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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麽不愿意成为基督徒
原载《海外校园》http://www.oc.org/gb_txt/index.htm
作者：范学德
我没有信仰真空
在中国，我从没想过要成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研究、教授了哲学多年的知识份子，我自信对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有自己的看法和观点。“立德，立功，立言”这“叁不朽”实为最好的人生价值观。我没有“信仰真空”，需要用宗教，特别是基督教来填补。我觉得我很忙，有许多事情要作，不必把时间浪费在思考那个虚无飘渺的上帝上，更不应受宗教的清规诫律、死板教条的束缚。七九年大学读书时，去过一次一个破烂的小教堂，仅仅是为了看新鲜，凑热闹。
当然，我在教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现代哲学的过程，也多少接触了一点基督教。我欣赏耶稣的某些伦理教诲，认为他和孔子的学说一样，都是人类伟大精神宝藏。我在向我的学生--共产党的中级干部--讲课的过程中，也从正面的意义上引用过耶稣的话，如同引用孔子、释迦摩尼、默罕默德的话。在共产党的省委党校中，我这样做，不仅多少有点刺激性，也显示了自己的博学和胆量。我多少次地试图把新约从头到尾读一遍，但是，都失败了。遇到谈神迹的地方，读不下去。觉得那是迷信，反科学，只有不知科学为何物的原始初民和没有受过启蒙的民众，才会相信这天方夜谭。
我有民族自尊心
91年秋，我来到了美国，生活环境使我无法再回避信仰问题了。我看到了许多人信仰上帝，其中一些人竟是学自然科学的博士、硕士、学者和教授，他们不仅信得那麽虔诚，还向我热情地传福音，到底有没有神？耶稣死後复活是否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这许多问题开始困扰我了。
但是，从我的文化本能出发，我强烈地拒绝基督教。我实在不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原因之一是：我认为基督教是“洋教”，西方人的价值信仰，具有强烈的侵略性和排它性。
我从小接受的是官方所灌输的历史史实和历史观：传教士是随着帝国主义的大炮轰开中国的大门之後，到中国来传教的。传教是写在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上的特权，传教士是在列强霸权的保护下进行文化侵略的，传教士是帝国主义侵华的急先锋。我把官方这些“科学的历史结论”都放进了我那狭隘的民族意识中，从来没有独立地考查一番这些历史结论是否真的科学，大炮怎麽能和福音连在一起？杀人岂可与爱人并论！一想起这些问题，我的情感总是战胜理智，民族的屈辱感和自尊心使我很难客观地看待中国近代史。
自从五四运动起，“全盘西化”渐渐成为文化的主流。四九年之後，“走俄国人的路”和“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宣传甚嚣尘上。改革开放後，拥抱“蓝色文明”又成了时髦新论。我为这一切深深地忧虑，我认为：我们中国人无法拒绝拥有现代科技的西方器物文明，也无法拒绝以民主、自由为旗帜的西方制度文明。但是，必须从根本上否定基督教。可是，我又想，基督教是西方文明的一条根，我们怎麽可能拥抱西方文明而把基督教拒之於千里之外呢？
我看见西方文明的衰落
在美国，我亲眼看见了西方文明的衰落。我无法相信这是基督教国家、基督教文化。毒品泛滥、枪枝失控、种族冲突、家庭解体、色情暴力充满传播媒介，冷漠、孤独在人的关系中打下深深的痕迹。我想，如果美国文化真的是像有人说的那样，它是基督教文化，那麽，这一切丑恶现象岂不都是基督教文化的一部份吗？那麽，基督教文化的价值何在？信仰基督既然不能救美国，又怎能救中国呢？
和一些美国人讨论基督教时我发现，他们的思维模式完全是西方式的：他们以为只有自己这个宗教流派对圣经的解释是唯一正确的；他们非常愿意批评和自己见解略有不同的其他宗教团体。在知与行、我与你、人与天的关系上，他们常常陷於信仰和生命、理论与实践上的脱节与分裂。
一些华人基督徒向我传福音时，他们讲了许多道理和历史。他们讲得越多，越认真，我往往就越反感。我发现：他们只讲耶稣、亚当、亚伯拉罕、摩西、大卫、保罗；很少谈到汤尧禹舜、文武周公、孔孟老子。当他们偶尔论及孔孟老庄时，总是指责批判多於欣赏理解。他们可能读过圣经许多遍，但是否把《论语》《道德经》读过一遍，就不得而知了。我很失望，难道中国人相信了上帝後，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都要变成美国人一样吗？
我读到许多“禁书”
非常幸运的是，我在美国可以读到许多我在大陆无法读到的宗教性的禁书。这些书籍不仅增加了我的知识，也逐渐改变了我的观念。当我读英国传教士《戴德生传》时，我不仅佩服其信仰之坚定，人格之高尚，更为他那一颗诚挚无伪的爱中华的心所感动。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後，他所创立的内地会的教士中，有58人殉难。此外，还有21个小孩遇害。“房屋、衣物损失殆尽，却无一点怨言。遍查受害者及其亲友的书信，不见一句怨恨，报仇或要求赔偿的话。戴氏主张内地会公物，一概不作赔偿之要求，即使中国官厅情愿赔偿，也不接受。”（P292）直到看到这一页，我才真地相信了印在该书封面上的他的名言：“假使我有千镑美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他不仅把自己的生命留在了中国，也把他的爱妻和子女的生命放在了中国这个祭坛上。
戴德生的不朽生命强烈地震撼了我愚昧的心。在这颗神圣的灵魂面前，我不得不低下我高傲的头颅，我终於看见了历史的另一部份真相：尽管某些西方传教士是怀着民族优越感到中国来的，尽管也有人做了一些坏事，但是毕竟有许多传教士像戴德生一样，他们到中国是出於爱上帝、爱中国人。虽然，他们的宗教知识和工作方法免不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但是，他们手中拿的那一本最宝贵的书是圣经，而不是别的什麽东西，他们不是中国人的敌人，而是朋友；他们不是帝国主义侵华的走狗、帮凶，而是上帝的使者、信徒。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不得不承认，我以往并没有像戴德生那样爱中华，更谈不上为了中国献上自己的生命。这其中的根本原因是，我没有像他那样有一个坚定不移的信仰，并为这个信仰舍弃自己的一切。
虽然我至今无法清楚地解释，为什麽基督信仰怎麽会和大炮一起涌入神州？但是，大炮轰开的毕竟是封闭了数百年的国门，使沉睡了近千年的中国人在船坚炮利的震撼下，下决心向西方学习，并由此中国人迈开了现代化建设的第一步--科技／器物文明建设，这是无法否定的历史史实。我还看到了被官方纂改了的历史的另一面：即传教士为了中国人民从“以理杀人”的礼教下解放出来，做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连胡适也不得不感叹，宋明至清八百年间，理学家未曾为妇女裹小脚喘过不平，反需要等到传教士抵华後才逐渐将它破除。至於汉译圣经国语本对白话文的影响，连散文大师周作人也给予了高度评价。
我走出了历史的迷雾
我又思考了另一个问题：洋教是一个眨义词，为什麽中国人只称呼基督教为洋教呢？如果我们把起源於中东的基督教视为“洋教”，那麽，同样源於中东的伊斯兰教为什麽不被我们视为洋教？今日被我们中国人视之为“国货”的源於印度的佛教岂不也是“洋教”？尽管，程朱陆王这些理学大师都是靠批评佛教起家，但他们哪一个不是靠吸收佛教的精湛哲思而深化自己的思想，从而把先秦入儒学提升到了新的思想高峰！
为什麽大唐没有视佛教为“洋教”，反而有玄奘西天取经的壮举？一个重要原因是唐朝强盛，中华民族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她有信心，有能力接受外来的新思想、新文化、新价值的挑战。唐人有宏大的气度包容、容纳、吸取新的精神食粮，这不仅没有损害唐人的民族自尊心，反而把中华民族的精神境界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近代以来，我们被外国人一次又一次地打败了，败得很惨，它大大地伤害了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并且，这种伤害是由比我们强大的对手造成的，而它在伤害我们的同时，又带来了新的信仰--基督教。於是，民族屈辱感和盲目的排外情绪彼此交错，使人们把与“洋”字沾边的一切东西，（“洋货”往往除外）都作为仇恨、排斥、打倒的对象。
我对基督教的反思
从历史的迷雾中走出来後，我对基督教的排他性也能反思了。从宗教的不同形态来看，排他性是不同的宗教形态的共同特性。按照佛教的传说，释迦摩尼诞生後，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天上地下，唯我独尊。”佛教徒崇拜的对象只是释迦摩尼。默罕默德亦是，他所讲的上帝是唯一的真主，回教徒只能面对麦加崇拜。基督教的标志只能是十字架，而不能是别的什麽东西。
从宗教真理这个层面来看，排他性是宗教不可缺少的根本特性。因为，上帝只有一个，所以，信仰的对象--上帝不可能有多个而不假、不伪，只可能有一个真正的、真实的神。这决定了在信神这个根本点上，人们不能不排他：即不能把一个假的东西充作上帝，也不能把任何一个伪神和真神放在一起来崇拜。
如果我承认上帝只有一个，我必须承认他所揭示的真理具有唯一性：即放之四海而皆准，行之百代而不易；与之相反的观念不可能是真理。并且，这个真理的体系具有统一性：即他所揭示的各个真理之间不可能自相矛盾，自相反对，自相否定。
我不但理解了基督教信仰的唯一性、排他性，也明白了它的超越性、普世性。尽管基督教源於中东，发展在欧洲，但是，它超越於希伯来文化，希腊文化，罗马文化，欧洲文化，它超越於任何一个文化。因为，上帝是人类共同的上帝。每一个人都可以而且必须与上帝建立一个独特的亲密的个人关系，而这一关系是任何其他人无法代替也无法消灭的。
没有一种文化可以垄断对上帝的信仰。上帝在天上，文化在地上；上帝创造了人，人生活於文化中；上帝是无限，文化是有限；人有限的文化和无限的上帝之间永远存在一条人不可能完全逾越的天堑。文化有生死，有新旧，有好坏，而上帝始终如一。因此，不分东方，西方，基督教都能在其文化中展示并灿烂的生命；不论白人，黑人，黄种人，每一个人都可以用他的或她的心灵来崇拜上帝。
那个深夜，当我在心灵深处呼喊“天上的慈父”时，我终於看见了天国--它就在我的心中。我，就是耶稣一直在寻找的浪子！
文化冲突
自从1978年我进入大学哲学系读书後，随着对中国古典哲学了解的增多，我越来越热爱中国文化及其哲学。孔孟老庄、唐诗宋词、山水园林、武术戏曲，这一切为我徐徐地展开了一个“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的精神天地。我为自己是中国人而自豪骄傲，我对一些人践踏中华文化而痛心疾首，民族文化的自尊心和自豪感促使我在内心深处一直排斥基督教信仰。我认为，我们中国人有自己的价值观和思维模式，怎能容忍基督教取而代之？中国人如果接受了耶稣作为生命的救主，那麽，中华文化真的就要亡了。
当然，我无法否认中华文化在近代的衰落。我也不得不承认孔孟之道在今日中国的影响日益淡薄。但是，我没有“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凄惨心态，我不信这延续了数千年的独特的人类精神宝藏会在我们这几代人手中一夕丧尽。我坚信，如果天不绝中国人，中华文化必不死；中华民族复兴之日，必是中华文化重现其灿烂的新生命，怒放於世界文化百花园之时。
我接触了一些华人基督徒，他们人品很好，热心地关怀中国同胞。但是，他们往往很不关心也很不在乎中华文化的存亡续绝问题。他们不觉得自己对中华文化的前途和命运有一份不可推卸、无法逃脱的历史责任。在接触某些华人牧师及神学生的过程中，我发现，在讲道及向个人传福音中，他们所引用的思想材料和实际例子，大都是西方的，他们思考神学问题的思维模式，是非常典型的西方式的，他们对中华文化很少有同情的了解和深入的认知。我断定，他们在美国生活得太久了，心灵的深处已经被西化了。
我第一次参加基督徒的家庭聚会时，几位好心的基督徒反覆地向我解释人人都是罪人的观念，我完全无法接受。我告诉他们，在汉语中，有罪的基本含义就是违法或犯法，罪人就是被法官判刑的犯人。说人皆有罪，岂不是说人皆为罪犯？认为人生而有罪，岂不是判定人生下来就该统统关进监狱中！我常常反问他们，如果人生而有罪，上帝何必造人！如果连小孩子都罪孽深重，为什麽耶稣会指着小孩子说，“除非你们改变，像小孩子一样，你们绝不能成为天国的子民……为了我而接待这样一个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太18：3-5）
此後，我读了一些阐释基督教教义及探讨基督教和中华文化的关系的书籍。有的书力图把孔孟老庄批倒批臭，好像中国人如果不与中华圣贤彻底决裂，就不能成为基督徒，这引起了我极大的反感。我愈发相信，基督教与中华文化水火不容，它们之间存在的紧张、冲突、对立的关系，只能导致你死我活，没有调和的馀地。而冲突的焦点则集中表现在对人之心性的不同看法上。
人性之辩
我虽然没有进过私塾堂，但也能背下几段《叁字经》，尤其是“人之初，性本善。”待到学过了《论语》和《孟子》之後，人性本善的观念，几乎变成了我思考人性问题时不证自明的公理和出发点。我认为，每一个人心中都存在着仁心或善性，它是人之为人的基石，是人区别於动物的根据，是孺子可教的心性基础。如果否认了性善论，也就意味着否认了以《四书》为代表的古典儒学的心性论，也就意味着从根基上摧毁了中国哲学和中华文化。
我还接受了古典儒学的另一个基本观念：即人皆能自救，或云“为仁由己”（孔子语）或云“人皆可以为尧舜”。只要人能醒悟到他心中固有的善性，自觉地遵循仁义之道，实现仁於日常生命活动之中，那麽，他就可以依靠自己而成为仁人志士，正人君子。
我尤其欣赏“天人合一”的伟大理想。每当我沉醉於《大学》所论及的“成己”，“成物”，“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的“合外内之道”；每当我深思孟子的名言：“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也，则知天也”（尽心上）；每当我低吟张载在《西铭》中所抒发的伟大情怀：“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我总有一种闻先圣之高风亮节，懦夫有立志的感觉。我向往着有朝一日我也能升华到“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语）如此，我这一生也就问心无愧了。
但是，我无法抗拒《圣经》中关於“罪”的观念对我的强烈冲击，它迫使我不得不多方面地思考罪的问题，特别是罪存在的心性基础。
首先，我发现，在中华文化中也有类似於人皆有罪的观念，即人皆有过。这不仅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也指圣人亦有过。只不过是圣人有过，“过则改之；”小人有过，“过则顺之。”（孟子：公孙丑下）人作事的标准是“中，”达不到这个标准，就是不及；超过了这个标准，就是过。过与不及在性质上是一样的：“过尤不及。”（论语：先进）“过”与“不及”都是不得中行，偏离正道。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人是十全十美的。
在与美国朋友讨论信仰的过程中，我多次认真地阅读了《罗马书》，“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智的人，也没有寻找上帝的人。人人背离上帝，一齐走入歧途。没有行善的人，连一个也没有……他们不知道有平安的路；他们也不晓得敬畏上帝。”（3：10-12；17-18）这些话语像一把把锋利的刀剑直刺我心，使我心里很不自在，很不舒服。我一方面承认它所包含的直面人生、直指人心的强大力量；另一方面，我又力图削弱这些话语的锋芒，磨平它们的棱角，我说服自己相信：这些话太片面了，太极端了，太绝对了，太偏激了。
但是，无论如何，在圣经的反覆冲击下，我终於认识到了，人的实际存在是一个不完美的存在。只是我拒绝承认，这个不完美之所以能够存在，有它的心性基础。因为我明白，如果承认了这一点，我建造在人性本善基础上的思想系统、价值系统，就会动摇、倒塌。但是，否认这一点，我不仅无法解释人的实际存在为什麽会成为不完美的，也无法反省“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够发生的普遍的人性基础。
谁之罪
我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在那个黑白颠倒的血腥年代中，我亲眼看见了许多人极其无耻、极其残暴的表演。为什麽一个人的心能变得那麽黑暗，那麽狠毒？为什麽那麽多的人，突然间同时都像发了疯一样？我苦思多年而不得其解。难道人心真的像古希腊神话中“潘朵拉匣子，”只要你一打开它，一切邪恶的东西就都跑出来了？
虽然痛苦，但我终於认识到：单凭一个“伟大领袖”，不可能有“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人类悲剧。如果，我们不想为任何一个人在“文革”中所犯下的或罪行、或错误、或过失、或违心之事开脱；如果，我们承认每一个精神正常的人都是有自由意志的；如果，我们要为自己不是在暴力的直接威胁下所作出的一切选择负道德责任，那麽，每一个参与了文化大革命的罪恶的人，都不能把他犯错误的原因完全归结於外界社会环境的影响。我们必须反省，我们的心性中有什麽东西是发生这一切罪恶的根源。
我又反覆思考了另一个问题：为什麽在文革结束後，中华民族没有真正深刻地反省十年浩劫？为什麽只有巴金写了一部堪称忏悔录的大作？为什麽许多老干部重新工作之後，只是控诉四人帮怎样迫害他们，而从不忏悔他们以往整过多少人，害得他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为什麽号召我们严於解剖自己的伟大导师，却对自己一贯文过饰非？我的结论是：我们的文化中存在着一个严重的缺陷，即漠视罪存在的人性基础。久而久之，我们感受罪的敏感性，我们忏悔自己的罪的能力，越来越微弱了。
感谢上帝！在“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3：23）的真理之光的照耀下，我逐渐地敢於面对自己、反省自己了。我认识到，第一，虽然世人对我的评价还不错，但是，他们看见的仅仅是我的外表和行为，而看不见我的内心。我内心中的黑暗，唯有我自知。第二，虽然我时常做好事，但有时做好事并不是出於好心。虽然我没有作某些坏事，但有时并不是不想作，而是没有胆量、机会、条件去作。第叁，虽然我有一个美好的理想自我的形象，但它与生活中的真实自我相距甚远，对我来说，理想的自我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当我敢於真诚地面对我的心灵，当不推诿自己的责任，不把自己的弱点、过失、错误归於社会和他人，我便深切地感受到在我心灵深处一直存在着的那股恐怖和强大的黑暗力量。
为善与行善
自从我进入青年期，能够反省自己後，我极其痛苦地发现了：这个黑暗力量，一直想要把我推进深渊，而那是我绝不愿跌进的黑暗深渊。几十年来，在理智上，我一直力图把它拒绝於心门之外，但是，我的情感和下意识，又分明感受到了它对我的强烈诱惑和吸引；依靠意志的力量，我与它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强烈博斗，但被它一次又一次打败了，而每一次失败都增加了我对自我的怀疑、沮丧和厌弃；我不是不想作好人，但它逼迫我作不成我想作的好人。而我在世人眼中形成的好人形像，又是我不断地诅咒的对象；我决不愿意作恶，但黑暗了的心灵常常控制了我，使我作出了连我自己也後悔厌恶的事。保罗的话道出了我的心声，“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作……我真是苦啊！（罗马书7：18,19,20,24）
我更进一步地发现，我之所以拒绝基督教关於罪的基本观念，主要不是理性上的困惑，而是情感上的挣扎；不是抗拒改变观念，而是拒绝更新自我。在我一再纠缠罪的概念的精确定义的背後，是我在情感上不愿意接受我是一个罪人的事实。当我反覆追问，“一个上帝创造的完美的创造物，如何可能产生不完美的罪”的问题时，我的内心是想把所有的人从而也把我所犯的过错的责任归结於上帝。我乐意在观念上、教义上承认一个圣洁的上帝，我更乐意他人都是圣洁的，但是，我却不愿意也无力洗刷自己心灵的污秽。当我敢於正视自己後，我也敢於正视我以往所喜欢的理论了。孟子“道性善”，他是儒家性善论的主要奠基者。他论人性之善主要是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立论的。他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善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公孙丑上）人心皆有这“四端”，如果人能够扩充它，可以保四海；不能扩充它，连父母也不足以事奉。既然，这“四端”有待於人扩大它，充实它，那麽，它就只是一个为善的可能性，而不是为善的实然性。四端的存在，只能说明人性是可能为善的。但是，它不能证明人性本来就是良善的，或者说，人性必然会自然而然地成长为善的。孟子道性善时，举出了一个着名的例证，“今人乍见孺子将入於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但是，我们却在中国大陆的传播媒介上常见到这样的新闻：今人已见孺子入於井，常无怵惕恻隐之心。
其实，在我接触基督教之前，我已经知道了孟子性善论的根本矛盾：以人性可能成为善的，来论证人性本来就是善的。他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告子上）但是，我不想正视这个矛盾，我不愿意我的人生价值观失掉它的人性论基础。现在，我在《圣经》中发现了解决孟子思想矛盾的亮光。〈创世记〉第一章说，上帝看着他的每一个阶段的创造都是好的，但直到上帝完成了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之後，上帝才“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由此可见，无论从逻辑的起点，还是历史的起点，的确是“人之初，性本善。”但是，在〈创世记〉第叁章，情况发生了根本转变：人类的始祖背弃了上帝与他们所立的神圣的“约”，他们偷吃了上帝禁止他们吃的禁果。於是，上帝创造人时所赐给人的上帝的形象被人损坏了，背离了完美的上帝的人变成了不完美的人。人由“顺从的人”，变成了“反叛的人”。由崇拜上帝，变成了崇拜自己。罪进入了人的生命，人的本善之性被罪严重的污染了。人的存在变成了一个不完美的存在。
认罪悔改
面对完美的基督--人类的救主，我不得不承认，我也是一个罪孽深重的神的逆子。我过去认为自己作人“问心无愧”，那是因为，我不去“问心”，反而拒绝去听良心的微弱的呼唤；即使有时我不得不问心了，我也没有“真问”，反而想方设法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使之合理化。或者把自己的心掩藏在众人之心中，认为云云众生都是如此思，如此行，我何必与自己过不去。众人皆醉，我岂能独醒；即使我问心真的感到有愧时，我也经常局限於内心的懊悔，忏悔，立志，而不是实际地改变我的旧生命，作新人。
我的心和众人的心都一样，是一颗久已被污染了的破碎的心。面对着这人欲横流的大千世界，还有那不堪回首的两次世界大战，骨肉相残的十年浩劫，我怎敢还有勇气说，“我不是罪人！”？谁敢说，“我是义者！”？
天人精意
从人性本善的迷宫中走出後，我也逐步发现了以往我在欣赏“天人合一”时陷入的误区。天人合一是中华文化的精华，这千真万确。但是，即使那些真心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的人们，往往和我一样，都已经远远地离开了传统的真谛。生活在科学发达的二十世纪，我们所见、所闻、所思、所论的“天”，是一个风云雷电的自然之天，是一个用望远镜来观测的浩瀚星云。它再也不是孔孟等古圣贤所景仰的有道德、有意志、有感情的德性之天。而坚信这一德性之天的存在，正是他们坚信天人合一的基石。搬开或粉碎了这一基石，天人合一就成了哲人的虚幻理念，狂人的真实呓语！ 孔子“五十知天命”（论语：为政）在孔子的思想中，天是最高范畴。他虽然很少谈论天，但是，他所谈论到的内容却非常重要。他认为天有智慧，他说，“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天能知道人，了解人。人的学问的最重要的地方，在於了解天，知天，顺天。天不仅有智慧，他还有意志。“天之将丧斯文也，後死者不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唯有天能够最後决定人的生死存亡！天还有德性，他能够赋予人以德性，并且，其他人无法违背天来伤害孔子。“天生德于予，桓其如予何？”（述而）正因为天有德性，有意志，有智慧，天是人事及万事的最高决定者，天意不可违抗，只能顺从，所以，人必须敬畏天命。“君子有叁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季氏）对孔子所言的“畏”字，朱子解释为“知其可畏，则其戒谨恐惧，自有不能已者……知畏天命，则不得不畏之矣！”（四书集注）戒谨恐惧，不得不畏。这是一个人面对“天”时，他必须具备的基本态度。据有的学者统计，“天”在《论语》中出现十八次，每次都和意志、行动、情感有联系。
孟子言尽心知性，知性知天，把天与心性直接联系起来。他认为，“仁义礼智”不是由外界或者社会铄造於人的，而是人生来固有的，只是人没有思考它而已。“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告子上）他又认为，“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而这“贵于己者，”就是人生而具有的“仁义忠信，乐善不倦”的“天爵”（告子上）。人的天爵也罢，人的仁义礼智之心也好，在孟子看来，都是“思则得之，弗思则不得。”而“思”则是“天之所与。”不仅能思维的心是天赋予的，连舜禹这些圣人“有天下，”也都是天赋予的。
在孔子、孟子这些古典儒家那里，天人合一不是虚幻的理想，不是抽象的观念，更不是与他们的生命活动分离的教条，那是他们活生生的生命经历、感受和体认。孔子是在受迫害中体认到“天”与他们同在的，他强烈地感受到，向中国人宣示人道或仁义之道，是“天”赋予他的伟大使命。他在接受并实现这个使命的过程中，不断地感受到了“天”从来不抛弃他，即使有人再叁地迫害他。孟子一生以承继、光大圣人之道为己任，明知任重道远而不悔，不怨，不屈，不挠。也正是出於他亲身感受到了“天降大任”於自身，故而他有浩然之气，敢为帝王师。
悲哀与庆幸
思想上一旦豁然开朗後，我陷入深深的悲哀中。多年来，我一直力求承继以孔孟为代表的中华文化使命，今日方觉，我早已远离了他们的内在精神生命，我只看见到风云变幻的“自然之天”，而把“德性之天”化为哲学的义理。我欣赏天人合一，但只是把它当做一个深刻的、宏大的、美丽的观念来欣赏。这样一个主观的、心理的观念当然无法进入我的日常生活，改变我的生命。它变成了生命的点缀，变成了显示自己思想深刻的言辞，变成了写书教书的谋生手段。
我深深地庆幸自己生活在二十世纪，并且，来到了一个信仰自由的国家。我看见了中国古圣贤一直渴望亲眼看见而终没见到的“德性之天”，他就是上帝--拿撒勒人耶稣。我在心中遇见了那位创造了具有本善之性的人的造物主，并为自己亏缺了他的荣耀而无比内疚。我无限地感激他，感激他在直接向中国人启示他自身之前，把孔子、孟子赐给中华民族，保守这个古老的民族、古老的文化一直存活到如今；感激他为了拯救我而让自己的独生子死在十字架上；感激他不因我一再拒绝他而抛弃我，定我的罪，反而引导我与他相遇；感激他把我带进了他的家，赐给我新生。回首往事，如烟、如梦、如幻。多少次，在静静的夜色中，我向耶稣低声诉说，“主啊，我就是你要召的罪人。原谅我，我来得太迟了，太迟了。”
我告诫自己，已经被骗过一次了，我不能再被骗了。
在探索基督教信仰的过程中，理性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它使我认识到了信仰的合理性。但是，最令我苦恼的是：当我试图用理性去解决超理性的问题，特别是信还是不信的问题时，我的理性却处处与我为难。
我第一次接触基督教的印象是很奇特的。那是79年的圣诞节，严寒中，我跟着几位大学同学一道，悄悄地走进了一个小教堂。教堂又小又旧，但欢庆圣诞的基督徒们却显得很虔诚，很激动，很幸福。
这是怎麽回事呢？我的理性告诉我，相信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上帝是荒唐无知的表现。可我的情感却被教堂中洋溢的神圣气氛所吸引，产生了一种我也说不明白的感觉：那是我很少有过的深沉静谧的感觉，是超越感？归属感？还是无法言明的对上苍的神秘感、敬畏感？我说不出来。但那个晚上的感觉，很难忘怀。
十多年後，当我能自由地在美国作礼拜时，渐渐地，我的心却变得沉重起来了！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文化大革命”，想起了我高唱“东方红”，想起了我真诚地把“敬爱的毛主席”当作“心中的红太阳”，激动万分的高呼“毛主席万岁”，想起了我站在毛的画像前，严肃认真的向他早请示，晚汇报。
我恨自己的愚昧，恨自己的纯真感情被我最崇拜的人玷污了，恨自己被那个庞大的机器耍了，像耍猴子那样地被耍了。我告诫自己，已经被骗过一次了，我不能再被骗了。我那颗百孔千疮的心经不起再被骗了。什麽神啊神的，假的！全是假的！
尽管这呼声搅得我心烦意乱，但教堂中的那种神圣气氛，还是轻轻地拨动了我的心弦。不由得我对基督徒的虔诚既羡慕又反感。我羡慕他们：因他们如此纯情地投入了那超然的世界，精神遨游於九霄之上；我又无法遏止对他们的反感：因我直觉到了，在他们中间，我是外人。虽近在咫尺，但彼此生活於两个截然不同的精神天地中。
於是，我自觉地以外人自居。基督徒唱诗歌时，我就是不开口！他们低头祈祷时，我偏要东张西望，看一看他们是什麽表情！
最使我受不了的是听基督徒的祷告。开始觉得挺可笑，但渐渐就觉得不可思议甚至有点恐怖，特别是联想到有个神在听他们祈祷。我虽怀疑某些基督徒的真诚，但无法肯定所有的基督徒都不真诚；我无法具有他们的那种虔诚，也理解不了他们的虔诚；有时，我嘲笑他们的态度近於愚昧、迂腐；但有时，我竟渴望，自己若是能变得像他们那样愚昧、迂腐有多好。我无法印证他们的祷告是否上达於天庭，但我确信，那许多祷告，是出於人类心灵深处最深沉的呼声。
为什麽当局的造神宣传，竟能激动起亿万人的心弦？它是我们心中的哪一条弦？
像许多人一样，文革结束後，我也从对毛的个人崇拜中觉醒了。我对学生讲，“毛泽东是人，不是神。”我没有意识到，这个讲法本身暗含了一个判断：即神是完美无缺的。他不可能犯任何错误，也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如果不是与神相比较，说毛不是神就没有任何意义。如果说毛是假神，就必须以承认有真神存在为逻辑前提。如无真神，假神之假何以为假！
意识到这一点是很尴尬的：我不信有神，却不自觉地假设了神的存在。因为我用神作为判断毛的标准，而一个虚假的观念绝不能作为判断真假的客观标准。但Ê只有用神作为标准，才能有绝对标准判断毛有罪。如果根据人的标准评判是非、对错、善恶、就必然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此地为是，彼地为非；此时为是，彼时为非；是是非非，非非是是，无是无非！
我问自己：在这科学昌明的二十世纪，我为什麽狂热地卷入了造神的狂热之中？为什麽渴望大救星？为什麽当局的造神宣传，竟能激动起我们亿万人的心弦？它是我们心中的哪一条弦？
我时而感觉到，面对耶稣，我的心不由自主的颤动。怪了？如果我真的不再有激情，为什麽心弦还颤动？我崇拜假神时那种少年人的狂热是已经过了，但中年人的深沉又在哪里？我真的是被骗怕了，还是麻木了，世故了，对一切都无所谓了？如果我真的像自己认为的那样：心如死水，为什麽还渴望了解有没有神？
是啊，如果真如圣经所说，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他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我的心，怎能不颤栗？
科学家关於上帝的言论对世人相信上帝与否有巨大影响，但对上帝存在与否，毫无影响。
我总觉得我的心像个无底洞一样，人世上的东西总无法把它填满，不论是金钱、名望，还是权力、异性。所以，它一直在寻找，送走了一个假神後，它又匆匆地把科学拉来替代它，奉之为神明。
我记得，79年第一次从教堂出来後，我就有一个想法：相信上帝是迷信，只有没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会这样做。其实，在教堂中遇到的那些基督徒的文化程度，我一无所知。我的逻辑很简单，任何宗教都是迷信，基督教是宗教，所以，它是迷信。可那时，我连圣经有旧约、新约两大部分，耶稣生在马槽，这类基督教的ABC都不知道，无知以至於此，却敢大胆地否定基督信仰！
就这样，我把理性和科学当作了判断真伪的标准。凡是不合自然规律的神迹，都不能为我所接受。凡是科学不能证明的，都必须否定。
但在美国，进了几次教堂後，我就再不敢说信仰基督等於迷信了。我的许多基督徒朋友，是博士，硕士，专家，学者，有一位居然是生物学教授。他们的专业知识，并没有使他们远离上帝，反使他们更深刻地理解了他。说只有无知的人才会信上帝，这只表现了我的无知。
那何止是无知，更是偏见。多年前，读爱因斯坦着作时我就知道，这位最伟大的科学家相信上帝。虽如此，我还是认为宗教信仰是反科学的。我有何知何识，敢与爱因斯坦相比，但我竟狂妄地认为科学与信仰绝对对立！
可心中又有个声音说，“有的大科学家不信上帝，这也是事实。”这话也没错。那我到底该怎样看待科学家信不信上帝这种现象呢？我想，用有的科学家相信上帝这件事实，来证明上帝的存在，和用有的科学家不相信上帝，来否认上帝的存在，二者在理性上是等值的。可是，上帝如果存在，他绝不会因某些科学家相信他，他才开始存在，或能够存在；也不会因某些科学家不信他，就不存在了。科学家关於上帝的言论对世人相信上帝与否有巨大影响，但对上帝存在与否，没有丝毫影响。
我进一步思考：即便科学家们能说明天大的问题，但解决不了我的问题。他们是否信上帝，这是他们个人的抉择，不是我的选择。即使他们的榜样有助於我的选择，但仍然不能代替我去选择。
我紧闭了的心门，必须自己把它打开，不如此，我就是阻挡上帝进入我心中的最大敌人。我灵魂的眼睛，必须自己把它睁开。不然，耶稣即使站在我的面前，我也什麽都看不见。信仰之路，我要自己去走，因那是我的路，并且，是上帝仅仅为我准备的路。如果我不迈出我的脚步，即使路在脚下，我还会喊：路在何方？
我曾视科学为万能，但面对这关系我安身立命根基的生死大事，科学无奈！无语！无能！
好像想通了可又碰到了新问题，这不是怀疑科学的伟大吗？反覆思量後我认定，不是。我怀疑的仅仅是科学万能。而科学万能是一种哲学思潮，不是科学知识本身，并且，它是一种反科学的哲学思潮，因为它让科学去评判信仰的真伪、人生价值的高下，这本身就超出了科学能力之所及。
使我最痛苦的就是：科学如此有力量，却不能改变我的心。我真想大喊，科学啊！当我的眼在流泪，心在流血时，你在哪里？你可曾与我同哭？并擦乾那斑斑血迹？当我在灵魂的黑暗中挣扎而绝望时，科学啊，你又在哪里？你为什麽不给我一点点光？我只要一点点生命之光以看到生命的希望所在！
我这麽想绝不是要眨低科学。但是，生活於此世，我总得弄个明白：我安身立命的根基何在？是功业浩荡，还是德性高洁？是长啸於青山绿水之间，还是奔走於官府深院之内？是在醉死梦生、喜笑怒骂中了此无聊一生，还是遁入空门，伴那悠悠的钟声而不思不觉？真是太痛苦了，我曾视科学为万能，但面对这关系我安身立命根基的生死大事，科学无奈！无语！无能！
茫茫宇宙，是否有神？方寸之间，何以能容下天国？这是人生的最大奥秘，我必须寻找。虽然我不知我能否找到它，但若不寻找，我什麽也找不到。
在探索信仰的过程中，我所自信的恰恰只有一件事，我在信仰上无所不知。
怎样寻找基督信仰呢？有一点我明白：若不首先谦卑下来，我什麽也找不到。以往，我最喜欢两句名言，“我所知道的只有一件事，我一无所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但在探索信仰的过程中，我所自信的恰恰只有一件事，我在信仰上无所不知。我的全部所知全部的推理，都基於一个前提，环绕一个中心--没有上帝。
我坚持“没有上帝”这个见解，主要不是由於我想坚持无神论，而是由於我从来就没有认真考察无神论立论的根据，更没有研究过有神论。我反覆地发问，“怎麽可能有上帝呢？”却从不反问，“怎麽可能没有上帝？”我坚信耶稣死後复活是不可能的，因为从来没有人死後复活过。我却没有深思：如果耶稣是上帝之子，那麽，他死後不复活才是不可能的。由此看来，我坚信“没有上帝”，也不是基於理性，这也是一种需要自己去坚信的信仰--无神的信仰。
在阅读王明道、戴德生等人的自传前，我从来不知道，那些追随耶稣足迹的信徒，他们的生命竟能被耶稣彻底改变，他们的祷告竟能得到实现。并且，这毕竟不是几个基督徒的个别经验，而是无数基督徒的共同经验。它出於不识文断字的凡夫，验於才华横溢的智士；见於中土，闻於西域；通於远古，达於今朝；用外文可述其事理，用中文能言其情志。而所有这一切，都指向一个中心：十字架上的耶稣。经历与耶稣同在，这经验对我来说是太神乎其神了，太不可思议了！
了解了这些後，我的心变得更焦躁更苦恼了。我与基督徒个人的交往日深，但与他们的心的确无法相通。我渴望了解他们的灵性生活，但却摆脱不了一己之见的束缚。我不能直接体验他们的内心体验，又不愿重覆他们的共同经验。我不怀疑他们人格的诚实，但又不相信他们对其精神生命的描述和说明。这到底是怎麽了？
无知捆绑着我，使我失去了寻找真理的自由。而骄傲则使我不承认自己被无知所捆绑。
我一直把理性当作探索信仰的基本出发点，认为只有依靠逻辑思维的力量，才能辨明基督教的真理。我明知理性有其局限，完全依靠它，不可能体认到上帝。但我还坚持要靠它来理解上帝，因这是我的理性。
我有时也曾安慰过自己：人皆有所不知，不足为怪。我可以为以往自己在信仰上的无知辩护，因为我生活在没有宗教自由的环境中，确实不知道自己在信仰上有多少东西需要知道。可现在，我享有了充分的宗教自由，却常常认为在信仰上没有多少东西要知道的了，我这是不想并且不愿知道我必须知道的真理。
无知捆绑着我，使我失去了寻找真理的自由。而骄傲则使我不承认自己被无知所捆绑，却还认为那是理性的光芒在闪耀。无知，使我远离了真理；骄傲，使我不肯向耶稣请教。我有欣赏自己的知识和辩才之情，无改变心志和生命之意；有对心灵自由的渴望，却甘愿作罪的奴仆。圣经，读了，但不明白；讲道，听了，但听不进去；有些道理，似乎懂了，但懂得的仅仅是宗教知识。生命的活泉，无法流入我乾渴的心田，我心田的闸门，被我自己锁上了。
以我有限的生涯，怎能把信仰问题全弄懂呢？
由於过分地信任自己的理性，所以我多次告诉朋友，“我要是信上帝的话，非得全弄懂了再说。”於是，我的理性就不断地同我开玩笑，我越是想依靠它解决信仰问题，它越是制造了更多的问题向我表明，我无法依靠它明白信仰；我越是积累了一些有关基督教的知识，它越是表明，我有更多的新知识需要积累。
冷静下来仔细想想，我是何人，有何超人的智慧？有何卓绝的学问？敢以“全懂”为在信仰上求知的目标？即使有一天我真的以为全懂了，那也不过是自欺而已，不过是在人类众多的谬误中，再添上一个小小的谬误。
再说，以我有限的生涯，怎能把信仰问题全弄懂呢？要是等我都弄懂了，再决定信仰与否，那我就只能抱恨终生而无所抉择了。即使我变成了一缕青烟，青烟在白云下写下的也是个问号。
我渐渐地感到了自己的狂妄，如果我能完全理解上帝，我那有限的智慧，岂不成了无限的智慧？我那残缺的德性，岂不成了充实而光辉的全德？我那微不足道的能力，岂不成了不可限制的全能？
其实，我哪里真想把信仰涉及的问题全弄懂？我是自欺，如果我有这愿望，我为什麽不如饥似渴地阅读圣经？为什麽不虚心的向基督徒请教？为什麽不内省并悔改自己的罪？为什麽不跟着耶稣走？我明白了：我是以要把问题全弄懂这一完全不可能的事为藉口，为的是既要拒绝上帝，又要保持自我感觉良好。
我的知识和理性，有助於我理解我相信的是什麽，但它并不必然导致我相信什麽。
就这样，挣扎了叁年多，我终於不得不承认，凭一己的理性，我不可能认识耶稣。我读圣经时所碰到的问题，无一不在向我的理性挑战：圣经对我问的是：你还不明白吗？耶稣就是因爱你，洗净你的罪而为你死在十字架上的。你真的不明白吗？耶稣所说的罪人就是你！你为什麽还不悔改？你执迷不悟要到何时啊！
是啊，我该回应圣经对自己的挑战了，只用信心去迎接这挑战。我的知识和理性，有助於我理解我相信的是什麽，但它并不必然导致我相信什麽。我若不承认耶稣的存在，我绝不可能认识他。我若不尽心、尽性、尽力爱上帝，并且爱人如己，我不可能体认到上帝是爱。如果我不向上帝祈求，我无法明了祈求的含义，不可能知道上帝给我的会是什麽。当我以整个心灵仰望耶稣时，我终於明白了，耶稣基督是我的主。我情不自禁地称他为主并向他祈祷：
主啊，我渴望在你的安慰中获得心灵的平安宁静。我渴望在力行你圣道的过程中，感受到你，经历到你，使生命变得越来越像你。我坚信循你的道而行善，无能者可因信你而有大能；软弱的人可因靠你而有大勇；愚拙之辈，也可因畏你而生大智。
主啊，携着我的手，让我与你同行！让我的理性在信靠天父中发出它最美的光芒，让我在跟随你中，得到你所激发的那浩然的生命之气！让圣灵激动我的心，使我的情感在爱你爱世人中不断升华！啊！主啊！活在你的爱中，我的心中有了天国。
啊！主啊！与你同行，这有多美好！
原载《海外校园》http://www.oc.org/gb_txt/index.htm
作者：范学德
我没有信仰真空
在中国，我从没想过要成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研究、教授了哲学多年的知识份子，我自信对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有自己的看法和观点。“立德，立功，立言”这“叁不朽”实为最好的人生价值观。我没有“信仰真空”，需要用宗教，特别是基督教来填补。我觉得我很忙，有许多事情要作，不必把时间浪费在思考那个虚无飘渺的上帝上，更不应受宗教的清规诫律、死板教条的束缚。七九年大学读书时，去过一次一个破烂的小教堂，仅仅是为了看新鲜，凑热闹。
当然，我在教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现代哲学的过程，也多少接触了一点基督教。我欣赏耶稣的某些伦理教诲，认为他和孔子的学说一样，都是人类伟大精神宝藏。我在向我的学生--共产党的中级干部--讲课的过程中，也从正面的意义上引用过耶稣的话，如同引用孔子、释迦摩尼、默罕默德的话。在共产党的省委党校中，我这样做，不仅多少有点刺激性，也显示了自己的博学和胆量。我多少次地试图把新约从头到尾读一遍，但是，都失败了。遇到谈神迹的地方，读不下去。觉得那是迷信，反科学，只有不知科学为何物的原始初民和没有受过启蒙的民众，才会相信这天方夜谭。
我有民族自尊心
91年秋，我来到了美国，生活环境使我无法再回避信仰问题了。我看到了许多人信仰上帝，其中一些人竟是学自然科学的博士、硕士、学者和教授，他们不仅信得那麽虔诚，还向我热情地传福音，到底有没有神？耶稣死後复活是否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这许多问题开始困扰我了。
但是，从我的文化本能出发，我强烈地拒绝基督教。我实在不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原因之一是：我认为基督教是“洋教”，西方人的价值信仰，具有强烈的侵略性和排它性。
我从小接受的是官方所灌输的历史史实和历史观：传教士是随着帝国主义的大炮轰开中国的大门之後，到中国来传教的。传教是写在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上的特权，传教士是在列强霸权的保护下进行文化侵略的，传教士是帝国主义侵华的急先锋。我把官方这些“科学的历史结论”都放进了我那狭隘的民族意识中，从来没有独立地考查一番这些历史结论是否真的科学，大炮怎麽能和福音连在一起？杀人岂可与爱人并论！一想起这些问题，我的情感总是战胜理智，民族的屈辱感和自尊心使我很难客观地看待中国近代史。
自从五四运动起，“全盘西化”渐渐成为文化的主流。四九年之後，“走俄国人的路”和“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宣传甚嚣尘上。改革开放後，拥抱“蓝色文明”又成了时髦新论。我为这一切深深地忧虑，我认为：我们中国人无法拒绝拥有现代科技的西方器物文明，也无法拒绝以民主、自由为旗帜的西方制度文明。但是，必须从根本上否定基督教。可是，我又想，基督教是西方文明的一条根，我们怎麽可能拥抱西方文明而把基督教拒之於千里之外呢？
我看见西方文明的衰落
在美国，我亲眼看见了西方文明的衰落。我无法相信这是基督教国家、基督教文化。毒品泛滥、枪枝失控、种族冲突、家庭解体、色情暴力充满传播媒介，冷漠、孤独在人的关系中打下深深的痕迹。我想，如果美国文化真的是像有人说的那样，它是基督教文化，那麽，这一切丑恶现象岂不都是基督教文化的一部份吗？那麽，基督教文化的价值何在？信仰基督既然不能救美国，又怎能救中国呢？
和一些美国人讨论基督教时我发现，他们的思维模式完全是西方式的：他们以为只有自己这个宗教流派对圣经的解释是唯一正确的；他们非常愿意批评和自己见解略有不同的其他宗教团体。在知与行、我与你、人与天的关系上，他们常常陷於信仰和生命、理论与实践上的脱节与分裂。
一些华人基督徒向我传福音时，他们讲了许多道理和历史。他们讲得越多，越认真，我往往就越反感。我发现：他们只讲耶稣、亚当、亚伯拉罕、摩西、大卫、保罗；很少谈到汤尧禹舜、文武周公、孔孟老子。当他们偶尔论及孔孟老庄时，总是指责批判多於欣赏理解。他们可能读过圣经许多遍，但是否把《论语》《道德经》读过一遍，就不得而知了。我很失望，难道中国人相信了上帝後，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都要变成美国人一样吗？
我读到许多“禁书”
非常幸运的是，我在美国可以读到许多我在大陆无法读到的宗教性的禁书。这些书籍不仅增加了我的知识，也逐渐改变了我的观念。当我读英国传教士《戴德生传》时，我不仅佩服其信仰之坚定，人格之高尚，更为他那一颗诚挚无伪的爱中华的心所感动。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後，他所创立的内地会的教士中，有58人殉难。此外，还有21个小孩遇害。“房屋、衣物损失殆尽，却无一点怨言。遍查受害者及其亲友的书信，不见一句怨恨，报仇或要求赔偿的话。戴氏主张内地会公物，一概不作赔偿之要求，即使中国官厅情愿赔偿，也不接受。”（P292）直到看到这一页，我才真地相信了印在该书封面上的他的名言：“假使我有千镑美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他不仅把自己的生命留在了中国，也把他的爱妻和子女的生命放在了中国这个祭坛上。
戴德生的不朽生命强烈地震撼了我愚昧的心。在这颗神圣的灵魂面前，我不得不低下我高傲的头颅，我终於看见了历史的另一部份真相：尽管某些西方传教士是怀着民族优越感到中国来的，尽管也有人做了一些坏事，但是毕竟有许多传教士像戴德生一样，他们到中国是出於爱上帝、爱中国人。虽然，他们的宗教知识和工作方法免不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但是，他们手中拿的那一本最宝贵的书是圣经，而不是别的什麽东西，他们不是中国人的敌人，而是朋友；他们不是帝国主义侵华的走狗、帮凶，而是上帝的使者、信徒。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不得不承认，我以往并没有像戴德生那样爱中华，更谈不上为了中国献上自己的生命。这其中的根本原因是，我没有像他那样有一个坚定不移的信仰，并为这个信仰舍弃自己的一切。
虽然我至今无法清楚地解释，为什麽基督信仰怎麽会和大炮一起涌入神州？但是，大炮轰开的毕竟是封闭了数百年的国门，使沉睡了近千年的中国人在船坚炮利的震撼下，下决心向西方学习，并由此中国人迈开了现代化建设的第一步--科技／器物文明建设，这是无法否定的历史史实。我还看到了被官方纂改了的历史的另一面：即传教士为了中国人民从“以理杀人”的礼教下解放出来，做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连胡适也不得不感叹，宋明至清八百年间，理学家未曾为妇女裹小脚喘过不平，反需要等到传教士抵华後才逐渐将它破除。至於汉译圣经国语本对白话文的影响，连散文大师周作人也给予了高度评价。
我走出了历史的迷雾
我又思考了另一个问题：洋教是一个眨义词，为什麽中国人只称呼基督教为洋教呢？如果我们把起源於中东的基督教视为“洋教”，那麽，同样源於中东的伊斯兰教为什麽不被我们视为洋教？今日被我们中国人视之为“国货”的源於印度的佛教岂不也是“洋教”？尽管，程朱陆王这些理学大师都是靠批评佛教起家，但他们哪一个不是靠吸收佛教的精湛哲思而深化自己的思想，从而把先秦入儒学提升到了新的思想高峰！
为什麽大唐没有视佛教为“洋教”，反而有玄奘西天取经的壮举？一个重要原因是唐朝强盛，中华民族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她有信心，有能力接受外来的新思想、新文化、新价值的挑战。唐人有宏大的气度包容、容纳、吸取新的精神食粮，这不仅没有损害唐人的民族自尊心，反而把中华民族的精神境界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近代以来，我们被外国人一次又一次地打败了，败得很惨，它大大地伤害了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并且，这种伤害是由比我们强大的对手造成的，而它在伤害我们的同时，又带来了新的信仰--基督教。於是，民族屈辱感和盲目的排外情绪彼此交错，使人们把与“洋”字沾边的一切东西，（“洋货”往往除外）都作为仇恨、排斥、打倒的对象。
我对基督教的反思
从历史的迷雾中走出来後，我对基督教的排他性也能反思了。从宗教的不同形态来看，排他性是不同的宗教形态的共同特性。按照佛教的传说，释迦摩尼诞生後，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天上地下，唯我独尊。”佛教徒崇拜的对象只是释迦摩尼。默罕默德亦是，他所讲的上帝是唯一的真主，回教徒只能面对麦加崇拜。基督教的标志只能是十字架，而不能是别的什麽东西。
从宗教真理这个层面来看，排他性是宗教不可缺少的根本特性。因为，上帝只有一个，所以，信仰的对象--上帝不可能有多个而不假、不伪，只可能有一个真正的、真实的神。这决定了在信神这个根本点上，人们不能不排他：即不能把一个假的东西充作上帝，也不能把任何一个伪神和真神放在一起来崇拜。
如果我承认上帝只有一个，我必须承认他所揭示的真理具有唯一性：即放之四海而皆准，行之百代而不易；与之相反的观念不可能是真理。并且，这个真理的体系具有统一性：即他所揭示的各个真理之间不可能自相矛盾，自相反对，自相否定。
我不但理解了基督教信仰的唯一性、排他性，也明白了它的超越性、普世性。尽管基督教源於中东，发展在欧洲，但是，它超越於希伯来文化，希腊文化，罗马文化，欧洲文化，它超越於任何一个文化。因为，上帝是人类共同的上帝。每一个人都可以而且必须与上帝建立一个独特的亲密的个人关系，而这一关系是任何其他人无法代替也无法消灭的。
没有一种文化可以垄断对上帝的信仰。上帝在天上，文化在地上；上帝创造了人，人生活於文化中；上帝是无限，文化是有限；人有限的文化和无限的上帝之间永远存在一条人不可能完全逾越的天堑。文化有生死，有新旧，有好坏，而上帝始终如一。因此，不分东方，西方，基督教都能在其文化中展示并灿烂的生命；不论白人，黑人，黄种人，每一个人都可以用他的或她的心灵来崇拜上帝。
那个深夜，当我在心灵深处呼喊“天上的慈父”时，我终於看见了天国--它就在我的心中。我，就是耶稣一直在寻找的浪子！
文化冲突
自从1978年我进入大学哲学系读书後，随着对中国古典哲学了解的增多，我越来越热爱中国文化及其哲学。孔孟老庄、唐诗宋词、山水园林、武术戏曲，这一切为我徐徐地展开了一个“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的精神天地。我为自己是中国人而自豪骄傲，我对一些人践踏中华文化而痛心疾首，民族文化的自尊心和自豪感促使我在内心深处一直排斥基督教信仰。我认为，我们中国人有自己的价值观和思维模式，怎能容忍基督教取而代之？中国人如果接受了耶稣作为生命的救主，那麽，中华文化真的就要亡了。
当然，我无法否认中华文化在近代的衰落。我也不得不承认孔孟之道在今日中国的影响日益淡薄。但是，我没有“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凄惨心态，我不信这延续了数千年的独特的人类精神宝藏会在我们这几代人手中一夕丧尽。我坚信，如果天不绝中国人，中华文化必不死；中华民族复兴之日，必是中华文化重现其灿烂的新生命，怒放於世界文化百花园之时。
我接触了一些华人基督徒，他们人品很好，热心地关怀中国同胞。但是，他们往往很不关心也很不在乎中华文化的存亡续绝问题。他们不觉得自己对中华文化的前途和命运有一份不可推卸、无法逃脱的历史责任。在接触某些华人牧师及神学生的过程中，我发现，在讲道及向个人传福音中，他们所引用的思想材料和实际例子，大都是西方的，他们思考神学问题的思维模式，是非常典型的西方式的，他们对中华文化很少有同情的了解和深入的认知。我断定，他们在美国生活得太久了，心灵的深处已经被西化了。
我第一次参加基督徒的家庭聚会时，几位好心的基督徒反覆地向我解释人人都是罪人的观念，我完全无法接受。我告诉他们，在汉语中，有罪的基本含义就是违法或犯法，罪人就是被法官判刑的犯人。说人皆有罪，岂不是说人皆为罪犯？认为人生而有罪，岂不是判定人生下来就该统统关进监狱中！我常常反问他们，如果人生而有罪，上帝何必造人！如果连小孩子都罪孽深重，为什麽耶稣会指着小孩子说，“除非你们改变，像小孩子一样，你们绝不能成为天国的子民……为了我而接待这样一个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太18：3-5）
此後，我读了一些阐释基督教教义及探讨基督教和中华文化的关系的书籍。有的书力图把孔孟老庄批倒批臭，好像中国人如果不与中华圣贤彻底决裂，就不能成为基督徒，这引起了我极大的反感。我愈发相信，基督教与中华文化水火不容，它们之间存在的紧张、冲突、对立的关系，只能导致你死我活，没有调和的馀地。而冲突的焦点则集中表现在对人之心性的不同看法上。
人性之辩
我虽然没有进过私塾堂，但也能背下几段《叁字经》，尤其是“人之初，性本善。”待到学过了《论语》和《孟子》之後，人性本善的观念，几乎变成了我思考人性问题时不证自明的公理和出发点。我认为，每一个人心中都存在着仁心或善性，它是人之为人的基石，是人区别於动物的根据，是孺子可教的心性基础。如果否认了性善论，也就意味着否认了以《四书》为代表的古典儒学的心性论，也就意味着从根基上摧毁了中国哲学和中华文化。
我还接受了古典儒学的另一个基本观念：即人皆能自救，或云“为仁由己”（孔子语）或云“人皆可以为尧舜”。只要人能醒悟到他心中固有的善性，自觉地遵循仁义之道，实现仁於日常生命活动之中，那麽，他就可以依靠自己而成为仁人志士，正人君子。
我尤其欣赏“天人合一”的伟大理想。每当我沉醉於《大学》所论及的“成己”，“成物”，“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的“合外内之道”；每当我深思孟子的名言：“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也，则知天也”（尽心上）；每当我低吟张载在《西铭》中所抒发的伟大情怀：“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我总有一种闻先圣之高风亮节，懦夫有立志的感觉。我向往着有朝一日我也能升华到“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语）如此，我这一生也就问心无愧了。
但是，我无法抗拒《圣经》中关於“罪”的观念对我的强烈冲击，它迫使我不得不多方面地思考罪的问题，特别是罪存在的心性基础。
首先，我发现，在中华文化中也有类似於人皆有罪的观念，即人皆有过。这不仅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也指圣人亦有过。只不过是圣人有过，“过则改之；”小人有过，“过则顺之。”（孟子：公孙丑下）人作事的标准是“中，”达不到这个标准，就是不及；超过了这个标准，就是过。过与不及在性质上是一样的：“过尤不及。”（论语：先进）“过”与“不及”都是不得中行，偏离正道。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人是十全十美的。
在与美国朋友讨论信仰的过程中，我多次认真地阅读了《罗马书》，“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智的人，也没有寻找上帝的人。人人背离上帝，一齐走入歧途。没有行善的人，连一个也没有……他们不知道有平安的路；他们也不晓得敬畏上帝。”（3：10-12；17-18）这些话语像一把把锋利的刀剑直刺我心，使我心里很不自在，很不舒服。我一方面承认它所包含的直面人生、直指人心的强大力量；另一方面，我又力图削弱这些话语的锋芒，磨平它们的棱角，我说服自己相信：这些话太片面了，太极端了，太绝对了，太偏激了。
但是，无论如何，在圣经的反覆冲击下，我终於认识到了，人的实际存在是一个不完美的存在。只是我拒绝承认，这个不完美之所以能够存在，有它的心性基础。因为我明白，如果承认了这一点，我建造在人性本善基础上的思想系统、价值系统，就会动摇、倒塌。但是，否认这一点，我不仅无法解释人的实际存在为什麽会成为不完美的，也无法反省“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够发生的普遍的人性基础。
谁之罪
我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在那个黑白颠倒的血腥年代中，我亲眼看见了许多人极其无耻、极其残暴的表演。为什麽一个人的心能变得那麽黑暗，那麽狠毒？为什麽那麽多的人，突然间同时都像发了疯一样？我苦思多年而不得其解。难道人心真的像古希腊神话中“潘朵拉匣子，”只要你一打开它，一切邪恶的东西就都跑出来了？
虽然痛苦，但我终於认识到：单凭一个“伟大领袖”，不可能有“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人类悲剧。如果，我们不想为任何一个人在“文革”中所犯下的或罪行、或错误、或过失、或违心之事开脱；如果，我们承认每一个精神正常的人都是有自由意志的；如果，我们要为自己不是在暴力的直接威胁下所作出的一切选择负道德责任，那麽，每一个参与了文化大革命的罪恶的人，都不能把他犯错误的原因完全归结於外界社会环境的影响。我们必须反省，我们的心性中有什麽东西是发生这一切罪恶的根源。
我又反覆思考了另一个问题：为什麽在文革结束後，中华民族没有真正深刻地反省十年浩劫？为什麽只有巴金写了一部堪称忏悔录的大作？为什麽许多老干部重新工作之後，只是控诉四人帮怎样迫害他们，而从不忏悔他们以往整过多少人，害得他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为什麽号召我们严於解剖自己的伟大导师，却对自己一贯文过饰非？我的结论是：我们的文化中存在着一个严重的缺陷，即漠视罪存在的人性基础。久而久之，我们感受罪的敏感性，我们忏悔自己的罪的能力，越来越微弱了。
感谢上帝！在“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3：23）的真理之光的照耀下，我逐渐地敢於面对自己、反省自己了。我认识到，第一，虽然世人对我的评价还不错，但是，他们看见的仅仅是我的外表和行为，而看不见我的内心。我内心中的黑暗，唯有我自知。第二，虽然我时常做好事，但有时做好事并不是出於好心。虽然我没有作某些坏事，但有时并不是不想作，而是没有胆量、机会、条件去作。第叁，虽然我有一个美好的理想自我的形象，但它与生活中的真实自我相距甚远，对我来说，理想的自我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当我敢於真诚地面对我的心灵，当不推诿自己的责任，不把自己的弱点、过失、错误归於社会和他人，我便深切地感受到在我心灵深处一直存在着的那股恐怖和强大的黑暗力量。
为善与行善
自从我进入青年期，能够反省自己後，我极其痛苦地发现了：这个黑暗力量，一直想要把我推进深渊，而那是我绝不愿跌进的黑暗深渊。几十年来，在理智上，我一直力图把它拒绝於心门之外，但是，我的情感和下意识，又分明感受到了它对我的强烈诱惑和吸引；依靠意志的力量，我与它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强烈博斗，但被它一次又一次打败了，而每一次失败都增加了我对自我的怀疑、沮丧和厌弃；我不是不想作好人，但它逼迫我作不成我想作的好人。而我在世人眼中形成的好人形像，又是我不断地诅咒的对象；我决不愿意作恶，但黑暗了的心灵常常控制了我，使我作出了连我自己也後悔厌恶的事。保罗的话道出了我的心声，“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作……我真是苦啊！（罗马书7：18,19,20,24）
我更进一步地发现，我之所以拒绝基督教关於罪的基本观念，主要不是理性上的困惑，而是情感上的挣扎；不是抗拒改变观念，而是拒绝更新自我。在我一再纠缠罪的概念的精确定义的背後，是我在情感上不愿意接受我是一个罪人的事实。当我反覆追问，“一个上帝创造的完美的创造物，如何可能产生不完美的罪”的问题时，我的内心是想把所有的人从而也把我所犯的过错的责任归结於上帝。我乐意在观念上、教义上承认一个圣洁的上帝，我更乐意他人都是圣洁的，但是，我却不愿意也无力洗刷自己心灵的污秽。当我敢於正视自己後，我也敢於正视我以往所喜欢的理论了。孟子“道性善”，他是儒家性善论的主要奠基者。他论人性之善主要是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立论的。他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善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公孙丑上）人心皆有这“四端”，如果人能够扩充它，可以保四海；不能扩充它，连父母也不足以事奉。既然，这“四端”有待於人扩大它，充实它，那麽，它就只是一个为善的可能性，而不是为善的实然性。四端的存在，只能说明人性是可能为善的。但是，它不能证明人性本来就是良善的，或者说，人性必然会自然而然地成长为善的。孟子道性善时，举出了一个着名的例证，“今人乍见孺子将入於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但是，我们却在中国大陆的传播媒介上常见到这样的新闻：今人已见孺子入於井，常无怵惕恻隐之心。
其实，在我接触基督教之前，我已经知道了孟子性善论的根本矛盾：以人性可能成为善的，来论证人性本来就是善的。他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告子上）但是，我不想正视这个矛盾，我不愿意我的人生价值观失掉它的人性论基础。现在，我在《圣经》中发现了解决孟子思想矛盾的亮光。〈创世记〉第一章说，上帝看着他的每一个阶段的创造都是好的，但直到上帝完成了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之後，上帝才“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由此可见，无论从逻辑的起点，还是历史的起点，的确是“人之初，性本善。”但是，在〈创世记〉第叁章，情况发生了根本转变：人类的始祖背弃了上帝与他们所立的神圣的“约”，他们偷吃了上帝禁止他们吃的禁果。於是，上帝创造人时所赐给人的上帝的形象被人损坏了，背离了完美的上帝的人变成了不完美的人。人由“顺从的人”，变成了“反叛的人”。由崇拜上帝，变成了崇拜自己。罪进入了人的生命，人的本善之性被罪严重的污染了。人的存在变成了一个不完美的存在。
认罪悔改
面对完美的基督--人类的救主，我不得不承认，我也是一个罪孽深重的神的逆子。我过去认为自己作人“问心无愧”，那是因为，我不去“问心”，反而拒绝去听良心的微弱的呼唤；即使有时我不得不问心了，我也没有“真问”，反而想方设法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使之合理化。或者把自己的心掩藏在众人之心中，认为云云众生都是如此思，如此行，我何必与自己过不去。众人皆醉，我岂能独醒；即使我问心真的感到有愧时，我也经常局限於内心的懊悔，忏悔，立志，而不是实际地改变我的旧生命，作新人。
我的心和众人的心都一样，是一颗久已被污染了的破碎的心。面对着这人欲横流的大千世界，还有那不堪回首的两次世界大战，骨肉相残的十年浩劫，我怎敢还有勇气说，“我不是罪人！”？谁敢说，“我是义者！”？
天人精意
从人性本善的迷宫中走出後，我也逐步发现了以往我在欣赏“天人合一”时陷入的误区。天人合一是中华文化的精华，这千真万确。但是，即使那些真心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的人们，往往和我一样，都已经远远地离开了传统的真谛。生活在科学发达的二十世纪，我们所见、所闻、所思、所论的“天”，是一个风云雷电的自然之天，是一个用望远镜来观测的浩瀚星云。它再也不是孔孟等古圣贤所景仰的有道德、有意志、有感情的德性之天。而坚信这一德性之天的存在，正是他们坚信天人合一的基石。搬开或粉碎了这一基石，天人合一就成了哲人的虚幻理念，狂人的真实呓语！ 孔子“五十知天命”（论语：为政）在孔子的思想中，天是最高范畴。他虽然很少谈论天，但是，他所谈论到的内容却非常重要。他认为天有智慧，他说，“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天能知道人，了解人。人的学问的最重要的地方，在於了解天，知天，顺天。天不仅有智慧，他还有意志。“天之将丧斯文也，後死者不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唯有天能够最後决定人的生死存亡！天还有德性，他能够赋予人以德性，并且，其他人无法违背天来伤害孔子。“天生德于予，桓其如予何？”（述而）正因为天有德性，有意志，有智慧，天是人事及万事的最高决定者，天意不可违抗，只能顺从，所以，人必须敬畏天命。“君子有叁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季氏）对孔子所言的“畏”字，朱子解释为“知其可畏，则其戒谨恐惧，自有不能已者……知畏天命，则不得不畏之矣！”（四书集注）戒谨恐惧，不得不畏。这是一个人面对“天”时，他必须具备的基本态度。据有的学者统计，“天”在《论语》中出现十八次，每次都和意志、行动、情感有联系。
孟子言尽心知性，知性知天，把天与心性直接联系起来。他认为，“仁义礼智”不是由外界或者社会铄造於人的，而是人生来固有的，只是人没有思考它而已。“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告子上）他又认为，“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而这“贵于己者，”就是人生而具有的“仁义忠信，乐善不倦”的“天爵”（告子上）。人的天爵也罢，人的仁义礼智之心也好，在孟子看来，都是“思则得之，弗思则不得。”而“思”则是“天之所与。”不仅能思维的心是天赋予的，连舜禹这些圣人“有天下，”也都是天赋予的。
在孔子、孟子这些古典儒家那里，天人合一不是虚幻的理想，不是抽象的观念，更不是与他们的生命活动分离的教条，那是他们活生生的生命经历、感受和体认。孔子是在受迫害中体认到“天”与他们同在的，他强烈地感受到，向中国人宣示人道或仁义之道，是“天”赋予他的伟大使命。他在接受并实现这个使命的过程中，不断地感受到了“天”从来不抛弃他，即使有人再叁地迫害他。孟子一生以承继、光大圣人之道为己任，明知任重道远而不悔，不怨，不屈，不挠。也正是出於他亲身感受到了“天降大任”於自身，故而他有浩然之气，敢为帝王师。
悲哀与庆幸
思想上一旦豁然开朗後，我陷入深深的悲哀中。多年来，我一直力求承继以孔孟为代表的中华文化使命，今日方觉，我早已远离了他们的内在精神生命，我只看见到风云变幻的“自然之天”，而把“德性之天”化为哲学的义理。我欣赏天人合一，但只是把它当做一个深刻的、宏大的、美丽的观念来欣赏。这样一个主观的、心理的观念当然无法进入我的日常生活，改变我的生命。它变成了生命的点缀，变成了显示自己思想深刻的言辞，变成了写书教书的谋生手段。
我深深地庆幸自己生活在二十世纪，并且，来到了一个信仰自由的国家。我看见了中国古圣贤一直渴望亲眼看见而终没见到的“德性之天”，他就是上帝--拿撒勒人耶稣。我在心中遇见了那位创造了具有本善之性的人的造物主，并为自己亏缺了他的荣耀而无比内疚。我无限地感激他，感激他在直接向中国人启示他自身之前，把孔子、孟子赐给中华民族，保守这个古老的民族、古老的文化一直存活到如今；感激他为了拯救我而让自己的独生子死在十字架上；感激他不因我一再拒绝他而抛弃我，定我的罪，反而引导我与他相遇；感激他把我带进了他的家，赐给我新生。回首往事，如烟、如梦、如幻。多少次，在静静的夜色中，我向耶稣低声诉说，“主啊，我就是你要召的罪人。原谅我，我来得太迟了，太迟了。”
我告诫自己，已经被骗过一次了，我不能再被骗了。
在探索基督教信仰的过程中，理性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它使我认识到了信仰的合理性。但是，最令我苦恼的是：当我试图用理性去解决超理性的问题，特别是信还是不信的问题时，我的理性却处处与我为难。
我第一次接触基督教的印象是很奇特的。那是79年的圣诞节，严寒中，我跟着几位大学同学一道，悄悄地走进了一个小教堂。教堂又小又旧，但欢庆圣诞的基督徒们却显得很虔诚，很激动，很幸福。
这是怎麽回事呢？我的理性告诉我，相信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上帝是荒唐无知的表现。可我的情感却被教堂中洋溢的神圣气氛所吸引，产生了一种我也说不明白的感觉：那是我很少有过的深沉静谧的感觉，是超越感？归属感？还是无法言明的对上苍的神秘感、敬畏感？我说不出来。但那个晚上的感觉，很难忘怀。
十多年後，当我能自由地在美国作礼拜时，渐渐地，我的心却变得沉重起来了！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文化大革命”，想起了我高唱“东方红”，想起了我真诚地把“敬爱的毛主席”当作“心中的红太阳”，激动万分的高呼“毛主席万岁”，想起了我站在毛的画像前，严肃认真的向他早请示，晚汇报。
我恨自己的愚昧，恨自己的纯真感情被我最崇拜的人玷污了，恨自己被那个庞大的机器耍了，像耍猴子那样地被耍了。我告诫自己，已经被骗过一次了，我不能再被骗了。我那颗百孔千疮的心经不起再被骗了。什麽神啊神的，假的！全是假的！
尽管这呼声搅得我心烦意乱，但教堂中的那种神圣气氛，还是轻轻地拨动了我的心弦。不由得我对基督徒的虔诚既羡慕又反感。我羡慕他们：因他们如此纯情地投入了那超然的世界，精神遨游於九霄之上；我又无法遏止对他们的反感：因我直觉到了，在他们中间，我是外人。虽近在咫尺，但彼此生活於两个截然不同的精神天地中。
於是，我自觉地以外人自居。基督徒唱诗歌时，我就是不开口！他们低头祈祷时，我偏要东张西望，看一看他们是什麽表情！
最使我受不了的是听基督徒的祷告。开始觉得挺可笑，但渐渐就觉得不可思议甚至有点恐怖，特别是联想到有个神在听他们祈祷。我虽怀疑某些基督徒的真诚，但无法肯定所有的基督徒都不真诚；我无法具有他们的那种虔诚，也理解不了他们的虔诚；有时，我嘲笑他们的态度近於愚昧、迂腐；但有时，我竟渴望，自己若是能变得像他们那样愚昧、迂腐有多好。我无法印证他们的祷告是否上达於天庭，但我确信，那许多祷告，是出於人类心灵深处最深沉的呼声。
为什麽当局的造神宣传，竟能激动起亿万人的心弦？它是我们心中的哪一条弦？
像许多人一样，文革结束後，我也从对毛的个人崇拜中觉醒了。我对学生讲，“毛泽东是人，不是神。”我没有意识到，这个讲法本身暗含了一个判断：即神是完美无缺的。他不可能犯任何错误，也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如果不是与神相比较，说毛不是神就没有任何意义。如果说毛是假神，就必须以承认有真神存在为逻辑前提。如无真神，假神之假何以为假！
意识到这一点是很尴尬的：我不信有神，却不自觉地假设了神的存在。因为我用神作为判断毛的标准，而一个虚假的观念绝不能作为判断真假的客观标准。但Ê只有用神作为标准，才能有绝对标准判断毛有罪。如果根据人的标准评判是非、对错、善恶、就必然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此地为是，彼地为非；此时为是，彼时为非；是是非非，非非是是，无是无非！
我问自己：在这科学昌明的二十世纪，我为什麽狂热地卷入了造神的狂热之中？为什麽渴望大救星？为什麽当局的造神宣传，竟能激动起我们亿万人的心弦？它是我们心中的哪一条弦？
我时而感觉到，面对耶稣，我的心不由自主的颤动。怪了？如果我真的不再有激情，为什麽心弦还颤动？我崇拜假神时那种少年人的狂热是已经过了，但中年人的深沉又在哪里？我真的是被骗怕了，还是麻木了，世故了，对一切都无所谓了？如果我真的像自己认为的那样：心如死水，为什麽还渴望了解有没有神？
是啊，如果真如圣经所说，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他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我的心，怎能不颤栗？
科学家关於上帝的言论对世人相信上帝与否有巨大影响，但对上帝存在与否，毫无影响。
我总觉得我的心像个无底洞一样，人世上的东西总无法把它填满，不论是金钱、名望，还是权力、异性。所以，它一直在寻找，送走了一个假神後，它又匆匆地把科学拉来替代它，奉之为神明。
我记得，79年第一次从教堂出来後，我就有一个想法：相信上帝是迷信，只有没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会这样做。其实，在教堂中遇到的那些基督徒的文化程度，我一无所知。我的逻辑很简单，任何宗教都是迷信，基督教是宗教，所以，它是迷信。可那时，我连圣经有旧约、新约两大部分，耶稣生在马槽，这类基督教的ABC都不知道，无知以至於此，却敢大胆地否定基督信仰！
就这样，我把理性和科学当作了判断真伪的标准。凡是不合自然规律的神迹，都不能为我所接受。凡是科学不能证明的，都必须否定。
但在美国，进了几次教堂後，我就再不敢说信仰基督等於迷信了。我的许多基督徒朋友，是博士，硕士，专家，学者，有一位居然是生物学教授。他们的专业知识，并没有使他们远离上帝，反使他们更深刻地理解了他。说只有无知的人才会信上帝，这只表现了我的无知。
那何止是无知，更是偏见。多年前，读爱因斯坦着作时我就知道，这位最伟大的科学家相信上帝。虽如此，我还是认为宗教信仰是反科学的。我有何知何识，敢与爱因斯坦相比，但我竟狂妄地认为科学与信仰绝对对立！
可心中又有个声音说，“有的大科学家不信上帝，这也是事实。”这话也没错。那我到底该怎样看待科学家信不信上帝这种现象呢？我想，用有的科学家相信上帝这件事实，来证明上帝的存在，和用有的科学家不相信上帝，来否认上帝的存在，二者在理性上是等值的。可是，上帝如果存在，他绝不会因某些科学家相信他，他才开始存在，或能够存在；也不会因某些科学家不信他，就不存在了。科学家关於上帝的言论对世人相信上帝与否有巨大影响，但对上帝存在与否，没有丝毫影响。
我进一步思考：即便科学家们能说明天大的问题，但解决不了我的问题。他们是否信上帝，这是他们个人的抉择，不是我的选择。即使他们的榜样有助於我的选择，但仍然不能代替我去选择。
我紧闭了的心门，必须自己把它打开，不如此，我就是阻挡上帝进入我心中的最大敌人。我灵魂的眼睛，必须自己把它睁开。不然，耶稣即使站在我的面前，我也什麽都看不见。信仰之路，我要自己去走，因那是我的路，并且，是上帝仅仅为我准备的路。如果我不迈出我的脚步，即使路在脚下，我还会喊：路在何方？
我曾视科学为万能，但面对这关系我安身立命根基的生死大事，科学无奈！无语！无能！
好像想通了可又碰到了新问题，这不是怀疑科学的伟大吗？反覆思量後我认定，不是。我怀疑的仅仅是科学万能。而科学万能是一种哲学思潮，不是科学知识本身，并且，它是一种反科学的哲学思潮，因为它让科学去评判信仰的真伪、人生价值的高下，这本身就超出了科学能力之所及。
使我最痛苦的就是：科学如此有力量，却不能改变我的心。我真想大喊，科学啊！当我的眼在流泪，心在流血时，你在哪里？你可曾与我同哭？并擦乾那斑斑血迹？当我在灵魂的黑暗中挣扎而绝望时，科学啊，你又在哪里？你为什麽不给我一点点光？我只要一点点生命之光以看到生命的希望所在！
我这麽想绝不是要眨低科学。但是，生活於此世，我总得弄个明白：我安身立命的根基何在？是功业浩荡，还是德性高洁？是长啸於青山绿水之间，还是奔走於官府深院之内？是在醉死梦生、喜笑怒骂中了此无聊一生，还是遁入空门，伴那悠悠的钟声而不思不觉？真是太痛苦了，我曾视科学为万能，但面对这关系我安身立命根基的生死大事，科学无奈！无语！无能！
茫茫宇宙，是否有神？方寸之间，何以能容下天国？这是人生的最大奥秘，我必须寻找。虽然我不知我能否找到它，但若不寻找，我什麽也找不到。
在探索信仰的过程中，我所自信的恰恰只有一件事，我在信仰上无所不知。
怎样寻找基督信仰呢？有一点我明白：若不首先谦卑下来，我什麽也找不到。以往，我最喜欢两句名言，“我所知道的只有一件事，我一无所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但在探索信仰的过程中，我所自信的恰恰只有一件事，我在信仰上无所不知。我的全部所知全部的推理，都基於一个前提，环绕一个中心--没有上帝。
我坚持“没有上帝”这个见解，主要不是由於我想坚持无神论，而是由於我从来就没有认真考察无神论立论的根据，更没有研究过有神论。我反覆地发问，“怎麽可能有上帝呢？”却从不反问，“怎麽可能没有上帝？”我坚信耶稣死後复活是不可能的，因为从来没有人死後复活过。我却没有深思：如果耶稣是上帝之子，那麽，他死後不复活才是不可能的。由此看来，我坚信“没有上帝”，也不是基於理性，这也是一种需要自己去坚信的信仰--无神的信仰。
在阅读王明道、戴德生等人的自传前，我从来不知道，那些追随耶稣足迹的信徒，他们的生命竟能被耶稣彻底改变，他们的祷告竟能得到实现。并且，这毕竟不是几个基督徒的个别经验，而是无数基督徒的共同经验。它出於不识文断字的凡夫，验於才华横溢的智士；见於中土，闻於西域；通於远古，达於今朝；用外文可述其事理，用中文能言其情志。而所有这一切，都指向一个中心：十字架上的耶稣。经历与耶稣同在，这经验对我来说是太神乎其神了，太不可思议了！
了解了这些後，我的心变得更焦躁更苦恼了。我与基督徒个人的交往日深，但与他们的心的确无法相通。我渴望了解他们的灵性生活，但却摆脱不了一己之见的束缚。我不能直接体验他们的内心体验，又不愿重覆他们的共同经验。我不怀疑他们人格的诚实，但又不相信他们对其精神生命的描述和说明。这到底是怎麽了？
无知捆绑着我，使我失去了寻找真理的自由。而骄傲则使我不承认自己被无知所捆绑。
我一直把理性当作探索信仰的基本出发点，认为只有依靠逻辑思维的力量，才能辨明基督教的真理。我明知理性有其局限，完全依靠它，不可能体认到上帝。但我还坚持要靠它来理解上帝，因这是我的理性。
我有时也曾安慰过自己：人皆有所不知，不足为怪。我可以为以往自己在信仰上的无知辩护，因为我生活在没有宗教自由的环境中，确实不知道自己在信仰上有多少东西需要知道。可现在，我享有了充分的宗教自由，却常常认为在信仰上没有多少东西要知道的了，我这是不想并且不愿知道我必须知道的真理。
无知捆绑着我，使我失去了寻找真理的自由。而骄傲则使我不承认自己被无知所捆绑，却还认为那是理性的光芒在闪耀。无知，使我远离了真理；骄傲，使我不肯向耶稣请教。我有欣赏自己的知识和辩才之情，无改变心志和生命之意；有对心灵自由的渴望，却甘愿作罪的奴仆。圣经，读了，但不明白；讲道，听了，但听不进去；有些道理，似乎懂了，但懂得的仅仅是宗教知识。生命的活泉，无法流入我乾渴的心田，我心田的闸门，被我自己锁上了。
以我有限的生涯，怎能把信仰问题全弄懂呢？
由於过分地信任自己的理性，所以我多次告诉朋友，“我要是信上帝的话，非得全弄懂了再说。”於是，我的理性就不断地同我开玩笑，我越是想依靠它解决信仰问题，它越是制造了更多的问题向我表明，我无法依靠它明白信仰；我越是积累了一些有关基督教的知识，它越是表明，我有更多的新知识需要积累。
冷静下来仔细想想，我是何人，有何超人的智慧？有何卓绝的学问？敢以“全懂”为在信仰上求知的目标？即使有一天我真的以为全懂了，那也不过是自欺而已，不过是在人类众多的谬误中，再添上一个小小的谬误。
再说，以我有限的生涯，怎能把信仰问题全弄懂呢？要是等我都弄懂了，再决定信仰与否，那我就只能抱恨终生而无所抉择了。即使我变成了一缕青烟，青烟在白云下写下的也是个问号。
我渐渐地感到了自己的狂妄，如果我能完全理解上帝，我那有限的智慧，岂不成了无限的智慧？我那残缺的德性，岂不成了充实而光辉的全德？我那微不足道的能力，岂不成了不可限制的全能？
其实，我哪里真想把信仰涉及的问题全弄懂？我是自欺，如果我有这愿望，我为什麽不如饥似渴地阅读圣经？为什麽不虚心的向基督徒请教？为什麽不内省并悔改自己的罪？为什麽不跟着耶稣走？我明白了：我是以要把问题全弄懂这一完全不可能的事为藉口，为的是既要拒绝上帝，又要保持自我感觉良好。
我的知识和理性，有助於我理解我相信的是什麽，但它并不必然导致我相信什麽。
就这样，挣扎了叁年多，我终於不得不承认，凭一己的理性，我不可能认识耶稣。我读圣经时所碰到的问题，无一不在向我的理性挑战：圣经对我问的是：你还不明白吗？耶稣就是因爱你，洗净你的罪而为你死在十字架上的。你真的不明白吗？耶稣所说的罪人就是你！你为什麽还不悔改？你执迷不悟要到何时啊！
是啊，我该回应圣经对自己的挑战了，只用信心去迎接这挑战。我的知识和理性，有助於我理解我相信的是什麽，但它并不必然导致我相信什麽。我若不承认耶稣的存在，我绝不可能认识他。我若不尽心、尽性、尽力爱上帝，并且爱人如己，我不可能体认到上帝是爱。如果我不向上帝祈求，我无法明了祈求的含义，不可能知道上帝给我的会是什麽。当我以整个心灵仰望耶稣时，我终於明白了，耶稣基督是我的主。我情不自禁地称他为主并向他祈祷：
主啊，我渴望在你的安慰中获得心灵的平安宁静。我渴望在力行你圣道的过程中，感受到你，经历到你，使生命变得越来越像你。我坚信循你的道而行善，无能者可因信你而有大能；软弱的人可因靠你而有大勇；愚拙之辈，也可因畏你而生大智。
主啊，携着我的手，让我与你同行！让我的理性在信靠天父中发出它最美的光芒，让我在跟随你中，得到你所激发的那浩然的生命之气！让圣灵激动我的心，使我的情感在爱你爱世人中不断升华！啊！主啊！活在你的爱中，我的心中有了天国。
啊！主啊！与你同行，这有多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