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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宋鲁郑
看到这个疑问，几乎所有人的第一反应自然是残暴的伊斯兰国。可是问题来了，伊斯兰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那么究竟是谁为伊斯兰国的横空出世创造了客观历史条件呢？
大国介入带来的中东混乱
第一个为伊斯兰国诞生做出巨大贡献的自然非当今世界头号民主强国美国莫属。2003年，美国以伪造的情报为依据，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理由，欺世盗名，不顾世界各地的反对——包括极少干预现实政治教皇的反对，绕开联合国，一举推翻了萨达姆政权。
由于伊拉克政治权力平衡和结构瞬间被外力打破（被打破的还有中东脆弱的力量平衡），同时过于理想化的美国一方面把前政府人员遣散（而不是加以利用进行平稳过渡），另一方面立即把它的制度模式强加给伊拉克，以为还能复制出第二个日本，结果最终陷入无政府混乱状态。每天登上世界媒体的伊拉克新闻都是恐怖袭击、暴力冲突。美国投入上万亿美元、付出死亡数千人的代价，也未能换来伊拉克的稳定和秩序，最后不得不一走了之。然而，权力真空总是会有力量填补的。萨达姆倒台和随后的民主失灵、美国不负责任的脱身，为伊斯兰国的崛起扫除了第一个障碍。
当然，美国只是第一责任人，另一个重要的国家则是英国。好在英国当时的战争首相布莱尔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终于在2015年10月接受CNN采访时承认挥军伊拉克是错误的，称该决定可能是伊斯兰国崛起原因之一，并为当年情报失误、计划失当和没顾及推翻政权的后果致歉。总算还是有一点政治良知。当然，英美到今天还都依然为推翻萨达姆辩护，认为是推翻独裁、建立民主。
应该说，伊拉克战争时期，法国是明智和富有远见的，当时的希拉克总统不顾同属西方盟国，不顾法美传统友谊，不顾对美利益的损害，坚决站在反战第一线，并和中国、德国、俄罗斯共同组成反战同盟。很可惜，希拉克之后，法国连续两位总统都背离了他的路线，不仅没有吸取美国眼下的教训，反而重蹈它的覆辙。
2011年，阿拉伯之春突然爆发。一开始，法国一直务实、坚定地站在突尼斯独裁者本·拉里一边，不仅源源不断地提供镇压民众示威的防暴武器，而且当时的外交部长还在国会里提议法国应该派警察向突尼斯政府传授对付群众抗议的经验。直到本·阿里政权垮台，法国才放弃对他的支持。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当阿拉伯之春来到利比亚时，法国却突然扮演了急先锋，最终以武力推翻了卡扎菲。
结果历史再度重演：外部力量瞬间摧毁现有政治权力和架构，同时又把西方的制度立即移植，结果竟是比伊拉克更为混乱的无政府状态。伊拉克不管怎么样还是有一个政府的——尽管非常软弱无能，但利比亚则是连一个政府都没有，内战中崛起的各派力量拥兵自重，为争夺地盘长期混战大打出手，甚至美国驻利比亚的大使也死于非命。
当忠于卡扎菲的卫兵放走最后一名西方记者时，曾发出这样绝望的呼喊：利比亚完了，一定是血流成河。难以想像的是，一个普通卫兵都明白的事实，何以堂堂的老牌法国就不明白呢？而卡扎菲在灭亡前也向法国呼吁，如果他倒台，将会导致大量难民涌向欧洲。此前，卡扎菲曾和意大利政府达成了一项协议，阻止难民把利比亚作为偷渡欧洲的中转站，协议执行效果很好。
今天的事实已经证明了卡扎菲预言的一切，只是现实远远比他的预言残酷，由于他的倒台而失控的利比亚成了伊斯兰国的又一个催生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伊拉克乱局而产生的各极端伊斯兰武装在2006年10月整合成功，正式建立了伊拉克伊斯兰国。显然，他们根本就没有引起西方的注意。而当伊斯兰国壮大之后，利比亚东部城市德尔纳宣布效忠伊斯兰国，成为伊斯兰国首个海外据点。
就在法国还在攻打卡扎菲时，叙利亚也受到了阿拉伯之春的波及。由于叙利亚背后有俄罗斯和伊朗的支持，大国在介入叙利亚时都保持了相当的谨慎。但还是法国采取了激进的政策：第一个与叙利亚断交并承认反对派是唯一合法政府，随后向他们提供经援和军援。但根据联合国的报告，政府军和反对派均犯下了包括谋杀、法外处决、酷刑等侵权行为。双方实质上又有多少区别呢？法国的支持又是根据何种神圣理由呢？随着各种外部力量的强势介入，叙利亚陷入全面内战。
也就在此时，伊斯兰国开始由伊拉克进入叙利亚，并借助叙利亚的内战，迎来自己的黄金发展期，迅速崛起成为全球头号恐怖组织。
伊斯兰国有多残暴，可从发动了“9·11”的基地组织对它的立场得以认知：2014年2月，基地组织宣布该组织过于极端、残忍、野蛮，切断了与它的所有联系。本·拉登的高级幕僚曾在21页信函中，谴责该组织的恶行：包括多次炸毁清真寺、违背《古兰经》教义展开血腥种族清洗、使用氯气进行毒杀、在巴格达的天主教堂里屠杀信徒，基地组织应与其划清界限，以免形象被拖累。
然而，如此危险和极端的恐怖组织崛起，西方却视而不见——事实上，2013年4月美国才将伊斯兰国的前身“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列入恐怖组织行列，仍然一致要求相对温和、世俗而且反恐的阿萨德政权下台。非常讽刺的是，2014年6月24日，一批叙利亚战机越过国境，轰炸“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控制的区域，从而成为第一个空袭“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国家，也是第一个对伊斯兰国开战的国家。而美国最终空中打击伊斯兰国，则是要到2014年8月8日。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此时的奥朗德政府也决定军事卷入叙利亚的是非窝。当时真正采取军事行动的国家只有利益相关方美国、伊朗、叙利亚（伊斯兰国不仅反西方，也要消灭什叶派，迫使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什叶派执政的国家联合起来并进行反击）。其他西方盟国均只提供援助或者道义谴责。
虽然2014年10月，澳大利亚也参与了军事打击行动，但澳大利亚和法国不同，它远离中东，还是个四面环海的孤岛，极难被渗透。而且其移民政策一向严谨，国内的穆斯林移民极小。这和法国地缘上接近、自身地理容易渗透、本国拥有数百万穆斯林完全不同。
如果说美国和英国是伊斯兰国诞生的第一个功臣，法国则是第二个。当伊斯兰国壮大之后，法国又是第一个在与本国利益无关的情况下，直接军事卷入，更成为第一个被伊斯兰国袭击的西方大国。
制度缺陷带来的决策失误
看到这里，大家或许困惑的是，何以统治世界数百年的西方竟然叠出昏招，既损人也损已？这恐怕就要从西方现行的制度找原因了。
福山曾对中国的制度有过这样的评价：中国最早建立现代非人格化国家，拥有高质量的政府是其特点，但不足则是缺乏法治与权力制衡。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则三者全有。然而，小布什发动的两场代价高昂的反恐战争，特别是伊拉克战争还缺乏程序正义，何以就无人能阻挡？反对党、民众以及国会都站在了小布什一边。看来，要么西方这种制度模式的制衡作用被夸大或神化，要么这种种作用已经退化。
不仅这两场反恐战争，我们都知道西方财政预算自认为非常透明，国会也能有效监督，但何以所有的西方国家都赤字累累，债台高筑？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日本超过240%，美国达到100%，欧洲整体上在90%以上。请问，如此监督，如此制衡，何以就是无法解决寅吃卯粮的现状？这种靠借债维持的模式谁都明白是不可能持续的，根本就没有未来。
不仅如此，犯下如此巨大错误、给美国带来如此损害的小布什竟然还能连任，而且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包括后来的美国金融危机进而席卷成全球经济危机，也没有哪个高官为此负责。那么什么是西方民主所自诩的责任政府、契约政府呢？
显然，当执政者无需为他的错误承担责任时，所谓的有效监督也只是幌子时，怎么可能不导致严重的决策失误呢？
当然，最不可思议的还是法国。介入利比亚战争是萨科奇总统的决定，介入叙利亚内战打击伊斯兰国则是奥朗德的决定。一个来自右派，一个来自左派，两党均犯下同样的错误。原因其实也是这套制度设计有关。
萨科奇是因为选举到了，而他的支持率长期低迷，除了世界经济危机和他张扬的性格外，还有为了应对危机不得不推动的不受欢迎的改革。因此，推翻卡扎菲不仅对外赢得道义优势，改善因支持本·阿里受损的国际形象，也可以报复卡扎菲在购买法国军事武器上的出尔反尔，更重要的是提高自己国内的支持率。
奥朗德则是因为执政以来一直无法有效解决法国面临的问题，失业率只升不跌，其民意支持迅速跌破第五共和的纪录。而对外战争则可以显示自己的魄力，赢得民众支持。但从国家利益来讲，法国根本没有介入的必要，那时的伊斯兰国还不曾把法国当作敌人。更重要的是，奥朗德忽视了法国先天的两大不足：过于接近北非中东、开放的地理条件、无法控制的边界以及国内庞大的穆斯林群体。这都使得法国根本无法彻底防范伊斯兰国的反击，一年之内巴黎两次惨重遇袭，花都变惨不忍睹的血都。
本来，大国是应该有其承担的国际责任，但这首先要在确保自身安全、不损害自己利益的前提下才有意义。如果自身难保，何来国际贡献？美国虽然是世界警察，到处伸手，但毕竟都远离本土，而且难民危机虽然有它的一多半“功劳”，但却不愿承担接纳难民的义务。甚至在反恐战争中抓获的、关在关塔那摩基地的囚犯，即使释放，也绝不放到本国，而是全球安放。
现在看来，西方推翻萨达姆和卡扎菲以及还要推翻的阿萨德，是多么的愚蠢。他们毕竟都是世俗伊斯兰社会掌权者。虽然他们面对政权挑战者也残暴，但却没有宗教狂热和宗教愚昧，在价值观上还是认同西方倡导的现代化，比如一夫一妻、男女平等、政教分离、世俗法律，而且他们还是抵御极端伊斯兰势力的有效力量。更重要的是，他们在现实压力面前仍然可以理喻，知道妥协和让步。萨达姆就接受了联合国的核查，销毁了全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卡扎菲就放弃了发展核武器，承认洛克比空难的责任并进行了国家赔偿。埃及的穆巴拉克在最后关头也放弃权力，承诺实行民主选举。就是今天仍然为生存而战的阿萨德政权也交出了全部化学武器。
西方的制度选不出优秀的领导人已是常态。为之辩护的人认为，只要制度好，人水平高低并不重要。但制度好的一个标准就是能给优秀的人才以施展的机会。
西方这种制度的弊端不仅表现在制造问题，还表现在当危机爆发后，本应该团结一致的各政党却仍然是选举利益至上。法国12月就要举行大区选举，于是在野党没有一个党派明确支持奥朗德呼吁的全国团结，都竭力避免让奥朗德通过处理恐袭案获得选举优势。极右派更是火力全开，谴责政府的移民政策，抨击政府支持欧洲共同联合建设的主张。右派前总理费永此时则批评奥朗德对叙利亚局势的干预——这个批评显然是很有道理，只是批评的时机由不得人进行联想。由于执政党在这次袭击中有太多的失误，必将随着选举的临近而成为反对派攻击的口实。
如果做个结论，今天的巴黎悲剧，其根源就在于西方自身。领导人的无能、自私、短视，再加上不受约束的权力以及制度的内在弊端，最终一手制造了地球上的无妄之灾，不仅害了中东各国百姓，也给自己的人民带来了血光之灾。中国有句话，破镜难以复圆。中东力量平衡和政治格局已经失序化和碎片化，伊斯兰国如同潘多拉盒放出来的恶魔，再也收不回去了，西方将不得不长期品味自酿的苦果。
看到这个疑问，几乎所有人的第一反应自然是残暴的伊斯兰国。可是问题来了，伊斯兰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那么究竟是谁为伊斯兰国的横空出世创造了客观历史条件呢？
大国介入带来的中东混乱
第一个为伊斯兰国诞生做出巨大贡献的自然非当今世界头号民主强国美国莫属。2003年，美国以伪造的情报为依据，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理由，欺世盗名，不顾世界各地的反对——包括极少干预现实政治教皇的反对，绕开联合国，一举推翻了萨达姆政权。
由于伊拉克政治权力平衡和结构瞬间被外力打破（被打破的还有中东脆弱的力量平衡），同时过于理想化的美国一方面把前政府人员遣散（而不是加以利用进行平稳过渡），另一方面立即把它的制度模式强加给伊拉克，以为还能复制出第二个日本，结果最终陷入无政府混乱状态。每天登上世界媒体的伊拉克新闻都是恐怖袭击、暴力冲突。美国投入上万亿美元、付出死亡数千人的代价，也未能换来伊拉克的稳定和秩序，最后不得不一走了之。然而，权力真空总是会有力量填补的。萨达姆倒台和随后的民主失灵、美国不负责任的脱身，为伊斯兰国的崛起扫除了第一个障碍。
当然，美国只是第一责任人，另一个重要的国家则是英国。好在英国当时的战争首相布莱尔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终于在2015年10月接受CNN采访时承认挥军伊拉克是错误的，称该决定可能是伊斯兰国崛起原因之一，并为当年情报失误、计划失当和没顾及推翻政权的后果致歉。总算还是有一点政治良知。当然，英美到今天还都依然为推翻萨达姆辩护，认为是推翻独裁、建立民主。
应该说，伊拉克战争时期，法国是明智和富有远见的，当时的希拉克总统不顾同属西方盟国，不顾法美传统友谊，不顾对美利益的损害，坚决站在反战第一线，并和中国、德国、俄罗斯共同组成反战同盟。很可惜，希拉克之后，法国连续两位总统都背离了他的路线，不仅没有吸取美国眼下的教训，反而重蹈它的覆辙。
2011年，阿拉伯之春突然爆发。一开始，法国一直务实、坚定地站在突尼斯独裁者本·拉里一边，不仅源源不断地提供镇压民众示威的防暴武器，而且当时的外交部长还在国会里提议法国应该派警察向突尼斯政府传授对付群众抗议的经验。直到本·阿里政权垮台，法国才放弃对他的支持。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当阿拉伯之春来到利比亚时，法国却突然扮演了急先锋，最终以武力推翻了卡扎菲。
结果历史再度重演：外部力量瞬间摧毁现有政治权力和架构，同时又把西方的制度立即移植，结果竟是比伊拉克更为混乱的无政府状态。伊拉克不管怎么样还是有一个政府的——尽管非常软弱无能，但利比亚则是连一个政府都没有，内战中崛起的各派力量拥兵自重，为争夺地盘长期混战大打出手，甚至美国驻利比亚的大使也死于非命。
当忠于卡扎菲的卫兵放走最后一名西方记者时，曾发出这样绝望的呼喊：利比亚完了，一定是血流成河。难以想像的是，一个普通卫兵都明白的事实，何以堂堂的老牌法国就不明白呢？而卡扎菲在灭亡前也向法国呼吁，如果他倒台，将会导致大量难民涌向欧洲。此前，卡扎菲曾和意大利政府达成了一项协议，阻止难民把利比亚作为偷渡欧洲的中转站，协议执行效果很好。
今天的事实已经证明了卡扎菲预言的一切，只是现实远远比他的预言残酷，由于他的倒台而失控的利比亚成了伊斯兰国的又一个催生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伊拉克乱局而产生的各极端伊斯兰武装在2006年10月整合成功，正式建立了伊拉克伊斯兰国。显然，他们根本就没有引起西方的注意。而当伊斯兰国壮大之后，利比亚东部城市德尔纳宣布效忠伊斯兰国，成为伊斯兰国首个海外据点。
就在法国还在攻打卡扎菲时，叙利亚也受到了阿拉伯之春的波及。由于叙利亚背后有俄罗斯和伊朗的支持，大国在介入叙利亚时都保持了相当的谨慎。但还是法国采取了激进的政策：第一个与叙利亚断交并承认反对派是唯一合法政府，随后向他们提供经援和军援。但根据联合国的报告，政府军和反对派均犯下了包括谋杀、法外处决、酷刑等侵权行为。双方实质上又有多少区别呢？法国的支持又是根据何种神圣理由呢？随着各种外部力量的强势介入，叙利亚陷入全面内战。
也就在此时，伊斯兰国开始由伊拉克进入叙利亚，并借助叙利亚的内战，迎来自己的黄金发展期，迅速崛起成为全球头号恐怖组织。
伊斯兰国有多残暴，可从发动了“9·11”的基地组织对它的立场得以认知：2014年2月，基地组织宣布该组织过于极端、残忍、野蛮，切断了与它的所有联系。本·拉登的高级幕僚曾在21页信函中，谴责该组织的恶行：包括多次炸毁清真寺、违背《古兰经》教义展开血腥种族清洗、使用氯气进行毒杀、在巴格达的天主教堂里屠杀信徒，基地组织应与其划清界限，以免形象被拖累。
然而，如此危险和极端的恐怖组织崛起，西方却视而不见——事实上，2013年4月美国才将伊斯兰国的前身“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列入恐怖组织行列，仍然一致要求相对温和、世俗而且反恐的阿萨德政权下台。非常讽刺的是，2014年6月24日，一批叙利亚战机越过国境，轰炸“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控制的区域，从而成为第一个空袭“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国家，也是第一个对伊斯兰国开战的国家。而美国最终空中打击伊斯兰国，则是要到2014年8月8日。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此时的奥朗德政府也决定军事卷入叙利亚的是非窝。当时真正采取军事行动的国家只有利益相关方美国、伊朗、叙利亚（伊斯兰国不仅反西方，也要消灭什叶派，迫使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什叶派执政的国家联合起来并进行反击）。其他西方盟国均只提供援助或者道义谴责。
虽然2014年10月，澳大利亚也参与了军事打击行动，但澳大利亚和法国不同，它远离中东，还是个四面环海的孤岛，极难被渗透。而且其移民政策一向严谨，国内的穆斯林移民极小。这和法国地缘上接近、自身地理容易渗透、本国拥有数百万穆斯林完全不同。
如果说美国和英国是伊斯兰国诞生的第一个功臣，法国则是第二个。当伊斯兰国壮大之后，法国又是第一个在与本国利益无关的情况下，直接军事卷入，更成为第一个被伊斯兰国袭击的西方大国。
制度缺陷带来的决策失误
看到这里，大家或许困惑的是，何以统治世界数百年的西方竟然叠出昏招，既损人也损已？这恐怕就要从西方现行的制度找原因了。
福山曾对中国的制度有过这样的评价：中国最早建立现代非人格化国家，拥有高质量的政府是其特点，但不足则是缺乏法治与权力制衡。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则三者全有。然而，小布什发动的两场代价高昂的反恐战争，特别是伊拉克战争还缺乏程序正义，何以就无人能阻挡？反对党、民众以及国会都站在了小布什一边。看来，要么西方这种制度模式的制衡作用被夸大或神化，要么这种种作用已经退化。
不仅这两场反恐战争，我们都知道西方财政预算自认为非常透明，国会也能有效监督，但何以所有的西方国家都赤字累累，债台高筑？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日本超过240%，美国达到100%，欧洲整体上在90%以上。请问，如此监督，如此制衡，何以就是无法解决寅吃卯粮的现状？这种靠借债维持的模式谁都明白是不可能持续的，根本就没有未来。
不仅如此，犯下如此巨大错误、给美国带来如此损害的小布什竟然还能连任，而且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包括后来的美国金融危机进而席卷成全球经济危机，也没有哪个高官为此负责。那么什么是西方民主所自诩的责任政府、契约政府呢？
显然，当执政者无需为他的错误承担责任时，所谓的有效监督也只是幌子时，怎么可能不导致严重的决策失误呢？
当然，最不可思议的还是法国。介入利比亚战争是萨科奇总统的决定，介入叙利亚内战打击伊斯兰国则是奥朗德的决定。一个来自右派，一个来自左派，两党均犯下同样的错误。原因其实也是这套制度设计有关。
萨科奇是因为选举到了，而他的支持率长期低迷，除了世界经济危机和他张扬的性格外，还有为了应对危机不得不推动的不受欢迎的改革。因此，推翻卡扎菲不仅对外赢得道义优势，改善因支持本·阿里受损的国际形象，也可以报复卡扎菲在购买法国军事武器上的出尔反尔，更重要的是提高自己国内的支持率。
奥朗德则是因为执政以来一直无法有效解决法国面临的问题，失业率只升不跌，其民意支持迅速跌破第五共和的纪录。而对外战争则可以显示自己的魄力，赢得民众支持。但从国家利益来讲，法国根本没有介入的必要，那时的伊斯兰国还不曾把法国当作敌人。更重要的是，奥朗德忽视了法国先天的两大不足：过于接近北非中东、开放的地理条件、无法控制的边界以及国内庞大的穆斯林群体。这都使得法国根本无法彻底防范伊斯兰国的反击，一年之内巴黎两次惨重遇袭，花都变惨不忍睹的血都。
本来，大国是应该有其承担的国际责任，但这首先要在确保自身安全、不损害自己利益的前提下才有意义。如果自身难保，何来国际贡献？美国虽然是世界警察，到处伸手，但毕竟都远离本土，而且难民危机虽然有它的一多半“功劳”，但却不愿承担接纳难民的义务。甚至在反恐战争中抓获的、关在关塔那摩基地的囚犯，即使释放，也绝不放到本国，而是全球安放。
现在看来，西方推翻萨达姆和卡扎菲以及还要推翻的阿萨德，是多么的愚蠢。他们毕竟都是世俗伊斯兰社会掌权者。虽然他们面对政权挑战者也残暴，但却没有宗教狂热和宗教愚昧，在价值观上还是认同西方倡导的现代化，比如一夫一妻、男女平等、政教分离、世俗法律，而且他们还是抵御极端伊斯兰势力的有效力量。更重要的是，他们在现实压力面前仍然可以理喻，知道妥协和让步。萨达姆就接受了联合国的核查，销毁了全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卡扎菲就放弃了发展核武器，承认洛克比空难的责任并进行了国家赔偿。埃及的穆巴拉克在最后关头也放弃权力，承诺实行民主选举。就是今天仍然为生存而战的阿萨德政权也交出了全部化学武器。
西方的制度选不出优秀的领导人已是常态。为之辩护的人认为，只要制度好，人水平高低并不重要。但制度好的一个标准就是能给优秀的人才以施展的机会。
西方这种制度的弊端不仅表现在制造问题，还表现在当危机爆发后，本应该团结一致的各政党却仍然是选举利益至上。法国12月就要举行大区选举，于是在野党没有一个党派明确支持奥朗德呼吁的全国团结，都竭力避免让奥朗德通过处理恐袭案获得选举优势。极右派更是火力全开，谴责政府的移民政策，抨击政府支持欧洲共同联合建设的主张。右派前总理费永此时则批评奥朗德对叙利亚局势的干预——这个批评显然是很有道理，只是批评的时机由不得人进行联想。由于执政党在这次袭击中有太多的失误，必将随着选举的临近而成为反对派攻击的口实。
如果做个结论，今天的巴黎悲剧，其根源就在于西方自身。领导人的无能、自私、短视，再加上不受约束的权力以及制度的内在弊端，最终一手制造了地球上的无妄之灾，不仅害了中东各国百姓，也给自己的人民带来了血光之灾。中国有句话，破镜难以复圆。中东力量平衡和政治格局已经失序化和碎片化，伊斯兰国如同潘多拉盒放出来的恶魔，再也收不回去了，西方将不得不长期品味自酿的苦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