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四世紀,古羅馬誕生了第一位基督教皇帝君士坦丁,在他的庇護下,基督教由屢受迫害的異教變成了正統國教。當徒手的耶穌戰勝了持劍的凱撒之後,基督教逐漸征服了西方人的精神,對西方文明的發展做出了諸多貢獻。
一、馴化野蠻人的基督教
從人性進化的角度講,特別是在精神及其倫理層面上,基督教在古希臘的理性精神之外,提供了統一的持久的超驗信仰,對天堂的期待安撫著地上的苦難,信徒的良知反抗著世俗權力的蠻橫,並通過聖徒的殉道和懺悔為人們提供道德典範(比如,耶穌殉難之後,又有聖彼得和聖保羅的殉教,聖.奧古斯丁的懺悔)。這信仰,這典範,提升著西方人的精神世界,也作為在道德上凝聚社會的紐帶連接起世世代代的倫理傳承。由基督教和古希臘形而上學的結合而形成的超驗倫理,在西方文明中具有超越世俗功利的絕對價值,並逐漸演變為普遍有效的公德標準。來自上天的超自然的恩惠和制裁,許給為善者入天堂的萬世至福,降給作惡者下地獄的永生懲罰,又通過懺悔的途徑給人以贖罪和自新的機會。上帝之子耶穌用甘願上十字架的代價,背負起人的「原罪」,以絕對的非暴力對抗暴力,以絕對的愛與寬恕降恩於所有罪人。生而有罪的人類,唯有終生向上帝祈禱和懺悔,在行為上不斷行善積德,才能在無限的贖罪之路上接近天國。正是這種恩罰並重、懺悔贖罪和良知反抗的超驗倫理,逐漸把凶悍的野蠻人和貪婪的惟利是圖之徒,馴化為平和、節制和反省的文明人,也就是把本能人提升為具有信仰的理性人。
從歷史進程的角度講,基督教興盛於大一統的羅馬帝國開始走向衰敗之時。北方蠻族的入侵、內部的暴虐統治、腐敗奢侈、權爭陰謀和底層反抗,已經失去道德方向的羅馬帝國,強大的武力只能帶來更大的災難。幸運的在於,羅馬帝國在武力上敗給了蠻族,基督教卻在精神上馴服了野蠻人,使之逐漸變成文明人。古羅馬帝國的統一傳統與北方蠻族的分離勢力發生武力衝突,在世俗意義上,促成了羅馬帝國的衰亡和民族國家的紛紛獨立,但在屬靈意義上,教權之下的信仰及教會的統一,等於在另類意義上延續著昔日的羅馬帝國統一。正如英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政治領袖溫斯頓.邱吉爾所言:「羅馬帝國滅亡以後,獲勝的野蠻人也同樣被基督的福音迷住了。雖然他們並不比今天的善男信女更能克制自己的邪欲,但是他們有共同的教義和神靈的啟示。一條聯接著歐洲各個民族。一個世界性機構遍佈所有國家,它無比強大,而且是羅馬時代倖存下來的惟一成為系統的機構。這一機構的首腦是羅馬的主教,他在精神上或者至少以教職的形式,恢復了羅馬皇帝已經喪失的權威。」(《英語民族史》第一卷《不列顛的誕生》,溫斯頓.邱吉爾著,薛力敏林林譯,南方出版社2003年版P83)
正是憑藉著聖徒的榜樣激勵、教會的超然權威、教義的普世正義、教士之布道安慰、儀式之莊嚴魅力、信徒之堅定虔誠……才培育出互助、慈善、克制、苦行等社會公德。僧侶們的開荒拓土,教堂和修道院對弱勢者的庇護、對窮人的賑濟、收養鯀寡孤獨、安頓迷途旅客,教會醫院救死扶傷,特別是救助那些被遺棄的罪犯和傳染病人……等等,宗教場所不僅成為施善育德和救死扶傷之地,也成為維護世界和平的源泉,交戰雙方不得進入宗教場所,已經成為世界通則。
一、馴化野蠻人的基督教
從人性進化的角度講,特別是在精神及其倫理層面上,基督教在古希臘的理性精神之外,提供了統一的持久的超驗信仰,對天堂的期待安撫著地上的苦難,信徒的良知反抗著世俗權力的蠻橫,並通過聖徒的殉道和懺悔為人們提供道德典範(比如,耶穌殉難之後,又有聖彼得和聖保羅的殉教,聖.奧古斯丁的懺悔)。這信仰,這典範,提升著西方人的精神世界,也作為在道德上凝聚社會的紐帶連接起世世代代的倫理傳承。由基督教和古希臘形而上學的結合而形成的超驗倫理,在西方文明中具有超越世俗功利的絕對價值,並逐漸演變為普遍有效的公德標準。來自上天的超自然的恩惠和制裁,許給為善者入天堂的萬世至福,降給作惡者下地獄的永生懲罰,又通過懺悔的途徑給人以贖罪和自新的機會。上帝之子耶穌用甘願上十字架的代價,背負起人的「原罪」,以絕對的非暴力對抗暴力,以絕對的愛與寬恕降恩於所有罪人。生而有罪的人類,唯有終生向上帝祈禱和懺悔,在行為上不斷行善積德,才能在無限的贖罪之路上接近天國。正是這種恩罰並重、懺悔贖罪和良知反抗的超驗倫理,逐漸把凶悍的野蠻人和貪婪的惟利是圖之徒,馴化為平和、節制和反省的文明人,也就是把本能人提升為具有信仰的理性人。
從歷史進程的角度講,基督教興盛於大一統的羅馬帝國開始走向衰敗之時。北方蠻族的入侵、內部的暴虐統治、腐敗奢侈、權爭陰謀和底層反抗,已經失去道德方向的羅馬帝國,強大的武力只能帶來更大的災難。幸運的在於,羅馬帝國在武力上敗給了蠻族,基督教卻在精神上馴服了野蠻人,使之逐漸變成文明人。古羅馬帝國的統一傳統與北方蠻族的分離勢力發生武力衝突,在世俗意義上,促成了羅馬帝國的衰亡和民族國家的紛紛獨立,但在屬靈意義上,教權之下的信仰及教會的統一,等於在另類意義上延續著昔日的羅馬帝國統一。正如英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政治領袖溫斯頓.邱吉爾所言:「羅馬帝國滅亡以後,獲勝的野蠻人也同樣被基督的福音迷住了。雖然他們並不比今天的善男信女更能克制自己的邪欲,但是他們有共同的教義和神靈的啟示。一條聯接著歐洲各個民族。一個世界性機構遍佈所有國家,它無比強大,而且是羅馬時代倖存下來的惟一成為系統的機構。這一機構的首腦是羅馬的主教,他在精神上或者至少以教職的形式,恢復了羅馬皇帝已經喪失的權威。」(《英語民族史》第一卷《不列顛的誕生》,溫斯頓.邱吉爾著,薛力敏林林譯,南方出版社2003年版P83)
正是憑藉著聖徒的榜樣激勵、教會的超然權威、教義的普世正義、教士之布道安慰、儀式之莊嚴魅力、信徒之堅定虔誠……才培育出互助、慈善、克制、苦行等社會公德。僧侶們的開荒拓土,教堂和修道院對弱勢者的庇護、對窮人的賑濟、收養鯀寡孤獨、安頓迷途旅客,教會醫院救死扶傷,特別是救助那些被遺棄的罪犯和傳染病人……等等,宗教場所不僅成為施善育德和救死扶傷之地,也成為維護世界和平的源泉,交戰雙方不得進入宗教場所,已經成為世界通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