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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卫视8月5日消息，本栏目日前收到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硕士研究生 张望 来稿《原爆纪念日的反思》全文如下：
踏入八月，曾经受到原子弹轰炸的两座城市，广岛和长崎，又迎来了他们新一年的原爆纪念日。两年前的夏天，笔者曾经和几个韩国留学生前往广岛原爆和平纪念馆参观。纪念馆内布满印有当时惨状的照片、模型以及看完之后令人震撼不已的受害者遗物。
不过，令笔者难忘的，还有韩国留学生的几句牢骚。其中一位同学对我说，遭到原爆的日本人的确很可怜，但是，他们有没有想过被他们侵略的亚洲国民的悲惨遭遇呢？他们有没有想过自己为什么会被原子弹攻击呢？
核子轰炸的是与非
这位韩国同学的想法，相信很多中国人也会非常认同。去年八月，《中国青年报》就刊登了一篇名为《美国向日本投原子弹错了吗？》的评论文章，猛烈抨击了中国国内一些同情日本的言论。这篇文章认为，对广岛受害者可以表示同情，但这并不等于美国对日动用核武不对。
该文指出，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仍想继续顽抗，美国想减少伤亡，用武器优势结束战争，无可厚非。而且，日本政府即代表日本国民，国民当然要为政府的侵略决策承担责任，再加上当时日本政府与国民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分界线，挨炸弹是他们必须承担的后果。该文作者认为，对于一场正义的反侵略战争、原子弹就是支持正义的强大力量。
以上的论调，如果从现实的理性计算层面来看，的确有一定的合理性。不过，如果换作是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就未必同意这一观点。这位以《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和《政治自由主义》（Political Liberalism）两本着作而闻名西方学界的的政治学者，曾经于一九九五年(即日本战败五十周年)在学刊上撰文，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详细讨论过这一问题。
罗尔斯认为，对广岛和日本其它城市的狂轰滥炸，是一种极大的犯罪。在他看来，这样的战争行为，只有在民主国家为了消除生存危机而不得不为之的情况下才能去做(如类似一九四一年英国面对纳粹德国大举进攻的情况)。然而，美国对日本本土使用核武，并非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是可以竭力去避免犯下的罪恶。罗尔斯批评在当时的杜鲁门政府内，「目的可为手段辩护」的实用主义思维占上风，致使美国决定对敌国平民使用核武。那些认为使用核武可以使许多生命免遭损失的论调，事实上隐藏着只看重美国士兵的生命，而把日本人的生命，特别是日本平民的生命，视为草芥的逻辑。
受害者意识强烈
罗尔斯作为一个美国人，从人类普世道德价值的层面对五十多年前发生在广岛和长崎市民身上的悲剧有所反省，值得敬佩。但是，如果结合战后日本社会的现实情况来看，这样的论调实在不宜过份强调，其原因在于：直到现在，相当一部分日本人仍然认为日本是战争的受害者，多于是战争的加害者。
笔者在留日期间，曾经对日本社会进行过一段观察，发现部分日本人的这种受害者意识，依然可以从日本现在的传媒和教科书上隐约反映出来。比如说有半官方背景的日本NHK电视台，曾经在晚上黄金时段播放过一部名为《战舰大和沉没-巨舰大炮主义的悲剧》的纪录片。在片中，解说员除了介绍这艘当时最大最新的超级战列舰的性能和战史外，还采访了一些大和号战舰的幸存官兵，并对他们战友为国牺牲的行为加以肯定。在片尾，解说员还以语带惋惜的口吻对大和号的英勇作战大加赞美了一番，令人看了很不舒服。
除了媒体之外，日本的教科书也有这样的倾向。笔者手上就有一本东京书籍出版社于九五年编写的小学历史教科书。在书中，编者对日本侵略历史虽然也有完整的描述，称不上是歪曲历史，但相比之下，描写日本本土受袭的内容则更为感性，还加上一张反映当时空袭东京时市民惨况的彩图，其背后的暗示显而易见。
部分日本人的这种历史观，在笔者看来，仍然和日本文化中的一大顽症-「功利导向的价值相对主义思维模式」有关。这样的思维方式，以自我为中心，强调人生没有绝对必须遵循的规范和行为准则，一切都是相对的，作出决定的依据不是任何绝对的原则，而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和现实环境。
就是在这种善恶不分的思维模式下，再加上其它的客观因素(如对忠义价值的绝对信奉及战后美国对日本的纵容)，至使部分日本人至今仍然认为日中战争是正当的，因为西方列强当时也在殖民中国，日本不发动战争会危及自身的安全；南京大屠杀也是合理的，因为这都是为解放亚洲而进行的正当而必要的行为，反正打仗难免死人；至于发动太平洋战争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是为当时国际形势所逼，况且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本来就是十九世纪以来西方国际政治的游戏规则，日本只是模仿和适应这一规则，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为了日本 正视罪恶
笔者相信，相当一部分日本人(包括年青一代)，至今仍或多或少抱有以上这些想法。笔者在这里再次把这一问题提出来，不是为了要敲打日本，也不是要日本人再作几次谢罪道歉。笔者只是希望，新一代的日本人，除了应以原子弹受害者的身份继续批判核武器，并继续推动日本乃至全球无核化之外，也应多以加害者的角度体谅受害国人民的感受，坦然面对历史问题，寻求日本文化价值的新生。正如著名《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所说：正视罪恶，不是为了中国，而是为了日本。
此文原载8月5日香港信报
踏入八月，曾经受到原子弹轰炸的两座城市，广岛和长崎，又迎来了他们新一年的原爆纪念日。两年前的夏天，笔者曾经和几个韩国留学生前往广岛原爆和平纪念馆参观。纪念馆内布满印有当时惨状的照片、模型以及看完之后令人震撼不已的受害者遗物。
不过，令笔者难忘的，还有韩国留学生的几句牢骚。其中一位同学对我说，遭到原爆的日本人的确很可怜，但是，他们有没有想过被他们侵略的亚洲国民的悲惨遭遇呢？他们有没有想过自己为什么会被原子弹攻击呢？
核子轰炸的是与非
这位韩国同学的想法，相信很多中国人也会非常认同。去年八月，《中国青年报》就刊登了一篇名为《美国向日本投原子弹错了吗？》的评论文章，猛烈抨击了中国国内一些同情日本的言论。这篇文章认为，对广岛受害者可以表示同情，但这并不等于美国对日动用核武不对。
该文指出，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仍想继续顽抗，美国想减少伤亡，用武器优势结束战争，无可厚非。而且，日本政府即代表日本国民，国民当然要为政府的侵略决策承担责任，再加上当时日本政府与国民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分界线，挨炸弹是他们必须承担的后果。该文作者认为，对于一场正义的反侵略战争、原子弹就是支持正义的强大力量。
以上的论调，如果从现实的理性计算层面来看，的确有一定的合理性。不过，如果换作是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就未必同意这一观点。这位以《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和《政治自由主义》（Political Liberalism）两本着作而闻名西方学界的的政治学者，曾经于一九九五年(即日本战败五十周年)在学刊上撰文，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详细讨论过这一问题。
罗尔斯认为，对广岛和日本其它城市的狂轰滥炸，是一种极大的犯罪。在他看来，这样的战争行为，只有在民主国家为了消除生存危机而不得不为之的情况下才能去做(如类似一九四一年英国面对纳粹德国大举进攻的情况)。然而，美国对日本本土使用核武，并非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是可以竭力去避免犯下的罪恶。罗尔斯批评在当时的杜鲁门政府内，「目的可为手段辩护」的实用主义思维占上风，致使美国决定对敌国平民使用核武。那些认为使用核武可以使许多生命免遭损失的论调，事实上隐藏着只看重美国士兵的生命，而把日本人的生命，特别是日本平民的生命，视为草芥的逻辑。
受害者意识强烈
罗尔斯作为一个美国人，从人类普世道德价值的层面对五十多年前发生在广岛和长崎市民身上的悲剧有所反省，值得敬佩。但是，如果结合战后日本社会的现实情况来看，这样的论调实在不宜过份强调，其原因在于：直到现在，相当一部分日本人仍然认为日本是战争的受害者，多于是战争的加害者。
笔者在留日期间，曾经对日本社会进行过一段观察，发现部分日本人的这种受害者意识，依然可以从日本现在的传媒和教科书上隐约反映出来。比如说有半官方背景的日本NHK电视台，曾经在晚上黄金时段播放过一部名为《战舰大和沉没-巨舰大炮主义的悲剧》的纪录片。在片中，解说员除了介绍这艘当时最大最新的超级战列舰的性能和战史外，还采访了一些大和号战舰的幸存官兵，并对他们战友为国牺牲的行为加以肯定。在片尾，解说员还以语带惋惜的口吻对大和号的英勇作战大加赞美了一番，令人看了很不舒服。
除了媒体之外，日本的教科书也有这样的倾向。笔者手上就有一本东京书籍出版社于九五年编写的小学历史教科书。在书中，编者对日本侵略历史虽然也有完整的描述，称不上是歪曲历史，但相比之下，描写日本本土受袭的内容则更为感性，还加上一张反映当时空袭东京时市民惨况的彩图，其背后的暗示显而易见。
部分日本人的这种历史观，在笔者看来，仍然和日本文化中的一大顽症-「功利导向的价值相对主义思维模式」有关。这样的思维方式，以自我为中心，强调人生没有绝对必须遵循的规范和行为准则，一切都是相对的，作出决定的依据不是任何绝对的原则，而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和现实环境。
就是在这种善恶不分的思维模式下，再加上其它的客观因素(如对忠义价值的绝对信奉及战后美国对日本的纵容)，至使部分日本人至今仍然认为日中战争是正当的，因为西方列强当时也在殖民中国，日本不发动战争会危及自身的安全；南京大屠杀也是合理的，因为这都是为解放亚洲而进行的正当而必要的行为，反正打仗难免死人；至于发动太平洋战争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是为当时国际形势所逼，况且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本来就是十九世纪以来西方国际政治的游戏规则，日本只是模仿和适应这一规则，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为了日本 正视罪恶
笔者相信，相当一部分日本人(包括年青一代)，至今仍或多或少抱有以上这些想法。笔者在这里再次把这一问题提出来，不是为了要敲打日本，也不是要日本人再作几次谢罪道歉。笔者只是希望，新一代的日本人，除了应以原子弹受害者的身份继续批判核武器，并继续推动日本乃至全球无核化之外，也应多以加害者的角度体谅受害国人民的感受，坦然面对历史问题，寻求日本文化价值的新生。正如著名《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所说：正视罪恶，不是为了中国，而是为了日本。
此文原载8月5日香港信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