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愈系语录

九把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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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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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怀念在提篮桥的六年监狱生活(作者:朱永嘉)(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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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嘉生于1931年,高中时参加中共地下党,积极投身革命活动。1950年他进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学习,之后跟随历史系老教授陈守实学习明史,同时担任着系党总支委员,是一个又红又专的青年教师。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在中南海怀仁堂被抓。1983年,朱永嘉因”反革命罪“等,被判有期徒刑14年。这之前,他已被隔离审查了6年,关在上海提篮桥监狱。1988年,57岁的朱永嘉保外就医,提前释放。出狱后,他写了四五百万字的书,还拿到了不菲的稿费。

其实我怎么可能自杀呢,我读历史的,这种政治上的浮沉看得多了,根本不当一回事。现在可以换一个视角去观察生活,比我在台上看到的也许更真实。时间充裕了,好好读书嘛。这种情况下,傻瓜才去想个人得失。这时为人决不能紧张,更不能慌张,要沉着,要随遇而安,安心了才能有收益。更不能有幻想和妄想,那会害得你死无葬身之地。我与哨兵们相处久了,也熟悉了,所以那时我还有人可以聊天,谈家常,虽然这是不允许的,没有人知道时,大家交流说天说地,所以不感到寂寞。看守我的战士都是农村来的青年,他们文化水平不高,都在谈恋爱了。但写不了信,他们会要我帮他们写情书,我就帮他们写情书,还要写诗,这样他们对我很亲,给我讲他们的恋爱史,讲他们家乡的故事,这也是我当时了解社会生活的一个口子。相互之间相处久了大家熟悉了,如朋友一样,只要管理人员不知道,他们就会带我去散步,挖地里的胡萝卜给我吃,带我去他们的大澡堂洗澡,当然也有无聊的时候,我一个人看着地上的蚂蚁,看着它们排着队进进出出那副忙忙碌碌的样子,似乎我也进入了他们的世界。

与我关在一起的那两个人,一个是小青年,名字叫朱东彪,文化大革命中诞生的,所以取毛泽东和林彪中的“东彪”这样的时髦名字。那年他只有十八岁,是打群架进来的,他的一个眼睛几乎瞎了,是打伤的,个子矮小,瘦瘦的,面相很凶。另一个是中年人,大概五十多岁,人比较胖,因贪污罪进来的。朱东彪被队长叫去时,那里把狱警叫队长,那个中年犯人立即向我诉苦,说这个小家伙坏,经常欺负他,还打他。朱东彪这个小青年对我还客气,还不敢对我动手动脚的,我还是善待他,询问他的家庭情况,问他进来的原因。后听说我是政治原因进来的,刑期比他长,他就佩服了。监狱中,在犯人之间的荣辱观与外面是颠倒的,谁的刑期长,谁犯的是重罪,反而受尊敬。其他的犯人要伸大拇指对你表示钦佩。过了几天,他忽然对我说:队长要我汇报你的情况,你看怎么办?我说你见到什么,就说什么,我给你说过什么,你就汇报什么,不要说假话就行了。又过了两天,他回来对我说,队长叫我去汇报你的情况,我是如何如何说的,我听了以后,对他说很好啊!

因为我带的书实在多,放在一个大行李包里,然后集中放在一间专门的监房里,并规定好日子,大家可以一起去拿各自的东西。朱东彪看到我行李袋除了衣服外,都是书,他就问我带那么多书干嘛,多带一点吃的东西不好嘛?我对他说,那也是粮食,不过是精神上的粮食,你不仅需要吃饱吃好,也需要学文化知识,做人要有精神,读书可以充实自己的精神。没有多久,这个小家伙把我当父辈看待了,因为大家都姓朱啊。旁边那个中年犯人对我讲,自从你进来以后,这小家伙变规矩了,也不打我了。我说我们一起和平共处,我这个人有一个长处,就是随遇而安,不管到什么环境都能适应,善心待人,别人也会报我好心,小孩子打架不懂事,问题是缺少教育。过了一段时间,因为他们太听我话了,所以监狱队长把朱东彪和那中年人都弄到农场劳动改造去了,想不到我反而害了他们。

作为政治犯与刑事犯的待遇没有区别么?没有区别。刑事犯努力改造还有减刑的机会。政治犯则没有刑期的变化。除非政治形势上有某种需要,这不是个人的努力所能决定的。有没有可能向上面提出改善环境的诉求?我知道这时提了也没人来理睬你啊?好在那个老熟人李庸夫后来当了上海市司法局长,给我们这些人提供了一些方便。李庸夫过去是市委书记梁国斌的秘书。在六十年代,大家一起在康平路办公厅见面,上楼下楼抬头不见,低头见。大家知根知底的。文革时梁国斌倒霉,他去了黑龙江农场当慰问团;文革结束以后,他反而出头了,成了我们的专案组长。我被收押进提篮桥监狱后,记得李庸夫来看过我三次。第一次他来看我时,我有意不与他照面,前阳台的事务犯对我很好,他偷偷过来给我讲李庸夫来看你了。于是,我就故意低下头拼命拆纱头,把眼睛和手的距离放得很近,表示光线太暗,看不清,你们还要强迫我们劳动,意思是让他了解牢房的生活条件的真实状况。李庸夫在我监房看了几眼,什么也没有说,回头就走了。



李庸夫来探望后的第二天,队长便对我说了:你以后不要拆纱头了。于是,我由三个人一监改成两个人一监了。原来同监的两个犯人走了以后,换了一个做过裁缝的中年犯人来与我同住,上面叮嘱他,要他好好照顾我的生活,照顾好了可以积分。一般的刑事犯可以评劳改积极分子,根据他的积分来评选。他用的一本75年出版的《新华字典》那是给学生用的。我手边没有字典他送给我了,至今我留在手边,简单的读音翻一下这本小字典便可以了,复杂的问题,查《康熙字典》与《说文解字》,有的查《辞海》。我拿这本小字典时,便想到那个时候,那个人。他曾经做过工宣队,是裁缝出身,偷了一台缝纫机入狱的。那时还允许我在监门上安放一块纸板,我可以进仓库找几本要看的书,在监房的纸板上放书,并用笔写写划划,写几句读后感之类的。同时,我的伙食也得到改善了,中午给我加一角钱的营养费,每天可以多吃到一个小鸡蛋了。这大概是李庸夫叮嘱他们特别对我的关照吧,因为那时李庸夫已经升任上海市的司法局长,监狱的领导都得听他的。据传他曾经因为审判我们有功,所以官升一级。其实,在那个时候,他也只是奉命办事而已。对于监狱来讲,它的上级是劳改局,劳改局的上司是司法局,李庸夫便是他们的顶头主管的上司了,他的一句话,下面当然是照办,在这一点他还是讲究政策的。

蹲在监狱里,还得处理好与干警的关系,不怕官,只怕管嘛。那时监狱里的干警们要参加文化考试,补高中文凭。有的队长来找我补课了,那就给他们开小灶单独在小监补课,帮他们去应付考试。高中的语文、历史、地理我还是应付得了的,只要把课本给我看一下,我就能讲了。这样我们与干警的关系亲密起来了,有时候也一起闲聊,大家读报。有时他们对形势变化判断没有我敏感。有一次报上登了胡耀邦登泰山去蓬莱观海,还题字。我说,胡耀邦做这事还太早,他的日子不会太长。他们问我根据在哪里。我说登泰山,古代是皇帝祭天封禅。秦始皇登过泰山,去过蓬莱。胡资格还嫩,不要真的把自己当总书记,他只是一个管家。他那样忘乎所以,老人们会容得了他吗?后来有一次报上登彭真接见中央的警卫部队队长们的消息,我说中央出事了,说不定胡耀邦要下台。干警奇怪,问我凭什么?我说就是彭真接见中央警卫部队,是非常事件,宫廷有情况了。后来果不其然,胡耀邦下台了。干警们佩服我的预见。其实风起于青萍之末,由微知著嘛。而且从胡耀邦当时的处境讲,他更应该谨小慎微,决不应该忘乎所以,口无遮拦地轻举妄动。这一类现象,也是读历史的人的常识。有时候,他们还将自己家里的事情讲出来与我商量,让我帮出点子。于是我与家属接见时,时间超过一点他们也眼开眼闭的,送吃的东西多一点,送钱多一点,他们也都能宽松放行了。有一次,有一个我不认识的干警来找我,说贾植芳托他带信来给我问好。一时我有一点摸不着头脑,他说那时贾植芳也在八大队服刑,他们认识,所以托他来问好了。出狱以后,我与贾植芳还有往来。天下事真是无巧不成书。

其实这个人倒是一个难得的才子,书呆子气太重,缺少能屈能伸的精神,不懂得有的时候,退一步天地宽阔的道理。一个知识分子怎么可能顶得住泰山压顶呢?他为人的骨气我还是佩服的。

说句公平话,因为有人关照的缘故,监狱长刘云耕对我们的管理,应该说还是比较人性化的。另一方面还得看我自己主观上如何对待监狱服刑的问题。我这个人有一点好处,便是始终乐天达命,既然自己无法改变现状,那就乐观地对待它。人既是一个一个的,有它个人的生活,也有是社会的,因为个人的生存离不开群体,人既然生活在监狱这个大环境,那就要积极对待,处理好自己周围的人际关系,尽可能在自己周围形成一个比较和睦的环境。只要让人三分,善意待人,人家也会善待你的。你对周围的犯人是如此,对管理我们的干警也是如此,即便在监狱也是补台的,我这个补台不是打小报告这一套,而是帮他们办学,感化周边的犯人,帮助他们把矛盾处理好,尽可能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尽可能不给监管者制造麻烦,出难题,这样他们也尽量不为难我了,在他们的职责范围内尽可能照顾我的生活。否则,在思想上自己折磨自己那就难了。

回顾往事,我感到很内疚。我还在市委机关上班时,从来没有让自己的夫人踏进我办公场所一步,公事与家事我是分得很清的。我夫人的单位要培养和发展她为共产党员,她征求过我的意见。我对她说:你的条件还不够,离真正的共产党员的标准还有距离,继续努力吧,暂时不要急于入党,也不要做什么官,踏踏实实做好你的会计工作就行了。所以她始终保持低调做人,勤勤恳恳做好自己的本分工作。我出事以后,她单位要组织对她的批斗,但是却找不着她的任何“罪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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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彩网后 发表评论于 2018-12-22 23:33:23

知道为什么检方对女主这个态度吗?我作为一个经历过刑事法院和民事法院的被告的家属,最有权力说出真相,当一个案子被告的警察局,被告被捕后,警方是只听原告的,被告想说理,就得去法院说。当我们的案子被启动司法调查程序后,最要紧的事就是管住嘴,理清思路,把事情发生的原委在脑中里自己对自己讲清楚,告诉律师,而不是去媒体里咋呼,所以,我的当被告的亲人最后是喜剧收场,无罪释放。虽然被警察抓捕的记录终身去不掉,但无罪记录的档案,还是可以使其轻松入籍,后来还能找到一份好工作。这个女主本来就是投怀送抱,无论是贪色贪财,还是参与了阴谋计划,她本人就是一个笨拙的表演者,她能赢才怪呐。检方没告她诬告,就是对她很客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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