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主已死？ 布莱尔与习近平隔空对话

[向问天]

　　“民主让我们过于自负。……民主制度往往无法兑现这些价值。在风云变幻的世界中，国家、社区、企业都必须不断调整自己去适应这些变化，民主制度显得迟缓、官僚而又脆弱。在这个意义上，民主国家对不起自己的公民。”这是英国前首相布莱尔（Tony Blair）在12月初的《纽约时报》发表的《民主已死？》（Is Democracy Dead？）。




　　大约3个月前，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纪念人大、政协成立时曾坦露自己对民主的认识，“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人民是否享有民主权利，要看人民是否在选举时有投票的权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续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


　　布莱尔对西方民主的反思，习近平对西方民主的“把脉”。而今，在人们看来，他们似乎是在进行一次很有趣的对话，而且尽管出自不同的意识形态背景（甚至是此意义上的敌对阵营）、不同的政治经验，但对民主的认知竟有如此的共识。这也许是东西方政要间达成的最有默契的配合了。不得不说的是，也许即将过去的2014年是一个很能检验普世价值意义的一年。当中国在全球忙不迭地扩充影响力的时候，西方民主国家及其信徒正在陷入痛苦的挣扎，对普世价值的悲观情绪持续蔓延。东西方政治文明曾经经历激烈的碰撞，也造就了百余年中国政治文明的沉沦，历史的天平似乎正在逆转。

　　布莱尔与习近平隔空对话

　　对比布莱尔和习近平的主张或者说思索，可以得到很多有趣的线索，大致来说有两点极其微妙的共通之处。其一，西方民主是有缺陷的。布莱尔说，“摆好政治姿态比实干解决问题更重要”。他在暗示候选人被选票捆绑，而一切的选举沦为煽动性挑唆性的宣传。同样，在习近平看来，在西方民主体制中，“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其二，那么什么样的民主是有意义的呢？习近平回答说，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而布莱尔也在抱怨，“导致人们对民主政府大失所望的真正原因是，人们认为生活中迫切需要的改变迟迟没有发生”。用本人发明的概念便是民主政治的“功效”作用衰落，“民主体制产生的最高领导人很难有什么作为”。于是，民主沦为了一场永远都难以兑现“实际改变”的游戏。

　　二人的这次“隔空对话”罕见地取得如此高度一致，让人们不得不去关注它背后的信号意义。当然，这并不是布莱尔首次发表这样的言论。2013年当埃及陷入政变，总统穆尔西被军方废黜时，他也曾在英国《卫报》（The Guardian）发表分析文章表示，埃及当前的局面表明，民主本身并不意味着一个有效的政府，当前在埃及发生的事情就是民主、抗议和政府效率之间相互影响和作用的最新例子。民主是一种认定决策者的方式，但它不是做决策的替代品。当时，布莱尔在文章中说，自己是一个“民主的坚定支持者”（a strong supporter of democracy）。但是一个民主的政府并不意味着它就是一个高效的政府。如今，功效是一个挑战。当政府低效时，人民就会抗议。人民不想等待选举。

　　作为一个左翼政党的前领袖、20世纪90年代“第三条道路”的代表，也许布莱尔发表这些言论并不稀奇。在一个全球化的年代表现出一个实用主义政治家的忧虑，与习近平形成某种程度的“暗合”并不值得大惊小怪的。但如果是曾经以“历史终结论”名声大噪的政治学家福山呢？若干年前，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借《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宣判了人类政治文明多元化的“死刑”。他说，人类历史的前进与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正走向“终结”，随着冷战的结束，“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被定于一尊，是谓“资本阵营”的胜利。然而，最近福山的探讨中反复出现西式民主政治衰败的概念。今年10月份，这名西方民主政治的理论捍卫者出版新作《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当时，他在文章中提出“美国的政治制度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走向衰败，因为传统的制衡制度越来越根深蒂固，越来越僵化。他警告美国，这个国家对政治衰退并没有免疫力。过去几十年里，美国政治的发展正在朝相反方向走，缺乏效率和产生更多的腐败。除非自由民主国家有能力与体制衰败斗争，“否则历史是在一片嘘声中终结。”

　　对待西方民主的认知，三个人虽然可能运用语言体系不同，价值观坐标不同，但结论却是如此惊人的相似，事实上反映了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政治文明与西方政治文明在政治实践上开始显现转折。

　　东西方政治文明的天平正在扭转？

　　在这里，我们不去空谈什么中国模式（因为它即便是存在，也是处在相当不成熟的快速完善阶段，用华人学者李默然的说法，中国的政治文明正值“少年期”），只是追问究竟为什么西方社会的政治精英开始出现180度的态度转变？

　　如今，对东西方政治文明的聚焦点已经很清晰，要么是威权体制下高效有限民主， 要么是西式民主体制下的低效有限民主，你会选择哪个？在过去30年里，中国政府的决策机制成功地使6亿人摆脱了贫困。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一理论支持尽管老套但是却最具有说服力。如果说它不够清晰的话，中国到处撒钱、习近平李克强等中共领导人在国际场合的活跃度可能更为直观。但中国政治实践经验不止于此，中国在十八大后大规模的反腐动作的认可可能更能清晰地说明在一个威权体制下，政治可以如此高效地发挥作用。

　　而在这与此同时，西方社会以及追随它进行了的各种民主实验呢？布莱尔描绘了一个相当颓败的场景。如今，民主国家的日子不好过。许多国家的民主制度出现了障碍：美国国会、英国联合政府，以及许多欧洲国家的政府都遭遇了困境，难以做出必要的决策以回归经济增长。在满足本国公民需求方面，一些羽翼未丰的民主国家似乎不如专制国家有竞争力——至少从短期看是这样。于是，近几年来，“占领运动”在西方世界刮起旋风，表明汹涌的民意正在寻找选举机器以外的有效表达。屋漏偏逢连夜雨，除了民主制度的失灵，近期还出现了一系列意义深远的挑战：极端主义在中东地区肆虐扩张；金融危机的阴云困锁欧洲；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风波未平，乌克兰东部冲突又起。有鉴于此，欧洲极右翼政党的崛起，以及社会上对民主政治普遍存在的忧虑与失望情绪便不足为奇了。

　　当然，民主价值的观念没有错，西方民主所遭遇的政治困境未必是无解的。而中国政治也同样存在令中共深感痛楚的先天痼疾，中国内部关于道路与路线的争论远比西方世界看起来那般波澜不惊。但当这些隐含的危机并未形成时，现实就是最好的说服力。对比如此强烈，以至于今年8月份访问中国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在“倒向”中国时如此恭维，“世界各国都要跟着中国走，中国一定会带着各国走向光辉灿烂的明天。”

　　人们会顺理成章地感受到所谓的“意识形态”冲击，那就是，西方政治文明的魅力正在遭遇中国式政治文明的挑战，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的政治实验在瓦解人们固有的观念和迷信。西方民主体制并非一个完美的体制，它同样有自己的生老病死。也许，在过去的2014年伴随中国崛起的信号更趋明显，东西方的意识形态攻守之势实际上已经悄然生变。这个转变中，中国民主反而有了很大的借鉴意义。

　　在这种转变中，即便中国的实验经验尚不足以“推广”，但至少它证明了西方政治精英及其学徒曾经的自负或者傲慢。所幸的是，当脚底板和脚趾透出丝丝凉意的时候，不论是布莱尔还是福山终于可以卸下那种盲目的自信甚至自负，低头思索怎样先修好鞋子再路。而对那些西方政治的膜拜者而言，正如习近平所说，鞋子其实真的有好多种，问题的关键是那双鞋子真的合脚吗？　　(穆尧 撰写)

- See more at: http://news.creaders.net/china/2014/12/29/1472118.html#sthash.trhWDcWw.dpuf

 

[向问天]

http://www.nytimes.com/2014/12/04/opinion/tony-blair-is-democracy-dead.html

 

[向问天]

《纽约时报》： “全世界都在取悦共产党 向北京投降”

　　中国政府对公众的文学、艺术、网络资源等领域的检查筛选，实施严厉的审查制度备受西方舆论的争议。但是如今世界的其他国家开始向中国的审查制度低头，《纽约时报》开始抱怨。



　　《纽约时报》12月28日发表题为“向中国的权力投降”(Caving In to China's Power)的文章抱怨称，如今，不少政治领袖和企业领导者一边抱怨中国的审查及其恶劣后果——比如关押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这样的作家——另一边却默默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审查。为了避免触怒中共，更糟的是，为了避免损及他们在中国的牟利前景，有些人甚至在进行自我审查。


　　文章还举例称，南非拒绝给达赖喇嘛颁发签证。2012年，伦敦书展任由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在嘉宾名单上发号施令，并封禁了另一名诺贝尔奖华人得主、流亡法国的高行健。今年11月，Facebook、领英(LinkedIn)和苹果(Apple)等全球科技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出席了在浙江省举办的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众多与会企业的站点和服务在中国大陆遭到屏蔽，但尽管有这样的机会，也没有人向主办大会的官方机构公开提出质疑。亦没有任何人予以嘲讽，至少没有公开这么做。今年3月，在印刷公司的要求下，《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对在中国印刷的一本出版物做了删减。同月，彭博社(Bloomberg)董事长公开提出，自家机构是否应该“重新考量”在中国对政治敏感内容的报道。

　　全世界都在争先恐后地取悦于中国共产党。大家只说是中国，但不过是拿了一个便利的借口，一块遮羞布，用来掩盖我们的尴尬。

　　文章表示，共产党有一种出类拔萃的能力，也是它最大的成就之一，那就是为一股看不见的巨大势力制造出一种无形的骇人印象，就像是隔壁房间的一头怪物。它没有名字，没有身份。它是中共的魂魄，是“革命先烈”的幽灵。就连中共领导人自己都害怕它。如果你不能给某个东西命名，你就不能与之对话或理论。你能做的无非就是害怕。

　　这个机制的成功运转依靠的是恐惧感。然而，共产党本身就非常害怕民众。因此，它会审查和处罚那些敢于站出来说话的人。

　　现在，中共的怪物也将恐惧注入西方。西方领导人认为，对于世界经济来说，它是唯一的希望。必须安抚它。然而，西方政府和大公司的领导者又抱怨审查，抱怨对作家、思想家和人权的压制。这种双重标准正中中共下怀。它左右西方按照自己的规则来行事。在这种规则中，虚伪就是最高原则，每个人都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罪的，无论谁是负责人，只要他愿意，就可追究任何人的责任。

　　世界让中国来作主。这是一个非常古老、非常狡猾的中国政治伎俩。对于中共来说，让中国成为世界霸主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如果不是工业革命和世界史上的其他几件大事，世界霸主的位置一直都是中国的。中国是文明世界的正当领导者。

　　就像几个世纪前中国周边的小国一样，世界再次向中国进贡，希望获得优待。中共认为这种情况展示了其地位的提升，并把进贡视为理所当然，觉得进贡者软弱可欺，虽然外国政府或公司很高兴获得了进入了中国市场的许可，或者拿到了中国的投资。他们忘记或忽略一个事实，即中国市场是为中国人服务的，利润也是一样。

　　文章最后指出，今年11月上旬在北京举行的APEC会议上，中国审查制度，它的运转机制，应该如何勇敢地面对它，西方政府如何对待它，这些东西在最后的记者招待会上的一个短暂瞬间迸发呈现。当时，《纽约时报》的记者向习近平提出了关于中国向外国记者颁发签证的问题。《纽约时报》很难获得签证，因为它曝光了一些党内高层人士拥有的私人财富，这也是彭博社要重新思考的课题。习近平直接无视了这个问题。站在一边的美国总统奥巴马转身面朝媒体，扬起眉毛，笑着耸了耸肩。但愿这个姿势表示的是不以为然，而不是接受。

　　审查制度，通常指某些政府机构，新闻媒体和其他控制机构对被认为是有害的，敏感的，或是不合适的演讲或其他公共言论的抑制。

　　典型的情况是，审查制度是由政府，宗教团体，或者大众传媒施行的，虽然，也存在着其他的审查制度施行方式。不过，如果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对于相关国家机密，商业秘密，知识产权，以及享有特权的“律师-代理人”之间的交流方面信息的控制，不在审查制度定义范围内。 因此，“审查制度”常常暗示着有不利的、不适当的和压制性的秘密被隐藏起来。

　　审查制度与言论自由和表达自由的概念紧密相关。如果检查制度被滥用，它也常常被与践踏人权，独裁统治和压制并置起来。

　　“审查制度”带有贬义，它常常暗指，某一类人通过滥用他们对信息的控制权，获取个人利益，或者阻止他人接触到本来他们可以接触到的信息。

- See more at: http://news.creaders.net/china/2015/01/01/1473060.html#sthash.j81Nl9PV.dpuf

 

[WHW]

文笛的姘头和我们伟大的主席对话？

 

[b4w]

布莱尔的党是工党，或者可以翻译成劳动党，累伯党，政治谱系属于左派工会党，在加拿大对应党派是NDP, 这种左左的头目，或退休党酋，经常发表一些无厘头的观点，并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