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长河中的朝鲜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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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岳剑派之--衡山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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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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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同俊子


  
  一直想为五十年前在朝鲜战死的中国人写几句话。

  半个世纪风雪过去了,反思那场战争的得失现在更多了,说什么的都有,什么
样的面孔都有。

  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在这里,一切婉转和掩盖都是不必要的。如何看待那些在
寒冷的冰面上冲锋和烈火的山头阻击的中国人,在根本的意义上,是现代中国人做
人的底线。复杂的,在这里是简单。

  这当然不是说有关的学术讨论没有正当性。朝鲜战争有没有负面的后果?世界
上没有一维的存在。比如说弱者依靠顽强的精神力量战胜困难的巨大成就,大概也
有力的推进了毛泽东对群众运动和“精神原子弹”的执迷,从这里说去也是他后来
的一系列穷革命运动的一个信念来源。再比如不管我们今天如何向美国人发誓我们
离强大还差得远,都不可能让他们放心。经过朝鲜战争后我们已经不得不为声名所
累,不得不为美国顽固的担忧和遏制付出代价。我们已经不可能再当麦克阿瑟眼中
的纸老虎、幻想让韬光养晦的计谋得以瞒天过海。

  还可以数出很多这样的负面后果,它们在自己的角度上看都是真实的。

  但是,且让我们的脚向上抬一尺,再上一层楼。

  让目光将民族、国家和五百年江河日下的历史收在眼底…我们看到了什么?

  中国这本书在被世界打开之后,历史的每一页都在证明我们是劣等的黄色人种
中的劣等民族。不需要在这里历数那数不清的屈辱篇章,最后的结果是,作为国家
所经历的一切衰亡,在世人眼里意味着关于每一中国人的特质的判断:在智力、精
神、体质、心灵等等的一切方面,中国人本质上是低下的、奴性的、胆怯的、虚弱
的、自私的。当每一个黄脸的中国人面对着西方人时,他都背负着这样的民族国家
的命运给他烙下的这个先天判断,想把自己个人和民族分割开来的一切努力都是可
笑的。不仅仅是敌人,就是中国人的西方同情者和朋友,也对中国人的精神状态抱
着负面的评价。所以麦克阿瑟将中国当时的一切警告视为虚张声势的恫吓时,他其
实是有理由的,就像李奇微所描述的,“麦克阿瑟动辄压制批评他的人,斥责他们
根本‘不懂得东方人的思想’”。麦克阿瑟是懂得他眼睛中长期存在的那种东方人
的。他有充份根据藐视懦弱的中国人的言辞,因为即使赤色中国真的愚蠢地出兵,
那将只是为他们创造了回到石器时代的机会。

  现在我们知道了,事实是麦克阿瑟“自己在判断敌人意图时,却完全误入歧途
”,事实是万众视之若神的麦帅以最大的跟头结束了他的戎马生涯。但有多少人意
识到了,晚节不保的麦克阿瑟所代表的转折性的历史意义,和对我们每一个中国人
的生命意义?数百年里第一次为我们每一中国人抹去了那种黑色胎记的,是那些藐
视一切、胆大妄为、勇往直前的志愿军将士。是他们证明了懂得东方人的麦克阿瑟
们不懂得东方人。许多西方历史书专门描述了他们化装成南韩军队大摇大摆地向美
军哨兵枪口行进,并蒙混过关将敌营一举拿下的战例。有哪些怯弱的人能受得住那
向枪口行进中的心跳?有谁曾相信死气沉沉的黄种人可以演出这样的神奇活剧?

  所以,每一个要自尊的中国人,和民族一体,在五十年前重新出生了。朝鲜战
争不仅是人们说的中国的“立国之战”,它还是我们每一个愿意当中国人东方人的
个体的重新定义之战。这不仅仅指在西方人的眼里、在西方的价值体系中的地位,
中国人曾经也不相信自己有这样的精神状态和能力,自己认同那种先天判断的中国
人曾经不是少数。没有朝鲜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会被广泛认为是由愚民所组成
的三流国家,她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资格是没有证明的。日本根本上是被美国和苏
联击败的,中共49年的胜利只是以国民党军队为坐标,这在美国人那里是不算数
的。只有通过世界的,当代最严厉的考验,中国人的武装力量--那中国男人的精
神力量的集中体现--才能让我们在世界的席位上安然入座。

  有人说过,任何民族在走向复兴的道路上,没有精神的复兴是不可能的,朝鲜
战争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强大提供了这样的最有力的精神支持。

  在“中国精神的百年跨越”一文中,我写道:

  “然后我想起朝鲜战场上的中国血。当今天的庸人们在为每一笔得失纠缠时,
一切其实都是再清楚不过的事情。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使用列强“同样的说话方式来
赢得他们的尊重”。这回是美国的将军称中国人为勇士。当中国今天还这样站立着
,是因为黄继光在前面,是因为中国当年在上甘岭站立着。我们今天每时每刻都在
感受到他们的尊严。这就是为什么印度人开航空母舰美国人可以熟视无睹,中国人
却是模拟战中的恶梦。因为军事推理的前提来自近五十年前的长津湖和汉江雪:如
果这样的士兵掌握了和我们同样的技术装备将会怎么样?”

  李奇微说:“要不是我们拥有强大的火力,经常得到近距离空中支援,并且牢
牢地控制着海域,中国人可能已经把我们压垮了。”

  这就是那些在朝鲜殊死而战的中国人,他们改变了中国的位置,他们改变了我
们的面孔,他们对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有恩,他们给我们留下了无穷的精神财富,他
们所获得的,超越了一切其他得失的评判。那些死在寒冷和烈火中的志愿军将士,
是中国在世界史上死得最有价值的中国人。我们谁有资格去“怜悯”这些英雄的生
命的丧失?真正珍视他们生命的价值的,是坚持他们为之献身的那种精神财富。借
口志愿军死伤重大而言他的人,其实没有必要掩饰自己的灵魂。在这里,人的内心
阴阳晨暮,均洞若观火。这是因为那生和死筑成的分水岭,是国家和人的价值的标
尺,是人心的明镜。当你听到有人恣意嘲笑志愿军的时候,你只能感到对这些不具
有基本的羞耻感的懦夫们的厌恶和怜悯。这种人只有三种可能:或者是极端的愚昧
,或者是极端的奴性,或者两种兼而有之。曾经有一位以“忠贞报国”和“民主自
由”的口号来为林彪翻案的人,在同一篇文章里嘲弄志愿军不怕死是“愚昧”。你
我只能为他也是黄种人也能讲中文而感到极大遗憾。除了与之割席而坐,你别无选
择。

  在中华民族国家和人的历史长河中,朝鲜战争是凤凰迎风更生的火焰。


  中国人感谢为恢复国家和人的尊严而燃烧的志愿军将士们。    


二零零三年七月二十八日草
 
中国的大国地位是如何树立起来的?


作者: 张海涛

一出新的“叁国演义”──20世纪60年代末期到80年代末期的美国对华战略与策


第一节 《赖肖尔备忘录》的诞生──我国的大国地位是如何树立起来的?


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尽管遭到美国的政治(外交)孤立、经济封锁、军事包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岿然不动,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在这个坚决与美帝国主义斗争
的巨人面前,美国统治集团的反华壁垒开始发生崩溃,它的对华战略和策略思想
开始发生变化。

这种变化的主要标志,就是《赖肖尔备忘录》的产生。

1966年8月,美国驻日本大使埃德温・赖肖尔任期即将届满。这位大使在离任前夕
,根据他长期就近观察中国以及他与日本各界人士和各国驻日使节的广泛接触所
得出的结论,于当年8月l3日给约翰逊政府发了一份英文长达5000言的机密电报,
力陈改善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种种理由及其重要性。

下面是赖肖尔这份机密电文的要点:


“做出这样的结论是难确无误的:在美日关系中持续存在危险的领域不是在两国
双边关系方面,而主要是在我们两国各自对亚洲区域问题的处理方面。而在这后
一个方面,日本人对中国问题和他们对美国的对华政策深深感到不安是对日美关
系的最大威胁。

“日本人对我们的中国政策深感不安的根本原因,本使馆已多次报告过了。当然
,由于年龄和职业的不同,他们的态度有很大差异,但是绝大多数日本人对中国
人具有一种强烈的亲近感情;用他们的语言来说,就是‘同文同种’。

“日本人对中国抱有尊敬和爱慕的感情,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
从早期来源于中国。他们感到,日本在地理上与这个中国大国接近,使他们保持
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尤为迫切。

“尽管日本近些年来在经济上取得了很大成就,他们对自己经济的未来存在着一
种不稳定感。他们通过过去40年来建立的种种渠道获得的认识,使他们盼望与中
国建立密切的经济关系,认为这样做对他们将来的经济发展是必要的。在所有这
些方面,──种族,文化,历史,地理,经济──,他们感到,美国对待中国是
站在与他们非常不同的立场上,因而可能严重背离日本的利益。

“因此,在日本人的思想里,一个有强烈理由与美国和中国都保持友好关系的相
对的小国──日本,却处于这两个大国[1]相互对抗的可悲的夹缝之中而不能自拔
。……

“尽管这种态度在日本普遍存在,日本政府,特别是佐藤首相和椎名外相,一直
给予我们的对华政策以有力支持。现在在日本政府里主管政务的那些人,代表了
一些对美国立场持极端同情的日本人的意志。然而即使是在他们自己的党内,就
有很大一部分人对日本把自己的对华政策与美国紧密连在一起颇感不安;至于广
大日本公众对此则深感痛苦。

“当然,我们目前对中华民国的政策,只是我们为美日关系付出沉重代价的诸种
因素中的一种。在决定我们的政策时,这一种因素也是应当予以考虑的。我知道
保持目前政策或者某种尽可能与之相类似的政策的种种理由。然而应当记住,日
本并不是我们为了坚持目前这种政策而付出代价的惟一国家。在这里付出的代价
可能比别处沉重,但是我相信,我们执行的这种政策在我们与全世界许多其他国
家的关系上都付出了代价,特别是在我们与所有工业化盟国中的每一个国家的关
系上付出了代价。

“我经过深思熟虑以后的意见是,把我们在日本和其他国家所付出的代价撇开不
说,修改我们在中华民国问题上和我们对北京的整个态度上的立场是符合美国的
利益的。

“没有任何头脑清醒的人会否认盲目坚持教条主义的北京领导人对世界和平形成
的威胁和他们对外部世界的可悲无知。就他们的这种危险态度可能改变这一点而
言,我本人没有某些观察家那么乐观。我感到,北京领导人的态度不仅仅是共产
主义教条主义的产物,也不仅仅是由于他们本身受到局限的经历所致。更为根本
的是,这种态度是中国人民沮丧情绪的一种表现。中国人民传统上的自豪感和高
于所有其他民族的优越感,由于一个世纪的长期屈辱而受到严重伤害。……

“据我看,我们是在假装相信拥有1200万人口的台湾、而不是拥有7亿人口的大陆
中国代表了称为中国的那个伟大的历史政治实体;我们是在假装相信中国共产党
政权不会持久存在,差不多任何时候都会被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所一扫而光。
我们当然对上述两者都并不是真正相信;但是我感觉到,我们假装相信,对我们
自己和我们的政策都正在造成巨大的损害。它使美国人民感到迷惑不解;它使包
括日本在内的我们几乎所有的主要盟国感到苦恼;它使许多欠发达国家感到愤怒
,这些国家有时候把我们对北京的蔑视解释为对所有欠发达国家的蔑视。

“有些人可能会争辩说,为了尽力支撑我们在远东的一些小盟友,为了保持台湾
的土气,我们的这种假装是需要的。我并不否认我们在说服这些领导人使自己适
应于承认现实时将面临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台湾问题;但是从长远来看
,这样做无论如何是必要的。”[2]


尽管从赖肖尔的这份电报的全文来看,他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人
并不了解,并含有“一中一台”的思想;然而在当时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在政界的
代表人物当中,对社会主义中国和中美关系持有这种相当清醒头脑和现实感,并
敢于实话实说、直言相谏的人,却是凤毛麟角。它本身就是美国统治集团长期奉
行的敌视新中国的政策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并为此深感烦恼的一种反映,是它对
华的战略、策略思想开始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信号。

1967年,赖肖尔返美,离开政界,到哈佛大学当了教授。这时,约翰逊政府向侵
越战场增兵已经达到顶峰,但屡战屡败;美国人民反对侵越战争的浪潮正在兴起
;垄断资本集团在朝在野的首脑人物已明显分裂为主战主和两派;约翰逊在美国
公众中的声望正在急剧下降,在这场侵略战争中进退维谷,找不到出路。赖肖尔
那份密电使他看到了摆脱困境的一线希望。他于是委托赖肖尔组织一个班子,给
他撰写一个正式的对华政策建议。赖肖尔按照总统的委托,组成了一个“美中关
系全国委员会”,负责起草这个政策建议。

但由于委员会内认识难以达到一致,这个建议乃不用委员会名义,而由赖肖尔本
人加马萨诸塞理工学院的卢西・派伊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多克・巴尼特共同起草,
于1968年初完稿,由赖肖尔出面以备忘录的形式于同年2月12日送进白宫。[3]

这就是题为《对华政策备忘录》的《赖肖尔备忘录》。

备忘录的要点如下:


“我们被迫在越南采取的军事行动制造了一种局面;在这种局面下,向美国公众
和我们的国外友人显示我们的灵活性,在与整个亚洲、特别是在与中国的关系中
的重大问题上显示我们向前看的主动性是特别有益的。

“……建议采取的步骤旨在向北京和世界表明,美国随时准备:

“(1)帮助把中国完全带进国际社会之中;

“(2)承认中国作为一个大国[4]所拥有的合法利益,并向它提供结束孤立和好战
的、它可以接受的选择方式;

“在美国和中国之间扩大联络、商业和人员交流的渠道;

“与此同时,我们应当明确表示我们决心反对那些威胁其他国家合法利益的暴力
行动和颠覆活动。

“在最近几个月内应当采取如下具体步骤:

“a.我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大陆实际存在的政府;

“b.与完全支持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及其人民决定他们自己的政治前途和保持其在
联合国的席位的同时,我们不支持台湾在一种继续内战的状态下充当一种统治全
中国的竞争者的角色;

“c.如果它希望按照其他国家相同的条件进入联合国,我们支持北京在联合国享
有席位。

“......

“与阐明美国的这种立场相伴随,我们应当重申和扩充为打开两国商业与文化交
流渠道的早期建议,并采取如下具体措施:

1.立即取消财政部就美国在国外的公司与中国做生意的限制;

2.在巴黎统筹委员会的控制中,尽量降低对中国的出口限制;

3.在非战略物资方面,迅速撤销美国对华贸易的全部限制;

4.鼓励美、中两国之间的新闻工作者、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其他公民的双行道交
往;

5.在互利领域,如天气预报,卫星通讯,促进技术和科学信息交流以及其他的合
作方式。

“在不牺牲我们自己和盟国的必要安全利益的条件下,我们应当谋求在中国人看
来我们是在军事包围他们的方面,减少与他们的摩擦和心理上对他们的压力。那
些为遏制潜在的中国侵略所需要的军事基地和军事活动,应当尽可能远地距离中
国领土;同时应当进行决定性努力,使中华民国撤出沿海岛屿(金门和马祖)。…


“明确地向北京表明,我们准备在完全平等和承认中国作为一个大国[5]的合法国
家利益的基础上,就我们两国之间的所有根本问题进行广泛的讨论,包括亚洲安
全问题,一种普遍的亚洲政治解决问题,以及关于核安全和军备控制的共同需要
。”[6]


从这个备忘录的全文来看,由于它是3个人共同起草的,与赖肖尔本人执笔的那份
5000言的密电相较,关于诬称中国领导人“孤立和好战”、“威胁其他国家的合
法利益的暴力行动和颠覆活动”、“潜在的中国侵略”以及“两个中国”等说法
和主张方面的分量有所加强,然而其主导方面仍然是反复强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
国是一个大国,力主改善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美国政府在这个方面
应当主动采取的一系列具体措施。就美国方面而言,提出这种主张的背景之一(不
是全部)也基本上说清楚了,就是当时约翰逊政府由于大打侵越战争而在国内外处
于孤立地位;有必要通过主动改变中、美两国之间的敌对状态,改善两国关系.
从而改善约翰逊政府的形象,重新赢得美国人民和世界各国的信任。在1968年美
国大选年,对仍然想竞选连任的约翰逊来说,做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然而在《赖肖尔备忘录》送到约翰逊的椭圆型办公室时,由于美国广大人民群众
反对约翰逊的情绪十分强烈和垄断资本集团主和派的强大挑战,约翰逊竞选连任
的败局已定,《赖肖尔备忘录》已不可能为他挽狂澜于既倒。约翰逊在当年新罕
布什尔的预选中首战失利,被迫于当年3月宣布退出竞选。这样,约翰逊就不可能
把《赖肖尔备忘录》付诸实施了。实行《赖肖尔备忘录》的历史责任,就落到当
年当选美利坚合众国下一届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肩上去了。





如果我们把美国统治集团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到60年代末期为与社会主义中国为
敌,在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包围中华人民共和国等方面采取的一系列措施
,与这个《赖肖尔备忘录》相比较,就可以看出它提出的改善中、美关系的转弯
幅度之大。

50年代初期到60年代末期,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
事包围的简略历史记载如下:

第一,关于政治(外交)孤立:

(一)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美国杜鲁门政府不仅拒不承认,而
且要英国政府与它绑在一起,反对英国与我国建交。

1949年10月,奉命进军广东的我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追击蒋军,迅速解放广东全
境,但遵守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在挺进到与香港接壤的罗
湖桥畔时即嘎然停止前进,意思是让香港在一定时期内仍然处于英国的统治之下
。这是中共中央做出的一个重大决策,具有政治、经济双重意义。因此,当时的
英国工党政府急于与我国进行建交谈判。

(二)1949年11月,杜鲁门政府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在美、英、法叁国外长会议上
再次要英国外相贝文保证,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上,与美国的拒不承认
政策保持一致。[7]

在美国的压力下,英国虽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断
绝了与台湾当局的官方关系,但它却追随美国阻挠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
。因此,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我国与英国只建立了代办级的所谓“半建交”
关系。

(叁)1950年4月,杜鲁门政府以艾奇逊为首的国务院照会拉丁美洲国家,不难它们
在美国之前承认中国。[8]

(四)1951年1、2月,美国贼喊捉贼,先后操纵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和联合国大
会全体会议通过决议,污蔑中国为“侵略者”。[9]


(五)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初期,美国先后5届政府,即杜鲁门政府、艾森豪威尔
政府、肯尼迪政府、约翰逊政府、尼克松政府,头10年(1951─1960年)以“延期
讨论”方式、后11年以“重要问题”(需联合国大会以2/3多数票通过)方式,剥
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使中国长期处于联合国之外。[10]

按《赖肖尔备忘录》的说法,是中国领导人自我“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包括
尼克松政府在内的美国多届政府也都持此说法。这完全是歪曲事实真相的。历史
事实说明,是美国统治集团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长期使用包括威胁、利诱
等各种手段阻止世界上许多国家与中国建交,竭力把中国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
而不是什么中国领导人自我“孤立”。

在此期间,西方营垒里被撕开了一道裂口。这就是在戴高乐将军领导下的法国政
府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拒绝听命于美国政府,于l964年毅然决定与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就这一点而言,就当时的法国政府在其他一些方面公开
与美国抗衡而言,这位将军是可敬的。

第二,关于经济封锁:

(一)1949年11月,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一个月以后,杜鲁门政府就急急
忙忙地联合其他西方国家,筹组巴黎统筹委员会,专门负责处理对中国、苏联、
东欧国家的贸易控制[11],禁止向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出口一系列战略
物资。

斯大林在1952年2─9月间撰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指出:“两个
对立阵营的存在所造成的经济结果,就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了,因
而现在就有了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他说,美国等西方国家对
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经济封锁。想以此窒杀它们。”[12]

(二)1950年12月,社鲁门政府宣布对中国实行全面禁运。[13]

(叁)1951年5月,社鲁门政府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对中国和朝鲜实行禁运的决议。
[14]

(四)1951年12月,美国联邦国会通过《巴特尔法案》,以取消美国“援助”相威
胁,强迫许多国家跟着美国,对中国实行禁运。

在美国统治集团的威胁、利诱之下,到l953年3月,对中国实行禁运的国家已达4
5个。[15]

美国统治集团对中华人民共和目的经济封锁从杜鲁门政府开始,到尼克松政府初
期,历时20余年,一直在坚持实行。

斯大林说得对,美国统治集团想以长期经济封锁窒杀我们;然而美国统治集团却
反过来指责说,是中国领导人在自我“孤立”。

第叁,关于军事包围:

(一)首先是从50年代初期到70年代初期,在中国东北部国门前和西南部国门前打
了两场大规模侵略战争。

(二)1950年6月27日,杜鲁门命令美国海军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井进驻基隆、
高雄港口。从此,美国军队便开始占领我国台湾省,历时28年,直到1979年中、
美两国正式建交时为止。

(叁)1951年2月,美、蒋签订美国向台湾派遣军事代表团和运送武器的协定。195
3年,美、蒋签订《军事协调谅解协定》。[16]

(四)1954年9月,艾森豪威尔政府与英、法及几个亚洲国家一起,在中国南面组成
一个军事同盟,即“东南亚集体防御条约(又称马尼拉条约)组织”。[17]

(五)同年l2月,美、蒋签订《共同防御条约》。[18]

(六)1955年1月,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的要求下,美国联邦国会参、众两院分别通过
紧急决议,授权总统在台湾海峡使用美国武装部队,与中国作战。[19]

(七)同年11月,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台湾正式建立“美军协助防御台湾司令部”,
1958年改称“美军驻台协助防御军事援助司令部”。[20]

(八)1958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出朝鲜;但从1950年美军开始入侵朝鲜起,
直到今天,50年过去,美国军队却一直驻扎在南朝鲜不走。

(九)1963年7月,肯尼迪政府幕后紧急策划对中国实行核袭击。

关于从事美、苏、英《叁国条约》即《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全称为《禁止在大
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的谈判,在1962年10─11月古巴导
弹危机以前,是肯尼边积极主动,赫鲁晓夫虽然做出了承诺,但还是犹抱琵琶半
遮面。因为美、苏、英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对核武器的试验已经完成,可
以转入地下试验,他们签订这个《叁国条约》的主要目的是阻止中国(此外,还有
戴高乐将军领导下的法国)试验和拥有核武器。对这一点,在肯尼迪和赫鲁院夫心
里都是非常明确的。在古巴导弹危机以前,赫鲁晓夫还不敢正式开始走这一步。
可是,当赫鲁院夫在古巴导弹危机问题上以冒险主义开始、以投降主义告终之后
,他却立即把斗争矛头从美国转向社会主义盟国──中国,主动向肯尼迪政府表
示,愿意就签定《叁国条约》与美、英展开谈判。

在赫鲁晓夫做了上述表示之后,肯尼迪在1963年1月22日举行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
议上就与苏方谈判签订《叁国条约》一事的背景作了说明。他明确指出:“我们
正试图与俄国签订一项条约的主要目的,是阻止或推迟中国共产党人开发核能力
。”肯尼边接着就这个意思做了进一步发挥,但美国政府后来在解密文件时把他
下面接着说的话都删掉了。[21]

1963年7月,在《叁国条约》的谈判即将在莫斯科正式开始之时,在肯尼迪周围的
顾问和助手中,“采取行动摧毁中国的核能力”的种种议论甚嚣尘上;其中包括
美、苏各出动一架轰炸机飞抵中国西北罗布泊上空,对那里的核设施实行轰炸。
当时,肯尼迪政府曾拟就一份包括题为“对付共产党中国的军事和其他制裁”的
机密文件,详细探讨了苏联对美国提出的“采取激进步骤与苏合作制止核能力进
一步扩散”,包括要求“苏联或者美苏联合采用军事力量”对付中国的可能性。
在美国首席谈判代表威・艾・哈里曼临行前,肯尼迪曾亲自叮嘱他“尽可能试探
美苏在中国问题上取得谅解的可能性”。以哈里曼为首的美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
后,即当年7月15日,肯尼迪在亲笔拟就的一个给哈里曼的电报指示中强调:“你
应设法套出赫鲁晓夫对于限制或阻止中国核发展的具体方法的想法,以及为达到
上述目的是他自己或者苏联采取行动还是接受美国行动的意愿。”由于此事实在
太大,赫鲁晓夫当时未敢迈出这一步。[22]

但是肯尼迪并末就此止步。哈里曼在莫斯科谈判期间,肯尼迪于1963年7月18日、
22日、23日连续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就《叁国条约》的具体条款当场给以
哈里曼为首的美国代表团发出指示。18日会议给哈里曼的指示中指出,如果苏方
在条约的具体条款方面作出让步,美国愿在苏联与西方的贸易方面“采取更积极
的立场”。22日会议上,国务卿腊斯克提议让哈里曼代表团告诉俄国人:“如中
国声明拒绝签署此条约,美国将不作出强烈反应(意思是美国将不会退出条约);
但是,如果中国人实际上试验了核武器,美国将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23日会
议决定,将腊斯克的上述建议正式写进给哈里曼的指示之中。[23]

腊斯克提出此议,无非是要挟赫鲁晓夫,要他跟着美国走,对中国的核设施实行
打击。

(十一)约笛逊政府1964年秘密策划对中国核设施实行袭击和破坏。

约翰逊政府1963年11月上台执政后,立即接到中国将从事核武器试验的情报。政
府内部提出了种种对策,包括派遣“突击队”和出动重型轰炸机,对中国核设施
实行袭击。

肯尼迪政府时期成立的一个部际小组经过为期一年的研究,于1964年4月向白宫提
交了一个书面报告,题为《中国共产党拥有核能力的影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
助理沃尔特,罗斯托于当年4月17日将此件转呈约翰逊。报告说:“中国共产党与
美国拥有的核能力之间的差距悬殊,因而中国人非常不可能对美国首先使用核武
器。共产党中国不过是将利用它拥有的核能力削弱亚洲国家的意志,促使他们分
裂,对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军事存在施加政治压力,以及为谋求中国作为一个世界
大国的地位争取支持。“从军事逻辑角度看,中国共产党在使用军事力量方面一
直持慎重态度,使我们得出的上述结论得以加强。从历史上来看,中国共产党一
直遵循毛的一句众所周知的名言:‘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敌人。他们对可
能发生的对大陆的进攻非常敏感,并且力求避免采取可能引发大规模军事对抗的
行动。”这个报告主张在中国试验核武器成功以前,及早采取政治、外交、宣传
措施,以减少或消除它对亚洲国家的影响,不赞成采取军事行动。[24]

应当说,这个报告中有一部分是说得对的。中国研制核武器是为了增强国防能力
,是为了防御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为了全面、彻底销毁核武器,而不是为了使用
,更不是为了首先使用,当然更不是为了用于进攻他国。

但是,美国军方却不赞成政府的决策。1964年7月13日,即在我国策一颗原子弹成
功爆炸3个月以前,驻太平洋美军总部向白宫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分别发了一封内容
相似的密电,说“日益增多的证据显示,中国共产党在推行他们的核计划方面正
在取得进展。”“局势的这种发展必将损害我们的事业。因此,一切可能采取的
措施都应当实行,以延迟中国人核爆炸的时间。”电报最后一段是:“我们想询
问一下:国家各情报机构是否识别出(中国核设施的)任何关键性部件,因而有可
能以任何形式采取行动,以阻止这些部件的运交或者降低其质量,使它们不能发
挥其正常功能?”在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那一份电报里,最后一段没有使用疑问句
,而是使用的肯定语气。[25]

据本书作者所知,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约翰逊政府确曾试图对其中有的部
件进行过破坏。

(十二)从杜鲁门政府入侵朝鲜起,美国即不断出动空、海军侵犯我国领空、领海
。仅158年到1971年,我国政府外交部即曾就此向美国提出了496次严重警告。[2
6]

凡此种种,部是我们这些人直接或间接经历过而且是难以忘怀的。

在上述20年有余的时期内,美国统治集团的战略重点一直是在欧洲,然而它的军
事力量部署重点却一直是在亚洲,在中国附近地区。美国统治集团的首脑人物不
时地宣称:中国是美国的主要敌人。

由于中国人民彻底地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伟大革命的胜利激起了帝国主
义的极大仇恨,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
被压迫人民的正义斗争,美帝国主义在新中国成立后相继采取这一系列孤立、封
锁、包围措施,就是必然的。

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到60年代末期所面临的国际环境。

奇怪的是,不仅美国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把他们长期对新中国的政治孤立、经济
封锁、军事包围说成是中共中央领导人自我“孤立”;在我们国内也有人指责毛
泽东同志“闭关自守”。

如果毛泽东同志主张“闭关自守”,那么,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军委1949年10月
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抵达罗湖桥畔时立即停止前进,是为了什么?

如果毛泽东同志主张“闭关自守”,那么,他对戴高乐将军做出那样高的评价,
称赞戴为“反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27],又是为什么
?

如果毛泽东同志主张“闭关自守”,那么,当时机一旦成熟,他立即做出改善中
、美关系的战略决策,又是为什么?

如果毛泽东同志主张“闭关自守”,在中、美关系有所改善之时,他立即批准从
美国进口大量成套设备,又是为什么?

如果毛泽东同志主张“闭关自守”,他晚年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当希思谈到英
国能在技术和技能方面帮助中国时,他立即表示欢迎[28],又是为什么?

这一类的问题,我们还可以继续提下去。不过为了说明事情的真相,提出这几个
问题也就足够了。





那么,既然美帝国主义如此仇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什么在1966年8月,会出现赖
肖尔大使那份洋洋5000言、力陈改善中美关系的种种理由的机密电报呢?

为什么在1968年2月,会出现那份主张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国地位、主张改善
中美关系的《赖肖尔备忘录》呢?

这主要是因为:

第一,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中国广大人民群众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在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和国民经济体系。”[29]工业体系中,包括钢铁冶炼、机械(包括重型机械和农用
机械)制造、飞机(主要是军用飞机)制造、船舶(包括军舰)制造、兵器制造、建筑
材料、化肥、纺织、纸张、制糖、煤炭采掘、交通运输(包括铁路和机车、载重汽
车)等等一系列工业,获得了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发展。

第二,我军拥有了尖端武器,国防能力大为增强。“核技术、人造卫星和运载火
箭等方面的成就,表现出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有很大的提高。”[30]

第叁,我军在朝鲜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打败了气势汹汹、不可一世的美国侵
略军;我国坚决支援了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使美军在我国国门前一再受挫
,促使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发生分裂,使美帝国主义患上了“越南综合症”[31],
使美帝国主义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包括福特政府、卡特政府、里根政府时期)
不敢在国外轻易用兵。

第四,“我们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发展同各国人民的友谊,支持和援助被压
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新独立国家的建设事业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坚决反对帝
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
越来越重大的积极作用。”[32]这一条,特别是其中说的“支持和援助被压迫民
族的解放事业、新独立国家的建设事业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对于提高中华
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上的威望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亚非拉大批国家和人民同情和
支持中国,把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建设的成就当做自己的胜利和成就,主要
是因为这一条。帝国主义者不敢轻视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我国与广大亚
非拉国家和人民之间的相互同情和支持。这一点,在赖肖尔那篇长达英文5000言
的机密电报里已经有所反映。

1981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对新中国的建设成就(主要是毛泽东同志健在的时期)一共写了10条,此处不再一
一列举。

第五,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无畏气概,在与美帝
国主义做持续斗争的同时,坚决顶住了赫鲁晓夫集团的压力,捍卫了中国的国家
主权和民族尊严,批驳了赫鲁晓夫一系列的修正主义谬论,结合实际捍卫了马列
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民族解放运动的正确方向,大大提高了中
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上的威望。

从苏共1956年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起,中国共产党主要是在两个原则问题,即“和
平过渡、议会道路论”和全盘否定斯大林问题上与赫鲁晓夫发生了理论分歧。苏
共这次代表大会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导致许多西方国家
的共产党发生大批党员退党事件,引发了当时着名的波、匈事件。中共中央以大
局为重,一方面公开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
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理论文章,主要是就如何正确评价斯大林问题正面阐述了
自己的观点(关于“和平过渡”问题,中国共产党是等到1957年在内部向苏方提出
自己的意见的),帮助赫鲁晓夫收拾残局;同时派出代表团赴莫斯科,协助赫鲁晓
夫区别不同情况,分别正确处理波、匈事件。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诞生以后,一直存在着马克思主义与形形色色机会主义的斗
争。列宁为了结合当时实际捍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毕生致力于反对“左”、
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社会主义革命在
一系列国家取得胜利、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由于一方坚持错误路线和推行大
国沙文主义,这种斗争就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在国家关系上。赫鲁晓夫集团就是如
此。尽管中国共产党为顾全大局,已经做到仁至义尽,赫鲁晓夫集团不仅不悔悟
、不领情,在修正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而且把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延
伸到两国关系上。“1958年,苏共领导提出企图从军事上控制中国的无理要求,
遭到中国政府正当的、坚决的拒绝。[33]不久以后,1959年6月,苏联政府就片面
地撕毁了中苏双方在1957年10月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
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接着,在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前夕,苏共领
导不顾中国方面多次提出不同意见,迫不及待地在9月9日发表了塔斯社关于中印
边境事件的声明,偏袒印度反动派。这样,苏共领导就把中苏分歧公开暴露在全
世界面前。”1960年“7月间,苏联政府突然片面决定,在一个月内撤走全部在中
国的苏联专家,从而撕毁了几百个协议和合同。”[34]到1963年与美、英签订《
叁国条约》,赫鲁晓夫集团联合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中国的真实面貌至此暴
露无遗。接着发生的就是赫鲁晓夫向苏共全党发表攻击、污蔑中国共产党的公开
信,和中共中央为了评论这封公开信而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
辑部的名义发表的着名的九评,以及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和赫鲁晓夫被赶下台
这两件事在1964年10月差不多同时发生。

在此期间,毛泽东同志还曾先后提笔写过几首着名诗词,即《七律・和郭沫若同
志》、《卜算子・咏梅》、《七律・冬云》、《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念
奴娇・鸟儿问答》,以抒发他坚持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
坚强意志和纵观世界全局、欢呼当时世界上一系列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风起
云涌的革命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胸怀。

第六,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进行大规模叁线建设。

中共中央考虑到美帝国主义和苏联霸权主义南北夹击的形势,为了使国家立于不
败之地,于1964年5月决定从事叁线建设,把我国策叁个五年计划的重点放在建立
第叁线国防工业基地上。

其具体方案是:按照当时的国际形势、我国地理状况和战略构想,中共中央决定
,国防第一线为沿海边疆地区,第二线为京广路沿线中部地区,第叁线为云、贵
、川、陕、甘、宁、青等腹部地区。[35]1965年以后,叁线建设即逐步展开。

美国中央情报局从1966年起,即不断向白宫呈送有关我国叁线建设的情报,仅19
66年5月、7月、8月即接连送了3份[36]。它的情报不很准确,但也大体上勾画出
了一个概貌。美国统治集团知道我国在反击侵略战争方面做了充分准备,因而不
敢轻举妄动。60年代,蒋介石集团曾一再要求美国支持它“反攻大陆”,都被美
国统治集团制止了。本书作者在这方面拥有确凿的档案材料,但为了节省篇幅,
就不展开说了。

我们由此应当得出的结论,为避免重复,将留到本章下一节综合起来讲,此处暂
时不说了。


注释:

[1]这两个大国,英文原文these two great giants。
[2]1966年8月13日美国驻日本使馆致约翰逊政府国务院转白宫的电报、编号为11
26、密级为“机密”;美国东部时间同年8月15日下午4时,约翰逊的秘书将此件
转呈约翰逊。[3]赖肖尔1968年2月12日有关这个备忘录起草经过致约翰逊的信。

[4]此处说的大国。英文原文为major power。
[5]此处说的一个大国,英文原文为a great power。
[6]《赖肖尔备忘录》,哈佛大学1968年2月12日公开的英文原文。
[7]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第334页。[8]同上。
[9]同上书,第193页。
[10]田进、俞孟嘉等着:《中国在联合国》,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28页
。[1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1卷第334、335页。

[12]《斯大林选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下卷第561页。
[13][14][15]《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1卷第335页。
[16]李长久、施鲁佳主编:《中美关系二百年》,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65─
203页。[17][18][19][20]李长久、施鲁佳主编:《中美关系二百年》,新华出
版社1984年版,第165─203页。[21]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508次会议记录。
[22]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9期第40─
49页。[23]这3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记录,分别题为:《与总统开会的备忘录,
1963年7月18日下午6时30分──给哈里曼州长的指示入《与总统开会的备忘录,
1963年7月22日下午6时──哈里曼使命》;《与总统开会的备忘录,1963年7月2
3日下午5时15分──给哈里曼大使的指示》。这3份备忘录的密级均为“机密”。
美国政府后来解密时,对这3份备忘录都作了大量删节。[24]沃尔・罗斯托1964
年4月17日致总统备忘录及其附件,密级为“机密”;1997年7月26日英国《卫报
》文章:Cold wars revisited。[25]白宫收电1019147号,1964年7月13日19时
25分收到,密级为“机密”;原电抬头为白宫,下面注明转国务院、中央情报局
、国家安全局。[26]《中美关系二百年》第165─203页。
[27]毛泽东1970年11月11日《悼念戴高乐逝世的唁电》,载于1970年11月12日《
人民日报》。[28]《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年版,第602─606页。[29][30]《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一届叁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
》,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上册第294─352页。[31]Victnam Syndrome。
[32]《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33]这里指的是苏方提出的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与中国建立共同舰队。其详情
见吴冷西着《十年论战》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56─168页。[34]
《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
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
社1965年版,第59─88页。[35]吴冷西着:《十年论战》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9年版,第777页。
[36]中央情报局1966年5月9日的机密报告,题为:《共产党中国:关于1965年疏
散人口和工业的报告》;同年7月14日的《情报备忘录》,题为《共产党中国防空
系统的改进》(其内容着重在我国西部地区);同年8月30日的《情报报告》,题为
《对中国1965年战备状况的评论以及关于中国共产党对越南战争态度的看法》。
美国政府事后解密时,对上述机密件都作了大量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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