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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English 2
https://www.acast.com/jennypodcast/--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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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怀念在提篮桥的六年监狱生活（作者：朱永嘉）（转帖）
http://bbs.wenxuecity.com/bbs/memory/1265819.html
朱永嘉生于1931年，高中时参加中共地下党，积极投身革命活动。1950年他进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学习，之后跟随历史系老教授陈守实学习明史，同时担任着系党总支委员，是一个又红又专的青年教师。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在中南海怀仁堂被抓。1983年，朱永嘉因”反革命罪“等，被判有期徒刑14年。这之前，他已被隔离审查了6年，关在上海提篮桥监狱。1988年，57岁的朱永嘉保外就医，提前释放。出狱后，他写了四五百万字的书，还拿到了不菲的稿费。
其实我怎么可能自杀呢，我读历史的，这种政治上的浮沉看得多了，根本不当一回事。现在可以换一个视角去观察生活，比我在台上看到的也许更真实。时间充裕了，好好读书嘛。这种情况下，傻瓜才去想个人得失。这时为人决不能紧张，更不能慌张，要沉着，要随遇而安，安心了才能有收益。更不能有幻想和妄想，那会害得你死无葬身之地。我与哨兵们相处久了，也熟悉了，所以那时我还有人可以聊天，谈家常，虽然这是不允许的，没有人知道时，大家交流说天说地，所以不感到寂寞。看守我的战士都是农村来的青年，他们文化水平不高，都在谈恋爱了。但写不了信，他们会要我帮他们写情书，我就帮他们写情书，还要写诗，这样他们对我很亲，给我讲他们的恋爱史，讲他们家乡的故事，这也是我当时了解社会生活的一个口子。相互之间相处久了大家熟悉了，如朋友一样，只要管理人员不知道，他们就会带我去散步，挖地里的胡萝卜给我吃，带我去他们的大澡堂洗澡，当然也有无聊的时候，我一个人看着地上的蚂蚁，看着它们排着队进进出出那副忙忙碌碌的样子，似乎我也进入了他们的世界。
与我关在一起的那两个人，一个是小青年，名字叫朱东彪，文化大革命中诞生的，所以取毛泽东和林彪中的“东彪”这样的时髦名字。那年他只有十八岁，是打群架进来的，他的一个眼睛几乎瞎了，是打伤的，个子矮小，瘦瘦的，面相很凶。另一个是中年人，大概五十多岁，人比较胖，因贪污罪进来的。朱东彪被队长叫去时，那里把狱警叫队长，那个中年犯人立即向我诉苦，说这个小家伙坏，经常欺负他，还打他。朱东彪这个小青年对我还客气，还不敢对我动手动脚的，我还是善待他，询问他的家庭情况，问他进来的原因。后听说我是政治原因进来的，刑期比他长，他就佩服了。监狱中，在犯人之间的荣辱观与外面是颠倒的，谁的刑期长，谁犯的是重罪，反而受尊敬。其他的犯人要伸大拇指对你表示钦佩。过了几天，他忽然对我说：队长要我汇报你的情况，你看怎么办？我说你见到什么，就说什么，我给你说过什么，你就汇报什么，不要说假话就行了。又过了两天，他回来对我说，队长叫我去汇报你的情况，我是如何如何说的，我听了以后，对他说很好啊！
因为我带的书实在多，放在一个大行李包里，然后集中放在一间专门的监房里，并规定好日子，大家可以一起去拿各自的东西。朱东彪看到我行李袋除了衣服外，都是书，他就问我带那么多书干嘛，多带一点吃的东西不好嘛？我对他说，那也是粮食，不过是精神上的粮食，你不仅需要吃饱吃好，也需要学文化知识，做人要有精神，读书可以充实自己的精神。没有多久，这个小家伙把我当父辈看待了，因为大家都姓朱啊。旁边那个中年犯人对我讲，自从你进来以后，这小家伙变规矩了，也不打我了。我说我们一起和平共处，我这个人有一个长处，就是随遇而安，不管到什么环境都能适应，善心待人，别人也会报我好心，小孩子打架不懂事，问题是缺少教育。过了一段时间，因为他们太听我话了，所以监狱队长把朱东彪和那中年人都弄到农场劳动改造去了，想不到我反而害了他们。
作为政治犯与刑事犯的待遇没有区别么？没有区别。刑事犯努力改造还有减刑的机会。政治犯则没有刑期的变化。除非政治形势上有某种需要，这不是个人的努力所能决定的。有没有可能向上面提出改善环境的诉求？我知道这时提了也没人来理睬你啊？好在那个老熟人李庸夫后来当了上海市司法局长，给我们这些人提供了一些方便。李庸夫过去是市委书记梁国斌的秘书。在六十年代，大家一起在康平路办公厅见面，上楼下楼抬头不见，低头见。大家知根知底的。文革时梁国斌倒霉，他去了黑龙江农场当慰问团；文革结束以后，他反而出头了，成了我们的专案组长。我被收押进提篮桥监狱后，记得李庸夫来看过我三次。第一次他来看我时，我有意不与他照面，前阳台的事务犯对我很好，他偷偷过来给我讲李庸夫来看你了。于是，我就故意低下头拼命拆纱头，把眼睛和手的距离放得很近，表示光线太暗，看不清，你们还要强迫我们劳动，意思是让他了解牢房的生活条件的真实状况。李庸夫在我监房看了几眼，什么也没有说，回头就走了。
李庸夫来探望后的第二天，队长便对我说了：你以后不要拆纱头了。于是，我由三个人一监改成两个人一监了。原来同监的两个犯人走了以后，换了一个做过裁缝的中年犯人来与我同住，上面叮嘱他，要他好好照顾我的生活，照顾好了可以积分。一般的刑事犯可以评劳改积极分子，根据他的积分来评选。他用的一本75年出版的《新华字典》那是给学生用的。我手边没有字典他送给我了，至今我留在手边，简单的读音翻一下这本小字典便可以了，复杂的问题，查《康熙字典》与《说文解字》，有的查《辞海》。我拿这本小字典时，便想到那个时候，那个人。他曾经做过工宣队，是裁缝出身，偷了一台缝纫机入狱的。那时还允许我在监门上安放一块纸板，我可以进仓库找几本要看的书，在监房的纸板上放书，并用笔写写划划，写几句读后感之类的。同时，我的伙食也得到改善了，中午给我加一角钱的营养费，每天可以多吃到一个小鸡蛋了。这大概是李庸夫叮嘱他们特别对我的关照吧，因为那时李庸夫已经升任上海市的司法局长，监狱的领导都得听他的。据传他曾经因为审判我们有功，所以官升一级。其实，在那个时候，他也只是奉命办事而已。对于监狱来讲，它的上级是劳改局，劳改局的上司是司法局，李庸夫便是他们的顶头主管的上司了，他的一句话，下面当然是照办，在这一点他还是讲究政策的。
蹲在监狱里，还得处理好与干警的关系，不怕官，只怕管嘛。那时监狱里的干警们要参加文化考试，补高中文凭。有的队长来找我补课了，那就给他们开小灶单独在小监补课，帮他们去应付考试。高中的语文、历史、地理我还是应付得了的，只要把课本给我看一下，我就能讲了。这样我们与干警的关系亲密起来了，有时候也一起闲聊，大家读报。有时他们对形势变化判断没有我敏感。有一次报上登了胡耀邦登泰山去蓬莱观海，还题字。我说，胡耀邦做这事还太早，他的日子不会太长。他们问我根据在哪里。我说登泰山，古代是皇帝祭天封禅。秦始皇登过泰山，去过蓬莱。胡资格还嫩，不要真的把自己当总书记，他只是一个管家。他那样忘乎所以，老人们会容得了他吗？后来有一次报上登彭真接见中央的警卫部队队长们的消息，我说中央出事了，说不定胡耀邦要下台。干警奇怪，问我凭什么？我说就是彭真接见中央警卫部队，是非常事件，宫廷有情况了。后来果不其然，胡耀邦下台了。干警们佩服我的预见。其实风起于青萍之末，由微知著嘛。而且从胡耀邦当时的处境讲，他更应该谨小慎微，决不应该忘乎所以，口无遮拦地轻举妄动。这一类现象，也是读历史的人的常识。有时候，他们还将自己家里的事情讲出来与我商量，让我帮出点子。于是我与家属接见时，时间超过一点他们也眼开眼闭的，送吃的东西多一点，送钱多一点，他们也都能宽松放行了。有一次，有一个我不认识的干警来找我，说贾植芳托他带信来给我问好。一时我有一点摸不着头脑，他说那时贾植芳也在八大队服刑，他们认识，所以托他来问好了。出狱以后，我与贾植芳还有往来。天下事真是无巧不成书。
其实这个人倒是一个难得的才子，书呆子气太重，缺少能屈能伸的精神，不懂得有的时候，退一步天地宽阔的道理。一个知识分子怎么可能顶得住泰山压顶呢？他为人的骨气我还是佩服的。
说句公平话，因为有人关照的缘故，监狱长刘云耕对我们的管理，应该说还是比较人性化的。另一方面还得看我自己主观上如何对待监狱服刑的问题。我这个人有一点好处，便是始终乐天达命，既然自己无法改变现状，那就乐观地对待它。人既是一个一个的，有它个人的生活，也有是社会的，因为个人的生存离不开群体，人既然生活在监狱这个大环境，那就要积极对待，处理好自己周围的人际关系，尽可能在自己周围形成一个比较和睦的环境。只要让人三分，善意待人，人家也会善待你的。你对周围的犯人是如此，对管理我们的干警也是如此，即便在监狱也是补台的，我这个补台不是打小报告这一套，而是帮他们办学，感化周边的犯人，帮助他们把矛盾处理好，尽可能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尽可能不给监管者制造麻烦，出难题，这样他们也尽量不为难我了，在他们的职责范围内尽可能照顾我的生活。否则，在思想上自己折磨自己那就难了。
回顾往事，我感到很内疚。我还在市委机关上班时，从来没有让自己的夫人踏进我办公场所一步，公事与家事我是分得很清的。我夫人的单位要培养和发展她为共产党员，她征求过我的意见。我对她说：你的条件还不够，离真正的共产党员的标准还有距离，继续努力吧，暂时不要急于入党，也不要做什么官，踏踏实实做好你的会计工作就行了。所以她始终保持低调做人，勤勤恳恳做好自己的本分工作。我出事以后，她单位要组织对她的批斗，但是却找不着她的任何“罪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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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嘉生于1931年，高中时参加中共地下党，积极投身革命活动。1950年他进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学习，之后跟随历史系老教授陈守实学习明史，同时担任着系党总支委员，是一个又红又专的青年教师。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在中南海怀仁堂被抓。1983年，朱永嘉因”反革命罪“等，被判有期徒刑14年。这之前，他已被隔离审查了6年，关在上海提篮桥监狱。1988年，57岁的朱永嘉保外就医，提前释放。出狱后，他写了四五百万字的书，还拿到了不菲的稿费。
其实我怎么可能自杀呢，我读历史的，这种政治上的浮沉看得多了，根本不当一回事。现在可以换一个视角去观察生活，比我在台上看到的也许更真实。时间充裕了，好好读书嘛。这种情况下，傻瓜才去想个人得失。这时为人决不能紧张，更不能慌张，要沉着，要随遇而安，安心了才能有收益。更不能有幻想和妄想，那会害得你死无葬身之地。我与哨兵们相处久了，也熟悉了，所以那时我还有人可以聊天，谈家常，虽然这是不允许的，没有人知道时，大家交流说天说地，所以不感到寂寞。看守我的战士都是农村来的青年，他们文化水平不高，都在谈恋爱了。但写不了信，他们会要我帮他们写情书，我就帮他们写情书，还要写诗，这样他们对我很亲，给我讲他们的恋爱史，讲他们家乡的故事，这也是我当时了解社会生活的一个口子。相互之间相处久了大家熟悉了，如朋友一样，只要管理人员不知道，他们就会带我去散步，挖地里的胡萝卜给我吃，带我去他们的大澡堂洗澡，当然也有无聊的时候，我一个人看着地上的蚂蚁，看着它们排着队进进出出那副忙忙碌碌的样子，似乎我也进入了他们的世界。
与我关在一起的那两个人，一个是小青年，名字叫朱东彪，文化大革命中诞生的，所以取毛泽东和林彪中的“东彪”这样的时髦名字。那年他只有十八岁，是打群架进来的，他的一个眼睛几乎瞎了，是打伤的，个子矮小，瘦瘦的，面相很凶。另一个是中年人，大概五十多岁，人比较胖，因贪污罪进来的。朱东彪被队长叫去时，那里把狱警叫队长，那个中年犯人立即向我诉苦，说这个小家伙坏，经常欺负他，还打他。朱东彪这个小青年对我还客气，还不敢对我动手动脚的，我还是善待他，询问他的家庭情况，问他进来的原因。后听说我是政治原因进来的，刑期比他长，他就佩服了。监狱中，在犯人之间的荣辱观与外面是颠倒的，谁的刑期长，谁犯的是重罪，反而受尊敬。其他的犯人要伸大拇指对你表示钦佩。过了几天，他忽然对我说：队长要我汇报你的情况，你看怎么办？我说你见到什么，就说什么，我给你说过什么，你就汇报什么，不要说假话就行了。又过了两天，他回来对我说，队长叫我去汇报你的情况，我是如何如何说的，我听了以后，对他说很好啊！
因为我带的书实在多，放在一个大行李包里，然后集中放在一间专门的监房里，并规定好日子，大家可以一起去拿各自的东西。朱东彪看到我行李袋除了衣服外，都是书，他就问我带那么多书干嘛，多带一点吃的东西不好嘛？我对他说，那也是粮食，不过是精神上的粮食，你不仅需要吃饱吃好，也需要学文化知识，做人要有精神，读书可以充实自己的精神。没有多久，这个小家伙把我当父辈看待了，因为大家都姓朱啊。旁边那个中年犯人对我讲，自从你进来以后，这小家伙变规矩了，也不打我了。我说我们一起和平共处，我这个人有一个长处，就是随遇而安，不管到什么环境都能适应，善心待人，别人也会报我好心，小孩子打架不懂事，问题是缺少教育。过了一段时间，因为他们太听我话了，所以监狱队长把朱东彪和那中年人都弄到农场劳动改造去了，想不到我反而害了他们。
作为政治犯与刑事犯的待遇没有区别么？没有区别。刑事犯努力改造还有减刑的机会。政治犯则没有刑期的变化。除非政治形势上有某种需要，这不是个人的努力所能决定的。有没有可能向上面提出改善环境的诉求？我知道这时提了也没人来理睬你啊？好在那个老熟人李庸夫后来当了上海市司法局长，给我们这些人提供了一些方便。李庸夫过去是市委书记梁国斌的秘书。在六十年代，大家一起在康平路办公厅见面，上楼下楼抬头不见，低头见。大家知根知底的。文革时梁国斌倒霉，他去了黑龙江农场当慰问团；文革结束以后，他反而出头了，成了我们的专案组长。我被收押进提篮桥监狱后，记得李庸夫来看过我三次。第一次他来看我时，我有意不与他照面，前阳台的事务犯对我很好，他偷偷过来给我讲李庸夫来看你了。于是，我就故意低下头拼命拆纱头，把眼睛和手的距离放得很近，表示光线太暗，看不清，你们还要强迫我们劳动，意思是让他了解牢房的生活条件的真实状况。李庸夫在我监房看了几眼，什么也没有说，回头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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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句公平话，因为有人关照的缘故，监狱长刘云耕对我们的管理，应该说还是比较人性化的。另一方面还得看我自己主观上如何对待监狱服刑的问题。我这个人有一点好处，便是始终乐天达命，既然自己无法改变现状，那就乐观地对待它。人既是一个一个的，有它个人的生活，也有是社会的，因为个人的生存离不开群体，人既然生活在监狱这个大环境，那就要积极对待，处理好自己周围的人际关系，尽可能在自己周围形成一个比较和睦的环境。只要让人三分，善意待人，人家也会善待你的。你对周围的犯人是如此，对管理我们的干警也是如此，即便在监狱也是补台的，我这个补台不是打小报告这一套，而是帮他们办学，感化周边的犯人，帮助他们把矛盾处理好，尽可能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尽可能不给监管者制造麻烦，出难题，这样他们也尽量不为难我了，在他们的职责范围内尽可能照顾我的生活。否则，在思想上自己折磨自己那就难了。
回顾往事，我感到很内疚。我还在市委机关上班时，从来没有让自己的夫人踏进我办公场所一步，公事与家事我是分得很清的。我夫人的单位要培养和发展她为共产党员，她征求过我的意见。我对她说：你的条件还不够，离真正的共产党员的标准还有距离，继续努力吧，暂时不要急于入党，也不要做什么官，踏踏实实做好你的会计工作就行了。所以她始终保持低调做人，勤勤恳恳做好自己的本分工作。我出事以后，她单位要组织对她的批斗，但是却找不着她的任何“罪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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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老保姆——人间自有真情在
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73108/201811/148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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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结束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8/12/22/7935096.html
迷彩网后 发表评论于 2018-12-22 23:33:23
知道为什么检方对女主这个态度吗？我作为一个经历过刑事法院和民事法院的被告的家属，最有权力说出真相，当一个案子被告的警察局，被告被捕后，警方是只听原告的，被告想说理，就得去法院说。当我们的案子被启动司法调查程序后，最要紧的事就是管住嘴，理清思路，把事情发生的原委在脑中里自己对自己讲清楚，告诉律师，而不是去媒体里咋呼，所以，我的当被告的亲人最后是喜剧收场，无罪释放。虽然被警察抓捕的记录终身去不掉，但无罪记录的档案，还是可以使其轻松入籍，后来还能找到一份好工作。这个女主本来就是投怀送抱，无论是贪色贪财，还是参与了阴谋计划，她本人就是一个笨拙的表演者，她能赢才怪呐。检方没告她诬告，就是对她很客气了。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8/12/22/7935096.html
迷彩网后 发表评论于 2018-12-22 23:33:23
知道为什么检方对女主这个态度吗？我作为一个经历过刑事法院和民事法院的被告的家属，最有权力说出真相，当一个案子被告的警察局，被告被捕后，警方是只听原告的，被告想说理，就得去法院说。当我们的案子被启动司法调查程序后，最要紧的事就是管住嘴，理清思路，把事情发生的原委在脑中里自己对自己讲清楚，告诉律师，而不是去媒体里咋呼，所以，我的当被告的亲人最后是喜剧收场，无罪释放。虽然被警察抓捕的记录终身去不掉，但无罪记录的档案，还是可以使其轻松入籍，后来还能找到一份好工作。这个女主本来就是投怀送抱，无论是贪色贪财，还是参与了阴谋计划，她本人就是一个笨拙的表演者，她能赢才怪呐。检方没告她诬告，就是对她很客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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