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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十大谣言之不存在的战绩

作者： 关哲

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浴血奋战，最终联合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击败了日本侵略者。中国军队多次利用巧妙的战法与过人的勇气，给敌人造成了沉重的打击，这其中不乏许多经典战例，却也夹带着很多水分甚至谎言，从断章取义到以讹传讹再到无中生有，各种来路的战果错综复杂，不仅给历史增添了荒谬，也让真正的英雄们被人们忽视甚至遗忘。

这些战绩或为战时鼓舞士气而作伪，或因记忆不清而失真，或战后为“翻案”而编造，数量巨大类型庞杂。笔者无力一一举证，只能择要者辟谣，以正视听。

从击沉“出云”号说起

提到抗战时期的日本海军，驻华第3舰队旗舰“出云”号的知名度可谓家喻户晓。在整个上世纪30年代，这艘黄浦江上最大的战舰一直是日本海军在中国横行的符号，被中国军民当做记恨万分的大目标。以至于沪语中专门有“出云舰”一词形容强大之物。

抗战前停在黄浦江上的“出云”舰，如此招摇的旗舰自然成为众矢之的

在著名的网文《六十年过去了，有谁还记得》中，“国军空军炸毁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炸沉日本海军第3舰队旗舰”被作为国府抗战的重要战果。有关“出云舰”的沉没说法颇多，有说空袭炸沉的，有说鱼雷艇偷袭击沉的，甚至还有说蛙人安放炸弹的……可是史料记载中，日本海军“出云”舰在上海期间仅受过轻伤，随后被日本海军恢复为一等巡洋舰，加装高射炮后返回日本，并在江田岛海军学校做训练舰。直到1945年7月24日，该舰才被美机炸沉。

1945年被美军炸沉的“出云”舰

尽管“击沉出云舰”是一个不存在的战绩，但试图击沉该舰的行动确实存在，而且空海俱全：1937年8月14日，空军第二大队11队队长龚颖澄率所属9架诺斯罗普-2E轻型轰炸机于当日上午10时10分抵吴淞江上空，轰炸日本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由于技术不够以及日军炮火阻拦，轰炸没有造成可见的伤害；8月19日，沈崇晦机组在作战失踪后，为提振士气民心，军方宣传沈崇晦机组驾机冲撞“出云”舰；8月25日，空军第八大队3架亨克尔He-111型轰炸机和2架马丁B-10轰炸机飞往上海轰炸狮子林、蕴藻滨一带江面敌舰时，也曾有传言“出云”舰遭到轰炸，但据日方记录，“出云”舰并未在空袭中受损。

8月14日，电雷学校快艇大队“史一〇二”、“文一七二”两艘CMB型鱼雷快艇伪装成渔船，由快艇大队副大队长安其邦率领，经太湖、松江前往黄浦江。8月16日，安其邦亲自指挥“史一〇二”艇从新龙华出发，在低速通过十六铺码头的沉船封锁线后突然加速，“用最高速率冲越所泊敌驱逐舰，傍英、法、意各外舰前进”。快艇在300米距离上向“出云”舰发射两枚鱼雷，结果一枚击中外滩日本总领馆附近的江岸，在路上炸开一段裂缝，另一枚则击中了“出云”舰外围的防护驳船。“史一〇二”艇在撤退时遭日舰射击，中弹进水后沉没在九江路外滩浦江码头附近。

中国鱼雷艇发射的一发鱼雷命中了岸上的码头，导致路面开裂

如果说“击沉”虽系夸大，但“攻击”“出云”还可以算作抗战“战果”的话，笔者看到的另外几则战绩则更加混乱——在厦门胡里山炮台的介绍中，这门19世纪的火炮在1937年“击沉”日本海军“箬竹”型13号驱逐舰的战果被反复提及。但“箬竹”型驱逐舰总共只有8艘，除一艘于1932年被撞沉外，所有舰艇都在1940年以后才被击沉，子虚乌有的13号舰根本不存在。

厦门外海确实有一艘沉没的日本驱逐舰，但该舰是1945年触礁沉没的“天津风”号，与胡里山炮台的战果无关。至于这一战果的最初说法究竟是误传还是开发旅游的噱头，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早已成为旅游景点的胡里山炮台，关于其击沉日舰的传说可能就是旅游噱头

比起上述两类战绩，网络时代产生的虚假战绩不仅更可观，其内容细节看起来也更加“翔实可信”。2005年，人民网曾刊登一篇《中国勇士舍命击沉日本航母》的“雄文”，记述了1937年国军空军3架轻型轰炸机重创日军“龙骧”号航母的所谓“秘闻”。不过查询抗战期间国军空军的作战记录，11月11日国军空军主力正用于掩护淞沪会战部队后撤，并无向敌舰发起空袭的记录；日本海军“龙骧”号航母也没有任何战损维修记录；加上文中出现诺斯罗普-2E轰炸机根本无法达到的“8000米高空”，可以认定文章所述内容完全是子虚乌有。

这些假战绩在网络上广为流传，不仅混淆了真正的历史，也给当代人了解抗战制造了巨大的障碍——在2011年播出的电视剧《远去的飞鹰》中，甚至出现了男主角驾机对日本海军“加贺”号航母发动“神风特攻”的荒诞桥段——中国空军在抗战中的形象已经足够高大，何必要用谎言为它无谓地涂脂抹粉？

置“虎贲”于死地的看客们

《六十年过去了》一文中曾如此描述常德战役：“74军57师的8000名官兵阻击10万日军15天之久……师长发出了74 军57师最后一封电报：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职率副师长、师附、政治部主任、参谋部主任死守中央银行，各团长划分区域，扼守一屋，作最后抵抗，誓死为止”，大有荆轲刺秦之时，“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歌慷慨。作家张恨水还以常德会战为主题，创作了小说《虎贲万岁》，自此，57师便有了“虎贲”之名。

8000“虎贲”阻击十万日军15天，不可谓不壮烈，但放大到常德城外，国军却是另一局面：10万日军是参加整个常德会战的日军人数，直接进攻常德的只有约3万人，余下部队则在外围与多达20万的国军作战，这种“整体以众击寡，局部寡不敌众”的局面本就是国军糟糕的指挥导致的。

常德苦战，多数友军部队却作壁上观。常德会战的十多个军里，仅有第10军积极行动，试图救援常德。据郭汝瑰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记载，第10军早在25日即已渡过资水北上来援，从右至左按第190、第3和预10师的顺序展开，26日发起攻击；29日接到战区速解常德之围、向德山突进的命令后，30日拂晓起，以预10师向阻击的日军发起猛攻；以第3师第8团牵制当面日军，师主力乘机钻隙向德山急进。当日进至德山。12月1日黄昏，留第9团守德山，第7团经南站向常德突进，遭到日军的阻击及侧击，又退回德山。此时，预10师师长孙明瑾在激烈的战斗中身中4弹，已壮烈牺牲。第190师亦伤亡甚众。最终第10军的英勇救援并未成功。

常德会战后战场上的残垣断壁，虽然57师全力抗敌，友军的援助却很不给力

从战果来看：日军伤亡1万余人（日军声称伤亡4251人），国军伤亡六万多人，还丢了常德，也很难说是一场胜利。

常德失守之前，“虎贲”师长余程万的最后一封电报是“弹尽人亡，城已破，友军观望不前。刻大街小巷混战成一团。职率副师长参谋长死守中央银行”。结果发完电报，他就带着残部突围而走……尽管依当时的敌我对比这一行动无可厚非，战前在开罗会议夸下海口说一定守得住常德的蒋委员长却大为光火，几次想要枪毙余程万，多亏老上司孙连仲、王耀武接连求情才逃过一死。

后世有人将常德会战称为：东方“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且不论苏军从未让斯大林格勒彻底陷落这一事实，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德军损失了东线南翼兵力1/4，导致苏德战场攻守的彻底转变。常德会战后的国民党则继续惨败，在1944年的豫湘桂战役中损兵六七十万人。丧失国土20余万平方公里， “37天丢38城”的战报连罗斯福都为之瞠目结舌。

豫湘桂会战示意图，在日本败象已露的1944年，如此酣畅淋漓的失败也只有国军这样的对手才能做到

在这场大溃逃中，此前积极援救余程万的第10军军长方先觉，戏剧性地复制了第57师的悲剧。衡阳保卫战中，方先觉指挥的第10军面对日军重兵围攻，坚持防守47日，直打得部队弹尽粮绝、城内废墟一片。援军却如常德会战一样久久不至。绝境之下，方先觉在日军答应不伤及第10军剩余官兵的条件后向日军投降。后在他人帮助下，成功逃回重庆。这成为他毕生的污点，甚至在1968年退役后，他还因其衡阳投敌的事被屡次抨击。

第10军军长方先觉

有意思的是，衡阳保卫战又被称为“东方的莫斯科保卫战”，但红军在莫斯科城下赶走了德军，国军却在丢了衡阳之后一路失地损兵。如此“中流砥柱”，也算史所鲜见。

“国府”下限低？你错了

如果说炸沉“出云”，炸沉“龙骧”的战报最初源头还可解释为国军飞行员的“误报”（飞行员自己误报击沉敌舰的情况还算常见，需要通过其他侦察手段进行核实）。“常德会战”最初也勉强可算是战时宣传需要而故意拔高。那么近年来网上一则性质极为恶劣的谣言所说的抗战中“国军”杀敌人数，就实在是…… 蒋“先总统”看到这个恐怕在坟墓里也要羞愧得翻身。

这则谣言颇长，这里仅节选其中一部分作一下分析。网上已有逐条引用可信史料驳斥的文章，数据详实，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查阅。所谓“造谣动动嘴，辟谣跑断腿”，这种伪造史料和数据的行为是极为下作的，对于一些不求甚解的网民也极具欺骗性。我们先看看这则恶劣谣言中的几个数字：

国军对日作战毙伤日寇10万人以上的7次战役：

……2．凇沪会战：国军战报：毙伤日寇16万余人；日寇战报：死亡16万人，伤31157人（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4．第三次长沙会战：国军战报：毙伤日寇15万余人；日寇战报：伤亡14.6万人（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根据这则谣言，日本仅在其所属“7次战役”期间就有超过100万的伤亡。

日本在中国战场的伤亡人数，台湾方面的数字是276万余人，这或许是过于夸大了的数目。而目前大陆和日本学者关于整个中国战场消灭日军数目，有105万、133万、138万、150万、198万等几种。

即使是按照198万的说法，那光是国军的“七次战役”就打掉日军一半以上的伤亡，真是令人惊讶。更不用提网上更加离谱的一则谣言甚至把“国军”自己276万的歼敌数字又给夸大一倍，称国民党说自己歼灭了578万日军（日本自己统计整个二战中的伤亡，也不过233万）

“国粉”这谣造的，连“国府”都成了“忘记历史，忘记英雄”的罪人了。

以淞沪会战为例，台湾方面1973年的《中国现代史》称，在淞沪会战前后三个月内，日军伤亡约10万人。谣言中引以为证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一书记载则是：战死9115人，伤31257人，合计约4万人。解放军70年代编撰的《八·一三淞沪战役》中记载为：“日军自己承认伤亡达5万人”。

“国粉”的想象力再次超越了真实世界中的“国府”，连国府自己都只好意思吹十万。“国粉”硬生生修改成了16万，还要把日本人拉过来给自己“做证”。

败仗要这样吹法螺，“胜仗”自然要更加夸大。以“天炉战法”著称的“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国民党军以30万兵力与日本12万大军交战。这场战役在抗战中是国军为数不多的大胜仗，在10万以上日军进攻面前战线罕见地没有崩溃，而且战役后期还能实施有限反击，恢复了战役发起前双方的战线。

“国军”1942年《第三次长沙会战之检讨》中统计伤亡为：国军伤亡28116人，毙伤日军56994人，俘虏139人。按照这个统计口径，这无疑是正面战场上少有的国军与日军交换比超过1的大胜仗，可喜可贺。

不过在以总结日本二战战报为主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一书中，仍坚持日本当时的战报，称日军战死1462人，伤4029人。这个数字显然缩水十分严重，谣言作者篡改、“引用”此书，让日本人痛痛快快地承认自己“死伤15万人”，简直就是要日本史学界的亲命啊！

事实上，这种谣言对国民党军正面战场少有的几次胜仗过分吹嘘，根本就不能起到什么“提醒人们勿忘历史，纪念国军抗战英雄”的作用，反而是对为国捐躯的英勇军人的不尊重。至于事情真相、历史教训，相信也根本不是造谣者关心的问题。

效仿最近获得鲁迅文学奖某诗人，笔者歪诗如下，以表此刻心情：

但得“国粉”谣棍在，辩才何须萨哈夫！

 

[臭农民]

写这文章的250，应该好好学习一下常德,衡阳守城保卫战，如果抗战中中国的每一座城市都是那样战斗，那历史说不定就早改写了。

 

[京都排骨]

一个在国难当头之时躲避到远方的军队， 笑话正在浴血奋战的国军打得难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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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十大谣言之八路军大规模种鸦片

言兼 军事评论员

在中国近代史上，鸦片是个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伤疤。它坑害了数以亿计的中国人，由此引发的战争也改变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走向。所以在今天，绝大多数心智正常、遵纪守法的中国人在提到鸦片为代表的毒品时，必然会露出憎恶的表情，随后予以十万分的谴责。

但借助于日益发达的网络平台，原来只是学术圈内流传的中共和八路军成建制成规模种植、贩卖、鼓励吸食鸦片的说法，迅速在民间传播开来。一些历史知识不怎么丰富的读者看过类似传言之后，内心那种愤怒情绪自然是可以理解，但历史果然如此？

传言的由来

关于共产党、八路军种植、贩卖鸦片的说法，最早在抗战期间就已出现。当时日伪为包装其“禁毒成绩”，经常组织人员上演“共党贩毒”的闹剧，随后在其御用汉奸媒体上刊登某地“查封鸦片X两，活捉共党X人”的消息。但这些报道在抗战的多数时间内，并未引起当时舆论和后世学术界的太多注意。

此外，最近几年的中文互联网上也出现了非常多所谓的“老干部”、“老红军”、“我爷爷”、“我太爷爷”、“我二大爷”之类人，“亲眼看到”共产党八路军在各地大规模种植贩卖鸦片的“证言”。但这些“证言”几乎都没有确切的时间、地点、人物等的信息，也几乎没有可以予以佐证的其他客观证据，所以此类“证言”对于有意考证历史问题的人来说，是不可采信的。以下几个“版本”的说法，真正让“八路军大规模种卖鸦片”之说成为值得讨论的话题：

首先就是共产国际驻中共区联络员和苏军情报部情报员彼得·巴菲洛维奇·弗拉基米洛夫的大作《延安日记》。在该书中，弗拉基米洛夫说他不但在30年代就亲眼见到了八路军359旅在南泥湾收获鸦片，而且中共和八路军种、贩鸦片还得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共高级领导人的亲口承认。由于弗拉基米洛夫的特殊身份，这本《延安日记》出版后立刻引发境外学术界的轰动。

第二个说法来自《谢觉哉日记》。在他1944年的日记中，有几天这样写道：

“就是特货一项得的法币占政府收入……尽够支用。……而不知他的责任是在推销黑白二物以弥补财政上赤字。”（1944年1月18日）

“在座谈会上听到的趣语：……‘特货多边币少，将来不得了’”（1944年3月12日）

“领导机关发动一件事，必须十分考虑周到，常常一小步差错，在群众中可闹出大乱子。‘特货内销’即其一例。”（1944.3.14）

细心的读者都注意到这几段日记中都提到了一个叫“特货”的词语，据说这个“特货”就是鸦片。

第三个说法，来自于据说是1945年7月八路军公布实行的《淮太西县烟土税征收与管理暂行办法》文件。这份文件如今在网上随处可见，因此文件在此从略。

第四个说法来自于某位大陆“著名学者”的考证：毛泽东著名文章《为人民服务》中表扬“死得重于泰山”的八路军战士张思德，其实死于烧制鸦片过程。这一说法在网络上也广为流传。

张思德

鸦片不只是毒品

笔者先不急于分析上述这些说法，因为了解鸦片在抗战前中国的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作用是非常必要的。

众所周知，鸦片的终端售价相当高，体积也不大，重量也非常轻。在金融体系混乱的旧中国，鸦片就与黄金、银洋、英镑美元一道，成为当时中国的主要流通硬通货，被并称为“黄、白、黑、绿”。考虑到数量规模和检验难易的问题，鸦片就这样力压最贵重的黄金、银洋和外币，成为抗战前中国性价比和流通性最高的通货。

另外，在尚未实现工业化的旧中国，药品本来就是一种稀缺物资。有时军医需要做手术，却经常发现除了烟土外没有任何麻醉品。此时具备一定麻醉、止泻作用的鸦片，在某些时候确实可以起到药物的作用。

虽然鸦片由境外传入中国，但在19世纪中期以后，为了缓解白银外流的情况，清政府和地方政府开始鼓励罂粟种植。到了抗战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毒品生产国。在新中国建立后出生的人大多数都是在书本上了解鸦片是什么样的东西，但今天80岁以上的老人，几乎都对熬鸦片时产生的特殊气味有印象。根据1934年国联第18届禁烟委员会会议上的美国代表的发言，当年世界除中国外鸦片年产量为1770吨；但据当时中国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处长伍连德博士的估计，中国1930年的鸦片产量为惊人的12000吨，相当于世界产值的7倍。即使这样，当时世界各国学者依然普遍认为这一数据极大低估了当时中国的鸦片产能。

抗战前的中国基层社会对鸦片没有什么太多的偏见，大烟也是富裕人家的必备之物。毫无疑问，中国一度是世界第一毒品消费国。据统计，1932年中国人口为4.74亿，但全国吸毒人口达到8000万人，占总人口的16.8%。考虑到当时国民党政府孱弱的基层控制和数据统计能力，真实的吸毒人口只会更多。


在中国共产党控制陕北、山西等地之前，晋陕地区是中国毒祸蔓延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在 20世纪20年代，陕西已经到了烟馆无村不有、男女老少人人吸烟的地步，烟民占陕西总人口的 50% 以上，罂粟种植业和鸦片制造业成为陕西仅有的几个兴盛产业。

鸦片对于旧中国社会的影响，完全超过普通人对于一般毒品的想象。如果用今天我们对于毒品的认知来生搬硬套抗战时期的鸦片问题，自然就不容易了解到鸦片问题的实质。

向现实低头：承认鸦片硬通货地位

可以明确肯定的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近代史上唯一真正在控制区全力禁毒的政治力量。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就将禁毒作为工作重点之一。在长征结束、红军进驻陕甘宁这一原来有着上百年鸦片种植、贩卖历史的重灾区之后，共产党在边区立刻开展声势浩大的禁毒运动，用极短时间便基本消灭了控制区内的吸毒现象，这一点目前在学界基本取得共识。

有人会问：“既然你共产党能够做到辖区禁吸，那为啥不顺手把鸦片也一道禁种了？”共产党确实动过在辖区内全面禁种鸦片的脑筋而且做了相当程度的努力（这与当时各路军阀大肆种烟卖烟形成鲜明对比），但历史证明这一想法在当时毕竟还是图样。铲除罂粟之后的土地需要多年恢复才能重新转产粮食，所以禁烟往往带来一个新的问题：烟农和鸦片加工工人的口粮如何解决？

从全国经济角度看，即便处于战争状态，除非有类似于台湾海峡之类的天堑，本国国内的物资流通可以被限制封锁，但很难被切断。在陕甘宁边区禁毒运动展开后，偷运鸦片入边区的情况反而迅速增长。因为一个地方禁止鸦片的生产、限制鸦片的消费，往往会导致鸦片价格上涨，这只会刺激其他省份的鸦片种植，甚至还会导致本地金银外流。从这个角度看，一个真正统一的国家政权才是鸦片彻底禁绝的前提，而在抗战期间的中国，根本不具备这个条件。

历史上，特别是在1941年边区根据地陷入困难的情况下，陕甘宁边区确实存在部分民众，甚至一些单位偷种偷贩鸦片的情况，边区政府也在其能力范围内对这些行为进行了严厉打击。至于在辖区范围内大规模种植鸦片一说，我难以想象在40年代初全国遭遇灾荒的情况下根据地会大规模种植罂粟而不是垦荒种粮，毕竟烟土不能当饭吃，而通过黑市等渠道从敌占区买来的粮食，相对于边区人口也只是杯水车薪。

由于缺乏其它足够的金银硬通货，八路军确实掌握有相当数量缴获的鸦片烟土，用来平衡边区进出口的赤字。即便是党史，以及领导人回忆录中对此也没有太多的忌讳，因为这是历史造成的中国当年的特殊国情，既然暂时没办法夺取全国政权，那共产党能做的只有向现实低头——承认鸦片的全国硬通货地位。

八路大规模种鸦片？选择性的污蔑

在了解了这些背景知识之后，我们开始系统地分析分析“八路军大规模种植、贩卖鸦片”这个说法的几个来历的靠谱程度。

首先说说《延安日记》。虽然这本书是在中苏决裂的大背景下诞生的，该书的实际编撰者尤里·弗拉索夫在后来也承认，这部《延安日记》是一部奉苏共中央反华需要而编撰的作品，但笔者也不敢就此完全否认《延安日记》所说的史料就一定都是假的，就是完全不可信的。

《延安日记》的实际编撰者尤里·弗拉索夫。他在后来也承认，这部《延安日记》是一部奉苏共中央反华需要而编撰的作品

在延安当时的环境中，弗拉基米洛夫很难写出竭力批评中共领导人的“日记”，但这部“日记”最大的Bug在于日记内容与史实的矛盾实在是太多太多。比如弗拉基米洛夫在陕北向毛泽东直接质问鸦片问题，邓小平作了回答的那一段，日记的日期为1942年8月2日，但此时邓小平已被任命为中共太行分局书记，他应该在太行山上，而不是在陕北。另外，像359旅在大生产运动之前的30年代就在南泥湾收获鸦片、鸦片加工总厂设在国民党严密控制的湖南茶陵……之类的错误，那就更多。

总而言之，《延安日记》中的内容与历史事实有严重矛盾之处实在太多，结合这部著作出版的历史背景，该作品的原始史料地位就非常值得质疑了。

其次是《谢觉哉日记》中关于特货的说法。碰巧笔者手头有一套1982年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谢觉哉日记》，网络上日记关于“特货”的记载的确属实，因此笔者对这几段日记进行一下上下文分析。

“就是特货一项得的法币占政府收入……尽够支用。……而不知他的责任是在推销黑白二物以弥补财政上赤字。”（1944年1月18日）与“在座谈会上听到的趣语：……‘特货多边币少，将来不得了’（边币收回，特货跌价，买特货的不得了）”（1944年3月12日）。

这两天的日记均是在描述谢觉哉本人对于边区经济问题的看法，两天的日记全段提到“特货”与“黑白二物”仅有这这几段话。虽然对于“特货”究竟是个什么产品学界尚未有一致定论（有说“特货”指代当地特产盐），但即便我们假设“特货”与“黑白二物”中的“黑物”都指代鸦片，那也只能如我上文所说，证明鸦片的作用是作为硬通货用来平衡边区财政赤字，无法证明共产党八路军存在大规模种植鸦片的行为；而3月12日的日记则可以理解为是座谈会参会人士对于硬通货与货币关系的一种忧虑。

至于1944年3月14日的日记中提到的：“领导机关发动一件事，必须十分考虑周到，常常一小步差错，在群众中可闹出大乱子。‘特货内销’即其一例。”这段日记主要说的是领导的方式问题。在1943年，边区曾有人提出是否实行“特货内销”，但这一问题迅速引发争议，最终遭到了否决。日记中提到的“特货内销”一事理应就是1943年“特货内销”问题的讨论。结合该段日记的主旨内容，3月14日的日记自然就不能用来作为共产党八路军存在大规模种植、贩卖鸦片的证据。

此外，《谢觉哉日记》多次、多天都明文提到禁毒问题，但这些记载却被一些学者给选择性无视了。笔者现摘录一段：

1943年6月6日

拟给各分区各县（市）政府禁绝吃烟指示：各专员公署、各县政府：

吃鸦片，这一旧社会遗下的疮疤，我们已经治好很多了，然查还有少数末戒绝的瘾民。必须再下一把劲，免得“死灰复燃”。除禁种禁运另有禁令外，特给以关于禁止吃食的指示：

。。。。。。
今年总结工作时，戒烟工作是各级政府考核成绩之一。

接下来说说《淮太西县烟土税征收与管理暂行办法》文件。淮太西县指淮阳、太康、西华三县，虽然现在没有确切证据证明这个“办法”确实存在，但淮、太、西县处于日占区包围之中，难以想象大发鸦片财的日军会坐视这么一个商业兼军事竞争对手的存在；而且这个“办法”中，没有一处提到公营机构种植问题，那就自然无法证实种鸦片养军是共产党的主要经济政策。

最关键的是，淮、太、西县原为国民党军汤恩伯部防区，1944年末，国民党军在豫湘桂战役中大溃败，中共敌后武装才得以建立了这个根据地。考虑到铲除鸦片种植的滞后性，如果该文告确实存在，那这份《办法》与其说是八路军制毒贩毒的证据，还不如说是国民党反动派种植、贩运鸦片的侧面写照。

至于“张思德死于烧制鸦片过程中窑洞坍塌”这一说法，我们暂且不论八路居然会窘迫到1944年还在用中央警卫团炼鸦片的可能性，但这一说法最大的漏洞在于烧鸦片与烧炭不同，烧炭不必一直有人照看，但炼制鸦片必须一直有人看管。以窑洞的通风条件，照看煮鸦片的铁定会被毒死，也不必等到窑洞塌下来的那一刻了。

李弥率部逃窜缅甸后，“主营业务”之一就是种植罂粟。经过多年发展，金三角逐渐“声名远播”

最后的“民国鸦片”

说了那么多，最后想说一下解放战争后新中国是如何禁毒的。

在一些传统鸦片产区，党政工作人员会将鸦片地铲平，随后收缴销毁毒品，同时给农民发一些口粮，一段时间后改种粮食。吸食或注射毒品者要进行登记，根据烟瘾大小、年龄大小，限期戒绝；其次，工作人员也将戒毒与生产教育工作联系起来，将那些原本不事生产及行为堕落的“瘾君子”卷入工业与农业生产大潮，使他们知道自己是社会一分子，以激发他们的戒毒决心。这样一来，全国各地虽然都有毒瘾较重者死于毒瘾发作的记载，但绝大多数烟瘾患者在接受戒断治疗以及生产劳动后纷纷脱胎换骨，成为对社会有用的新人。

驰名世界的毒品产地金三角，最早的源头之一就是被打出云南国境的国民党李弥等部。在流落缅甸、泰国边境成为落草流寇之后，种植罂粟成为了李弥部的“主营业务”之一，经过多年发展，金三角逐渐“声名远播”。而这一盛产毒枭的地盘，也就成了民国鸦片最后的藏身之所。

共产党在执政后，让中国成为光荣的“无毒国家”；国民党政权虽然好坏也名义上统一过全国，但在执政期间中国却变成了世界第一毒品生产国和消费国，溃败后还顺带造就了世界最大毒品产地。从这个角度看，谁更值得表扬谁更应该被唾骂，是再怎么也清楚不过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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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十大谣言之共产党只牺牲1位将军兼谈中共军队战果

窦农 东临碣石西耕黄土

这两年出现了一种颇为奇怪的现象：虽然抗战的历史逐渐远去，但是关于“新发现”的抗战老兵的报道越来越多，除了基本都是国军（本文中国军指的是国民党军队，并非国民革命军的简称，八路军、新四军都是国民革命军序列——观察者网注），还有一个特点：其中一些人参加抗战的年龄越来越年轻，事迹越来越离奇。他们当中有1936年出生、1937年就参加南京保卫战的（如2013年77岁高龄革命抗战老兵范振老先生），有自称上过黄埔军校却没有旁证的，还有声称刺杀过武汉市长而该市长却活到1950年代的……

笔者还发现，和此类新闻逐渐增多的一个巧合是，近年来，各地逐渐把符合条件的国军抗战老兵纳入社保范围内。

二者之间有没有联系笔者不敢妄自揣度，不过对于一篇网文倒是有些话要说。《六十/七十多年过去了，谁还记得这些历史》或称《课本骗了我们六十年/七十年》流毒网络已久，文章用煽情的笔调赞扬国民的抗战功绩，用不严谨的数字和不存在的战绩来粉饰国军，比如“要知道，伟大的中国卫国战争是世界四大反法西斯战争之一！它不是用游击战、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就能打赢的。它是用重兵集团与敌人浴血奋战才打赢的！战争期间，国军陆军有3211418名官兵壮烈牺牲，其中包括8名上将，41名中将，71名少将。国军空军有6164名飞行员血洒长空，2468架战机被击落。国军海军全军覆没，所有舰艇全部打光。”

乍一看，很震惊，甚至会热血沸腾乃至肃然起敬。可是，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比较战果是要比较歼敌和俘敌人数的，第一次知道原来比战果还有比惨的。

抗日战争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民族保卫战，国共两党联手御侮，许多仁人志士前赴后继，付出了重大的民族牺牲，国共两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是竟然有人拿“国民党军死亡人数比共军多”来作为夸耀国民党的资本，这就有些幼稚乃至不尊重国军将士了。死了那么多人，却没有守住国土，没有保护国民，能以死得多证明成绩大吗？为民族独立的每一个牺牲固然都值得尊敬，但是因为国民党及其军队无能而导致死伤甚众，这种无谓的牺牲，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难辞其咎。

中共牺牲的高级指挥员略考

一段时间以来，有一种说法叫做“抗日时期国民党100多位高级将领牺牲，共产党仅仅牺牲了左权（八路军副参谋长）1位高级将领”，就比如前文提到的那种。

我本人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揣测，编出这句话的人大概只知道左权这1名牺牲的共产党高级指挥员。

中国工农红军和八路军高级指挥员左权

在写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国殇》一书中，著者说国军牺牲将领达206位之多，但是没有说共军牺牲将领唯左权一人。抗战中，中共方面领导的部队包括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联、华南抗日游击队等武装力量。抗战初期，国共合作时有31位共产党军队的高级指挥员被国民政府授予军衔，其他基本没有人被授衔。

而解放军在1955年授衔的时候，只是对在抗日战争等历次战争中幸存下来的将领进行了军衔授予，但对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官兵仅仅是追认为烈士，并没有进行军衔上的追加，不可谓不是历史的遗憾。

按国军军衔，部分团级就可以授上校或者少将军衔，旅长可以授少将中将军衔，师长可以授少将中将甚至上将军衔，那么共产党的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联、华南抗日游击队牺牲的团旅级主官也应该也算进来，而绝不是“唯左权一人”。

此外，国民党军队还有追授军衔制度，抗战中追认的少将就近60位，其中当然没有共产党。比较一下，国民党将领王铭章牺牲时是中将，追认二级上将，他的部队不到5000人，而中共将领包森拥兵8000牺牲在前线，该追认什么军衔？国军少将朱世勤所部最强时近3000人，一般也就1500人左右，牺牲追认中将。而中共军队牺牲的高级指挥员，所属部队超过这一标准的不乏其人。

国民政府追认少将中，张树祯（国民革命军416团团长）、刘眉生（510团团长）等所属部人数甚至在千人以下。按照这样的标准，八路军团长叶成焕（在长乐与日军作战中牺牲）的部队与朱世勤中将最强时相近，第十八集团军前方总部秘书长张友清1942年与日军作战时被俘，宁死不屈从容就义，这个职务在国军中本就是少将衔（个别有中将）。甚至大荔县保安副司令薛如兰将军，只有这一个虚职也被追认少将，参照这个，八路军的县大队队长也与少将相当了。那么在东北抗日联军实力最强时任司令的赵尚志将军（有45000多人的正规武装，另有20000人左右的地方游击武装），是不是该追认个一级上将才公平呢？

按照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的学生、南京师范大学耿雨霞硕士在《抗战期间牺牲的中共将领群体的考证与定位》一文中的考据，东北抗联有75位、八路军有76位、新四军有29位、华南抗日游击队有8位将领牺牲，合计188人。有网友自发统计的结果是197位。

到抗战结束时，国民党方面的总兵力约600万，共产党方面的兵力约130万。按照国军牺牲了206位将领，共产党牺牲了188位来算，共产党的阵亡将领比率，是国民党的4倍多。这其中有多少是因为共产党指挥员喊“同志们，跟我上！”和国民党军官喊“弟兄们，给我上！”的差别导致的就不得而知了。

“正面战场”不等于主战场

回到开头所谓“战争期间，国军陆军有3211418名官兵壮烈牺牲……”，比起论坛上动辄国军数百万将士殉国的虚数，起码这个数字有零有整，但也不能把受伤的近200万国军战士说成是死人呐。

国民政府的资料中，和这个数字最为接近的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及陆军总司令部的统计，数字为陆军阵亡官兵1319958人，负伤1761335人，失踪130126人，合计为3211419人，和上面的数字只差了一个人。这个数字和国民政府军政部在1945年12月统计的陆军伤亡3391293数字略有出入，此外还有行政院的统计等等，基本在320万上下。有人非要把伤亡说成阵亡，不知是缺乏常识还是不把国军战士当人。

共产党武装方面，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到1945年8年的全面抗战中，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人员损失共584267人，其中伤290467人，牺牲约160603人、被俘45989人，失踪87208人，此外还有东北抗联损失了3万余人。

从伤亡数字上看，好像是国军付出的更大，但是比战果比的是什么？比的是毙伤敌人人数、俘虏敌人人数、收复失地的多少。现在不是讲究“效费比”么？有一些事实是需要好好研究才有意思。

常有人说共产党部队“游而不击”，只顾“发展自己”。且不说蒋介石自己就说过“二期抗战，游击战高于正规战”，对于任何哪只军队来说，战争不是锻炼和发展自己？中共军队从八九万人发展到130万，国军不也从不到200万发展到600万么？放眼二战战场，哪只军队不是越打动员的越多？

1939年进入战略相持以后，正面战场大多数“会战”兵力规模（日军）并不比敌后反扫荡作战大。共产党军队对日作战非但不是“游而不击”，而且是恶战。当时，侵华日军作战以大队（相当于营）为基本单位。每个大队战斗兵员800余人，全员1000余人，再加上支援部队要超过1500人。日军在正面战场作战，规模最大的几次投入兵力30个大队左右，约四五万人，多数战役投入兵力只有十几至二十个大队，二三万人。而敌后战场，日军对共军军分区一级的扫荡作战，投入兵力至少十个大队，这样的作战有上百次之多。而投入三、四十个大队，五六万以上兵力的扫荡作战也有将近二十次。1941年扫荡晋察冀根据地用了八十多个大队十多万人。数千人规模的扫荡更是数不胜数。除了日军，大量伪军也被投入到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进攻中。

1941年1月20日，东条英机在日本参众两院做关于1940年总结报告时说：“昭和15年重庆敌军抗战之特色为作战非常消极，迄今未进行主力反攻，只有共产党军于去年8月在华北进行大规模反攻；与之比较，蒋介石嫡系及旁系军队始终采取守势。”

八年抗战中，八路军、新四军抗击侵华日军的比例是这样的：1938年是59%，1939年是62%，1940年58%，1941年75%，1942年63%，1943年58%，1944年64%，1945年69%。这还没有计算伪军，要知道，伪军也绝大多数是国军摇身一变而成的，不少还从重庆政府那里拿军饷。这也堪称二战史上的奇迹了。

至于收复失地方面，自1944年春，敌后八路军、新四军就展开局部反攻，攻克日伪据点2580余处，县城20余座。而这时国民党政府在哪里呢？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回忆中是这样写的，他说抗战后期，国民党的权力、蒋介石的权力仅限于西南一隅，长江以北连国民党政府的影子也找不到。




1944年1月15日，日本《朝日新闻》报道：“《华北军》发表昭和十八年（1943年）度综合战果，充分说明了过去以重庆军为对手的华北军，在今天已完全转变为以扫共战为中心的事实：敌大半为共产党军……交战回数一万五千次，与共产党军的作战占七成五，交战的二百万敌兵力中，半数以上都是共产党军，我方收容的十万九千具敌遗尸中，共产党军约占半数，而七万四千的俘虏中，共产党军所占的比率，则只有三成五。这一方面暴露了重庆军的劣弱性，同时也说明了共产党军交战意识的昂扬……”

敌后战场节节胜利的时候，正面战场上却遭遇可耻的溃败。1944年4月到12月，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也叫“一号”作战），即豫湘桂战役，在8个多月作战中，国民党丧失兵力五六十万人，丢失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福建省大部和贵州省一部，6千万人民沦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日军一直进攻到贵州的独山，逼近“陪都”重庆。

而在1945年春夏季攻势中，八路军组织了强大的野战兵团，以运动战和城市攻坚战结合，攻克日伪据点3512处，解放县城54座；1945年战略大反攻：八路军和新四军收复张家口、邯郸、邢台、烟台、威海、淮阴、山海关、焦作、长治等中小城市250座，解放2000万人口。

1945年4月，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华南抗日游击已经发展到91万人，民兵200万人左右，创建了19块大的解放区，解放区的面积已经达到95万平方公里，人口9550万。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解放区地处当时全国重要的战略区，当时全国重要的城市像北平、天津、保定、太原、济南、徐州、上海、杭州、郑州、武汉、广州等均处于人民军队的包围之中，全国重要港口也大多数处于人民军队的活动范围之内。

而在正面战场，直到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前夕，正面战场上竟然还有县城失陷……

至于积极剿共制造摩擦什么的就不用多说了；国军的投敌也是一绝，党政要员62人，高级将领67人，军队50万人，其中国民党副总裁及中委以上者20人，占全部汪伪军62%；而老百姓帮日军打国民党军的事发生了也不是一两次……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之前，共产党军队俘虏日军的数量比国军多，共有5000多人，考虑到共军的总人数，算下来的共军的平均战斗力或者叫效率比国军高的多了。敌后战场的日军俘虏有逐年统计，并且能和日方资料互证，而且级别最高的3个大队长都是敌后战场的战果。正面战场俘虏的日军，没未见到国民党方面任何的年度统计，也没有一共俘虏了多少日军的统计。各种战报实际上也鲜见俘虏日军的记载——这与正面战场多为节节抵抗的单纯防御战，且不注重用“攻心战”瓦解日军有关。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展开，不过有这样一个细节：

1941年10月6日，第二次长沙会战，国民党军30余万对付日军约10万，日军以伤亡不到7000人的代价击溃薛岳4个军并攻进长沙，后因准备太平洋战争而主动撤退，国军趁机收复失地。战后蒋介石问俘虏缴获情况，答曰：8名。蒋在南岳军事会议上斥责第9战区“像这次长沙会战，我们有这样雄厚的兵力，有这样良好的态势，我们一定可以打败敌人，一定可以俘获敌人很多的官兵，一定可以缴获敌人无数的军械！即使没有一万俘虏，也总应该有一千！一千没有，总要有一百！一百没有，少而言之，也应该有十人！”“丢尽了党国军人的脸面”。

日本历史教科书中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共军队动向

何谓“中流砥柱”？

按照词典的解释比喻，中流砥柱能担当重任、起中坚作用的人或集体。或者换句话说，能给人以力量和希望，要能有“回天之力”。

延安是当时的先进青年心之所向，多少东南沿海的青年带着家里给的出国留学的钱奔赴延安。1938年底，中共党员人数由抗战初期的4万多人发展到50多万人。抗战过程中，根据地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1940年著名的华侨领袖陈嘉庚在比较国共统治区的人民生活状况以后，就断言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历史果真被他言中。

从抗战中的表现来看，从国民党被称为“刮民党”来看，从新一军被称为“新日军”来看，从还都南京后“等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的民谣来看，中流砥柱自然离国民党和国军越来越远。

而看看当时外国学者、记者在华的游记、写的史书，再比较一下两岸的历史教科书，突然发现，原来共产党是除了台湾之外对国民党最笔下留情的。

说到这里，不得不说另一个广为流传的谣言就是“毛泽东感谢日本侵略”。没错，毛泽东是说过类似的话，但是要对汉语多无知才会认为这里的感谢是肯定日本的侵略？

1956年，毛泽东在与访华的日本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谈话时说：“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我们要感谢你们。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你们。”同年，在接见日本日中输出入组合理事长南乡三郎时，也说了类似的话。

1961年1月，毛泽东同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黑田寿男进行的谈话《日本人民斗争的影响是很深远的》中提到“日本的南乡三郎见我时，一见面就说：日本侵略了中国，对不住你们。我对他说：我们不这样看，是日本军阀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教育了中国人民……就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别无出路，才觉悟起来，才武装起来进行斗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所以日本军阀、垄断资本干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谢的话，我宁愿感谢日本军阀。”

毛泽东曾多次说过诸如“感谢”敌人、“感谢”对手之类的话，对象包括蒋介石、美帝国主义。这是成功者的自信，他的话语意明确，有特定含义，但攻击毛泽东的那些人总是别有用心，断章取义。

“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抗战中，共产党对俘虏的日军进行教育改造，成立“反战同盟”、“觉醒联盟”等，为从心理上打败日军和战后的中日友好都做出了贡献。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同样的战士，在国军中和在解放军中的表现天差地别，有“国粉”说这是因为国军的主力在抗战中拼光了，问题是哪家的军队不应该通过战争越打越强？

就这样，蒋介石政府携“战胜者”之余威还都南京仅仅3年，就被赶到了海峡对岸的小岛上，结束了“中华民国”在大陆的统治。

 

[reine02]

抗战十大谣言之日寇从未进攻延安

洪希伯
军事观察者，旅港学人


对于当年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而言，抗日战争是一场非全民族团结不能战胜甚至不能坚持的战争。早在1931年9月18日开始的东北抗战中，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联就尽可能联合感化原来的绺子（观察者网注：liǔ·zi，即土匪），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都纳入到抗日救亡的大旗下。

然而从过去到现在，总有一种阴恻恻的声音缭绕耳边，说日本军队的入侵给了中共喘息之机；说中共军队在抗日战争中游而不击；说中共在抗日战争中消极避战谋求自身发展；说中共军队抗战的时候尽干破坏国军的事……其证据之一就是所谓“日军从未进攻延安”……这些谣言形式多样，出现时并不“言之凿凿”，比如：

几年了，一个问题一直想不懂：共产党是抗日的中流砥柱，可是，日本人为什么没有重点轰炸延安？不明白日本飞机可以越过高山去轰炸诸如重庆等城市，却没有轰炸在黄土高原上的延安，从山西到延安的距离，肯定比从武汉到重庆的距离要近呀。

另一个不明白的地点是秦晋大峡谷。这里有黄河流过，形成所谓黄河天堑，可是在战国时期，秦晋两国经常还越过黄河去争夺土地，发生战争，那么两千年后的抗日战争期间，黄河天堑是绝对挡不住日本鬼子的侵略步伐的，可是，日本人就是没有越过黄河进攻延安。翻阅所有资料，都没有发现战争的痕迹，不说大的激烈的战斗，就是小的冲突好象都没有在这个地方发生过。奇迹真是奇迹。还有更奇怪的事，就是这里好象不设防，共产党的军队由这里进入山西，然后再进入敌后，轻轻松松。不象抗战前，红军初到延安后，曾东渡黄河，东征山西，可是不太顺利，还付出了包括象刘志丹等许多将士宝贵生命的代价。

真是奇怪，难道日本鬼子真象电影中那样愚蠢，不知道八路军，要从这地方出发去打他们日本鬼子吗？难道他们不知道延安的守军不到一万人吗？他们一点都不在乎吗？

这和中国的另一个城市重庆相比，太有说服力了。重庆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临时首都，国民党党部所在地，也是蒋委员长统战部所在地，却因此而遭到了日本鬼子毁灭性的轰炸，连续多年的野蛮轰炸，造成数万人的死伤。

毛主席发出过许多声明，写过无数抗日的文章，作过无数次抗日的报告，号召人民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什么日本人不冒犯毛主席？

好一个“翻阅所有资料，都没有”，当真是虚心求教的网络帖呢！这个疑问帖堪称“日军从未进攻延安”说法之代表。造谣水平的确破表——

装作无辜地表态：这不是传谣哦！只是求知哦！

心里却在冷笑：反正常人知道的细节不多，播种一个怀疑的种子，收获一棵谣言的大树。谣言受众心里的怀疑是自己产生的，就算追责也不能归咎到自己头上。

日军空袭后的延安城（1938/吴印咸摄）

延安挨的轰炸还少吗？

正如《飞虎队神话》文中所述，中国空军在抗战初期英勇抵抗中消耗殆尽，此后难有飞行员与飞机的补充，飞虎队展现了中国空中力量抵抗日军入侵的意志，却只能彰显存在，无力反攻。在抗战初期，日本空中力量主宰了华夏大地的天空。

中共中央驻地延安在当时并非大城市，日寇却从空中集结重兵多次空袭延安。中共作为中国大地上先进的军政力量，对战争形势的把握与梳理颇具先见之明——自1937年始，延安即着手采取措施，准备应付日军之空袭。

据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由魏久明主编《烽火忆抗战1945-1995》中第25页至28页记载，曾在抗日军政大学工作的曹慕尧回忆，该校在“1938年窑洞挖好之后，逐渐向外迁移，搬到北门外和东门外的几个山沟里……上级一再提醒，要注意防空。”

日军空袭后的延安城内情景

日军第一次轰炸延安之前，曾派飞机到延安上空侦查。据广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陈学昭所著《延安访问记》第175页记载，当时延安百姓尚以为是中国飞机，有的拍手大呼：“我们自家飞机，蒋委员长送钱来！”但是中共很快从飞机的飞行高度做判明，来的应该是敌机。

1938年11月20日上午，曹慕尧等正在抗大开会，听到外面有声响，他们“赶到室外的高坡上了望，第一批日本飞机15架，自东向西，直扑延安城，接着就看见飞机抛下一连串的炸弹，形状像黑色的棒槌，临空而降落。”此即日军第一次轰炸延安。

曹慕尧回忆说，“第一批飞机刚投完炸弹，第二批第三批接踵而至，每批都是15架，持续轰炸没有喘息和救护的机会。延安缺乏防空火力，只有用步兵作战的重机枪来对付成群结队的大批飞机。日本人有恃无恐，飞机飞得很低，投弹的命中率很高，数十枚重磅炸弹，小小的延安城里，顷刻间房屋倒塌，四处起火，到处断垣残壁，尸横街头。伤者乱爬乱喊，哀声震天，惨不忍睹。”

1939年，日军轰炸洛川

据东方出版社2004年出版、由奥托·布劳恩（李德）所著的《中国纪事》第259页记载，延安损失极为惨重。中共初到延安时，“城内有几百座相当漂亮的房屋和院落，近郊的情况也大体如此”。1946年学术社出版了美国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的《中国解放区见闻》就有描述，在轰炸之后，“昔时的延安便成了一座瓦砾堆的废墟了”。


据档案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一辑第99页记载，边区政府在给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的急电中说，延安“连续遭受敌机轰炸，共投弹百五十九枚，死伤军民一百五十二人，毁房屋三百八十间……”请求中央政府予以援助。

张宣在《日寇轰炸延安亲历记》中描述，当时他从成都到延安开会，也目睹了11月20日延安遭日军轰炸后的惨状，“延安经此一炸，部分街道成了瓦砾场，各机关、学校纷纷迁到山上的窑洞中。城内尚存的房屋，有的拆迁到北部，大部分迁到南郊。”（《红岩春秋》1995年第5期）

而郑洪轩在《延河愤——1938年日机轰炸延安历闻》描述，此后“敌机又来延安轰炸几次，但由于延安平民均住窑洞，并提高了防空警惕性。日本飞机第二次来只炸伤几人和几匹马。”

延安城被轰炸，但街上石牌坊依然耸立着

日机空袭的重点是凤凰山，因为那里是中共领导人的居住地。毛泽东借住的李建堂家石窑遭到轰炸，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的窑洞被炸，30多名八路军干部、士兵阵亡。有一枚300公斤的炸弹就落在陈云窑洞旁，所幸没有爆炸。延安人推测“一定有特务测绘了中央首长在延安城的居住地。”正是因为日军的轰炸，毛泽东被迫从延安城内凤凰山麓迁至延安城外杨家岭。此后，为防空袭，毛泽东长期住在杨家岭。杨家岭这个地名也从此载入史册。

日军多次轰炸延安，比如在第一次轰炸的次日（1938年11月21日），日军再次轰炸延安；同年12月12日，日军第三次轰炸延安；1939年9月8日，日机43架次猛烈轰炸延安，投弹200余枚，炸死炸伤58人，延安城内房屋150间被毁；1939年10月15日，日机71架次，分四批轮番疯狂轰炸延安，延安城内房屋大部分被毁；1941年10月26日，日军飞机最后一次轰炸延安。几乎与此同时，日本空中力量也停止大规模轰炸重庆，其航空兵主力被调离中国，前往太平洋战场与美军作战。

日军空袭后的延安城内基本被炸毁

据亲历者描述，日军空中力量对延安的轰炸超过二十次，但是在中共领导下，边区作好了防空准备，遭受的损失并不大。据李耀宇在《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中讲述，当年延安人对未爆之炸弹的处理也很有趣。他回忆说，“从炸弹壳里掏出数百斤黄色炸药，一筐一筐地抬下凤凰山，用马车运走。以后，这些炸药当做染料，染出黄色的布匹，缝制军衣。炸弹壳敲成碎块儿，打造了开荒用的镬和锄。”染料与炸药的化学成分很相近，故能将炸药当染料使用。这两种对炸弹的处理方法，同曹慕尧的回忆相一致。后来，甚至有延安军民希望日本多来轰炸，因为日军的炸弹用的钢铁质量好，能做很多事情——旧中国没有工业的苦楚与先辈的乐观主义精神令笔者大为感慨。

据1946年3月10日《解放日报》的官方统计，抗战期间，日机共轰炸延安17次，投弹1690枚，造成 214人死亡、184人受伤；毁坏建筑：公共房产1176间、石洞5座、民房14452间；另有基督教礼拜堂一座、房室94间；天主教堂房屋75间；牲畜伤亡：197头；毁坏粮食：34.4万斤。

被炸后将材料运到三关外重建

日军屡次试图进犯延安，都被八路军挫败

除了轰炸，日寇还试图从地面上进攻延安。日军可以实施进攻的路线有两条，一是从西安由南向北入侵。西安是大西南门户，若西安有失，四川与陪都重庆都会危险。因此国军胡宗南部有40万重兵驻守此地，严防死守。日军若从此路进攻，首先是兵力不足，其次是后勤补给线漫长，要经过多个国共两军的游击区，所以这条路是行不通的。

另一条就是从山西由东向西进攻。在抗战初期，日军在国军主力尚未在黄河设防之际（经过山西、上海等战事，国军主力集中在华中防守武汉等地），曾经以一个旅团的兵力试图迅速渡过黄河攻击陕北，消灭共产党。




中共方面对此很是重视，部署其河防部队与日军进行对峙。更重要的是日军该旅团孤军深入，已进入山西的八路军部队立即全面袭击其后勤补给线，利用山地地形，不断以伏击方式歼灭其运输部队，基本上切断了日军补给线，造成日军粮弹极度匮乏，迫使该旅团不得不从黄河边后撤到山西山地之外，并在后撤中屡遭袭扰伏击，伤亡人数达2000多人。

延安新市场 （1939年）

作战实录：日军26师团主力在1938年2月开始进攻军渡，和边区仅一河之隔，直接威胁陕北边区。3月13日，日军一部2000人，携带火炮20门开始向神府河防轰击，在十余架飞机支援下，尝试第一次渡过黄河袭击延安。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六团沉着应战，待敌密集渡河之际，突然以猛烈的火力，击敌于半渡之中；同时分兵一部，乘日军混乱之时，迂回河东，袭击敌之侧背，迫使进犯日军溃退。

1938年4月，日军约一个旅团兵力附大炮30余门在离石一带集结，5月初经大武向军渡进犯，企图截断陕甘宁边区与晋绥之交通线，并强渡占领吴堡宋家川，突破河防阵地。八路军留守兵团识破了敌之企图，以警备第八团主力东渡黄河，设伏于汾（阳）离（石）公路翼侧，10日夜在离石城西北之王老婆山地区，突然袭击日军先头1个大队。遭到打击的日军未抵达黄河岸边即行撤退。

1938年12月下旬，侵占河东大宁、吉县、永和的日军分兵3路，每路约1000余人，携带火炮10余门向黄河沿岸推进。1939年1月1日，日军攻占河东马斗关、凉水岩、圪针滩渡口，随之以火炮、机枪猛烈轰击八路军河西边区河防阵地，并以10余架飞机投掷毒气弹。守备河防的警备第五团部分指战员中毒晕倒，多处工事被毁。日军乘机于河东集结，准备强渡。八路军留守兵团河防部队顽强坚守阵地，在敌军渡至河心时，突然以密集火力予以猛烈打击，迫使敌军退回东岸后撤。

屡次受挫的日军恼羞成怒，又于1939年6月初向边区河防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6月4日至6日，日军第一〇九师团和第二十六师团，以1.5万余人进占军渡和孟门、碛口，于黄河东岸各山头构筑工事，以飞机、火炮向河西宋家川、枣林坪、李家沟一线河防阵地狂轰滥炸。与此同时，日军第二十、三十七师团也以 2000余人，分别占领了东马斗关和圪针滩渡口，以炮火向西岸河防阵地进行猛烈地轰击，施放毒气弹，掩护步兵强渡。八路军留守兵团河防部队在边区人民的支援下，沉着镇定，坚守阵地，以火力封锁河面，使敌难以越过河心。河东的八路军也猛烈袭击敌之侧后，使日军腹背受击，狼狈逃窜。9日，进犯之敌全部撤退。八路军留守兵团河防部队在河东我军的积极配合和边区人民的支援下，粉碎了日军最大规模的一次进攻。

1939年9月，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第一二〇师三五九旅旅长王震率部返回陕北绥德，加强河防力量。在调回359旅之前，延安有留守兵团一部，兵力原约9000人，后增到一万多人，边区保安部队（准军事力量）5000余人，抗日自卫军（民兵）7万人，但正规军兵力兵力严重不足，在调回359旅后，边区有1旅、10团、10个保安基干大队、1个独立营，正规军兵力共15514人。

1939年11月23日，日军独立混成第十六旅团，以近万人的兵力携带火炮30多门，分4路进占碛口、孟门和克虎寨后，一面猛烈炮击八路军留守兵团河西阵地，一面大举“扫荡”河东八路军游击部队。碛口之敌2000余人在炮火掩护下集结河滩，放船强渡，第三五九旅一部和警备第一、八团，以机枪对敌猛烈射击，使敌强渡不成。边区河防部队又以一部从右翼东渡，袭击敌之侧后，敌无奈分路撤退。

1940年6月，日军又出动1万余人，企图摧毁八路军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和威胁陕甘宁边区河防。第三五九旅除加强河防守备外，于6月17日以第七一八团一营东渡黄河，向进攻碛口、三交、临县的敌人进行侧击，截断敌前后方的交通联络。该月底和7月13日，又以两个营东渡，配合第一二〇师主力，彻底破坏大武至三交的公路，切断敌交通运输线。日军后方不宁，自顾不暇，不得不缩小规模，以至最后放弃对陕甘宁边区河防的进犯。

造谣者大概以国军的水平来揣测八路军的，对他们而言这些史实的确是匪夷所思了点——最多时有两个师团进攻延安，竟然会被共军挡住？共军竟然敢主动出击？共军还能从侧后不停袭击日军挫败其攻势？

日军空袭延安后新建的市场沟大众戏楼

笔者所罗列的史实，来自各个历史时期、国共双方、海内外人士，足以证明日军对共军之重视，与日军试图消灭中共抗日武装的极大努力。但是笔者深知，伴随着2005年国粉暗流的兴起，“讲战争不看战果，死伤多就是贡献大”这种奇怪的逻辑流毒网络。延安遭受了攻击又如何？死伤才那么点，损失才那么点，怎么能比得上国民党方面的“贡献”？既然造谣者认为“死人多就是贡献大”、“丢国土多就是抗战主力”，那么延安在这两方面的确不够“给力”。

依照这种逻辑，延安大概得把人员与物资摆在外面让日军炸得爽，防守部队密集列阵让日军杀伤才算抗日有功。面对日寇的空袭，中共方面疏散、防卫有道；应对日寇的地面进攻，共军采取积极防御的策略，主动出击打击日军。相比重庆防空洞各种可怕的黑幕，国民党军指挥层让军队死守阵地白白浪费军人的忠诚与热血，共军的损失当然比较小。

只是详实史实也填不平某些人胸中的“阴沟沟”，一两句貌似忠厚实诚的所谓“疑问”，利用大众并不了解的历史细节罗列个把“史实”，就可以捕风捉影地把中共描述为与日本侵略者勾结的邪恶势力。以这种思维，自然可以把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公然投敌另立伪国民政府粉饰为“曲线救国”。这等翻手为云覆手雨的精妙，实在是令笔者自叹弗如。

 

[冷笑大哥大]

说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他们组织了多少战役？消灭了多少日军的有生力量？


中流砥柱要从投入军队数量和消灭敌人的数据上占到60%以上才能算吧？

不然，一根小竹竿放在长江里也是中流砥柱了

 

[冷笑大哥大]

潘汉年
潘汉年，江苏宜兴归径乡陆平村人，中共著名作家、特工、上海副市长。早期在中共中央直属文化工作委员会担任第一书记、华中局联络部长，抗战期间奉命代表中国共产党与日军取得互不侵犯的默契，并与日军、汪精卫政府紧密交流，战后却遭毛泽东以“内奸”罪嫌逮捕蒙冤而死，1982年获得平反，是个优秀忠诚的共产党员。 维基百科

 

[冷笑大哥大]

谒见汪精卫
在淮南工作期间，潘汉年担任华中局社会部长、联络部长等职，主要负责上海、南京一带敌占城市的对敌隐蔽斗争。

他坐镇小王庄统一部署，全盘规划，在宁、沪、淮间，建立了一个秘密交通图，使许多重要情报经过分析、研究后及时告之党中央及其他部门。1943年秋，被饶漱石派到上海调查日伪军在江南的清乡计划和具体部署。潘汉年发动情报人员，查知汪伪江苏省长李士群有观望之态，便经党中央同意前去做策反工作。李士群原先也是中共党员，曾任过周恩来的警卫员，但他后来被捕叛变成为汪伪特工头目，臭名昭著的“七十六号”魔窟就是他一手操作的。他深知汪伪政权不稳固，于是四面观望，左右逢源。在潘汉年反复劝导下，李表示愿意将功赎罪，并详细介绍了敌伪清乡部署情况。此外，李士群说汪精卫的南京政府并不巩固，极想拉拢组织一个参议会，猎取政治资本，叫潘去见汪精卫。时潘汉年与李士群奔汪公馆。后。潘汉年回到根据地，准备向华中局饶漱石汇报此事，但他看到当时“抢救运动”中乱整人的现象，未将此事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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