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红酒绿背后贫穷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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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缴获来的
一个关于现代都市穷人的悲惨故事曾经在大江南北广为流传：一个普通的工人
家庭，过了很多年平淡和珍贵的日子。1994年前后，夫妻先后遭遇下岗。妻子耐不住清
贫的日子和没有亮色的未来，跟着一个有钱男人走了，留下一双儿女尚未成人。失意的
男人在激烈的就业市场屡屡碰壁后，精神越发脆弱，生存的艰难压得他抬不起头来。
偏偏不谙世事的孩子嘴馋邻居家的肉香，缠着爸爸要吃肉。男人掏出家中仅剩
的五块钱，咬牙买下了一斤猪肉。当久违的肉香让孩子们欢呼雀跃时，绝望的父亲在里
面撒下了耗子药……
贫困，像一只猝不及防的黑手，撕裂了涂抹在城市表层的繁荣。
在沈阳，这座曾经是中国最大最辉煌的工业城市，就流传着类似的民间文本。
它是如此尖锐、鲜明地切入这座城市繁荣下的内核，让人直视其无法躲闪的现实。
工人村成了“度假村“到过沈阳的人会经常感觉自己生活在一座由两张皮硬扯
在一起的城市。在市中心的和平和沈河区，林立着所有的高档住宅、豪华酒店和购物中
心，在这里看见奔驰、宝马的机会要比在北京长安街上多得多。而在大厂云集的铁西区
，你很难找到一座五层以上的像样饭店，出租车也懒得光顾这儿--因为拉不上活儿。沈
阳70万下岗职工的大部分就居住在这个39平方公里、75万人口的传统重工业区。
工人村是铁西最大的住宅小区，聚居着一家几代的产业工人。老人们至今回忆
起50年代的工人村，总也掩不住难抑的豪情。今天天安门城楼上巨大的共和国国徽还记
载着铁西人昔日的荣光；那时，158栋典型的苏式三层居民楼，在全国率先引领了“楼上
楼下，电灯电话“的现代住宅潮流。然而今天，宽阔的工业区已变得沉寂，这儿早成了
有名的“亏损一条街“。该市统计部门提供的资料表明，沈阳现有工业企业1188家，其
中有501家属亏损企业；国有控股工业企业590家，其中超过一半面临亏损的命运。而这
些国有大中型企业中，80%以上集中在铁西工业区。
“厂子都黄了，全叫贪官给整的！“在工人村里，人们守着年久失修的老房子
纷纷向我诉说。那些房子在日新月异的城市建设中日显破败，宛若风烛残年的老人。厂
子不行了，房屋、管道维修和取暖费就成了大问题。“没人管我们了。“黄昏的劳动公
园。老人们向我谈起瘫痪的公用服务系统，从今年开始暖气分户，不交暖气费的不送气
。按每平方米19元计算，每家每年至少要交800到1000多元暖气费。刘大爷一家为了省掉
这份开支，去年冬天硬生生地挨了冻。“屋外零下4度，屋里是零下3度。“凋敝，大面
积的国企凋敝，使得偌大的工业区几乎成了一座空城；与此同时，在居民区，大批下岗
失业人员，还有众多名曰“放长假“实际却被永远抛离岗位的人们，越来越多地奔波、
游荡在工人村的角角落落。到处可见攒动的人头，在菜场、街边、公园和夜市，人们已
经淡忘工作日和双休日的界限--“工人村“彻底成了“度假村“。
在工人村整齐的大道两旁，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小摊：卖菜的、卖水果、卖日用
品的，永远用饥渴、殷勤的表情招徕着稀落的光顾者。类似的小本买卖勉强维持一个下
岗工人家庭一个月的生活费，这种脆弱的家庭经济支撑体系往往不堪一击。专家们指出
：目前在城市中，大多数除工资以外没有其他额外收入的家庭只能维持低标准的生活水
平，他们经受不起任何社会经济风险，一旦遭遇风险，马上跌到贫困线以下。国际上常
用“贫困边缘（Near Poor）“一词来描述这种状况。而工人村的家庭早就习惯了没有固
定工资的生活，有的10年前就失去了领工资的机会，在辗转变更的打短工中换取基本生
活费。
比贫困更可怕的疾病“铁西这地方，贼穷！“51岁的王亚君扯着嗓子，涨红着
脸说。她患有严重的甲亢，拖了好几年不治，因为没有钱。
“治一次得花4000块，妈呀，上哪弄这么多钱？“她一说话就激动，将脖子上
突起的肿物指给我看，“医生说过，弄不好会发生癌变，管它呢，活一天算一天，死了
拉倒……“她对自己的病有种听天由命的坦然。
儿子的死是王亚君生命中最大的悲恸。四年前，21岁的大儿子患上了白血病，
使原本经济拮据的家庭雪上加霜。那时，她和丈夫的单位都苟延残喘地开不出工资，职
工的医药费自然是朝不保夕。她只好向街道办求助，最后大伙儿献爱心，好不容易凑了
500元，可儿子输一次血就要600元。
两年后，儿子病逝。留下了十多万元的外债。
“那时儿子没了，钱也没了，活着干啥？心想干脆跟他去了……“王亚君满眼
是泪。
正午的阳光照着她的自行车摊。她从早晨7时摆到现在都没有开市。自行车是
一个好心的老板赊给她卖的，卖完了再返还货款。一个月挣个三四百元算是万幸。老伴
身体不好，靠200元退休金过活。
有人来看车了。王亚君趿拉着拖鞋，迎上前去。那双拖鞋花了3块5角钱，“可
以管一夏天呢“。她伸出脚，这是她夏天唯一的一双鞋。好几年她没买过新衣服，身上
肥大的衣服是条件稍好的邻居给的。现在她最大的愿望是给小儿子娶上媳妇。
邻摊的老姐们给她送来一块西瓜，看颜色还没熟透。她很稀罕似地拿在手里，
先是小心地咬了几小口，接着就大口大口同时又很仔细地将瓜瓤扫荡干净。她太渴了，
下午两时半，还没吃午饭。“这瓜真甜呢。“她咂着嘴。
“香瓜、西瓜4角钱1公斤，说便宜真便宜，舍得买吗？谁不爱吃、爱穿呢，有
那条件吗？要是有钱，谁还愿意穿别人的？人一穷，哎--“她的叹息和唠叨在午后的日
光里游丝一样飘浮，空气里莫名地浸染了一袭落寞和悲凉。
“想得开是天堂，想不开是地狱。“王亚君从沈阳经济电台《清风夜话》节目
里听到了这句话，靠它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她说今后也要多想想这句话，活下去就是
胜利。
这个在变革潮流中的利益受损集团，像石头一样，沉默而坚韧地活着。
46岁的卢凌敏看上去只有十二三岁孩子那么高，五岁时得胸椎软骨病时落下的
。他以前是沈阳铝材厂的机械维修工，1997年病退下岗后，单位特殊照顾他每月237元的
生活费。媳妇患有严重的肺气肿，常年吃药，无工作。两个孩子正在念书，按政策可以
减免学杂费，但平时学校要求交纳的其它费用，他一样也不能拉。“穷是穷了点，但砸
锅卖铁也要供孩子念书。“卢凌敏态度很坚决。
从1998年4月开始，卢家享受特困待遇，每月可拿到131元保证金。他坦言，1
998年以前一个月工资半个月就花没了，吃了上顿愁下顿。现在有了保证金，每月的生活
好歹有保障。每天他在菜场摆电池卖，从早晨6时候到晚上12时，一个月下来也能挣个三
四百元。平时肉类很少吃，每月生活费支出两三百元。
“老不吃肉也不行哪，孩子要补营养。去年家里养了10只小鸡，上次被人打死
了一只，就给孩子熬了汤，看他们吃得那个香……“他脸上闪出慈爱、怜惜和愧疚的复
杂表情。
清贫的日子并不可怕，但媳妇的医药费几欲将这个刚强的汉子压垮。“她那个
病，一直没断根，上次住院就花了800元。现在又查出肚子里有瘤，成天吃药，打一次点
滴就花200元，没法子，向亲戚朋友借了1000元，动手术？想都不敢想，最少也得5000元
。我是真愁！逼急了，我对媳妇说，不行的话，我去死！“我站在卢家那间不足15平方
米的小屋里。晦暗、拥挤是那个栖息四个人的空间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孩子大了，屋
子更显仄逼，用木板支起的阁楼成了他们夫妻俩的卧床。一台坏的、没钱修理的黑白电
视机是屋里唯一能够见证时代的现代家用电器。
残破的天花板上吊着一支日光灯和一盏15瓦灯泡。通常日光灯不开，只开小灯
，为了省电。昏黄的灯光下，几本小学生用书散乱地卧在炕沿上。孩子是这个家庭可以
仰望未来星空的唯一亮光。
贫、病，是我在铁西采访时听到的高频语汇。下岗后只能自费看病，自己交纳
医疗保险。但调查中发现，几乎95%的下岗职工家庭没法按时交纳医疗保险。当我向许多
人提到这个词时，引来的是一阵苦笑：“日子能维持就不错了，哪有钱交？将来能咋办
？！死了拉倒。“高昂的医疗费和窘迫的经济条件使人们谈病色变。在无大病情况下，
这些家庭的年药费支出在100元左右，最多不超过200元，生病后在药店买点最便宜的药
，不会去医院，因为怕挨“宰“。孩子有病才去买药或去医院，大人往往能扛就扛。因
为年平均300元的医药费就足以将一个下岗工人家庭击垮。
铁西作为下岗失业问题的重灾区，大部分家庭的生活费用在500元左右，有的
只能保持在200到300元。接受调查的80%以上家庭反映，平时很少吃肉，每月能吃两次肉
就不错了，蔬菜买最便宜的大白菜、萝卜、土豆等。女人们对于从前上班时周末逛街买
新衣的记忆感到陌生而遥远，因为多年不添新衣已经习以为常，很多衣服来自亲朋好友
的接济。
调查中发现，75%以上的贫困户都因为怕送礼与亲友很少来往，过年过节也不
走动；全家人也极少花钱去娱乐场所。“干活干活，干着才能活着“，打零工是很多人
的再就业方式，没有节假日、休息日，身心的劳累和生活空间的窘迫使这个群体对于未
来产生难以把握的无力感。“我们这种人，就像是社会要淘汰的人，活着没盼头，把孩
子养大了事。“一个下岗后好不容易找到清洁活儿的40多岁女工这样对我说。她从早晨
5时干到晚上5时的报酬是每月200元，家里有一个患脑血管堵塞的丈夫和一个上初中的儿
子。灯光下，她憔悴的脸上挂着几分宿命的苦笑。
永远饱和的劳务市场我没有想到会在鲁迅儿童公园门口碰到李素萍。那儿是外
来民工劳务市场，从远处一望黑压压的约有百八十人。那些在炎夏的烈日下蹲着坐着、
光着膀子走来走去的外来民工，睁着觅食的眼睛，期待着明天的饭碗。他们大都来自周
边和辽东农村，当耕耘土地的收获不过是永远坚硬的债务时，他们来到了城里。这是个
黑市。当地曾很下力气地清理、取缔过几次，但事过不久就会卷土重来。
李素萍就站在这一群人中间，坦然自若。她来这里候了两天，没有满意的结果
。她微胖的体态和站立的姿势很容易让人以为她是来招工的。一些胸前挂着“厨师“、
“泥瓦工“纸牌的人在她周围晃来晃去，知道底细后就失望而去。
她已经有两年没活儿干了，在家干呆着。下岗前她和丈夫都是沈阳轧辊厂职工
，她做党务工作，丈夫在车队，年年先进工作者。四年前双双下岗，丈夫在外打零工，
儿子在读大专。她说这个市场的好处就是供求见面，谈好了就成，不行就撒手。下岗后
她也做过酒店管理，后来身体不好辞了。现在年纪又大了，45岁，谁还要呢？
她住的还是单位的福利房，最近有新政策要求住房货币化。她家的居住面积只
有12平方米，但要交6000元。节衣缩食的她犯了愁，于是就到了这儿。
“大姐，你招人不？““只要给钱，啥都干。“那些人围住我，像看到了希望
的火种。我凝视着这些渴望的眼睛暗想，李素萍们真的开始将自己置于就业市场的大舞
台，抹去从前不肯轻易卸下的面子。在贫困面前，她们无法后退，别无选择。
一份当地政府报告显示，到2000年底，沈阳全市累计下岗职工达到65万人，其
中国有企业39万人；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员6.5万人，登记失业率为2.45%。截至同年末
，全市失业下岗人员中已有45万人实现了再就业，安置就业率为70%。但在这些乐观的数
字背后，我看到的是失业给家庭带来的致命打击和寻找安全饭碗的艰难。在接受采访的
下岗失业人员中，重新找到较稳定工作的很少，最多的是打零工，10~20%能找到半年时
间左右、且能开工资的工作，20~30%的做小生意。人们对在私企找工作心存疑虑，因为
一是要扣押金，二是经常不给工资。对于下岗后当老板迅速脱贫致富的幸运者，许多人
报之一笑，认为只有亲戚在政府任职的人才能办得到。
40岁的王小兰下岗后靠卖汽水度日，5角钱1瓶。低物价低消费已经成了铁西特
有的经济生活现象。她愁家里每天开支、孩子的学费，更愁的是丈夫找不到工作。“去
年单位给了1万多块钱一次性买断后，他就在家歇着。40岁男人，体力还挺好，干啥呢？
这不，成天就这么游荡，再下去人就要废了。“走在工人村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三五
成群闲着唠嗑的人们，街边、公园里麻将、扑克擂台摆了一桌又一桌，除了一部分老年
人，相当多的是些三四十岁的中年人。这些无所事事的游荡者似乎淡忘了生计的艰难，
在麻将和叹息中打发惨淡的光阴。“找不到事做，能咋办？“他们空荡荡的眼神里竟有
种安守贫困的屈服。
在庞大的下岗失业队伍中，35岁到45岁成为其中的主力，其中75%的人文化程
度仅在初中及初中以下，劳动技能单一，因而成为再就业中的难点。尽管近年来沈阳市
在加强就业技能培训上很下了些力气，从1998年起市政府每年出资2000万元，用于失业
下岗人员再就业培训工作，但不可忽视的是，得过且过的惰性和传统的择业观念尚占据
着相当一部分人的头脑。与此同时，蜂拥而至的外来务工者客观上造成了就业市场的白
热化竞争。
在沈阳采访的日子里，听到最多的是人们对于失业的忧虑和对腐败的诅咒。有
人说，以一个现代化主义者的眼光看，沈阳的蜕变是成功的，它成功地实现了从一个老
工业基地到商贸中心城市的转型。颇具规模的批发市场已经成为沈阳经济发展的亮点，
在这些垄断全国乃至全世界商品在东北的销售的批发市场里，也派生出一批沈阳最为典
型的新富阶层。尽管随着慕绥新时代的结束，沈阳已告别了不堪回首的劣政，但权力腐
败的阴影仍笼罩着人们心绪难平的梦境：当他们想起电视上风度翩翩的副市长马向东今
天拉着下岗职工的手问寒问暖，第二天就飞到澳门一掷万金的往事时，强烈的被剥夺感
油然而生。
社保，脆弱的支撑都说铁西有“三多“：下岗的多，残疾人多，老年人多。目
前，全市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的下岗人员约有14万人，还有大批“待岗“或“放长假“
的职工，他们来自大量停产、半停产企业，其境遇与下岗工人并无二致。据估计，这批
人是进了中心的下岗职工的数倍以上。
李玉良开出租车前是沈阳轧钢总厂连续多年的先进工作者、劳模，经历过下乡
、下放的他在不惑之年又遭遇下岗。五年前的春节，单位放假，这一放就是五年。从此
没有任何说法。“劳保什么的，啥也没有，你说冤不冤？“李师傅给别人开出租，每月
挣个千把块。但心里总是不踏实。危机感如影随形地纠缠着他。
沈阳市再就业服务中心对下岗职工的托管期限为两年，两年期满即解除劳动关
系。对于两年后失去国家职工身份，和随之而来的社会保障的缺乏，许多下岗职工普遍
怀有恐惧心理，甚至拒领下岗证。但即使是进入了再就业中心，基本生活费也难以做到
按时足额发放。调查中发现，经费缺口太大成为沈阳在保障下岗职工基本生活和再就业
工作中的最大难点。按政策规定的“三三制“经费筹措原则，企业是最薄弱环节，下岗
职工集中的企业大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资金早就捉襟见肘。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是维持城市贫困家庭基本生活的最后一道“安全网“
。1998年4月，沈阳市居民的低保标准为月人均150元，现在已提高到205元。今年沈阳加
快推进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保障人数由去年底的3.9万人提高到15.6万人。但就我走
访的工人村来说，现有居民2万多人，其中能拿到特困证的不足百人。实际覆盖范围有限
是“低保“存在的最大问题。另外，大批的“待岗“、“放长假“企业职工的基本生活
权利受到了不应有的漠视，因为这些并没有收入或收入很少的群体在政策实施中被“视
同为“已经领取了最低工资或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
尽管当地公布该市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失业保险覆盖率分别达到100%和98%，
但几天来深入铁西的采访让人对其状况无法乐观。尽管近年来市政府采取养老金借款办
法使得拖欠退休金的状况有所改善，但从长远来看，还是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据介
绍，沈阳养老保险费的收缴一直很不理想，主要是保源问题。突出矛盾是离退休人员越
来越多，在职职工不断减少，企业效益未见起色，如此陷入恶性循环。经有关部门测算
，仅1999年该市在养老保险资金的缺口就达13.7亿元！
在铁西，我不止一次地听说过类似的故事：一老太太偷吃咸鸭蛋，被年轻的店
主追打。她跪下来哭诉：我是没法子呀，儿子下岗，老头子好几月没拿到退休金了……
今天，坐在劳动公园里，面对马恒昌、王凤恩这些整整鼓舞了一代产业工人成长的50年
代劳模塑像，工人村的老人们追忆着曾经火红的青春。
在他们中间，流传着这样的一首民谣：“三十撒欢，四十接班，五十打蔫，六
十收摊，七十冒烟“，让人无法不感到忧虑和沉重。
在沈阳采访期间，正是辽宁省启动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工作展开之际，
这是中国构建新型的世界最大社会保障网的开端，有着非同寻常的政治和社会意义--因
为辽宁的今天，就是中国其他省市的明天。试点中最核心的两项内容，是做实基本养老
保险个人账户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并轨。
对于沈阳70万下岗职工和60万离退休职工来说，这或许是个不同寻常的福音。
武汉：在沉默中失落(张立勤)
武汉，这座坐拥三镇、怀抱两江的华中重镇，曾经是京广线上最饱满的一个亮
点。
但现在，武汉或许会有所失落。在中国新一轮的发展中，它不东不西不南不北
，近期西部大开发战略更凸显出其身在中部的恐慌。据说武汉正在提“中部崛起“的口
号，但它首先不得不直面的是，在现代化进程中被挤压的、凋敝的国有经济，和大批行
走在贫困边缘的下岗失业群体。
这座被定义为中国最市民化的城市，经过十多年的变迁，早已跨越了作家方方
在《风景》中描写的令人窒息的棚户区生存状态--“父亲带着他的妻子和七男二女住在
汉口河南棚子一个13平方米的板壁屋子里“。那个时代已经成为惨烈的记忆。
但是，另一种贫困开始在延续。相对于生存空间的仄狭，失业的阴影和贫困带
来的精神危机悄悄逼近城市底层日趋贫瘠的心灵空间；而教育资源的匮乏以及相伴而来
的知识贫困，对于一个群体、一个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有着更为可怕的杀伤力。
“麻木“人生我不知道武汉人为什么把这种装着灰扑扑顶蓬的人力或电动三轮
车叫做“麻木“，有一种说法是因为这些三轮车夫回到家里就喝酒，直至喝到身体和精
神麻木为止，颇为类似旧社会汉口的码头工人。
走在武汉的大街小巷，经常能看到一群群“麻木“在烈日下疲倦地等待或在警
察严厉的注视下仓皇逃窜，像受惊的鸟。警察就是它们的天敌。从一个城市管理者的眼
光看过去，它们就像泛滥成灾的蝗虫，让这座日趋现代化的都市为之难堪。
当地的一个政府官员颇为挠头地告诉我，“麻木“绝对是城市交通、市容建设
中的一大公害，市人大、政协为此论证了很多年，但迟迟下不了封杀的决心。因为对江
城近年来剧增的下岗失业家庭来说，“麻木“成了他们微弱的家庭生计支柱。
黄昏时分，刘凡生的“麻木“停在工农村门口。
我走过去的时候，有四五双“麻木“的眼睛不约而同地望向我，分明是期待。
头发花白的刘凡生年纪最大，今年54岁，干这行有三年了。
他只能跑些偏僻的线路，沿工农村一带的铁轨旁边拉些客人，因而生意比不得
大街上的“麻木“。他开的是黑车，因为没办上执照。
“我想花钱办哪，可人家不给办，说是要控制数量。说到底，还不是没关系！
“他抱怨道。他整天提心吊胆的，一旦撞上“枪口“，就会被没收。
那次他去汉口火车站拉货，没走多远，四五个警察就围上来了，要他出示“三
证“（行车证、驾驶证和执照）。他拿不出，几个人动手就要没收“麻木“。
“我要吃饭！三口之家要养活！“他急红了眼，嚷道。
“要吃饭，你到劳务市场去！“他们说。
“他们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年纪一大把，找工作谁敢要？没理可讲！“刘凡生
总结道。
“麻木“没收后的一个月里，家里差点揭不开锅。他急得到处托人，还是内部
有人暗示，找黑道上的，趁黑将“麻木“偷了出来。为此他前后花了1500元打点“红道
“、黑道。
我无法知道在700万武汉市民中有多少像刘凡生这样的没有“准生证“的黑户
“麻木“。他们每天穿行在如过江之鲫般的豪华奔驰、神龙富康中，摇摇欲坠地行进在
城市的穷街陋巷，带着过分的小心和谨慎。一个守候在渣家小区的“麻木“忧心忡忡地
对我说，如果哪天下令取缔“麻木“，这个饭碗说没就没了。
失业的阴影笼罩着人们。来自2000年武汉年鉴的统计数字表明，近年来武汉市
下岗人员和城镇待业人员呈逐年上升态势，就业和再就业压力增大。1999年末城镇登记
失业人数8.1万人，比上年增长了3.1%；登记失业率为2.95%，比上年上升了0.15%。值得
注意的是，近年来该市集体企业经济效益连年下滑的态势远远超过国有企业。就工业总
产值来说，1999年国有经济比1998年增长了2.3%，集体经济则下降了7.2%。集体企业的
下岗失业状况也远比国有企业要严重得多。1999年国有经济单位在岗职工人数比上年下
降5.3%，集体经济单位在岗职工人数则下降了14%。
当地劳动部门官员告诉我，集体企业大面积的倒闭、破产和半破产，又兼地方
财政困难，使得管理集体企业的行业办、集体企业办基本陷入瘫痪状态。目前下岗职工
基本生活费和失业救济政策主要向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倾斜，集体企业职工家庭很难纳入
低保范围，成为被政策遗忘的群体，只能在生存夹缝中艰难地求着生存。
而对于像武重、武钢这样的大型国企职工家庭来说，下岗失业的重挫几乎也是
灾难性的。去年武汉重型机械厂要减员4000人。失去饭碗的恐慌和再就业难的残酷现实
，使长期置身于体制保障内的人们失去了安全感，难以适应市场化的劳动力竞争。在武
重住宅区，我看到了在许多经济萧条城市出现的类似场景：一条长约数百米的小摊在烈
日下昏昏欲睡地坚守着。这已形成江城大众化的再就业方式：女人们练起了地摊，身体
好的男人们开起了“麻木“。与此同时，大量被闲置的男人女人在屋外的树荫下摆起了
一桌又一桌的“筑方城“。
作为一个特定群体，江城“麻木“注定要背负起其特定时期的艰难生存，而有
关一个群体的生计和一座城市的形象问题引发的困惑和争议依然在这座中部之城近乎感
冒似地延续着。
绝望的家庭福建村在二七路上，二七路距离汉口最繁华的商业街--江汉路不过
十分钟的车程。
不远处，“二七大罢工纪念馆“肃然而立。
这是每个城市最基层的生存角落，陈玉萍的家就在福建村南区的楼房深处。
屋里很安静。一个小男孩在地板上爬来爬去。这是陈玉萍最近找到的一份活儿
，帮人照看孩子，每月200元。
客厅的墙上，一个面目清秀的青年男子在相框里微笑。
七个月前，这个男人用绳索在卧室的门上结束了自己。当时他刚满45岁。他结
绳的方式很特别，女儿从另一间房里冲出去的时候，他的身子已经冰凉。前后不到10分
钟。当时，陈玉萍正在里屋织毛衣。
他以前做过水手。那种毁灭性的结绳方式据说是长期的水手生涯磨练出来的。
这个细节在他死后被福建村人提起时，总免不了一番唏嘘。
还有一年，他们的女儿倩倩--一个聪明、漂亮的女孩即将高考，照老师的预言
上大学应该极有希望。这个在晦暗中苦撑的家即将露出一点曙光。然而，他就这样放弃
了。
说到此，陈玉萍放声大哭。他们婚后19年的日子也还算幸福。那时，她在武汉
港务局做装卸工，拿400元工资；他在船上做水手，每月有500元的稳定收入。三口之家
清贫却快乐。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
先是她下岗，办了内退后工资降到了220元，她到处打零工，到饭店给人洗菜
、送盒饭，什么都干；1999年他下岗，单位一次性买断工龄付给他3万元，从此一切脱钩
。原本开朗的他一下子情绪低落起来。
不久他花了2000元买了“麻木“，没办上执照，只能偷偷开。警察搜得紧时，
他只好窝在家里不出车。上次不小心被摩托车撞了，他在家躺了半年，动弹不得，不敢
去医院。这样陆陆续续地开了两年“麻木“，一个月下来能挣个三四百块。那段时间，
陈玉萍又没了工作，连打零工人家都嫌年纪大了。找不到事做，口角由此而起。苦闷中
她出去打小牌，丈夫越发不满。家里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
出事的那天傍晚，她和丈夫商量出去摆地摊的事儿。他很烦躁地否决了，这个
生性胆小、守规矩的男人不愿看到妻子过那种随时被驱逐的担惊受怕的日子。然而，不
摆地摊又能做什么？面对妻子的诘问，他不再言语。默然喝下一瓶酒，他就撒手走了。
这种不祥的预感，陈玉萍不是没有觉察到。很多次，她听见丈夫沉重的脚步在
屋里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她现在肯定自杀的幽灵一直在他脑际顽强地萦回，挥之不去
。
武汉市总工会最新一项统计数据表明，贫困已经成为导致武汉相当一部分家庭
破裂的主要原因之一。被调查460户最贫困的特困家庭中，30%以上家庭离异。因贫困而
自杀的悲剧近年来不断在各地发生。
奢侈的教育73岁的彭启忠坐在家门口，深陷的眼窝看上去有种被耗尽的空荡荡
的感觉。
他左眼失明的妻子坐在他身边，以一个穷人的惯常口吻唠唠叨叨地诉说着家事
。
你听我说说，你听我说说。他忙不迭地将我拉进里屋，准备长聊。
穷。这是这间黑洞洞的屋子留给我的全部印象。人在那种赤贫的状态下，只能
称为苟活。屋里堆着成袋的货，那是彭启忠批发来的在夜市上叫卖的廉价衣服。
最让彭启忠发愁的还是儿子的大学费用。小儿子的高考分数离重点大学差几分
，本来交2万元赞助费可以保证上重点。但这个天文数字让一家人犯了难。最后只好自费
念江汉大学本科。第一年要交4000元，彭家向亲戚朋友东拼西凑，好歹应付过去。但接
下来每年3000多元的学杂费压迫得彭启忠喘不过气来。
小儿子已经读到第三年。新学期快要临近，彭家又开始发愁了。
“这是为国家培养人才，不让他念吧，将来更没出路了。他哥就是因为没文化
，找不到工作，靠我们老的养活……“彭启忠一筹莫展。
在接受采访的贫困家庭中，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由于交不起高昂的学费和入学
赞助费，许多有着良好潜质的贫困生不得不放弃进入重点中学或上大学的机会。针对这
种令人堪忧的现象，武汉江岸区规定，凡家庭中有子女考上国家承认学历的大学，一经
录取，社区可考虑救济，对其就读期间的学费和生活费给予相应的补助。但据了解，这
种补助金额十分有限，且覆盖面极窄，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据调查，武汉高校大约有20%的学生月均生活费低于110元，这一低于武汉最低
生活线的群落应界定为贫困学生。湖北省高校有4.7万多名贫困大学生，占在校学生总数
的20%，他们连最基本的吃饭穿衣都成问题。调查中还发现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城市和
农村的贫困生比例几乎各占一半。尽管目前湖北省自上而下建立了勤工俭学、助学贷款
等资助高校贫困学生工作体系，但对大多数特困生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目前就有相当
一部分困难学生因欠学校的费用毕业了还有可能拿不到毕业证。
汪洋中的一条船我是那晚夜市服装摊上陈荣珍的唯一顾客。从夜幕刚刚降临摆
到晚上11时多，她只赚了2元钱。照理说夏天是夜市旺季，可是二七路夜市硬是红火不起
来。
“江岸这一带下岗的多，大家都做小买卖，谁来买呢？尽管价格低，可位置偏
，不比江汉路那边……“陈荣珍发愁地说。这段日子，连着两三天才发一次市，最好的
一晚赚了十几块钱。轮到冬天，连续20天都不开市。每月得定期交纳80元摊位费。这样
算起来，摆夜市的月收入只有200元左右。
二七路夜市足有800多米长，与明亮的灯光和热闹的吆喝声形成对比的是人流
的稀落。这里的衣服价低得令我吃惊，据说它们大都来自汉正街的私人小作坊。卖小吃
的夜市摊还有些人气，烤肉串的烟雾弥漫在城市上空凝滞的热空气中，赤膊的男人坐在
脏兮兮的碗筷间大快朵颐。在这里，城市生活的另一面就这样毫无遮拦地展开：大声叫
骂，污水横流和衣着时尚的艳装女人眼神空洞地来回溜达。
这是当下几乎每个城市在发展中呈现出的共同表征，在一个由艰难谋生的下岗
失业者和游手好闲者聚居的群落里，生活保持着低水平的有序，但在这种脆弱的秩序底
下潜伏的是不安定的破坏因子。
现代贫民区开始浮出水面。
陈荣珍说有时候只要将福建村人家的寻常日子比照比照，你就会发现自己活得
还不算太惨。因为在福建村南区80%的下岗洪流中，那些双下岗的家庭面临的是无米下锅
的窘境。而现在她丈夫还在上班。他们从牙缝里省出钱来支撑女儿每学期380元的学费，
像福建村的大多数人家一样，早就取消了早点。男人们喝那种10元买5斤的零售酒，就着
小菜照样能够酩酊大醉；女人们坐在一起的时候，总会为每月的房租、水电费唠唠叨叨
。可是日子就这样熬过来了。
但是谁也说不准将来。他们就像汪洋中的一条船，经不起一点风浪的冲击，那
种山雨欲来的危机感随时压迫着他们脆弱的身心。前不久，小区里一个新婚不久的33岁
男子死于胃出血。动手术的费用是3000元，家里东挪西借只凑足了1000元。家人把他从
医院里抬回来的那天，他伸出无力的手对街坊们说，大姐救救我，帮我先垫一点钱。可
是，人们摸摸干瘪的口袋，只能默然。陈荣珍说那男子渴望生存的哀怜眼神，她怎么也
忘不了。
据介绍，武汉市自1996年3月1日起正式实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来，旨在建立
一个欲将全民纳入的制度，但是在计算申请者的家庭人均收入时，其家庭成员中凡能与
职工最低工资标准、下岗工人最低生活补助标准等社会保障政策挂上钩的，都按最低标
准计算收入，如在职职工按最低工资标准线，为200元；下岗工人按最低生活补助线，为
90元等等，有不足的再补充其差额部分。按照这种政策设计，结果把相当一部分救助对
象又推了出去。另外，在制度出台之初，按人口的1.2%计算贫困人口（一说4%），预算
金额为1000万元。到1996年3月实际运行时，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城市居民仅占0.05%；
到1998年2月，也才上升到0.15%。实际支出与预算数有较大的差距，财政拨款大量结余
。
福建村南区共有2130户居民，有2000~3000名职工，其中有80%职工下岗，但能
享受低保待遇的不到20户，低保覆盖率只有25‰。尽管1999年武汉市城镇居民最低生活
保障标准由原来的150元/月提高到195元/月，增幅达30%，但由于经费来源和覆盖面的有
限，使得大部分贫困户生活难以得到实质性的改善。
在武汉采访的日子里，有关部门远甚于沈阳的缄默是我始料未及的。从最基层
的社区居委会到市一级的政府机关，办事人员对于我所做的话题采访不约而同地表现出
十分谨慎甚至冷漠、回避的态度。我能理解这种态度后的隐忧，这座历史悠久的老工商
业城市是被冷落得太久了，眼下正攒着劲儿追赶东部和沿海。客观地讲，经过过去十多
年的奋斗，武汉经济业已形成全面腾飞态势。在1992~1998年七年间，作为一个拥有700
多万人口的超大城市，武汉经济年均递增16%，一度被称为90年代中国经济界的“武汉现
象“；在美国《未来学家》杂志预言的“21世纪世界十大超级城市“中，武汉位列第二
，排名比上海（第四）还要靠前！
但谁也无法否认的是，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城市发展中的“马太效应“
--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现象在这里也表现得越来越突出。1999年，武汉市10%最高收入户
家庭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增长12%；10%最低收入户家庭可支配收入比上年下降1.6%。高低
收入户收入之比，1998年为4.7∶1,1999年又扩大到5.3∶1。从基尼系数看，也反映出高
低收入户贫富差距继续加大。
显然，那种相信经济增长会自动地使贫富差距缩小的理论十分缺乏说服力。对
贫富差距采取无为而治的态度实质是一种有害的乐观。
广州：“城中村“的机会和艰辛(张立勤)
背景“城中村“一直是广州的痛。它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让地方政府挠头不
已，甚至屡屡被专家当作反面典型抨击，但谁也无法否认的是，正是这些隐匿于摩天高
楼背后大片低矮、混乱、丑陋的村落，演绎着当代中国人口迁徙的人间万象。
所谓“城中村“就是“城市里面的村子“，其行政设置是“村“，管理机构是
“村委会“，常住人口是“村民“。村民的住宅是建在自己的宅基地上，一般都是四五
层的小楼，有点像城市，但有欠豪华整饬。村民没有田地，像城里人那样，以租房、经
商、上班为生。
据说广州的外来常住人口总数约在180万左右，大多栖息于139个租金便宜的“
城中村“里。他们大都来自外省的乡村，干的是城里人最不屑的“贱活儿“，且经过城
市生活艰难、屈辱的打磨，他们坚韧地沉淀在城市的最底层。
猎德村就在珠江边，周围的珠江新城正在拔地而起。走在猎德村里，有一种历
史与现实、城市和乡村交融的奇妙感觉。河涌边，祠堂前，闲散的人们扯着闲话，搓着
麻将。这里有村民4000余人，主要以出租房屋为生。房客多是来自外省的打工者。居住
在这里的外来人口有1万多人。
我在比肩而立的“握手楼“森林中穿行。这些密布村庄的羊肠小巷构成了猎德
村的血管，在这个几乎由新移民组成的群落里日复一日地搏动着。关于“城中村“的生
活是有许多流传的顺口溜作为写照的：“广州‘城中村‘，不知晨与昏。难见窗外一线
天，一日三餐要开灯。“在贴着磁砖的新楼房里，是晦暗的光线、狭窄的楼梯和简陋的
家居。那些被称为“流民“的人群就蜗居于此。
他们生活在别处，有关土地和家园的梦在他们酸涩的记忆中已经荒芜；他们驻
守在陌生的都市，安于贫困，无所逃遁。
故事之一送煤气罐的人谢宏生的老家在湖南衡南县，他来广州三年了，一直以
送煤气罐为业。妻子农闲时过来给他烧饭，带着放暑假的10岁小儿子。
他们租居的是一间16平方米的房子，和另一对老乡夫妻合住，350元房租分摊
。夫妻俩觉得很合算。“以前这隔壁12平方米的房子里，住了四对夫妇，上下铺，更挤
！“相比之下，他们觉着住得很宽敞。
这是我所见到的最奇妙的“同居“方式。空荡荡的屋子里除了两张大床、一张
小餐桌，别无一物。电风扇是屋里唯一的电器。床头的花布帘子算是分割了同一屋檐下
的两家生计，他们相安无事又水乳交融地继续着各自的异乡生活。
谢宏生在一家煤气店给人送煤气罐。一瓶三块钱，他每天一般要送七八瓶，最
多的时候有十多瓶。“在家听电话，一接到信儿就得走，有时一天都不得歇。“他黝黑
的脸上有一种平静的忍耐和知足。
老婆在旁边插话说，他太老实，有些打工的出来送煤气，现在早就做老板了。
“一年赚个20来万，还算少的！“她话里流露出艳羡的口气。
谢宏生不以为然。“那些都是黑户，没有证件就送气，他们开的是小车，比我
们骑单车的快。广州每年都清查几次，有什么用？那些气站只认钱不认人。“他有些激
动，从包里掏出皱巴巴的“送煤气证“，上面因为汗水的浸渍和手的无数次抚摩已经变
得有些污浊。我知道，类似的小卡片是他们穿梭于城市的“通行证“，他们怀揣着它，
小心翼翼却难免触雷。
他郑重其事地捧着那张小卡片。我觉察到他表情里有一种无意掩饰的光明、坦
荡之气，委屈又有些理直气壮。他说，这些送气的黑车太可恨了，他们不缴纳各种税费
，压低了市场价格。现在送气的人也多了，这两年，再累，一个月也只能挣个1300元。
而且，收入很不稳定的。有时一天只能送两瓶，那可就让人发愁了。他们生活难得有结
余，一分一分抠着花。他最忧虑的是孩子的学费。两个儿子都在老家念书，一个学期学
费就要1000多元。他们再累再省还是觉得捉襟见肘，尽管他们不吃荤菜早就习以为常，
夫妻俩一个月的生活费不超过300元，但他还是觉得拮据。老家的几亩地，妻子还在耕种
着，每年500元的税费一分也不能拉。
他们目前还欠下3000元外债，儿子快开学了，他们又开始发愁回家的路费了。
他伸出手给我看，一双布满老茧的粗糙不堪的手。广州的高层建筑很多，在没
有电梯的楼房里，他得扛起沉重的煤气罐一级一级地登上去。在铁栅栏后的单元房门口
，那些城里人用戒备的目光扫视着满身臭汗的他，然后吝啬得连“谢“字也难得出口就
将他打发走。
“钱嘛，总有挣得多的挣得少的。有的人一月能挣几万，有的人只能挣几百，
都是靠自己的本事。钱多有钱多的活法，钱少有钱少的活法。“老婆以前做过手术，不
能干累活。面对不宽裕的生活，不时说出这样“自足“的话来。他们并没有多少怨天尤
人的心理。要抱怨，也多是抱怨自己“没本事“。
这似乎是这个群体的普遍心理。他们从来没有“优越“过，从来也没有任何人
关心过他们的生老病死。他们有着一种天然的信念：靠自己的劳动吃饭，自己拯救自己
。
故事之二送报者快到午后1时了，杨正瑞还没回来。老婆把菜早摆到了桌上，
蒜蓉空心菜、肉丝炒辣椒，肉丝之细让人感叹主妇的精打细算。一岁多的儿子在屋里爬
来爬去。
他们和另一户人家合租一屋。四户人家合用一个厨房，水在厅堂里四处漫溢。
杨正瑞每天凌晨两点离家，公司规定迟到10分钟扣100元。对他们这样日入而
作的人来说，闹钟成了顶顶重要的东西。铃声大作有时也未必起作用，倒会惊醒同屋的
另一对夫妻。于是，高声叫唤声、惊慌下楼声，间或婆娘睡意朦胧的叮咛声，打作一团
。送报人的一天是从半夜开始的。
但杨正瑞还是被扣了几次钱，少则十几元，多达百元。“本来累死累活就赚不
了几个钱，还东扣西扣的，这碗饭不好吃哇……“同屋的大姐告诉我，上次有个老乡刚
从家乡来就干上了这行，一开始就要“洗楼“（在整幢高楼实行扫荡式的推销订阅报纸
活动）。这是干这行的基本功，不会“洗楼“的业务量上不去，也就赚不了钱。有一次
因闹钟出问题迟到了10分钟，除被扣了300元钱外，还立马被开除了。
为此，杨正瑞的老婆为他买了两个闹钟，以防万一。
“现在想送报的多呢，工资开得越来越低，他们不愁招不到人。“杨正瑞嘀咕
着。
他已经经历了艰难的“洗楼“历程，手里现在也有400多家订户，月收入1200
多元，刚够养活老婆孩子和支付房租、水电。可是这样的日子是艰难的，单位下达的任
务量没完成的话，他们还要沿街叫卖，卖不完的话就要自己往里填钱。他们的屋子里散
落着过期的报纸，成了孩子的尿布。
但很多时候，当他们穿行于居民小区的楼道中，常常被保安和居民疑为“小偷
“。城里人满腹狐疑的眼光在他们身上扫来扫去，无时不提醒着他们的身份和角色。
干这行五年了，他对这份工作有一种珍重和热爱。毕竟，这份工作相对稳定，
只要不出错，一般也不会被“炒鱿鱼“。而且，他似乎有一种渴望，渴望通过自己努力
工作，逐渐融入这个城市。比起垃圾工、搬运工来，他的工作还显得有些尊贵。
尽管，五年里，他的积累并不多，生活也几乎没有什么改变。
故事之三与垃圾打交道的人在猎德村一条小巷的十字路口碰到了郑宣斌。他打
着赤膊，手里拎着刚买的蔬菜。他在这儿呆了五年，是老房客。他来自湖南常德，在广
州一家清洁公司做卫生。
郑宣斌个头瘦小，可看人的目光不直视，不躲闪。“环境很黑暗。“他低着声
静静地说。让我有些意外的是，他不假思索地拒绝了我想去他家看看的要求。这个年轻
的汉子身上有种不容置疑的顽强。但最后，他还是让步了。
家是临时性的，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存在着。两间屋子住着他和弟弟的两
家人，还有两个从家乡来打工的老乡。用不规则的木头支起的上下铺低矮、阴暗，颜色
发暗的蚊帐、被子很苟且地置于一边。孩子们在地上天真地打闹。他母亲忧郁地独坐一
旁。
这似乎是猎德村最寻常的现象。这些来自外乡的农民，如果他们中有一个干上
了清洁工或送报工，那么他的兄弟姐妹、亲朋故友几乎毫无例外地也会变成清洁工或送
报工。郑宣斌一家就是如此。他的妻子、弟弟和弟媳都干上了清洁工，每天凌晨四五时
即起，每月可拿到600元的工资。这一大家子成了与垃圾打交道的人。
关于暂住证的话题似乎触动了郑宣斌心头的痛。
“我不明白为什么乡下人进城挣点钱就那么难？！暂住证、务工证、计生证、
身份证，一样都不能少，走在街上一不留神，警察瞧你不顺眼，就抓你进黑屋子……“
他的眼神里有种愤怒、无奈和隐忍的复杂情绪。
他有过那样的经历。仅仅因为没有及时更换暂住证，被警察抓了去，关了整整
三天三夜，还加倍罚款。暂住证每三个月要更换一次，办一次要交60元，一年下来就是
240元。一家小两口，光暂住证就要破费480元。
“那可是一个月的工资啊，一个月不吃不喝才能省下这笔钱来。“他不平地说
。“他们不知道，对农民来说，一块钱都是多么重要。一块钱差不多就够一顿饭。“他
也几乎不吃荤菜，连蔬菜都挑最便宜的白菜、黄瓜买。
其它证件也得花钱。计生证要20多元，老婆还要定期妇检，每次得花个十多元
。常常遭遇的情况是特意为办证请假，可又找不到办证的人，工资还被扣发。就这样一
年下来，挣的钱永远也追不上办这些个五花八门的证件。难得攒下钱年底带回老家。
郑宣斌疑惑的是，仅凭暂住证能分出人的好坏吗？真的是坏人，恰恰会去办证
来掩护自己，遭罪的还是老实人。
“听说北方没广州查得这么紧，明年准备去沈阳。“广州留给他的似乎伤痛多
于安慰。
他深刻地感受到了这个城市对他的排斥与歧视。有一年大年三十晚上，他骑单
车回家过年，被一辆疾驰的摩托车撞倒在地。他忍痛挣扎着爬起来，那人用粤语大骂他
找死。他理论了几句，说要打110报警。不料那人很轻蔑地掏出手机，大方地说你打吧。
他没有去接手机，他知道没用。
提起往事，他眼睛里仍然闪烁着无法掩饰的愤懑和不屈。
他来广州五年了，生活几乎没有改观。活动圈子也小得很，上完班之后，就蜷
缩进自己的小屋，连电视也不看--因为他没有电视机。“在外面，到处都是陷阱。“被
查、抓、罚怕了的他噤若寒蝉。但他还是不愿意返回家乡。“家乡（农田）都成了草原
，“他说，“将来到处都会成为草原。“
触摸他们血液中温热的力量(张立勤)
那年的冬天我在北京，以一个实习记者的身份整日穿行于高楼华宇间。一个暮
色降临的黄昏，在东直门外大街的一个拐角处，一个女人正惊魂未定地向围观者讲述她
的遭遇：她的爆玉米花的三轮车刚刚经历了一场劫难。那些穿制服的人在粗暴驱逐她的
同时，不分青红皂白地掳去了她筐子里的当天全部收入--50元人民币。她的同伴们动作
快，侥幸逃脱了。她在慌乱中骑着那辆破旧的三轮车，却逃错了方向。
她像祥林嫂一样反反复复地自责，我怎么那么傻呢，连方向都跑错了。她和丈
夫都下岗了，生活费加起来不到300元，爆玉米花好歹能补贴家用，还有孩子在上学呢。
围观的人们纷纷叹息着，安慰着她。这时，她的男人闻讯赶来了，破口大骂。女人没有
辩解，兀自一遍遍地自责着：我怎么那么傻呢……
路灯照着她脸上尴尬、惨淡的笑容。北方的风很刺骨，那一刻，我感到这城市
是如此陌生而冰冷。行走在满街闪烁的霓虹中，我在想，这城市到底属于谁？在这都市
繁华的另一面，那些为生计所迫的人们是怎样生存的？我们真的了解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