并不是一个多么值得讨论的话题，倒是引发这次风波的中国在澳投资提供了一个中资企业走出去的案例。
从2006年中信泰富宣布投资帕尔默拥有的西澳铁矿石项目起，这个迄今为止中国在澳洲最大的投资项目已经成为中信泰富挥之不去的梦魇。从2008年中信泰富投资澳币衍生品导致巨额亏损几乎陷入灭顶之灾；到项目进度严重滞后、项目实际投资超出预算5倍；再到现在官司缠身，不夸张地说，这个在中国内地业务无往不利的优势企业，在这个澳洲项目上却举步唯艰。对这个样本的探求也许可以为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投资提供一些启示。
首先，追溯这笔投资的根源，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中资企业对于铁矿石是战略性资产、需要确保供给安全的判断。根据安永2013年的估计，中国在能源与金属行业领域的对外投资占到2005年到2013年上半年对外投资总额的70%。作为2010年除中国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卢森堡等避税天堂外最大的投资目的地，澳大利亚这个资源富国近年来迎来了一大批来自中国的大规模投资。
当矿产项目成为中企在海外竞相追逐的战略性资源，并被赋予了可以增进中国经济安全的意义时，两个后果是显而易见的：一是，由于投资动因中含有非商业性因素，并可能得到中国官方在金融、财务等方面的支持，这类投资很容易引起项目所在国舆论的疑虑和反弹；二是，中资企业将不得不为收购海外矿产项目付出高额溢价。
而实际上，近年来矿产品的价格走势表明，矿产和其他商品相比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供求关系还是决定价格的最重要因素。由于市场需求的疲软，铁矿石的国际价格今年以来已经下跌近30%。
作为澳洲铁矿石最大客户的中国钢铁行业，又恰恰是不应再继续增加产量的行业。当前中国钢铁产量已经占到世界总产量的一半，出口也从2003年的8百万吨跃升到2013年的超过6千万吨。但是，钢铁生产中很多隐形的环境成本并没有反映在中国钢铁产品的销售价格中。伴随大额钢材出口而来的，还有国外对中国政府向钢材产品补贴的指控以及由此引发的贸易争端。
从目前的情况看，对中国钢铁企业来说，直接投资海外矿产开采项目未见得比用贸易方式获取原材料供应更有利。 与铁矿石等实物资产相比，人力资本的增进、先进技术的获取乃至管理制度的学习和创新，也许才应该是中国企业国际化更需要关注的目标。
其次，作为中信旗下公司，中信泰富的国资背景是在投资国受到诟病的主要原因。根据中国商务部发布的中国2011-2012 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报告，在中国企业2011年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中，国有企业的对外投资占到了一半以上。如果说中国政府和中国国企在国内经济发展中的积极意义尚值得肯定的话，在国际市场上国企作为走出去战略的执行者具有明显的先天劣势。与私营企业相比，中国国有企业的政府背景以及国际扩张的非商业性意图，始终是这些企业国际化的巨大障碍。它们在海外市场的误判非但会使国有资本受损，而且还有可能连带造成对中国国家名誉的负面影响。
最后，和我们在人际交往中能体会到的道理一样，钱未必能买来尊重。中信泰富在对帕尔默拥有的澳洲项目上的投资条件不可谓不丰厚。根据合同条款，中信泰富不仅需要首先支付超过4亿美元获得对20亿吨磁铁矿的开采权，而且还需要根据实际开采量支付两笔每年理论上可以高达2亿美元以上的开采特许费。此外，中信泰富还需要投资修建项目所需的港口、发电站、海水淡化厂、公路等基础设施，而帕尔默的公司将拥有这些设施的所有权。难怪澳洲的财经媒体对此评论到，这是一笔“非凡”（extraordinary）的交易，也是一个商人一生中难得碰到的机遇。然而，这些投资并没有换来建设性的合作关系。
对上述问题的应对，显然不能像环球时报评论员所建议的经济制裁加上不相往来。毕竟，中澳贸易近年来的突飞猛进不是单向施与的结果，而是双方共同的经济需要。中国对一个国家的自我封闭，只会给其他国家的企业提供了在与中国经济合作中索取超额利润的机会。但是，中国企业不应该再成为某些人眼中的土豪。相反，专业、成熟的投资态度，以及对当地法律、政策、文化的深入了解，才是中企特别是中国民营企业作为海外投资者为中国以及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赢得尊重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