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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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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er：重构城市交通的梦想家
作者：刘寅斌
“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 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1848年，《共产党宣言》
时光过去一百多年，当我们审视这段话，惊奇地发现，它很可能是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的巨变最恰当的描述和映像。
以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正在快速驱动世界进入创新迭出的巨变时代。有人坚信技术必将改变世界，有人宁愿相信堡垒坚不可摧。我们看到从车库里昂然走出的巨人，我们也看到倒下的巨人被贱卖奚落。一些几十年未曾改变的行业，仍想固守他们的疆域，并徒劳地进行着抵抗。巨变时代，稻草不再是一根根飘洒在骆驼身上，而是聚集成团以巨大石块的方式突然从天而降，狠狠地砸在那些貌似强大的骆驼身上。“当巨人倒下，体温还是暖的“，马化腾在2013年年底的这句话，完美地诠释了颠覆式创新发生时，那些貌似强大的机构一瞬间轰然倒下的主要原因。
出租车行业，人人都在抱怨
1897年，德国斯图加特诞生现代意义上第一家出租车公司。此后的一百余年，汽车科技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后，全球城市化进程加速完成，人类进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兴盛时期，出租车也成为现代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难以想象，纽约、伦敦、香港、上海，还有更多的现代化城市，如果没有出租车，会变成什么样？
上海出租车司机老周
2014年3月30日深夜23点，上海，虹桥机场去市区的路上，我和上海锦江出租车公司的驾驶员老周聊了起来。老周是上海郊区奉贤人，今年53岁，从1993年开始开出租车，已经整整开了21年。老周每天必须交给出租车公司的份子钱是360元，自己付汽油费，340元左右。每天早晨5点出车，基本上工作12个小时后，老周才刚刚挣回交给公司的份子钱和开车的油钱。
“那之后就是给自己挣钱了吧？”我问。
“还没有呢，”老周接着说，“我早晨5点出车，第二天凌晨2点收工，到家差不多3点，每天在出租车里待22个小时。这22个小时，总得吃饭吧，一个简单的盒饭20元钱，吃两顿饭就是40元钱。另外，在这么一个只有零点几平米的空间里待那么长时间，不抽根烟解乏，根本不行。我也知道抽烟不好，可是不能戒呀，戒了的话开不动车了。我每天抽两包烟，用掉30元钱。这多出来的70元钱又得跑一个小时。”
就这样，老周一天跑22个小时，每个月的收入最高也就5000元钱左右。
“我家里有两个小孩，女儿马上要出嫁，虽然不用买房子，但嫁妆多少都得给点吧。儿子今年大学毕业，谈了个女朋友，说是要结婚，这马上就要买房子。可我们这个收入，您知道的，就是把我这把老骨头榨干，也买不起房子。不要说市区，就是郊区也买不起呀。”老周情绪有点低沉。
开车在外，老周最怕两条。
第一是怕罚单，“开出租车的，在公路上讨生活，一天开20多个小时，难免不出个差错。碰到警察，有时候还可以通融。给警察道个歉，服个软，说个好话，年轻的警察看我这一大把年纪，一般也就放我过去了。可是电子警察不吃你这一套，给你拍下来，自己去交罚单，那是实打实地交钱。一天吃上一张电子罚单，这一天的活就算是白干了。“
第二怕的是尿急，”我们开出租车，上厕所可真难，年轻时候还好，憋得住，年纪大了，真不行。只能少喝水，甚至不喝水。所以，我们出租车司机身体不好，一身都是病。我们挣的那点钱，糊口之外，都舍不得花，全存着，等着以后交给医院，帮忙救命呢。“
“我们平时做一休一，就是干一天活休息一天。上班的时候，是机器人，拼命干活；下班的时候，是植物人，躺在家里睡觉。”
我笑着问老周，这样的生活节奏，还有夫妻生活吗？
老周听到这话，突然乐了，笑声震得车顶都一颤一颤的，“哪还有什么夫妻生活呀！十多年前就没有了。你去问问其他出租车司机，就这样天天在路上跑，回到家，谁还搞得动呀？”
我告诉老周，在2011年美国的一项职业满意度调查报告中，出租车和狱警被列为压力最大强度最高的职业。
老周来了兴趣，”美国也这样？大家看起来差不多嘛。“”你知道我们最苦的是什么吗？“老周反问我，我摇摇头。
”我们出租车司机最苦的是每天工作20多个小时，比正常上班的人累多了，可是我们却没有任何社会地位。我们是中国的公民吧，可是连最起码的休息权都没有。我们没有星期六没有星期天，更没有国定假期。要休息，那就自己交份子钱。这个实在太不公平了。“
我问老周对出租车公司和政府牌照的看法，老周的怒气开始大起来，“出租车公司有什么狗屁用呀，除了收份子钱，就是罚我们。旅客一投诉，就罚我们的钱。他们提供的什么狗屁服务，都得另外收钱，而且还是强制的。至于政府，这几年是调整过好几次价格，涨了起步费，可是油钱也涨了呀？虽然政府给我们发了些补助，但那点钱杯水车薪，还是比不过涨出来的油钱呀。”
就在我们要下车的时候，老周回过头，“虽然我不满意，但我还是得替政府说一句话：这几年，政府还是做了不少事情的。我们出租车司机苦得很，出租车公司就是我们身上的吸血鬼。要不是没办法，谁愿意干这个？“
近年来，上海的出租车公司已经很难招到本地司机，不招收外地司机的行业禁令早已名存实亡。即便如此，上海出租车司机的缺口仍在迅速扩大。飞速发展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多，对交通的需求越来越旺盛。如果城市里的出租车司机越来越少，抱怨越来越大，这样的城市会让生活更美好吗？
老周的故事，正在世界各地以不同版本上演。在由政府牌照、出租车公司、出租车司机构成的出租车行业金字塔中，出租车司机受牌照制约，被出租车公司盘剥，永远处于最下层。出租车司机人数越来越少，工作越来越累，收入却没有越来越高。
与此同时，乘客的抱怨却越来越多，他们抱怨出租车费越来越贵，他们抱怨服务越来越差。很难听到有人夸哪个城市的出租车司机特别Nice，倒是埋怨吐槽之声层出不穷。
出租车公司似乎是唯一的受益者。但真正调查出租车公司的时候，我们惊讶地发现，他们的委屈似乎更多，抱怨也更大。
出租车公司抱怨政府天天找他们开会，逼着他们降低收取司机的费用。
出租车公司抱怨司机越来越不好招，也越来越不好管理。出租车公司的管理者们已经明显感觉到，实在扛不住就真得降低份子钱了。要知道过去几十年的好岁月里，出租车的份子钱从来都是只涨不跌，哪怕是金融危机的那几年也没降过。
出租车公司抱怨打车软件抢走了他们的生意，搞得他们花了很大价钱建设起来的出租车电调平台已经快没什么人用了。
出租车公司抱怨媒体把他们描绘成社会公敌，仿佛城市交通不畅的根源全在他们。出租车公司抱怨用户为什么不用他们早已开发好的手机打车软件，而非要去用第三方的软件。
出租车公司抱怨打车软件公司用砸钱的方式，搅乱了出租车市场，害得他们对出租车司机的管理完全丧失效力。
出租车公司的抱怨还有很多很多……
政府就更头疼了。多发牌照，出租车公司和出租车司机都不干，碗里就这点肉，再多几只狼，大家都得玩完。出租车司机罢运可不是没有发生过的事哟，任何一个城市的政府都承担不起出租车罢工带来的影响。那就不发牌照，老百姓肯定不乐意，加上煽风点火的专家，“眼看城市越来越大，出租车明显不够用，你政府牢牢抓着牌照不放，分明是有自己的算盘，自己的利益”。油费涨了，出租车司机扛不住，不得已，政府给涨个起步费。开个听证会，吵得一塌糊涂，民怨四起，骂声一片。没办法，涨价不能太猛，只能一点一点来，老百姓还不满意，出租车司机也不满意呀，“我拼死拼活地干，你油价一涨，我这好几个小时就白干了”。没办法，政府再给出租车司机一点补助，纯属安慰，意思就是好了好了，别再闹了，起步费也涨了，补贴也发了，没有办法完全满足你们的要求，但好歹还是解决了一些问题嘛。老百姓不高兴也就只能不高兴，过几天就默默接受了。好不容易太平了，油价又涨了，政府真的要哭了……
从政府管理者到出租车公司，从出租车驾驶员到乘客，出租车行业的所有参与主体全部都在抱怨。当世界在进步的时候，这个行业究竟怎么了？
Uber来了
这个世界上，总有人与众不同。个人英雄主义的历史观纵然有局限性，可很多时候，推动社会进步的恰恰是那些充满激情，满脑子怪想法，试图改变世界的人，他们有时被称为怪物，有时被称为英雄，而我们更喜欢称他们为梦想家。
在全世界都默认出租车行业就是这样一个糟糕行业的时候，一个试图改变出租车行业，并重构城市交通的打车软件Uber于2010年在美国诞生。Uber是全世界第一个，也是目前国际化程度最高的打车软件，用户遍及30个国家80多个地区。就像当年Groupon掀起的团购热潮一样，Uber迅速掀起了全球的打车软件热潮。
Uber的创始人特拉维斯·卡兰尼克出生于洛杉矶，初中时就自学计算机编程，后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1998年，卡兰尼克辍学和同班同学成立了一家公司名为Scour的多媒体搜索引擎公司，公司提供P2P文件交换服务。2000年，为了避免版权法律诉讼，公司宣布破产。2001年，卡兰尼克再度创业，成立Red Swoosh，专注于文件分享，该公司于2007年被Akamai以1500万美金的价格收购。
实现了财务自由的卡兰尼克成为一名天使投资人，但他显然不安于现状。很快，他就厌倦“在令人赞叹的食物、美酒以及不可避免的夜生活中缓慢前行（来自Uber官方博客）“的生活，并急不可耐地开始寻找机会。就在那时，卡兰尼克的好朋友、Uber的联合创始人盖瑞特.坎普刚把自己创立的公司卖给Ebay，也在思考未来的方向。
于是，两个好朋友走到一起，他们不断地讨论下一步究竟该干点什么。不久后，他们一起去巴黎开会。
凌晨5点的巴黎，晨雾初起。卡兰尼克和坎普醉醺醺地从酒吧出来，想赶紧找辆出租车回酒店，一解宿醉。可是，清晨的巴黎，除了早起的老人紧裹着大衣慢条斯理地从他们身边经过，街道上空空如也。老人们甚至都不屑多瞧一眼这两个睡眼惺忪的美国佬。
作者：刘寅斌
“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 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1848年，《共产党宣言》
时光过去一百多年，当我们审视这段话，惊奇地发现，它很可能是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的巨变最恰当的描述和映像。
以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正在快速驱动世界进入创新迭出的巨变时代。有人坚信技术必将改变世界，有人宁愿相信堡垒坚不可摧。我们看到从车库里昂然走出的巨人，我们也看到倒下的巨人被贱卖奚落。一些几十年未曾改变的行业，仍想固守他们的疆域，并徒劳地进行着抵抗。巨变时代，稻草不再是一根根飘洒在骆驼身上，而是聚集成团以巨大石块的方式突然从天而降，狠狠地砸在那些貌似强大的骆驼身上。“当巨人倒下，体温还是暖的“，马化腾在2013年年底的这句话，完美地诠释了颠覆式创新发生时，那些貌似强大的机构一瞬间轰然倒下的主要原因。
出租车行业，人人都在抱怨
1897年，德国斯图加特诞生现代意义上第一家出租车公司。此后的一百余年，汽车科技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后，全球城市化进程加速完成，人类进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兴盛时期，出租车也成为现代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难以想象，纽约、伦敦、香港、上海，还有更多的现代化城市，如果没有出租车，会变成什么样？
上海出租车司机老周
2014年3月30日深夜23点，上海，虹桥机场去市区的路上，我和上海锦江出租车公司的驾驶员老周聊了起来。老周是上海郊区奉贤人，今年53岁，从1993年开始开出租车，已经整整开了21年。老周每天必须交给出租车公司的份子钱是360元，自己付汽油费，340元左右。每天早晨5点出车，基本上工作12个小时后，老周才刚刚挣回交给公司的份子钱和开车的油钱。
“那之后就是给自己挣钱了吧？”我问。
“还没有呢，”老周接着说，“我早晨5点出车，第二天凌晨2点收工，到家差不多3点，每天在出租车里待22个小时。这22个小时，总得吃饭吧，一个简单的盒饭20元钱，吃两顿饭就是40元钱。另外，在这么一个只有零点几平米的空间里待那么长时间，不抽根烟解乏，根本不行。我也知道抽烟不好，可是不能戒呀，戒了的话开不动车了。我每天抽两包烟，用掉30元钱。这多出来的70元钱又得跑一个小时。”
就这样，老周一天跑22个小时，每个月的收入最高也就5000元钱左右。
“我家里有两个小孩，女儿马上要出嫁，虽然不用买房子，但嫁妆多少都得给点吧。儿子今年大学毕业，谈了个女朋友，说是要结婚，这马上就要买房子。可我们这个收入，您知道的，就是把我这把老骨头榨干，也买不起房子。不要说市区，就是郊区也买不起呀。”老周情绪有点低沉。
开车在外，老周最怕两条。
第一是怕罚单，“开出租车的，在公路上讨生活，一天开20多个小时，难免不出个差错。碰到警察，有时候还可以通融。给警察道个歉，服个软，说个好话，年轻的警察看我这一大把年纪，一般也就放我过去了。可是电子警察不吃你这一套，给你拍下来，自己去交罚单，那是实打实地交钱。一天吃上一张电子罚单，这一天的活就算是白干了。“
第二怕的是尿急，”我们开出租车，上厕所可真难，年轻时候还好，憋得住，年纪大了，真不行。只能少喝水，甚至不喝水。所以，我们出租车司机身体不好，一身都是病。我们挣的那点钱，糊口之外，都舍不得花，全存着，等着以后交给医院，帮忙救命呢。“
“我们平时做一休一，就是干一天活休息一天。上班的时候，是机器人，拼命干活；下班的时候，是植物人，躺在家里睡觉。”
我笑着问老周，这样的生活节奏，还有夫妻生活吗？
老周听到这话，突然乐了，笑声震得车顶都一颤一颤的，“哪还有什么夫妻生活呀！十多年前就没有了。你去问问其他出租车司机，就这样天天在路上跑，回到家，谁还搞得动呀？”
我告诉老周，在2011年美国的一项职业满意度调查报告中，出租车和狱警被列为压力最大强度最高的职业。
老周来了兴趣，”美国也这样？大家看起来差不多嘛。“”你知道我们最苦的是什么吗？“老周反问我，我摇摇头。
”我们出租车司机最苦的是每天工作20多个小时，比正常上班的人累多了，可是我们却没有任何社会地位。我们是中国的公民吧，可是连最起码的休息权都没有。我们没有星期六没有星期天，更没有国定假期。要休息，那就自己交份子钱。这个实在太不公平了。“
我问老周对出租车公司和政府牌照的看法，老周的怒气开始大起来，“出租车公司有什么狗屁用呀，除了收份子钱，就是罚我们。旅客一投诉，就罚我们的钱。他们提供的什么狗屁服务，都得另外收钱，而且还是强制的。至于政府，这几年是调整过好几次价格，涨了起步费，可是油钱也涨了呀？虽然政府给我们发了些补助，但那点钱杯水车薪，还是比不过涨出来的油钱呀。”
就在我们要下车的时候，老周回过头，“虽然我不满意，但我还是得替政府说一句话：这几年，政府还是做了不少事情的。我们出租车司机苦得很，出租车公司就是我们身上的吸血鬼。要不是没办法，谁愿意干这个？“
近年来，上海的出租车公司已经很难招到本地司机，不招收外地司机的行业禁令早已名存实亡。即便如此，上海出租车司机的缺口仍在迅速扩大。飞速发展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多，对交通的需求越来越旺盛。如果城市里的出租车司机越来越少，抱怨越来越大，这样的城市会让生活更美好吗？
老周的故事，正在世界各地以不同版本上演。在由政府牌照、出租车公司、出租车司机构成的出租车行业金字塔中，出租车司机受牌照制约，被出租车公司盘剥，永远处于最下层。出租车司机人数越来越少，工作越来越累，收入却没有越来越高。
与此同时，乘客的抱怨却越来越多，他们抱怨出租车费越来越贵，他们抱怨服务越来越差。很难听到有人夸哪个城市的出租车司机特别Nice，倒是埋怨吐槽之声层出不穷。
出租车公司似乎是唯一的受益者。但真正调查出租车公司的时候，我们惊讶地发现，他们的委屈似乎更多，抱怨也更大。
出租车公司抱怨政府天天找他们开会，逼着他们降低收取司机的费用。
出租车公司抱怨司机越来越不好招，也越来越不好管理。出租车公司的管理者们已经明显感觉到，实在扛不住就真得降低份子钱了。要知道过去几十年的好岁月里，出租车的份子钱从来都是只涨不跌，哪怕是金融危机的那几年也没降过。
出租车公司抱怨打车软件抢走了他们的生意，搞得他们花了很大价钱建设起来的出租车电调平台已经快没什么人用了。
出租车公司抱怨媒体把他们描绘成社会公敌，仿佛城市交通不畅的根源全在他们。出租车公司抱怨用户为什么不用他们早已开发好的手机打车软件，而非要去用第三方的软件。
出租车公司抱怨打车软件公司用砸钱的方式，搅乱了出租车市场，害得他们对出租车司机的管理完全丧失效力。
出租车公司的抱怨还有很多很多……
政府就更头疼了。多发牌照，出租车公司和出租车司机都不干，碗里就这点肉，再多几只狼，大家都得玩完。出租车司机罢运可不是没有发生过的事哟，任何一个城市的政府都承担不起出租车罢工带来的影响。那就不发牌照，老百姓肯定不乐意，加上煽风点火的专家，“眼看城市越来越大，出租车明显不够用，你政府牢牢抓着牌照不放，分明是有自己的算盘，自己的利益”。油费涨了，出租车司机扛不住，不得已，政府给涨个起步费。开个听证会，吵得一塌糊涂，民怨四起，骂声一片。没办法，涨价不能太猛，只能一点一点来，老百姓还不满意，出租车司机也不满意呀，“我拼死拼活地干，你油价一涨，我这好几个小时就白干了”。没办法，政府再给出租车司机一点补助，纯属安慰，意思就是好了好了，别再闹了，起步费也涨了，补贴也发了，没有办法完全满足你们的要求，但好歹还是解决了一些问题嘛。老百姓不高兴也就只能不高兴，过几天就默默接受了。好不容易太平了，油价又涨了，政府真的要哭了……
从政府管理者到出租车公司，从出租车驾驶员到乘客，出租车行业的所有参与主体全部都在抱怨。当世界在进步的时候，这个行业究竟怎么了？
Uber来了
这个世界上，总有人与众不同。个人英雄主义的历史观纵然有局限性，可很多时候，推动社会进步的恰恰是那些充满激情，满脑子怪想法，试图改变世界的人，他们有时被称为怪物，有时被称为英雄，而我们更喜欢称他们为梦想家。
在全世界都默认出租车行业就是这样一个糟糕行业的时候，一个试图改变出租车行业，并重构城市交通的打车软件Uber于2010年在美国诞生。Uber是全世界第一个，也是目前国际化程度最高的打车软件，用户遍及30个国家80多个地区。就像当年Groupon掀起的团购热潮一样，Uber迅速掀起了全球的打车软件热潮。
Uber的创始人特拉维斯·卡兰尼克出生于洛杉矶，初中时就自学计算机编程，后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1998年，卡兰尼克辍学和同班同学成立了一家公司名为Scour的多媒体搜索引擎公司，公司提供P2P文件交换服务。2000年，为了避免版权法律诉讼，公司宣布破产。2001年，卡兰尼克再度创业，成立Red Swoosh，专注于文件分享，该公司于2007年被Akamai以1500万美金的价格收购。
实现了财务自由的卡兰尼克成为一名天使投资人，但他显然不安于现状。很快，他就厌倦“在令人赞叹的食物、美酒以及不可避免的夜生活中缓慢前行（来自Uber官方博客）“的生活，并急不可耐地开始寻找机会。就在那时，卡兰尼克的好朋友、Uber的联合创始人盖瑞特.坎普刚把自己创立的公司卖给Ebay，也在思考未来的方向。
于是，两个好朋友走到一起，他们不断地讨论下一步究竟该干点什么。不久后，他们一起去巴黎开会。
凌晨5点的巴黎，晨雾初起。卡兰尼克和坎普醉醺醺地从酒吧出来，想赶紧找辆出租车回酒店，一解宿醉。可是，清晨的巴黎，除了早起的老人紧裹着大衣慢条斯理地从他们身边经过，街道上空空如也。老人们甚至都不屑多瞧一眼这两个睡眼惺忪的美国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