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眠是甜蜜的
成为顽石更是幸福
只要世上还有罪恶与耻辱
不见不闻,不知不觉
与我是最大的欢乐
不要惊醒我
啊!
讲得轻些。”
这是油画家毛本华教授在讲到文艺复兴“叁杰”不同的性格和经历时所引用
米开朗琪罗的一首诗。毛老师吟诵之深情,颇有些象他的个性,尽管这才是我和
他的第二次接触。我的朋友、也搞了几十年的油画的陈宗铭将毛教授推荐给我们
这个临时“讲座”时曾专门介绍说,毛教授是为了“逃避下海”才从省文化厅要
求调到纺织工学院的,也不愿意当官。学院考虑他是1966年中央美院油画系毕业
的,聘他为(服装)系主任时,他曾因此和他的朋友、学校一领导人搞得很不愉
快(这次来接他,我也目睹了他对该校某负责人的冷淡状)。但是他却热情地为
我们这个讲座牺牲了两个周末,没有要一分钱的讲课费。
第一次来接他时,我曾向他介绍了这个讲座准备邀请的学生情况,他十分警惕其
中有那么多方面人物,可他一走上讲台,随即就使所有学生们感到他是能够接受
任何挑战的。何止是他的专业,其史观、宗教、哲学、社会观等也受到在座一些
专业学者的较高评价。出现在画面上的许多雕塑、建筑、绘画作品,是这些学生
们大都熟悉的,但是,一置于他所讲的系统中,就会有更多、更新的收获。看着
他坐在讲台上,一手轻松自如地控制着幻灯画面,一手那么恰当、那么优美的配
合,听着他较为准确的“距离化”讲述,以及有时根本不需要控制的爱憎分明的
情绪化褒贬,尤其是那线条十分清晰、蕴含多少可供您思索的面都表情,你不得
不承认这是他的“王国”。
在课外的时间,他十分愿意回答大家所提出的任何问题,积极地参加各种讨论,
态度也越来越放松。在我问到美术史家总结“文革”的红色波普现象时,他用准
确的概念和个人当时的体验□□人们当时确实是真诚的□□予以坚决的否定,也
纠正了我□□毕竟是门外汉□□的错误印象和认识。当我用毛泽东、江青都喜欢
油画及他们十分具体的指示使油面较少受到“破四旧”的冲击的事实和宗铭争论
时,他的“裁判”也是十分公正的。他十分关注社会,不过又总是在进一步展开
时,好像心理上老遇到什么障碍……。当他用路易十五时代一一对照我们正议的
当今中国的社会现象时,我本来顺嘴就要为邓接上那名句言:“我死后那怕洪水
滔天!”却突然改变,轻声背诵了上首诗的最后一句: “小声点,不要把我吵醒
(我当天所听到的他的译句)。”□□随即,车内出现短暂的沉寂,我知道这是
人们对我猛降“两个八度”的迷惑不解。其实,几个小时以来一直留在我脑海里
的这首诗,已经接通了我在读了您的上封信、以及又重读了前二封信后一直没有
理清的思路,这也成了当夜我思维的主旋律。如果不是以后的变化,我也基本上
确定了第二天要动笔回信的基调,我不再打算和您过多的争执。但是第二天一早
,《读书》老主编沈昌文先生在赴法国前打来电话,委托我接待新加坡一客人,
待事毕,我又匆匆去了北京。北京的讨论偏偏又有“被邓成功腐蚀了的这一代大
学生”的话题,而且在几个场合都极为大家所重视,引起我对这一问题较多时间
的深入思考□□其中有对一年多来我们之间的谈话、通信、通话的效果的反思,
更有作为朋友必不可少的真诚和责任,□□使我终于确认了自认为较负责任的选
择。麻烦的是,这封信也将因此而过于冗长,这主要是对您提出的几个政治问题
□□应该说,它们颇具代表性,交流一些不同的意见,其中必不可免的偏见和不
够准确的地方,望您指正。
一、政治和搞政治的人
“政治”的概念,大概要数孙中山的说法最通俗、也最能说明问题,他说:“政
治就是众人的事”。也就是说,这是在社会中生活的每一个人都不可能不关心的
事。这些年来,人们“忽略”了一个简单的常识,全社会对政治的关心,不也正
是全社会的民主意识。尽管走向制度化、成熟化还要有一个过程,但“民主化”
的过程则只能从这里开始。相反,转移、淡化,甚至熄灭全社会的政治热情,正
是惧怕民主、扼杀人们的民主意识。应该说这是识别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一个民主化程度较低的社会中(包括西方部分代议制国家),人们经常所谈的
政治,实际是指“搞政治的人”,或者叫专业从事政治的人,也包括在政治中混
饭吃,甚至经营政治的人。前后这两种“搞政治的人”,就是中国现代语言中常
说的政治家和政客(据说英语中也有这种区分,但也有将前者称为“政客”,把
后者称为“官僚”的,我是按中国人的习惯)。中西方的伦理观都认为,政治家
必须有自己明确的政治理想,尽管根据形势、条件,会有局部的调整,甚至暂时
的妥协,但都不会根本抛弃、背叛其政治理想。而政客或者根本就没有,或者可
轻易的抛弃、背叛政治理想,唯实用、地位、利益是图。前者大概是人世间最困
难的一种职业,也非议较多,其成功率可能最低。后者,只要入门,则是最容易
混的职业,人们反而能够习以为常,而且就一般意义上的成功率来说,也是较高
的。
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其功过是非一时会使人难以认清,尤其是无产阶级政治家是
代表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是对历史负责的,人们对他的认识就需要一个时间过
程,甚至需要正、反两方面的反复比较。而所有政客的嘴脸手法大部雷同,不过
他们粗俗的承诺、收买也都是有限的,欺骗总是不能长久的。为什么"放下筷子骂
娘”?一是被错误刺激起来的各种欲望是不可能一再满足的;二是人们也吃出了
其它味道。首先是不放心□□无安全感;其次是代价太大,既要损人、损子孙,
也要损自己□□正在被扭曲得不象个人;叁是已醒悟到真正得“大头”的,正是
许诺人自己,他们及其子女、家族所得是一般人的百倍、千倍、甚至万倍。看来
“先富起来”的正是他们自己。今天,一个个“无产阶级革命家”走时,都已使
自己的子女掌握了巨额的应属于人民、国家的财产,这岂不是又真正回到了封建
时代!
这就顺势又谈到了“搞政治的人”的品质。一般来说,对他们的职业品质要求则
主要集中在二点,一是看他们是否利用执政权力谋取私利,尤其是巨额利益,这
是最重要的,决定对其评价的首要前提。二是看他们是否光明磊落,从来不隐瞒
自己的政治观点。历代政客(官僚)常常是上台前信誓旦旦,上台后翻脸不认帐
,甚至“指鹿为马”。例如明明是在贩卖资本主义丢掉的垃圾,却硬贴上“社会
主义”特色的标签,这就必然搞乱了人们的思想,使社会失去了信任、正义和是
非标准,也极大的污染了政治领域。捷克现任总统、诗人哈韦尔说:“我就不相
信政治一定是肮脏的,只要坦诚的人进去,建立和维持好的游戏规划,政治是有
可能干净起来的。”他是说首先要有“坦诚的人”进去,否则再好的制度也没用
。这大概是我们批了多年的“人治观”,可我们喊了二十多年”法治”,颁布了
无以数计的法规,养了一大批执法人员,而我们的社会环境首先是政治环境却越
来越坏,越来越恶劣。记打前年出差在东北一列车上,在一片人都在议论司法的
黑暗时,一个老工人站起来说:“现在是有法无法,有钱便是法。过去毛主席那
个时代是无法有法,有理便是法。”他的这番话,一下子博得全车厢的人站起来
为其鼓掌。因而还是老百姓说的好,是“根子坏了”,是带头人坏了,那么再好
的制度经他们这一双罪恶的手去操作也要变形。不过我们现有的制度也需要重新
审视,譬如取消“四大”,剥夺了群众直接监督的权利,又没有民主政治的基本
条件,也就纵容了各级官员的为所欲为。我看到过东欧有几国领导人廉洁的材料
,其中有的收入和实际生活水平不高于社会中等生活水平,有的总统夫人也走进
了第一批失业大军中,这些例子中就包括哈韦尔。我觉得一个保持诗人气质的人
其情感是真实的,其执政也是真诚的。同样,我却反感会玩的人搞政治,而您所
说的“充满着这些火药味十足、你死我活的斗争(您看的《幕僚》一书,也没有
到这种程度)”,倒恰恰是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
对于政客们来说,上层只适合搞“小动作”□□阴谋诡计,为了“稳定”他们的
权利格局,对外,尤其是对下一定要捂住,那怕捂得“发馊”!他们当然愿意把
大量的血腥的代价文明的“散失”在底下的亿万人中,而决不愿意将再少的代价
集中在上层。如果在政治斗争中也要“数量化”并“效率优先”的话,那么,相
对而言,上层代价越大,下层□□因其基数巨大而体现的“整体”的代价□□就
越小,整体控制程度和效率越高、进程也越快。这就意味着那一张张包装精致的
表演型脸孔将失去市场,而当政治中的肮脏垃圾堆得太厚太重的时慢,恐怕只有
"火药味”才是最好的“清污剂”。当然,“火药味”必然带来动荡,变革也少不
了动荡,并且变革需要的力度和影响动荡的程度基本上呈正比例关系,这是常识
。
这几年,在海缺两岸都很吃香的美籍中国历史学家黄仁宇,在其着作《中国大历
史观》中认为:“中国的当代史可以简洁的条例,国民党和蒋介石制造了一个新
的高层机构,中共与毛泽东创造了一个新的低层机构,并将之突出于蒋之高层机
构之前。现今领导人物继承者的任务则是在上下之间敷设法制性的联系,使整个
系统发挥功效。”□□据此,今后至少不再需要太大的动荡。不过,我不能苟同
我这位老乡的观点。就今日中国社会来说,“上下之间”早为水火,他们之间能
够“敷设”的什么样的“法制性联系”则可想而知了。问题首先在“上”,在手
蒋介石“制造”的那个并不新的“高层机构”,它是在辛亥革命并没有基本摧毁
的中国旧官僚机构的结构性基础、框架上“制造”的,又为后来的共产党的“官
僚主义者阶级”所承接,后者在毛泽东去世后用一种复旧的方式基本上又摧毁了
这个“新的低层机构”。它也不再“有农民协会和贫农团体支持”(同上书),
以及千千万万农民对政治的直接参与,替而代之的是和官僚狼狈为奸的封建宗法
制的复苏,以及包括黄先生称之为“癌症般影响”的放债收租等沉渣泛起。黄先
生认为“中国过去150年内经过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其情形不容
许我们用寻常尺度衡量(上书”序“)。”仅据此观,我的朋友,您所感叹的同
期的代价、动荡则应该是可理解的也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当我们又面临一个“
世纪末”的状况,如何选择走向新世纪的道路时则有不同的总结和认识,尤其是
在这个“动荡”与“稳定”的问题上。
以李泽厚等人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迎合官方“稳定是压倒一切的”立场要求
,高举“告别革命”的“伟大”旗帜,从头至尾地否定了这“150年”间所发生的
所有革命和进步力量。用人们近年抬出的辜鸿铭的话说,如果没有这些革命,满
清上层那些气质高尚的贵族一定能领导的生产力效率很高的国家。他们认为如果
没有从林则徐到毛泽东的“排外”,即使中国沦为一个殖民地也早接受了西方的
文明,也早提高了国民的素质。和上述倾向相对立的另一种倾向则认为,中国传
统社会的旧基础太稳定、甚至超稳定,新的生产方式的基础过于薄弱,而已有的
几次革命或者对旧基础动荡的力度不够,如武昌首义后全国大部分地区只是“城
头变幻大王旗”,旧官僚政治基础并没有根本改变,或者如文化大革命,尽管短
期内曾有相当大的震荡(甚至波及全球),但由于内外各种条件□□尤其是对外
部威胁中华民族安全的限制,而过早、过于仓促地平息了荡波。使旧官僚政治基
础得以恢复,导致不可避免地失败。总之,这种被认为是激进的观点认为:除了
中西方都不何避免的战争,比较西方现代化(叁百多年)的进程,中国近150年“
直接从中世纪”走过来的过程其动荡的程度不能算大。这不是人为规定的,是摧
毁中国积淀甚厚的旧基础必然迁到的阻力所需要的力度决定的,也是社会的恶性
发展所逼出来的。□□上述两种观点就是人们常说的右派和左派相互对立的倾向
。前者代表社会上中层稳定其既得利益的要求,持保守规,后者则代表社会中下
层、底层希望改变有社会不公正、不合理的利益格局的要求,持革命观。
其实,社会的发展不会永远持一种态势不变。一直保守,必然僵化,甚至会被闷
死、(腐)烂死。不停息的革命,一些人就会厌倦,甚至反对再“折腾”。在一
般人看来,保守是常态,革命是非常态,保守是一些既得利益者的主动要求,又
较容易适应人们的习惯性惰性,所以右派(保守派)在所有搞政治的人居大多数
,并且风险较小。而左派则恰恰相反。革命本来是被动的,往往是被逼得爆发出
来的(也是社会发展中总得有的一种渲泻)□□没有这个基础条件,任何人和政
治势力都不可能人为地发动一场革命。自法国大革命后,这种左右分明的大致格
局已约定俗成至今,例如在西方社会从来不会有将贵族、大财团的利益代表误打
成左派的笑话,也从来不会将来自下层的激进的政治势力误认成右派的。但是出
于某种政治需要,右派有时也会搞点的极左”政策,左派也会有一时时偏右策略
,但都不会影响总的格局。
中国的政治可不是“一会儿批左,一会儿批右”的,除个别短暂的调整、变化外
,“改革”前的20年,其基调是批右,这20年则是一直批左。前者的矛头主要是
指向官僚主义和官僚主义者阶级,后者则往往以攻为守,以确保官僚阶级的地位
、利益不受侵犯。前者承认:“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党内无派,千
奇百怪”(引用毛泽东话),因而就是在激进文革中,在党的“九大主席台上又
现法国大革命时那种左右分明的位置格局,在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
委、中央副主席中都特意保留有当时公认的右派的位置,他们也一直掌握着重要
的权力。而后者,即”改革开放“后,则一再要求”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取自邓的话),在政治舞台上对左派格”杀“勿论,形成中国共和制后从没有过
的完全一党一派的最高度”一致“格局(就是国民党内,也一直有常唱反调的左
派位置)。左,历来是右的克星(我戏言为:左克右,右克中,中克左)因此,
在这样的格局中,就”要特别警惕左“、”防左“。比较明显的原左派人物,几
乎无一能逃监狱的厄运,为”长治久安“、继续控制政治舞台上不再有真正左派
的痕迹、即隐患,就在”政治游戏“中把那些对他们走得太远有些担心的正统元
老派硬打成什么”左派“”左王“,以顶替这个角色。那些”元老“,无论在过
去的”文革“中,或在今天的”改革“中都是反对激进态度的,哪有什么”左味
“。在今天以右为荣、为贵,咒左、骂左、剿左、伐左的时潮中,也是从此来羞
辱他们。对于另一些他们无法控制其活动的海外左派学者,只好冠以”乳臭未干
“的”新左派“,竭力控制并消除其影响,而对国内一些愿意承担左派角色的人
,则被他们十分警惕的排斥在舞台之下,斥之为”极左派“,却不允许后者出声
。一句话,在今日之中国,绝没有真正左派可以公开发表的言论、着作自由。二
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右派的恐左情结如此难以消去,其虚弱状也是不言自喻的。
我这里所说的”右派“和左派,是指那些”搞政治的人“,当然不会包括您,我
在南京当面给您戴的几顶”帽子“,只是戏言,不必较真。不过,我是想请您注
意一下来自另一个方向的声音。
二、阶级斗争、文革与政治迫害
这次,在国内由江泽民带头炒热的电影《泰坦尼克号》,既有一个、尤其在结尾
确实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也是一堂残酷的阶级教育课。”掉下海中的1500人,
只被救下来6个人,包括我,6个人,20只救生艇,只有一只划过来救人“□□这
是露丝84年后仍耿耿于怀的愤慨,用此船设计师指责大副的话说,这些救生艇都
是经过试验的,可以安全的乘座65人、或70人,可实际上有的只载了二十多人,
甚至十多个人,最终是少救了一半人□□近700个生命!”这是怎么啦?“□□那
位出身下层、还不失良心的”暴发户“望着这些没有一个响应她去救人提议的贵
妇人们迷惑不解。其实,露丝的母亲上艇前就回答过了,她们在此时仍需要宽畅
一些,那么本来总载量就不够的救生艇又从那里挤出”宽畅“呢?那就只有”叁
等舱“,妇女、儿童的性命代价。事后的统计证明:”叁等舱“中死亡的妇女、
儿童比例高出一等艇全部人员中死亡的比例。其中一等舱只一个儿童遇难,叁等
舱却有2/3的儿童遇难。船长对是否先救妇女、儿童一开始表态就有的犹豫,已
预示了这个代价,那位指挥救生秩序的大副,尽管最后拒绝了卡尔的收买,不还
是徇私让那位制造商先上了救生艇,而对于叁等舱中急于逃生的人终于开枪镇压
。从这些过程和整个的救生效果来看,他维持的秩序是否也会有阶级的成份呢。
他自杀了,就如船长应属畏罪自杀的留下(这位经验主义者是有渎职罪的),只
是在人格上没有卡尔那样卑鄙。我十分厌恶许多人看后只津津乐道于船长等”绅
士“式的风度(也是这些年来人们一身俗骨、半肚子土气却竭力攀贵装洋的时尚
,真遇大难,他们装熊都是最低劣的),却愿意欣赏编导这样的安排。和上层社
会的豪华奢侈、装模作样、在关键时刻的自私残酷相比较的是,下层社会真情、
自由的欢乐和逃生时的无污可责。不管编导出于什么样的目的,表现出来的还有
一种阶级立场,也使人们的炒作难以回避”等级“、”阶级“□□这些在中国媒
体、话语系统中已经生流或变态的词汇。
列宁说:”所调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
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
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 (《伟大的创举》)“。今年,正是中国官方宣
布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二十周年。二十年啦,我们”不喊“、也基本”不谈
“的阶级,尤其是不同阶级的收入悬殊和阶级的对立是否严重存在?或许也只有
这二十年的实践才好证明我们过去强调的”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是否”荒唐“:
指誉为中国市场经济最发达地区的珠江叁角洲地区(私有经济一统天下),”19
94年的调查表明,私营企业平均工资低于最低工资的超过1/3,劳动时间每天平
均12.42小时“,11.5□14小时的占2/3。多数人从事高温、粉尘严重、噪声大、
有毒害的工种。(注A3),因此致伤、致残、致死的新闻不绝于耳,而由此挤出
的利润,不少是用作对官僚阶级的贿赂。再以国际上通用的显示社会贫富差别的
”基尼“系数(”0“为绝对平等,”1“为绝对不平等、即一人掌泛全国财富,
0.3□0.4为合理的最大可容忍度,0.6则意味着随时会发生动乱)为例,八十年代
中期后的中国为0.434,这是官方□□中国人民大学1994年的调查计算。对于研究
者来说,是必须重视的、已经很不低的数字,但它的真实性还不够令人相信。一
个民间机构的调查认为已达0.59(熊海滨《全民逐富:中国”大洪荒“》),即
到了极危险的边缘,则应可信。 ”到1994年2月为止,占我国银行存钦总户数百
分之二的富人已拥有一万叁千亿元存款总额中的百分之八十(《影响我同国家安
全的若干因素》)“。 如此悬殊的纪录,在这个世界上也只有印尼等个别
国家能够相比。此后的发展有二个最显着的特点,一是继”承包责任制“以后,
目前正进行的”股份制改造“,尤其是”资金重组“,是又一次、也是最大一次
瓜分国有资产的高潮;二是下岗□□失业剧增。一头是已基本完成”中国特色“
的、也是世界上效率最高、最省事的”原始积累“,一头却正在失去或已经失去
正常(低)收入,二者是紧密联系,互为因果的。驱动机制就是官商里外的勾结
,中枢则是”官“,无论”寻租“、”设租“或者”投资者的利益“都决定在官
僚的权力上。而对大多数人基本生活利益的剥夺,由得之于这架官僚机器的支持
,因此,促成今日如此贫富悬殊、阶级分化的根子就是这个官僚阶级和新生资产
阶级,则是不容置疑的结论。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是毛泽东1962年提出的,之后,他就更明确指出:
”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官僚主义者
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
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就是”在毛的时代里“,成天”高
喊“的”阶级斗争“的本质内容(应该说,我们这些过来人,面对今天的社会现
实,才感触深刻)。而当年也正是对此的高度重视,那个时代的”基尼“系数只
有0.15(何清链着作取自世行1978年测算,我认为不够准确)。如果认为那时整
个社会总财富量较少,那么比它更少的”民国“末期,其”基尼“系数也不亚于
40年后的今天,否则也逼不成共产党的革命。就如政府官员和平民收入的差别最
小的北欧中欧诸国,其各个政党却成天在大谈阶级斗争一样,正是这些”大谈“
和我们过去的”高喊“,才限制了贫富差别的扩大,缓和和抑制了阶级对立的紧
张程度。也正是这些年来我们这些政客、文人”鸵鸟式“的否认,才故意纵容了
这一主要社会罪恶的加剧。实际上,官僚们”大老板“阶级利用已扭曲的伦理、
不合理的法律秩序以及权力和金钱,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对”低工薪者“、”打工
仔“、”下岗族“等由工农基本群众组成的被剥削阶级的阶级斗争,只是得利的
官方和被豢养的文人不断的掩盖、淡化其中的血腥、残酷味,以不承认和压制后
者对前者的反抗和斗争就是了。当老百姓越来越感到这和旧社会有什么两样,甚
至认为”比国民党还坏“的时候,我们不禁要反省:难道曾用千百万人的鲜血、
生命的代价进行的革命,只是为了让其”功臣“作为新权贵来代替旧权贵、用”
新四大家族“来替换旧”四大家族“嘛?或许人们认为这样推理是否简单,但却
是谁也掩饰不了的事实。
一九四九年共产党胜利,对于共产党不少干部来说了是”船到码头车到站“,解
放仅几年,一场”叁反运动“就使总数312万党员干部中的122万人□□高达39%
的比例□□因贪污等经济问题被处理,就此仍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更为麻烦
的是,正是不少”功臣“利用掌握的各种权力很快学会了旧官僚的统治经验,”
日益享受着原属他们所取代的剥削阶级所有的社会特权和经济特权(注1),很快
形成了一个新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加上许多人二、叁十年代在苏联所受到的
不民主的政治教育,使“新中国的官僚主义比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官僚主义都
更广泛、更深入地渗透于整个社会”。(注2)
现今五十岁以上的人大都能记得1966年文革开始以前中国政治社会的基本情况,
当时,官僚集团利用他们自己造成的1957年反右扩大化形成的政治高压,严格控
制并有效地促进着一个新的等级社会的逐步形成。工厂里的班组长就有剥夺一个
工人的自由和经济利益的权力,工人如有反抗,支持班组长的车间主任就可以根
据法规,以“不服从劳动分配”的“罪名”将其送去“劳教”,自此打入“贱民
阶层”。在农村或街道,一个队长、办事处主任、派出所所长就可以是至高无上
的“皇上”。那时,刚解放不久,车间主任、公社书记以上干部大多参加革命较
早,支持他们的上级就是他们的老领导、一级级更大的“功臣”,你是无处告的
。对一般人来说,厄运不找到你头上就够幸运的了。曾遭毛泽东严厉批判的彭真
、罗瑞卿所搞“十无”,其主要出发点就是要把将来有可能反对领导的人找出来
,先采取措施,包括成批送往边远地区。有些地方更甚,如河南进一步扩大为“
叁十五无”(据赵文甫检查)……,多少反对领导的冤、假、错案直至文革爆发
后才有可能公诸与世(66□67年是一个揭露高潮,林彪事件后又出现一个上访高
潮),这些案涉及解放后历年、历次运动,很多都是鲜血淋淋的。应该说,正是
一些“功臣”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先把别人整的“猪狗不如”。“官僚主义强烈
的肆虐横行”(注3),使新中国开始蒙受越来越重的阴影。只是由于“毛泽东个
人的巨大权威和声望,毛泽东对官僚主义和官僚的深恶痛绝,再加上他与他所信
任的人民群众之间的特殊关系,遏制了官僚权力的常规化和制度化(注4),但也
只是”遏制“和暂时还没有正式”常规化“、”制度化“,这些越来越成熟的官
僚由于其不愿被触动的既得特权利益决定,他们根本听不进毛泽东的一再教育和
警告,甚至十分熟练地将历次运动的矛头都转移到普通群众和知识分子身上,变
本加厉地让后者承受代价,这就使”激进的毛泽东主义者和党的官僚主义者之间
的冲突愈演愈烈,最终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注5),才迫使毛泽东下决心”公
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来揭发我们党和国家的阴暗面。□□这
就是”文革“爆发的主要背景。由此就必然要冲击到党的各级干部□□”曾是功
臣的人“。
对于这个问题,尤其是毛泽东又肯定”95%“以上的干部基本上是好的,莫・迈
斯纳认为:”撇开文化大革命表面上的轰轰烈烈,与其说它是一场革命运动,不
如说它是一场改良运动,一场非暴力运动。因此文化大革命出现的大规模的暴力
行为,与其说是出白毛泽东的本意,不如说是出自中国社会的条件“,这就是前
面已谈到过的文革前17年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压抑既久,既大,爆发则必速、
必烈,以致发展为谁也没有始料到的各政治势力、集团短暂、集中的激烈斗争。
对于其中的”暴力行为“,”与后毛泽东时代的北京领导人对这些事件提供的说
法正相反,文化大革命首先对知识分子进行残酷迫害的不是毛泽东主义的激进分
子,而正是那些由党组织起来的,力图在毛泽东主义者的进攻中保护党的官僚主
义者的'造反派'(注6),即官办“文革会”和后来的保守派。首先是党组织本身
,按照过去历次运动的经验先抛出一些知识分子当牺牲品,而当革命师生坚持把
矛头对准党的当权派时,则由上级党组织派出工作组进行镇压,以保护党的官僚
基础。当时在中央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在给中南局、西北局等批示中明确指示:“
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把他们揪出来”,应届高中毕业生“经
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中学教师要集中交代问题”,“不管
学生、老师,只要反党,就要给他们以专政”。随后王光美在“清华园”将八百
名师生打成“右派”、“反革命”,并残酷斗争,有的被整死,以此推广全国,
无一校幸免。并进一步蔓延到企事业单位及整个社会。各单位党组织及官办“文
革会”用前十七年的习惯手段镇压所谓“牛鬼蛇神”□□知识分子及领导认定的
落后群众,尤其是敢起来造反的少数派,进行无情打击……这就是毛泽东《炮打
司令部》的大字报中愤怒指责的“五十多天”的“白色恐怖”(也就是从这“五
十多天”里埋下了从后形成两大派群众组织严重对立的祸根)。在工作组撤出后
,“最有特权的阶层即干部子弟成了党组织的同盟军(注7),这些今天已被人们
习惯称为”太子党“的高干、军干子女,文革开始对,曾是最早”造反“的英雄
,但是,当运动深入触及到他们的父母时,则背叛革命,大都参加了那个臭名昭
着的”联动“组织,为保爹保妈,转移斗争大方向,他们横行霸道,一方面拿一
些知识分子当牺牲品(如老舍等人之死)和蛮横肆虐于普通老百姓,一方面更无
情镇压挺身而出的造反派。应该指出的是后者中的少数人由此产生的情绪和得势
后的报复就成了复辟后的官僚们可以宣传上千遍的把柄。公平的说,就象朱学勤
一文中谈到这些青少年批判那些党阀、学阀权威所使用的话语正是后者教给前者
的一样。他们某些不应当使用的残酷报复手段(如王光美”四清“时发明并在文
革初期普遍推广的”坐飞机“),也正是他们受当权派迫害时亲身体验后所学会
的。使用暴力手段较多的是军队,这是其职业特性所决定的。令人注目的是其施
暴的部分对象曾经是过去领导他们教会他们使用这些暴力手段的人。如今那些”
老师们“千百遍地演染施在他们自己身上的那些手段时,使许多过来人总觉得有
些别扭。也如哈里・哈丁斯说的:”这次我们不应太轻信。今天布授新道,谴责
文化大革命的人都是文化大革命受害的幸存者(《威尔逊季刊》)“
不过这些”幸存者“的”受害“情况也是不同的,以邓小平□□当时被政治上打
倒的中国第二号走资派为例,其69□73年在江西”劳改“流放生活,曾被今日那
么多媒体(首先是毛毛的故事)所大肆宣传,就在这些宣传中,也有几个”一点
就破“,颇能说明实质的问题。首先,他去江西主要是根据四个老帅备战的建议
:”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注9),而不是什么”劳改“、”流放“。至
于参加一点力所能及的劳动,当时应属正常。其二,他在那里,还一直带着秘书
(即王瑞林,现中央军委委员、纪委书记,一个文官被直接授予上将军衔的)等
随员,这样的”流放“、”劳改“所享用的政治待遇,至少在中国确实是少有的
。比较一下,七、八年后,他又是如何安排”江、张、王、姚“的待遇的呢?如
果说,处理的程度不一样,那他应感恩于毛泽东,当时全国人民对他这个”第二
号“人物的情绪恐怕是有过之而不及。其叁,他在那里住的是一座原步兵学校校
长的”将军楼“,这是文革前各省党政军官员所住的最高水平。其四,就在那时
,包括邓榕、邓质方这些他较小的子女,仍能被推荐上大学,邓朴方也是1970年
入党的,这至少说明当时并没有”株连九族“,同时,也表明中央对他们的照顾
。就如当年一个相当照顾他们的工作人员,因今天因邓榕一句不事实求是的活,
就倒霉好长时间一样,今天他们也从不提上述事实,只刻意喧染其困难处境。毕
竟他当时是下台之人,其待遇当然不能和以前比。这次在北京,一位经常给军委
、总参首长开车的司机对我们说,他也给邓家子女、给王光美开过车,说他们也
大谈毛主席的伟大及其对他们的恩情。这大概是在军队面前所选择的一种策略,
而在其他媒体上则从来没有这样表示过。就是刘少奇去开封,也属林彪战备”一
号令“的安排。他同样带有长期跟随他的随员(包括厨师),住在原开封市领导
的一个院子,决不是人们所说的监狱。他当时是中央全会定性、开除党籍的,自
然没有邓那样轻松,直至糖尿病重至终。其他,也有正式进监狱的,如彭真等人
,至今没有得到彭在狱中生活的细节。文革中监狱贯彻毛主席”要把犯人当人看
待“的批示时,曾有记者在狱中对彭真采访,他是高度评价”毛主席一贯的人道
主义政策的“……而冲击这些”功臣“的造反派包括我在内(尽管是在基层),
当然就是”便觉趾高气扬“的”另一伙儿人“了,”但这真的是傲骨吗?“又问
得何等的好。
我们这”另一伙人“在文革十年中,是真正的”叁、七开“,即70%的时间在挨
整,30%的时间不得不抓紧工作,甚至每次出狱后连恢复身体的时向都没有。我
们挨整时肉体精神所遭受的摧残、享受的待遇(刑事犯的牢房,6元钱的月生活费
)才是邓公这些”功臣“”猪狗不如“的水平所高攀不上的。如果以文革中的两
端,以”功臣“为代表的老干部和”另一伙人“的过反派进行比技,在付出的代
价上,无论数量或者质量,后者至少是前者的百倍以上。顺便,我以您熟悉的几
个地方举几个例子:就在您住的江苏,68一69年,许世友将军将徐州造反派的头
头押在笼了里进行游斗,还把江苏反对他的”踢派“造反群众按在马路上学”小
爬虫“爬;在您上大学的广西,也是1968年,以韦国清将军为后台的保守派”联
指“把”四・二二“造反派口中塞着鹅卵石成批地处决;在您的老家保定地区,
那位在解放军战役史中没留下任何象样东西的叶帅,l976年却在动用正式军队血
腥镇压造反派中显示了”军事才能“…… □□在其他地区也有比这更严重的,更
不要说在各个单位里那各种各样的残酷手段了。请记住,这些手段既不是文革发
明的,也大多不是解放后发明的。如果说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这样代价的话
,那么1927年共产党被血腥屠杀时是不是也是这个道理呢,被钉死在那六千个十
字架上的奴隶是不是也应后悔不应跟随斯巴达克造反?说到底,文革当年比较今
天社会可以说是”天使般纯洁“的男女们,不就是为了申张正义、公正、不甘心
受压,从而触动了那些”功臣“的特权、地位,才遭到如此的屠杀和迫害(十多
年后,在”六・四“中,被邓公下令集中屠杀的又一批那么单纯的少男少女们;
不也是反对这些”功臣“及其家族得腐败吗?)!难道这就是他们明知道”造反
是没有好下场的“,却硬要向官僚集团挑战的”傲骨“吗?
今天,文革已结束叁十二年了,可对曾经”趾高气扬“过几天的”另一伙人“的
清算,则还没有结束。今年,临到阴历年前,我主持了原省二轻厅吕以尧同志的
追悼会,他15岁参加革命,抗美援朝时是空军战斗英雄,在文革中当厅领导时,
他妻子所在的纱厂将她的夜班调到白班,竞遭到他的谢绝。他在台上不去住厅、
局长搂,而正是他坚持住的那一小套旧房子,在他出狱回来后,被公家十分方便
的切断了暖气和天然气。他至死也没有工资,其子女”每次给他几百块钱,他都
全买书了“。在追悼会上,他女儿泣不成声的说:”父亲唯一留给我们的就是认
真做人的教育和一大堆书……“。刚过春节和他差不多经历的原洛阳地委副书记
孙腾芳,其妻子完全是因为没钱看病耽误致死。在她的追悼会上,不少人才知道
,仅河南省因”造反罪“至今没饭吃的干部就有22万人之多。原洛阳市委副书记
兰维泉,这位和江泽民一样在六十年代初出国的技术人员,如今被逼到在要饭群
中生活。90年我到洛阳市郊区原公安分局副局长谭树齐(47年参加革命)家里看
到的是比要饭的窝都差的情景,而南阳一造反派头头则活活饿死……此类例子举
不胜举(当然,原来的造反派中也有不少人成了百万、千万、甚至亿万富翁,但
是,他门也不感谢邓及这个时代,其中一位喝酒后哭着对我说:”是老邓给我的
钱?他们(当权派□□自注)是把我朝死里整,我偏要争口气!他们坏我比他们
更坏就挣了钱,他们见我就象孙子一样。他们把我逼到不是人,我也让他们不是
人“。去年初我在商邱,其行署几位干部对我说,76年所谓”粉碎四人帮“后,
他们是在东海舰队驻温州的部队服役,也帮助地方维持”秩序“抓造反派,后来
,看到杀人太多,害怕了要求复员。他们说,现在温州人在骗全国,是出于报复
心……
说实话,我们当初被逼得起来造反时,可没有陈胜、吴广那种”王侯将相宁有种
乎“的思想,而是高喊着”准备失败、准备坐牢(江青的“四准备”号召)冲出
来的,对于其中一些人(包括我)来说,即使为此承担了极为惨重的代价,九死
而一生,则从没有后悔当初义无反顾的迈出去的一步。我们毕竟经历了迄今为止
的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一次“大民主”,“中国人民享有前所未有的自由:批判社
会,向现存的政治权力机构造反,建立自己的政治组织,在公开讲坛、大字报和
报纸上发表自己的不满和希望等等(往10)”。尽 管它是短暂的尝试。还
有一种“叁年文革”说,1968年在林彪宣布的“全面胜利”中,我们就开始承受
全面的镇压。而欧美的“文化大革命”更短暂地集中在几个月,却同样辉煌。今
年,整个世界都在纪念“1968年”,认为它是廿世纪最重要的一年,其意义甚至
超出了这一个世纪,是对整个世界近、现代框架的一次最彻底的挑战。也有人说
,社会主义在东方惨败了(应该说,它的二、叁代领导人早领上邪路),却在西
方取得很大进展,现今西方社会中很多社会主义的成份正是“1968年”带来的。
在某种意义上我已可以算一个没有“失踪的68年人(尽管没有下乡,却同在当年
秋天下监,没有系统的学习,却也有认真的思考,更有前后更多的经历)”。我
为拥有这个历史而骄傲。当初当我们经过多少次生与死,血与火,灵与肉的考验
获得第一次、也是唯□一次最激动人心的胜利时,我们最得意的一句歌词只是:
“往日比人矮叁寸啦,如今是顶天立地的人啦……”。用思想家的话说,我们斗
争的全部意义只是为了做个人!查一下这些造反派的“发家史”,第一是被整出
来的,第二则是“不平则鸣”。一些文人反复宣传说,我们是“被利用了”,难
道我们甘心受压迫、受剥削,逆来顺受,就是没被“利用”啦,这种“利用”说
无非是他们“借花献佛”以向官僚阶级仟海而已,(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文革初期
都参加过造反派,这也有文革前17年中当权派老拿他们当牺牲品的情绪)。
至于“文革是整功臣”论更是为了向统抬着献媚,而无视广大人民尤其是那些敢
于为社会进步献身而挑战官僚阶级的激进分子也作为人应有的生存价值。那种“
功臣”论如往前推,那么我们的战犯管理所内不是也关怀着多少“北伐的功臣”
、“抗日的民族英雄”,他们甚至还没有作威作福几年就被他们压制的革命人民
打倒了。假使他们重又控制了中国的局势,那么这一大堆“文人”决不会再为共
产党的“功臣”说话;要说给后者的话可能比今天“送”给我们的更恶毒。这是
否就叫做“成者王侯败者贼”?那是封建社会、尤其是传统文人一直遵循着的一
条处世定律。但是历史的进步,则一定是一次次以失败和巨大的牺牲为其铺垫的
,选择它的是另一种人。
叁、民族利益和利益首选
在上述问题上,请您谅解我的冲动,也决不会有对你们年青人的情绪,同时,如
果我含糊地对待了这些我并非不了解的事实,那也是对您的不尊重。我正是以这
样一种平等尊重的态度去认真看待您所说的每一个问题的。譬如您谈到朝鲜和表
决中国申办奥运会问题,我看信的当晚就和伍绍祖(国家体委主任)一朋友通了
话,准确地了解了中国事先就没有把朝鲜的一票计算在支持禀内,而是在别的方
面张百发被人家耍了,当然主要是美国的干预。也许我没有您喜欢体育,我也并
不认为未举办一届奥运会会有“决定生死”“千古憾事”这么大的份量。原东德
是总居奥运会前几名的“体育大国”,却没有改变复灭的命运。巴西、阿根廷一
直是比奥运更热的“世足赛”中的明星,并没有因此促进其社会的进步,举办过
这类盛会的墨西哥等国也没有因此使其社会状况改观,而就我们民族目前状况来
说,即使举办了这届奥运会又如何呢?就国内体育运动来说,几乎全成了“商
品”,一片乌烟瘴气,那有一点点奥味及群众性,……这里就不多谈了。
您所谈的和越南的关系问题,实际涉及两场战争,即I979年中国对越南的战争和
六、七十年代中国的援越抗美战争,以及两者的关系。1979年所谓中国“对越自
卫反击战”,用美国学者真・迈斯纳的《中国史》说:”邓小平访美回国后不久
。中国军队入侵越……有损于北京新政府的形象”。用剑桥《中国史》说:邓有
理由推测,使用武力严惩那个刚使美国遭受耻辱的国家,可以使华盛顿领导人从
中获得补偿“,”邓并没有掩盖他的意图,在访问华盛顿期间,他向卡特总统通
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采取的规模和持续时间。用胡耀邦当时的政治秘书阮铭在
外发表的着作中说:”获得了美国的赏识,邓小平发动这场战争之前在美国得到
了默许“,”在军事上是不成功的,没有'惩罚'了越南,反而‘惩罚'了自己,结
束了中国作为世界军事大国的地位“。□□这两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中国
官方比较欣赏并大量发行的,就此也和国内”恩将仇报“的廉价宣传截然不同,
有人说,是美国耍了邓小平,尽管美国在这个世界做坏事确实不少,但就这场战
争而言,没有资料证明是美国主动要求中国去打人家。当年2月17日,既中国发动
进攻的当天,一早地方当局(河南省)就派了好多人,来看守所要我对这场”自
卫反击战“表态,我谈了要打就象西沙之战一样,在南沙夺回几个自己的岛屿,
既名正言顺、也有利于中国在南海应有的地位。我还谈到如前一年(1978年)柬
埔寨政府要求我们移民时,帮其控制磅逊港,则可以成犄角之势奠定中国在这个
海域的战略地位(包括对将来的中日战争的准备,日本石油、天然气,铁矿石、
橡胶、木材等战略物资的大部分乃至绝大部分都要经过马六甲海峡),同时也就
不可能有越南侵占柬埔寨的既成事实。当然,后者是从民族主义的立场、利益出
发的。但是,我始终拒绝对这个”自卫反击“表态。
阮铭所说的也”结束了中国作为世界军事大国的地位“,应有二层意思。第一,
这是一个大国对小国的战争,所取得的最大战绩、甚至还低于1885年刘永福时的
黑旗军(原广西天地会残部)在此地对法国地战绩,而这次伤亡却极大。就此,
我们的对手还只是越地方部队、游击队和人民群众自发的抗击。美国议员的实地
调查证实,越主力部队集结在海防一线,还没和中国部队接触。第二,任何战争
所动员的资源,不仅是物资(包括技术),而且还要有参战人员的士气(包括战
争的意义)等,而在越南打的这场纷争是我们这支”人民军队“第一次在没有当
地人民支持下进行的。正相反的是,我们是在和越南人民杀。(邓作为军委主席
期间一共有二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另次是在天安门广场,其”对手“是手无寸铁
铁的学生和市民。在革命战争年代,邓只是作为一个部队的政委没有机会独立地
显示其军事才能,晚年仅有的这二次显示的机会,却无法给他打分)。同时出国
之前,国内正在强调个人利益,又如何再有一不怕死、二不怕苦的精神。不客气
地说,是第一次打掉了军威、军心,打坏了军纪、军风。这场战争也使世界的军
事研究机构们(尤其是地缘对手日本、印度等国)根本改变了对中国军力的估计
,为今后留下了较大的麻烦。
而六、七十年代中国的援越抗美战争,则是绝然不同的另一种情况,我想引用美
籍华裔学者龚忠武(他六十年代毕业于台湾大学,后在哈佛跟费正清研究中国史
)所讲的一段话: ”在毛泽东的晚年,中国北部有苏联陈兵百万,南有美帝国主
义在越南进攻,在这样一个南北夹击的情况下,毛泽东坚持反帝、反修,最后把
美国敢出了越南,解除了美国的围堵,为中国民族争得了生存空间,这不是毛泽
东打出来的吗?美国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被人打败过。朝鲜战争我们和他打了
个平手,而越南战争美国是战败了。美国经济近20年来一蹶不振,其中转折点是
越南战争。在这之前世界冷战秩序是一个二元秩序,而毛泽东打出了叁分天下,
变成了叁元秩序,从而确立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以后才有恢复中国在联合国
的合法席位和中美起交。可以说,没有毛泽东晚年的越战就不可能有中国现在改
革开放的局面“。
《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一期所载《”文革“时期历史研究座谈概述》中说
:”文革时期 的外交工作,应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同外交史上一个大转折点“
。70年代初期的外交新突破,改变了世界格局和中国的外部环境,中国成为”大
叁角’中的一角,制约与平衡着国际战略力量,使世界局势趋向缓和,大大得高
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及其影响“。这里所说的”新突破“是指先后对欧、对美、对
日为代表的外交整体突破,它是以当年”虚“实配合的两场”战争“为实力后盾
的。一场是直接影响全球的”文化大革命“,另一场就是这个越南战争。”弱国
无外交“这是邓小平所强调引用别人的一句话,不过不能自圆其说的是,他所彻
底否定的”文革“时的中国,究竟是弱国还是强国?当然,他也从来不计较说话
要前后一致,但是,他所控制的政府却得益于毛泽东时代留下的外交遗产及其要
用巨大代价奠立的国际地位,这是鸦片战争后一百多年来中国多少仁人志士梦寐
以求的。您说的 " 对外傲视千里“正是这样一个大民族所必需的,尤其是一个
大国的安全和发展,首先必须确立自己在国际空间中的地位。从古希腊、罗马到
西、荷、英、法、德、美,直到东方的日、苏都是这样发展过来的,无一例外,
今后也仍是如此。我对执意要走”英美“道路的不少人一再说,英国是靠在海外
几十倍于它本土的殖民地的血腥掠夺中奠立起”日不落帝国“的地位的。美国是
靠两次大战,尤其是在二战中发的横财,并在全世界到处插手称霸,而成为当今
世界唯一的霸主的,这条基本经验难道是我们今天能学得了的东西吗?如果说,
当年英国是靠海外殖民地的血腥代价,来腐蚀国内人民,如果说,美国可以关闭
自己的一部分油井资源,却在消耗全世里的几分之一的能源、物资,而我们今天
却是靠牺牲后几代人的利益,去”超前消费“腐蚀当代人,又把应留给后人的资
源和生态环境发疯的掠夺和破坏,以满足今日的奢侈,又怎么奢望21世纪的强大
呢?
美国建国伊始,在其经济实力还不够强的时候,就首先在西半球插手许多殖民地
和宗主国的矛盾,至今成为世界霸主后,还念念不忘这一基本经验。当年布什总
统在抨击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时曾一针见血地点破,如果没有美国在整个世界承
担的”义务“(即霸权和插手)也就没有美国人的利益,不同的意义、却同样推
理的是,如果中国当年没有对第叁世界国家反对美苏霸权斗争的支持和无私的援
助,也就没有中国在国际利益格局应有的位置和利益。这些年来有不少文章、杂
志都算过中国当年外援的物质、财政数字,却没有人算一下如果没有这些支持和
援助,”两阿“(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的提案,能在他们年复一年不懈的
努力中以”简单多数“通过,从而使中国进入联合国以有以后至今的局面。毛泽
东当时还特意提到坦桑尼亚的积极帮助,说明那条坦赞铁路我们没有白建,而且
还因此得到赞比业铜带省的资源□□这正是我们短缺的战略物资……。做大生意
还买先大投入,何况这里既有道义的责任,又有战略的上的大利益,我们那些在
其他方面十分精明的先生们,在这个大问题上就那么糊涂吗。或者是别有用心、
故意欺骗年青的一代,或者是有意识地使我们”整个民族的认识降到同一水平“
让”智慧的火焰熄灭“(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木批评衰落的罗马的话)。
您说:”利益,才是更多人的首选“。作为国家民族来说,是对的,也不矛盾于
我上面的说法。就欧美那些主要国家和中国的关系来说,更是如此,而且从开始
打交道就是这样,至今也没有根本改变(连一些名词的概念也没有改变。譬如谈
中国的”开放“,他们在英语中仍和一百年前的”门户开放“用的一个词)。我
们今天重新拜请的这些”老师“也仍是那么保守小气,在具体技术上总是留着”
一手“,更令人气愤的是1991年我国引过的1500多个项目,有29%是国外环保绝
不允许存在严重污染的项目。陈岱孙在一个正式报告中称,我国所有进口项目中
有四分之一属这类,这就是用他们高价卖给我们的高科技。而在大的方面,则只
教二个字:听话“,以听任他们摆布。什么”强大和稳定“,前者是虚,后者是
实。你若”强大“,那有他需要的利益。而你的”稳定“,则可以使他放心地来
攫取你的利益。经济学家魏杰在谈到西方表扬人民币不贬值时,又用了一段毛主
席语录:”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来说明一个最浅显的道理。当中国人
在议论印尼、南韩在接受援助的谈判中如此艰难,为什么就不想一下,印尼苏哈
托政权是美国一手扶植起来的走狗,而南韩则至今是美国的保护国,就此还有他
们接受不了 的东西,那么我们年复一年递增的援助、投资,为什么从来没见
过这种场面?要记住我们还是别人不完全放心的.至今仍挂有”共产党“这个牌
子的政权,人家难道会给以特殊的照顾吗?翻一下报纸,接受外资(包搞什么”
招商引资“)已成了评定一个地区、一个企业政绩和开放程度的主要标准。难道
就只能这么简单吗?
那么我们再翻一下历史,一百年前,为争着借给中国外债,英、法、德、俄等国
驻华使节吵得不可开交,翁同酥(光绪老师)的《日记》中说某公使:”咆哮恣
肆,为借款也,此等恶趣,我何以堪“。”甲午战后,列强向中国进行经济侵略
的主要特点是疯狂的向中国输出资本,严重地阻碍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破坏和
窒息了工农业生产。据初步统计,从1895年到1900年的6年中,清政府所借外债高
达到451亿两白踉,比甲午战前30年外债累计总数超过9倍以上,为当时国家收入
的5.5倍(注A4)。这样的情形,这样的道理,我们今天的许多人已经不懂。所以
您用“不食嗟来之食”来认识中华民族,实是评价过高。再看看一百年后的今天
,我们那么多官员、买办,还有什么“洋货”“不吃”,甚至一个“洋屁”也要
传几手以多骗几个人。从婴儿用的奶粉到关系生老病死的医药,其洋货都称霸中
国市场,包括我所熟悉的人都在炫耀“我的孩子除了空气,从饮用水到尿布,吃
用全是美国货”。一个新闻节目中,有好几个国家领导人穿着各具特色的民族制
服的鲜明形象,也有我们大会主席台上清一色的标准西装,不知道出于什么要求
,总使人感觉不舒服,这是在国内。广东台报道过的由东方电视台采访的,上海
去日本的五万大学生为挣人家一口饭吃,凄惨得那有个人样。去东欧的大批移民
,人家开始是用手势比划着欢迎从机关枪下冲出来的“英雄”,却没想到仅几天
就得处处防贼。至于在俄罗斯,我们更是丢尽了这个民族仅有的一点脸面…… 反
过来说“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食嗟来之食”又有何不对?人是需要一点尊
严的。《礼记》中那位黔敖舍施时的鄙夷状,难道是每个人都必须接受的吗?而
正是这位“不食嗟来之食”的人使他不得不钦佩。“不食嗟来之食”也成为自孟
子到毛泽东等贤哲所提倡的一种民族精神。可惜的是,我们整个民族过去(近代
史)、尤其是今天,根本不具备这种精神,或者说,我们整个民族能有这种精神
之日,便是整个世界所有民族最尊重中华民族之时。被称为日本近代史之父的福
泽谕吉甚至认为有中国这样一个卑屈惑弱、无法无情的邻国实在是“日本国的一
大不幸”,“可以按西洋人对待他们的方法来处理?”□□又是何等严肃的挑战
!
如果您那句话是指“毛的时代”对待外援的态度,则是对那个时代的了解不够。
毛泽东早就说过:“不,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
要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就是这位毛泽东,远在抗
战时就曾努力争取过美援,但是人家不给他,反而在以后用它来屠杀共产党和革
命人民。1949年,美国支持的蒋介石垮台了,毛泽东从民族利益出发希望重建中
美关系,甚至内定了叶剑英为驻美大使。但美认定中共撑不下去了,反而“封锁
”、“制裁”,发动朝鲜战争,驶进台湾海峡,支蒋何机“反攻大陆”(并趁我
六十年代困难时作过几次尝试)。就此毛泽东仍没有放弃打通中美关系的努力。
1967年正值“文革”高潮时,毛泽东从一份美《外交季刊》上看到的当时在野的
尼克松一篇并不明显的文章中,敏锐地捕捉到将来可能的变化。有趣的是,1970
年他和尼克松不谋而合,几乎在同一天发出公开的信号……。此外,就在六、七
十年代,毛泽东也不止一次要求认真研究美国的政治制度……。准确地说,在老
一代领导人中真正受西方文化思想影响较大的,恰恰只有一个毛泽东,(现在那
些去过欧美、或者直接来自欧美的学者,张嘴就是”西方人读不懂中国”,明显
持一种拒斥的态度。可为什么毛泽东在西方有那么大的影响,尤其是美国那么多
学校、机构,那么多人在研究。在瞧不起英语、也轻视美国“快餐文化”的法国
,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曾崇拜过.或者仍继续崇拜着毛泽东的思想),同时能集中
国传统文化之大成者,也只有毛泽东,可以说,“毛文化”就是唯一影响较大的
中西合璧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文化。一些过于浅薄的人简单把去过西方“留学”
作为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标志,他们不了解尤其那批“勤工俭学”的革命家,当时
并没有条件接受西方文化。以邓小平为例,他跟人出国前只受过小学教育,在法
国也仅在巴约(也译巴耶)中学的小学班短暂地待一下,其余绝大部分时间,不
得不打工……。至其终,你从他身上、骨子里根本看不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同样
,在那一代领导人中,最少受苏联“斯大林模式”影响的也是毛泽东,他为摆脱
这个“模式”的影响,独立走出自己的路(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东方),一
直受到国外思想界,政治界极高的评价。尽管刚解放时,在西方的硬逼、又没有
其他任何可供选择的条件下,也是出于民族、国家的利益,不行不暂时“一边倒
”,争取仅有可能的苏援。新中国开国伊始,他去苏联一下子待了叁个月,就是
要搞一个“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并且是满载而归,尽管那些东西,在今天可
能不算什么,可当时为恢复经济也起了不小的作用。后来,当赫鲁晓夫要通过援
助来控制我们的经济、军事,政治时,他则是寸步不让。国家的独立,民族尊严
是半点也不能牺牲的。在东方有波、匈、捷的教训,在西方援助下则有更多的例
子,包括市场被全面渗入,民族工业被摧垮,金融被控制,乃至随意扶植傀儡政
权等代价,这样的“嗟来之食”当然是不可食,毛泽东之前的所有政权,没有一
个不是以牺牲主权的巨大代价来接受外援的。想一想1919年的“巴黎和约”。将
“战胜国”之一的中国置于何地,因而才助长了日本以后侵略的野心。1945年的
美苏又是如何对待已称为“五大国”之一的中国,正是他们的交易给今后的中国
留下了多少麻烦。我在“朱学勤郑州讲学散谈”中曾写道“一部打开国门的近代
史,也是一部依附于别人的历史,满清本期的新老各派政治势力是如此,整个民
国从头至尾也是如此”。
由于历史原因,我们党内为数不少的高级干部都有很深的苏联背景,(包括解放
后一直没有机会表现出来的资深人物),“如果毛泽东在五六年去世”(陈云话
),那么就为他们搞自己所习惯的苏联模式去除了根本性障碍,成为又一个最典
型的苏联‘卫星国',也只有从这里开始才理解,当年在庐山和彭德怀一起受批的
黄克诚大将二十年后有如此公正的评价:”毛主席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民联英雄
。”张茜和粟裕曾从不同角度谈过庐山会议时。留守北京主持军委工作的陈毅曾
收到赫鲁晓夫的信件,后者要他果断派兵包围庐山……重建新的中央(不久前也
正是赫在阿尔巴尼亚当面煽动彭反对“百花齐放”和“人民公社”)。当然陈毅
没有听他的,而是把信交给了会后回京的毛泽东。连彭德怀也看到的刘少奇62年
l月27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
反”。刘明确说,彭写的那封信是小事,他的主要问题一是里通外国,二是和高
岗联盟反对他(刘)。有些人还注意到彭在58年林彪升为党中央副主席前后的变
化。英国作家韩素音所着《周恩来与现代中国》中分析庐山会以时说:“想想看
,如果被放逐到四川的是毛泽东而不是彭德怀,又会是什么样的后果?莫斯科的
代表就会抬头,苏联就会以强力高姿态对付美国,莫斯科的一切指示,中国将遵
命而行。历史也将不是这样。”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毛泽东顶着苏联的压力,不
仅中华民族,连整个世界的历史都将重写。
这里提到的黄克诚将军,历史上几次受过毛泽东的批评,被人戏称为“老右倾”
,何况既有“庐山”挨整之恨,又有杀兄□□黄克功将军,因杀了怀孕的情人,
被毛泽东决定处决□□之仇,二十多年后被平反又居高位工作时,在一些人攻击
、贬低毛泽东时,他却在大讲毛主席的伟大是其他任何领导人所不能相比的。“
如果有人硬要说,他比毛主席更高明,功劳更大,那只能是开历史的玩笑”□□
这样光明磊落的胸怀,怎能不赢得全党全国人民的尊重,所以“利益,才是更多
人的首选'则不能包括所有人。费孝通,这位被毛泽东点过名的大右派,在邓的时
期被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在商丘福源集团的双八乡说:”我现在坐
在毛主席当年坐过的这把椅子上,但我并不是毛主席。很多人都误解了毛主席搞
人民公社的意义。中国落后、动乱的根源就是小农经济,毛主席搞互助组、合作
社、人民公社就是为了改变小农经济,就是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这位搞
农村社会调查出身的着名社会学家,认为今天的中国农村正处在”临改未改“的
关键时刻,而此时这个国家正在庆祝农村改革”辉煌“成功20周年。还有几位着
名的大学者,他们的文学或哲学代表名着曾受到有毛泽东或江青支持的”小人物
“、”年青人“的批判,在八十年代的翻案风中,多少人高度评价这 些被
批判过的专着及作者本人,他们自己却坚持认为当年的批判是正确的,不愿翻这
个案,而当年。他们并没有保证个什”永不翻案“、这大概就是人们所说的”君
子“了。不久前我也曾对一个战友的儿子说:”……总之,过去也不象叔说的那
么美好,我认为父辈的恩怨得失,也不能作为你们这一代人认识历史的唯一根据
,就象你今天也并没有以一个老板的立场来认识当今社会一样。“
最后,在民族利益和尊严上,我还想介绍一下,近20年中日关系中有关钓鱼列岛
、靖国神社等敏感问题的一点情况。
进入80年代后,日本一反过去惯例,首相和几乎所有大臣都在”8.15“终战纪念
日这天参拜靖国神社中的侵略”烈士“,而在85年8月15日中曾根首相亲率18位阁
员集体”正式参拜“了神社,这是”战后历史上第一次“,是向中国和整个亚洲
的严重挑战。前时,荷兰学者曾撰文严肃指出,对于二战罪行,为什么德国能认
罪(前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时,曾跪在犹太人的 墓前下跪),而日本人不认罪,
尤其在八、九十年代以来如此嚣张,这里也有中国的责任。就在邓小平78年10月
访日并签订中日和约时,在日本国会议员的叫嚣下,日本派飞机、巡逻艇登上我
国神圣领土□□钓鱼岛,此后,大陆以外的全球华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钓运
动“,还牺牲了生命。这”弹丸之地“不仅有丰富的石油资源,有重要的战略地
位,更有我们民族的尊严。这里,我原文抄录一段日本外相园田对78年8月10日在
北京与邓小平谈及”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列岛)问题的回忆。园田是这样向邓
小平提出问题的: ”说真的……还有一个问题 ……如果我这个日本外务大臣不
提的话,就无脸见江东父老…… “听我这样讲,邓小平就说:’我理解,理解你
,你尽管讲嘛‘。于是我鼓起勇气指出,尖阁列岛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再发
生以前那种’偶发事件',我无法交待。 ”邓小平微笑着摊开双手,说:‘上一
次是偶发事件,渔民追起鱼来,眼睛里就没有别的东西。那种事情再也不会发生
,绝对不会发生!’我当时真提心吊胆,只求老天保佑。万一从邓小平嘴里说出
‘不是日本领土,是中国领土',我就完了。“他挺了挺身子……然后说:’一如
既往,搁置它二十年、叁十年嘛‘。”他讲这话时,态度自若。我可受不了,使
劲地拍了一下邓的肩膀,说:’阁下,不必说了。'他在那里优哉优哉,我觉得全
身象瘫了一样。“(注28)任何中国人看到这里,都会无地自容。我不由得想起
另一个例子。鸦片战争中关天培战死后,在他仆人收领他的遗体归来途中,英国
战舰伯兰汉号鸣炮志哀,给他的敌人,但却是中国的民族英雄以应有的尊重。就
在园田访华二个月后,邓小平访日,10月23月,日本天皇会见邓小平。”日本政
府有关人士对这次会晤有些担心。因为日本发动侵略中国,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即
使讲几句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话也完全可以理解。“可是当天皇只是不疼不痒分
不清责任的说了中日历史上”一次发生过不幸的事情“时,邓小平点点头说:”
一点不错,我赞成。“(注29) 1972年9月25日在北京的欢迎宴会上,田中致答
辞时谈到这段历史时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对此,毛泽东在
会见田中时特别行出:”只说句‘添了麻烦',年青人不满意,在中国这是把水溅
到女孩子裙子上说的话。“(注30)被尼克松等西方政治家称之为”大气盖天“
的毛泽东,在民族尊严、民族利益上则是一丝不苟的。对日本是如此,在四、五
十年代对美国是如此,在五、六十年代对苏联也是似此。
四、毛泽东和周恩来、邓小平,几个涉及到的问题
正是中央电视台的十二集大型文献片《周恩来》上映时,其总编导(也是中央台
《东方之子》专栏制片人,《实话实说》专栏制片人,总编导)时间先生叁月二
号来郑州”越秀“讲学。他为自己担此大任,并因此接触最高当局较多而对于一
些政治、历史问题过于自信,也表现了一些勇气,譬如他曾要求把邓”永不翻案
“的话写进片子以平衡周恩来的违心的话、事,当然为当局所拒绝,也由此为在
座不少人所赞赏。但是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荒谬说法终于使我不能容忍。我的
发言首先说:”最近二件大事,一是纪念刚被当局定为’第叁个巨人'的邓小平去
世一周年;二是纪念周恩来百年诞辰。显然,后者遮天盖地的声势使前者黯然失
色,你们是达到了目的(不少人笑了,后者在影视、书刊上和社会上的纪念活动
一直到五月份,成百倍地多于前者)。但是时先生演讲中涉及的一些事实则需要
进一步准确。譬如时先生说,刚解放时,只是由于周恩来在全党、全国的
巨大威信方迫使毛泽东同意他担任总理的□□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周当时在党的
威信,可以从建国前最后一次、也是最主要一次党代会□□“七大”所证明。这
次完全是无记名投票选举的,由45名正式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按选票的多少
排列、毛、朱、刘、任、林伯渠依次为一至五名,而周则一下子落在二十位以后
。这是因为延安整风时涉及过去许多历史问题,使周的威信在党内受到很大影响
。而在党外五亿多中国老百姓中,解放初,除少数干部和知识分子,大多数人只
知道毛主席、朱总司令。
事实上。建国初确有人(如高岗)向周的总理位置挑战,正是毛泽东坚决支持了
同恩来。上述事实根据在党的“七大”文献和几个主要领导人的《文选》中就可
以查到。 “关于71年4月是否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问题和当年深秋是否派团出
席联大问题,周批了‘不邀请',’不派',而毛泽东则又批了‘邀请'、’要派‘
时先生认为这是毛、周’较劲‘,也是没有根据的猜测。已公开发表的毛泽东护
士长吴旭君回忆录说,对经周批过的外交部不邀请美乒乓队访华的报告,毛泽东
于4月6日已圈阅,但他夜里既使吃了安眠药也睡不着觉,直至还有十几分钟就到
个4月7日凌晨时才作出了'邀请’□□这个至今被外交史上称及‘石破天惊’的决
定,才有了‘乒乓外交'的佳话,而是否派团出席26届联大问题,也有基本相同的
情况,应该说,周恩来也是根据毛泽东一贯慎重的态度和不打无准备的仗的思想
安排的,只是毛泽东又在别人始料不到时,走出了关键的一步,每一次重大战略
转移时,都是如此。我也从时先生曾谈到的影片中,毛对周点破李宗仁卖假文物
是”投石问路“的故事为例,说明”周在一些重大问题的关键时刻前是不够敏感
的,在党内多次关键事件中除高饶事件外,其他如遵义会议,刘、邓派工作组,
林彪要设国家主席等问题上,周都是被动转变的。所以我赞成您引用朱德的话'总
理是个好管家',这次文献片将定调升格为’战略家‘是过于勉强的。我最后强调
:“海外的反共势力比我们聪明,七十年代后期,他们也曾配合中国当局荒唐的
'抬周压毛”,也确实欺骗了整整一代人至今,对此,邓颖超还是警惕的。周是毛
的长达40年的助手,否定了毛,又将周置于何处呢?或者颠倒他们的关系,岂不
是常识上的荒唐。现在他们又反过来,利用跑出去的一些上层人员提供的所谓“
大量材料”以证明,过去被整的那些人绝大多数是周亲笔签字、亲手安排整的,
而过去正是他们宣传说是周保的。过去他们歌颂周是最完美的,而今他们集中攻
击周的个人品质,什么“伪君子”、“两面派”、“最圆滑的官僚”、“中国的
铁血宰相”等等。总之他们的目的无非是要整体否定共产党。我们今天再没有必
要“故技重施”了。
在我旁边就座的省电视台新闻主持人在下面问我,那本以所谓周的“私生女”名
义写的《叫父亲太沉重》的真实性问题,我说,据我知道,是假的,包括攻击毛
的海外那几本书,手段都极其拙劣,例如那本《医生》,成百页的凭空捏造,有
的如《漂亮女人》。甚至连有兴趣阅读者都需要有足够了流的心态,否则难以读
进。□□对于我发言所谈的事实,时先生无法否认,只是客气地表示,他在今后
研究毛、周关系时,还希望能够继续请教。当最后一个发言者指责他们花了500万
搞的这部片子说那么多假话,“对得起良心?”时,时间回答说;“周恩来还说
了些违心的话,做了一些违心的事,我们就不能说些违心话吗?在第二天河南电
视台的《都市频道》新闻节目的报道中,由于只有我们发言的镜头,有些人看后
问我,是不是也肯定时间的讲演了,我想这大概就是传播的霸权了。不过,象这
样的”短兵相接“的效果,也说明一个时期以来摘乱人们思想的那些荒谬说法和
伦理观是不堪一击的。
前不久我去看电影《周恩来外交风云》,当影片再现1974年,8l岁的毛泽东在长
沙会见英国前保守党政府首相希思的场面对,画外音是希恩的回忆;他说:”…
…毛主席又对我说,’我们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那就是1997年我们要收回香港
了“!希思当即代表英国保证说:”1997年香港会有一个平稳的交接“。毛泽东
说:”我也是这样想的,不过到那时,我们(他指了一下周恩来)就不在了!□
□电影演到这时,整个影院的观众几乎是普遍的”啊!“了一声,似大梦初醒。
我问了一下旁边坐的人员是市工商局等单位包场的,他们原来居然不知道这是毛
主席在世时就定了的,国内的材料介绍中还多了一点就是”当时毛泽东又接着指
了一下70岁的邓小平说,‘具体事情由他们年青人去办啦',二天后,根据毛的指
示,周、邓又同希思进行了具体的会谈。在这前后英国两党都对无条件平稳交接
不持任何疑义。只是撒切尔夫人上台后,刮起一股强劲的右风、又欺负我国当时
为谋取西方援助在外交上的示弱进行蛮横的挑战,几经交锋,双方最终也都做了
一些让步,其中有些东西我是有不同看法的,譬如在中英《联合声明》中作了五
十年不变的承诺(这就是今天英国口口声声严格关注的责任,俨然是以半个宗主
国的身份说话),此时香港作为西方过去封锁我国时的特殊作用已经完成。一些
人认为,比较大陆目前不伦不类的状况,保留香港一块资本主义,也不是更坏的
事。问题是,香港今后的道路,是应该有香港人民自己选择的。“不变”及其香
港不向大陆交一分钱的规定,只是保证了英国等西方国家的利益,除了已有过的
特殊作用,’香港的繁荣‘并非就是中国的利益。
此外,尤其是不该把“七月一日”□□即我们已宣布为非法条约中曾规定的日子
□□作为交接的时间,英美导人,把它视为所谓“历史的连续性”,实质上就是
维护其殖民主义的尊严,却损害了我们自己的民族尊严。后来,我在各地广泛的
接触中,发现相当多的有识之士都十分敏感这个耻辱的日子。我前面已批判过的
总参那位年青的司机,也熟悉这些东西。听他边开车,边评述军史、党史中一些
看法,真感到其水平高出许多高官、高级知识分子。在饭后,送我们回去时,我
鼓励他说“你应该在军事上继续深造。”就他来说主要是环境的影响。他在这里
开了12年车,经常接触过去身经百战的老将军,得益非浅,他告诉我们,这些老
将军,包括现职大部分军队干部至今仍是极为崇拜毛泽东的,(也使我想起许多
写毛泽东和将帅关系的系列书中都提到,在1980年前后那股攻击、贬低毛泽东的
风潮中,当时全部将帅没有一个参与其中。随后,许多将帅发表的回忆录和文章
,反而特别强调自己是毛主席的学生。今年“八・一”晚会,在各军、兵种汇演
的节目中,歌颂毛泽东以及那个时代的歌曲、样板戏占极大的比重,和目前官方
正大搞的学习邓理论的气氛大不一样。军内外许多人都懂得毛泽东是这支人民军
队的魂和精神支柱。在将来的政治变化中,恐怕也不能不考虑这个因素的影响)
。他们还对近年一些军事题材电影不实事求是十分不满。说“邓小平当年不就是
一个部队的政委嘛!”
这就又要谈到邓。去年我曾记述了公布邓去世当天的一些反映,对此您和您的同
学十分反感甚至怀疑。本来,这不应该成为问题,因为,在官方至今大规模的宣
传中,除了一些在任何时期都是趋炎附势的政客、文痞外,如此的宣传对一部分
年青人总是有作用的,也是很正常的,但是,为了说明问题,我还是再向您 介绍
一点具有社会普遍意义的东西。去年邓刚出世后,郑州一雕塑所在国际饭店旁边
石桥西栏杆上立了一个邓的半身黑色塑像,随即被来往人们吐得一塌糊涂,几天
后不得不锯掉,这是在市东部。至今在市中心“东方红”影剧院旁边的38路汽车
牌上,由于其牌背面上有“高举邓……”的口号,倾泻在上面的唾沫、鼻涕无以
数计。多少场雨雪,包括前时二场使郑州淹了的暴雨都冲不净,至今仍有许多处
痕迹,而旁边近十个其他公交牌都干干净净。在西郊嵩山路市公用事业局门口10
3路牌边,立有一幅带玻璃柜的叁代领导人画像,其中邓的脸部经常有这些不干不
净的东西,而右边毛主席像上却十分干净,像天天有人擦一样。香港一家报纸驻
河南负责人一次来参加讨论会时,先谈了来时所乘601路双层公交车上的感受,说
一个老太太因司机不许他从前门下而愤愤的说了一句:“你要是当上中央领导,
比邓小平还坏!”一下子引起上下两层来客的兴奋议论……。春节前我和会计在
交通银行等待办手续,一堆人正议的话题就是邓,其中一个电信局的老同志说:
“……局党委书记在专门召开职工大会上讲,邓小平已经写进党章啦,以后你们
不要再乱骂啦,看来头头们也知道群众都在骂邓小平”,其他人插话 说:
“他们自己也经常骂,以表白自己没那么坏”,“写进党章也没写进宪法,不是
党员他管不了,照骂不误”……那位老同志又说:“我说,邓小平最坏就是把人
弄成不是人啦!”。我插嘴接上称赞道:“这位老同志说到点上啦!”去年四月
份,我在省农大动物医院给狗看病时,和几位教授谈到时局时,他们也和上述老
同志有同感,并极其感慨地说:“经济上问题再大,我们咬咬牙也能挺过来,可
以后收拾这个烂摊子,最难办的是已把整个社会槁成这个样子,把人一个个搞成
这个样子”。其中一位教授还把对邓的评价定位在鳌拜和李鸿章之间。我还想举
一个“集体测验”的例子。那年电影《大决战》上映,广电部一副部长带着所有
特型演员到郑州市中洲影剧院参加首映式;由古月带头,从文化路下车走向剧院
时,两边挤满了群众,鞭炮齐鸣,我身边许多人竟被这位假“毛主席”所影响气
氛感染得哭了。当这些演员在舞台上□一表演时,掌声最多的,除“毛主席”外
,还有“陈毅”,而扮演“邓小平’的卢奇表演后,在场几千人居然没一人鼓掌
,卢奇好象也习惯了,也许是当时”六・四“刚过去几年,人们对他的情绪还没
有下去。□□□这是在社会上偶然碰到的现象。
在我的工作、生活、活动的范围内,以及有意主动接触的,则可以举出更多的例
子。从工农群众的:”我恨死他啦“一类朴素的感情到高级干部正式报告以外的
随意谈话,从科学家、教授到军警乃至满街跑的出租车司机,只要你打开话题,
人们的立场都十分鲜明。但愿我们有机会能一起到社会上(无论是最好说的北京
,还是您那最喜欢玩的南京)有意的接触一下,也就解决了你我周围不同的矛盾
。可以说除了学生(它也不成为一个阶层)今日社会各阶级、阶层,多数人的倾
向是十分一致的( 89 年”政治风波“时,从北京的200万人游行到各地不
同规模的反应,党政军民学,工农商学兵各行各业,不论当官的还是老百姓,有
钱的,没钱的都一样的喊出打倒邓的口号,在历史上是仅有的。”六・四“镇压
后,至今海内外绝大多数人都是不服气的,那么又有多少人会转变对邓的态度呢
?)。和广大工农群众至今仍崇敬毛泽东的思想感情不同的一些”知识分子中,
有不少人反毛,也有更多人反邓。不同的是对毛泽东,不管是恨他、批他、评他
、谈他,论他、敬他、爱他、崇拜他,则都愿意谈毛,有些人还借此来抬高自己
的身价。我几乎每周都要逛书店,也几乎每次都能看到新的写毛的书,据说93年
毛泽东百年诞辰对,就出版了六千多本(篇)纪念着作。就此,不少学者还感慨
,尽管国内外都有起伏,但国外的热度一直高于国内。过去讲一部“红学”养活
了多少人!现在若比较“毛学”的规模则是微不足道的了。尽管其中也有不少歪
曲贬低者(尤其是官方出版的《选集》、《文集》、《文选》、《文稿》、《笔
记》等,完全是荒谬的“六中全会”的调子进行严格筛选和整理的。最近据说有
了一本未经官方批准出版的《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第叁版)>的笔记和
谈话》,有一千七百页之厚,而美国也早出版了英文版,但中国官方却严格控制
)。但几乎所有的人都承认,毛泽东在工农群众中的威信,仍然是最高的,用梁
晓生的话说,在老百姓看来,中国人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平民的上帝。而且对知
识分子视他们的这种情感为“盲目崇拜”是极为愤慨的。
但是除了御用文人,那些学者们却不屑于谈邓,这还不仅仅是邓的文化水平不高
,无什么东西可谈,就如最近中国着名的持不同政见者汪淇生在一份访谈录中所
说的:“当然更不必提邓小平了,文革中他给毛泽东写信,肉麻地吹捧林彪,后
来又信誓旦旦对毛说:承认错误,永不翻案。华国锋接班后,他上书吹捧华。”
那夜农院一位老朋友还在电话中给我念了1966年10月24日邓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
讲话,其中他对文革评价之高,远非红卫兵的“水平”所能相比,他对林彪政治
上的吹捧、尤其是自己态度,是真有许多道不出的味道的!这些,包括他那份写
给毛择东着名的“永不翻案‘”的信件,都曾作为中央文件发到全国。政客、文
人们可以隐瞒、回避,却仍减弱不了它的影响,至今连那些工人家庭出身的出租
司机都能将“永不翻案靠不住”、“翻案不得人心”的毛主席批邓语录背得烂熟
。有一次几个人在谈到邓的最大特点即实用主义时,有人念了一段周恩来67年3月
份在军以上干部会上讲话:“还有邓小平……革命战争年代,他担任了七年政委
,在福建有一次战斗打得很紧张,他借口汇报逃跑了。解放以后,莫文骅中将揭
发了他,他把人家打成反革命,现在才平反”。大家也都十分熟悉的他在广西、
上海那些问题,然后比较毛泽东转战陕北那种在极危险境地时的气魄,真是邓远
远无法相比的。有人说:“毛主席当年开辟井冈山根据地时,如果有邓小平这么
”实际“□□中国的历史将彻底重写。
从党的”一大“后到”六大“前期,毛泽东多次遭受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排斥、打
击、撤职,甚至面临开除党籍。在那个残酷的年代里,还因此将有生命危险,但
毛泽东从没有留下任何影响自己尊严的态度、文字(检查)。包括当时反对他的
人也无不认为他是一条硬汉子。毛泽东坦荡、大度,在他在江西最困难的日子里
,尤其是在”宁都“等会议上那么使颈整他的人,直至解放后,毛泽东仍重用他
们。有的(如周恩来、朱德)和他相依为命至死。李宗仁对落介石说:”毛泽东
最厉害的一手,就是不计前嫌。“这也和苏联斯大林时代(将过去对手在肉体上
□一消灭)完全相反。陈毅说:”我九次反对过毛主席,但我都认识错了,毛主
席也允许我改正错误。“包括他在内,他们在文革中必不可免地受到冲击时,还
是毛主席为他们一一说话。和你们的感觉不一样的是,西方学者和现在许多工人
群众从不同层面,都认为毛泽东对他那些老部下过于宽容,人情味太浓(莫・迈
斯纳的《中国史》认为,”无论如何,这些毛泽东现在深恶痛绝的官僚主义者曾
经是他的革命同志和革命干部“,”他宁可相信,大多教人是可以改造好的,在
思想上是可以被重新塑造的,并且能够重新成为革命者。“以至为今后政治的变
化留下太大的麻烦。而今日不少工人说得最好听的也是:”还是怨毛主席对他们
心太软!“,”刀子嘴,豆腐心“□□搞政治,不可避免要整人,无人例外。而
且不整坏人,不整乱整人的人,就是支持纵容他们去整好人。问题是整什么人,
什么样的问题,整到什么程度。例如在延安毛泽东批准处决黄克功将军,那是把
那位受害的普通女人当成和黄一样的人尊重的,当时毛泽东还写一封信在处决前
当面念给黄听,黄死得服气。解放初期杀刘青山、张子善,谁为这二个”功臣“
、也是大贪污犯说话都不行,至今没任何人翻这个案。
但是在政治上,从延安的肃反到文革,毛泽东却一直主张:”一个不杀,大部不
抓。“被他点名批判过的王实味,在转移中被杀后,他痛呼:”还我王实味!“
一份64年西楼政治局会议记录曾记述了在”四清“对待错误的干部问题上,毛泽
东是如何反对刘少奇、邓小平、刘澜涛的极左政政策的,尤其是对邓小平要把犯
错误干部搞的”倾家荡产“,”否则他们就会承像挤牙膏一样,总是挤一点少一
点“的主张,毛泽东甚至说:”总是挤一点少一点嘛“。据毛泽东亲口对斯诺所
讲,以及薄一波《回顾》,毛、刘的分裂正是从64年”四清“中刘的极左的整人
政策开始。其实,刘的整人在党内是很有影响的,土改时他的”村村放火,户户
冒烟“的残酷政策就受到过通报批评。至于邓所整过的原属张国焘部下的那些将
军几十年后仍怕他。57年的”反右“,从动员到具体掌握运动的进度、力度,一
直到审批,他都是挂帅直接指挥的,其扩大化应有他很大的责任。这次寄给您一
份他当时关于知识分子的讲话,以此和毛泽东反右前后的讲话作一对比是有益的
。在文革初期,刘、邓大整学生,使毛再也不能容忍……而对待群众、学生闹事
,毛泽东历来主张先检查干部的官僚主义,同时正确对待群众的情绪,例如修长
葛机场的拆迁问题引起群众不满,毛泽东坚决反对用强制手段,并说:乌鸦飞来
飞去,还要有个窝,你把他的窝戳了,它住哪,”你邓小平就没有一个窝“。就
是对邓小平本人,也是一而再,再而叁地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68年邓给毛写信
,高度认识自己的错误,要求做点党内工作,毛泽东在12中全会上就为他说话。
73年邓给毛又写了那个着名的”永不翻案“的万言书后,毛泽东力荐以重任。当
毛泽东最后深知:”永不翻案靠不住“,’犯路线错误的头子难改后‘,仍对邓
:”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可谓仁至义尽。张国焘投敌叛党后,立即发表声明
恶毒攻击中共和毛泽东,就此毛泽东仍力排众议,让他的妻、子去和他团圆。八
届12中全会将刘少奇正式定性后,毛泽东将刘的孩子们都接到家里吃饭,关心他
们的工作、生活。这样的例子太多啦。您如果遍读如今太多的回忆录,您必将比
较出这样一个结论:在近现代主要历史人物中,尤其是在共产党所有着名人物中
,毛泽东是最富人情味的,这一点连许多西方人都有很深刻的感触(见《毛泽东
与美国》等书),有的甚至认为,毛泽东是”所有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中最富人
情味“的。他看京剧(白蛇传)时,旁边一卫士发现他鼻子动……就赶快轻咳一
声,提醒他,但却再难以挡住他从眼泪到全身的”投入“……。他对”白蛇“受
压的同情,对”小青“反抗的赞赏是那样鲜明,”法海“则恨到上台接见时忘了
自己领导人的身份不去跟人家握手。□一这些”小东西“很多,也很能说明毛泽
东丰富真诚的情感世界,这是在其他领导人那里很少看到的,后者要么只是作为
领导人需要的理智,要么”投入“也不失控。有的诗词也有功底(如董,叶),
则从不具备有毛泽东那样典型的诗人气质和充沛的情感。像毛泽东这样,即使执
政27年中,也一直站在平民立场上,这可能是世界历史上仅有的一例。
去年九月九日,南街村和市收藏家协会在省博举办了一个”毛主席像章展览“,
我是听说后约几个朋友第二天一起去的。别人告诉我:”昨天开幕时,毛新宇来
了,一下汽车就被认出本,’毛主席的孙子来了‘以极快的速度传开,附近大路
上的行人,对面紫百大楼的顾客、营业员们都过来了,成千上万的人把博物馆大
院都挤满啦,又把门前大马路都堵断了,毛新字也被挤人们挤的满头大汉,一位
靠近他的老太太在别人的帮助下,亲切地为他擦了擦汗,好多人都哭了……。展
览厅内庄严、肃穆,如有人轻声议论几句,马上就围来一大堆人,有人说;“来
这都是好人。就如在一些城市出差,一些中老年人只挑挂有毛泽东像的出租车坐
,并说,司机至少是想学好的一样”。在展厅内各处所置的许多留言簿里,写满
了各种身份、年龄人的各种话语誓言、诗词,其中给我最深刻印象的是署名“纤
夫”的一句话:“中华民族对人类的最大贡献就是诞生了毛泽东!”去年在北京
,一位政治家这样一句话也是相当有份量、并具有极其重要的现象意义的,他说
:“置于历史长河中,对毛泽东的评价再高也不算高”。一些当年“四五”英雄
、“民生墙”斗士、“广场”领袖说,在对待毛泽东问题上,他们思想反复过多
次,也终于认识到、包括他们过去认为是毛泽东的错误的,放到一个更高的层面
上来认识,恰恰是毛泽东伟大之处。结论是解决中国的问题,整合今日之中国,
唯有用毛泽东的思想。在谈到一些知识分子总是用那些俗不可耐的调子来议论毛
泽东时,他们轻视地说,“这些文人充其量也难以望全这位’巨人'的脚背”。毛
泽东去世后,社会党国际主席、前西德总理勃兰特的声明说:“……对一部分人
来说他是希望,对另一部分来说,他是永久地挑战,两种情况都将继续下去,以
后一直是如此”(注11)。毛泽东生前是不喜欢社会党的,也如他多次点名批判
过的铁托,后者则高度评价毛泽东是巨人中的巨人。特里尔说,事情总是这么奇
怪,五十、六十年代诋毁他的政府,1976年却对他的赞辞最多(注12),有些领
导人甚至说他是人类历史上一千年才会出现的一个天才(注A22),美国影响甚大
的《新闻周刊》当天发表的社论标题就是《历史上最后一位巨人》。是的,从人
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条件来看,像毛泽东这样巨大而深刻地影响过世界历史的巨
人,是恐怕不会再有了,但他的遗产留在这个世界的各地,无论是最发达国家还
是暂时落后的国家,其社会的进步都不断地从中受益(例如:美国在经济管理和
司法制度上的创新,国外学者总结法国经验的“七、八年来一次”,以及一些第
叁世界国家正总结的教训)。他的遗产也留在许多大哲学家、学者的“武库”中
(例如今天大多数学者张口、闭口都离不开的福柯,有人干脆点破:“福柯的思
路本身即与毛泽东思想一脉相袭”,此例甚多),以继续对现代社会的批判或用
以对新世纪、新时代、新社会的开拓。还留在那些拒不投降的革命者永不熄灭的
火种里……而他的遗产更多是留在他的祖国的土壤里,尽管这块土壤如今已绣迹
斑斑,遭受着几千年历史上从没有如此严重的污染和破坏,也正是这样,他的人
民还需要再从毛泽东的遗产中吸取力量,以奋力改变自己的厄运,在这场空前的
浩劫中获得新生。这正是我们的希望所在。
回头,我们再谈一下邓。某研究所所长是这样总结邓小平去世时各地、各方面的
反映的:“北冷南热,农民摇摇头头,工人笑呵呵……”。他解释道,“南热”
主要是指深圳一些沿海城市搞了一些纪念活动,“北冷”则尤其是指北京人十分
冷谈(今日文人则圆场为:“比较毛泽东逝世那些日子”,“不是悲天恸地,而
是平静”□一见《交锋》),那么“笑呵呵‘的工人一定就是你们同学们听说的
疯子了,可在郑州还经常有这种情况,如在一些群众场合谈到有人反对毛主席,
就有人接上说:”你叫他到工人中去说说,马上巴掌都掴到他脸上“,而这样的
事也确实发生过。一家报纸主编曾向我们介绍了梁晓声这样一个说法,意思是,
不管你说毛泽东犯了多少错误,但至今,人民还把他作为自己的领袖,而邓小平
,不管你怎么高度评价他是什么政治家,人民却不认同他是领袖,这个”领袖“
是要人民认同的。梁晓声还谈了个小故事,说在他家住的一个来城打工的年青人
,有一次眼睛死盯住画报上邓小平抱着小孩子那张着名照片,他盯住的是那位小
孙子脖子上那根金项链,梁对他说:”小孩子带的都是假的“,那个年青人却说
。”他们,还会有假的!“一一这话,分得多清,说得好重啊!一个政治家的政
策,总会有一部分赞成,有一部分人反对(当然,归根结底是多数人,少数人的
问题),但是如果执政的人利用自己的权势为自己家族捞取巨额利益,就是在开
明的封建社会里也要受到惩治,尽管有些是在死后才受到清算的,就是资本主义
社会中也难以容忍这类丑闻,而且是一经揭露就臭不可闻,广大人民唯有对此是
最深恶痛绝的,更不要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名誉是绝不
能有这样的罪恶的玷污的,换句话说,无论中国今后走什么道路,曾执政过的领
导人如有这样的罪恶是早晚要彻底示众于天下的,多拖延几天,无非多增加几个
殉葬者而已。到那时再回顾我门在今天的为某一个人的评价所作的争议,则一定
会感到可笑,却不是没有意义的。
6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关闭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海外早就这样报导过
邓楠、邓质方的”中创“利用批文,到处圈地所进行的无本万利生意,”中创“
在上海与静安区创资办勾结设立'南京西路商业发展总公司',把整条南京西路的
店面土地都霸占了,一夜之间成为上海最大的地主,西至愚园路和静安公司,东
起西藏中路与人民公园……然后以地主资格把闹市土地租给外商,收益达天文数
字。”中创还在浦东外高桥保税区、陆家嘴金融区同沪市土地局签约……霸占大
片土地“。如今官方称”中创“投资公司已无力偿还债务,明白人自然明白,这
钱早就弄走啦。几个月前,中央极不正常地解散了”中国有色金属总公司“,逮
捕了观任头头。海内外都熟悉”中国有色……“是邓家大女婿吴健常长期掌握的
,邓林几天之前(7月6日)在香港答记者问时说:”吴今年初由中国有色金属
总公司调到冶金部任副部长“。也就是说,吴一出来,这个公司就烂掉,成
为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被国家解散的部级公司,难道报道中所说这个公司长期
存在的问题都与吴无关。海外宣传吴手中掌管着八百个亿,至少今天无法证实,
但他兼任董事长的极为庞大的深圳联合公司,以及他在香港大搞的金融、期货都
常有惊人新闻。去年郑州铝厂为他拿走一亿六千四百万元的现金(留下白条)的
”小事“弄沸沸扬扬,最后又说是给了”残联“,既邓朴方。前几年就他在澳大
利亚的私人矿山亏损几千万元后又转嫁到国营企业中一事也曾引起过海外大曝光
。 去年邓去世当天,中央证券委对《琼民源》停盘,一直到今年叁月作初步处理
,也抓了几个替死鬼。搞股票的人大都知道,因为邓朴方、邓楠的各一家公司是
《琼》的大股东,前二年《琼》似疯一样,几十倍、上百倍的暴涨,多少人趋炎
附势,如今连本也荡然无存。一一这是邓去世后中央开的叁刀,加上前年,也是
在海外媒体炒的火热和美方压力下,撤了贺平(毛毛的丈夫)的总参装备部部长
职务以及”六・四“后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撤销邓朴方的康华总公司,算是对
邓家全部五个子女各自部分”地盘“都多少触动了一下。其个人都还没有直接触
动。邓林”七・六“讲话专门讲了她的宝贝弟弟邓质方”有的说他给抓起来了“
, ”全是假的“”仍在四方公司工作“,这个”四方公司“海外早就报导过是邓
质方、周北方同李嘉诚用四十亿港币组建的,王府井行贿二千万美元等丑闻,不
都是”四方'的政绩吗?“说到和周北方,《天怒》中不揭露过他们用首钢”改革
“的”伟绩“□□在法国购买的钢铁厂进行巨赌吗。就是首钢,用叁亿美元收购
价值一亿美元的秘鲁铜矿,再付800万美元给美顾问公司为酬这类丑闻,不都是他
们这些公子哥儿思想解放的真景吗。邓继《南巡讲话》以后,又乘兴在周冠五(
北方之父)陪同下在首钢巡视,发表许多指示,海外也高称为”北巡讲话“。奇
怪的是,至今却被官方回避了,实是耐人寻味。不管怎样,北京和海外都十分关
注邓家少公子的动向,北京是传要对邓质方正式开一刀,以平息一点民怨、民愤
。海外则传在老夫人”自杀“的压力下,已放他出境,不准回来□□这些传闻也
无法正式证实,而且证实恐怕会造成骚动,同时对邓本人的评价也就会完整地标
上了句号。但是,对这二十年的”改革“的认识和评价则不会这么简单。
五、可以”撇开一切“,去发展经济吗?
您的这个想法,正是这场”改革“二十年前开始时的主要思路,只是那些政客、
文人没有您那么率直的表达罢了。应该承认,当时的多数人是愿意接受这个思想
的。经过20年的实践,我们是在承担了人类社会历史上十分昂贵的代价后重又回
到这里来总结这个教训的。自五月十日起,《粤港信息报》用十多个大版、醒目
的标题、引人的照片和版面安排,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从改革的历史方位、宪政
、法律、公正、伦理、道德、传统、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哲学、历史、文
学、美术等各个方面对20年改革进行了批判的反思。其中何清涟打头阵的文章《
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就明确指出:”我们现在这种以经济发展为最高导向的改
革方略就颇值得检讨。“相同于您的思路,人们20年前就开始的”撇开一切(但
不一定相同于您可能所指的内容,我下面的批评涉及到的内容均不是指您)正是
这一”改革方略“的必然,首要的选择。而”只要把经济搞上去,其他问题都好
解决“□□则是这一”方略“的承诺。这叁点又有一个共同点是,都把经济发展
视为高于一切的首要位置(这可能也是你您所提出问题的出发点)。这个思路是
否正确,二十年的实践还能告诉我们一些什么,我想就其中几个问题谈几点不同
于官方宣传的认识,有些还需要对”改革“前后二个时代进行一些必要的比较。
1、几个应该纠正的认识:
一是把经济发展视为社会发展的主要目的,什么”社会主义就是发展生产力“,
那么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是不是也发展过生产力?如果只把经济发展视为目的,
在这个前提下联系中国的经济基础水平,我们为什么要选择社会主义?如果要选
择资本主义,是不是也需要先确立资本主义代议制民主的政治框架,包括真正要
选择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们,也认为必须先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这也是资本主义
历史的发展规律)并把目前改革进入”死胡同“后唯一的希望也寄予此,或者把
20年没有走出来的症结也归之于此。这就是说,不管什么道德,撇下开政治和其
他社会问题,当然,选择什么样的道路,符合什么人的利益,又有什么样的前景
。将另当别论。社会进步的核心只能是人的解放,是人的自由的、全面而又健康
的发展。其中当然包含有经济的发展、物质生活的提高这样一些必要的条件,但
决不能以对后者的强调来损害、牺牲前者,把人诱变成畸型发展的经济人(或叫
市场人),那就不再是人,这就是说,对经济发展的过分强调、包括放在首先的
位置,都必然是牺牲社会进步为代价的、以牺牲人为成本的。
应该纠正的第二个错误认识是,它只用、或者主要用经济发展”这一把尺子“来
衡量社会的先进和落后。八十年代初,当人们刚开始荒谬地把一个国家的经济、
财富等同于社会的先进时,另一些人马上就举出西亚、南非等相反的例子。我曾
举过罗马帝国等例子,邱吉尔也曾谈过罗马征服英伦时的富裕。近年出土的□□
玛雅村落,其富裕程度令今人都惊讶,不也照样覆灭。有人总结过,中国的汉唐
盛世都是在经济繁荣的颠峰上猛跌下去的。就在本世纪初,俄国斯托雷平用无数
绞刑架拓开的、称之为”第二次解放“的改革,曾使工业利润增加了二倍。半个
世纪后,伊朗”开明“的巴列维王朝的”白色革命“其经济的高速发展也曾得到
西方高度评价并寄予很大的希望,但俄、伊的”改革“都伴随着一个致命的”恶
性瘤“一一腐败,却激发了翻天覆地的”红色革命“和”黑色革命“。直到97年
,中国还在一些出版物、论坛上和西方一同高度评价印尼改革的经济成就、”极
了不起“的竞争力,一些学者将它推荐为中国学习的榜样,但一场东南亚的金融
风暴就使其露了原形,33年前在美同纵容支持下屠杀了50万共产党及群众的”功
臣屠夫“苏哈托也被迫下台。但事情却不会就此完结。令人注意的是,印尼的”
第一家族“、”太子党“、官商勾结、贫富差距,尤其是腐败问题,和中国有着
惊人的相似,(今日就苏氏的血腥的发家史,美国还说几句人话,可中国,则应
一句人道话都没有,岂不令人费解)。
鸦片战争开始的中国的屈辱近代史,恐怕也不能简单归结为”经济落后和贫穷“
。”至鸦片战争前的1830年,中同制造业在整个世界制造业所占的相对份额为29
.8%,而整个欧洲才占到刘34.2%(注A1)……到1850年,中国仍然是世界的头
导经济大国,之后才被英国超过“(注13)。即使在国际贸易上,”在十九世纪
的最初十年,中国的国际收支结算大约盈余二千六百万”,”但从1828年到1836
年,从中国流出了叁千八百万,使国际收支逆转的正是鸦片(注14)“。也正是
中国许多官员、商人和洋人的勾结,用中国人的钱为英国人进攻中国准备了经济
实力,”最坏的看门人“正是满清王朝,”海关从鸦片 得肥,皇帝从海关
得肥(注15),贿赂行为……侵入了'天朝'官僚的肺腑“(马克思《鸦片贸易》
)□□这才是鸦片战争最本质的败因所在。再以和东洋人的第一次大较量□□”
甲午战争“为例,直到战争前一年,日本”全部工业资本为七 千万元(注16)“
,之前1880年,在世界制造中的相对份额,中国为12.5%,日本为2.4%(注A2)
。当时日本农村许多家庭的收入甚至要靠大批到中国和东南亚各国卖淫谋生的”
南洋姐“寄钱回来(注18),也就是说,日本人并不富有。战争开始时,日本全
国海军有千吨以上军舰21艘,最大的”吉野“等舰都是四千多吨,而中国全国海
军有千吨以上军舰31艘,”定远“,”镇远“等舰则各是七千多吨,且大都为德
国、英国所造,许多”管带“(舰长)都是在德国等留学的。但临战时,”军械
所历年所储枪炮多被监守盗卖。及东事已起,犹抢出不合用之前膛枪子,卖与日
本,得银14万两,局员朋分,而李鸿章为之补给领字。外间并有传闻,李鸿章有
银数百万,寄存日本茶山煤矿公司。伊子又在日本各岛开设洋行叁所“(注20)
。整个战争过程中除丁汝昌、左宝贵、邓世昌、林永升几个将帅以身殉国外,大
部分将领均贪生怕死之辈,许多战机甚至也因嫖娼吸毒所误,他们投降还怕”空
手“、”日本人要发怒“……这样腐朽的国家、腐败的官员,即使经济实力再增
加十倍,只有败的更快之理。
历史上暂时弱小贫穷但奋发有力的民族、国家打败强族、强国的例子,法,英、
俄、美等国的历史中有,中国现代、当代中也有。决战前的国共两党的经济实力
、军事装备上如何比较?而中国同在朝鲜战场上的对手是刚刚在”二战“中发了
横财的世界”首富“美国,以及大多为富国、强国的英法十六国,其财力、装备
又如何比较呢?五十年代朝鲜战 争爆发后,骄横的”麦克阿瑟宣布联合国军将
挺进东北“,”美国已公然呼嚣:在历史上,鸭绿江并不是把中朝两国截然分开
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六十年代越南战争时,”炸弹几乎快丢到了中国边界,
美国还威胁说要把战争扩大到中国(注21)“。毛泽东说:本来我们一心一意想
搞建设,可世界上有些事情是不以人的意志转移的,人家要打,那我们就奉陪到
底。那个时代的人都还记得陈毅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的那些话,”要打就早打,我
头发部等白了“,也正是经过或者非得经过这样几个回合的较量,我们打出了一
个进入七十年代后,再没有任何强国敢于冒犯”毛的中国“,这是近代史以来从
没有过的局面。完全可以说,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几千年历史中中国在世
界上影响最大、”知名度“最高的时期。刚过文革初期高潮,从69年开始,法、
加、美、英,意等一大批西方领导人纷纷来”紫禁城朝圣(西报戏语)形成建国
后无论质量、数量上都是最大的一次建交高潮,并在二十六届联大上,绝大部分
西方国家临阵对“山姆大叔”倒戈而支持中国。深受全球左翼运动打击之苦的当
时世界上第一号“反共头子”尼克松总统当面对毛泽东说:“主席的着作推动了
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注22)”。田中首相回日本后居然在国会上使用了
这样的话语:“毛主席谆谆教导”。招致右派一片攻击。龚忠武博士公平地说:
“既然要打仗,不付出代价行吗,我们不能要求毛泽东一方面打仗,一方面又把
经济建设好。”但是毛泽东,也只有毛泽东一方面打出来一个天下,又打出来一
个国际地位,另一方面则以世界上罕见的速度为中国奠定了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
础。“解放前的中国”,在国民经济中,旧式农业和手工业占90%,全国年产钢
量15.8万吨,人均占有量不到1公斤。(注24)“在毛泽东时期,工业总产值增长
38倍,重工业总产值增长90倍(注25),其工业化的速度大大超过了世界上发展
速度最快的德、日、苏等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以小于比利时工业规模的
工业开始,在毛泽东时代结束时,却以世界上六个最大工业国之一的姿态出现了
”(注26),至今也没有超过这个地位。
毛泽东去世后,“以他为代表的一个时代结束了”(社会党国际主席,前西德总
理勃兰特声明),比之而起的是一个长达20多年的保守主义时代,针对“毛的时
代”,“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基调,这个时代则弹出了“
和平与建设”的温柔美丽的旋律,还是让我们不太懂事的孩子们来感受一下“和
平”的温馨气芬,让整个世界的人民来盛享一下“建设”的果实。据联合国安理
会主席98.6.29声明:“今世界约有50多个国家的儿童仍在武装冲突中遭受苦难”
,“过去10年……使200万儿童丧生,600儿童受伤,100万儿童成孤儿,1000万儿
童流离失所,1000万儿童遭受严重心理创伤”。据51届联大宣布:“富国更富,
穷国更穷,其收入的差距60年代为30倍,90年代为150倍,赤贫人口十叁亿,比9
0年增加叁亿”。据96年世界粮食首脑会议公布:近20年最发达国家由74年的29个
增加到48个,第叁世界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口(联合国绝对贫困线为每天人均一
美元)增加了40%,约占总人口的30%以上“,同时新自由主义使美国贫困人口
从9%上升到16%(注27)。” 在这个时代开始时,中国经过近30年的艰苦创业
、自力更生的建设和省吃俭用积累起来的底子已远非昔日所能相比,也为后人的
经济建设打下了一个容易得多的基础条件,可自此后,中国的国际地位反而又向
另一个方向转变。
作为“地缘政治”主要对手的日本国,从七十年代末中国的转向后,其国内以“
礼赞毛的中国”为主要代表的日本左翼势力也从六七十年代可经常动员千百万人
之力量迅速退潮,至九十年代,一些主要左翼政团甚至濒临解体,右翼势力则呼
啸而上,大放厥词,大伤中国、亚洲,大拜“靖国神社”、大登钓岛。前时来越
秀讲学的李慎之曾谈到,他在南京大学时,学生们公开攻击“卖国求荣”的政府
。其实,早在85年的“八一五”学潮时,学生们就把攻击矛头直接指向邓小平及
其他78年10月的访日……。近20年来,我国官方对日本右翼势力挑战的反应,大
大低于朝、韩,东南亚各国和海外华侨,曾引起全球华人极大的不满,中日交往
中又留下许许多多丧失我民族尊严的丑闻。尤其是在那次作为总书记客人的日本
叁千人访华及其周而复等要员的访日等。和中国领导人来往较多的京都大学教授
竹内实撰文说:“现今日本与中国的关系近似于日本与清朝的关系”,日本由“
对一个大国的恐惧”又变为“洋溢于日本民族中的优越感”。近日《参考消息》
曾有报道说:“据日本总理府的调查,日本国民有50%以上不表示对中国友好。
”一些敏感的人士早已注意到日本的“新满洲国”的野心……而美国居然在公海
上拦截我货轮进行侮辱性搜查,成为全球的轰动新闻(这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
比抽在自己脸上的耳光都难受),还骄横地直接监管我国军事演习。……近20年
来,我们在世界舞台上从没有单独面对美国有力地说个“不”字,这也正是《中
国可以说不》等书曾一度畅销的原因所在。在中苏 变化后,那个相互制衡
的“大叁角”时代也消失了,这个世界进入了“一个中心 (美),小多元
”的极不合理的格局的时代。中美国家关系也完全不同于七十年代,为了要求江
泽民访美、克林顿访华,中国政府四次向美方提出正式要求,并在江访美前,我
国释放了魏京生等,在克林顿访华前,又准许鲍彤等出国。当然,所有的政治犯
都应该释放,所有的人都应该有充分的政治自由,但在“程序”上不能“美国要
一个,放一个”,又“置中国法律的尊严于何处”。
历史和现实,有的是人们熟悉的,有的是被人们“忽视”的,它至少说明,经济
并不决定社会进步和国家的安危兴衰。所谓经济“落后挨打论”也可以休矣,其
实这也不是邓小平所发明,包括其讲话的腔调都来源于斯大林1931年7月的讲话。
斯大林的这个“挨打论”其前后的“干部决定一切”论,“技术决定一切”论都
深影响了邓的“改革”思路。正是“挨打”论,他和斯一样达到了“转移”的目
的,而“干部决定论”则将党政财文大权高度集权于官僚手中,“技术决定论”
则极有利于巩固专制统治。比较“猫论”、“摸论”、“说不清论”,这叁论倒
是有研究价值,却还没有被更多人重视,这里就暂不展开了。因此,那一改革方
略的确立,并没有一个它所需要的合理的前提。由此,人们必然要问,这场“改
革”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其实,它只有一些似是而非的指标,例如什么“小康
”、“温饱”、“翻两番”、“一千美元”等等,而没有目标,回顾起来,它的
目标就是它的过程,它的过程就是它的目标。这就理解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意
义所在,我们甚至不需要知道“彼岸”是什么?有人总结为这是“撞击反射式”
,尤其是城市,其改革的各个阶段:放权、让利、利改税、包税、分税、承包制
、股份制等等,中央几乎全是被动的反映,以对付地方、企业的讨价还价和各种
对策,而且是从一开始就“试”、20年过去了还在“试”。也就是说还没有“试
”出路来,“学费”却越试越大,家当却越试越少。又有谁知道,要“摸”到那
里去呢?
2、高增长率和超前消费。
如何看待这20年“改革”及其经济发展的主要成绩也有不同的认识,官方和一些
人对其评价是很高的。这些评价,除去副词和装饰,主要有二点:一是国家高增
长率的数字,二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前者至今仍能迷惑国外部分经济界。后
者则继续安慰着国内不少人。
应该承认,这20年经济是有所发展的,也应当有个发展,因为它的起点是最高的
。临“改革”前所拥有的条件是中国近代史以来最好的(尽管1976年巨大的灾难
、政治的变化,出现短暂的经济下降,则没有影响经济的结构和大局“。以1952
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为100%,而1976年的指数为 26.6%。比1966年的指数314.7%
,增长了311.9个百分点(注A1C),换句话说,文革较文革前几乎翻了一番)。
而今天一些学者终于正视中苏在临改革前的经济形势是完全不同的,苏联几乎出
现了负增长,而中国,至改革前二年(1977、1978年),仍保持着14.2%和13.
5%的高速态势,同时,有从1964□1978年长达11年的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轻松
,(这是前几任政府从没有的)还无通货膨胀,无财政赤字,只有多年沿袭的高
积累率,□□如此一个底子,而且这20年处无战争,内无全国性的、或毁灭性的
灾难,这样的条件和毛泽东当年接蒋介石烂摊子相比真有天壤之别。同时,我们
的近邻日本,当时下有大量资金需要寻找市场,美国根据冷战时政治需要而特意
支持的东北亚、东南亚国家又将日本资金的促进,此时也翻滚其泡沫经济。对这
些资金条件谨慎的、保持控制的使用一些会有益于我们经济的发展,还又逢上国
际上所谓”信息爆炸“的时代对科技发展的促进。□□这一切极为有利的条件当
然要促进中国这20年经济建设的发展,尽管其过程中也有起伏,曲折,更有极为
麻烦的隐患,但总体上是有发展的,都按官方公布的数字,其总体发展速度仍是
低于”改革“前的”毛泽东东时代“。1979 年至还没有结束的1998车(按中央要
求的8%计)这20年的平均增长率,将低于9.4%,而”1950□I979年的平均增长
率为13.3%(注11)若去除已进入“改革”的1974年的8.8%;则为13.45%。
“20年改革中工业增长率最高年份是1985年的21%,而文革十年中的其工农业总
产值增长最高是1970年的是25.7%)(注A1 2)。至1986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
在世界上降至第八位,超过中国是意大利和加拿大,紧迫其后的第九位、第十位
分别是巴西和印度(据世界银行排列)而到1990,我们则被排列第十位(均不包
括前苏联)。
这里还有个数字准确的问题,今天公布改革前的数字,根据薄一波等权威人士的
说法,是经过今人“甄别”的,这就是说,要根据今日政治上要尽可能多的否定
那个时代的要求“剔除”出他们不承认的东西,如此,它至少不会有“水份”了
,而今日这个“改革”时期的数字,也有待今后去准确,麻烦的是,这可能是一
件相当困难的工作,因为,今天的数字情况是”空前绝后“的,几乎所有单位都
搞假表,都搞几套帐,这已经是约定俗成的公开的秘密,既然“原始”、“基础
”已基本全部失真,那么,一级级一直到中央,就只能有假的。而且从上到下的
公开的”扶优“ 政策,和”以效益论英雄“的标准,对上报成绩大的单位在贷款
、税收、返回,直至领导干部的政绩评价、享受水平都给予很大的优惠、好处,
更鼓励了报假的风气,正如 6月 12日中央台报导中那位安徽省副省长所谈的,这
叫:”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已曝光的安徽、河南几个小例子都是很随便加上
几个亿。为了争”优“ ,一些企业可以几十倍、几百倍的虚报,此类例子
甚多(注31),这是下面。上面呢,一位省委书记对统计局长说:”我让你增长
多少你就给我增长多少。“近邻一市的统计局长去年就因为报了较真实的数字,
即被赶到政协去了。《人民日报》也曾报导山东泰安市委书记”翻番“虚报等例
。另一方面是瞒亏损的也可举二例,一是某市木材公司96年报表亏损1500万,报
到省物资集团后,以不符合中央”稳定“精神改剩600万;二是某省工商银行94年
报表亏损23个亿,根到中国工商银行后改剩4个亿,再报到中国人民银行一平衡就
剩下”0“ 不亏损。这二例说明,越往上做假的成份越大,这已不同于老百姓过
去的传统观念。据此,我们又怎能相信官方的数字呢,何况有一个”稳定是压倒
一切的“政治需要,所以既使对个别品质(不贪污)较好,能力较强,人们对其
寄期望较高的重要官员从这一”大局“出发,说几句稳定人心的假话,我们也愿
持一个理解的态度。□□如据此基本状况对于官方所公布的增长率、保守的讲再
去掉几个百分点恐怕是不过份等(现在不怕官方吹,就怕官方全失控,找不来真
实根据)。
但是这20年 消费水平的提高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承认它是不打折扣的。当
八十年代后期我们人均收入300多美元时,有人就认为,我们在电器等方面的消费
水平已高于其他国家人均收入1000美元时的水平,也曾猛烈的刺激了八十年代中
、后期的经济增长率,这就提出了二个问题,一是与我们经济发展的速度比较,
这样的消费水平是否适当,二是其利弊。是否适当的问题,包括含有一个持续发
展的”后劲“问题,还必须考虑安全等非经济的因素问题。就国民收入中居民生
活所占比例,17年前我在”狱中之狱“□□”北山的小号“里就作过计算。我认
为在我国比较安全时可达42□44%,要有一定的备战、备荒的准备则为35□37%
。这个计算,我并不认为十分准确,这是由于当时条件局限,资料全靠记忆,全
靠笔算,又不会什么数学模型、公式,甚至连光亮也是将铁门上监视用小铁门撬
开一点缝”偷“来的……但是就我的主观愿望来说,我是竭力想提高这个比例的
。我知道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对老百姓的膳食、住房、医疗等基本需求来说意味着
什么,以后由于对整个国家安全的担心(包括非武力因素),我曾认为我算的较
高,并为后来国家那种不负责任的”超前消费“惊呆了,前时从某正式出版书上
居然看到95年高达的69.1%!…我也顺便用其提供的资料作一比较分析:高于中
国此时经济发展水平的日本六十年代,南韩八十年代,这个比例分别是50.5%和
40.4%,还有一点补充的是,日、韩都是美国的保护国,否则至少要扣除好几个
百分点。 远远高出中国现有发展水平,并且在国际经济上的优势地位和国
家安全条件也非中国能够相比的八十年代的英、法、加等国其比例分别为54.1%
、54.5%、52%。唯独美国高达60%,这是它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霸主地位所决
定的,更不是我们所能相比的。就象借债,它借的是霸主债,越借越硬赚,我们
则完全相反。就此,其消费比例仍比我们低九个多百分点。据说,现已是电器生
产大国的南韩,其彩电的普及率远没有中国高。上月日本女作家山岖朋子来郑州
讲学时,谈到1968年的日本农村,很多人吃不起米饭,还有农妇拾烟头吸,到处
是不堪入目的破草屋,室内塌塌米上虫乱爬……,而此时日本的人均产值1400美
元,几倍于九五年的中国,那是为什么呢?日本和西德等国都曾提出过”勒紧腰
带十五年”、”二十年“等口号,控制国民的消费水平,以集中财力发展经济取
得在国际经济中的优势地位。1980年□1986年,日本制造业劳动生产增长了17.
8%,其工资反而下降了0.4%,也正是在这六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又从第八位
继续下滑时,日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以排列在世界第十八位,猛升到第九位。就
仅从经济上考虑,毛泽东时代所提倡的艰苦奋斗,也含有相同的意思,只是底子
之薄,远远无法和人家相比,还要打仗,所以那个时代的生活水平是比较低的。
您说我不同意您的说法,是您搞错了概念和范围,我是不同意您曾用过的那句官
方政治宣传词:”经济濒临崩溃“那是指国民经济,而不是指人民生活(消费水
平)。您举陈毅的例子,我还没看到,只能是指”叁年困难时期“,(那是成百
年上千年不遇的大旱,苏联逼债和部分地区的胡夸风造成的,还饿死了好多人)
。包括毛主席也不吃肉,同样得了营养不良的浮肿病,那时城市居民一个月只供
应半斤肉 二两油,可过了这叁年就好些了,在职工食堂吃饭,每天有一顿
肉菜还是很普通的事情,但农村还有饿肚子的情况(今天仍有),城市穿戴比较
单调,住、用简陋。进入七十年代后一些青年人开始讲究,消费水平每十年都会
上一个较大的台阶,五十、六十、七十年代也是如此……但正是我们当时的低消
费水平,使国家有一个高积累率去发展经济,才有那个一直保持二位数以上的高
速,才铺下了这么大的一个摊子、底子。这个道理,一位勤俭持家的老农都懂。
今天,有多少人知道,国家现在每年财政预算都要可怜巴巴地把当年所借的几百
亿外债列在其中啊,”收入占GDP比重,由八十年代的30%以上降为96年10.9%“
(注A18)在邓小平去世前刚过去的”八・五“中就累计赤字6300亿元,平均每年
1260亿,用经济学家魏杰的话说:”我们的财政是’赤字财政',是‘借债财政’
是‘吃饭财 政’“。朱rong基说:年年财政都是吃光啦!仅吃光就算啦吗?那
成万亿的债可不是一、二代人能还完的。换句话说,我们是把还没出生的孙子一
代的”饭“提前端到我们桌上吃啦。假使我们那一代人也是这样”超前消费“,
你们这一代人今天的日子是什么样子就可想而知啦,比较两个时代,一些工人总
结得好。”毛主席会挣,小平会花!“
当然,”超前消费“是能一时刺激需求,带动需求供应的生产(譬如家电等),
但却后继无戏。李鹏所说的汽车业带动是不了解中国国情,至于房地产也不是一
个简单的问题,都买得起吗?也有买得起的,今春北京叁环以内商品房,均为80
00元/平方米以上已被买空,有人怀疑是中央精简机构的一次”福利“。深圳市
政府对政府工作人员的真正”优惠政策“就让他们全买得起。也有买不起的,便
宜到1000元/平方米,普通工人仅靠工资又有多少人能买得起。朱□基”新政“
,目前能看到、想到的是靠铁路、公路、城市公共设施等刺激需求,也是老罗斯
福的经验,还有农村水利等,也是极为重要的,应该说,趁现在没发生大的灾难
,农民还有一定承受力的情况下,大搞一些农业基础设施是十分必要的,既为农
村大量劳力提供了用武之地,也为城市建材等各方面提供了需求。消费方面,主
要市场仍然在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其他需求热点,目前还看不到,想不到,或
者换句话说别人已提前给他花了。”超前消费',也曾糊住过大家的嘴,可也有“
放下筷子骂娘”,其道理我在前面已谈过,是否还有其他利呢,也不排除、但总
起来讲是弊大于利、重要的是失去了后劲,留下了包袱和陷阱。
3、看看经济发展的两头,基础□□农业、势头□□科技
相对于工业企业遭致的普遍非议和指责,这两方面则是褒大于贬,肯定多于批评
,不过其存在问题的严肃性,也是不能不受到重视的。就农业来说,也有个二头
的问题,一头是本中之本、粮食,另一头是乡镇企业。粮食问题,我一年前给您
的信中已谈过,其势头是速减的,据薄一波的“回顾”,既是在最“动乱”的文
革前五年,其递增率仍达4.6%,高于“一五”。但84年后递增率猛降到1.34%
,进入九十年代后又降到0.4%。这就是说,九十年代前期和文革前期相比,粮
食递增率下降了十倍。同时,近十年来,我国粮食生产的成本以平均每年10%的
速度递增,物耗高达46%,85□95年的国内价格已高于国际价,1995年我国小麦
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28.8%,玉米高71%、大米高17.8%……(注M4)。人们
宣传的“吃不完”、“储不下”,既是靠一个相当比例的进口作铺垫的(也有大
多粮仓被毁弃的具体问题),前年,世界粮食储备仅够15天,如中国发生大面积
灾害呢?解放初人均产棉209公斤,到改革前的1978年人均产粮317公斤,增长了
51%,目前按官方公布是人均四百零几公斤,比78年增长不到30%,如按估计的
实际人口,则不过叁百二十多公斤。基本上没有增长,(而消费则惊人地增长)
这里有个人问题,也有个对农业的重视和投入问题。“这一时期农业现代化建设
投资严重不足,影响了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国有基本建设投
资总额的比重,由‘五・五’计划时期(改革前)的 11.9%下降到'六・五‘…
…(改革后)的5%,’七・五‘的3.31%、1994年的 2.5%、1995年3.1%”
(注A5)“南巡”讲话后“耕地资源流失速度明显加快”,92年内减少面积为11
08.1万亩,93年为1098.6万亩,而之前叁年每年都为700万亩(注A6).至此“
全国有666个县人均低于联合国0.8亩的警戒线”,“1986□95年的十年中,仅农
业结构调整就损地七千万亩,非农业占地2960万亩,而实际占用是这个数字的2.
5倍(根据抽样和典型调查估算),”,“长江流域以南水资源占全国80%以上,
耕地仅占38%,减少最快”,90一94年,仅南方稻田减少4339万亩,水田减少多
,尤其是珠江叁角洲地区,“90□94年北方15省增产粮76.5亿公斤,南方15省却
减产88亿公斤,’南粮北调'变成'北粮南调',并导致大量进口粮食”(注A16)
。从地区看,现在已出现了“南方不种粮,近郊不种菜的现象,……与人们重工
重商轻农进而轻视生产密切相关(同上)”农业设施老化失修带病运转,抗灾能
力明显下降。在现有全国8.4万座水库中,带病运行的占1/3。灌区工程基本完好
率仅有30%,有效灌溉面积减少了3200万亩(同上)“而在被称为极”左“年代
的”1956□□1978年的22年间,以集体经济为依托,通过大量的劳动积累和资金
积累,兴建了大批农田水利工程。开展了植树造林活动,添置了大批农业机械,
推广了先进技术,使农业生产条件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同上)“、以改革开放前
的1978年和解放后全面恢复了国民经济的1952年相比,精溉面积……增加1.25倍
;农业机械总动力增加651倍;化肥施用量增长112倍(1972年中央批准从国外引
进的13套年产30万吨合成氨和45□52万吨尿素的大装置,起到很大促进作用”)
;农业用电量增加506倍,……特别是七十年代初,我国杂交水稻研究的重大突破
对世界农业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人贡献“,对促进我国粮食生产的发展起了重人
作用”,从76年开始推广,也使美日等二十多国的粮产从中受益。
中国的乡镇企业是1958年大跃进的产物,七十年代曾有个较大的发展,“人民公
社的工业产值,78年比70年增长近七倍”(注A17)。八十年代后成了中国农村经
济,甚至中国经济中最耀眼的一道风景线。其中没受波折影响,一直持续发展的
,尤属你们江苏省;基本上走的是依靠农村产品的深加工这一条正确道路。典型
代表是我们河南省的“南街村”。多数乡企却走的是与城市争项目,争原料、就
业的发展道路,它们曾以自己的非正规化、负担轻、劳动成本低乃至手段又活等
优势等件而居上风,尤其是在贿赂、回扣等手段的方便上曾使国企自叹不知(也
因此,也有人把腐败起因归于乡企),但这一优势很快在国企的“解放”中失去
了(这次“改革”一个最大的解放就是手段,也是“猫论”的意义所在)。目前
一个萧条的大气候也使乡企无序、重复投入问题突出出来。它曾“蚕食”的某些
城市行业,又被城市反“蚕食”过去,应该说,在技术、信息等条件上它还是竞
争不过城市的,这就使整体上应属畸型发展的中国乡企,不得不有个“大下坡”
。一些文章称,大多数乡企已到了“穷途末路”。“97年积压库存产品400多亿元
,比96年增加7个百分点”,亏损率达600亿元,比96均长25%(注32)。而在国
家综合“数字游戏”上它在比例上仍呈上升比例,这里有国企大幅度萎缩的比较
,也有它自身更容易含的“水分”作条件的。乡镇企业“以农为主”,在“农”
字上大做文章,尤其是“搞以农村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应该说是得天独厚的。”
但统计资料显示,“目前我国乡镇企业中从事农村产品加工企业只有35万家,所
创造的产值只占乡镇集体工业企业的1/4,占农业总产值的20%左右”。农副产
品加工价值比率(即农村产品深加工产品价值和农村产品价值之比)不到美国的
10%。甚至低于印度、巴西等国,也就是说潜力很大,包括综合利用,为农服务
,农业、农村服务等。粮食递增率的“下滑”和乡企的“下坡”,二者的问题都
属结构性的,致使农业的前景堪忧。
当然,农业农村中的问题还有很多、不少都十分严重,譬如已成水火的干群关系
,重新返回去的小农经营方式等。这次在“福源”,我才具体地意识到,从土地
的深耕,良种的推广、病虫害的防治一直到和市场的关系,都是一家一户式的经
营所根本解决不了的,也极大的限制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粤港信息报》中有
一文章说:“改革开放前,农村物质生活贫困而人文和社会组织资源相对丰富”
,这大概就是黄仁宇所指的为毛泽东建构的“现代化下层结构”现被“榨干殆尽
”。作者严正警告说,“21世纪中国难以承受农村社会瓦解带来的巨大震荡”,
毋庸讳言,其祸根恐怕就是被人们高度评价、充分肯定的农村“改革”。它本来
是一次倒退式调整,可20年过去了,它却再也不往前进,甚至已经遇到中国历史
的极其危险的边缘上,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农村干部腐败的“激素”。
农村问题,还有一个从城乡关系上看农村发展方向问题。我们的经济学家一直在
大谈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我们的现代化进程表又把城市化的比率列为重要标志
之一,我们实际的发展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经济形势好时大宣传农民
进城,不好时,其重要措施之一就是把农民赶出城。农民的无序进城正面效益是
,增加了一些农户家庭的收入,降低了一些企业的工资、福利成本,而负面呢,
则是抽空了农村中具有较高素质的人才资源,使农业现代化失去了后劲,又因此
腐蚀、退化了城市人的劳动本能,并促进了城市的高失业率和综合起来的社会问
题。对国外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的媒体也是不负责任的误导。就主要发达国
家来说,其历史上一时的城市拥挤带来的问题,曾由其对外殖民主义和海外霸权
给予消化,今天各发达国家除少数大城市外,大都是小城镇化;“美国从1945年
,法国从1974年工业人口开始外流。出现了农村人口增加而城市人口减少的现象
。(注33)这才是一个合乎理性,有利于生态环境的良性发展趋势。美国芝加哥
大学D・G・约翰逊写道:”但改革未能减少长期存在于中国的城乡之间及地区之
间收入不平等的问题。事实上这两类收入不平等。目前都大于公社体制时则,甚
至1949年前……而城乡之间的不平等则更多的是主观政策结果。城市偏向在中国
十分强烈。更为严重的是,没有迹象表明目前或将来会减弱过一点“。(注A13)
1961年毛泽东在该《苏联(政治经济学)的笔记》中写道:”人不要都挤在城市
里。积极地在农村发展工业,使农民就地变成工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政策问
题,这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标准一定不要低于城市。可以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
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每一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和高等学
校,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农村地区人口过多问题“。
这段笔记和那个着名的”五・七“指示就是农村、农业和解决城乡矛盾的正确发
展道路,可惜的是,他身后”设计师“们从来没有这么战略性的考虑过这些问题
,哪怕”比葫芦画瓢“。待中国今后能走上一条正确道路时,城市人口的分流问
题仍然要再列入正式议程,不过可供使用的经验和方法也多啦,而且应该是城乡
有机地对流,总趋势是要减少城市的人口压力,并通过农村的田野、绿带从四面
八方向城市发动的”进攻“。在不影响其交通、效率下对城市的有机分割,将城
市从现有的恶劣的生态环境中解放出来。上边是十年前我在狱中构思的”乌托邦
“,现在我们已在这个世界上看到了实现它的许多具体经验'。在上述这段笔记里
,毛泽东又一次谈到人口,尤其是”农村人口过多的问题“。十年前既五十年代
初他曾多次在国务会议上强调了这个问题(马寅初正是从中受到了启发、鼓励,
才写了《人口论》,人们今天的舆论。恰恰是混淆、颠倒了这些事非),十年后
,毛泽东再一次强调了人口不能无政府主义的问题。有趣的是毛泽东对人口问题
的每次强调都是每一个十年开始时,51年、61年、71年前后,我们大概也不应把
它看成是巧合。毛泽东的重视和”改革“后的区别,用林炎志的话说,只是一个
”力度“问题。前者是用号召、以及利用农村的组织资源和群众性工作去推进的
,尽管一时没那么显着,总体上是稳定、有成效的,其保障是农村整体生活水平
的提高和集体经济对养老的保障,后者用的是强力,极其粗暴甚至有些是用非人
性的手段,曾显着过一时(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大的在八十年代中期后
,计生工作在大部分农村已失控,自此至今,可能是本世纪又一个生育高峰,由
于基数大,实际增加的绝对数可能是最大的。据权威人士透露在平常的统计中就
有30□40%的”黑孩“、”漏网“,1989年的人口普查,仅一个省就有五、六百
万”黑孩“漏网,由此我估计目前中国人口实际数应有14.5亿以上或接近十五亿
,它将给今后的中国和世界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今后一段时间,这个失控的恶
果仍在蔓延。失控的原因,一是”责任田“,目前村社状况和”计生“是不好解
决的一对矛盾。二是农村干部的财政和整个社会的短视失去了控制的力量。这也
是这次农村”改革“的一个重要的教训。
我们再来谈一下这20年科技的发展。
”改革“伊始,人们就用起了”科技是生产力“这句老话,并把它一直高举,而
科技的发展确实应代表经济发展的势头,那么又如何看待这20年中国科技的发展
呢?北大,这个中国第一学府,也是基础科研的一重要基地,在其”百年校庆“
介绍的科技成就中主要有二项,一是1965年的”牛胰岛素“人工合成,二是1974
年每秒百万次的电算机,在当时的世界上都曾居前,可之后又能在世界上居前的
成果是什么呢?那天早上五点钟我停下看书专门收看美国”发现号“发射实况,
中国如此隆重地现场转播是中国科学家跟随美籍华裔丁肇中制造了其阿尔法磁谱
仪中那个很重要的磁铁等。发射结束后,中国记者请丁评论一下中国科技的发展
,连我也没料到的是,这位教授居然没谈一句客套话,只是说中国的科技发展与
中国的人口很不成比例,希望在21世纪中国科技有一个很大的发展。之后也应记
者要求评价了中国电工所等在制造磁铁及其支架上所作的重要贡献。本来我确实
是期待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论从世界科技发展中来评价一下中国科技的发展,显
然是失望了,事后和别人谈起,一位学者说:”你要他谈啥,你有啥可谈! ”
中国有一个非常庞大的科技部门,1995年国有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已达到1913万
人“(包括学校),”中国拥有5000家研究开发机构,“每年获得的科研经费是
2560亿元,根据国家科委组织的调查结果撰写的《我国研究开发机构综合科技实
力的评价与分析一一如镇可观、现状堪忧》(注34)的文章,指出了四个”惊人
的事实“,”我国近一半的研究开发机构,一年竟然没有发表一篇论文,我国只
有5%的研究开发机构创造了国家级科研成果,只有15%的研究开发机构创造了部
级科研成果,我国的研究开发机构平均一年只获得0.09项发明专利,我国97%的
研究机构其科技成果的应用每年不超过十项“。其中,”中国的部级科研成果实
际上并不是什么重大发明,只要一项科技成果在行业中比较先进就行了。这”25
0亿元,只有如此小的产出“,确实”是够惊人的,原因何在呢,据中国科协调查
室1994年的调查,中国科学院,工程院的院士中有39%对工作现状不满意“,”
科研所中中级以上科技人员中有64%对生活待遇不满意“,他们中有73%月收入
在700元以下”,“养家糊口确是少了点”。这是事实,还有更少的,省直某负责
人刚出差回来对我说:“福建着名的海洋所因没有项目,正教授才发200元生活费
。我还相信有些甚至发不下去工资。但是和大多数工人比较是否是好一些,或者
说,再增加一些经费,是否就能调动其积极性,已有经验并不能证明这点,我国
现在的实际分配格局也难根本改变这种状况。那么是否还要继续归于”文革“的
罪责呢,这些调查结果没有这样说,实际上如果说文革前几年影响了一茬大专生
的培养的话,文革后已培养出五六茬了。八十年代初毕业的已步入中年,而文革
前的老专家大都长寿至今,又有文革后大量人员直接去科技最先进国家学习回来
。这是文革前的条件,或者说既使不发生文革,也不能相比的,应该说这支队伍
还是比收整齐的。就其身份来说也从文革前的”需要改造的知识分子“,提到今
天的”第一生产力“,大量参加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班子,又大都是学理
工出身的,这都是前所未有的条件。刚刚出版的何翔皓所着《第一动力□□当代
中国的科技战略》说:”根据94年中国科技的调查,86%的被调查者认为,当前
最主要的问题是科技队伍的稳定问题。这就是说,中央‘稳住一头'的政策,并没
有能稳住一头。而’放开一片‘的政策培养了一小撮'科技大款',鞭打了一批'拉
车者'造就了一批’一家两制‘的家庭,为国外和外资输送了大批人才“,”自8
0年代以来,我国出国留学人员累计已经突破27万人次。到去年为止,只有9万人
回国“(注35)。我国科技人才大量外流造成的直接后果是……科研梯队出现了
青黄不接的人才”断层“。首都高校师资管理研究会1996年对北京11所高校的调
查结果表明:在1689名博士生导师和硕士生导师中,年龄在56岁以上的分别占88
%和46%,北大教师目前的年龄为56岁以上,……首都高校中有培养前途的青年
教师已频频告急(同上)□□这种”新断层“,还不只是减法,而且还是对手的
加法,
我在教育问题的信中已谈过。何文还说,”既然产业部门每年花那么多钱从国外
引进技术,引进设备,每年让出市场与外国公司合资以引进产品,引进技术,为
什么中国的科技部门不能争取这块庞大的技术市场呢?“ □□问题可能也出在这
。二十年来我们在技术、设备上引进不少,其中有先进的东西,也有不少别人扔
不出去的破烂,甚至把我们六、七十年代出口的东西换成洋包装,又接回了娘家
。对引进的思路,还要有一个反省和比较。日本从1950年至1981年的32年间,共
引进38000件先进技术和设备 ,支付费用约133亿美元。……主要的是购买专利
和设计图纸,大约占全部技术引进的80%,进口成套设备不超过10%(注A19),
而我国却恰恰相反。我们这里曾被媒体吹为”亚洲第一“的中原制药厂,其引进
的技术先进到人家实验室里还没有成功的东西,结果是已扔进去30个亿,连响也
没有响一声,在这方面丑闻太多,涉外领域是我们腐败的重灾区,内外勾结一起
坑国家、骗人民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当事人还趁机解决了个人和子女出去的”
后路“。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我们上上下下对洋玩艺太迷信,也太依赖了,
从全民族的心理、全社会的风尚到实际上、可能早已”身不由主“。我们到底还
有多少一点真正独立的民族的东西,包括已经不多的民族名牌中有些也只剩下一
件民族”外装“。也包括原有的大企业集团在合作中早已失控,辟如您附近十分
出名的”杨子集团“,96年德国巴斯夫(在中国的最大外资,也是世界第叁化工
企业)给它投资60亿马克,也自此把它纳入和华源、上海等九家企业一起完全由
”巴斯夫“的意志控制的体系。据说,内行人一看这九家各自只能出的东西和局
限就明白了,也类似该企业在印、马等国的情况(注A23),”杨子“真成了”洋
子“。我们的化工市场更难再由我们去控制。这还是在面子上看得过去的一个例
子,更糟的,不要任何脸面的例子,就更多啦。如此那还有我们的”技术市场“
,大家眼巴巴地看的都是洋玩艺,”身子“也亦步亦趋地跟着这些洋玩艺,从如
此心态、趋向,所能做的至多也是缀赘铺铺,而别人自是来者不善,图的只是我
们的市场,为达到控制的目的,当然只允许我们保持至多二、叁流的水平。”据
调查,有2/3的企业认为引进的只是一般技术(包括部分高技术或诀窍),有的
引进只用了其中一半的技术,其余的就已过时(注A7)。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
既使我们的科研人员在这腐败的空气中能够少受一些负面影响,能振奋一些精神
,又有多少工作能做呢,所能做的又是否能的改变我们整个科研技术目前的局面
呢?!
我认为,六,七十年代在我们还没有、或者刚冲破西方的封锁包围时,自力更生
的发展科技的经验有几点仍是可以借鉴的。我国的核能技术、空间技术,都是在
“大跃进”中起步的,随既遇到的“叁年困难时期”,大家连饭都吃不饱,科研
却没有下马,没有等、靠,也靠不住任何人,硬是自己闯进了他么“核大国俱乐
部”、“空间俱乐部”,别人恨死,气死,也无可奈何。并且是一上就居先,一
上就不可收拾。如空间技术,70年成功发射第一颗卫星,71年就发射了实验一号
科学卫星(正常工作八年多),75年成功发射回收型卫星及配套长征2号火箭。紧
接着“七十年代中期,我国开始发展通讯卫星及其配套运载火箭长征叁号”……
,积累了宝贵的发展空间技术的经验(注A20),为今天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按当时发展速度,不少人认为,再有十多年时间,我们就可以有自己宇宙飞船
,可以载人去太空。再一个重要经验是,“既要老实学习别人的先进东西,又决
不能慢慢地跟着别人后面爬,而是要迎头赶上(毛泽东话)”。美国着名理论学
家兼军事评论员在《中国原子弹制造》一书的序言中指出:“令人惊叹的是,这
居然是一颗向心聚爆的浓缩铀弹”,也就是说,国外没有想到,我们在爆炸机理
的选择上,没有先走“炮筒式”老路(注A21),因而西方也对我国六、七十年代
的氢弹等技术的发展都作出了保守的估计。而日本一着名学者紧紧地抓住毛泽东
思想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这一思路,却作出了切合实际的分析和预测。需要补
充的是,上述两例都是综合性技术,也就是说涉及到许多方面的具体技术,却都
能统一到一个正确的发展思路上。□□这是指尖端技术,也是中国科技发展的尖
顶,在它的下面、底部,曾有一个,也应当有一个广泛的群众性的科学实验基础
,这是另一个、更为重要的经验。包括搞原子弹需要的铀矿,也是在群众性的找
矿运动中农民找到的,如只靠专业人员,就会晚几年,而影响我国原子弹的发展
就不止几年.在当时紧张的国际条件下,我国的安全就会受到很大威胁,也影响
了我国在六、七十年代的国际地位和国际格局。
再以农业为例,1978年农林部向全国推荐的建国以来3000多项农业科研成果,大
多数首先来自农民的实践和科学实验的结合,然后由专业人员去指导、整理,提
高,“根据中国农科院经济研究所的测算,1972□1980年农业科技进步在农业增
长中的作用为27%。(《当代中国史研究》97.1)”。在当时应属不低,进入九
十年代由于对基层次科机构的“断奶”以及农业生产结构的变化。在种植业中这
个比例反而又降至24%。记得有一次我们在通话中涉及对农业科技问题时,您来
一句:“教他们怎么种就行了!”我当时没有接您的话,可却“耿耿于怀”,以
致影响了我在南京给您“戴”的第叁顶“帽子”。难道普通劳动人民的脑袋里就
没有科技的潜力吗,这可是十几亿个脑袋啊!又是多大的一个忽视,我指责的是
社会的责任,使你们主要接受的就是那种精英主宰社会的教育,更没有机会参加
加上述农村的科技活动。在你们成长的岁月中再也看不到过去工厂中那种热火用
天的群众性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至今,相当多技术工人被逼出
工厂单干了,对厂是个损失,对其个人失去集体支持而得不到更大发挥,也是个
损失)。不过,历史总不会忘记,推动十八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的不就有一大批工
人发明家,影响十九世纪美国科技发展的许多发明家不少也不是“科班”出身。
如果我告诉您华罗庚到全国各地推广优选法、统筹法等,是先从炸油条等小事讲
起,您会觉得好笑,可确实是七十年代一处“风景”。
另一片风景是,在那时的非市场化条件下同行可不是冤家,一“家”每一个新的
发明就会立即通报全国同行,后者纷纷带着干部,技术人员,技术工人赶来学习
,几乎很快就有更先进的发明在后者中产生,没有保留,没有封锁,只有更快、
更好的交流和促进。就是不同行业之间,也会被“一盘棋”思想协调得很好,这
类“会战”的例子很多,例如,七十年代对珠穆朗玛峰山区进行的有30多个学科
,100多名科学家参加的大面积科学考察,以及同期“向阳红五号”、十一号科研
船在太平洋的大型综合考察等等,都十分成功。总之,如果说,在那个年代,中国
的科技发展主要是抓了两头,影响整个大局的尖端技术和“肥沃”的群众基础,
但由于政治运动的影响,没有来得及建设好中间环节的制度化,系统化的话,那
么,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科技的发展恰恰是过分强调了这种制度化、系统化,
以及正规化、形式化,却少了两头的活力,以致于再没有出现过去那些能够改变
中国在国际上地位的科技成果(一个平庸的时代也平庸化了科技的发展)。此外
,我国科技界仍保持着原来沿袭的前苏联体制,形成了独立研究和高校两大基本
队伍。多头管理,协调不灵,研究方向、任务的雷同,也使科研课题重复、分散
。科研机构庞大,又重复建设,实验设备也重复购置,造成了这250亿元的严重浪
费,也就是说,也没有必要存在这一大批独立的科研机构,有些可以合并进大学
,有些可以合并进工矿企业,乃至乡社。国家重点扶植的应主要是基础学科,在
今天“急功近利”的风气中,尤其要注意这点。上面的何文说:“拯救中国企业
的危难之天要科技来挚,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之天……争取国际贸易中的公平待遇
之天……提高中国劳动价值之天……产业适应社会需要变化之天”,都“要科技
来挚”中国理论界在分析中国落后的原因时,大部分人将中国的落后归结于科技
的落后,那么,为什么科技这个第一生产力沉睡着“。一一这个”中国理论界“
的分析,以及作者为科技承担的份量是否准确,还有待别论,但这”沉睡着“的
”第一生产力“却是眼前的事实。二十多年来,无论哪一届、那一级党政班子都
没有少谈”要高度重视科教事业的发展“的调子,但又仅仅是”弹弹“而已,就
是他们”重视“了又如何,他们会如何”重视“,他们自身的素质和责任感是什
么样的,恐怕都不是几句话来说清、说透的。在这个”一团麻“的社会中,也难
以先理好科技这根”线“。不过在科技问题上。您有更多的发言权。我算是”班
门弄斧“。
4、今天经济也下来了,则可能是不用争的事实
据前段曾被官方炒得最热的一本书《交锋》提供:”94年10月起,中国社科院社
会学研究所与国家统计局社会司合作,在全国10省、市的27个大、中、小城市进
行问卷调查,被调查者有二万人“,其中”仅有5.46%的工人感觉自己生活'增长
较快',感觉’略有下降‘和’下降较多“者占36.11%,因而有36.75%的工人对
未来一年的形势‘说不清’”。“据国家国内贸易局今年5□6月的调查报告”,
“1997年全国农村人均纯收入2090元,增幅比上年下降4.4个百分点”,“最高的
广东省人均才3647.7元”,“增幅……降了九个百分点”,“甘肃省仅有1210元
”,报告承认“农村贫富差别明显”,那么一般农户收入又有几何?“基本上当
年收入当年光,遇事就得拉饥荒”(注36)。□□以上对工、农的调查均来自正
式官方,一般是要高出实际的,其中对工人的调查,没说止于何时,近年肯定又
要低于94、95年,下面我也举一点低于一般实际的街头民间小议。四月的一天,
我在西站友谊商场门口一固定点配钥匙闲聊到下岗时,在场叁个人各说一个例子
,一是附近化肥厂一些工人天天在菜场拣菜叶回去吃;二是上街区一农民抓住一
工人偷麦麸子当饭吃;叁是说平顶山许多职工家每日改成了二顿饭。第二天我在
东站一说,祁飞等人说:“那有啥稀罕,咱这凤凰路菜场成天都有可多人拣菜叶
吃。”几天前我在省直书店,其中心柜台里有一位中年营业员也在谈职工拣菜叶
吃。“另一青年营业员却以现代知识人的口气说:”社会发展的嘛……“ 她可能
不知道的是,这是60年困难时期有过的现象,叁十七年来,第一次。此外,武警
小李也对我又讲了一个平顶山面粉厂保安人员追踪”偷麸子“的真实故事,结尾
是到”偷者“家里看到小孩子哭闹着不愿吃这种饭时,追踪者也哭啦,他
们又拐回去扛来几袋面…… □□当然,整个情况还不会这么严重,尽管这几年还
不时有饿死人的传闻。但整个形势确实是严峻的,当局一些有相当份量的人还认
为我们对形势的看法”过于乐观“,想来又用上我曾想”教训“您的话来教训自
己:我们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有几次我脑中里一浮现大年二十九晚上我从
单位回来看到市内立交桥下各避风处都有人在那过”除夕“的情景,就想到参加
工作仅几个月就能为自己存下一个”经济基础“的您是否会相信这样的事。
看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主要有叁个指标:增长率、失业率、通货膨胀率。就中国
来说,其增长率的数字游戏就不必再谈了。而目前通胀率低则是可信,也是实际
感受到的(如物价),这是朱熔基为邓的”南巡讲话“擦了五年”屁股“取得的
成绩之一,同时,用朱的话说:”现在95%的工业品都是供过于求(《交锋》)
“。这就是”过剩“和”萧条“,是比通胀心寒的另一个极端,也是《南巡》的
必然后果。一般来说,低通胀的代价就是高失业率,今年6月14日劳动部公布的失
业率是3.1%。5月18日在《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演讲会》上,经济学家刘伟
谈到这个问题时开始有些拐弯抹角(我在台下看其表情是很不自然的),最终还
是承认了:”实际失业率至少18%以上,而西方的警戒线是7%“。同一个会上,
魏杰谈到下岗时说:”98年承受能力最多是1500万人,而面临是4500万人“。刘
伟还引用朱熔基的话说:”企业富余人员至少4~5倍“。中国近年猛升的失业率
决不可能是科技进步带来的,我国目前大多数产业都是”劳动密集型“的,这也
是我们在国际贸易中,包括对东南亚的竞争中能有的优势。而我们的近邻日、韩
在人口密度上成倍高于我国,而其经济同速发展时并没有出现这么告失业率问题
。同时用什么”国有企业工人下不了身份“挑剔职业的说法,也难说明问题。用
6月18日江泽民访美专题节目中科白的话说:”可以这样说,每向中国出口一亿美
元,就意味着给美国解决一万四千个就业机会“,我们是否想过,按欧美的先进
效率,那么如给国外解决几百万个就业机会,是否意味着中国将有几千万人失去
就业机会呢?还有一个相当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就是用电。我上次在电话里曾和
您谈到一部分机组关闭,继而一些地方已宣布鼓励用电,四月《经济日报》相继
报导了国家解除了一些限制用电的规定,有线电视上还报道了你们江苏省电力市
场已成了”买 方市场“等。官方称:”由于宏观经济调控及产业结构调整
,电力有效需求不足,用电量增长速度放慢(《经济日报》98.7.l),我国“
人均装机容量和发电量均处于世界落后水平,不足世界水平的1/3”(同上)。
单位能耗却居世界前位。此外,用朱容基的话说:“现在国家每年投产的重大项
目,有1/3开工之日便亏损”,“国有企业的资产有大约1/3的部分不能开足马
力,甚至全部闲置(《交锋》)。而乡镇企业工艺落后,能耗更高。无序、重复
生产更多。这就是说,整体低水平的用电量还要扣除高耗和大量浪费(95%的过
剩产品)。那就更说明我们市场上大量工业品并不是我们的电力生产出来的,例
如:”我们的机械工业……产品积压500亿元,国产机电产品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
逐年下降,机床已降至30%,电机50%以下,汽车不足30%“,”国产移动电话
为20%,国产各种 计算机为25%……“,”有些几乎为外国货所垄断,国产
摄录一体机的国内市场占有率为1%,国产传真机为2%(何文《第一推动力》)
这些国产成品中又有许多重要部件也并非国产,有不少国货仅是一张“皮”而已
。□□这就是我们的民族工业和市场状况(还有好多行业还不如上述)。再没有
一个高得吓人的失业率,就极不正常了。
在现代经济中,比上面那几“率”份量更重的是金融,我曾寄给您一份关于“储
蓄存款风险”的文章,文中说:‘工、农、中、建四大商业银行实际金融资本不
到二千亿元,而“没有希望收回的贷款就在八千亿元以上”从这个意义上讲,四
大银行的资本已经’名存实亡',四大银行已经资不抵债。四大银行应当宣告破产
“。这位作者是按四万亿存款总额的20%死帐计算的,实际上国家掌握的是42%
□□这是一重要官员对一着名学者承认的□□那就不是 八千亿,而是一万六
千八百亿。就此还有省级以下银行隐瞒的死账。魏杰(其本人现又任国家国有资
产管理局科研所所长)说:”有人羞羞答答的承认有一万五千亿“,他说:”银
行自有资金和债务的比率,国际惯例是不能低于8%,有些国家规定5%是破产线
,而我们只有3%“。继续靠借债吗,首先外债上已是进的没有出的多。”1985□
□1994年间中国的资产外逃占外债增长额的一半以上,在进入九十年代后,甚至
超过了每年新增的外债额(注A8)。内债情况更糟,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国
际上有一个公认的25%□30%的控制线(或安全线),而中国97年已达57.77%,
(注37),就此一些学者还献策要更大规模的发行国债,其用意很危险,这还仅
指中央一家发行的国债。另一头再说一下基层企业,1995年我国乡及乡以上独立
核算工业企业,负债总额为51751亿元,比上年增长20.9%,企业平均负债1014万
元,比上年增长176万(注A15),近年只会更高。□□这方面的数字,我们还可
以举出一些,几乎都是大大超过国际上公认的警戒线、安全线,现在倒是真正可
用上“濒临经济崩溃”这句话了,可不再是用作虚、假的政治宣传,而是那么的
实实在在。如还有什么疑虑的话,可用上印尼大学一位经济学教授年初说印尼的
一句话:“宛如进入了一条伸手不见五指的地道”。
5、邓小平说,“如果产生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上邪路了”
用一位负责任的经济学家的话说:90年以前是吃过去计划经济的底子,90年以后
,问题就出来了。例如,国家折旧率的实现值与应提值比例:84年前大于100%,
属正常,88年降到50%,89年仅为19.1%□□□这也就是将应提的国有固定资产
折旧充当了利润,虚盈实亏,挖过去积累起来的老本。近年,经济学界、企业界
都在推销“资产重组”,其实质意义是什么,经济学家和企业家一样坦率、就是
一个字:“卖”,(可以给国家增加几个活钱),据说这是企业深化改革的最后
一招。其实近十年前,我们一些老工人,就看破了:“……请看啦,最后一招就
是卖,卖完了家当就完啦”可那时我们的经济学家还在大力鼓吹承包制。那么又
卖给谁呢?一是通过买办卖给外国人,二是当官的卖给官僚的“连襟”附庸,或
者当官的自己,包括搞穷了“庙”的“富方丈”。一句话,不会卖给好人(若会
,就又是一场骗局),而且卖者、买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肮脏的使你分
不清角色。十多年前兴起的企业各种承包制,是第一次大规模的瓜分国有资产,
不过是以流动资金为主。结果是,企业都背上沉重的债务包袱,大多数承包人在
“吃喝嫖赌全报销”的挥霍后,还为自己和亲属添置了一大份家业和产业,这就
是老百姓早就总结的中国特色之一:“穷庙富方丈”。92年后,从股份制开始的
,尤以“资产重组”为精髓的又一次瓜分国有资产高潮,则以残存的固定资产为
主,几乎各方面人士都意识到:“这是最后一次,也是最大一次发大财机会”,
(至于剩下那些关系国计民生的企业、部门将在以后由这些新的利益集团去“会
诊”,交易)。接下来就是修宪,承认这个既成事实的私有制。
不管决策者是否曾精心设计过它的程序,这个历史转变的几个过程,其有机的联
系则是十分清晰的,首先在思想上突破信仰,转变到“一切向钱看”;第二步突
破社会主义的框架,放心走资本主义道路,第叁步突破公有制的约束,大胆据公
为私,正在走的第四步则要突破无产阶级的概念限制,通过最大一次分赃和修宪
,变成名正言顺,堂而皇之的中国新资产阶级,这个基本上是由官僚集团及其附
庸为主的变种,可以名副其实的称为官僚资产阶级了,也就是说,就在“转移”
人民的政治视线,并熄灭其政治热情后,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终于完成了向一个
官僚资产阶级的基本转变。这个“新阶级”具有杂交混血的优势,包括沉厚的封
建底子,实用的殖民地心态,成熟的极权经验,贪婪的资产者手段。也有他们的
先天不足,他们在国际制益格局中,永远是孙子辈的,决不会有任何一根“傲骨
”。中国大的优势将由于他们不具有保持统一的力量而失去,各个利益集团及其
国际背景将使中国重陷四分五裂,由此将给世界造成更大的麻烦,也要为它背上
沉得要命的包袱,这个前景才是真正的“水深火热”。“改革”开始后,邓小平
曾断言中国“不会出现百万富翁”,邓还说:“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
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上邪路了”。今夭已彻
底走上的这条“邪路”也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不过是否要沿着这条邪路走下去,
要取决于民众的觉悟程度,这是一个更大的题目,这里不再展开。
不管怎样,这20年过分强调的“发展经济”大家都已经尝到了它苦涩的果实,开
始承受它越来越沉重的代价。最终是经济下去了,各种麻烦问题却都上来了,有
人说是这些问题拖了经济发展的后腿,也有人说,正是这样的“经济发展”必然
带来的问题,总之,要把经济搞上去,其他问题都好解决”的承诺,是没有人再
寄希望了。就经济本身来说,也如某些文章对农村改革的总结,是“没有发展的
增长”或者如何清琏所说的“以世界罕见的速度造就了一大批富翁,但都严重阻
碍了中国的生产率上升”。从铁路对各行业大量的资料证明整个生产率并没有提
高,反而有所下降,新科技的引进补偿不了由于那些“撇开”的东西而大幅度增
加的成本,特别是那些不干净的“交易成本”。或者正是由于这一“撇开”而严
重阻碍了生产率的发展,那么我们“撇开”的究竟是什么“宝贝”呢?是的,它
是人类社会进步中决不能缺少的公正、平等,是精神、信仰、道德、廉洁等等,
以及由此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义务,据此构成的凝聚力和尊严,立足于此的人的自
由、全面的发展。所以当我们“撇开”了这一切,也就会为进步的不共戴天的敌
人□□腐败,彻底地敞开了大门。
六、腐败与黑暗同临。
腐败,是社会的癌症。只要失控、扩散开来,必死无疑,这是铁的规律。如果说
它在中国“源远流长”的话,留下的纪录全部是各个王朝的“坟墓”和不可避免
的“旧死新生”□□“改朝换代”,甚至爆发革命□□的巨大代价,所有王朝都
亡之于腐败,无一例外,包括在外族入侵后覆灭的宋、明。为了突破这个历史的
周期率,毛泽东曾做出了巨大的努力,首先是经常发动群众关心政治和直接监督
我们的干部,其次是把教育、制度和运动相结合,再其次是提倡艰苦朴素、重视
消费导向,以及毛、周等一批领导干部及其家庭子女的以身作则,由此很大的抑
制了干部的腐败意识和特权行为,建设了一个长达二、叁十年较为廉洁的政府和
社会,西方一些政治家(如惠特拉姆的声明)将其评价为“中国从未有过的最廉
洁和最有效的政府”,社会上已杜绝了或基本杜绝了“黄、赌、毒”过些在世界
上大多数国家都不容易解决的问题,但是这些努力和成就随着毛泽东的逝
世又成为历史。他也因这些努力彻底得罪了他与之斗争几十年的官僚主义者阶级
(才招致一些人今天的怨恨),而他所不得不承担的执政包袱,尤其是当时严峻
的国际条件和国家、民族的安全,使他没有能彻底解决这架官僚机器。也就没有
彻底解决那个“周期率”,他唯一留下的希望就是寄予他希望的人民。一个偶然
的场合,我发现一个年青人腐败也看成不需要大惊小怪的中国老问题,我突然想
到,当代中国腐败的开始不正是你们这一代人开始懂事时,也就是说这个腐败的
空气一直伴随你们长大成人,又是“司空见惯浑闲事”,见怪不怪,不过,我并
不认为这样的经历会增加你们的免疫力。主持中央纪检工作的黄克诚生前最后一
次接见记者采访时,对相信社会上“不正之风”会得到好转的记者明确表示:“
我没有这么乐观”。这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人极负责任的态度。当时所谓的“不
正之风”,实质上已是癌症。只是执政的人们愿意相信它还是“良性的肿瘤”而
已。
1985年,胡耀邦以总书记的身份召开了第一个反腐败的大会,至少他认为,此时
动手还未得及、几天后,《报刊文摘》登载了一篇《当年小蒋打虎记》似是预言
了今天“小胡”也必然失败的下场,不久胡下台了,我相清除了公开指责他的东
西,也应有“反腐”的成份。不知胡去世前是否反省过,中国当代的腐败风与他
“解放干部”时不正确的态度和方法有着重要的关系:不能正确对待群众冲击的
态度必然发展成对群众的报复打击,以达到再不接受群众监督的目的,而“官复
原职”、“原待遇”,使不少人的斤斤计较发展到为自己尤其为子女大把捞取更
多利益,以平衡自己变态的心理。这使人想起,当年抗战胜利后从“峨眉山”下
来到各大城市赴任各接收大员,在“五子登科”的洋场风气中也为蒋家王朝挖好
了坟墓,四十年后,我们的赵总书记也弹起了“五子登科”的老调,至少是促进
了当时的腐败扩散。当今在全社会、全民族的全面腐败中,一些人在争论、是官
僚的腐败带坏了整个社会,还是全社会的腐败腐蚀了官僚。似乎又成为鸡生蛋还
是蛋生鸡的类似难题,如果只能从这二种中选择一种的话,我倾向于前者。但是
它不是“根”,这个“根”有官僚制本身所含的“癌细胞”,有传统官本位文化
供应它的“营养”,有贫富悬殊提供给它们的刺激,有错误的消费导向对它的引
诱,有洋风送来适应它蔓延的气候有对整个社会发展的决策,或许决策者事先也
没有估计到的他的仅仅几句话会有如此大的力量,但它毕竟打开了“魔瓶”的盖
。
应属社会学范畴的一条规律是,贫富悬殊是一切罪恶和动乱的根源,尤其是重新
拉开的贫富悬殊(自然是少数人的富论必然带来的恶果)则是给罪恶注入了强心
奋。进入八十年代后的中国,刑事犯罪率随贫富差距的拉开是正比例急剧上升,
当1981年的立案猛增到89万件后,才使邓小平下决心大开杀戒、搞了1983年“严
打”。层层下指标,杀了一大批,监狱和临时监狱的“库容量”成十倍的猛增,
但仅仅几年后,犯罪率又以更猛烈的速度上升,1991年居然达236万件。这些数字
取自公开出版的由凤氏所着《当代中国犯罪问题》,此书97年出版,写书取材最
晚也是96年,所以书中说“峰顶应该是96年第一季度”,至今最新的“峰顶”数
字还未见到,但近年报道的“严打”频率则是一年比一年更高。比较“改革开放
”前,至今人口可能增长了0.5倍,而年立案率可能增长了10倍以上,若把目前
立案标准降到20年前的水平,那么增长就不是几十倍的问题,若要论犯罪的质量
及单项速度,恐怕要数在这个年代里应运而生的“黄、赌、毒”,成“燎原之势
”之因是这遍地的“可燃之材”,又是多媒体的歪风劲吹。□□这是指公安部门
立案的部分专业犯罪,另外部分呢?则包括受害者宁吃亏不愿惹更大麻烦而不报
案或者报不起案,包括经过贿赂不立案和撤案;包括大量国有财产被盗、被抢、
被分赃,却没有人管,也就没有人报案,包括更大量大家熟视无睹,甚至“不拿
白不拿”,“不沾白不沾”的可立而没人立的案;包括公安部门不便涉足的所谓
涉外等其他高级场所无时无刻不在犯着而也不会立的案;包括一些执法部门自己
做后台的大量“黄、赌”场所公开经营着不会立的案述称之为专业的犯罪,也只
是大家都公认看得见的“浮出水面那个冰峰”,而水下那个庞大的“冰山”主体
则是我们自己,
我说到这时,自己不会觉得心净,您也不会感到惊讶,在我们的社会中有几个家
庭为求人办事没有“走后门”送礼、贿赂,有几个企事业单位敢说自己没向国家
报假欺骗、偷税漏税、截留私分,有那个党政、军警司法部门敢说自己部门没有
执法犯法的事,所谓“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没有厂长、经理不
贪污,没有工人不偷”的论调是太绝对了,但对法律藐视的意识和行为则成为一
种全民性的现象,有意思的是20年来我们各级各层年年花了多少钱搞普法教育,
其结果是整个社会普及了犯罪意识,这就是腐败的恶作剧,而教员则是十分普及
的各种媒体、领导、师长、朋友、同事、邻居,及其空气中那种潜移默化(但不
疼不痒)的力量,可以预言,如果没有大的社会震荡,这一代独生女长大成人后
将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犯罪意识最强的一代!无论立案不立案的,无论
明的、暗的、潜在的酝酿的,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犯罪市场购销两旺,后劲十
足绝不会萧条,不仅有“初级产品”而且有高级,尤其是“高科技产品”正在成
为竞技冠军,重要的是,我们还能用犯罪生产犯罪、已立案、甚至已关人大牢内
的罪犯,仍在生产犯罪,大多数立案都会有人“找”,有人“送”,甚至有的在
准备作案之前就先“找人”做好铺垫工作,被判入狱后,包括一审被判死刑后,
仍要“找”、“送”,以求刀下留人,以求尽早出狱,这就为我们许多执法人员
增加了大量“灰色收入”的补偿,按道理,这种执法犯法应属于重罪,可是无论
大案、小案、刑案、民案,你只要置身其中就会立即感到,对于这些办案人员来
说收受贿赂像日常工作、生活一样随便,假如当事人没有反映过来,他们会直接
、间接给你开导。前司法部长说,司法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可公平地说,还不能
归之于这些司法人员的素质、品德,他们、特别是第一线人员为勉强维持这个社
会的运行也付出了努力、辛苦,承担了风险、牺牲,用其发牢骚的话说:“……
都是他那个'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把社会搞乱了,让我们给他擦屁股……
”。他们的腐败也应归之于这个社会的腐败,只是他们的职业格外引人注意罢了
,另外一些人到这些岗位上来,恐怕不比他们好。
我的《滇》文中曾引用一位老太太的话:“小偷也不比当官的坏!”是十分准确
的,她指的是公交车的小偷,他们对社会的罪恶,无论量和质比较官僚阶层是九
牛一毛.就是比较恶性的犯罪中,我们的官僚也毫不逊色,举叁个公开报道的案
例,一是黑龙江尚志市一拐卖南京少女案,其犯罪集团有13人是公、检、法人员
,其中二名是法庭庭长;二是海南海口市一副市长雇黑社会人员杀了市教育局长
;叁是湖南衡阳监狱内执法人员贩毒给犯人以赚钱,请看,他们什么不会,甚至
黑社会的生意也敢抢,可他们的专业性犯罪一一腐败,则是一般罪犯没有条件做
到的。这些官僚,由于地位高,权力大,其腐败的量也更大,质更重,影响更恶
劣,隐患更危险。在经济上他们的手很大,随便一把就是一个巨额,而从他划开
的口子中流失出来的其各个分数值的和,又至少要高于他自己所得几倍,更重要
的是,他们被撕去欺骗性而暴露出来的真实嘴脸和行为一次又一次被人们所认识
(目前更多是公开炫耀,大家也是见怪不怪),使其下属的贪官污吏们以及经纪
人更横行无忌.也使局部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英国伦敦皇家国际问题
研究所顾问沃尔先生在一份给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从一
九八五年至一九九五年间,中国长期资本外流的总量可能要超过一千亿美元,其
中约有五百亿美元是未经政府批准的。这从国际收支帐目中出现的大 量误
差和漏洞中反映出来(注A24)这和《滇》文中那位小张所说的一万多亿人民币大
致吻合,然而这只是海内外可查到的数字,还有更大量目前暂无力查出来的呢,
对此老百姓早有所闻,十年前,有关邓朴方这方面的传闻就几乎家喻户晓。重要
的是,它却由此推进了人们的世纪末,甚至末世的情绪,更加速了腐败的扩散。
在今春”福源模式“研讨会上,其创立人对我们说:他和地区专员到夏邑虞城等
县考察时,农民当面对他们说:”你们干部对我们农民是敲骨吸髓,挖心…“不
久前中央一台播出的《黑脸》,第一次正面暴露了当前农村一些乡镇干部比解放
前保甲长更坏的场面。江泽民视察湖南,四川,河南后,都立即传出一相同的传
说:说农民用”陈胜、吴广回答了农民最需要什么“的问题,这些说法自然夸张
,却向我们提出了极为严肃的警告,所以,何清涟的《现代化陷阱》中说”金权
政治,官黑结合与流民□□暴民,将是中国未来社会危机的总根源“ 。
对腐败的蔓延,承受力较小的是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这是由于其依附型社
会地位所决定的。他们以从自己特别的自私及其”聪明“、”实惠“最早摆脱了
信仰、崇高、道义乃至所有精神追求。他们的所谓”理性“都只从”利己“出发
。如果说,官吏只认”权“、商人只认”钱“,我们今天的文人则只认”利“。
他们无论怎么表达的”理性“都只是在自己的”利“中生产出来的商品。这些”
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及其受既得利益驱动的推波助澜,对于全民族的短
视腐败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是决不应低估的。由于文人的附会,官商紧密结
合形成的全面腐败体制走向了常规化、实际制度化乃至帮助社会”启蒙“认同化
。从整个社会的习惯到对每个人心灵的内渗外熏,几千年文明社会沉淀下来的所
有恶行,人性中残留的所有恶意识,统统被”解放“出来,并且立即成为市场上
的热销商品。人们像过去趋善一样趋恶,又像过去避恶一样避善。因为在市场经
济中是恶赢善亏的,撇开报上那些废话,我们已是世界上最”市场化“的民族。
从里至外,我们个人的灵魂、思维、感情、乃至脉搏、无不受市场影响,我们全
部的社会生活,社会关系几乎都含有买卖交易的因素,又从外至里,眼睛死盯住
市场,心中一件件地数落着自己的全部家当,包括肝肺,血肉……,还有什么能
被市场所接受。”有肉的卖肉,有灵魂的卖灵魂“,那行那业都比”妓女都不如
“,比屠夫还狠,比土匪还黑,黑道还有个”兔子不吃窝边草“的规则,而我们
从”宰生“到”宰熟“,其思想的解放,是江湖上的老哥儿们也望尘莫及的。”
商场无父子,股市无亲人,老乡见老乡,背后开一枪“,一切都要服从利益这一
最高法则。”对金钱意义的张扬,达到了一种藐视任何道德原则的地步“,也如
您说的:”人们对所有的丑恶都习以为常“,”采取了一种惊人的默许和宽容,
全社会的道德败坏,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前后均何文)。道德是人类生活的光
明,而腐败则是社会的黑暗,道德的丧失是比任何战争和瘟疫更可怕的人类大劫
难,一个最腐败的社会就是最黑暗的社会,它颠倒了黑白、混淆了事非,失去了
光明,人类社会在各个领域的一切建树都会依它腐蚀变形,社会进步的所有价值
在它面前都不值一钱。人类和人自身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一一难道还有比这更
可怕的吗?
有幸的是,我们社会在道义价值资源上也还有老本可吃,而且和物资不同的,这
是任何人都卖不光的。一次当汽车驰过郑大站时,车上一位在北京武警工作的同
志对其同伴说:“现在大学生都可自私。不管在哪,您郑州也是这,只要有事,
能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的都是四、五十岁以上的人”,“那是那个 时代教育
出来的,现在是咋教育的!”他的同伴所接这句话是切中要害的。这样例子,在
生活中常见。尽管“四、五十岁以上”也有少数坏人,譬如“五十九现象,(在
基层白头退休前大捞一笔),”现在大学生中也有一些清纯,率真的热情,但两
个时代所教育出来的主体,主流意识是有很大区别的,其中最重要一点就是社会
会责任感。这代大学生之所缺,是这个社会有意识的腐蚀,尤其是进入九十年代
后,人们大概就是这样接受“六・四”教训的。一位又去北大进修的学者也曾介
绍了当局腐蚀北大所花的代价。结果呢?用那些博士生的话说:“我们学这些东
西到社会有什么用?”。历史学家唐振常先生最近来郑州讲演《蔡元培与北大精
神》,极其热情地赞扬了蔡元培将民国初期这所极为腐败的学校改造成生气勃勃
、民主自由的现代大学,可现在的北大□□唐启先生极为反感的说一一又“成了
一个大市场”。唐先生所讲北大精神是自由主义精神,以别于官方那种廉价的“
爱国主义精神”(记者采访北大那几位学生所谈那种互为实惠的“报效国家”,
是令人倒胃口的。但愿不是互相欺骗,《经济日报》98.7.29报道说:”北大物
理系众多毕业生在互赠留言时,都这样写道:相聚在美国“。”自恢复高考以来
,北大物理系按成绩排列的前1/3的毕业生都出国了“,各系大致如此,”研究
生中,一般3个人中就走掉一个“有人戏称北大在为国外办大学”)。但北大还有
一种激进主义精神,因此成了“五・四”和“文革”的发祥地。有一本写北大精
神的书,将北大一首很有传统的歌曲,称之大北人精神,主题是:“北大、北大
,啥都不怕”。就是今日北大,拒绝接受职称者有之,为信仰共产主义抗议十四
大精神、跳楼自杀的教授也有之,不过少数有气节者目前是难以改变这个国家有
意“兴建”的“北大市场”、北大人自嘲的“北大荒”就是了。像美国等西方国
家,大学大都是左派的阵地,(而国会则主要是右派的地盘)说到底,这是一个
国家一个社会保持其生气的一个重要因素。和许多国家一样,我也正在担心一个
老年人社会的到来,其实我们的老年化;也不仅仅是“老龄化”,而极为反常的
我们的“老年化”正危险地开始在青年一代,他们的世故、老到,简直要使老年
人拜服。今日之“忘年交”,是老年人的激情、少年人的成熟,岂非怪事!应该
说,这种中外历史上可能是最罕见的现象也是我们大腐败社会最得意的杰作,其
险恶的目的当然是要窒息这个社会的生气和希望。
七、也谈“人性的扭曲”
六月初,我在一个客商那里见到一幅精致的条幅在“处世”二个大字下,写了以
下内容, “登天难,求人更难;黄连苦,公务更苦;浮冰薄,人情更薄;江湖险
,人心更险;知其难,刻其苦;耐其薄。防其险,可以处世矣”。我将上述内容
抄了下来。并非欣赏。之后,我就听说许多人的家里也挂有这样的条幅。也就是
说,不少人对此是认同的,有人说,这就是今日人的真实处境,也有人认为,这
个世界并不是一直是这样,也不全是这样。在《泰》片之前,还看了另一部美国
电影《地火危城》。我觉得它更富感染力,在毁掉一切的地下熔浆涌来时,紧急
署的官员、专家(男女主人公)、医生、司机、工人、警察、消防人员、新闻主
持人等等,乃至孩子都没有“首选”自己的利益而掉头逃跑。他们何止是尽职尽
守,对于不少人来说,首先考虑的是整体的利益,别人的利益。在安装好了爆破
的炸药后,一个队员受伤走不动了,他的一个同事,如再背着他走,时间已来不
及,于是,后者自己也不再走了,而是陪着自己的朋友去死。当指挥员通过电话
询问他们准备好了没有时,为了不拖延时间而延误整体的利益,他们平静的回答
:“完毕”… 尤其是那位地铁负责人,多少人喊着要他丢下、他背着的那个奄奄
一息,还不知能否救活的司机,那么他完全可以以自己高大的身躯跳过刚刚流到
车边的熔浆,但是他却奋力把他背上的人抛过去了□□对那个人来说、那是他自
己已经不知道的极小的一点生存希望,而这位头头却把自己完全清楚的希望牺牲
在他更清楚的熔浆中。…… 看到这里(甚至今日又写到这里时),我的眼已被泪
涌的睁不开,我当时清楚地感到、我的整个心都被泪水泡透…… 看来,美国也要
宣传“大公无私”、“舍己救人”这些在今日中国被用作调侃嘲弄的精神,
如果说,“洛杉叽的这场灾难”只是场电影,如果说,在那场“灾难”中也有医
生男朋友的自私和个别人的“趁火打劫”(其他美国灾难片还有更甚阴影,如《
龙卷风》中受利益驱动的另一些科技调查;《山崩地裂》中差点为了投资的利益
而牺牲掉全城人民;《恐怖地带》中国家高级领导人涉嫌于其中的无耻交易等等
),那么,1976年7月28日,7・8级的中国唐山大地震(烈度11级)却是真实的、
本世纪世界上最大的灾难,比较这个电影中的故事,除了现代科技手段不如,唐
山却有更多、更多的动人事迹,(无论是当时的通报,七十年代末的报告文学或
是九十年代中记者的重新采访□不知您看到没有)就连监狱的刑事犯投入无法严
格看管、控制的抢险后也只有立功、而没有一个犯罪记录。这场真正是“天塌地
陷”的灭顶之灾。也是对几百万唐山人和来参加救援的军民、对那个时代的社会
风尚、乃至人性的一场最严峻的考验,其答案是最美的:没有滴下一个污点,只
有说不尽的高尚、动人事迹以及一个个生命的奇迹和在那时的条件下,非常规能
计算出的效率.我还想起前一年,河南驻马店特大洪水后的郑州救灾工作中,政
府把白面发给单位,发给市民家庭烙饼,事后全城人到处传说,收上来的烙饼检
查后没有一张掺入杂面(当时有些家庭还吃有杂粮)、,唯有一些掺“假”的、
掺的却是烙者家里的鸡蛋。这一切难道是上个什么“人性扭曲”的社会、时代所
能表现出来的风貌?!
假如今天再发生这么大的灾难,我仍相信还会有一些高尚的人和事,但一定会有
更多的罪恶,就是现在,又有多少人做梦都在准备发灾难财、国难财。尽管科学
技术手段要比过去先进得多,但同样规模的灾难,损失只会更大,一是近20年高
楼大厦大都“掺假,二是人心更假。今年5月的阿尔山森林大火就是一例,参战的
森警大队长刘立险些因食倾销的变质广东、广西火腿肠而丧命。官兵行军中连食
用凉水也遭敲诈(注38)。目前正在进行的抗洪斗争,已有领导干部带家属逃跑
被处理的几例。一些大城市还建立成千人的武装巡逻队伍,可能主要是对付”趁
水打劫“的犯罪,因为对付水是不需要武装的。唐山大地震是我们民族的巨大灾
难,我们民族也在这场巨大的灾难中收获了巨大的牺神财富,它应该有益于后人
,有益于影响民族的精神、社会的进步。就象我们在《地火危城》的电影中所受
到的教育一样,还应该比它更好,因为这是真实的。是我们自己的、也有更多的
光辉。但是政治却不公正的对待了它、就在举世悼念毛主席逝世时,曾在地震中
埋在地下十五天的六个矿工在报上发表给江青的信,感谢她对他们无微不至的关
怀。就是江青首先紧急指示保护他们十五天没见过光线的眼睛,然后派专机接他
们到北戴河治病疗养,并一一具体指导。然而自江青被捕后至今,这一人类生命
史上的奇迹(对生命科学也有很大的研究价值),却不准再提起。地震发生后,
一位在唐山基层工作的青年干部,不顾亲人的死活,迅速安排了身边人一些必要
的工作后,没命的跑向北京、跑进中南海,向政治局汇报,也以自己对当地情况
的熟悉指挥了政治局最初的一些最快、最有效率的行动,由此多挽救了多少、多
少万人的性命,他应该是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但是二年后,以自身没任何实质
性的问题,仅仅是造反派出身,就被撤职,开除党籍、被整、被关、被批了好几
年(最近在一个杂志中,发表了一位作家对他的采访)……・ □□这两场灾难发
生在”十年文革“中最后二年的河北、河南等内地地区,用这块被迫付出巨大代
价的”试金石“检验出来的社会真实面貌,对于当时的整个中国社会来说是有代
表性的。
也为此,我还想回忆几点在”文革十年“前二年中颇能说明当时社会中人际关系
的、也是我所亲身经历的事情(有些我可能在桂林和您谈到过)。列宁曾说,不
论你走到那里,只要一唱起《国际歌》,就会找到你的同志和朋友,文革当时有
一首《抬头望见北斗星》的歌曲,本是红军时的歌,1964年周总理曾建议加进大
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以替代其中”过于软绵绵“的那首《十送红军》
。随着《东方红》电影在全国的上映,那个时代喜欢唱歌的人也都会唱这首歌,
进入文革后,却成了造反派的”专利“,不管您坐在那次火车上,不管您走到了
东西南北中的那个城市,只要您轻声哼起这首歌,您从不认识的战友就会靠近你
,和您一起深情唱起 ”……为捍卫毛主席革命战线,洒尽热血心欢畅!”革命战
士想念您,亲爱的领袖毛泽东,革命……“。那时的人们不会、也不需要”包装
“,”输出“的,”反馈“的,都只有真的;那是一个少有的激情的时代,真诚
的社会。人们几乎是绝对的相信,只有受压的造反派才会深情的唱出这首歌,若
再具体地介绍一下所在地区的路线斗争情况,就此就足够了,吃、穿、住、行、
用都可以”倒贴“,为了支持,帮助你□□也是我们共同的事业,甚至可以”倒
贴“自己的生命,目的只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1967年的”二月黑风“
中,我第二次被”公安公社“抓获,也第二次被战友们抢出来后,被财资战线一
个联络员安排隐藏在一个女同志家里,这位大姐每天叁顿给我送饭,知道我是南
方人,连早晨也是鸡蛋炒米,一天早上我自己去厨房倒水时才看到她和其幼子正
吃着窝窝头,咸菜、黄面汤……,造反派胜利后我却找不到她了(她搬家了),
六年后,我在省”叁办“不远的一家水果店里偶然碰到了她,她甚至还记得我的
一些”洋相“,可她的单位却不知道她曾掩护我那件事情,她也仍在一个小店里
当会计,她姓庞,其丈夫姓高在生物研究所工作,76年时还曾为苏容的工作调动
帮过忙。67年3月18日,我第叁次终于被追捕”归案“了,由于省看守所”爆满“
,当晚我就被转到金水区拘留所,也是全清一色的造反派,各行各业的都有,二
个最小的学生仅13岁(一个小学生叫肖九一,父亲是1928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
另一个姓王,是戏校的小学员)来到这里,其气氛比回到家都更亲热热闹,每天
都在热烈的争论中描绘着理想国的蓝图,周末还和隔壁女囚室都对着窗外联合举
行诗歌朗 诵晚会……可却为一点小事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囚室中有一个铁
制便盆,一位建筑工人”哲学家“非”独霸“紧靠它的位置(囚室中人均不到一
平方米),多少人都没有争过他,至于我,他认为:”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
孩子,更难习惯这个味道“。我的理由是”那就更需要习惯这个味道“,在大家
的支持下,最后通过民主程序,我争到了,可他却二天没有理我……
这年的五月下旬一天,我去铁路机务北段支持其罢工时,碰到从煤车刚下来的两
个戴着”二七公社“袖章的女学生正捧着自来水管喝生水,我将水壶递给她们都
不要,几个小时后,我回到”公社“(河南造反派总部)去会见北京五大学生领
袖之一的韩爱晶,又看到她俩,正将一满书包的钱(大多零钱)上交,这是她们
扒火车去西安为”公社“募捐的钱,又扒上煤车,吃着干粮、喝着生水,全部带
了回来。一个月后,我从洛阳”前线“回来,听说”红旗“百货大楼刚被攻下,
就急忙赶去,首先安排几十个学生去清点各个钱柜,一人一个,清完封起作个统
计。第二天,大楼会计(保守派的)找来,首先声称:”昨天我们是四点结帐,
五点你们攻下的楼(所谓“攻楼”,就是攻占楼的平台□□制高点,以建广播宣
传站)“可经他们核对后,一分钱也不少,□31年后在我重新简单记述这件事前
的某一天晚上,我又来到这个大楼的门口等待相约要来的一位外省未曾见过面的
学者,旁边叁位小伙子正大声议论着他们中那些”不仁义“、”不够意思“、”
谁都骗“的事情,使我不由得想起31年前在这个楼上生活的几天,想起那位脚残
的广播员□□商校一位女学生□□登软梯的利亮动作,想起晚上和学生们畅谈这
个地方十年、二十年、叁十年的建设规划(没想到的是,而今这个老城区,面貌
基本依旧)想起每天周围多少不知姓名的老太大送来又吊上去的那一罐罐饭菜,
那时阶级阵线是那样鲜明,象这些城市贫民区都是造反派的”解放区“而省市委
周围则是保守派基地,全国各城市也大致相同于这个规律。 像这个”一人一个钱
柜“的故事,今天的年青人相信的不多。可一次在出租车上一年青司机却在对比
今天社会时,反给我讲了文革开始破”四旧“后在大剧院等街头展览那么多金银
珠宝的事情。展台前最多有一根烂绳,换句话说,伸手可得,可每天成千成万无
组织的参观者没有人拿走一块。……
许多年青人都从父母处听这个故事说,又以此来比较当今社会的贪婪。是不是那
个时候的人”蒙昧“得连钱都不知道有用,可再往前推”叁年困难时期“、机关
部属之间为”巴掌“大一块菜地争吵得脸红脖子粗,大骗子可冒充周总理的笔迹
一下子骗出几十万,1961年刑事立案高达41万件,而且绝大部分是偷盗和经济案
,这和1958年真正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完全不同,直到文革前,社会上不
仅有城市特产的流氓集团,而且还有一支在”叁年困难时 ”建设“起来的流窜团
伙□□俗称”盲流“。在不断的骚扰……,文革开始的一场”政治风暴“却把社
会犯罪也扫荡得基本干净,到1967年元月份,被河南医学院”东方红“造反派接
管的郑州市唯一的看守所只关押着几十名犯人(只相当于这个市看守所今天的几
百分之一,而且今天还远不止这一个看守所)。尤其是几派武斗时,街上没有戴
大沿帽的(警察也参加群众组织,不过绝大多数是参加保守派武斗结束后一直至
73年,中国大部分地区都看不到”大沿帽“)。商店楼顶上是武斗工事,下面还
照常营业,各省、市、县来串联的,都只凭一张嘴自我介绍观点,这样的条件对
于”盲流“来说,真是作案的”天赐良机“,有趣的是,他们反而不干了,并成
立了一个全国性组织”五湖四海“(真可谓”名符其实“);不再追求”吃香的
,喝辣的“生活方式,反而跟随造反派去冲锋陷阵,有一次居然来”公社“,把
我从会议上叫出来训了一顿:”洛阳的‘二七’战友只剩下'八・一六‘一座大楼
了,你们怎么见死不救,阶级感情到那去了?“。我到洛阳后,听说他们已先一
天到达,可都被关起来了,参加造反派的公安局同志告诉我:”我了解他们,都
是一些流窜犯“,可这都是文革前的事,我让放了他们,在谈话中了解到他们中
有的人过去还是职工,”犯错误“后没工作才堕入流窜中,犯什么”错误“呢?
其最重的,在今天又算什么呢?而轻的,甚至只是跟领导顶顶嘴……这时的他们
也会用毛主席语录跟我们讲理,质问我们为什么不允许犯了错误的人参加革命,
不是”重在表现“吗?而此时的他们”秋毫无犯“并十分注意其新的形象。……
几个月后,胜利后的造反派,根据中央指示要”清理阶级队伍“时,在各个单位
里又遇到这不少这类似的例子,也怪不得其阶级出身比较”纯洁“的保守派文革
中一直攻击冲破血统论后组建的造反派队伍是:”牛鬼蛇神排成队“。多少年后
我在给别人谈到文革爆发后这样的变化时,开玩笑的说:”好象一夜春风,大家
都变得神圣了!“
其实何止文革,近似的例子就有89年的学潮,当时有篇报道说:”京城的小偷,
也罢偷一个月!“在河南我和几个朋友去省委看大字报时,也用自己透明衬衣口
袋里的几百元钱打了个赌,在成千上万的人群中挤过来,挤过去,达半天之久,
却不会丢,人们相互之间,对撞了、碰了、踩了等事,也表现了在此前后少有的
宽容。总结起来,可用列宁的一句老话:”革命是最好的秩序“,连同我的上述
几点回忆还说明:”革命,也 能建设最好的人际关系。“类似我几点回忆的
事情,对于经历那个时代,尤其是当年的造反派来说,是十分熟悉而又普遍的东
西(上周在一华侨集国请客中,我高兴地谈到上述事时,当场几位中年人者就补
充了几个类似的故事。上周我在一个朋友家看到一份省新华一厂印校118战团67年
的小报,报道了爱子被印校一学生不慎撞死的一对夫妇(省文化厅二干部)忍住
自己的悲痛,反而去信给这位肇事学生,让他接受教训,放下包袱……。个人看
后都十分感触,在今天人看来更是不可思议),只所以今天又使人们感到那么生
疏,则是官方禁绝宣传的成绩。”文革“失败后,官方将其定性为一场”动乱“
,所谓”动乱“当然是对政治体制、社会秩序而言,而这场”动乱“的矛头就是
针对在文革前十七年中已形成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正构建的新官僚政治体制及
其结构秩序,因此,这部”文革“史,尤其是对社会基层来说,其主轴线也是一
部冲破长期”万马齐喑“的压抑局面起来造反、被镇压、再造反,再被镇压的历
史。在这场悲剧中充当主角的造反派曾有过的胜利和掌权都是短暂、局部的和有
限的,可他们失败后被押到完全没有发言权的”中国特色“等被告席上时,一切
脏水都泼向了他们。当时,对于这支不可能事先经过挑选、培训,而只能是参差
不齐的造反派队伍来说,在那样反复遭受镇压的条件下,不可能不犯错误、不出
现问题,其中有少数人的狭隘报复,也有承受不住残酷高压的变态等。但是,就
像外电报导'审判'江青时,当局将她所支持的造反派被另一方血腥镇压的血债又
反过来算在她帐上一样,这种流氓手段也普遍施在在基层受整的造反派身上……
。
尤其是不少文人为掩饰自己在”文革“中(也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卑鄙嘴脸,
故意把水搅混,将个人阴暗的心理和丑恶表演的经验大肆渲染为一种社会共性的
东西,而把”文革“等同于一个”人性扭曲“的时代,就是这些人成功的得意之
作。在被称之为”扭曲“的描写中、不少是指当时的政治斗争中,一些人对别人
的出卖、揭发,打小报告一类事例,可这些东西,文革前就有,文革后至今仍还
有(上周一位大学教授还在给我们描述大学生中打”小报告“的老到),中外古
今都不少这种现象,否则那有”君子“,”小人“之分,(具体事非应另当别论
)就是受文革迫害的典型人物,或者被誉为”高风亮节“的君子又如何呢?
文革冲击的第一个”知识分子“就是吴□,而用莫里斯・迈斯纳的话说:”他并
不是单纯的知识分子“、”他们主要是在党内有相当高职务的人“,”并且受到
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的保护“。因而,他既然为了谋求自己利益已在政治旋涡
中陷得那么深,那么在政治 斗争中首当其冲又有什么奇怪呢,如再揭点”老
底“他本人不也是57年”反右“等运动中整其他知识分子的打手。再以”德高望
重“的巴金老人为例,当年周场从狭隘的宗派主义出发将胡风朝死里整时,其”
致命武器“不就是巴金所提供的胡风给这位”挚友“的全部私人信件吗,所以胡
风平反后,致死也没有谅解他。用朱学勤也谈到五十年代前期文化界那几场斗争
时的话说:”他们把被整人多年来给自己的私信统统抖落出来“,”然后,越来
越多的知识分子(今天仍被称为’一代文化巨擎',还有这个'家',那个'权威')
一哄而起,纷纷'向井口投掷石块'……咬牙切齿,声声可闻“。如果仅仅是指这
类手段,在我们党内的”攻臣“中,也不乏其例,例如本地报纸正长篇连载的贺
龙,你再看一看李锐回忆庐山会议上他的发言,回想一下当年他对罗瑞卿的揭发
,又会对这位传奇英雄产生其他什么印象呢?在1953年”五马进京“中居后位的
邓小平,不首先是揭发了”马首“高岗,立了大功而升为”马首“吗!奠定叶剑
英在党内地位的主要功绩不就是揭发张国焘要绑架中央的阴谋吗,至今也有一些
当事人(包括张本人)和文学家反而认为这是叶无中生有的阴谋,(再加上他后
半生那个至少在手段上不能称为”阳谋“的辉煌,就完成了此人一生中的二件大
事)。就是在现在表面上不那么集中激烈的政治斗争中,某人不也是两次”卖主
求荣“吗?当然,在造反派队伍中也照样有这些东西,我只是说,这是几千年社
会生活中一种现象,而不能又归结到文革中。包括另一些人把”扭曲“联系起文
革中的残酷斗争,又何尝不是同样的道理。只是因此更恶心中国这些文人们的卑
鄙无耻。在那么大量地控诉大革的作品中,就是没有人写”五十多天“的残酷和
”联动“的”横扫“,没有人写二月黑风和以后”内战“中军队对造反派的血腥
镇压,没有人正面写集中文革中大组分冤、假、错案的”一打叁反“运动和以及
总理名义整了成百万人的”五・一六“案,文革结束后,近十年的清查所整人数
,又可能要超过镇反后历次运动的总和(昨天在理发室,一位当时在郑州一个大
厂任一把手的老干部在谈到他一个厂当时被整人数时就说:”何止上千!……“
),死、残更无以数计,这里有多少素材,却没人写。道理也很简单,因为施暴
者、镇压者都是”功臣“及其附庸,而遭暴者、被镇压者是出身草民的造反派群
众。
我们那些文人的高明之处还在于能颠倒过来的写,甚至一个简单的过程经他的妙
笔一”扭曲“变形、也就变了味道。去年一位着名学者来郑和我们座谈时,很有
兴趣谈到台湾进入民主化进程后,一家人为在社会上参加的不同党派观点不同而
经常发生争吵,我们听时就笑了,在中国文革时不也是如此嘛,可一些文人也曾
以此大做文章,也归结到什么”人伦“,”人性“上去,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
知道,当时一家人分别参加不同派别并为此在家辩论、甚至争吵是不少,但因此
使这个家庭分崩离析的却不多,就像当时工厂工人在社会参加不同派别的斗争(
甚至武斗),回到生产岗位上一般仍还能协调工作一样。当时因观点相同谈恋爱
的有很多(甚至有一些是战场上促成的浪漫故事),可观点不同,”不打不相识
“、反而又结合在一起的,也有一些例子。观点不同,叫各为其”主“,都是为
政治,自然是出于公心,就一般群众来说,不会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这一切应属
正常,还能开阔生活的视野并使人保持活跃,而今仅仅只为了一个”钱“字,又
毁灭了多少家庭。大报、公案中已也是经常有这样案例,而来到销售各种”法制
“报的报摊上,满目都是父杀子,子杀父,子杀母,母杀子,兄弟姐妹相残,亲
戚邻居为仇……。
如果说在政治悲剧中确有不少人是出于真诚的话,那么由金钱酿成的恶果中,则
只有私利和欺骗。如果说,直接牵涉进政治的毕竟是少数人的话,那么,由金钱
锈使的社会堕落则是很少有人幸免。如果说对政治真诚也有会被欺骗、但会随着
政治的透明可以减少和避免,而在一个堕落的社会里,越透明,越难有一块干净
的地方。以至多少人,尤其是精明的商人愿意相信这个被他们自己多少实践检验
过了的”真理“:”除了骗子是真的,其他全是假的!“又有的人,尤其是自认
为看被”红尘“的年青人很快卷进了这个时代的主旋律:”人不骗人不是人“。
一位女老板对我说:”人都穷怕了,现在还什么道德不道德的,不管你抢来的,
偷来的,骗来的,只要你有了钱,这个社会就高看你,你没钱,谁都瞧不起你!
“类似的说法,到处可以听到,人们也终于明白一味的宣传”贫穷“,就是为了
把社会诱导到今天这种”笑贫不笑娼“的主流意识中来。也有多少好心人要一再
嘱托出门的亲人,千万不要去管闲事(做好事),否则讹住你就受不了,人们也
确能举出一些做好事被讹的事例。假如我做了一点应该做的不值一提的小事,我
最怕别人说的那句话”现在还有好人“,可知道,我们小时候所受教育是:”这
个社会还有坏人“。一切都颠倒过来了,如果你见利不争,不贪周围一圈人都会
认为你:”有病!不正常“。无论你走到那里,一听说”打架了“马上就吸引走
周围所有人,再听说”出血了!“你就可以更清楚看到人们的兴奋程度。八十年
代时,我在狱中听他们干警介绍社会上司机撞伤了人,为了一次性利索地处理,
趁没人把车再倒过去活活轧死,我听时曾毛骨悚然,而今,一些漂亮的女孩子谈
到这一毫不稀罕的事时则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对于因此应联想到的血腥场面,你
却看不到她的表情中有那一根线条会因此受到影响……
我想,谈到此就足够了!究竟那个时代是”人性的扭曲“也一目了然。您一口气
提出了”那么多严肃问题“,为了回答它,我断断续续用了何止上百口气,堆砌
了这么一些材料,就此还不一定能说清问题。比较官方几十年来重复了千百遍的
谎言及其对思想传播的霸权和垄断,我这点”杂音“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社会
的进步则一定需要这另一种声音。95年一位南开的学生曾提醒我:”九十年代和
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有很大的区别,这一代再也没有那样的激情了。“我当时不以
为然,或许是因为在这之前,我曾接触过许多学校的师生,并有过颇为顺利的交
流,就该说,直至今日我才意识到那个”之别“并深有感触。五月份在某学校的
一次座谈中,一位学生就明确告诉我:”你说服不了我“,并非我一定要说服他
,只是觉得持这类观点的人所提出的问题、包括思维逻辑甚至表达的语气为什么
有如此简单的一致,而在这之前并没有一种统一的教材。但却一定有一种媒介,
这就是那些”知识分子“的影响,又联想到去年在上海,一位着名学者给我介绍
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个前后的变化(89一92年简单套用东欧的经验,持速胜论,
也消极地拒绝和当局合作,92年则彻底失望,抛弃一切信念、面子、取最实惠态
度),以及这其间整个社会的变化,也就基本上理解了受其影响较大的青,学生
主流意识的变化. ”八九“学潮被镇压后,从北京开始,首先在大学校园里兴起
了”寻找毛泽东“的自发学习,用《中国青年报》一文章说,他们是把文革的”
反走资派“和学潮的反”官倒“两个性质相同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并很快汇入91
年前后全国全民性的”毛泽东 热“中。后者主要有二个最显着的现象,一
个是从上海开始发行的,很快突破”吉尼斯“记录的《红太阳》磁带,由东向两
席卷而来,大街小巷不绝入耳,另一个是从广州开始时兴的挂毛主席像,由南向
北急速蔓延全国,站着国道边,望着绵延不尽的全挂着毛主席像的车队,有人戏
称为”北伐“。从声到像到议、到传媒,又一阵国内的”毛泽东热“在九一年底
,九二年初达到高峰。这里有”八九“没有渲泄完的东西,又有对”六四“的不
服,有连续几年经济低潮的失望,也有失败的”砸叁铁“激起的情绪,人们心照
不宣地都感到这是动向一个聚集点、
93年12月26日□□毛主席百年诞辰的。但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及其掀起的
大有淹没一切的经济热潮根本性地改变了这一趋势。首先是突破”社“、”资“
的”思想解放“,将理论界几年来的反思一风吹跑,并使人们放开了手脚。其
次,有关部门甚至发文连”回扣“等也承认为合法,使”两院“打击经济犯
罪的通告造成的压力消去,解除了人们的顾虑,又何再拘泥于手段。连退休的老
市委书记们也被”政治任务“动员去摆地摊,以起示范作用,象钢材、木材这些
生产资料的价格仅几个月就翻了一番,其势头、《中国物资报》称之为”千年不
遇“的机会,各种批文”魔术般的收益通过各种渠道和关系使人们心痒手痒。不
甘吃亏的“知识分子”争先恐后地跳下“海”中同时抛售的各种适销“新观念”
、“新理论”横扫了在市场上“不值钱”的我们社会民族残存的人文、伦理、道
德、甚至法统和所有价值观,至此完成了全民族的整体短视,全社会的系统腐败
,人们是得到历史上从没有过的真正“彻底的解放”。中国大地也有了一次历史
上罕见的如此“全民性”的“淘金热”。学可以不上,书可以不读,(此时,全
国适龄青少年入学率及人均购书量均跌入最低点),工作可以不干(全部实现了
“转移”)。从“皇亲国戚”到普通百姓都在忙着“发财”,一些人鼓吹的“在
金钱面前人人平等”,至少在一些形式,一些场合上是实现了。一切能搞到手的
东西都被“炒热” 了,股市上猛升猛跌,人们习惯如赌场一样。最“烫”的是脚
下的土地,上“亿级”的富翁们大都是靠此起家的,92年国有土地的出让是91年
前的11倍,也学会老“资”祖宗的“圈地经”(不过人家是为了向外打,我们是
向内引)。92年.县以上“开发区”就占1.5万平方公里,超过前41年城建的总和
。人们“掏”空了一切,自然首先“掏”的是银行□□待“93热”后,94年底,
居然出现差300个亿的钞票无论如何也印不出来的印钞票危机趣闻,以至于95年一
下子进口了12条现代化印钞生产线……如果不是朱□基拉动“紧急刹车闸”,我
们这列“疯狂”的列车不知要惨到什么程度。□□多年后,一些商人在回
顾“九叁热”时说:“都是赔家,没有赚家,即使先赚的,后来也赔了”,“大
家都被人家耍了”……。
是的,“九叁”后,给大大小小企业留下的是几年也处理不尽的“库存”和成倍
翻番的债务,给中央财政留下了猛升的“赤字'、给国民经济留下了至今仍难以根
本解决的可能是致命的巨大的后遗症,而不少”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大片土地至
今仍在懒洋洋地晒太阳,连只羊也没留住,要说没人赚,钱到那里去了?一是”
洋人“,二是”官倒“,可能没人持疑问。谁也没有国家赔的更惨,又是被谁”
耍了“?我们社会、整个民族的”本“、”根“也”赔“进去了,又找准”算帐
“?经此”折腾“,中国知识分子(主体)也死了!他们是”身“、”心“、”
魂“一齐跳下”海“的,没有给自己留一点”回头从良“的余地。再倚门卖唱,
即使能用上进口的艳妆,也难改其俗质媚骨了;何况也有此”血统“。可惜的是
在这样背景条件下成长起来的这一代青年学生,他们不能不受到这些”知识分子
“很大的影响,”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象鲁迅那些进步知识分子对社会的批
判、启蒙,以及自身没一点媚骨”的光辉榜样,曾积极影响过一代代青年学生,
如今,这个“告别革命”、“躲避崇高”的“知识分子”主体又能把这代青年学
生带向何处去,将是我们今天社会一个最严肃的话题。几天前,一位朋友对一个
搞电脑的武大学生说:“……你们这一代最大的缺憾就是没有魂,没有思想,”
这位学生说:“你们这一代的精神境界是我们这一代人无法相比的”,我看到他
说此话是十分真诚的,我还听到不少学生承认这个差距,其中包括您。正如我们
这一代人也应该向你们这一代人学习现代科技,尽力跟上技术的进步一样,你们
是否也应该继续我们承继的人类社会进步的责任。我们过去习惯地称青年学生为
“小知识分子”,今天看来或许用法国式的“准知识分子”较为恰当,这就要有
个准备,有个选择。
有些学者把知识分子分为叁类,即幕僚、技术、人文。所谓“幕僚”,既葛兰西
称之的“统治集团的管家”,他们一些人直接当了官僚,多数人以“幕僚”角色
进入官场,即使后者的作用已不宜低估,人们大概忘记了文革初期批判邓拓一句
“黑诗”:“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也就是说,他们的一种观点
、一个献策,都可能会带来多少人头落地,多少家被人亡。而这一切,还会在他
们帮助维持的秩序中平静的合法地进行。中国封建社会如此长命,有他们的主要
贡献,也是他们和权贵结合所建立的文化思想霸权,压抑或者化解了人民的民主
意识、颠覆意识,以致于至今中国的民主进程如此之艰难,缓慢。所谓“技术”
型,一般常称“工程技术人员”,如果又视为后者,则比较简单,而要归进“知
识分子”则麻烦较多。爱因斯坦曾把没有哲学思想的科技人员称之为“工匠”,
那么,对那些不承担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责任的科技人员是否也应该这样认识。
工匠,用现代话讲,就是技术工人,当年在政治气氛还较浓时,把他们划进“工
人阶级一部分”曾使其高兴几天,可今天当社会又重新恢复等级、贵贱观时,他
们中的不少人就不再愿意与工人为伍啦,有些人还高估自己的作用,认为“没有
知识分子,今天还会停留在原始社会中”,甚至颠倒一些最基本的是非观,张嘴
就是:“过去计划经济把工人都养懒了”,闭嘴连人道都失去:“(下岗)饿死
活该!”也据此使我们认识到从小所听到警告的知识分子翘尾巴是什么样子。由
于现代生产的规模和形式决定,他们对“上”的依附性很强。尽管其职业技术可
能是现代的,但由于我们的教育和今天的社会决定,其社会思想则属于葛兰西所
说的那种“传统”型。并且从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出发,在一般情况下,他们是
维护旧有秩序反对大的社会变动和革命的,因此如果不经过深刻改造和引导,其
主流思想是不利于社会进步的。就某种意义来说,新技术本身,也是一把双刃剑
,有推动物质进步的一面,也有压抑阻缓、甚至伤害社会进步的另一面,这并不
仅仅是指掌握它的人。对后者的负面影响,尤其是进入本世纪后半叶后。正越来
越受到思想界的高度重视。还有一个被多数人忽视的历史现象是,无论中外古今
,陈旧、腐朽的统治阶级,也都高度重视新技术,并用它来压制批评和反抗,达
到延长统治的目的。换句话说,重视技术,并非都是主张社会进步的。什么“科
技救国”、“兴国”,我们前几代人就喊起,结果如何呢?一百多年前,中、日
同在德国考察,俾斯麦就根据中国人只热衷于技术、机器而断言:“中国必衰”
,之后,被他不幸言中。
而所谓“人文”型知识分子就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不过这并不是指其所学
的专业和选择的职业。就是在工程技术人员中也有一些人文主义浓重的优秀知识
分子,如果以职业出身来划分的话,后者的数量甚至大于前者,这是指中国,是
那早就该死的教育制度(尤其是文科教育)和官儒的遗产造成的。我赞成把启蒙
性、批判性、颠覆性作为知识分子的一般性质,在这里,是不能再分“专业的”
,是叁位一体的。如据此再去衡量从事人文科学职业的学者,真正的知识分子更
所剩无几。鲁迅说:“真正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
的,冒充的知识阶级,只是使知识阶级的寿命倒比较长一点。”尤其是在我们这
样的社会条件下,履行社会进步的责任的知识分子是极其艰难的,甚至是危险的
,这也是有传统的。就是中国古代给我们留下的灿烂的文化遗产也大都是那些优
秀知识分子被贬、在野、滇沛流离、放逐、囚禁中创作的,“文王拘而演《周易
》;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
;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
《孤愤》,诗叁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后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命
运也基本如此,压力往往使知识分子有所作为,官场、利益则往往把他们腌得变
味、变质,而腐败会把他们化得连渣都不剩一把……重要的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您在信中所提到的那位仍保持着年青形象同事,对文革不会“留恋”的态度是完
全正常的。比较同代人,她是比较幸运的,能自己选择去当兵,后又上了清华,
是当时多少人求之不得的。当然,她也是吃了苦的。吃苦,是那时的年青人一般
都要接受的教育。譬如被今日人们称之为“变相劳改”的和“牛棚”的“五・七
”干校,当时包括毛泽东、江青的爱女李讷不也两次去锻炼吗?以“老叁届”为
代表的下乡知青,也确实锻炼出一批各种各样的人才。例如我信文中几次提到的
朱学勤,在上海只是小学毕业来河南兰考县插队二至叁年,又在巩县的河南化工
厂当管通工12年,然后直接考取“西方政治思想”专业的研究生,如今看他文章
的功底,又有谁遗憾他少受了十几年正规教育呢,近日看到几个海外着名华人学
者的座谈也都谈到下乡几年是他们一生中看书最多的时期,我认识许多人都有些
同感,也包括学理工、学外语的。当然大多数“知青”,并没有这么幸运,用他
们的话说:“毛主席叫我们下乡,邓小平叫我们'下海‘,江泽民叫我们下岗……
”是有很大的情绪。就象您那位同事,若用今日普遍的处世观来回顾当年的吃苦
,自然觉得吃亏,甚至不堪回首,一些下乡回来成名成家的人也是如此,王安忆
不是说:“我宁愿不当这个作家,也不愿下乡”。而研究拉美的女学者索飒却认
为:“如果没有那个重要的起点,就不会有今天这本书”(注A8,这次我将她在
《读书》上发表的二篇文章推荐给您,那一股股激情,犹如黑夜里一颗颗美丽的
星星)。对下乡插队,她和张承志□□一位当代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等人
,又有另一种体验。另一位女学者林春在这个问题上批评亡友王小波说:“有人
把当年去农村去边疆看成是飞来横祸,也有人不但当时就愿意去(对摆脱学校和
父母束缚或对”自由“的渴望,对’广阔天地'的好奇心,对劳动人民的认同,等
等)后来也很理性地把那场经历着成难得的人生际遇和锻炼。(注A9)”。山岖
朋子讲到她在农村九年的锻炼时,是那样地留恋和深情,所以她又能从优俗的都
市生活中住进阿崎婆的破草屋……,写下了《望乡》这个销售突破百万册的纪实
作品。她已66岁了,仍然保持那漂亮(比书中照片还漂亮)优雅,尤其是她讲课
时对上层统治阶级经济利益至上的谴责,始终站在社会底层贫苦妇女立场上的深
情,使她本来柔美的声调更为动人,她的讲演结束时,我和大家长时间的为她鼓
掌致意。□□从司马迁总结的那些先古人物,到现实生活中这几位“小女子”(
这样的例子至少还可以举出成百上千),对他们的经历来说,都曾存在另一种选
择,但是他们是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回到您我是否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呢?您在评论我的不成文的《滇》文时说:“可
以看出作者所含的一腔热血,并为之找到了'根源‘”,德国人利希霍芬这样说湖
南人:“是长期保持独立的一个种族的后裔。……在金融界、商业界则看不到湖
南人。忠实、正直、强烈的自我意识,加上粗犷、反抗的性情是该省居民的主要
性格特征,”旷代逸才杨度的“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则是做为
湖南人的责任,他们是近、现代中国的脊梁。前时,我对老家来的小姑姑说:“
我更象个湖南人”,可我只是在少儿时在湖南生活过几年。来到河南我已生活了
四十多年,人们常说的河南人那种“老成持重”“四平八稳”、“深藏不露”、
“讲调和,守中庸”(费正清观),保守而重实惠等性格特征却难以在我身上找
到一点影子。或许就象韩愈所说,我来河南只是来看中国的兴衰的,为这一“看
”,我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却至今不悔。仍是湘西山里人的性格,应该说,我
的任性、我的经历、我的社会存在,也是我的选择。6月份,我在郑州车站曾和您
开玩笑说。“您也大啦,南京可是个享福的好地方,”如您所说,它也确实是一
个文化名城,但是它留给中国千年文明史最深的印象是陈后主那一曲绮艳轻荡的
《玉树后庭花》,是杜牧《泊秦淮》中名句:“商女不知忘国恨,隔江犹唱后庭
花”,所以我说:“搞政治的都忌讳南京”,从东吴,东晋、宋、齐、梁、陈、
南唐、到大明兴建、太平天国、中华民国,十朝天子,个个短命,“金陵王气黯
然收”!可它却是唯□一个根据风水术测算所建都城,不知是诸葛亮、朱熹、刘
伯温这些人瞎了眼,还是他们自己也被金陵所迷,“纸醉金迷”□□就是人们对
南京的简单概括。“秦淮河是中国最具脂粉气的一条河”,“各方游子士人,走
近秦淮,沉湎于酒色之中,酥软了骨气,泄掉了正气”,也难怪我这个好玩之徒
,五次到南京,却没好好玩过一次。大概是心有余悸。□□此议偏颇,倒也值得
警惕,太舒服了,也不一定是件好事,从电视上看到南京已铸成“警世钟”,应
是一件极具意义的大事(可您那位省长的讲演却水平太次)。愿它的钟声大一些
,能响彻整个中国上空。
至于您的“寻根”在桂林您就直爽地给我谈过“保定府”的“特产”,不过那是
近古、近代以后的事情,有元代后八百年里“天子脚下宠儿”的因素。司马迁说
:“燕赵自古多悲歌慷慨之士”,则应是“根”之所在。“风萧萧兮易水寒,壮
士一去兮不复返”,这千古绝唱不就出自于此,从荆轲,高筑离到铁骨铮铮的李
若水,这是中国英雄主义的源头,包括谭嗣同、陈天华这些近代湖南先驱,承继
的也是这“燕赵古风”。最早传入欧洲的中国戏剧《赵氏孤儿》中二个极负责任
,义薄云天的烈士曾使伏尔泰等哲人高度评价中华民族,这个“孤儿”就是赵国
国父赵简子的祖父。燕赵人也一直保持着法国人博丁所说北方人那种:“执着的
性格,魁伟身体和旺盛的精力”并性情豪酒刚柔相济,您自己就决不缺少这些“
基因”。人们说,燕赵古风的两大特点:“深沉、崇高”,今天只留下前者,而
丢掉了后者,并且丢得杳无踪迹”(应该是指我们整个社会,尤其是今天,在一
些老先生的带领下,多少文人都以践踏“崇高”为时尚),作为您、作为我们或
许不一定需要前者,却一定不能不要后者。从孔子的;“人皆为舜尧”到毛泽东
的:“六亿神州尽舜尧”,几千年来圣哲们所向往、所致力的不就是这个“崇高
”,而“舜尧”不就是诞生在燕赵文化的母胎里,因此,无论是一个燕赵人的后
裔,或者所有不愿沉沦的中国人,今天的“寻根”就是寻找回崇高!
“我希望我所热爱的这片土地能更好、更富、更强,让她的人民可以永远微笑着
屹立在东方”,□□不正是您寻求的崇高嘛!您希望的“更好”,至少意味着她
不能再坏,一个没有人民的政治权力因而必然有政治压迫的社会是坏的,一个人
性和人际间的一切都被腐败和金钱扭曲的社会是最坏的,因此,争得民主、铲除
腐败是走出黑暗必经的门坎。这就是说,“更好”还必须使生活在“这片土地”
的每个人的做人的尊严和应有的权力得到起码的尊重,这里所说的“权力”首先
是政治选择的民主权利,即使生存权也不能由别人自行代理,动物也有生存权,
但只有人才需要民主政治权利。这里所说的“每个人”,决不仅指少数权贵、精
英,而首先是经常不被注意的“大多数人”。所以,“好”就是人家好,要大家
都好,就需要有个“公”,“公”必须取其正,还要摆其“平”,“公正”、“
公平”是社会里良性发展的基本前提条件。否则,我们还会有再被诱进黑暗的危
险;“更好”,也意味着在上述条件下,她的所有居民的最基本的生存条件或者
叫人道条件□□譬如有饭吃,有房住以及医疗、教育、养老等,□□能够得到这
片土地的保证,为此,社会主义道路将重新确立为我们负责任的选择,发达资本
主义国家的富裕水平是血腥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为其提供的保障,
也不可能给我们留下后继的路;“更好”,还应该有一个和大自然较“和谐相处
的自然环境,和其他人能够相互信任、相互帮助、相互促进,共同建设又十分有
利于人的自由的、全面的发展的社会环境,促进它的是一个良好的社会风气及其
须臾不可缺的道德观念,在所有观念中,首先是劳动及其劳动者必须得到最高的
尊重,而”损人利己“等恶行当然应视为”过街的老鼠“,”人不为己,天诛地
灭“更应视为决不允许随便抛撒的粪便……。□□当然,”更好“,还应该有更
多更好的东西。
”多财曰富“,您的”更富“,当然是希望这片土地有更多的财富。从而使她的
人民生活得更方便、更丰富,这就要求经济发展得快一些、好一些。所谓”快“
,当然指 效率,首先是生产率的提高,这应该是调动起所有劳动者的所有积
极因素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的结合。对于这次改革也激励起的个体积极性,要尊重
、爱护,给予引导,鼓励,在不失其个性的前提下协调和集体的配合和相互促进
,我们更不能丢掉”集体主义“,这是东方的优势,否则我们的一切努力都会相
互抵消、伤害,甚至毁灭。不断充实、调整、完善的《鞍钢宪法》是迄今为止世
界上最先进的管理经验,用它来协调各方面关系是恢复大中型企业活力的内部(
或叫微观)的最关键因素;而这里所谓”好“,首先要有一条正确的经济发展道
路,它是开放的,也是独立的。它鼓励广泛、迅速地和各方面的健康大流,又必
须保护好自己的市场□□基本利益所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
在自己走向强大时严格保护好自己的市场,世界所有殖民地都是其市场首先被别
人控制,所有西方列强都最多把自己划为”混合经济“的国家,却偏偏要求中国
做一个使他们满意的彻底的”市场经济“国家,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而我们
却”执迷不悟“、”越陷越深“……真正的”计划经济“是人类走向先进的探索
和必须进行的努力,正确地总结其经验和缺陷,运用先进方法论和科学技术,摆
脱官僚主义的桎梏,用经济民主调动起所有劳动者的关注并以各种形式广泛地参
与其中,以利于计划前的尽可能全面,计划执行中所需要的及时的反馈和调整监
督,计划执行后较为实际的总结。这里仍然有一个民主和集中的关系以及必要的
、合理的指令性要求和普遍的指导性相结合。还要给各个实体乃至每个人积极性
的发挥”留有充分的余地“(毛语)。因此,它也是弹性的,滚动的,上下伸缩
性很强的,即给每个人随时准备有创造的机会,每一个创造又都经常丰富着、活
跃着、周围生机勃勃的网络。其中,最佳资源配置也必须得到有效的保证。□□
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我们将继续努力于这一正确的方向。尽早结束那种草率回头
被别人愚弄的闹剧,我们所崇奉的那些西方经济学大师也早已失去了耐心,”科
尔奈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在根本上是无法改革的。所有’市场社会主义的
尝试‘……已经统统失败“”胶片必须全盘倒回,从头开始“(《读书》96.11)
,不过我们不同的利益和方向决定我们的”头“和路也是根本不同的。一条正确
的道路还要求我们对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世世代代的可持续发展承担起严肃的
责任,我们是人、我们没有权力剥夺应属我们后代的那些资源、利益,更不应卑
鄙下流到目前这种没出息的程度。”为富“不能”不仁“,不负责任地对少数人
富裕的鼓励,一般都意味着对多数人的剥夺、轻贱、残忍,一个健康的社会必须
警惕”少数人 的富“对社会进步的破坏,也必须警惕”富“在误导下滋生的
负面、罪恶影响。包括炫富、挥霍、浪费、践踏等等。”金钱“的功能应该是逐
步萎缩的,消费的导向必须置于理性、良知中,还应该协调于社会健康的正确的
面向;同时”更富“也应是促进人的各方面生活内容的充裕,运用”更富“的条
件去做更多有益于社会进步的事情。
”更好“、”更富“还必须有”更强“做保障,也只有”更强“,我们才能”屹
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毫无疑问,我们必须逞强,这个世界至今还不可能只靠别
人就能建立一个公正的秩序,”弱肉强食“仍是人们习惯的游戏规则,示弱就要
喂别人,尽管我们不打算'强食”别人的东西。但是是我们自己的,包括至今还没
有要回来的,我们则没有权力大方的永远“搁置”、甚至“和平”地放弃,无论
西南和北部那成万、甚至成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或者从东北、东部到南部那应
更辽阔的海域,哪怕其中的“弹丸之地”也必须有一个公正的归属。同时也就顺
势解决了一些应为我们民族活动的空间或对我国极为重要的不安全因素。例如:
库页岛、流球群岛的收回,钓鱼岛与南沙群岛的恢复控制,才能完全打破海上封
锁,够得上一个海洋大国的地位。这其中还包括解除日本的威胁。我们必须清楚
的看到、在日本亡我之心不死的背后,一直有美国战略布局、利益的支持,无论
是在政治上、军事上,或在经济上。□□认识不到这一点,盲目跟着美国走,我
们又将成为历史的罪人。(台湾)海峡两岸的对话,那是我们民族自己的事。我
们和美国应该有的是(太平洋)大洋两岸平等地对话,两个民族(和其他民族)
的先人曾共同建设过洋中的一个夏威夷,他们的后人也应该协调好在这个辽阔的
大洋中各自合理的利益。我们不称霸(无霸不恶)却也不应放弃一个大国的责任
,更应该有一个大国地位,否则也是对有待我们必须参与建立的世界公正秩序的
失职。今天的国际环境和利益格局还笼罩着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厚重
的阴影,因而还得有个“分庭抗礼”,否则就只能俯首称臣,最多讨价还价于几
“品”,几“等”的问题,更应羞于和人家的仆从国争宠。这个世界告诉你,没
有对抗,也就没有说话的资格。尤其是今天,更要特别警惕那些“地球村”、“
全球化”的骗局和陷阱,也不能急于“并轨”而去给别人“垫轨”。在这个还存
在霸权的世界里,面对“富国俱乐部”有着成熟经验的剥削,我们必须尽力去参
加组织发展中国家的同盟,以共同保护自己的资源和市场(这是对付发达国家的
最有效武器),发展大家共同的利益。所谓“不当头”是懦怯的表示、既损害别
人,也损害自己,大国历来没有中立的、也没有“中待”的,非强即弱,不当头
,就要吃亏的跟随别人,因此客观地、积极地承担起应有的责任,既有利于改变
已有的不合理的格局也会使自己走向“更强。
□□由于历史原因先富起来的”欧盟“,在欧元启动后加速全面统一的步伐,它
上抗美元的霸权,下压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却给其他人一个有益的启示,或许北
美、南美乃至泛斯拉夫等联盟也会相继形成和重新形成,但是这个世界绝不应缺
少一个”大中华“的联盟,这应该是我们”更强“的目标所在。为了这个”更强
“的目标。我们必须把自己”更好“、”更富“的各种因素,凝聚成一股强大的
力量,如果这些以某种”综合国力“来表示的话,那么,无论那一种”综合国力
“的公式,都不是简单的各因素相加之和,而是物各合要素和精神、政治各要素
相乘之积,我们决不应忽视后者。否则它的负数也可以使前者变为负数,在物质
和精神的关系中。在一定余件下,精神可以促进物质。但无论什么条件,物质都
生产不了精神。尤其是在今天,我们民族又重现”一盘散沙“的状况时,更需要
重视这点,也因此,我赞赏您把”更好“放在第一位,只有”更好“,才能”更
富“、”更强“。正是”更好“、”更富“,”更强“的”这片土地“,才充满
希望,以”让她的人民可以永远微笑着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我对您的叁个”更“的解释,不一定合您口味,也不是我的”施政纲领“,
仅仅是即兴随意勾勒几笔。可以视它为又一个”乌托邦“。但它又不是”乌托邦
“,因为它合乎人性、理性,又致于社会进步的面向,而且在各方面都已经有了
成功的经验、或者有待修正、完善的教训。它也确实是一个”乌托邦“。如果是
对今天正背道而驰的我们的现实来说。我们正面临亡国、亡种的严峻局面,已不
可能有别的选择,勉强、凑乎不得,任何修补都无济于事,那种非驴、非马、更
非人的”摸“行,巳”摸“向深渊、洋底,即无”前“,又没有”明“,唯留下
”黑暗“……”只是因为有了那些不抱希望的人,希望才赐予我们“,瓦尔特・
本雅明的这句名言,也许是您:”在这样的尘网中,我该怎么做,又能怎么做“
的可供考虑的一个建议。一次”叁联书店“几位年青人要我谈《泰》片时,针对
一个年青人所说的他们”只能适应社会“,我不客气地说;”这是一个罪恶的社
会;只有用罪恶才能适应它“,也是忠言。二者都有一个意思,那就是要清醒的
认识这个现实的世界,在可能的情况下,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力求不被其法流泥
水所淹没。但也决不只是躲避,您及你门这一代人终会寻找到你们应有的崇高使
命,并承担起历史、民族和人类进步的责任,这也是我历时几个月终于完成这封
信的信念所在。
在这封信开始时,我曾引用了米开朗其罗的一首诗,毛老师为此给我提供了叁种
译本,我选的这种是我孩童时读过的,今天还有点记忆。我想您也会熟悉并喜欢
米氏的作品。《剑桥艺术史》曾这样议论它:”事情常常是这样,没有说出口的
东西,可以比平谈的讲出来的东西,更好的表达内心的冲突和激情“;这”冲突
和激情“和”火热与凄凉“,被这位伟大的艺术家怀抱一生,使其作品复杂的震
撼力深蓄内藏,绵绵不尽。是崇高与激情使其表现得那样悲壮.又是石匠血统的
奶水使其表达得那么刚坚。他对石头那么熟悉和敏感(甚至熟悉已隐秘的纹路和
天然接口)使我这个湘西山边生下来的孩子更感心心相印,息息相通!我欣赏他
二幅《奴隶》那垂死者安祥的不悔、被缚者仍冲天的气势。也欣赏《摩西》的高
尚利责任。他在《哀悼基督》中对那位政治叛逆者的哀思一直使我对他怀有深深
的敬意,而年青美丽的圣母也总给后继的”殉道者“以莫大的安慰。我常常在想
,那幅没边没际的《最后审判》是否就是在等待今天这千年的末日,而我们在欣
赏《大卫》”产生激情的前一瞬间“时,怎能不联想到犹太人在经受千年的苦难
后所有的非其他任何民族所能相比的辉煌的建树,又怎不企盼我们”这片土地“
可时能凝聚其那伟大的”一瞬“…… 米开朗其罗的那首诗,是答他”暮“、”晨
“、”昼“、”夜“的组雕的”夜“中卓梵尼・斯特洛茨依下而这首诗: ”
夜,为你所看到妩媚地睡着的夜,
那是受天使点化过的一块活石头.
她睡着,但它具有生命火焰。
只要你叫醒她 □□ 她将与你说话“。
一九九八年八月五日草于郑
注:
1、2、4、5、6、10、21、25、26、
(美)莫里斯・迈斯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3、伊・多伊奇
7、《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加利福利亚大学出版
8、《威尔逊季刊》
9、熊向晖回忆录
11、 A22、《举世悼念毛泽东》
12、《毛泽东与美国》
13、24、28、29、30、A4、A7.A19《百年恩仇》
14、《剑桥晚清史》
15、17、范文澜《中国近代史》
16、马克思《鸦片贸易》
18、山崎朋子在郑州的讲演
19、20、《翰林院奏章》
22、《尼克松叵记录》
23、日报
27、拉美社96.9.21报道
31、35、《经济日报》98.7.29
32、《经济日报》98.7.27
33、刘振邦《当代世界农业》
34、《中国科技信息》96.4
36、《经济日报》98.7.13
37、《经济研究》98.4
38、《中国绿色时报》98.6.19
A1、A2、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中引用贝罗克的计算
A3、《中国社会科学》95.4
A5、《当代中国史研究》97.1
A6、A17《当代中国史研究》96.11
A8、《读书》97.12。“明天为谁降临”
A9、《读书》98.5”清醒的少数“
A10、国家统计局《奋进的四十年》
A11、《当代思潮》97.3
A12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A13、A14《经济研究》97.1
A15、A16《中国国情国力》97.12
A18、《嘹望》98.4
A20、据陈芒允等院士的报告
A21、据何祚庥院士的报告
A23、《战略与管理》97.2
A24、《读书》97.12何清涟的文章
德艺双馨 倾情为师
――记河南省百名师德建设先进个人毛本华教授
本报记者 蒋亚丽 胡永菊
毛本华老师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毛老师认为作为一名教师最重要的“爱心,责任心”。他最担心的就是怕对不起学生误人子弟。做老师要对得起学生家长,对得起国家交给教师培养栋梁的信任,毛老师这十多年来一丝不苟、严谨的治学态度,就是为了“对得起”这三个字,而这三个字却又包含毛老师的多少心血啊!作为一名艺术家毛老师在学术上有较高?社会知名度,担任着国内和省内的许多团体的领导工作,但在教学上他从不利用自己的学术地位“吃老本”,他把爱心、责任心灌注在教学中。为了提高课时利用率,他总是提前一周把各种教具、电教课件准备好,考察每一次写生景点,一打上课铃就能让学生开始作业,这在艺术类专业教学中很难做到。他还经常与授课班级的班主任和辅导员联系,与班干部沟通;他把自己购买的贵重画册借给学生看,他利用晚上在家中的书房进行个别辅导,……他付出太多太多,毛老师把这一切都视为一个教师的份内事,毫无怨言。
在具体的教学工作中,毛老师能够适应新情况有的放矢地解决问题。高校扩招后,生源素质有所下降,通过研究自己的教学对象,他发现新生基础水平低,知识面偏,功利目的太强,不愿脚踏实地打基础。针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毛老师及时采取教学新举措,以教学改革来适应新形势。
作为一名艺术系的老教授、骨干教师,毛老师诠释了“敢于除旧革新,与时俱进”师德的含义。在各种教学研讨会上和教学行政例会上,他经常提出大胆的有可行性的教学改革建议,使艺术设计系的专业方向设置适应时代与社会实际。1999年毛老师首先在艺术系开设史论课程,并负责“工业设计史”的教学工作,开辟一门课程是非常艰苦的工作,需要研究大量资料,同时也有很大风险,教员需要花大量时间首先更新知识,毛老师承担一切敢于开拓创新,他带的“工业设计史”是七个班的合班课程,200多份论文作业逐字逐句全批全改,使一青年教师非常感动,在他的带领下,全体老师共同努力,使艺术系有了较系统的设计史论教学。在毛老师的教学中,即使是教了一辈子的课程,他在每学期开课前总是重新设计教学方案,针对不同的情况适时调整,适应学生,顺应时代发展,注入艺术的新鲜血液。
身教胜于言教,毛老师的敬业精神与治学态度给学生印象深刻:他带学生到太行山写生,每天5点钟就起床写生,学生起床,他已画好示范作业;为了画好风景练习,他不顾年老体弱爬山总是爬在最前面,给学生找好取景角度,使学生感慨万千;2000年他骑车上班,途中被车挂倒造成小腿粉碎性骨折,心里放不下正在上课的课程,还没痊愈就拄着拐杖给学生上课,他批改的作业细到一个标点符号;学生们说:“上毛老师的课不用功会脸红心跳。”毛老师的课在学生中很受欢迎,在系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毛老师上课不用考勤”,上课前,早就有人占好前排位置,甚至课堂人数会超过实到人数,其他班的学生利用没课的时间来听课。
毛老师做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无怨无悔,他带的毕业设计效果很好;作为一名艺术家,他的作品在社会上得到认可,他的《沙风》获全国美展铜奖,《莽原》赴日本中国油画展,在日本几个主要城市巡展,等等。毛老师在社会上先后担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全国服装行业指导委员会副主任,河南省美术协会常务理事等重要职务。采访中问及毛老师曾得过什么荣誉?他简言道:“太多啦,记不住,记这没有用。”桃李不言,在评教时学生给予毛老师很高的评价。
http://www.zzti.edu.cn/SUBJECT/Info_serv/zztinews/308/2/1.HTM
成为顽石更是幸福
只要世上还有罪恶与耻辱
不见不闻,不知不觉
与我是最大的欢乐
不要惊醒我
啊!
讲得轻些。”
这是油画家毛本华教授在讲到文艺复兴“叁杰”不同的性格和经历时所引用
米开朗琪罗的一首诗。毛老师吟诵之深情,颇有些象他的个性,尽管这才是我和
他的第二次接触。我的朋友、也搞了几十年的油画的陈宗铭将毛教授推荐给我们
这个临时“讲座”时曾专门介绍说,毛教授是为了“逃避下海”才从省文化厅要
求调到纺织工学院的,也不愿意当官。学院考虑他是1966年中央美院油画系毕业
的,聘他为(服装)系主任时,他曾因此和他的朋友、学校一领导人搞得很不愉
快(这次来接他,我也目睹了他对该校某负责人的冷淡状)。但是他却热情地为
我们这个讲座牺牲了两个周末,没有要一分钱的讲课费。
第一次来接他时,我曾向他介绍了这个讲座准备邀请的学生情况,他十分警惕其
中有那么多方面人物,可他一走上讲台,随即就使所有学生们感到他是能够接受
任何挑战的。何止是他的专业,其史观、宗教、哲学、社会观等也受到在座一些
专业学者的较高评价。出现在画面上的许多雕塑、建筑、绘画作品,是这些学生
们大都熟悉的,但是,一置于他所讲的系统中,就会有更多、更新的收获。看着
他坐在讲台上,一手轻松自如地控制着幻灯画面,一手那么恰当、那么优美的配
合,听着他较为准确的“距离化”讲述,以及有时根本不需要控制的爱憎分明的
情绪化褒贬,尤其是那线条十分清晰、蕴含多少可供您思索的面都表情,你不得
不承认这是他的“王国”。
在课外的时间,他十分愿意回答大家所提出的任何问题,积极地参加各种讨论,
态度也越来越放松。在我问到美术史家总结“文革”的红色波普现象时,他用准
确的概念和个人当时的体验□□人们当时确实是真诚的□□予以坚决的否定,也
纠正了我□□毕竟是门外汉□□的错误印象和认识。当我用毛泽东、江青都喜欢
油画及他们十分具体的指示使油面较少受到“破四旧”的冲击的事实和宗铭争论
时,他的“裁判”也是十分公正的。他十分关注社会,不过又总是在进一步展开
时,好像心理上老遇到什么障碍……。当他用路易十五时代一一对照我们正议的
当今中国的社会现象时,我本来顺嘴就要为邓接上那名句言:“我死后那怕洪水
滔天!”却突然改变,轻声背诵了上首诗的最后一句: “小声点,不要把我吵醒
(我当天所听到的他的译句)。”□□随即,车内出现短暂的沉寂,我知道这是
人们对我猛降“两个八度”的迷惑不解。其实,几个小时以来一直留在我脑海里
的这首诗,已经接通了我在读了您的上封信、以及又重读了前二封信后一直没有
理清的思路,这也成了当夜我思维的主旋律。如果不是以后的变化,我也基本上
确定了第二天要动笔回信的基调,我不再打算和您过多的争执。但是第二天一早
,《读书》老主编沈昌文先生在赴法国前打来电话,委托我接待新加坡一客人,
待事毕,我又匆匆去了北京。北京的讨论偏偏又有“被邓成功腐蚀了的这一代大
学生”的话题,而且在几个场合都极为大家所重视,引起我对这一问题较多时间
的深入思考□□其中有对一年多来我们之间的谈话、通信、通话的效果的反思,
更有作为朋友必不可少的真诚和责任,□□使我终于确认了自认为较负责任的选
择。麻烦的是,这封信也将因此而过于冗长,这主要是对您提出的几个政治问题
□□应该说,它们颇具代表性,交流一些不同的意见,其中必不可免的偏见和不
够准确的地方,望您指正。
一、政治和搞政治的人
“政治”的概念,大概要数孙中山的说法最通俗、也最能说明问题,他说:“政
治就是众人的事”。也就是说,这是在社会中生活的每一个人都不可能不关心的
事。这些年来,人们“忽略”了一个简单的常识,全社会对政治的关心,不也正
是全社会的民主意识。尽管走向制度化、成熟化还要有一个过程,但“民主化”
的过程则只能从这里开始。相反,转移、淡化,甚至熄灭全社会的政治热情,正
是惧怕民主、扼杀人们的民主意识。应该说这是识别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一个民主化程度较低的社会中(包括西方部分代议制国家),人们经常所谈的
政治,实际是指“搞政治的人”,或者叫专业从事政治的人,也包括在政治中混
饭吃,甚至经营政治的人。前后这两种“搞政治的人”,就是中国现代语言中常
说的政治家和政客(据说英语中也有这种区分,但也有将前者称为“政客”,把
后者称为“官僚”的,我是按中国人的习惯)。中西方的伦理观都认为,政治家
必须有自己明确的政治理想,尽管根据形势、条件,会有局部的调整,甚至暂时
的妥协,但都不会根本抛弃、背叛其政治理想。而政客或者根本就没有,或者可
轻易的抛弃、背叛政治理想,唯实用、地位、利益是图。前者大概是人世间最困
难的一种职业,也非议较多,其成功率可能最低。后者,只要入门,则是最容易
混的职业,人们反而能够习以为常,而且就一般意义上的成功率来说,也是较高
的。
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其功过是非一时会使人难以认清,尤其是无产阶级政治家是
代表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是对历史负责的,人们对他的认识就需要一个时间过
程,甚至需要正、反两方面的反复比较。而所有政客的嘴脸手法大部雷同,不过
他们粗俗的承诺、收买也都是有限的,欺骗总是不能长久的。为什么"放下筷子骂
娘”?一是被错误刺激起来的各种欲望是不可能一再满足的;二是人们也吃出了
其它味道。首先是不放心□□无安全感;其次是代价太大,既要损人、损子孙,
也要损自己□□正在被扭曲得不象个人;叁是已醒悟到真正得“大头”的,正是
许诺人自己,他们及其子女、家族所得是一般人的百倍、千倍、甚至万倍。看来
“先富起来”的正是他们自己。今天,一个个“无产阶级革命家”走时,都已使
自己的子女掌握了巨额的应属于人民、国家的财产,这岂不是又真正回到了封建
时代!
这就顺势又谈到了“搞政治的人”的品质。一般来说,对他们的职业品质要求则
主要集中在二点,一是看他们是否利用执政权力谋取私利,尤其是巨额利益,这
是最重要的,决定对其评价的首要前提。二是看他们是否光明磊落,从来不隐瞒
自己的政治观点。历代政客(官僚)常常是上台前信誓旦旦,上台后翻脸不认帐
,甚至“指鹿为马”。例如明明是在贩卖资本主义丢掉的垃圾,却硬贴上“社会
主义”特色的标签,这就必然搞乱了人们的思想,使社会失去了信任、正义和是
非标准,也极大的污染了政治领域。捷克现任总统、诗人哈韦尔说:“我就不相
信政治一定是肮脏的,只要坦诚的人进去,建立和维持好的游戏规划,政治是有
可能干净起来的。”他是说首先要有“坦诚的人”进去,否则再好的制度也没用
。这大概是我们批了多年的“人治观”,可我们喊了二十多年”法治”,颁布了
无以数计的法规,养了一大批执法人员,而我们的社会环境首先是政治环境却越
来越坏,越来越恶劣。记打前年出差在东北一列车上,在一片人都在议论司法的
黑暗时,一个老工人站起来说:“现在是有法无法,有钱便是法。过去毛主席那
个时代是无法有法,有理便是法。”他的这番话,一下子博得全车厢的人站起来
为其鼓掌。因而还是老百姓说的好,是“根子坏了”,是带头人坏了,那么再好
的制度经他们这一双罪恶的手去操作也要变形。不过我们现有的制度也需要重新
审视,譬如取消“四大”,剥夺了群众直接监督的权利,又没有民主政治的基本
条件,也就纵容了各级官员的为所欲为。我看到过东欧有几国领导人廉洁的材料
,其中有的收入和实际生活水平不高于社会中等生活水平,有的总统夫人也走进
了第一批失业大军中,这些例子中就包括哈韦尔。我觉得一个保持诗人气质的人
其情感是真实的,其执政也是真诚的。同样,我却反感会玩的人搞政治,而您所
说的“充满着这些火药味十足、你死我活的斗争(您看的《幕僚》一书,也没有
到这种程度)”,倒恰恰是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
对于政客们来说,上层只适合搞“小动作”□□阴谋诡计,为了“稳定”他们的
权利格局,对外,尤其是对下一定要捂住,那怕捂得“发馊”!他们当然愿意把
大量的血腥的代价文明的“散失”在底下的亿万人中,而决不愿意将再少的代价
集中在上层。如果在政治斗争中也要“数量化”并“效率优先”的话,那么,相
对而言,上层代价越大,下层□□因其基数巨大而体现的“整体”的代价□□就
越小,整体控制程度和效率越高、进程也越快。这就意味着那一张张包装精致的
表演型脸孔将失去市场,而当政治中的肮脏垃圾堆得太厚太重的时慢,恐怕只有
"火药味”才是最好的“清污剂”。当然,“火药味”必然带来动荡,变革也少不
了动荡,并且变革需要的力度和影响动荡的程度基本上呈正比例关系,这是常识
。
这几年,在海缺两岸都很吃香的美籍中国历史学家黄仁宇,在其着作《中国大历
史观》中认为:“中国的当代史可以简洁的条例,国民党和蒋介石制造了一个新
的高层机构,中共与毛泽东创造了一个新的低层机构,并将之突出于蒋之高层机
构之前。现今领导人物继承者的任务则是在上下之间敷设法制性的联系,使整个
系统发挥功效。”□□据此,今后至少不再需要太大的动荡。不过,我不能苟同
我这位老乡的观点。就今日中国社会来说,“上下之间”早为水火,他们之间能
够“敷设”的什么样的“法制性联系”则可想而知了。问题首先在“上”,在手
蒋介石“制造”的那个并不新的“高层机构”,它是在辛亥革命并没有基本摧毁
的中国旧官僚机构的结构性基础、框架上“制造”的,又为后来的共产党的“官
僚主义者阶级”所承接,后者在毛泽东去世后用一种复旧的方式基本上又摧毁了
这个“新的低层机构”。它也不再“有农民协会和贫农团体支持”(同上书),
以及千千万万农民对政治的直接参与,替而代之的是和官僚狼狈为奸的封建宗法
制的复苏,以及包括黄先生称之为“癌症般影响”的放债收租等沉渣泛起。黄先
生认为“中国过去150年内经过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其情形不容
许我们用寻常尺度衡量(上书”序“)。”仅据此观,我的朋友,您所感叹的同
期的代价、动荡则应该是可理解的也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当我们又面临一个“
世纪末”的状况,如何选择走向新世纪的道路时则有不同的总结和认识,尤其是
在这个“动荡”与“稳定”的问题上。
以李泽厚等人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迎合官方“稳定是压倒一切的”立场要求
,高举“告别革命”的“伟大”旗帜,从头至尾地否定了这“150年”间所发生的
所有革命和进步力量。用人们近年抬出的辜鸿铭的话说,如果没有这些革命,满
清上层那些气质高尚的贵族一定能领导的生产力效率很高的国家。他们认为如果
没有从林则徐到毛泽东的“排外”,即使中国沦为一个殖民地也早接受了西方的
文明,也早提高了国民的素质。和上述倾向相对立的另一种倾向则认为,中国传
统社会的旧基础太稳定、甚至超稳定,新的生产方式的基础过于薄弱,而已有的
几次革命或者对旧基础动荡的力度不够,如武昌首义后全国大部分地区只是“城
头变幻大王旗”,旧官僚政治基础并没有根本改变,或者如文化大革命,尽管短
期内曾有相当大的震荡(甚至波及全球),但由于内外各种条件□□尤其是对外
部威胁中华民族安全的限制,而过早、过于仓促地平息了荡波。使旧官僚政治基
础得以恢复,导致不可避免地失败。总之,这种被认为是激进的观点认为:除了
中西方都不何避免的战争,比较西方现代化(叁百多年)的进程,中国近150年“
直接从中世纪”走过来的过程其动荡的程度不能算大。这不是人为规定的,是摧
毁中国积淀甚厚的旧基础必然迁到的阻力所需要的力度决定的,也是社会的恶性
发展所逼出来的。□□上述两种观点就是人们常说的右派和左派相互对立的倾向
。前者代表社会上中层稳定其既得利益的要求,持保守规,后者则代表社会中下
层、底层希望改变有社会不公正、不合理的利益格局的要求,持革命观。
其实,社会的发展不会永远持一种态势不变。一直保守,必然僵化,甚至会被闷
死、(腐)烂死。不停息的革命,一些人就会厌倦,甚至反对再“折腾”。在一
般人看来,保守是常态,革命是非常态,保守是一些既得利益者的主动要求,又
较容易适应人们的习惯性惰性,所以右派(保守派)在所有搞政治的人居大多数
,并且风险较小。而左派则恰恰相反。革命本来是被动的,往往是被逼得爆发出
来的(也是社会发展中总得有的一种渲泻)□□没有这个基础条件,任何人和政
治势力都不可能人为地发动一场革命。自法国大革命后,这种左右分明的大致格
局已约定俗成至今,例如在西方社会从来不会有将贵族、大财团的利益代表误打
成左派的笑话,也从来不会将来自下层的激进的政治势力误认成右派的。但是出
于某种政治需要,右派有时也会搞点的极左”政策,左派也会有一时时偏右策略
,但都不会影响总的格局。
中国的政治可不是“一会儿批左,一会儿批右”的,除个别短暂的调整、变化外
,“改革”前的20年,其基调是批右,这20年则是一直批左。前者的矛头主要是
指向官僚主义和官僚主义者阶级,后者则往往以攻为守,以确保官僚阶级的地位
、利益不受侵犯。前者承认:“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党内无派,千
奇百怪”(引用毛泽东话),因而就是在激进文革中,在党的“九大主席台上又
现法国大革命时那种左右分明的位置格局,在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
委、中央副主席中都特意保留有当时公认的右派的位置,他们也一直掌握着重要
的权力。而后者,即”改革开放“后,则一再要求”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取自邓的话),在政治舞台上对左派格”杀“勿论,形成中国共和制后从没有过
的完全一党一派的最高度”一致“格局(就是国民党内,也一直有常唱反调的左
派位置)。左,历来是右的克星(我戏言为:左克右,右克中,中克左)因此,
在这样的格局中,就”要特别警惕左“、”防左“。比较明显的原左派人物,几
乎无一能逃监狱的厄运,为”长治久安“、继续控制政治舞台上不再有真正左派
的痕迹、即隐患,就在”政治游戏“中把那些对他们走得太远有些担心的正统元
老派硬打成什么”左派“”左王“,以顶替这个角色。那些”元老“,无论在过
去的”文革“中,或在今天的”改革“中都是反对激进态度的,哪有什么”左味
“。在今天以右为荣、为贵,咒左、骂左、剿左、伐左的时潮中,也是从此来羞
辱他们。对于另一些他们无法控制其活动的海外左派学者,只好冠以”乳臭未干
“的”新左派“,竭力控制并消除其影响,而对国内一些愿意承担左派角色的人
,则被他们十分警惕的排斥在舞台之下,斥之为”极左派“,却不允许后者出声
。一句话,在今日之中国,绝没有真正左派可以公开发表的言论、着作自由。二
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右派的恐左情结如此难以消去,其虚弱状也是不言自喻的。
我这里所说的”右派“和左派,是指那些”搞政治的人“,当然不会包括您,我
在南京当面给您戴的几顶”帽子“,只是戏言,不必较真。不过,我是想请您注
意一下来自另一个方向的声音。
二、阶级斗争、文革与政治迫害
这次,在国内由江泽民带头炒热的电影《泰坦尼克号》,既有一个、尤其在结尾
确实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也是一堂残酷的阶级教育课。”掉下海中的1500人,
只被救下来6个人,包括我,6个人,20只救生艇,只有一只划过来救人“□□这
是露丝84年后仍耿耿于怀的愤慨,用此船设计师指责大副的话说,这些救生艇都
是经过试验的,可以安全的乘座65人、或70人,可实际上有的只载了二十多人,
甚至十多个人,最终是少救了一半人□□近700个生命!”这是怎么啦?“□□那
位出身下层、还不失良心的”暴发户“望着这些没有一个响应她去救人提议的贵
妇人们迷惑不解。其实,露丝的母亲上艇前就回答过了,她们在此时仍需要宽畅
一些,那么本来总载量就不够的救生艇又从那里挤出”宽畅“呢?那就只有”叁
等舱“,妇女、儿童的性命代价。事后的统计证明:”叁等舱“中死亡的妇女、
儿童比例高出一等艇全部人员中死亡的比例。其中一等舱只一个儿童遇难,叁等
舱却有2/3的儿童遇难。船长对是否先救妇女、儿童一开始表态就有的犹豫,已
预示了这个代价,那位指挥救生秩序的大副,尽管最后拒绝了卡尔的收买,不还
是徇私让那位制造商先上了救生艇,而对于叁等舱中急于逃生的人终于开枪镇压
。从这些过程和整个的救生效果来看,他维持的秩序是否也会有阶级的成份呢。
他自杀了,就如船长应属畏罪自杀的留下(这位经验主义者是有渎职罪的),只
是在人格上没有卡尔那样卑鄙。我十分厌恶许多人看后只津津乐道于船长等”绅
士“式的风度(也是这些年来人们一身俗骨、半肚子土气却竭力攀贵装洋的时尚
,真遇大难,他们装熊都是最低劣的),却愿意欣赏编导这样的安排。和上层社
会的豪华奢侈、装模作样、在关键时刻的自私残酷相比较的是,下层社会真情、
自由的欢乐和逃生时的无污可责。不管编导出于什么样的目的,表现出来的还有
一种阶级立场,也使人们的炒作难以回避”等级“、”阶级“□□这些在中国媒
体、话语系统中已经生流或变态的词汇。
列宁说:”所调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
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
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 (《伟大的创举》)“。今年,正是中国官方宣
布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二十周年。二十年啦,我们”不喊“、也基本”不谈
“的阶级,尤其是不同阶级的收入悬殊和阶级的对立是否严重存在?或许也只有
这二十年的实践才好证明我们过去强调的”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是否”荒唐“:
指誉为中国市场经济最发达地区的珠江叁角洲地区(私有经济一统天下),”19
94年的调查表明,私营企业平均工资低于最低工资的超过1/3,劳动时间每天平
均12.42小时“,11.5□14小时的占2/3。多数人从事高温、粉尘严重、噪声大、
有毒害的工种。(注A3),因此致伤、致残、致死的新闻不绝于耳,而由此挤出
的利润,不少是用作对官僚阶级的贿赂。再以国际上通用的显示社会贫富差别的
”基尼“系数(”0“为绝对平等,”1“为绝对不平等、即一人掌泛全国财富,
0.3□0.4为合理的最大可容忍度,0.6则意味着随时会发生动乱)为例,八十年代
中期后的中国为0.434,这是官方□□中国人民大学1994年的调查计算。对于研究
者来说,是必须重视的、已经很不低的数字,但它的真实性还不够令人相信。一
个民间机构的调查认为已达0.59(熊海滨《全民逐富:中国”大洪荒“》),即
到了极危险的边缘,则应可信。 ”到1994年2月为止,占我国银行存钦总户数百
分之二的富人已拥有一万叁千亿元存款总额中的百分之八十(《影响我同国家安
全的若干因素》)“。 如此悬殊的纪录,在这个世界上也只有印尼等个别
国家能够相比。此后的发展有二个最显着的特点,一是继”承包责任制“以后,
目前正进行的”股份制改造“,尤其是”资金重组“,是又一次、也是最大一次
瓜分国有资产的高潮;二是下岗□□失业剧增。一头是已基本完成”中国特色“
的、也是世界上效率最高、最省事的”原始积累“,一头却正在失去或已经失去
正常(低)收入,二者是紧密联系,互为因果的。驱动机制就是官商里外的勾结
,中枢则是”官“,无论”寻租“、”设租“或者”投资者的利益“都决定在官
僚的权力上。而对大多数人基本生活利益的剥夺,由得之于这架官僚机器的支持
,因此,促成今日如此贫富悬殊、阶级分化的根子就是这个官僚阶级和新生资产
阶级,则是不容置疑的结论。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是毛泽东1962年提出的,之后,他就更明确指出:
”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官僚主义者
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
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就是”在毛的时代里“,成天”高
喊“的”阶级斗争“的本质内容(应该说,我们这些过来人,面对今天的社会现
实,才感触深刻)。而当年也正是对此的高度重视,那个时代的”基尼“系数只
有0.15(何清链着作取自世行1978年测算,我认为不够准确)。如果认为那时整
个社会总财富量较少,那么比它更少的”民国“末期,其”基尼“系数也不亚于
40年后的今天,否则也逼不成共产党的革命。就如政府官员和平民收入的差别最
小的北欧中欧诸国,其各个政党却成天在大谈阶级斗争一样,正是这些”大谈“
和我们过去的”高喊“,才限制了贫富差别的扩大,缓和和抑制了阶级对立的紧
张程度。也正是这些年来我们这些政客、文人”鸵鸟式“的否认,才故意纵容了
这一主要社会罪恶的加剧。实际上,官僚们”大老板“阶级利用已扭曲的伦理、
不合理的法律秩序以及权力和金钱,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对”低工薪者“、”打工
仔“、”下岗族“等由工农基本群众组成的被剥削阶级的阶级斗争,只是得利的
官方和被豢养的文人不断的掩盖、淡化其中的血腥、残酷味,以不承认和压制后
者对前者的反抗和斗争就是了。当老百姓越来越感到这和旧社会有什么两样,甚
至认为”比国民党还坏“的时候,我们不禁要反省:难道曾用千百万人的鲜血、
生命的代价进行的革命,只是为了让其”功臣“作为新权贵来代替旧权贵、用”
新四大家族“来替换旧”四大家族“嘛?或许人们认为这样推理是否简单,但却
是谁也掩饰不了的事实。
一九四九年共产党胜利,对于共产党不少干部来说了是”船到码头车到站“,解
放仅几年,一场”叁反运动“就使总数312万党员干部中的122万人□□高达39%
的比例□□因贪污等经济问题被处理,就此仍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更为麻烦
的是,正是不少”功臣“利用掌握的各种权力很快学会了旧官僚的统治经验,”
日益享受着原属他们所取代的剥削阶级所有的社会特权和经济特权(注1),很快
形成了一个新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加上许多人二、叁十年代在苏联所受到的
不民主的政治教育,使“新中国的官僚主义比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官僚主义都
更广泛、更深入地渗透于整个社会”。(注2)
现今五十岁以上的人大都能记得1966年文革开始以前中国政治社会的基本情况,
当时,官僚集团利用他们自己造成的1957年反右扩大化形成的政治高压,严格控
制并有效地促进着一个新的等级社会的逐步形成。工厂里的班组长就有剥夺一个
工人的自由和经济利益的权力,工人如有反抗,支持班组长的车间主任就可以根
据法规,以“不服从劳动分配”的“罪名”将其送去“劳教”,自此打入“贱民
阶层”。在农村或街道,一个队长、办事处主任、派出所所长就可以是至高无上
的“皇上”。那时,刚解放不久,车间主任、公社书记以上干部大多参加革命较
早,支持他们的上级就是他们的老领导、一级级更大的“功臣”,你是无处告的
。对一般人来说,厄运不找到你头上就够幸运的了。曾遭毛泽东严厉批判的彭真
、罗瑞卿所搞“十无”,其主要出发点就是要把将来有可能反对领导的人找出来
,先采取措施,包括成批送往边远地区。有些地方更甚,如河南进一步扩大为“
叁十五无”(据赵文甫检查)……,多少反对领导的冤、假、错案直至文革爆发
后才有可能公诸与世(66□67年是一个揭露高潮,林彪事件后又出现一个上访高
潮),这些案涉及解放后历年、历次运动,很多都是鲜血淋淋的。应该说,正是
一些“功臣”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先把别人整的“猪狗不如”。“官僚主义强烈
的肆虐横行”(注3),使新中国开始蒙受越来越重的阴影。只是由于“毛泽东个
人的巨大权威和声望,毛泽东对官僚主义和官僚的深恶痛绝,再加上他与他所信
任的人民群众之间的特殊关系,遏制了官僚权力的常规化和制度化(注4),但也
只是”遏制“和暂时还没有正式”常规化“、”制度化“,这些越来越成熟的官
僚由于其不愿被触动的既得特权利益决定,他们根本听不进毛泽东的一再教育和
警告,甚至十分熟练地将历次运动的矛头都转移到普通群众和知识分子身上,变
本加厉地让后者承受代价,这就使”激进的毛泽东主义者和党的官僚主义者之间
的冲突愈演愈烈,最终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注5),才迫使毛泽东下决心”公
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来揭发我们党和国家的阴暗面。□□这
就是”文革“爆发的主要背景。由此就必然要冲击到党的各级干部□□”曾是功
臣的人“。
对于这个问题,尤其是毛泽东又肯定”95%“以上的干部基本上是好的,莫・迈
斯纳认为:”撇开文化大革命表面上的轰轰烈烈,与其说它是一场革命运动,不
如说它是一场改良运动,一场非暴力运动。因此文化大革命出现的大规模的暴力
行为,与其说是出白毛泽东的本意,不如说是出自中国社会的条件“,这就是前
面已谈到过的文革前17年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压抑既久,既大,爆发则必速、
必烈,以致发展为谁也没有始料到的各政治势力、集团短暂、集中的激烈斗争。
对于其中的”暴力行为“,”与后毛泽东时代的北京领导人对这些事件提供的说
法正相反,文化大革命首先对知识分子进行残酷迫害的不是毛泽东主义的激进分
子,而正是那些由党组织起来的,力图在毛泽东主义者的进攻中保护党的官僚主
义者的'造反派'(注6),即官办“文革会”和后来的保守派。首先是党组织本身
,按照过去历次运动的经验先抛出一些知识分子当牺牲品,而当革命师生坚持把
矛头对准党的当权派时,则由上级党组织派出工作组进行镇压,以保护党的官僚
基础。当时在中央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在给中南局、西北局等批示中明确指示:“
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把他们揪出来”,应届高中毕业生“经
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中学教师要集中交代问题”,“不管
学生、老师,只要反党,就要给他们以专政”。随后王光美在“清华园”将八百
名师生打成“右派”、“反革命”,并残酷斗争,有的被整死,以此推广全国,
无一校幸免。并进一步蔓延到企事业单位及整个社会。各单位党组织及官办“文
革会”用前十七年的习惯手段镇压所谓“牛鬼蛇神”□□知识分子及领导认定的
落后群众,尤其是敢起来造反的少数派,进行无情打击……这就是毛泽东《炮打
司令部》的大字报中愤怒指责的“五十多天”的“白色恐怖”(也就是从这“五
十多天”里埋下了从后形成两大派群众组织严重对立的祸根)。在工作组撤出后
,“最有特权的阶层即干部子弟成了党组织的同盟军(注7),这些今天已被人们
习惯称为”太子党“的高干、军干子女,文革开始对,曾是最早”造反“的英雄
,但是,当运动深入触及到他们的父母时,则背叛革命,大都参加了那个臭名昭
着的”联动“组织,为保爹保妈,转移斗争大方向,他们横行霸道,一方面拿一
些知识分子当牺牲品(如老舍等人之死)和蛮横肆虐于普通老百姓,一方面更无
情镇压挺身而出的造反派。应该指出的是后者中的少数人由此产生的情绪和得势
后的报复就成了复辟后的官僚们可以宣传上千遍的把柄。公平的说,就象朱学勤
一文中谈到这些青少年批判那些党阀、学阀权威所使用的话语正是后者教给前者
的一样。他们某些不应当使用的残酷报复手段(如王光美”四清“时发明并在文
革初期普遍推广的”坐飞机“),也正是他们受当权派迫害时亲身体验后所学会
的。使用暴力手段较多的是军队,这是其职业特性所决定的。令人注目的是其施
暴的部分对象曾经是过去领导他们教会他们使用这些暴力手段的人。如今那些”
老师们“千百遍地演染施在他们自己身上的那些手段时,使许多过来人总觉得有
些别扭。也如哈里・哈丁斯说的:”这次我们不应太轻信。今天布授新道,谴责
文化大革命的人都是文化大革命受害的幸存者(《威尔逊季刊》)“
不过这些”幸存者“的”受害“情况也是不同的,以邓小平□□当时被政治上打
倒的中国第二号走资派为例,其69□73年在江西”劳改“流放生活,曾被今日那
么多媒体(首先是毛毛的故事)所大肆宣传,就在这些宣传中,也有几个”一点
就破“,颇能说明实质的问题。首先,他去江西主要是根据四个老帅备战的建议
:”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注9),而不是什么”劳改“、”流放“。至
于参加一点力所能及的劳动,当时应属正常。其二,他在那里,还一直带着秘书
(即王瑞林,现中央军委委员、纪委书记,一个文官被直接授予上将军衔的)等
随员,这样的”流放“、”劳改“所享用的政治待遇,至少在中国确实是少有的
。比较一下,七、八年后,他又是如何安排”江、张、王、姚“的待遇的呢?如
果说,处理的程度不一样,那他应感恩于毛泽东,当时全国人民对他这个”第二
号“人物的情绪恐怕是有过之而不及。其叁,他在那里住的是一座原步兵学校校
长的”将军楼“,这是文革前各省党政军官员所住的最高水平。其四,就在那时
,包括邓榕、邓质方这些他较小的子女,仍能被推荐上大学,邓朴方也是1970年
入党的,这至少说明当时并没有”株连九族“,同时,也表明中央对他们的照顾
。就如当年一个相当照顾他们的工作人员,因今天因邓榕一句不事实求是的活,
就倒霉好长时间一样,今天他们也从不提上述事实,只刻意喧染其困难处境。毕
竟他当时是下台之人,其待遇当然不能和以前比。这次在北京,一位经常给军委
、总参首长开车的司机对我们说,他也给邓家子女、给王光美开过车,说他们也
大谈毛主席的伟大及其对他们的恩情。这大概是在军队面前所选择的一种策略,
而在其他媒体上则从来没有这样表示过。就是刘少奇去开封,也属林彪战备”一
号令“的安排。他同样带有长期跟随他的随员(包括厨师),住在原开封市领导
的一个院子,决不是人们所说的监狱。他当时是中央全会定性、开除党籍的,自
然没有邓那样轻松,直至糖尿病重至终。其他,也有正式进监狱的,如彭真等人
,至今没有得到彭在狱中生活的细节。文革中监狱贯彻毛主席”要把犯人当人看
待“的批示时,曾有记者在狱中对彭真采访,他是高度评价”毛主席一贯的人道
主义政策的“……而冲击这些”功臣“的造反派包括我在内(尽管是在基层),
当然就是”便觉趾高气扬“的”另一伙儿人“了,”但这真的是傲骨吗?“又问
得何等的好。
我们这”另一伙人“在文革十年中,是真正的”叁、七开“,即70%的时间在挨
整,30%的时间不得不抓紧工作,甚至每次出狱后连恢复身体的时向都没有。我
们挨整时肉体精神所遭受的摧残、享受的待遇(刑事犯的牢房,6元钱的月生活费
)才是邓公这些”功臣“”猪狗不如“的水平所高攀不上的。如果以文革中的两
端,以”功臣“为代表的老干部和”另一伙人“的过反派进行比技,在付出的代
价上,无论数量或者质量,后者至少是前者的百倍以上。顺便,我以您熟悉的几
个地方举几个例子:就在您住的江苏,68一69年,许世友将军将徐州造反派的头
头押在笼了里进行游斗,还把江苏反对他的”踢派“造反群众按在马路上学”小
爬虫“爬;在您上大学的广西,也是1968年,以韦国清将军为后台的保守派”联
指“把”四・二二“造反派口中塞着鹅卵石成批地处决;在您的老家保定地区,
那位在解放军战役史中没留下任何象样东西的叶帅,l976年却在动用正式军队血
腥镇压造反派中显示了”军事才能“…… □□在其他地区也有比这更严重的,更
不要说在各个单位里那各种各样的残酷手段了。请记住,这些手段既不是文革发
明的,也大多不是解放后发明的。如果说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这样代价的话
,那么1927年共产党被血腥屠杀时是不是也是这个道理呢,被钉死在那六千个十
字架上的奴隶是不是也应后悔不应跟随斯巴达克造反?说到底,文革当年比较今
天社会可以说是”天使般纯洁“的男女们,不就是为了申张正义、公正、不甘心
受压,从而触动了那些”功臣“的特权、地位,才遭到如此的屠杀和迫害(十多
年后,在”六・四“中,被邓公下令集中屠杀的又一批那么单纯的少男少女们;
不也是反对这些”功臣“及其家族得腐败吗?)!难道这就是他们明知道”造反
是没有好下场的“,却硬要向官僚集团挑战的”傲骨“吗?
今天,文革已结束叁十二年了,可对曾经”趾高气扬“过几天的”另一伙人“的
清算,则还没有结束。今年,临到阴历年前,我主持了原省二轻厅吕以尧同志的
追悼会,他15岁参加革命,抗美援朝时是空军战斗英雄,在文革中当厅领导时,
他妻子所在的纱厂将她的夜班调到白班,竞遭到他的谢绝。他在台上不去住厅、
局长搂,而正是他坚持住的那一小套旧房子,在他出狱回来后,被公家十分方便
的切断了暖气和天然气。他至死也没有工资,其子女”每次给他几百块钱,他都
全买书了“。在追悼会上,他女儿泣不成声的说:”父亲唯一留给我们的就是认
真做人的教育和一大堆书……“。刚过春节和他差不多经历的原洛阳地委副书记
孙腾芳,其妻子完全是因为没钱看病耽误致死。在她的追悼会上,不少人才知道
,仅河南省因”造反罪“至今没饭吃的干部就有22万人之多。原洛阳市委副书记
兰维泉,这位和江泽民一样在六十年代初出国的技术人员,如今被逼到在要饭群
中生活。90年我到洛阳市郊区原公安分局副局长谭树齐(47年参加革命)家里看
到的是比要饭的窝都差的情景,而南阳一造反派头头则活活饿死……此类例子举
不胜举(当然,原来的造反派中也有不少人成了百万、千万、甚至亿万富翁,但
是,他门也不感谢邓及这个时代,其中一位喝酒后哭着对我说:”是老邓给我的
钱?他们(当权派□□自注)是把我朝死里整,我偏要争口气!他们坏我比他们
更坏就挣了钱,他们见我就象孙子一样。他们把我逼到不是人,我也让他们不是
人“。去年初我在商邱,其行署几位干部对我说,76年所谓”粉碎四人帮“后,
他们是在东海舰队驻温州的部队服役,也帮助地方维持”秩序“抓造反派,后来
,看到杀人太多,害怕了要求复员。他们说,现在温州人在骗全国,是出于报复
心……
说实话,我们当初被逼得起来造反时,可没有陈胜、吴广那种”王侯将相宁有种
乎“的思想,而是高喊着”准备失败、准备坐牢(江青的“四准备”号召)冲出
来的,对于其中一些人(包括我)来说,即使为此承担了极为惨重的代价,九死
而一生,则从没有后悔当初义无反顾的迈出去的一步。我们毕竟经历了迄今为止
的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一次“大民主”,“中国人民享有前所未有的自由:批判社
会,向现存的政治权力机构造反,建立自己的政治组织,在公开讲坛、大字报和
报纸上发表自己的不满和希望等等(往10)”。尽 管它是短暂的尝试。还
有一种“叁年文革”说,1968年在林彪宣布的“全面胜利”中,我们就开始承受
全面的镇压。而欧美的“文化大革命”更短暂地集中在几个月,却同样辉煌。今
年,整个世界都在纪念“1968年”,认为它是廿世纪最重要的一年,其意义甚至
超出了这一个世纪,是对整个世界近、现代框架的一次最彻底的挑战。也有人说
,社会主义在东方惨败了(应该说,它的二、叁代领导人早领上邪路),却在西
方取得很大进展,现今西方社会中很多社会主义的成份正是“1968年”带来的。
在某种意义上我已可以算一个没有“失踪的68年人(尽管没有下乡,却同在当年
秋天下监,没有系统的学习,却也有认真的思考,更有前后更多的经历)”。我
为拥有这个历史而骄傲。当初当我们经过多少次生与死,血与火,灵与肉的考验
获得第一次、也是唯□一次最激动人心的胜利时,我们最得意的一句歌词只是:
“往日比人矮叁寸啦,如今是顶天立地的人啦……”。用思想家的话说,我们斗
争的全部意义只是为了做个人!查一下这些造反派的“发家史”,第一是被整出
来的,第二则是“不平则鸣”。一些文人反复宣传说,我们是“被利用了”,难
道我们甘心受压迫、受剥削,逆来顺受,就是没被“利用”啦,这种“利用”说
无非是他们“借花献佛”以向官僚阶级仟海而已,(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文革初期
都参加过造反派,这也有文革前17年中当权派老拿他们当牺牲品的情绪)。
至于“文革是整功臣”论更是为了向统抬着献媚,而无视广大人民尤其是那些敢
于为社会进步献身而挑战官僚阶级的激进分子也作为人应有的生存价值。那种“
功臣”论如往前推,那么我们的战犯管理所内不是也关怀着多少“北伐的功臣”
、“抗日的民族英雄”,他们甚至还没有作威作福几年就被他们压制的革命人民
打倒了。假使他们重又控制了中国的局势,那么这一大堆“文人”决不会再为共
产党的“功臣”说话;要说给后者的话可能比今天“送”给我们的更恶毒。这是
否就叫做“成者王侯败者贼”?那是封建社会、尤其是传统文人一直遵循着的一
条处世定律。但是历史的进步,则一定是一次次以失败和巨大的牺牲为其铺垫的
,选择它的是另一种人。
叁、民族利益和利益首选
在上述问题上,请您谅解我的冲动,也决不会有对你们年青人的情绪,同时,如
果我含糊地对待了这些我并非不了解的事实,那也是对您的不尊重。我正是以这
样一种平等尊重的态度去认真看待您所说的每一个问题的。譬如您谈到朝鲜和表
决中国申办奥运会问题,我看信的当晚就和伍绍祖(国家体委主任)一朋友通了
话,准确地了解了中国事先就没有把朝鲜的一票计算在支持禀内,而是在别的方
面张百发被人家耍了,当然主要是美国的干预。也许我没有您喜欢体育,我也并
不认为未举办一届奥运会会有“决定生死”“千古憾事”这么大的份量。原东德
是总居奥运会前几名的“体育大国”,却没有改变复灭的命运。巴西、阿根廷一
直是比奥运更热的“世足赛”中的明星,并没有因此促进其社会的进步,举办过
这类盛会的墨西哥等国也没有因此使其社会状况改观,而就我们民族目前状况来
说,即使举办了这届奥运会又如何呢?就国内体育运动来说,几乎全成了“商
品”,一片乌烟瘴气,那有一点点奥味及群众性,……这里就不多谈了。
您所谈的和越南的关系问题,实际涉及两场战争,即I979年中国对越南的战争和
六、七十年代中国的援越抗美战争,以及两者的关系。1979年所谓中国“对越自
卫反击战”,用美国学者真・迈斯纳的《中国史》说:”邓小平访美回国后不久
。中国军队入侵越……有损于北京新政府的形象”。用剑桥《中国史》说:邓有
理由推测,使用武力严惩那个刚使美国遭受耻辱的国家,可以使华盛顿领导人从
中获得补偿“,”邓并没有掩盖他的意图,在访问华盛顿期间,他向卡特总统通
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采取的规模和持续时间。用胡耀邦当时的政治秘书阮铭在
外发表的着作中说:”获得了美国的赏识,邓小平发动这场战争之前在美国得到
了默许“,”在军事上是不成功的,没有'惩罚'了越南,反而‘惩罚'了自己,结
束了中国作为世界军事大国的地位“。□□这两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中国
官方比较欣赏并大量发行的,就此也和国内”恩将仇报“的廉价宣传截然不同,
有人说,是美国耍了邓小平,尽管美国在这个世界做坏事确实不少,但就这场战
争而言,没有资料证明是美国主动要求中国去打人家。当年2月17日,既中国发动
进攻的当天,一早地方当局(河南省)就派了好多人,来看守所要我对这场”自
卫反击战“表态,我谈了要打就象西沙之战一样,在南沙夺回几个自己的岛屿,
既名正言顺、也有利于中国在南海应有的地位。我还谈到如前一年(1978年)柬
埔寨政府要求我们移民时,帮其控制磅逊港,则可以成犄角之势奠定中国在这个
海域的战略地位(包括对将来的中日战争的准备,日本石油、天然气,铁矿石、
橡胶、木材等战略物资的大部分乃至绝大部分都要经过马六甲海峡),同时也就
不可能有越南侵占柬埔寨的既成事实。当然,后者是从民族主义的立场、利益出
发的。但是,我始终拒绝对这个”自卫反击“表态。
阮铭所说的也”结束了中国作为世界军事大国的地位“,应有二层意思。第一,
这是一个大国对小国的战争,所取得的最大战绩、甚至还低于1885年刘永福时的
黑旗军(原广西天地会残部)在此地对法国地战绩,而这次伤亡却极大。就此,
我们的对手还只是越地方部队、游击队和人民群众自发的抗击。美国议员的实地
调查证实,越主力部队集结在海防一线,还没和中国部队接触。第二,任何战争
所动员的资源,不仅是物资(包括技术),而且还要有参战人员的士气(包括战
争的意义)等,而在越南打的这场纷争是我们这支”人民军队“第一次在没有当
地人民支持下进行的。正相反的是,我们是在和越南人民杀。(邓作为军委主席
期间一共有二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另次是在天安门广场,其”对手“是手无寸铁
铁的学生和市民。在革命战争年代,邓只是作为一个部队的政委没有机会独立地
显示其军事才能,晚年仅有的这二次显示的机会,却无法给他打分)。同时出国
之前,国内正在强调个人利益,又如何再有一不怕死、二不怕苦的精神。不客气
地说,是第一次打掉了军威、军心,打坏了军纪、军风。这场战争也使世界的军
事研究机构们(尤其是地缘对手日本、印度等国)根本改变了对中国军力的估计
,为今后留下了较大的麻烦。
而六、七十年代中国的援越抗美战争,则是绝然不同的另一种情况,我想引用美
籍华裔学者龚忠武(他六十年代毕业于台湾大学,后在哈佛跟费正清研究中国史
)所讲的一段话: ”在毛泽东的晚年,中国北部有苏联陈兵百万,南有美帝国主
义在越南进攻,在这样一个南北夹击的情况下,毛泽东坚持反帝、反修,最后把
美国敢出了越南,解除了美国的围堵,为中国民族争得了生存空间,这不是毛泽
东打出来的吗?美国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被人打败过。朝鲜战争我们和他打了
个平手,而越南战争美国是战败了。美国经济近20年来一蹶不振,其中转折点是
越南战争。在这之前世界冷战秩序是一个二元秩序,而毛泽东打出了叁分天下,
变成了叁元秩序,从而确立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以后才有恢复中国在联合国
的合法席位和中美起交。可以说,没有毛泽东晚年的越战就不可能有中国现在改
革开放的局面“。
《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一期所载《”文革“时期历史研究座谈概述》中说
:”文革时期 的外交工作,应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同外交史上一个大转折点“
。70年代初期的外交新突破,改变了世界格局和中国的外部环境,中国成为”大
叁角’中的一角,制约与平衡着国际战略力量,使世界局势趋向缓和,大大得高
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及其影响“。这里所说的”新突破“是指先后对欧、对美、对
日为代表的外交整体突破,它是以当年”虚“实配合的两场”战争“为实力后盾
的。一场是直接影响全球的”文化大革命“,另一场就是这个越南战争。”弱国
无外交“这是邓小平所强调引用别人的一句话,不过不能自圆其说的是,他所彻
底否定的”文革“时的中国,究竟是弱国还是强国?当然,他也从来不计较说话
要前后一致,但是,他所控制的政府却得益于毛泽东时代留下的外交遗产及其要
用巨大代价奠立的国际地位,这是鸦片战争后一百多年来中国多少仁人志士梦寐
以求的。您说的 " 对外傲视千里“正是这样一个大民族所必需的,尤其是一个
大国的安全和发展,首先必须确立自己在国际空间中的地位。从古希腊、罗马到
西、荷、英、法、德、美,直到东方的日、苏都是这样发展过来的,无一例外,
今后也仍是如此。我对执意要走”英美“道路的不少人一再说,英国是靠在海外
几十倍于它本土的殖民地的血腥掠夺中奠立起”日不落帝国“的地位的。美国是
靠两次大战,尤其是在二战中发的横财,并在全世界到处插手称霸,而成为当今
世界唯一的霸主的,这条基本经验难道是我们今天能学得了的东西吗?如果说,
当年英国是靠海外殖民地的血腥代价,来腐蚀国内人民,如果说,美国可以关闭
自己的一部分油井资源,却在消耗全世里的几分之一的能源、物资,而我们今天
却是靠牺牲后几代人的利益,去”超前消费“腐蚀当代人,又把应留给后人的资
源和生态环境发疯的掠夺和破坏,以满足今日的奢侈,又怎么奢望21世纪的强大
呢?
美国建国伊始,在其经济实力还不够强的时候,就首先在西半球插手许多殖民地
和宗主国的矛盾,至今成为世界霸主后,还念念不忘这一基本经验。当年布什总
统在抨击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时曾一针见血地点破,如果没有美国在整个世界承
担的”义务“(即霸权和插手)也就没有美国人的利益,不同的意义、却同样推
理的是,如果中国当年没有对第叁世界国家反对美苏霸权斗争的支持和无私的援
助,也就没有中国在国际利益格局应有的位置和利益。这些年来有不少文章、杂
志都算过中国当年外援的物质、财政数字,却没有人算一下如果没有这些支持和
援助,”两阿“(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的提案,能在他们年复一年不懈的
努力中以”简单多数“通过,从而使中国进入联合国以有以后至今的局面。毛泽
东当时还特意提到坦桑尼亚的积极帮助,说明那条坦赞铁路我们没有白建,而且
还因此得到赞比业铜带省的资源□□这正是我们短缺的战略物资……。做大生意
还买先大投入,何况这里既有道义的责任,又有战略的上的大利益,我们那些在
其他方面十分精明的先生们,在这个大问题上就那么糊涂吗。或者是别有用心、
故意欺骗年青的一代,或者是有意识地使我们”整个民族的认识降到同一水平“
让”智慧的火焰熄灭“(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木批评衰落的罗马的话)。
您说:”利益,才是更多人的首选“。作为国家民族来说,是对的,也不矛盾于
我上面的说法。就欧美那些主要国家和中国的关系来说,更是如此,而且从开始
打交道就是这样,至今也没有根本改变(连一些名词的概念也没有改变。譬如谈
中国的”开放“,他们在英语中仍和一百年前的”门户开放“用的一个词)。我
们今天重新拜请的这些”老师“也仍是那么保守小气,在具体技术上总是留着”
一手“,更令人气愤的是1991年我国引过的1500多个项目,有29%是国外环保绝
不允许存在严重污染的项目。陈岱孙在一个正式报告中称,我国所有进口项目中
有四分之一属这类,这就是用他们高价卖给我们的高科技。而在大的方面,则只
教二个字:听话“,以听任他们摆布。什么”强大和稳定“,前者是虚,后者是
实。你若”强大“,那有他需要的利益。而你的”稳定“,则可以使他放心地来
攫取你的利益。经济学家魏杰在谈到西方表扬人民币不贬值时,又用了一段毛主
席语录:”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来说明一个最浅显的道理。当中国人
在议论印尼、南韩在接受援助的谈判中如此艰难,为什么就不想一下,印尼苏哈
托政权是美国一手扶植起来的走狗,而南韩则至今是美国的保护国,就此还有他
们接受不了 的东西,那么我们年复一年递增的援助、投资,为什么从来没见
过这种场面?要记住我们还是别人不完全放心的.至今仍挂有”共产党“这个牌
子的政权,人家难道会给以特殊的照顾吗?翻一下报纸,接受外资(包搞什么”
招商引资“)已成了评定一个地区、一个企业政绩和开放程度的主要标准。难道
就只能这么简单吗?
那么我们再翻一下历史,一百年前,为争着借给中国外债,英、法、德、俄等国
驻华使节吵得不可开交,翁同酥(光绪老师)的《日记》中说某公使:”咆哮恣
肆,为借款也,此等恶趣,我何以堪“。”甲午战后,列强向中国进行经济侵略
的主要特点是疯狂的向中国输出资本,严重地阻碍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破坏和
窒息了工农业生产。据初步统计,从1895年到1900年的6年中,清政府所借外债高
达到451亿两白踉,比甲午战前30年外债累计总数超过9倍以上,为当时国家收入
的5.5倍(注A4)。这样的情形,这样的道理,我们今天的许多人已经不懂。所以
您用“不食嗟来之食”来认识中华民族,实是评价过高。再看看一百年后的今天
,我们那么多官员、买办,还有什么“洋货”“不吃”,甚至一个“洋屁”也要
传几手以多骗几个人。从婴儿用的奶粉到关系生老病死的医药,其洋货都称霸中
国市场,包括我所熟悉的人都在炫耀“我的孩子除了空气,从饮用水到尿布,吃
用全是美国货”。一个新闻节目中,有好几个国家领导人穿着各具特色的民族制
服的鲜明形象,也有我们大会主席台上清一色的标准西装,不知道出于什么要求
,总使人感觉不舒服,这是在国内。广东台报道过的由东方电视台采访的,上海
去日本的五万大学生为挣人家一口饭吃,凄惨得那有个人样。去东欧的大批移民
,人家开始是用手势比划着欢迎从机关枪下冲出来的“英雄”,却没想到仅几天
就得处处防贼。至于在俄罗斯,我们更是丢尽了这个民族仅有的一点脸面…… 反
过来说“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食嗟来之食”又有何不对?人是需要一点尊
严的。《礼记》中那位黔敖舍施时的鄙夷状,难道是每个人都必须接受的吗?而
正是这位“不食嗟来之食”的人使他不得不钦佩。“不食嗟来之食”也成为自孟
子到毛泽东等贤哲所提倡的一种民族精神。可惜的是,我们整个民族过去(近代
史)、尤其是今天,根本不具备这种精神,或者说,我们整个民族能有这种精神
之日,便是整个世界所有民族最尊重中华民族之时。被称为日本近代史之父的福
泽谕吉甚至认为有中国这样一个卑屈惑弱、无法无情的邻国实在是“日本国的一
大不幸”,“可以按西洋人对待他们的方法来处理?”□□又是何等严肃的挑战
!
如果您那句话是指“毛的时代”对待外援的态度,则是对那个时代的了解不够。
毛泽东早就说过:“不,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
要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就是这位毛泽东,远在抗
战时就曾努力争取过美援,但是人家不给他,反而在以后用它来屠杀共产党和革
命人民。1949年,美国支持的蒋介石垮台了,毛泽东从民族利益出发希望重建中
美关系,甚至内定了叶剑英为驻美大使。但美认定中共撑不下去了,反而“封锁
”、“制裁”,发动朝鲜战争,驶进台湾海峡,支蒋何机“反攻大陆”(并趁我
六十年代困难时作过几次尝试)。就此毛泽东仍没有放弃打通中美关系的努力。
1967年正值“文革”高潮时,毛泽东从一份美《外交季刊》上看到的当时在野的
尼克松一篇并不明显的文章中,敏锐地捕捉到将来可能的变化。有趣的是,1970
年他和尼克松不谋而合,几乎在同一天发出公开的信号……。此外,就在六、七
十年代,毛泽东也不止一次要求认真研究美国的政治制度……。准确地说,在老
一代领导人中真正受西方文化思想影响较大的,恰恰只有一个毛泽东,(现在那
些去过欧美、或者直接来自欧美的学者,张嘴就是”西方人读不懂中国”,明显
持一种拒斥的态度。可为什么毛泽东在西方有那么大的影响,尤其是美国那么多
学校、机构,那么多人在研究。在瞧不起英语、也轻视美国“快餐文化”的法国
,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曾崇拜过.或者仍继续崇拜着毛泽东的思想),同时能集中
国传统文化之大成者,也只有毛泽东,可以说,“毛文化”就是唯一影响较大的
中西合璧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文化。一些过于浅薄的人简单把去过西方“留学”
作为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标志,他们不了解尤其那批“勤工俭学”的革命家,当时
并没有条件接受西方文化。以邓小平为例,他跟人出国前只受过小学教育,在法
国也仅在巴约(也译巴耶)中学的小学班短暂地待一下,其余绝大部分时间,不
得不打工……。至其终,你从他身上、骨子里根本看不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同样
,在那一代领导人中,最少受苏联“斯大林模式”影响的也是毛泽东,他为摆脱
这个“模式”的影响,独立走出自己的路(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东方),一
直受到国外思想界,政治界极高的评价。尽管刚解放时,在西方的硬逼、又没有
其他任何可供选择的条件下,也是出于民族、国家的利益,不行不暂时“一边倒
”,争取仅有可能的苏援。新中国开国伊始,他去苏联一下子待了叁个月,就是
要搞一个“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并且是满载而归,尽管那些东西,在今天可
能不算什么,可当时为恢复经济也起了不小的作用。后来,当赫鲁晓夫要通过援
助来控制我们的经济、军事,政治时,他则是寸步不让。国家的独立,民族尊严
是半点也不能牺牲的。在东方有波、匈、捷的教训,在西方援助下则有更多的例
子,包括市场被全面渗入,民族工业被摧垮,金融被控制,乃至随意扶植傀儡政
权等代价,这样的“嗟来之食”当然是不可食,毛泽东之前的所有政权,没有一
个不是以牺牲主权的巨大代价来接受外援的。想一想1919年的“巴黎和约”。将
“战胜国”之一的中国置于何地,因而才助长了日本以后侵略的野心。1945年的
美苏又是如何对待已称为“五大国”之一的中国,正是他们的交易给今后的中国
留下了多少麻烦。我在“朱学勤郑州讲学散谈”中曾写道“一部打开国门的近代
史,也是一部依附于别人的历史,满清本期的新老各派政治势力是如此,整个民
国从头至尾也是如此”。
由于历史原因,我们党内为数不少的高级干部都有很深的苏联背景,(包括解放
后一直没有机会表现出来的资深人物),“如果毛泽东在五六年去世”(陈云话
),那么就为他们搞自己所习惯的苏联模式去除了根本性障碍,成为又一个最典
型的苏联‘卫星国',也只有从这里开始才理解,当年在庐山和彭德怀一起受批的
黄克诚大将二十年后有如此公正的评价:”毛主席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民联英雄
。”张茜和粟裕曾从不同角度谈过庐山会议时。留守北京主持军委工作的陈毅曾
收到赫鲁晓夫的信件,后者要他果断派兵包围庐山……重建新的中央(不久前也
正是赫在阿尔巴尼亚当面煽动彭反对“百花齐放”和“人民公社”)。当然陈毅
没有听他的,而是把信交给了会后回京的毛泽东。连彭德怀也看到的刘少奇62年
l月27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
反”。刘明确说,彭写的那封信是小事,他的主要问题一是里通外国,二是和高
岗联盟反对他(刘)。有些人还注意到彭在58年林彪升为党中央副主席前后的变
化。英国作家韩素音所着《周恩来与现代中国》中分析庐山会以时说:“想想看
,如果被放逐到四川的是毛泽东而不是彭德怀,又会是什么样的后果?莫斯科的
代表就会抬头,苏联就会以强力高姿态对付美国,莫斯科的一切指示,中国将遵
命而行。历史也将不是这样。”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毛泽东顶着苏联的压力,不
仅中华民族,连整个世界的历史都将重写。
这里提到的黄克诚将军,历史上几次受过毛泽东的批评,被人戏称为“老右倾”
,何况既有“庐山”挨整之恨,又有杀兄□□黄克功将军,因杀了怀孕的情人,
被毛泽东决定处决□□之仇,二十多年后被平反又居高位工作时,在一些人攻击
、贬低毛泽东时,他却在大讲毛主席的伟大是其他任何领导人所不能相比的。“
如果有人硬要说,他比毛主席更高明,功劳更大,那只能是开历史的玩笑”□□
这样光明磊落的胸怀,怎能不赢得全党全国人民的尊重,所以“利益,才是更多
人的首选'则不能包括所有人。费孝通,这位被毛泽东点过名的大右派,在邓的时
期被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在商丘福源集团的双八乡说:”我现在坐
在毛主席当年坐过的这把椅子上,但我并不是毛主席。很多人都误解了毛主席搞
人民公社的意义。中国落后、动乱的根源就是小农经济,毛主席搞互助组、合作
社、人民公社就是为了改变小农经济,就是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这位搞
农村社会调查出身的着名社会学家,认为今天的中国农村正处在”临改未改“的
关键时刻,而此时这个国家正在庆祝农村改革”辉煌“成功20周年。还有几位着
名的大学者,他们的文学或哲学代表名着曾受到有毛泽东或江青支持的”小人物
“、”年青人“的批判,在八十年代的翻案风中,多少人高度评价这 些被
批判过的专着及作者本人,他们自己却坚持认为当年的批判是正确的,不愿翻这
个案,而当年。他们并没有保证个什”永不翻案“、这大概就是人们所说的”君
子“了。不久前我也曾对一个战友的儿子说:”……总之,过去也不象叔说的那
么美好,我认为父辈的恩怨得失,也不能作为你们这一代人认识历史的唯一根据
,就象你今天也并没有以一个老板的立场来认识当今社会一样。“
最后,在民族利益和尊严上,我还想介绍一下,近20年中日关系中有关钓鱼列岛
、靖国神社等敏感问题的一点情况。
进入80年代后,日本一反过去惯例,首相和几乎所有大臣都在”8.15“终战纪念
日这天参拜靖国神社中的侵略”烈士“,而在85年8月15日中曾根首相亲率18位阁
员集体”正式参拜“了神社,这是”战后历史上第一次“,是向中国和整个亚洲
的严重挑战。前时,荷兰学者曾撰文严肃指出,对于二战罪行,为什么德国能认
罪(前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时,曾跪在犹太人的 墓前下跪),而日本人不认罪,
尤其在八、九十年代以来如此嚣张,这里也有中国的责任。就在邓小平78年10月
访日并签订中日和约时,在日本国会议员的叫嚣下,日本派飞机、巡逻艇登上我
国神圣领土□□钓鱼岛,此后,大陆以外的全球华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钓运
动“,还牺牲了生命。这”弹丸之地“不仅有丰富的石油资源,有重要的战略地
位,更有我们民族的尊严。这里,我原文抄录一段日本外相园田对78年8月10日在
北京与邓小平谈及”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列岛)问题的回忆。园田是这样向邓
小平提出问题的: ”说真的……还有一个问题 ……如果我这个日本外务大臣不
提的话,就无脸见江东父老…… “听我这样讲,邓小平就说:’我理解,理解你
,你尽管讲嘛‘。于是我鼓起勇气指出,尖阁列岛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再发
生以前那种’偶发事件',我无法交待。 ”邓小平微笑着摊开双手,说:‘上一
次是偶发事件,渔民追起鱼来,眼睛里就没有别的东西。那种事情再也不会发生
,绝对不会发生!’我当时真提心吊胆,只求老天保佑。万一从邓小平嘴里说出
‘不是日本领土,是中国领土',我就完了。“他挺了挺身子……然后说:’一如
既往,搁置它二十年、叁十年嘛‘。”他讲这话时,态度自若。我可受不了,使
劲地拍了一下邓的肩膀,说:’阁下,不必说了。'他在那里优哉优哉,我觉得全
身象瘫了一样。“(注28)任何中国人看到这里,都会无地自容。我不由得想起
另一个例子。鸦片战争中关天培战死后,在他仆人收领他的遗体归来途中,英国
战舰伯兰汉号鸣炮志哀,给他的敌人,但却是中国的民族英雄以应有的尊重。就
在园田访华二个月后,邓小平访日,10月23月,日本天皇会见邓小平。”日本政
府有关人士对这次会晤有些担心。因为日本发动侵略中国,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即
使讲几句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话也完全可以理解。“可是当天皇只是不疼不痒分
不清责任的说了中日历史上”一次发生过不幸的事情“时,邓小平点点头说:”
一点不错,我赞成。“(注29) 1972年9月25日在北京的欢迎宴会上,田中致答
辞时谈到这段历史时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对此,毛泽东在
会见田中时特别行出:”只说句‘添了麻烦',年青人不满意,在中国这是把水溅
到女孩子裙子上说的话。“(注30)被尼克松等西方政治家称之为”大气盖天“
的毛泽东,在民族尊严、民族利益上则是一丝不苟的。对日本是如此,在四、五
十年代对美国是如此,在五、六十年代对苏联也是似此。
四、毛泽东和周恩来、邓小平,几个涉及到的问题
正是中央电视台的十二集大型文献片《周恩来》上映时,其总编导(也是中央台
《东方之子》专栏制片人,《实话实说》专栏制片人,总编导)时间先生叁月二
号来郑州”越秀“讲学。他为自己担此大任,并因此接触最高当局较多而对于一
些政治、历史问题过于自信,也表现了一些勇气,譬如他曾要求把邓”永不翻案
“的话写进片子以平衡周恩来的违心的话、事,当然为当局所拒绝,也由此为在
座不少人所赞赏。但是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荒谬说法终于使我不能容忍。我的
发言首先说:”最近二件大事,一是纪念刚被当局定为’第叁个巨人'的邓小平去
世一周年;二是纪念周恩来百年诞辰。显然,后者遮天盖地的声势使前者黯然失
色,你们是达到了目的(不少人笑了,后者在影视、书刊上和社会上的纪念活动
一直到五月份,成百倍地多于前者)。但是时先生演讲中涉及的一些事实则需要
进一步准确。譬如时先生说,刚解放时,只是由于周恩来在全党、全国的
巨大威信方迫使毛泽东同意他担任总理的□□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周当时在党的
威信,可以从建国前最后一次、也是最主要一次党代会□□“七大”所证明。这
次完全是无记名投票选举的,由45名正式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按选票的多少
排列、毛、朱、刘、任、林伯渠依次为一至五名,而周则一下子落在二十位以后
。这是因为延安整风时涉及过去许多历史问题,使周的威信在党内受到很大影响
。而在党外五亿多中国老百姓中,解放初,除少数干部和知识分子,大多数人只
知道毛主席、朱总司令。
事实上。建国初确有人(如高岗)向周的总理位置挑战,正是毛泽东坚决支持了
同恩来。上述事实根据在党的“七大”文献和几个主要领导人的《文选》中就可
以查到。 “关于71年4月是否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问题和当年深秋是否派团出
席联大问题,周批了‘不邀请',’不派',而毛泽东则又批了‘邀请'、’要派‘
时先生认为这是毛、周’较劲‘,也是没有根据的猜测。已公开发表的毛泽东护
士长吴旭君回忆录说,对经周批过的外交部不邀请美乒乓队访华的报告,毛泽东
于4月6日已圈阅,但他夜里既使吃了安眠药也睡不着觉,直至还有十几分钟就到
个4月7日凌晨时才作出了'邀请’□□这个至今被外交史上称及‘石破天惊’的决
定,才有了‘乒乓外交'的佳话,而是否派团出席26届联大问题,也有基本相同的
情况,应该说,周恩来也是根据毛泽东一贯慎重的态度和不打无准备的仗的思想
安排的,只是毛泽东又在别人始料不到时,走出了关键的一步,每一次重大战略
转移时,都是如此。我也从时先生曾谈到的影片中,毛对周点破李宗仁卖假文物
是”投石问路“的故事为例,说明”周在一些重大问题的关键时刻前是不够敏感
的,在党内多次关键事件中除高饶事件外,其他如遵义会议,刘、邓派工作组,
林彪要设国家主席等问题上,周都是被动转变的。所以我赞成您引用朱德的话'总
理是个好管家',这次文献片将定调升格为’战略家‘是过于勉强的。我最后强调
:“海外的反共势力比我们聪明,七十年代后期,他们也曾配合中国当局荒唐的
'抬周压毛”,也确实欺骗了整整一代人至今,对此,邓颖超还是警惕的。周是毛
的长达40年的助手,否定了毛,又将周置于何处呢?或者颠倒他们的关系,岂不
是常识上的荒唐。现在他们又反过来,利用跑出去的一些上层人员提供的所谓“
大量材料”以证明,过去被整的那些人绝大多数是周亲笔签字、亲手安排整的,
而过去正是他们宣传说是周保的。过去他们歌颂周是最完美的,而今他们集中攻
击周的个人品质,什么“伪君子”、“两面派”、“最圆滑的官僚”、“中国的
铁血宰相”等等。总之他们的目的无非是要整体否定共产党。我们今天再没有必
要“故技重施”了。
在我旁边就座的省电视台新闻主持人在下面问我,那本以所谓周的“私生女”名
义写的《叫父亲太沉重》的真实性问题,我说,据我知道,是假的,包括攻击毛
的海外那几本书,手段都极其拙劣,例如那本《医生》,成百页的凭空捏造,有
的如《漂亮女人》。甚至连有兴趣阅读者都需要有足够了流的心态,否则难以读
进。□□对于我发言所谈的事实,时先生无法否认,只是客气地表示,他在今后
研究毛、周关系时,还希望能够继续请教。当最后一个发言者指责他们花了500万
搞的这部片子说那么多假话,“对得起良心?”时,时间回答说;“周恩来还说
了些违心的话,做了一些违心的事,我们就不能说些违心话吗?在第二天河南电
视台的《都市频道》新闻节目的报道中,由于只有我们发言的镜头,有些人看后
问我,是不是也肯定时间的讲演了,我想这大概就是传播的霸权了。不过,象这
样的”短兵相接“的效果,也说明一个时期以来摘乱人们思想的那些荒谬说法和
伦理观是不堪一击的。
前不久我去看电影《周恩来外交风云》,当影片再现1974年,8l岁的毛泽东在长
沙会见英国前保守党政府首相希思的场面对,画外音是希恩的回忆;他说:”…
…毛主席又对我说,’我们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那就是1997年我们要收回香港
了“!希思当即代表英国保证说:”1997年香港会有一个平稳的交接“。毛泽东
说:”我也是这样想的,不过到那时,我们(他指了一下周恩来)就不在了!□
□电影演到这时,整个影院的观众几乎是普遍的”啊!“了一声,似大梦初醒。
我问了一下旁边坐的人员是市工商局等单位包场的,他们原来居然不知道这是毛
主席在世时就定了的,国内的材料介绍中还多了一点就是”当时毛泽东又接着指
了一下70岁的邓小平说,‘具体事情由他们年青人去办啦',二天后,根据毛的指
示,周、邓又同希思进行了具体的会谈。在这前后英国两党都对无条件平稳交接
不持任何疑义。只是撒切尔夫人上台后,刮起一股强劲的右风、又欺负我国当时
为谋取西方援助在外交上的示弱进行蛮横的挑战,几经交锋,双方最终也都做了
一些让步,其中有些东西我是有不同看法的,譬如在中英《联合声明》中作了五
十年不变的承诺(这就是今天英国口口声声严格关注的责任,俨然是以半个宗主
国的身份说话),此时香港作为西方过去封锁我国时的特殊作用已经完成。一些
人认为,比较大陆目前不伦不类的状况,保留香港一块资本主义,也不是更坏的
事。问题是,香港今后的道路,是应该有香港人民自己选择的。“不变”及其香
港不向大陆交一分钱的规定,只是保证了英国等西方国家的利益,除了已有过的
特殊作用,’香港的繁荣‘并非就是中国的利益。
此外,尤其是不该把“七月一日”□□即我们已宣布为非法条约中曾规定的日子
□□作为交接的时间,英美导人,把它视为所谓“历史的连续性”,实质上就是
维护其殖民主义的尊严,却损害了我们自己的民族尊严。后来,我在各地广泛的
接触中,发现相当多的有识之士都十分敏感这个耻辱的日子。我前面已批判过的
总参那位年青的司机,也熟悉这些东西。听他边开车,边评述军史、党史中一些
看法,真感到其水平高出许多高官、高级知识分子。在饭后,送我们回去时,我
鼓励他说“你应该在军事上继续深造。”就他来说主要是环境的影响。他在这里
开了12年车,经常接触过去身经百战的老将军,得益非浅,他告诉我们,这些老
将军,包括现职大部分军队干部至今仍是极为崇拜毛泽东的,(也使我想起许多
写毛泽东和将帅关系的系列书中都提到,在1980年前后那股攻击、贬低毛泽东的
风潮中,当时全部将帅没有一个参与其中。随后,许多将帅发表的回忆录和文章
,反而特别强调自己是毛主席的学生。今年“八・一”晚会,在各军、兵种汇演
的节目中,歌颂毛泽东以及那个时代的歌曲、样板戏占极大的比重,和目前官方
正大搞的学习邓理论的气氛大不一样。军内外许多人都懂得毛泽东是这支人民军
队的魂和精神支柱。在将来的政治变化中,恐怕也不能不考虑这个因素的影响)
。他们还对近年一些军事题材电影不实事求是十分不满。说“邓小平当年不就是
一个部队的政委嘛!”
这就又要谈到邓。去年我曾记述了公布邓去世当天的一些反映,对此您和您的同
学十分反感甚至怀疑。本来,这不应该成为问题,因为,在官方至今大规模的宣
传中,除了一些在任何时期都是趋炎附势的政客、文痞外,如此的宣传对一部分
年青人总是有作用的,也是很正常的,但是,为了说明问题,我还是再向您 介绍
一点具有社会普遍意义的东西。去年邓刚出世后,郑州一雕塑所在国际饭店旁边
石桥西栏杆上立了一个邓的半身黑色塑像,随即被来往人们吐得一塌糊涂,几天
后不得不锯掉,这是在市东部。至今在市中心“东方红”影剧院旁边的38路汽车
牌上,由于其牌背面上有“高举邓……”的口号,倾泻在上面的唾沫、鼻涕无以
数计。多少场雨雪,包括前时二场使郑州淹了的暴雨都冲不净,至今仍有许多处
痕迹,而旁边近十个其他公交牌都干干净净。在西郊嵩山路市公用事业局门口10
3路牌边,立有一幅带玻璃柜的叁代领导人画像,其中邓的脸部经常有这些不干不
净的东西,而右边毛主席像上却十分干净,像天天有人擦一样。香港一家报纸驻
河南负责人一次来参加讨论会时,先谈了来时所乘601路双层公交车上的感受,说
一个老太太因司机不许他从前门下而愤愤的说了一句:“你要是当上中央领导,
比邓小平还坏!”一下子引起上下两层来客的兴奋议论……。春节前我和会计在
交通银行等待办手续,一堆人正议的话题就是邓,其中一个电信局的老同志说:
“……局党委书记在专门召开职工大会上讲,邓小平已经写进党章啦,以后你们
不要再乱骂啦,看来头头们也知道群众都在骂邓小平”,其他人插话 说:
“他们自己也经常骂,以表白自己没那么坏”,“写进党章也没写进宪法,不是
党员他管不了,照骂不误”……那位老同志又说:“我说,邓小平最坏就是把人
弄成不是人啦!”。我插嘴接上称赞道:“这位老同志说到点上啦!”去年四月
份,我在省农大动物医院给狗看病时,和几位教授谈到时局时,他们也和上述老
同志有同感,并极其感慨地说:“经济上问题再大,我们咬咬牙也能挺过来,可
以后收拾这个烂摊子,最难办的是已把整个社会槁成这个样子,把人一个个搞成
这个样子”。其中一位教授还把对邓的评价定位在鳌拜和李鸿章之间。我还想举
一个“集体测验”的例子。那年电影《大决战》上映,广电部一副部长带着所有
特型演员到郑州市中洲影剧院参加首映式;由古月带头,从文化路下车走向剧院
时,两边挤满了群众,鞭炮齐鸣,我身边许多人竟被这位假“毛主席”所影响气
氛感染得哭了。当这些演员在舞台上□一表演时,掌声最多的,除“毛主席”外
,还有“陈毅”,而扮演“邓小平’的卢奇表演后,在场几千人居然没一人鼓掌
,卢奇好象也习惯了,也许是当时”六・四“刚过去几年,人们对他的情绪还没
有下去。□□□这是在社会上偶然碰到的现象。
在我的工作、生活、活动的范围内,以及有意主动接触的,则可以举出更多的例
子。从工农群众的:”我恨死他啦“一类朴素的感情到高级干部正式报告以外的
随意谈话,从科学家、教授到军警乃至满街跑的出租车司机,只要你打开话题,
人们的立场都十分鲜明。但愿我们有机会能一起到社会上(无论是最好说的北京
,还是您那最喜欢玩的南京)有意的接触一下,也就解决了你我周围不同的矛盾
。可以说除了学生(它也不成为一个阶层)今日社会各阶级、阶层,多数人的倾
向是十分一致的( 89 年”政治风波“时,从北京的200万人游行到各地不
同规模的反应,党政军民学,工农商学兵各行各业,不论当官的还是老百姓,有
钱的,没钱的都一样的喊出打倒邓的口号,在历史上是仅有的。”六・四“镇压
后,至今海内外绝大多数人都是不服气的,那么又有多少人会转变对邓的态度呢
?)。和广大工农群众至今仍崇敬毛泽东的思想感情不同的一些”知识分子中,
有不少人反毛,也有更多人反邓。不同的是对毛泽东,不管是恨他、批他、评他
、谈他,论他、敬他、爱他、崇拜他,则都愿意谈毛,有些人还借此来抬高自己
的身价。我几乎每周都要逛书店,也几乎每次都能看到新的写毛的书,据说93年
毛泽东百年诞辰对,就出版了六千多本(篇)纪念着作。就此,不少学者还感慨
,尽管国内外都有起伏,但国外的热度一直高于国内。过去讲一部“红学”养活
了多少人!现在若比较“毛学”的规模则是微不足道的了。尽管其中也有不少歪
曲贬低者(尤其是官方出版的《选集》、《文集》、《文选》、《文稿》、《笔
记》等,完全是荒谬的“六中全会”的调子进行严格筛选和整理的。最近据说有
了一本未经官方批准出版的《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第叁版)>的笔记和
谈话》,有一千七百页之厚,而美国也早出版了英文版,但中国官方却严格控制
)。但几乎所有的人都承认,毛泽东在工农群众中的威信,仍然是最高的,用梁
晓生的话说,在老百姓看来,中国人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平民的上帝。而且对知
识分子视他们的这种情感为“盲目崇拜”是极为愤慨的。
但是除了御用文人,那些学者们却不屑于谈邓,这还不仅仅是邓的文化水平不高
,无什么东西可谈,就如最近中国着名的持不同政见者汪淇生在一份访谈录中所
说的:“当然更不必提邓小平了,文革中他给毛泽东写信,肉麻地吹捧林彪,后
来又信誓旦旦对毛说:承认错误,永不翻案。华国锋接班后,他上书吹捧华。”
那夜农院一位老朋友还在电话中给我念了1966年10月24日邓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
讲话,其中他对文革评价之高,远非红卫兵的“水平”所能相比,他对林彪政治
上的吹捧、尤其是自己态度,是真有许多道不出的味道的!这些,包括他那份写
给毛择东着名的“永不翻案‘”的信件,都曾作为中央文件发到全国。政客、文
人们可以隐瞒、回避,却仍减弱不了它的影响,至今连那些工人家庭出身的出租
司机都能将“永不翻案靠不住”、“翻案不得人心”的毛主席批邓语录背得烂熟
。有一次几个人在谈到邓的最大特点即实用主义时,有人念了一段周恩来67年3月
份在军以上干部会上讲话:“还有邓小平……革命战争年代,他担任了七年政委
,在福建有一次战斗打得很紧张,他借口汇报逃跑了。解放以后,莫文骅中将揭
发了他,他把人家打成反革命,现在才平反”。大家也都十分熟悉的他在广西、
上海那些问题,然后比较毛泽东转战陕北那种在极危险境地时的气魄,真是邓远
远无法相比的。有人说:“毛主席当年开辟井冈山根据地时,如果有邓小平这么
”实际“□□中国的历史将彻底重写。
从党的”一大“后到”六大“前期,毛泽东多次遭受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排斥、打
击、撤职,甚至面临开除党籍。在那个残酷的年代里,还因此将有生命危险,但
毛泽东从没有留下任何影响自己尊严的态度、文字(检查)。包括当时反对他的
人也无不认为他是一条硬汉子。毛泽东坦荡、大度,在他在江西最困难的日子里
,尤其是在”宁都“等会议上那么使颈整他的人,直至解放后,毛泽东仍重用他
们。有的(如周恩来、朱德)和他相依为命至死。李宗仁对落介石说:”毛泽东
最厉害的一手,就是不计前嫌。“这也和苏联斯大林时代(将过去对手在肉体上
□一消灭)完全相反。陈毅说:”我九次反对过毛主席,但我都认识错了,毛主
席也允许我改正错误。“包括他在内,他们在文革中必不可免地受到冲击时,还
是毛主席为他们一一说话。和你们的感觉不一样的是,西方学者和现在许多工人
群众从不同层面,都认为毛泽东对他那些老部下过于宽容,人情味太浓(莫・迈
斯纳的《中国史》认为,”无论如何,这些毛泽东现在深恶痛绝的官僚主义者曾
经是他的革命同志和革命干部“,”他宁可相信,大多教人是可以改造好的,在
思想上是可以被重新塑造的,并且能够重新成为革命者。“以至为今后政治的变
化留下太大的麻烦。而今日不少工人说得最好听的也是:”还是怨毛主席对他们
心太软!“,”刀子嘴,豆腐心“□□搞政治,不可避免要整人,无人例外。而
且不整坏人,不整乱整人的人,就是支持纵容他们去整好人。问题是整什么人,
什么样的问题,整到什么程度。例如在延安毛泽东批准处决黄克功将军,那是把
那位受害的普通女人当成和黄一样的人尊重的,当时毛泽东还写一封信在处决前
当面念给黄听,黄死得服气。解放初期杀刘青山、张子善,谁为这二个”功臣“
、也是大贪污犯说话都不行,至今没任何人翻这个案。
但是在政治上,从延安的肃反到文革,毛泽东却一直主张:”一个不杀,大部不
抓。“被他点名批判过的王实味,在转移中被杀后,他痛呼:”还我王实味!“
一份64年西楼政治局会议记录曾记述了在”四清“对待错误的干部问题上,毛泽
东是如何反对刘少奇、邓小平、刘澜涛的极左政政策的,尤其是对邓小平要把犯
错误干部搞的”倾家荡产“,”否则他们就会承像挤牙膏一样,总是挤一点少一
点“的主张,毛泽东甚至说:”总是挤一点少一点嘛“。据毛泽东亲口对斯诺所
讲,以及薄一波《回顾》,毛、刘的分裂正是从64年”四清“中刘的极左的整人
政策开始。其实,刘的整人在党内是很有影响的,土改时他的”村村放火,户户
冒烟“的残酷政策就受到过通报批评。至于邓所整过的原属张国焘部下的那些将
军几十年后仍怕他。57年的”反右“,从动员到具体掌握运动的进度、力度,一
直到审批,他都是挂帅直接指挥的,其扩大化应有他很大的责任。这次寄给您一
份他当时关于知识分子的讲话,以此和毛泽东反右前后的讲话作一对比是有益的
。在文革初期,刘、邓大整学生,使毛再也不能容忍……而对待群众、学生闹事
,毛泽东历来主张先检查干部的官僚主义,同时正确对待群众的情绪,例如修长
葛机场的拆迁问题引起群众不满,毛泽东坚决反对用强制手段,并说:乌鸦飞来
飞去,还要有个窝,你把他的窝戳了,它住哪,”你邓小平就没有一个窝“。就
是对邓小平本人,也是一而再,再而叁地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68年邓给毛写信
,高度认识自己的错误,要求做点党内工作,毛泽东在12中全会上就为他说话。
73年邓给毛又写了那个着名的”永不翻案“的万言书后,毛泽东力荐以重任。当
毛泽东最后深知:”永不翻案靠不住“,’犯路线错误的头子难改后‘,仍对邓
:”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可谓仁至义尽。张国焘投敌叛党后,立即发表声明
恶毒攻击中共和毛泽东,就此毛泽东仍力排众议,让他的妻、子去和他团圆。八
届12中全会将刘少奇正式定性后,毛泽东将刘的孩子们都接到家里吃饭,关心他
们的工作、生活。这样的例子太多啦。您如果遍读如今太多的回忆录,您必将比
较出这样一个结论:在近现代主要历史人物中,尤其是在共产党所有着名人物中
,毛泽东是最富人情味的,这一点连许多西方人都有很深刻的感触(见《毛泽东
与美国》等书),有的甚至认为,毛泽东是”所有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中最富人
情味“的。他看京剧(白蛇传)时,旁边一卫士发现他鼻子动……就赶快轻咳一
声,提醒他,但却再难以挡住他从眼泪到全身的”投入“……。他对”白蛇“受
压的同情,对”小青“反抗的赞赏是那样鲜明,”法海“则恨到上台接见时忘了
自己领导人的身份不去跟人家握手。□一这些”小东西“很多,也很能说明毛泽
东丰富真诚的情感世界,这是在其他领导人那里很少看到的,后者要么只是作为
领导人需要的理智,要么”投入“也不失控。有的诗词也有功底(如董,叶),
则从不具备有毛泽东那样典型的诗人气质和充沛的情感。像毛泽东这样,即使执
政27年中,也一直站在平民立场上,这可能是世界历史上仅有的一例。
去年九月九日,南街村和市收藏家协会在省博举办了一个”毛主席像章展览“,
我是听说后约几个朋友第二天一起去的。别人告诉我:”昨天开幕时,毛新宇来
了,一下汽车就被认出本,’毛主席的孙子来了‘以极快的速度传开,附近大路
上的行人,对面紫百大楼的顾客、营业员们都过来了,成千上万的人把博物馆大
院都挤满啦,又把门前大马路都堵断了,毛新字也被挤人们挤的满头大汉,一位
靠近他的老太太在别人的帮助下,亲切地为他擦了擦汗,好多人都哭了……。展
览厅内庄严、肃穆,如有人轻声议论几句,马上就围来一大堆人,有人说;“来
这都是好人。就如在一些城市出差,一些中老年人只挑挂有毛泽东像的出租车坐
,并说,司机至少是想学好的一样”。在展厅内各处所置的许多留言簿里,写满
了各种身份、年龄人的各种话语誓言、诗词,其中给我最深刻印象的是署名“纤
夫”的一句话:“中华民族对人类的最大贡献就是诞生了毛泽东!”去年在北京
,一位政治家这样一句话也是相当有份量、并具有极其重要的现象意义的,他说
:“置于历史长河中,对毛泽东的评价再高也不算高”。一些当年“四五”英雄
、“民生墙”斗士、“广场”领袖说,在对待毛泽东问题上,他们思想反复过多
次,也终于认识到、包括他们过去认为是毛泽东的错误的,放到一个更高的层面
上来认识,恰恰是毛泽东伟大之处。结论是解决中国的问题,整合今日之中国,
唯有用毛泽东的思想。在谈到一些知识分子总是用那些俗不可耐的调子来议论毛
泽东时,他们轻视地说,“这些文人充其量也难以望全这位’巨人'的脚背”。毛
泽东去世后,社会党国际主席、前西德总理勃兰特的声明说:“……对一部分人
来说他是希望,对另一部分来说,他是永久地挑战,两种情况都将继续下去,以
后一直是如此”(注11)。毛泽东生前是不喜欢社会党的,也如他多次点名批判
过的铁托,后者则高度评价毛泽东是巨人中的巨人。特里尔说,事情总是这么奇
怪,五十、六十年代诋毁他的政府,1976年却对他的赞辞最多(注12),有些领
导人甚至说他是人类历史上一千年才会出现的一个天才(注A22),美国影响甚大
的《新闻周刊》当天发表的社论标题就是《历史上最后一位巨人》。是的,从人
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条件来看,像毛泽东这样巨大而深刻地影响过世界历史的巨
人,是恐怕不会再有了,但他的遗产留在这个世界的各地,无论是最发达国家还
是暂时落后的国家,其社会的进步都不断地从中受益(例如:美国在经济管理和
司法制度上的创新,国外学者总结法国经验的“七、八年来一次”,以及一些第
叁世界国家正总结的教训)。他的遗产也留在许多大哲学家、学者的“武库”中
(例如今天大多数学者张口、闭口都离不开的福柯,有人干脆点破:“福柯的思
路本身即与毛泽东思想一脉相袭”,此例甚多),以继续对现代社会的批判或用
以对新世纪、新时代、新社会的开拓。还留在那些拒不投降的革命者永不熄灭的
火种里……而他的遗产更多是留在他的祖国的土壤里,尽管这块土壤如今已绣迹
斑斑,遭受着几千年历史上从没有如此严重的污染和破坏,也正是这样,他的人
民还需要再从毛泽东的遗产中吸取力量,以奋力改变自己的厄运,在这场空前的
浩劫中获得新生。这正是我们的希望所在。
回头,我们再谈一下邓。某研究所所长是这样总结邓小平去世时各地、各方面的
反映的:“北冷南热,农民摇摇头头,工人笑呵呵……”。他解释道,“南热”
主要是指深圳一些沿海城市搞了一些纪念活动,“北冷”则尤其是指北京人十分
冷谈(今日文人则圆场为:“比较毛泽东逝世那些日子”,“不是悲天恸地,而
是平静”□一见《交锋》),那么“笑呵呵‘的工人一定就是你们同学们听说的
疯子了,可在郑州还经常有这种情况,如在一些群众场合谈到有人反对毛主席,
就有人接上说:”你叫他到工人中去说说,马上巴掌都掴到他脸上“,而这样的
事也确实发生过。一家报纸主编曾向我们介绍了梁晓声这样一个说法,意思是,
不管你说毛泽东犯了多少错误,但至今,人民还把他作为自己的领袖,而邓小平
,不管你怎么高度评价他是什么政治家,人民却不认同他是领袖,这个”领袖“
是要人民认同的。梁晓声还谈了个小故事,说在他家住的一个来城打工的年青人
,有一次眼睛死盯住画报上邓小平抱着小孩子那张着名照片,他盯住的是那位小
孙子脖子上那根金项链,梁对他说:”小孩子带的都是假的“,那个年青人却说
。”他们,还会有假的!“一一这话,分得多清,说得好重啊!一个政治家的政
策,总会有一部分赞成,有一部分人反对(当然,归根结底是多数人,少数人的
问题),但是如果执政的人利用自己的权势为自己家族捞取巨额利益,就是在开
明的封建社会里也要受到惩治,尽管有些是在死后才受到清算的,就是资本主义
社会中也难以容忍这类丑闻,而且是一经揭露就臭不可闻,广大人民唯有对此是
最深恶痛绝的,更不要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名誉是绝不
能有这样的罪恶的玷污的,换句话说,无论中国今后走什么道路,曾执政过的领
导人如有这样的罪恶是早晚要彻底示众于天下的,多拖延几天,无非多增加几个
殉葬者而已。到那时再回顾我门在今天的为某一个人的评价所作的争议,则一定
会感到可笑,却不是没有意义的。
6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关闭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海外早就这样报导过
邓楠、邓质方的”中创“利用批文,到处圈地所进行的无本万利生意,”中创“
在上海与静安区创资办勾结设立'南京西路商业发展总公司',把整条南京西路的
店面土地都霸占了,一夜之间成为上海最大的地主,西至愚园路和静安公司,东
起西藏中路与人民公园……然后以地主资格把闹市土地租给外商,收益达天文数
字。”中创还在浦东外高桥保税区、陆家嘴金融区同沪市土地局签约……霸占大
片土地“。如今官方称”中创“投资公司已无力偿还债务,明白人自然明白,这
钱早就弄走啦。几个月前,中央极不正常地解散了”中国有色金属总公司“,逮
捕了观任头头。海内外都熟悉”中国有色……“是邓家大女婿吴健常长期掌握的
,邓林几天之前(7月6日)在香港答记者问时说:”吴今年初由中国有色金属
总公司调到冶金部任副部长“。也就是说,吴一出来,这个公司就烂掉,成
为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被国家解散的部级公司,难道报道中所说这个公司长期
存在的问题都与吴无关。海外宣传吴手中掌管着八百个亿,至少今天无法证实,
但他兼任董事长的极为庞大的深圳联合公司,以及他在香港大搞的金融、期货都
常有惊人新闻。去年郑州铝厂为他拿走一亿六千四百万元的现金(留下白条)的
”小事“弄沸沸扬扬,最后又说是给了”残联“,既邓朴方。前几年就他在澳大
利亚的私人矿山亏损几千万元后又转嫁到国营企业中一事也曾引起过海外大曝光
。 去年邓去世当天,中央证券委对《琼民源》停盘,一直到今年叁月作初步处理
,也抓了几个替死鬼。搞股票的人大都知道,因为邓朴方、邓楠的各一家公司是
《琼》的大股东,前二年《琼》似疯一样,几十倍、上百倍的暴涨,多少人趋炎
附势,如今连本也荡然无存。一一这是邓去世后中央开的叁刀,加上前年,也是
在海外媒体炒的火热和美方压力下,撤了贺平(毛毛的丈夫)的总参装备部部长
职务以及”六・四“后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撤销邓朴方的康华总公司,算是对
邓家全部五个子女各自部分”地盘“都多少触动了一下。其个人都还没有直接触
动。邓林”七・六“讲话专门讲了她的宝贝弟弟邓质方”有的说他给抓起来了“
, ”全是假的“”仍在四方公司工作“,这个”四方公司“海外早就报导过是邓
质方、周北方同李嘉诚用四十亿港币组建的,王府井行贿二千万美元等丑闻,不
都是”四方'的政绩吗?“说到和周北方,《天怒》中不揭露过他们用首钢”改革
“的”伟绩“□□在法国购买的钢铁厂进行巨赌吗。就是首钢,用叁亿美元收购
价值一亿美元的秘鲁铜矿,再付800万美元给美顾问公司为酬这类丑闻,不都是他
们这些公子哥儿思想解放的真景吗。邓继《南巡讲话》以后,又乘兴在周冠五(
北方之父)陪同下在首钢巡视,发表许多指示,海外也高称为”北巡讲话“。奇
怪的是,至今却被官方回避了,实是耐人寻味。不管怎样,北京和海外都十分关
注邓家少公子的动向,北京是传要对邓质方正式开一刀,以平息一点民怨、民愤
。海外则传在老夫人”自杀“的压力下,已放他出境,不准回来□□这些传闻也
无法正式证实,而且证实恐怕会造成骚动,同时对邓本人的评价也就会完整地标
上了句号。但是,对这二十年的”改革“的认识和评价则不会这么简单。
五、可以”撇开一切“,去发展经济吗?
您的这个想法,正是这场”改革“二十年前开始时的主要思路,只是那些政客、
文人没有您那么率直的表达罢了。应该承认,当时的多数人是愿意接受这个思想
的。经过20年的实践,我们是在承担了人类社会历史上十分昂贵的代价后重又回
到这里来总结这个教训的。自五月十日起,《粤港信息报》用十多个大版、醒目
的标题、引人的照片和版面安排,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从改革的历史方位、宪政
、法律、公正、伦理、道德、传统、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哲学、历史、文
学、美术等各个方面对20年改革进行了批判的反思。其中何清涟打头阵的文章《
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就明确指出:”我们现在这种以经济发展为最高导向的改
革方略就颇值得检讨。“相同于您的思路,人们20年前就开始的”撇开一切(但
不一定相同于您可能所指的内容,我下面的批评涉及到的内容均不是指您)正是
这一”改革方略“的必然,首要的选择。而”只要把经济搞上去,其他问题都好
解决“□□则是这一”方略“的承诺。这叁点又有一个共同点是,都把经济发展
视为高于一切的首要位置(这可能也是你您所提出问题的出发点)。这个思路是
否正确,二十年的实践还能告诉我们一些什么,我想就其中几个问题谈几点不同
于官方宣传的认识,有些还需要对”改革“前后二个时代进行一些必要的比较。
1、几个应该纠正的认识:
一是把经济发展视为社会发展的主要目的,什么”社会主义就是发展生产力“,
那么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是不是也发展过生产力?如果只把经济发展视为目的,
在这个前提下联系中国的经济基础水平,我们为什么要选择社会主义?如果要选
择资本主义,是不是也需要先确立资本主义代议制民主的政治框架,包括真正要
选择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们,也认为必须先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这也是资本主义
历史的发展规律)并把目前改革进入”死胡同“后唯一的希望也寄予此,或者把
20年没有走出来的症结也归之于此。这就是说,不管什么道德,撇下开政治和其
他社会问题,当然,选择什么样的道路,符合什么人的利益,又有什么样的前景
。将另当别论。社会进步的核心只能是人的解放,是人的自由的、全面而又健康
的发展。其中当然包含有经济的发展、物质生活的提高这样一些必要的条件,但
决不能以对后者的强调来损害、牺牲前者,把人诱变成畸型发展的经济人(或叫
市场人),那就不再是人,这就是说,对经济发展的过分强调、包括放在首先的
位置,都必然是牺牲社会进步为代价的、以牺牲人为成本的。
应该纠正的第二个错误认识是,它只用、或者主要用经济发展”这一把尺子“来
衡量社会的先进和落后。八十年代初,当人们刚开始荒谬地把一个国家的经济、
财富等同于社会的先进时,另一些人马上就举出西亚、南非等相反的例子。我曾
举过罗马帝国等例子,邱吉尔也曾谈过罗马征服英伦时的富裕。近年出土的□□
玛雅村落,其富裕程度令今人都惊讶,不也照样覆灭。有人总结过,中国的汉唐
盛世都是在经济繁荣的颠峰上猛跌下去的。就在本世纪初,俄国斯托雷平用无数
绞刑架拓开的、称之为”第二次解放“的改革,曾使工业利润增加了二倍。半个
世纪后,伊朗”开明“的巴列维王朝的”白色革命“其经济的高速发展也曾得到
西方高度评价并寄予很大的希望,但俄、伊的”改革“都伴随着一个致命的”恶
性瘤“一一腐败,却激发了翻天覆地的”红色革命“和”黑色革命“。直到97年
,中国还在一些出版物、论坛上和西方一同高度评价印尼改革的经济成就、”极
了不起“的竞争力,一些学者将它推荐为中国学习的榜样,但一场东南亚的金融
风暴就使其露了原形,33年前在美同纵容支持下屠杀了50万共产党及群众的”功
臣屠夫“苏哈托也被迫下台。但事情却不会就此完结。令人注意的是,印尼的”
第一家族“、”太子党“、官商勾结、贫富差距,尤其是腐败问题,和中国有着
惊人的相似,(今日就苏氏的血腥的发家史,美国还说几句人话,可中国,则应
一句人道话都没有,岂不令人费解)。
鸦片战争开始的中国的屈辱近代史,恐怕也不能简单归结为”经济落后和贫穷“
。”至鸦片战争前的1830年,中同制造业在整个世界制造业所占的相对份额为29
.8%,而整个欧洲才占到刘34.2%(注A1)……到1850年,中国仍然是世界的头
导经济大国,之后才被英国超过“(注13)。即使在国际贸易上,”在十九世纪
的最初十年,中国的国际收支结算大约盈余二千六百万”,”但从1828年到1836
年,从中国流出了叁千八百万,使国际收支逆转的正是鸦片(注14)“。也正是
中国许多官员、商人和洋人的勾结,用中国人的钱为英国人进攻中国准备了经济
实力,”最坏的看门人“正是满清王朝,”海关从鸦片 得肥,皇帝从海关
得肥(注15),贿赂行为……侵入了'天朝'官僚的肺腑“(马克思《鸦片贸易》
)□□这才是鸦片战争最本质的败因所在。再以和东洋人的第一次大较量□□”
甲午战争“为例,直到战争前一年,日本”全部工业资本为七 千万元(注16)“
,之前1880年,在世界制造中的相对份额,中国为12.5%,日本为2.4%(注A2)
。当时日本农村许多家庭的收入甚至要靠大批到中国和东南亚各国卖淫谋生的”
南洋姐“寄钱回来(注18),也就是说,日本人并不富有。战争开始时,日本全
国海军有千吨以上军舰21艘,最大的”吉野“等舰都是四千多吨,而中国全国海
军有千吨以上军舰31艘,”定远“,”镇远“等舰则各是七千多吨,且大都为德
国、英国所造,许多”管带“(舰长)都是在德国等留学的。但临战时,”军械
所历年所储枪炮多被监守盗卖。及东事已起,犹抢出不合用之前膛枪子,卖与日
本,得银14万两,局员朋分,而李鸿章为之补给领字。外间并有传闻,李鸿章有
银数百万,寄存日本茶山煤矿公司。伊子又在日本各岛开设洋行叁所“(注20)
。整个战争过程中除丁汝昌、左宝贵、邓世昌、林永升几个将帅以身殉国外,大
部分将领均贪生怕死之辈,许多战机甚至也因嫖娼吸毒所误,他们投降还怕”空
手“、”日本人要发怒“……这样腐朽的国家、腐败的官员,即使经济实力再增
加十倍,只有败的更快之理。
历史上暂时弱小贫穷但奋发有力的民族、国家打败强族、强国的例子,法,英、
俄、美等国的历史中有,中国现代、当代中也有。决战前的国共两党的经济实力
、军事装备上如何比较?而中国同在朝鲜战场上的对手是刚刚在”二战“中发了
横财的世界”首富“美国,以及大多为富国、强国的英法十六国,其财力、装备
又如何比较呢?五十年代朝鲜战 争爆发后,骄横的”麦克阿瑟宣布联合国军将
挺进东北“,”美国已公然呼嚣:在历史上,鸭绿江并不是把中朝两国截然分开
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六十年代越南战争时,”炸弹几乎快丢到了中国边界,
美国还威胁说要把战争扩大到中国(注21)“。毛泽东说:本来我们一心一意想
搞建设,可世界上有些事情是不以人的意志转移的,人家要打,那我们就奉陪到
底。那个时代的人都还记得陈毅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的那些话,”要打就早打,我
头发部等白了“,也正是经过或者非得经过这样几个回合的较量,我们打出了一
个进入七十年代后,再没有任何强国敢于冒犯”毛的中国“,这是近代史以来从
没有过的局面。完全可以说,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几千年历史中中国在世
界上影响最大、”知名度“最高的时期。刚过文革初期高潮,从69年开始,法、
加、美、英,意等一大批西方领导人纷纷来”紫禁城朝圣(西报戏语)形成建国
后无论质量、数量上都是最大的一次建交高潮,并在二十六届联大上,绝大部分
西方国家临阵对“山姆大叔”倒戈而支持中国。深受全球左翼运动打击之苦的当
时世界上第一号“反共头子”尼克松总统当面对毛泽东说:“主席的着作推动了
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注22)”。田中首相回日本后居然在国会上使用了
这样的话语:“毛主席谆谆教导”。招致右派一片攻击。龚忠武博士公平地说:
“既然要打仗,不付出代价行吗,我们不能要求毛泽东一方面打仗,一方面又把
经济建设好。”但是毛泽东,也只有毛泽东一方面打出来一个天下,又打出来一
个国际地位,另一方面则以世界上罕见的速度为中国奠定了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
础。“解放前的中国”,在国民经济中,旧式农业和手工业占90%,全国年产钢
量15.8万吨,人均占有量不到1公斤。(注24)“在毛泽东时期,工业总产值增长
38倍,重工业总产值增长90倍(注25),其工业化的速度大大超过了世界上发展
速度最快的德、日、苏等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以小于比利时工业规模的
工业开始,在毛泽东时代结束时,却以世界上六个最大工业国之一的姿态出现了
”(注26),至今也没有超过这个地位。
毛泽东去世后,“以他为代表的一个时代结束了”(社会党国际主席,前西德总
理勃兰特声明),比之而起的是一个长达20多年的保守主义时代,针对“毛的时
代”,“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基调,这个时代则弹出了“
和平与建设”的温柔美丽的旋律,还是让我们不太懂事的孩子们来感受一下“和
平”的温馨气芬,让整个世界的人民来盛享一下“建设”的果实。据联合国安理
会主席98.6.29声明:“今世界约有50多个国家的儿童仍在武装冲突中遭受苦难”
,“过去10年……使200万儿童丧生,600儿童受伤,100万儿童成孤儿,1000万儿
童流离失所,1000万儿童遭受严重心理创伤”。据51届联大宣布:“富国更富,
穷国更穷,其收入的差距60年代为30倍,90年代为150倍,赤贫人口十叁亿,比9
0年增加叁亿”。据96年世界粮食首脑会议公布:近20年最发达国家由74年的29个
增加到48个,第叁世界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口(联合国绝对贫困线为每天人均一
美元)增加了40%,约占总人口的30%以上“,同时新自由主义使美国贫困人口
从9%上升到16%(注27)。” 在这个时代开始时,中国经过近30年的艰苦创业
、自力更生的建设和省吃俭用积累起来的底子已远非昔日所能相比,也为后人的
经济建设打下了一个容易得多的基础条件,可自此后,中国的国际地位反而又向
另一个方向转变。
作为“地缘政治”主要对手的日本国,从七十年代末中国的转向后,其国内以“
礼赞毛的中国”为主要代表的日本左翼势力也从六七十年代可经常动员千百万人
之力量迅速退潮,至九十年代,一些主要左翼政团甚至濒临解体,右翼势力则呼
啸而上,大放厥词,大伤中国、亚洲,大拜“靖国神社”、大登钓岛。前时来越
秀讲学的李慎之曾谈到,他在南京大学时,学生们公开攻击“卖国求荣”的政府
。其实,早在85年的“八一五”学潮时,学生们就把攻击矛头直接指向邓小平及
其他78年10月的访日……。近20年来,我国官方对日本右翼势力挑战的反应,大
大低于朝、韩,东南亚各国和海外华侨,曾引起全球华人极大的不满,中日交往
中又留下许许多多丧失我民族尊严的丑闻。尤其是在那次作为总书记客人的日本
叁千人访华及其周而复等要员的访日等。和中国领导人来往较多的京都大学教授
竹内实撰文说:“现今日本与中国的关系近似于日本与清朝的关系”,日本由“
对一个大国的恐惧”又变为“洋溢于日本民族中的优越感”。近日《参考消息》
曾有报道说:“据日本总理府的调查,日本国民有50%以上不表示对中国友好。
”一些敏感的人士早已注意到日本的“新满洲国”的野心……而美国居然在公海
上拦截我货轮进行侮辱性搜查,成为全球的轰动新闻(这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
比抽在自己脸上的耳光都难受),还骄横地直接监管我国军事演习。……近20年
来,我们在世界舞台上从没有单独面对美国有力地说个“不”字,这也正是《中
国可以说不》等书曾一度畅销的原因所在。在中苏 变化后,那个相互制衡
的“大叁角”时代也消失了,这个世界进入了“一个中心 (美),小多元
”的极不合理的格局的时代。中美国家关系也完全不同于七十年代,为了要求江
泽民访美、克林顿访华,中国政府四次向美方提出正式要求,并在江访美前,我
国释放了魏京生等,在克林顿访华前,又准许鲍彤等出国。当然,所有的政治犯
都应该释放,所有的人都应该有充分的政治自由,但在“程序”上不能“美国要
一个,放一个”,又“置中国法律的尊严于何处”。
历史和现实,有的是人们熟悉的,有的是被人们“忽视”的,它至少说明,经济
并不决定社会进步和国家的安危兴衰。所谓经济“落后挨打论”也可以休矣,其
实这也不是邓小平所发明,包括其讲话的腔调都来源于斯大林1931年7月的讲话。
斯大林的这个“挨打论”其前后的“干部决定一切”论,“技术决定一切”论都
深影响了邓的“改革”思路。正是“挨打”论,他和斯一样达到了“转移”的目
的,而“干部决定论”则将党政财文大权高度集权于官僚手中,“技术决定论”
则极有利于巩固专制统治。比较“猫论”、“摸论”、“说不清论”,这叁论倒
是有研究价值,却还没有被更多人重视,这里就暂不展开了。因此,那一改革方
略的确立,并没有一个它所需要的合理的前提。由此,人们必然要问,这场“改
革”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其实,它只有一些似是而非的指标,例如什么“小康
”、“温饱”、“翻两番”、“一千美元”等等,而没有目标,回顾起来,它的
目标就是它的过程,它的过程就是它的目标。这就理解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意
义所在,我们甚至不需要知道“彼岸”是什么?有人总结为这是“撞击反射式”
,尤其是城市,其改革的各个阶段:放权、让利、利改税、包税、分税、承包制
、股份制等等,中央几乎全是被动的反映,以对付地方、企业的讨价还价和各种
对策,而且是从一开始就“试”、20年过去了还在“试”。也就是说还没有“试
”出路来,“学费”却越试越大,家当却越试越少。又有谁知道,要“摸”到那
里去呢?
2、高增长率和超前消费。
如何看待这20年“改革”及其经济发展的主要成绩也有不同的认识,官方和一些
人对其评价是很高的。这些评价,除去副词和装饰,主要有二点:一是国家高增
长率的数字,二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前者至今仍能迷惑国外部分经济界。后
者则继续安慰着国内不少人。
应该承认,这20年经济是有所发展的,也应当有个发展,因为它的起点是最高的
。临“改革”前所拥有的条件是中国近代史以来最好的(尽管1976年巨大的灾难
、政治的变化,出现短暂的经济下降,则没有影响经济的结构和大局“。以1952
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为100%,而1976年的指数为 26.6%。比1966年的指数314.7%
,增长了311.9个百分点(注A1C),换句话说,文革较文革前几乎翻了一番)。
而今天一些学者终于正视中苏在临改革前的经济形势是完全不同的,苏联几乎出
现了负增长,而中国,至改革前二年(1977、1978年),仍保持着14.2%和13.
5%的高速态势,同时,有从1964□1978年长达11年的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轻松
,(这是前几任政府从没有的)还无通货膨胀,无财政赤字,只有多年沿袭的高
积累率,□□如此一个底子,而且这20年处无战争,内无全国性的、或毁灭性的
灾难,这样的条件和毛泽东当年接蒋介石烂摊子相比真有天壤之别。同时,我们
的近邻日本,当时下有大量资金需要寻找市场,美国根据冷战时政治需要而特意
支持的东北亚、东南亚国家又将日本资金的促进,此时也翻滚其泡沫经济。对这
些资金条件谨慎的、保持控制的使用一些会有益于我们经济的发展,还又逢上国
际上所谓”信息爆炸“的时代对科技发展的促进。□□这一切极为有利的条件当
然要促进中国这20年经济建设的发展,尽管其过程中也有起伏,曲折,更有极为
麻烦的隐患,但总体上是有发展的,都按官方公布的数字,其总体发展速度仍是
低于”改革“前的”毛泽东东时代“。1979 年至还没有结束的1998车(按中央要
求的8%计)这20年的平均增长率,将低于9.4%,而”1950□I979年的平均增长
率为13.3%(注11)若去除已进入“改革”的1974年的8.8%;则为13.45%。
“20年改革中工业增长率最高年份是1985年的21%,而文革十年中的其工农业总
产值增长最高是1970年的是25.7%)(注A1 2)。至1986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
在世界上降至第八位,超过中国是意大利和加拿大,紧迫其后的第九位、第十位
分别是巴西和印度(据世界银行排列)而到1990,我们则被排列第十位(均不包
括前苏联)。
这里还有个数字准确的问题,今天公布改革前的数字,根据薄一波等权威人士的
说法,是经过今人“甄别”的,这就是说,要根据今日政治上要尽可能多的否定
那个时代的要求“剔除”出他们不承认的东西,如此,它至少不会有“水份”了
,而今日这个“改革”时期的数字,也有待今后去准确,麻烦的是,这可能是一
件相当困难的工作,因为,今天的数字情况是”空前绝后“的,几乎所有单位都
搞假表,都搞几套帐,这已经是约定俗成的公开的秘密,既然“原始”、“基础
”已基本全部失真,那么,一级级一直到中央,就只能有假的。而且从上到下的
公开的”扶优“ 政策,和”以效益论英雄“的标准,对上报成绩大的单位在贷款
、税收、返回,直至领导干部的政绩评价、享受水平都给予很大的优惠、好处,
更鼓励了报假的风气,正如 6月 12日中央台报导中那位安徽省副省长所谈的,这
叫:”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已曝光的安徽、河南几个小例子都是很随便加上
几个亿。为了争”优“ ,一些企业可以几十倍、几百倍的虚报,此类例子
甚多(注31),这是下面。上面呢,一位省委书记对统计局长说:”我让你增长
多少你就给我增长多少。“近邻一市的统计局长去年就因为报了较真实的数字,
即被赶到政协去了。《人民日报》也曾报导山东泰安市委书记”翻番“虚报等例
。另一方面是瞒亏损的也可举二例,一是某市木材公司96年报表亏损1500万,报
到省物资集团后,以不符合中央”稳定“精神改剩600万;二是某省工商银行94年
报表亏损23个亿,根到中国工商银行后改剩4个亿,再报到中国人民银行一平衡就
剩下”0“ 不亏损。这二例说明,越往上做假的成份越大,这已不同于老百姓过
去的传统观念。据此,我们又怎能相信官方的数字呢,何况有一个”稳定是压倒
一切的“政治需要,所以既使对个别品质(不贪污)较好,能力较强,人们对其
寄期望较高的重要官员从这一”大局“出发,说几句稳定人心的假话,我们也愿
持一个理解的态度。□□如据此基本状况对于官方所公布的增长率、保守的讲再
去掉几个百分点恐怕是不过份等(现在不怕官方吹,就怕官方全失控,找不来真
实根据)。
但是这20年 消费水平的提高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承认它是不打折扣的。当
八十年代后期我们人均收入300多美元时,有人就认为,我们在电器等方面的消费
水平已高于其他国家人均收入1000美元时的水平,也曾猛烈的刺激了八十年代中
、后期的经济增长率,这就提出了二个问题,一是与我们经济发展的速度比较,
这样的消费水平是否适当,二是其利弊。是否适当的问题,包括含有一个持续发
展的”后劲“问题,还必须考虑安全等非经济的因素问题。就国民收入中居民生
活所占比例,17年前我在”狱中之狱“□□”北山的小号“里就作过计算。我认
为在我国比较安全时可达42□44%,要有一定的备战、备荒的准备则为35□37%
。这个计算,我并不认为十分准确,这是由于当时条件局限,资料全靠记忆,全
靠笔算,又不会什么数学模型、公式,甚至连光亮也是将铁门上监视用小铁门撬
开一点缝”偷“来的……但是就我的主观愿望来说,我是竭力想提高这个比例的
。我知道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对老百姓的膳食、住房、医疗等基本需求来说意味着
什么,以后由于对整个国家安全的担心(包括非武力因素),我曾认为我算的较
高,并为后来国家那种不负责任的”超前消费“惊呆了,前时从某正式出版书上
居然看到95年高达的69.1%!…我也顺便用其提供的资料作一比较分析:高于中
国此时经济发展水平的日本六十年代,南韩八十年代,这个比例分别是50.5%和
40.4%,还有一点补充的是,日、韩都是美国的保护国,否则至少要扣除好几个
百分点。 远远高出中国现有发展水平,并且在国际经济上的优势地位和国
家安全条件也非中国能够相比的八十年代的英、法、加等国其比例分别为54.1%
、54.5%、52%。唯独美国高达60%,这是它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霸主地位所决
定的,更不是我们所能相比的。就象借债,它借的是霸主债,越借越硬赚,我们
则完全相反。就此,其消费比例仍比我们低九个多百分点。据说,现已是电器生
产大国的南韩,其彩电的普及率远没有中国高。上月日本女作家山岖朋子来郑州
讲学时,谈到1968年的日本农村,很多人吃不起米饭,还有农妇拾烟头吸,到处
是不堪入目的破草屋,室内塌塌米上虫乱爬……,而此时日本的人均产值1400美
元,几倍于九五年的中国,那是为什么呢?日本和西德等国都曾提出过”勒紧腰
带十五年”、”二十年“等口号,控制国民的消费水平,以集中财力发展经济取
得在国际经济中的优势地位。1980年□1986年,日本制造业劳动生产增长了17.
8%,其工资反而下降了0.4%,也正是在这六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又从第八位
继续下滑时,日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以排列在世界第十八位,猛升到第九位。就
仅从经济上考虑,毛泽东时代所提倡的艰苦奋斗,也含有相同的意思,只是底子
之薄,远远无法和人家相比,还要打仗,所以那个时代的生活水平是比较低的。
您说我不同意您的说法,是您搞错了概念和范围,我是不同意您曾用过的那句官
方政治宣传词:”经济濒临崩溃“那是指国民经济,而不是指人民生活(消费水
平)。您举陈毅的例子,我还没看到,只能是指”叁年困难时期“,(那是成百
年上千年不遇的大旱,苏联逼债和部分地区的胡夸风造成的,还饿死了好多人)
。包括毛主席也不吃肉,同样得了营养不良的浮肿病,那时城市居民一个月只供
应半斤肉 二两油,可过了这叁年就好些了,在职工食堂吃饭,每天有一顿
肉菜还是很普通的事情,但农村还有饿肚子的情况(今天仍有),城市穿戴比较
单调,住、用简陋。进入七十年代后一些青年人开始讲究,消费水平每十年都会
上一个较大的台阶,五十、六十、七十年代也是如此……但正是我们当时的低消
费水平,使国家有一个高积累率去发展经济,才有那个一直保持二位数以上的高
速,才铺下了这么大的一个摊子、底子。这个道理,一位勤俭持家的老农都懂。
今天,有多少人知道,国家现在每年财政预算都要可怜巴巴地把当年所借的几百
亿外债列在其中啊,”收入占GDP比重,由八十年代的30%以上降为96年10.9%“
(注A18)在邓小平去世前刚过去的”八・五“中就累计赤字6300亿元,平均每年
1260亿,用经济学家魏杰的话说:”我们的财政是’赤字财政',是‘借债财政’
是‘吃饭财 政’“。朱rong基说:年年财政都是吃光啦!仅吃光就算啦吗?那
成万亿的债可不是一、二代人能还完的。换句话说,我们是把还没出生的孙子一
代的”饭“提前端到我们桌上吃啦。假使我们那一代人也是这样”超前消费“,
你们这一代人今天的日子是什么样子就可想而知啦,比较两个时代,一些工人总
结得好。”毛主席会挣,小平会花!“
当然,”超前消费“是能一时刺激需求,带动需求供应的生产(譬如家电等),
但却后继无戏。李鹏所说的汽车业带动是不了解中国国情,至于房地产也不是一
个简单的问题,都买得起吗?也有买得起的,今春北京叁环以内商品房,均为80
00元/平方米以上已被买空,有人怀疑是中央精简机构的一次”福利“。深圳市
政府对政府工作人员的真正”优惠政策“就让他们全买得起。也有买不起的,便
宜到1000元/平方米,普通工人仅靠工资又有多少人能买得起。朱□基”新政“
,目前能看到、想到的是靠铁路、公路、城市公共设施等刺激需求,也是老罗斯
福的经验,还有农村水利等,也是极为重要的,应该说,趁现在没发生大的灾难
,农民还有一定承受力的情况下,大搞一些农业基础设施是十分必要的,既为农
村大量劳力提供了用武之地,也为城市建材等各方面提供了需求。消费方面,主
要市场仍然在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其他需求热点,目前还看不到,想不到,或
者换句话说别人已提前给他花了。”超前消费',也曾糊住过大家的嘴,可也有“
放下筷子骂娘”,其道理我在前面已谈过,是否还有其他利呢,也不排除、但总
起来讲是弊大于利、重要的是失去了后劲,留下了包袱和陷阱。
3、看看经济发展的两头,基础□□农业、势头□□科技
相对于工业企业遭致的普遍非议和指责,这两方面则是褒大于贬,肯定多于批评
,不过其存在问题的严肃性,也是不能不受到重视的。就农业来说,也有个二头
的问题,一头是本中之本、粮食,另一头是乡镇企业。粮食问题,我一年前给您
的信中已谈过,其势头是速减的,据薄一波的“回顾”,既是在最“动乱”的文
革前五年,其递增率仍达4.6%,高于“一五”。但84年后递增率猛降到1.34%
,进入九十年代后又降到0.4%。这就是说,九十年代前期和文革前期相比,粮
食递增率下降了十倍。同时,近十年来,我国粮食生产的成本以平均每年10%的
速度递增,物耗高达46%,85□95年的国内价格已高于国际价,1995年我国小麦
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28.8%,玉米高71%、大米高17.8%……(注M4)。人们
宣传的“吃不完”、“储不下”,既是靠一个相当比例的进口作铺垫的(也有大
多粮仓被毁弃的具体问题),前年,世界粮食储备仅够15天,如中国发生大面积
灾害呢?解放初人均产棉209公斤,到改革前的1978年人均产粮317公斤,增长了
51%,目前按官方公布是人均四百零几公斤,比78年增长不到30%,如按估计的
实际人口,则不过叁百二十多公斤。基本上没有增长,(而消费则惊人地增长)
这里有个人问题,也有个对农业的重视和投入问题。“这一时期农业现代化建设
投资严重不足,影响了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国有基本建设投
资总额的比重,由‘五・五’计划时期(改革前)的 11.9%下降到'六・五‘…
…(改革后)的5%,’七・五‘的3.31%、1994年的 2.5%、1995年3.1%”
(注A5)“南巡”讲话后“耕地资源流失速度明显加快”,92年内减少面积为11
08.1万亩,93年为1098.6万亩,而之前叁年每年都为700万亩(注A6).至此“
全国有666个县人均低于联合国0.8亩的警戒线”,“1986□95年的十年中,仅农
业结构调整就损地七千万亩,非农业占地2960万亩,而实际占用是这个数字的2.
5倍(根据抽样和典型调查估算),”,“长江流域以南水资源占全国80%以上,
耕地仅占38%,减少最快”,90一94年,仅南方稻田减少4339万亩,水田减少多
,尤其是珠江叁角洲地区,“90□94年北方15省增产粮76.5亿公斤,南方15省却
减产88亿公斤,’南粮北调'变成'北粮南调',并导致大量进口粮食”(注A16)
。从地区看,现在已出现了“南方不种粮,近郊不种菜的现象,……与人们重工
重商轻农进而轻视生产密切相关(同上)”农业设施老化失修带病运转,抗灾能
力明显下降。在现有全国8.4万座水库中,带病运行的占1/3。灌区工程基本完好
率仅有30%,有效灌溉面积减少了3200万亩(同上)“而在被称为极”左“年代
的”1956□□1978年的22年间,以集体经济为依托,通过大量的劳动积累和资金
积累,兴建了大批农田水利工程。开展了植树造林活动,添置了大批农业机械,
推广了先进技术,使农业生产条件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同上)“、以改革开放前
的1978年和解放后全面恢复了国民经济的1952年相比,精溉面积……增加1.25倍
;农业机械总动力增加651倍;化肥施用量增长112倍(1972年中央批准从国外引
进的13套年产30万吨合成氨和45□52万吨尿素的大装置,起到很大促进作用”)
;农业用电量增加506倍,……特别是七十年代初,我国杂交水稻研究的重大突破
对世界农业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人贡献“,对促进我国粮食生产的发展起了重人
作用”,从76年开始推广,也使美日等二十多国的粮产从中受益。
中国的乡镇企业是1958年大跃进的产物,七十年代曾有个较大的发展,“人民公
社的工业产值,78年比70年增长近七倍”(注A17)。八十年代后成了中国农村经
济,甚至中国经济中最耀眼的一道风景线。其中没受波折影响,一直持续发展的
,尤属你们江苏省;基本上走的是依靠农村产品的深加工这一条正确道路。典型
代表是我们河南省的“南街村”。多数乡企却走的是与城市争项目,争原料、就
业的发展道路,它们曾以自己的非正规化、负担轻、劳动成本低乃至手段又活等
优势等件而居上风,尤其是在贿赂、回扣等手段的方便上曾使国企自叹不知(也
因此,也有人把腐败起因归于乡企),但这一优势很快在国企的“解放”中失去
了(这次“改革”一个最大的解放就是手段,也是“猫论”的意义所在)。目前
一个萧条的大气候也使乡企无序、重复投入问题突出出来。它曾“蚕食”的某些
城市行业,又被城市反“蚕食”过去,应该说,在技术、信息等条件上它还是竞
争不过城市的,这就使整体上应属畸型发展的中国乡企,不得不有个“大下坡”
。一些文章称,大多数乡企已到了“穷途末路”。“97年积压库存产品400多亿元
,比96年增加7个百分点”,亏损率达600亿元,比96均长25%(注32)。而在国
家综合“数字游戏”上它在比例上仍呈上升比例,这里有国企大幅度萎缩的比较
,也有它自身更容易含的“水分”作条件的。乡镇企业“以农为主”,在“农”
字上大做文章,尤其是“搞以农村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应该说是得天独厚的。”
但统计资料显示,“目前我国乡镇企业中从事农村产品加工企业只有35万家,所
创造的产值只占乡镇集体工业企业的1/4,占农业总产值的20%左右”。农副产
品加工价值比率(即农村产品深加工产品价值和农村产品价值之比)不到美国的
10%。甚至低于印度、巴西等国,也就是说潜力很大,包括综合利用,为农服务
,农业、农村服务等。粮食递增率的“下滑”和乡企的“下坡”,二者的问题都
属结构性的,致使农业的前景堪忧。
当然,农业农村中的问题还有很多、不少都十分严重,譬如已成水火的干群关系
,重新返回去的小农经营方式等。这次在“福源”,我才具体地意识到,从土地
的深耕,良种的推广、病虫害的防治一直到和市场的关系,都是一家一户式的经
营所根本解决不了的,也极大的限制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粤港信息报》中有
一文章说:“改革开放前,农村物质生活贫困而人文和社会组织资源相对丰富”
,这大概就是黄仁宇所指的为毛泽东建构的“现代化下层结构”现被“榨干殆尽
”。作者严正警告说,“21世纪中国难以承受农村社会瓦解带来的巨大震荡”,
毋庸讳言,其祸根恐怕就是被人们高度评价、充分肯定的农村“改革”。它本来
是一次倒退式调整,可20年过去了,它却再也不往前进,甚至已经遇到中国历史
的极其危险的边缘上,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农村干部腐败的“激素”。
农村问题,还有一个从城乡关系上看农村发展方向问题。我们的经济学家一直在
大谈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我们的现代化进程表又把城市化的比率列为重要标志
之一,我们实际的发展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经济形势好时大宣传农民
进城,不好时,其重要措施之一就是把农民赶出城。农民的无序进城正面效益是
,增加了一些农户家庭的收入,降低了一些企业的工资、福利成本,而负面呢,
则是抽空了农村中具有较高素质的人才资源,使农业现代化失去了后劲,又因此
腐蚀、退化了城市人的劳动本能,并促进了城市的高失业率和综合起来的社会问
题。对国外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的媒体也是不负责任的误导。就主要发达国
家来说,其历史上一时的城市拥挤带来的问题,曾由其对外殖民主义和海外霸权
给予消化,今天各发达国家除少数大城市外,大都是小城镇化;“美国从1945年
,法国从1974年工业人口开始外流。出现了农村人口增加而城市人口减少的现象
。(注33)这才是一个合乎理性,有利于生态环境的良性发展趋势。美国芝加哥
大学D・G・约翰逊写道:”但改革未能减少长期存在于中国的城乡之间及地区之
间收入不平等的问题。事实上这两类收入不平等。目前都大于公社体制时则,甚
至1949年前……而城乡之间的不平等则更多的是主观政策结果。城市偏向在中国
十分强烈。更为严重的是,没有迹象表明目前或将来会减弱过一点“。(注A13)
1961年毛泽东在该《苏联(政治经济学)的笔记》中写道:”人不要都挤在城市
里。积极地在农村发展工业,使农民就地变成工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政策问
题,这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标准一定不要低于城市。可以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
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每一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和高等学
校,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农村地区人口过多问题“。
这段笔记和那个着名的”五・七“指示就是农村、农业和解决城乡矛盾的正确发
展道路,可惜的是,他身后”设计师“们从来没有这么战略性的考虑过这些问题
,哪怕”比葫芦画瓢“。待中国今后能走上一条正确道路时,城市人口的分流问
题仍然要再列入正式议程,不过可供使用的经验和方法也多啦,而且应该是城乡
有机地对流,总趋势是要减少城市的人口压力,并通过农村的田野、绿带从四面
八方向城市发动的”进攻“。在不影响其交通、效率下对城市的有机分割,将城
市从现有的恶劣的生态环境中解放出来。上边是十年前我在狱中构思的”乌托邦
“,现在我们已在这个世界上看到了实现它的许多具体经验'。在上述这段笔记里
,毛泽东又一次谈到人口,尤其是”农村人口过多的问题“。十年前既五十年代
初他曾多次在国务会议上强调了这个问题(马寅初正是从中受到了启发、鼓励,
才写了《人口论》,人们今天的舆论。恰恰是混淆、颠倒了这些事非),十年后
,毛泽东再一次强调了人口不能无政府主义的问题。有趣的是毛泽东对人口问题
的每次强调都是每一个十年开始时,51年、61年、71年前后,我们大概也不应把
它看成是巧合。毛泽东的重视和”改革“后的区别,用林炎志的话说,只是一个
”力度“问题。前者是用号召、以及利用农村的组织资源和群众性工作去推进的
,尽管一时没那么显着,总体上是稳定、有成效的,其保障是农村整体生活水平
的提高和集体经济对养老的保障,后者用的是强力,极其粗暴甚至有些是用非人
性的手段,曾显着过一时(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大的在八十年代中期后
,计生工作在大部分农村已失控,自此至今,可能是本世纪又一个生育高峰,由
于基数大,实际增加的绝对数可能是最大的。据权威人士透露在平常的统计中就
有30□40%的”黑孩“、”漏网“,1989年的人口普查,仅一个省就有五、六百
万”黑孩“漏网,由此我估计目前中国人口实际数应有14.5亿以上或接近十五亿
,它将给今后的中国和世界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今后一段时间,这个失控的恶
果仍在蔓延。失控的原因,一是”责任田“,目前村社状况和”计生“是不好解
决的一对矛盾。二是农村干部的财政和整个社会的短视失去了控制的力量。这也
是这次农村”改革“的一个重要的教训。
我们再来谈一下这20年科技的发展。
”改革“伊始,人们就用起了”科技是生产力“这句老话,并把它一直高举,而
科技的发展确实应代表经济发展的势头,那么又如何看待这20年中国科技的发展
呢?北大,这个中国第一学府,也是基础科研的一重要基地,在其”百年校庆“
介绍的科技成就中主要有二项,一是1965年的”牛胰岛素“人工合成,二是1974
年每秒百万次的电算机,在当时的世界上都曾居前,可之后又能在世界上居前的
成果是什么呢?那天早上五点钟我停下看书专门收看美国”发现号“发射实况,
中国如此隆重地现场转播是中国科学家跟随美籍华裔丁肇中制造了其阿尔法磁谱
仪中那个很重要的磁铁等。发射结束后,中国记者请丁评论一下中国科技的发展
,连我也没料到的是,这位教授居然没谈一句客套话,只是说中国的科技发展与
中国的人口很不成比例,希望在21世纪中国科技有一个很大的发展。之后也应记
者要求评价了中国电工所等在制造磁铁及其支架上所作的重要贡献。本来我确实
是期待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论从世界科技发展中来评价一下中国科技的发展,显
然是失望了,事后和别人谈起,一位学者说:”你要他谈啥,你有啥可谈! ”
中国有一个非常庞大的科技部门,1995年国有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已达到1913万
人“(包括学校),”中国拥有5000家研究开发机构,“每年获得的科研经费是
2560亿元,根据国家科委组织的调查结果撰写的《我国研究开发机构综合科技实
力的评价与分析一一如镇可观、现状堪忧》(注34)的文章,指出了四个”惊人
的事实“,”我国近一半的研究开发机构,一年竟然没有发表一篇论文,我国只
有5%的研究开发机构创造了国家级科研成果,只有15%的研究开发机构创造了部
级科研成果,我国的研究开发机构平均一年只获得0.09项发明专利,我国97%的
研究机构其科技成果的应用每年不超过十项“。其中,”中国的部级科研成果实
际上并不是什么重大发明,只要一项科技成果在行业中比较先进就行了。这”25
0亿元,只有如此小的产出“,确实”是够惊人的,原因何在呢,据中国科协调查
室1994年的调查,中国科学院,工程院的院士中有39%对工作现状不满意“,”
科研所中中级以上科技人员中有64%对生活待遇不满意“,他们中有73%月收入
在700元以下”,“养家糊口确是少了点”。这是事实,还有更少的,省直某负责
人刚出差回来对我说:“福建着名的海洋所因没有项目,正教授才发200元生活费
。我还相信有些甚至发不下去工资。但是和大多数工人比较是否是好一些,或者
说,再增加一些经费,是否就能调动其积极性,已有经验并不能证明这点,我国
现在的实际分配格局也难根本改变这种状况。那么是否还要继续归于”文革“的
罪责呢,这些调查结果没有这样说,实际上如果说文革前几年影响了一茬大专生
的培养的话,文革后已培养出五六茬了。八十年代初毕业的已步入中年,而文革
前的老专家大都长寿至今,又有文革后大量人员直接去科技最先进国家学习回来
。这是文革前的条件,或者说既使不发生文革,也不能相比的,应该说这支队伍
还是比收整齐的。就其身份来说也从文革前的”需要改造的知识分子“,提到今
天的”第一生产力“,大量参加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班子,又大都是学理
工出身的,这都是前所未有的条件。刚刚出版的何翔皓所着《第一动力□□当代
中国的科技战略》说:”根据94年中国科技的调查,86%的被调查者认为,当前
最主要的问题是科技队伍的稳定问题。这就是说,中央‘稳住一头'的政策,并没
有能稳住一头。而’放开一片‘的政策培养了一小撮'科技大款',鞭打了一批'拉
车者'造就了一批’一家两制‘的家庭,为国外和外资输送了大批人才“,”自8
0年代以来,我国出国留学人员累计已经突破27万人次。到去年为止,只有9万人
回国“(注35)。我国科技人才大量外流造成的直接后果是……科研梯队出现了
青黄不接的人才”断层“。首都高校师资管理研究会1996年对北京11所高校的调
查结果表明:在1689名博士生导师和硕士生导师中,年龄在56岁以上的分别占88
%和46%,北大教师目前的年龄为56岁以上,……首都高校中有培养前途的青年
教师已频频告急(同上)□□这种”新断层“,还不只是减法,而且还是对手的
加法,
我在教育问题的信中已谈过。何文还说,”既然产业部门每年花那么多钱从国外
引进技术,引进设备,每年让出市场与外国公司合资以引进产品,引进技术,为
什么中国的科技部门不能争取这块庞大的技术市场呢?“ □□问题可能也出在这
。二十年来我们在技术、设备上引进不少,其中有先进的东西,也有不少别人扔
不出去的破烂,甚至把我们六、七十年代出口的东西换成洋包装,又接回了娘家
。对引进的思路,还要有一个反省和比较。日本从1950年至1981年的32年间,共
引进38000件先进技术和设备 ,支付费用约133亿美元。……主要的是购买专利
和设计图纸,大约占全部技术引进的80%,进口成套设备不超过10%(注A19),
而我国却恰恰相反。我们这里曾被媒体吹为”亚洲第一“的中原制药厂,其引进
的技术先进到人家实验室里还没有成功的东西,结果是已扔进去30个亿,连响也
没有响一声,在这方面丑闻太多,涉外领域是我们腐败的重灾区,内外勾结一起
坑国家、骗人民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当事人还趁机解决了个人和子女出去的”
后路“。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我们上上下下对洋玩艺太迷信,也太依赖了,
从全民族的心理、全社会的风尚到实际上、可能早已”身不由主“。我们到底还
有多少一点真正独立的民族的东西,包括已经不多的民族名牌中有些也只剩下一
件民族”外装“。也包括原有的大企业集团在合作中早已失控,辟如您附近十分
出名的”杨子集团“,96年德国巴斯夫(在中国的最大外资,也是世界第叁化工
企业)给它投资60亿马克,也自此把它纳入和华源、上海等九家企业一起完全由
”巴斯夫“的意志控制的体系。据说,内行人一看这九家各自只能出的东西和局
限就明白了,也类似该企业在印、马等国的情况(注A23),”杨子“真成了”洋
子“。我们的化工市场更难再由我们去控制。这还是在面子上看得过去的一个例
子,更糟的,不要任何脸面的例子,就更多啦。如此那还有我们的”技术市场“
,大家眼巴巴地看的都是洋玩艺,”身子“也亦步亦趋地跟着这些洋玩艺,从如
此心态、趋向,所能做的至多也是缀赘铺铺,而别人自是来者不善,图的只是我
们的市场,为达到控制的目的,当然只允许我们保持至多二、叁流的水平。”据
调查,有2/3的企业认为引进的只是一般技术(包括部分高技术或诀窍),有的
引进只用了其中一半的技术,其余的就已过时(注A7)。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
既使我们的科研人员在这腐败的空气中能够少受一些负面影响,能振奋一些精神
,又有多少工作能做呢,所能做的又是否能的改变我们整个科研技术目前的局面
呢?!
我认为,六,七十年代在我们还没有、或者刚冲破西方的封锁包围时,自力更生
的发展科技的经验有几点仍是可以借鉴的。我国的核能技术、空间技术,都是在
“大跃进”中起步的,随既遇到的“叁年困难时期”,大家连饭都吃不饱,科研
却没有下马,没有等、靠,也靠不住任何人,硬是自己闯进了他么“核大国俱乐
部”、“空间俱乐部”,别人恨死,气死,也无可奈何。并且是一上就居先,一
上就不可收拾。如空间技术,70年成功发射第一颗卫星,71年就发射了实验一号
科学卫星(正常工作八年多),75年成功发射回收型卫星及配套长征2号火箭。紧
接着“七十年代中期,我国开始发展通讯卫星及其配套运载火箭长征叁号”……
,积累了宝贵的发展空间技术的经验(注A20),为今天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按当时发展速度,不少人认为,再有十多年时间,我们就可以有自己宇宙飞船
,可以载人去太空。再一个重要经验是,“既要老实学习别人的先进东西,又决
不能慢慢地跟着别人后面爬,而是要迎头赶上(毛泽东话)”。美国着名理论学
家兼军事评论员在《中国原子弹制造》一书的序言中指出:“令人惊叹的是,这
居然是一颗向心聚爆的浓缩铀弹”,也就是说,国外没有想到,我们在爆炸机理
的选择上,没有先走“炮筒式”老路(注A21),因而西方也对我国六、七十年代
的氢弹等技术的发展都作出了保守的估计。而日本一着名学者紧紧地抓住毛泽东
思想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这一思路,却作出了切合实际的分析和预测。需要补
充的是,上述两例都是综合性技术,也就是说涉及到许多方面的具体技术,却都
能统一到一个正确的发展思路上。□□这是指尖端技术,也是中国科技发展的尖
顶,在它的下面、底部,曾有一个,也应当有一个广泛的群众性的科学实验基础
,这是另一个、更为重要的经验。包括搞原子弹需要的铀矿,也是在群众性的找
矿运动中农民找到的,如只靠专业人员,就会晚几年,而影响我国原子弹的发展
就不止几年.在当时紧张的国际条件下,我国的安全就会受到很大威胁,也影响
了我国在六、七十年代的国际地位和国际格局。
再以农业为例,1978年农林部向全国推荐的建国以来3000多项农业科研成果,大
多数首先来自农民的实践和科学实验的结合,然后由专业人员去指导、整理,提
高,“根据中国农科院经济研究所的测算,1972□1980年农业科技进步在农业增
长中的作用为27%。(《当代中国史研究》97.1)”。在当时应属不低,进入九
十年代由于对基层次科机构的“断奶”以及农业生产结构的变化。在种植业中这
个比例反而又降至24%。记得有一次我们在通话中涉及对农业科技问题时,您来
一句:“教他们怎么种就行了!”我当时没有接您的话,可却“耿耿于怀”,以
致影响了我在南京给您“戴”的第叁顶“帽子”。难道普通劳动人民的脑袋里就
没有科技的潜力吗,这可是十几亿个脑袋啊!又是多大的一个忽视,我指责的是
社会的责任,使你们主要接受的就是那种精英主宰社会的教育,更没有机会参加
加上述农村的科技活动。在你们成长的岁月中再也看不到过去工厂中那种热火用
天的群众性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至今,相当多技术工人被逼出
工厂单干了,对厂是个损失,对其个人失去集体支持而得不到更大发挥,也是个
损失)。不过,历史总不会忘记,推动十八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的不就有一大批工
人发明家,影响十九世纪美国科技发展的许多发明家不少也不是“科班”出身。
如果我告诉您华罗庚到全国各地推广优选法、统筹法等,是先从炸油条等小事讲
起,您会觉得好笑,可确实是七十年代一处“风景”。
另一片风景是,在那时的非市场化条件下同行可不是冤家,一“家”每一个新的
发明就会立即通报全国同行,后者纷纷带着干部,技术人员,技术工人赶来学习
,几乎很快就有更先进的发明在后者中产生,没有保留,没有封锁,只有更快、
更好的交流和促进。就是不同行业之间,也会被“一盘棋”思想协调得很好,这
类“会战”的例子很多,例如,七十年代对珠穆朗玛峰山区进行的有30多个学科
,100多名科学家参加的大面积科学考察,以及同期“向阳红五号”、十一号科研
船在太平洋的大型综合考察等等,都十分成功。总之,如果说,在那个年代,中国
的科技发展主要是抓了两头,影响整个大局的尖端技术和“肥沃”的群众基础,
但由于政治运动的影响,没有来得及建设好中间环节的制度化,系统化的话,那
么,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科技的发展恰恰是过分强调了这种制度化、系统化,
以及正规化、形式化,却少了两头的活力,以致于再没有出现过去那些能够改变
中国在国际上地位的科技成果(一个平庸的时代也平庸化了科技的发展)。此外
,我国科技界仍保持着原来沿袭的前苏联体制,形成了独立研究和高校两大基本
队伍。多头管理,协调不灵,研究方向、任务的雷同,也使科研课题重复、分散
。科研机构庞大,又重复建设,实验设备也重复购置,造成了这250亿元的严重浪
费,也就是说,也没有必要存在这一大批独立的科研机构,有些可以合并进大学
,有些可以合并进工矿企业,乃至乡社。国家重点扶植的应主要是基础学科,在
今天“急功近利”的风气中,尤其要注意这点。上面的何文说:“拯救中国企业
的危难之天要科技来挚,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之天……争取国际贸易中的公平待遇
之天……提高中国劳动价值之天……产业适应社会需要变化之天”,都“要科技
来挚”中国理论界在分析中国落后的原因时,大部分人将中国的落后归结于科技
的落后,那么,为什么科技这个第一生产力沉睡着“。一一这个”中国理论界“
的分析,以及作者为科技承担的份量是否准确,还有待别论,但这”沉睡着“的
”第一生产力“却是眼前的事实。二十多年来,无论哪一届、那一级党政班子都
没有少谈”要高度重视科教事业的发展“的调子,但又仅仅是”弹弹“而已,就
是他们”重视“了又如何,他们会如何”重视“,他们自身的素质和责任感是什
么样的,恐怕都不是几句话来说清、说透的。在这个”一团麻“的社会中,也难
以先理好科技这根”线“。不过在科技问题上。您有更多的发言权。我算是”班
门弄斧“。
4、今天经济也下来了,则可能是不用争的事实
据前段曾被官方炒得最热的一本书《交锋》提供:”94年10月起,中国社科院社
会学研究所与国家统计局社会司合作,在全国10省、市的27个大、中、小城市进
行问卷调查,被调查者有二万人“,其中”仅有5.46%的工人感觉自己生活'增长
较快',感觉’略有下降‘和’下降较多“者占36.11%,因而有36.75%的工人对
未来一年的形势‘说不清’”。“据国家国内贸易局今年5□6月的调查报告”,
“1997年全国农村人均纯收入2090元,增幅比上年下降4.4个百分点”,“最高的
广东省人均才3647.7元”,“增幅……降了九个百分点”,“甘肃省仅有1210元
”,报告承认“农村贫富差别明显”,那么一般农户收入又有几何?“基本上当
年收入当年光,遇事就得拉饥荒”(注36)。□□以上对工、农的调查均来自正
式官方,一般是要高出实际的,其中对工人的调查,没说止于何时,近年肯定又
要低于94、95年,下面我也举一点低于一般实际的街头民间小议。四月的一天,
我在西站友谊商场门口一固定点配钥匙闲聊到下岗时,在场叁个人各说一个例子
,一是附近化肥厂一些工人天天在菜场拣菜叶回去吃;二是上街区一农民抓住一
工人偷麦麸子当饭吃;叁是说平顶山许多职工家每日改成了二顿饭。第二天我在
东站一说,祁飞等人说:“那有啥稀罕,咱这凤凰路菜场成天都有可多人拣菜叶
吃。”几天前我在省直书店,其中心柜台里有一位中年营业员也在谈职工拣菜叶
吃。“另一青年营业员却以现代知识人的口气说:”社会发展的嘛……“ 她可能
不知道的是,这是60年困难时期有过的现象,叁十七年来,第一次。此外,武警
小李也对我又讲了一个平顶山面粉厂保安人员追踪”偷麸子“的真实故事,结尾
是到”偷者“家里看到小孩子哭闹着不愿吃这种饭时,追踪者也哭啦,他
们又拐回去扛来几袋面…… □□当然,整个情况还不会这么严重,尽管这几年还
不时有饿死人的传闻。但整个形势确实是严峻的,当局一些有相当份量的人还认
为我们对形势的看法”过于乐观“,想来又用上我曾想”教训“您的话来教训自
己:我们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有几次我脑中里一浮现大年二十九晚上我从
单位回来看到市内立交桥下各避风处都有人在那过”除夕“的情景,就想到参加
工作仅几个月就能为自己存下一个”经济基础“的您是否会相信这样的事。
看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主要有叁个指标:增长率、失业率、通货膨胀率。就中国
来说,其增长率的数字游戏就不必再谈了。而目前通胀率低则是可信,也是实际
感受到的(如物价),这是朱熔基为邓的”南巡讲话“擦了五年”屁股“取得的
成绩之一,同时,用朱的话说:”现在95%的工业品都是供过于求(《交锋》)
“。这就是”过剩“和”萧条“,是比通胀心寒的另一个极端,也是《南巡》的
必然后果。一般来说,低通胀的代价就是高失业率,今年6月14日劳动部公布的失
业率是3.1%。5月18日在《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演讲会》上,经济学家刘伟
谈到这个问题时开始有些拐弯抹角(我在台下看其表情是很不自然的),最终还
是承认了:”实际失业率至少18%以上,而西方的警戒线是7%“。同一个会上,
魏杰谈到下岗时说:”98年承受能力最多是1500万人,而面临是4500万人“。刘
伟还引用朱熔基的话说:”企业富余人员至少4~5倍“。中国近年猛升的失业率
决不可能是科技进步带来的,我国目前大多数产业都是”劳动密集型“的,这也
是我们在国际贸易中,包括对东南亚的竞争中能有的优势。而我们的近邻日、韩
在人口密度上成倍高于我国,而其经济同速发展时并没有出现这么告失业率问题
。同时用什么”国有企业工人下不了身份“挑剔职业的说法,也难说明问题。用
6月18日江泽民访美专题节目中科白的话说:”可以这样说,每向中国出口一亿美
元,就意味着给美国解决一万四千个就业机会“,我们是否想过,按欧美的先进
效率,那么如给国外解决几百万个就业机会,是否意味着中国将有几千万人失去
就业机会呢?还有一个相当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就是用电。我上次在电话里曾和
您谈到一部分机组关闭,继而一些地方已宣布鼓励用电,四月《经济日报》相继
报导了国家解除了一些限制用电的规定,有线电视上还报道了你们江苏省电力市
场已成了”买 方市场“等。官方称:”由于宏观经济调控及产业结构调整
,电力有效需求不足,用电量增长速度放慢(《经济日报》98.7.l),我国“
人均装机容量和发电量均处于世界落后水平,不足世界水平的1/3”(同上)。
单位能耗却居世界前位。此外,用朱容基的话说:“现在国家每年投产的重大项
目,有1/3开工之日便亏损”,“国有企业的资产有大约1/3的部分不能开足马
力,甚至全部闲置(《交锋》)。而乡镇企业工艺落后,能耗更高。无序、重复
生产更多。这就是说,整体低水平的用电量还要扣除高耗和大量浪费(95%的过
剩产品)。那就更说明我们市场上大量工业品并不是我们的电力生产出来的,例
如:”我们的机械工业……产品积压500亿元,国产机电产品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
逐年下降,机床已降至30%,电机50%以下,汽车不足30%“,”国产移动电话
为20%,国产各种 计算机为25%……“,”有些几乎为外国货所垄断,国产
摄录一体机的国内市场占有率为1%,国产传真机为2%(何文《第一推动力》)
这些国产成品中又有许多重要部件也并非国产,有不少国货仅是一张“皮”而已
。□□这就是我们的民族工业和市场状况(还有好多行业还不如上述)。再没有
一个高得吓人的失业率,就极不正常了。
在现代经济中,比上面那几“率”份量更重的是金融,我曾寄给您一份关于“储
蓄存款风险”的文章,文中说:‘工、农、中、建四大商业银行实际金融资本不
到二千亿元,而“没有希望收回的贷款就在八千亿元以上”从这个意义上讲,四
大银行的资本已经’名存实亡',四大银行已经资不抵债。四大银行应当宣告破产
“。这位作者是按四万亿存款总额的20%死帐计算的,实际上国家掌握的是42%
□□这是一重要官员对一着名学者承认的□□那就不是 八千亿,而是一万六
千八百亿。就此还有省级以下银行隐瞒的死账。魏杰(其本人现又任国家国有资
产管理局科研所所长)说:”有人羞羞答答的承认有一万五千亿“,他说:”银
行自有资金和债务的比率,国际惯例是不能低于8%,有些国家规定5%是破产线
,而我们只有3%“。继续靠借债吗,首先外债上已是进的没有出的多。”1985□
□1994年间中国的资产外逃占外债增长额的一半以上,在进入九十年代后,甚至
超过了每年新增的外债额(注A8)。内债情况更糟,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国
际上有一个公认的25%□30%的控制线(或安全线),而中国97年已达57.77%,
(注37),就此一些学者还献策要更大规模的发行国债,其用意很危险,这还仅
指中央一家发行的国债。另一头再说一下基层企业,1995年我国乡及乡以上独立
核算工业企业,负债总额为51751亿元,比上年增长20.9%,企业平均负债1014万
元,比上年增长176万(注A15),近年只会更高。□□这方面的数字,我们还可
以举出一些,几乎都是大大超过国际上公认的警戒线、安全线,现在倒是真正可
用上“濒临经济崩溃”这句话了,可不再是用作虚、假的政治宣传,而是那么的
实实在在。如还有什么疑虑的话,可用上印尼大学一位经济学教授年初说印尼的
一句话:“宛如进入了一条伸手不见五指的地道”。
5、邓小平说,“如果产生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上邪路了”
用一位负责任的经济学家的话说:90年以前是吃过去计划经济的底子,90年以后
,问题就出来了。例如,国家折旧率的实现值与应提值比例:84年前大于100%,
属正常,88年降到50%,89年仅为19.1%□□□这也就是将应提的国有固定资产
折旧充当了利润,虚盈实亏,挖过去积累起来的老本。近年,经济学界、企业界
都在推销“资产重组”,其实质意义是什么,经济学家和企业家一样坦率、就是
一个字:“卖”,(可以给国家增加几个活钱),据说这是企业深化改革的最后
一招。其实近十年前,我们一些老工人,就看破了:“……请看啦,最后一招就
是卖,卖完了家当就完啦”可那时我们的经济学家还在大力鼓吹承包制。那么又
卖给谁呢?一是通过买办卖给外国人,二是当官的卖给官僚的“连襟”附庸,或
者当官的自己,包括搞穷了“庙”的“富方丈”。一句话,不会卖给好人(若会
,就又是一场骗局),而且卖者、买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肮脏的使你分
不清角色。十多年前兴起的企业各种承包制,是第一次大规模的瓜分国有资产,
不过是以流动资金为主。结果是,企业都背上沉重的债务包袱,大多数承包人在
“吃喝嫖赌全报销”的挥霍后,还为自己和亲属添置了一大份家业和产业,这就
是老百姓早就总结的中国特色之一:“穷庙富方丈”。92年后,从股份制开始的
,尤以“资产重组”为精髓的又一次瓜分国有资产高潮,则以残存的固定资产为
主,几乎各方面人士都意识到:“这是最后一次,也是最大一次发大财机会”,
(至于剩下那些关系国计民生的企业、部门将在以后由这些新的利益集团去“会
诊”,交易)。接下来就是修宪,承认这个既成事实的私有制。
不管决策者是否曾精心设计过它的程序,这个历史转变的几个过程,其有机的联
系则是十分清晰的,首先在思想上突破信仰,转变到“一切向钱看”;第二步突
破社会主义的框架,放心走资本主义道路,第叁步突破公有制的约束,大胆据公
为私,正在走的第四步则要突破无产阶级的概念限制,通过最大一次分赃和修宪
,变成名正言顺,堂而皇之的中国新资产阶级,这个基本上是由官僚集团及其附
庸为主的变种,可以名副其实的称为官僚资产阶级了,也就是说,就在“转移”
人民的政治视线,并熄灭其政治热情后,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终于完成了向一个
官僚资产阶级的基本转变。这个“新阶级”具有杂交混血的优势,包括沉厚的封
建底子,实用的殖民地心态,成熟的极权经验,贪婪的资产者手段。也有他们的
先天不足,他们在国际制益格局中,永远是孙子辈的,决不会有任何一根“傲骨
”。中国大的优势将由于他们不具有保持统一的力量而失去,各个利益集团及其
国际背景将使中国重陷四分五裂,由此将给世界造成更大的麻烦,也要为它背上
沉得要命的包袱,这个前景才是真正的“水深火热”。“改革”开始后,邓小平
曾断言中国“不会出现百万富翁”,邓还说:“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
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上邪路了”。今夭已彻
底走上的这条“邪路”也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不过是否要沿着这条邪路走下去,
要取决于民众的觉悟程度,这是一个更大的题目,这里不再展开。
不管怎样,这20年过分强调的“发展经济”大家都已经尝到了它苦涩的果实,开
始承受它越来越沉重的代价。最终是经济下去了,各种麻烦问题却都上来了,有
人说是这些问题拖了经济发展的后腿,也有人说,正是这样的“经济发展”必然
带来的问题,总之,要把经济搞上去,其他问题都好解决”的承诺,是没有人再
寄希望了。就经济本身来说,也如某些文章对农村改革的总结,是“没有发展的
增长”或者如何清琏所说的“以世界罕见的速度造就了一大批富翁,但都严重阻
碍了中国的生产率上升”。从铁路对各行业大量的资料证明整个生产率并没有提
高,反而有所下降,新科技的引进补偿不了由于那些“撇开”的东西而大幅度增
加的成本,特别是那些不干净的“交易成本”。或者正是由于这一“撇开”而严
重阻碍了生产率的发展,那么我们“撇开”的究竟是什么“宝贝”呢?是的,它
是人类社会进步中决不能缺少的公正、平等,是精神、信仰、道德、廉洁等等,
以及由此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义务,据此构成的凝聚力和尊严,立足于此的人的自
由、全面的发展。所以当我们“撇开”了这一切,也就会为进步的不共戴天的敌
人□□腐败,彻底地敞开了大门。
六、腐败与黑暗同临。
腐败,是社会的癌症。只要失控、扩散开来,必死无疑,这是铁的规律。如果说
它在中国“源远流长”的话,留下的纪录全部是各个王朝的“坟墓”和不可避免
的“旧死新生”□□“改朝换代”,甚至爆发革命□□的巨大代价,所有王朝都
亡之于腐败,无一例外,包括在外族入侵后覆灭的宋、明。为了突破这个历史的
周期率,毛泽东曾做出了巨大的努力,首先是经常发动群众关心政治和直接监督
我们的干部,其次是把教育、制度和运动相结合,再其次是提倡艰苦朴素、重视
消费导向,以及毛、周等一批领导干部及其家庭子女的以身作则,由此很大的抑
制了干部的腐败意识和特权行为,建设了一个长达二、叁十年较为廉洁的政府和
社会,西方一些政治家(如惠特拉姆的声明)将其评价为“中国从未有过的最廉
洁和最有效的政府”,社会上已杜绝了或基本杜绝了“黄、赌、毒”过些在世界
上大多数国家都不容易解决的问题,但是这些努力和成就随着毛泽东的逝
世又成为历史。他也因这些努力彻底得罪了他与之斗争几十年的官僚主义者阶级
(才招致一些人今天的怨恨),而他所不得不承担的执政包袱,尤其是当时严峻
的国际条件和国家、民族的安全,使他没有能彻底解决这架官僚机器。也就没有
彻底解决那个“周期率”,他唯一留下的希望就是寄予他希望的人民。一个偶然
的场合,我发现一个年青人腐败也看成不需要大惊小怪的中国老问题,我突然想
到,当代中国腐败的开始不正是你们这一代人开始懂事时,也就是说这个腐败的
空气一直伴随你们长大成人,又是“司空见惯浑闲事”,见怪不怪,不过,我并
不认为这样的经历会增加你们的免疫力。主持中央纪检工作的黄克诚生前最后一
次接见记者采访时,对相信社会上“不正之风”会得到好转的记者明确表示:“
我没有这么乐观”。这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人极负责任的态度。当时所谓的“不
正之风”,实质上已是癌症。只是执政的人们愿意相信它还是“良性的肿瘤”而
已。
1985年,胡耀邦以总书记的身份召开了第一个反腐败的大会,至少他认为,此时
动手还未得及、几天后,《报刊文摘》登载了一篇《当年小蒋打虎记》似是预言
了今天“小胡”也必然失败的下场,不久胡下台了,我相清除了公开指责他的东
西,也应有“反腐”的成份。不知胡去世前是否反省过,中国当代的腐败风与他
“解放干部”时不正确的态度和方法有着重要的关系:不能正确对待群众冲击的
态度必然发展成对群众的报复打击,以达到再不接受群众监督的目的,而“官复
原职”、“原待遇”,使不少人的斤斤计较发展到为自己尤其为子女大把捞取更
多利益,以平衡自己变态的心理。这使人想起,当年抗战胜利后从“峨眉山”下
来到各大城市赴任各接收大员,在“五子登科”的洋场风气中也为蒋家王朝挖好
了坟墓,四十年后,我们的赵总书记也弹起了“五子登科”的老调,至少是促进
了当时的腐败扩散。当今在全社会、全民族的全面腐败中,一些人在争论、是官
僚的腐败带坏了整个社会,还是全社会的腐败腐蚀了官僚。似乎又成为鸡生蛋还
是蛋生鸡的类似难题,如果只能从这二种中选择一种的话,我倾向于前者。但是
它不是“根”,这个“根”有官僚制本身所含的“癌细胞”,有传统官本位文化
供应它的“营养”,有贫富悬殊提供给它们的刺激,有错误的消费导向对它的引
诱,有洋风送来适应它蔓延的气候有对整个社会发展的决策,或许决策者事先也
没有估计到的他的仅仅几句话会有如此大的力量,但它毕竟打开了“魔瓶”的盖
。
应属社会学范畴的一条规律是,贫富悬殊是一切罪恶和动乱的根源,尤其是重新
拉开的贫富悬殊(自然是少数人的富论必然带来的恶果)则是给罪恶注入了强心
奋。进入八十年代后的中国,刑事犯罪率随贫富差距的拉开是正比例急剧上升,
当1981年的立案猛增到89万件后,才使邓小平下决心大开杀戒、搞了1983年“严
打”。层层下指标,杀了一大批,监狱和临时监狱的“库容量”成十倍的猛增,
但仅仅几年后,犯罪率又以更猛烈的速度上升,1991年居然达236万件。这些数字
取自公开出版的由凤氏所着《当代中国犯罪问题》,此书97年出版,写书取材最
晚也是96年,所以书中说“峰顶应该是96年第一季度”,至今最新的“峰顶”数
字还未见到,但近年报道的“严打”频率则是一年比一年更高。比较“改革开放
”前,至今人口可能增长了0.5倍,而年立案率可能增长了10倍以上,若把目前
立案标准降到20年前的水平,那么增长就不是几十倍的问题,若要论犯罪的质量
及单项速度,恐怕要数在这个年代里应运而生的“黄、赌、毒”,成“燎原之势
”之因是这遍地的“可燃之材”,又是多媒体的歪风劲吹。□□这是指公安部门
立案的部分专业犯罪,另外部分呢?则包括受害者宁吃亏不愿惹更大麻烦而不报
案或者报不起案,包括经过贿赂不立案和撤案;包括大量国有财产被盗、被抢、
被分赃,却没有人管,也就没有人报案,包括更大量大家熟视无睹,甚至“不拿
白不拿”,“不沾白不沾”的可立而没人立的案;包括公安部门不便涉足的所谓
涉外等其他高级场所无时无刻不在犯着而也不会立的案;包括一些执法部门自己
做后台的大量“黄、赌”场所公开经营着不会立的案述称之为专业的犯罪,也只
是大家都公认看得见的“浮出水面那个冰峰”,而水下那个庞大的“冰山”主体
则是我们自己,
我说到这时,自己不会觉得心净,您也不会感到惊讶,在我们的社会中有几个家
庭为求人办事没有“走后门”送礼、贿赂,有几个企事业单位敢说自己没向国家
报假欺骗、偷税漏税、截留私分,有那个党政、军警司法部门敢说自己部门没有
执法犯法的事,所谓“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没有厂长、经理不
贪污,没有工人不偷”的论调是太绝对了,但对法律藐视的意识和行为则成为一
种全民性的现象,有意思的是20年来我们各级各层年年花了多少钱搞普法教育,
其结果是整个社会普及了犯罪意识,这就是腐败的恶作剧,而教员则是十分普及
的各种媒体、领导、师长、朋友、同事、邻居,及其空气中那种潜移默化(但不
疼不痒)的力量,可以预言,如果没有大的社会震荡,这一代独生女长大成人后
将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犯罪意识最强的一代!无论立案不立案的,无论
明的、暗的、潜在的酝酿的,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犯罪市场购销两旺,后劲十
足绝不会萧条,不仅有“初级产品”而且有高级,尤其是“高科技产品”正在成
为竞技冠军,重要的是,我们还能用犯罪生产犯罪、已立案、甚至已关人大牢内
的罪犯,仍在生产犯罪,大多数立案都会有人“找”,有人“送”,甚至有的在
准备作案之前就先“找人”做好铺垫工作,被判入狱后,包括一审被判死刑后,
仍要“找”、“送”,以求刀下留人,以求尽早出狱,这就为我们许多执法人员
增加了大量“灰色收入”的补偿,按道理,这种执法犯法应属于重罪,可是无论
大案、小案、刑案、民案,你只要置身其中就会立即感到,对于这些办案人员来
说收受贿赂像日常工作、生活一样随便,假如当事人没有反映过来,他们会直接
、间接给你开导。前司法部长说,司法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可公平地说,还不能
归之于这些司法人员的素质、品德,他们、特别是第一线人员为勉强维持这个社
会的运行也付出了努力、辛苦,承担了风险、牺牲,用其发牢骚的话说:“……
都是他那个'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把社会搞乱了,让我们给他擦屁股……
”。他们的腐败也应归之于这个社会的腐败,只是他们的职业格外引人注意罢了
,另外一些人到这些岗位上来,恐怕不比他们好。
我的《滇》文中曾引用一位老太太的话:“小偷也不比当官的坏!”是十分准确
的,她指的是公交车的小偷,他们对社会的罪恶,无论量和质比较官僚阶层是九
牛一毛.就是比较恶性的犯罪中,我们的官僚也毫不逊色,举叁个公开报道的案
例,一是黑龙江尚志市一拐卖南京少女案,其犯罪集团有13人是公、检、法人员
,其中二名是法庭庭长;二是海南海口市一副市长雇黑社会人员杀了市教育局长
;叁是湖南衡阳监狱内执法人员贩毒给犯人以赚钱,请看,他们什么不会,甚至
黑社会的生意也敢抢,可他们的专业性犯罪一一腐败,则是一般罪犯没有条件做
到的。这些官僚,由于地位高,权力大,其腐败的量也更大,质更重,影响更恶
劣,隐患更危险。在经济上他们的手很大,随便一把就是一个巨额,而从他划开
的口子中流失出来的其各个分数值的和,又至少要高于他自己所得几倍,更重要
的是,他们被撕去欺骗性而暴露出来的真实嘴脸和行为一次又一次被人们所认识
(目前更多是公开炫耀,大家也是见怪不怪),使其下属的贪官污吏们以及经纪
人更横行无忌.也使局部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英国伦敦皇家国际问题
研究所顾问沃尔先生在一份给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从一
九八五年至一九九五年间,中国长期资本外流的总量可能要超过一千亿美元,其
中约有五百亿美元是未经政府批准的。这从国际收支帐目中出现的大 量误
差和漏洞中反映出来(注A24)这和《滇》文中那位小张所说的一万多亿人民币大
致吻合,然而这只是海内外可查到的数字,还有更大量目前暂无力查出来的呢,
对此老百姓早有所闻,十年前,有关邓朴方这方面的传闻就几乎家喻户晓。重要
的是,它却由此推进了人们的世纪末,甚至末世的情绪,更加速了腐败的扩散。
在今春”福源模式“研讨会上,其创立人对我们说:他和地区专员到夏邑虞城等
县考察时,农民当面对他们说:”你们干部对我们农民是敲骨吸髓,挖心…“不
久前中央一台播出的《黑脸》,第一次正面暴露了当前农村一些乡镇干部比解放
前保甲长更坏的场面。江泽民视察湖南,四川,河南后,都立即传出一相同的传
说:说农民用”陈胜、吴广回答了农民最需要什么“的问题,这些说法自然夸张
,却向我们提出了极为严肃的警告,所以,何清涟的《现代化陷阱》中说”金权
政治,官黑结合与流民□□暴民,将是中国未来社会危机的总根源“ 。
对腐败的蔓延,承受力较小的是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这是由于其依附型社
会地位所决定的。他们以从自己特别的自私及其”聪明“、”实惠“最早摆脱了
信仰、崇高、道义乃至所有精神追求。他们的所谓”理性“都只从”利己“出发
。如果说,官吏只认”权“、商人只认”钱“,我们今天的文人则只认”利“。
他们无论怎么表达的”理性“都只是在自己的”利“中生产出来的商品。这些”
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及其受既得利益驱动的推波助澜,对于全民族的短
视腐败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是决不应低估的。由于文人的附会,官商紧密结
合形成的全面腐败体制走向了常规化、实际制度化乃至帮助社会”启蒙“认同化
。从整个社会的习惯到对每个人心灵的内渗外熏,几千年文明社会沉淀下来的所
有恶行,人性中残留的所有恶意识,统统被”解放“出来,并且立即成为市场上
的热销商品。人们像过去趋善一样趋恶,又像过去避恶一样避善。因为在市场经
济中是恶赢善亏的,撇开报上那些废话,我们已是世界上最”市场化“的民族。
从里至外,我们个人的灵魂、思维、感情、乃至脉搏、无不受市场影响,我们全
部的社会生活,社会关系几乎都含有买卖交易的因素,又从外至里,眼睛死盯住
市场,心中一件件地数落着自己的全部家当,包括肝肺,血肉……,还有什么能
被市场所接受。”有肉的卖肉,有灵魂的卖灵魂“,那行那业都比”妓女都不如
“,比屠夫还狠,比土匪还黑,黑道还有个”兔子不吃窝边草“的规则,而我们
从”宰生“到”宰熟“,其思想的解放,是江湖上的老哥儿们也望尘莫及的。”
商场无父子,股市无亲人,老乡见老乡,背后开一枪“,一切都要服从利益这一
最高法则。”对金钱意义的张扬,达到了一种藐视任何道德原则的地步“,也如
您说的:”人们对所有的丑恶都习以为常“,”采取了一种惊人的默许和宽容,
全社会的道德败坏,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前后均何文)。道德是人类生活的光
明,而腐败则是社会的黑暗,道德的丧失是比任何战争和瘟疫更可怕的人类大劫
难,一个最腐败的社会就是最黑暗的社会,它颠倒了黑白、混淆了事非,失去了
光明,人类社会在各个领域的一切建树都会依它腐蚀变形,社会进步的所有价值
在它面前都不值一钱。人类和人自身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一一难道还有比这更
可怕的吗?
有幸的是,我们社会在道义价值资源上也还有老本可吃,而且和物资不同的,这
是任何人都卖不光的。一次当汽车驰过郑大站时,车上一位在北京武警工作的同
志对其同伴说:“现在大学生都可自私。不管在哪,您郑州也是这,只要有事,
能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的都是四、五十岁以上的人”,“那是那个 时代教育
出来的,现在是咋教育的!”他的同伴所接这句话是切中要害的。这样例子,在
生活中常见。尽管“四、五十岁以上”也有少数坏人,譬如“五十九现象,(在
基层白头退休前大捞一笔),”现在大学生中也有一些清纯,率真的热情,但两
个时代所教育出来的主体,主流意识是有很大区别的,其中最重要一点就是社会
会责任感。这代大学生之所缺,是这个社会有意识的腐蚀,尤其是进入九十年代
后,人们大概就是这样接受“六・四”教训的。一位又去北大进修的学者也曾介
绍了当局腐蚀北大所花的代价。结果呢?用那些博士生的话说:“我们学这些东
西到社会有什么用?”。历史学家唐振常先生最近来郑州讲演《蔡元培与北大精
神》,极其热情地赞扬了蔡元培将民国初期这所极为腐败的学校改造成生气勃勃
、民主自由的现代大学,可现在的北大□□唐启先生极为反感的说一一又“成了
一个大市场”。唐先生所讲北大精神是自由主义精神,以别于官方那种廉价的“
爱国主义精神”(记者采访北大那几位学生所谈那种互为实惠的“报效国家”,
是令人倒胃口的。但愿不是互相欺骗,《经济日报》98.7.29报道说:”北大物
理系众多毕业生在互赠留言时,都这样写道:相聚在美国“。”自恢复高考以来
,北大物理系按成绩排列的前1/3的毕业生都出国了“,各系大致如此,”研究
生中,一般3个人中就走掉一个“有人戏称北大在为国外办大学”)。但北大还有
一种激进主义精神,因此成了“五・四”和“文革”的发祥地。有一本写北大精
神的书,将北大一首很有传统的歌曲,称之大北人精神,主题是:“北大、北大
,啥都不怕”。就是今日北大,拒绝接受职称者有之,为信仰共产主义抗议十四
大精神、跳楼自杀的教授也有之,不过少数有气节者目前是难以改变这个国家有
意“兴建”的“北大市场”、北大人自嘲的“北大荒”就是了。像美国等西方国
家,大学大都是左派的阵地,(而国会则主要是右派的地盘)说到底,这是一个
国家一个社会保持其生气的一个重要因素。和许多国家一样,我也正在担心一个
老年人社会的到来,其实我们的老年化;也不仅仅是“老龄化”,而极为反常的
我们的“老年化”正危险地开始在青年一代,他们的世故、老到,简直要使老年
人拜服。今日之“忘年交”,是老年人的激情、少年人的成熟,岂非怪事!应该
说,这种中外历史上可能是最罕见的现象也是我们大腐败社会最得意的杰作,其
险恶的目的当然是要窒息这个社会的生气和希望。
七、也谈“人性的扭曲”
六月初,我在一个客商那里见到一幅精致的条幅在“处世”二个大字下,写了以
下内容, “登天难,求人更难;黄连苦,公务更苦;浮冰薄,人情更薄;江湖险
,人心更险;知其难,刻其苦;耐其薄。防其险,可以处世矣”。我将上述内容
抄了下来。并非欣赏。之后,我就听说许多人的家里也挂有这样的条幅。也就是
说,不少人对此是认同的,有人说,这就是今日人的真实处境,也有人认为,这
个世界并不是一直是这样,也不全是这样。在《泰》片之前,还看了另一部美国
电影《地火危城》。我觉得它更富感染力,在毁掉一切的地下熔浆涌来时,紧急
署的官员、专家(男女主人公)、医生、司机、工人、警察、消防人员、新闻主
持人等等,乃至孩子都没有“首选”自己的利益而掉头逃跑。他们何止是尽职尽
守,对于不少人来说,首先考虑的是整体的利益,别人的利益。在安装好了爆破
的炸药后,一个队员受伤走不动了,他的一个同事,如再背着他走,时间已来不
及,于是,后者自己也不再走了,而是陪着自己的朋友去死。当指挥员通过电话
询问他们准备好了没有时,为了不拖延时间而延误整体的利益,他们平静的回答
:“完毕”… 尤其是那位地铁负责人,多少人喊着要他丢下、他背着的那个奄奄
一息,还不知能否救活的司机,那么他完全可以以自己高大的身躯跳过刚刚流到
车边的熔浆,但是他却奋力把他背上的人抛过去了□□对那个人来说、那是他自
己已经不知道的极小的一点生存希望,而这位头头却把自己完全清楚的希望牺牲
在他更清楚的熔浆中。…… 看到这里(甚至今日又写到这里时),我的眼已被泪
涌的睁不开,我当时清楚地感到、我的整个心都被泪水泡透…… 看来,美国也要
宣传“大公无私”、“舍己救人”这些在今日中国被用作调侃嘲弄的精神,
如果说,“洛杉叽的这场灾难”只是场电影,如果说,在那场“灾难”中也有医
生男朋友的自私和个别人的“趁火打劫”(其他美国灾难片还有更甚阴影,如《
龙卷风》中受利益驱动的另一些科技调查;《山崩地裂》中差点为了投资的利益
而牺牲掉全城人民;《恐怖地带》中国家高级领导人涉嫌于其中的无耻交易等等
),那么,1976年7月28日,7・8级的中国唐山大地震(烈度11级)却是真实的、
本世纪世界上最大的灾难,比较这个电影中的故事,除了现代科技手段不如,唐
山却有更多、更多的动人事迹,(无论是当时的通报,七十年代末的报告文学或
是九十年代中记者的重新采访□不知您看到没有)就连监狱的刑事犯投入无法严
格看管、控制的抢险后也只有立功、而没有一个犯罪记录。这场真正是“天塌地
陷”的灭顶之灾。也是对几百万唐山人和来参加救援的军民、对那个时代的社会
风尚、乃至人性的一场最严峻的考验,其答案是最美的:没有滴下一个污点,只
有说不尽的高尚、动人事迹以及一个个生命的奇迹和在那时的条件下,非常规能
计算出的效率.我还想起前一年,河南驻马店特大洪水后的郑州救灾工作中,政
府把白面发给单位,发给市民家庭烙饼,事后全城人到处传说,收上来的烙饼检
查后没有一张掺入杂面(当时有些家庭还吃有杂粮)、,唯有一些掺“假”的、
掺的却是烙者家里的鸡蛋。这一切难道是上个什么“人性扭曲”的社会、时代所
能表现出来的风貌?!
假如今天再发生这么大的灾难,我仍相信还会有一些高尚的人和事,但一定会有
更多的罪恶,就是现在,又有多少人做梦都在准备发灾难财、国难财。尽管科学
技术手段要比过去先进得多,但同样规模的灾难,损失只会更大,一是近20年高
楼大厦大都“掺假,二是人心更假。今年5月的阿尔山森林大火就是一例,参战的
森警大队长刘立险些因食倾销的变质广东、广西火腿肠而丧命。官兵行军中连食
用凉水也遭敲诈(注38)。目前正在进行的抗洪斗争,已有领导干部带家属逃跑
被处理的几例。一些大城市还建立成千人的武装巡逻队伍,可能主要是对付”趁
水打劫“的犯罪,因为对付水是不需要武装的。唐山大地震是我们民族的巨大灾
难,我们民族也在这场巨大的灾难中收获了巨大的牺神财富,它应该有益于后人
,有益于影响民族的精神、社会的进步。就象我们在《地火危城》的电影中所受
到的教育一样,还应该比它更好,因为这是真实的。是我们自己的、也有更多的
光辉。但是政治却不公正的对待了它、就在举世悼念毛主席逝世时,曾在地震中
埋在地下十五天的六个矿工在报上发表给江青的信,感谢她对他们无微不至的关
怀。就是江青首先紧急指示保护他们十五天没见过光线的眼睛,然后派专机接他
们到北戴河治病疗养,并一一具体指导。然而自江青被捕后至今,这一人类生命
史上的奇迹(对生命科学也有很大的研究价值),却不准再提起。地震发生后,
一位在唐山基层工作的青年干部,不顾亲人的死活,迅速安排了身边人一些必要
的工作后,没命的跑向北京、跑进中南海,向政治局汇报,也以自己对当地情况
的熟悉指挥了政治局最初的一些最快、最有效率的行动,由此多挽救了多少、多
少万人的性命,他应该是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但是二年后,以自身没任何实质
性的问题,仅仅是造反派出身,就被撤职,开除党籍、被整、被关、被批了好几
年(最近在一个杂志中,发表了一位作家对他的采访)……・ □□这两场灾难发
生在”十年文革“中最后二年的河北、河南等内地地区,用这块被迫付出巨大代
价的”试金石“检验出来的社会真实面貌,对于当时的整个中国社会来说是有代
表性的。
也为此,我还想回忆几点在”文革十年“前二年中颇能说明当时社会中人际关系
的、也是我所亲身经历的事情(有些我可能在桂林和您谈到过)。列宁曾说,不
论你走到那里,只要一唱起《国际歌》,就会找到你的同志和朋友,文革当时有
一首《抬头望见北斗星》的歌曲,本是红军时的歌,1964年周总理曾建议加进大
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以替代其中”过于软绵绵“的那首《十送红军》
。随着《东方红》电影在全国的上映,那个时代喜欢唱歌的人也都会唱这首歌,
进入文革后,却成了造反派的”专利“,不管您坐在那次火车上,不管您走到了
东西南北中的那个城市,只要您轻声哼起这首歌,您从不认识的战友就会靠近你
,和您一起深情唱起 ”……为捍卫毛主席革命战线,洒尽热血心欢畅!”革命战
士想念您,亲爱的领袖毛泽东,革命……“。那时的人们不会、也不需要”包装
“,”输出“的,”反馈“的,都只有真的;那是一个少有的激情的时代,真诚
的社会。人们几乎是绝对的相信,只有受压的造反派才会深情的唱出这首歌,若
再具体地介绍一下所在地区的路线斗争情况,就此就足够了,吃、穿、住、行、
用都可以”倒贴“,为了支持,帮助你□□也是我们共同的事业,甚至可以”倒
贴“自己的生命,目的只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1967年的”二月黑风“
中,我第二次被”公安公社“抓获,也第二次被战友们抢出来后,被财资战线一
个联络员安排隐藏在一个女同志家里,这位大姐每天叁顿给我送饭,知道我是南
方人,连早晨也是鸡蛋炒米,一天早上我自己去厨房倒水时才看到她和其幼子正
吃着窝窝头,咸菜、黄面汤……,造反派胜利后我却找不到她了(她搬家了),
六年后,我在省”叁办“不远的一家水果店里偶然碰到了她,她甚至还记得我的
一些”洋相“,可她的单位却不知道她曾掩护我那件事情,她也仍在一个小店里
当会计,她姓庞,其丈夫姓高在生物研究所工作,76年时还曾为苏容的工作调动
帮过忙。67年3月18日,我第叁次终于被追捕”归案“了,由于省看守所”爆满“
,当晚我就被转到金水区拘留所,也是全清一色的造反派,各行各业的都有,二
个最小的学生仅13岁(一个小学生叫肖九一,父亲是1928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
另一个姓王,是戏校的小学员)来到这里,其气氛比回到家都更亲热热闹,每天
都在热烈的争论中描绘着理想国的蓝图,周末还和隔壁女囚室都对着窗外联合举
行诗歌朗 诵晚会……可却为一点小事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囚室中有一个铁
制便盆,一位建筑工人”哲学家“非”独霸“紧靠它的位置(囚室中人均不到一
平方米),多少人都没有争过他,至于我,他认为:”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
孩子,更难习惯这个味道“。我的理由是”那就更需要习惯这个味道“,在大家
的支持下,最后通过民主程序,我争到了,可他却二天没有理我……
这年的五月下旬一天,我去铁路机务北段支持其罢工时,碰到从煤车刚下来的两
个戴着”二七公社“袖章的女学生正捧着自来水管喝生水,我将水壶递给她们都
不要,几个小时后,我回到”公社“(河南造反派总部)去会见北京五大学生领
袖之一的韩爱晶,又看到她俩,正将一满书包的钱(大多零钱)上交,这是她们
扒火车去西安为”公社“募捐的钱,又扒上煤车,吃着干粮、喝着生水,全部带
了回来。一个月后,我从洛阳”前线“回来,听说”红旗“百货大楼刚被攻下,
就急忙赶去,首先安排几十个学生去清点各个钱柜,一人一个,清完封起作个统
计。第二天,大楼会计(保守派的)找来,首先声称:”昨天我们是四点结帐,
五点你们攻下的楼(所谓“攻楼”,就是攻占楼的平台□□制高点,以建广播宣
传站)“可经他们核对后,一分钱也不少,□31年后在我重新简单记述这件事前
的某一天晚上,我又来到这个大楼的门口等待相约要来的一位外省未曾见过面的
学者,旁边叁位小伙子正大声议论着他们中那些”不仁义“、”不够意思“、”
谁都骗“的事情,使我不由得想起31年前在这个楼上生活的几天,想起那位脚残
的广播员□□商校一位女学生□□登软梯的利亮动作,想起晚上和学生们畅谈这
个地方十年、二十年、叁十年的建设规划(没想到的是,而今这个老城区,面貌
基本依旧)想起每天周围多少不知姓名的老太大送来又吊上去的那一罐罐饭菜,
那时阶级阵线是那样鲜明,象这些城市贫民区都是造反派的”解放区“而省市委
周围则是保守派基地,全国各城市也大致相同于这个规律。 像这个”一人一个钱
柜“的故事,今天的年青人相信的不多。可一次在出租车上一年青司机却在对比
今天社会时,反给我讲了文革开始破”四旧“后在大剧院等街头展览那么多金银
珠宝的事情。展台前最多有一根烂绳,换句话说,伸手可得,可每天成千成万无
组织的参观者没有人拿走一块。……
许多年青人都从父母处听这个故事说,又以此来比较当今社会的贪婪。是不是那
个时候的人”蒙昧“得连钱都不知道有用,可再往前推”叁年困难时期“、机关
部属之间为”巴掌“大一块菜地争吵得脸红脖子粗,大骗子可冒充周总理的笔迹
一下子骗出几十万,1961年刑事立案高达41万件,而且绝大部分是偷盗和经济案
,这和1958年真正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完全不同,直到文革前,社会上不
仅有城市特产的流氓集团,而且还有一支在”叁年困难时 ”建设“起来的流窜团
伙□□俗称”盲流“。在不断的骚扰……,文革开始的一场”政治风暴“却把社
会犯罪也扫荡得基本干净,到1967年元月份,被河南医学院”东方红“造反派接
管的郑州市唯一的看守所只关押着几十名犯人(只相当于这个市看守所今天的几
百分之一,而且今天还远不止这一个看守所)。尤其是几派武斗时,街上没有戴
大沿帽的(警察也参加群众组织,不过绝大多数是参加保守派武斗结束后一直至
73年,中国大部分地区都看不到”大沿帽“)。商店楼顶上是武斗工事,下面还
照常营业,各省、市、县来串联的,都只凭一张嘴自我介绍观点,这样的条件对
于”盲流“来说,真是作案的”天赐良机“,有趣的是,他们反而不干了,并成
立了一个全国性组织”五湖四海“(真可谓”名符其实“);不再追求”吃香的
,喝辣的“生活方式,反而跟随造反派去冲锋陷阵,有一次居然来”公社“,把
我从会议上叫出来训了一顿:”洛阳的‘二七’战友只剩下'八・一六‘一座大楼
了,你们怎么见死不救,阶级感情到那去了?“。我到洛阳后,听说他们已先一
天到达,可都被关起来了,参加造反派的公安局同志告诉我:”我了解他们,都
是一些流窜犯“,可这都是文革前的事,我让放了他们,在谈话中了解到他们中
有的人过去还是职工,”犯错误“后没工作才堕入流窜中,犯什么”错误“呢?
其最重的,在今天又算什么呢?而轻的,甚至只是跟领导顶顶嘴……这时的他们
也会用毛主席语录跟我们讲理,质问我们为什么不允许犯了错误的人参加革命,
不是”重在表现“吗?而此时的他们”秋毫无犯“并十分注意其新的形象。……
几个月后,胜利后的造反派,根据中央指示要”清理阶级队伍“时,在各个单位
里又遇到这不少这类似的例子,也怪不得其阶级出身比较”纯洁“的保守派文革
中一直攻击冲破血统论后组建的造反派队伍是:”牛鬼蛇神排成队“。多少年后
我在给别人谈到文革爆发后这样的变化时,开玩笑的说:”好象一夜春风,大家
都变得神圣了!“
其实何止文革,近似的例子就有89年的学潮,当时有篇报道说:”京城的小偷,
也罢偷一个月!“在河南我和几个朋友去省委看大字报时,也用自己透明衬衣口
袋里的几百元钱打了个赌,在成千上万的人群中挤过来,挤过去,达半天之久,
却不会丢,人们相互之间,对撞了、碰了、踩了等事,也表现了在此前后少有的
宽容。总结起来,可用列宁的一句老话:”革命是最好的秩序“,连同我的上述
几点回忆还说明:”革命,也 能建设最好的人际关系。“类似我几点回忆的
事情,对于经历那个时代,尤其是当年的造反派来说,是十分熟悉而又普遍的东
西(上周在一华侨集国请客中,我高兴地谈到上述事时,当场几位中年人者就补
充了几个类似的故事。上周我在一个朋友家看到一份省新华一厂印校118战团67年
的小报,报道了爱子被印校一学生不慎撞死的一对夫妇(省文化厅二干部)忍住
自己的悲痛,反而去信给这位肇事学生,让他接受教训,放下包袱……。个人看
后都十分感触,在今天人看来更是不可思议),只所以今天又使人们感到那么生
疏,则是官方禁绝宣传的成绩。”文革“失败后,官方将其定性为一场”动乱“
,所谓”动乱“当然是对政治体制、社会秩序而言,而这场”动乱“的矛头就是
针对在文革前十七年中已形成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正构建的新官僚政治体制及
其结构秩序,因此,这部”文革“史,尤其是对社会基层来说,其主轴线也是一
部冲破长期”万马齐喑“的压抑局面起来造反、被镇压、再造反,再被镇压的历
史。在这场悲剧中充当主角的造反派曾有过的胜利和掌权都是短暂、局部的和有
限的,可他们失败后被押到完全没有发言权的”中国特色“等被告席上时,一切
脏水都泼向了他们。当时,对于这支不可能事先经过挑选、培训,而只能是参差
不齐的造反派队伍来说,在那样反复遭受镇压的条件下,不可能不犯错误、不出
现问题,其中有少数人的狭隘报复,也有承受不住残酷高压的变态等。但是,就
像外电报导'审判'江青时,当局将她所支持的造反派被另一方血腥镇压的血债又
反过来算在她帐上一样,这种流氓手段也普遍施在在基层受整的造反派身上……
。
尤其是不少文人为掩饰自己在”文革“中(也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卑鄙嘴脸,
故意把水搅混,将个人阴暗的心理和丑恶表演的经验大肆渲染为一种社会共性的
东西,而把”文革“等同于一个”人性扭曲“的时代,就是这些人成功的得意之
作。在被称之为”扭曲“的描写中、不少是指当时的政治斗争中,一些人对别人
的出卖、揭发,打小报告一类事例,可这些东西,文革前就有,文革后至今仍还
有(上周一位大学教授还在给我们描述大学生中打”小报告“的老到),中外古
今都不少这种现象,否则那有”君子“,”小人“之分,(具体事非应另当别论
)就是受文革迫害的典型人物,或者被誉为”高风亮节“的君子又如何呢?
文革冲击的第一个”知识分子“就是吴□,而用莫里斯・迈斯纳的话说:”他并
不是单纯的知识分子“、”他们主要是在党内有相当高职务的人“,”并且受到
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的保护“。因而,他既然为了谋求自己利益已在政治旋涡
中陷得那么深,那么在政治 斗争中首当其冲又有什么奇怪呢,如再揭点”老
底“他本人不也是57年”反右“等运动中整其他知识分子的打手。再以”德高望
重“的巴金老人为例,当年周场从狭隘的宗派主义出发将胡风朝死里整时,其”
致命武器“不就是巴金所提供的胡风给这位”挚友“的全部私人信件吗,所以胡
风平反后,致死也没有谅解他。用朱学勤也谈到五十年代前期文化界那几场斗争
时的话说:”他们把被整人多年来给自己的私信统统抖落出来“,”然后,越来
越多的知识分子(今天仍被称为’一代文化巨擎',还有这个'家',那个'权威')
一哄而起,纷纷'向井口投掷石块'……咬牙切齿,声声可闻“。如果仅仅是指这
类手段,在我们党内的”攻臣“中,也不乏其例,例如本地报纸正长篇连载的贺
龙,你再看一看李锐回忆庐山会议上他的发言,回想一下当年他对罗瑞卿的揭发
,又会对这位传奇英雄产生其他什么印象呢?在1953年”五马进京“中居后位的
邓小平,不首先是揭发了”马首“高岗,立了大功而升为”马首“吗!奠定叶剑
英在党内地位的主要功绩不就是揭发张国焘要绑架中央的阴谋吗,至今也有一些
当事人(包括张本人)和文学家反而认为这是叶无中生有的阴谋,(再加上他后
半生那个至少在手段上不能称为”阳谋“的辉煌,就完成了此人一生中的二件大
事)。就是在现在表面上不那么集中激烈的政治斗争中,某人不也是两次”卖主
求荣“吗?当然,在造反派队伍中也照样有这些东西,我只是说,这是几千年社
会生活中一种现象,而不能又归结到文革中。包括另一些人把”扭曲“联系起文
革中的残酷斗争,又何尝不是同样的道理。只是因此更恶心中国这些文人们的卑
鄙无耻。在那么大量地控诉大革的作品中,就是没有人写”五十多天“的残酷和
”联动“的”横扫“,没有人写二月黑风和以后”内战“中军队对造反派的血腥
镇压,没有人正面写集中文革中大组分冤、假、错案的”一打叁反“运动和以及
总理名义整了成百万人的”五・一六“案,文革结束后,近十年的清查所整人数
,又可能要超过镇反后历次运动的总和(昨天在理发室,一位当时在郑州一个大
厂任一把手的老干部在谈到他一个厂当时被整人数时就说:”何止上千!……“
),死、残更无以数计,这里有多少素材,却没人写。道理也很简单,因为施暴
者、镇压者都是”功臣“及其附庸,而遭暴者、被镇压者是出身草民的造反派群
众。
我们那些文人的高明之处还在于能颠倒过来的写,甚至一个简单的过程经他的妙
笔一”扭曲“变形、也就变了味道。去年一位着名学者来郑和我们座谈时,很有
兴趣谈到台湾进入民主化进程后,一家人为在社会上参加的不同党派观点不同而
经常发生争吵,我们听时就笑了,在中国文革时不也是如此嘛,可一些文人也曾
以此大做文章,也归结到什么”人伦“,”人性“上去,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
知道,当时一家人分别参加不同派别并为此在家辩论、甚至争吵是不少,但因此
使这个家庭分崩离析的却不多,就像当时工厂工人在社会参加不同派别的斗争(
甚至武斗),回到生产岗位上一般仍还能协调工作一样。当时因观点相同谈恋爱
的有很多(甚至有一些是战场上促成的浪漫故事),可观点不同,”不打不相识
“、反而又结合在一起的,也有一些例子。观点不同,叫各为其”主“,都是为
政治,自然是出于公心,就一般群众来说,不会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这一切应属
正常,还能开阔生活的视野并使人保持活跃,而今仅仅只为了一个”钱“字,又
毁灭了多少家庭。大报、公案中已也是经常有这样案例,而来到销售各种”法制
“报的报摊上,满目都是父杀子,子杀父,子杀母,母杀子,兄弟姐妹相残,亲
戚邻居为仇……。
如果说在政治悲剧中确有不少人是出于真诚的话,那么由金钱酿成的恶果中,则
只有私利和欺骗。如果说,直接牵涉进政治的毕竟是少数人的话,那么,由金钱
锈使的社会堕落则是很少有人幸免。如果说对政治真诚也有会被欺骗、但会随着
政治的透明可以减少和避免,而在一个堕落的社会里,越透明,越难有一块干净
的地方。以至多少人,尤其是精明的商人愿意相信这个被他们自己多少实践检验
过了的”真理“:”除了骗子是真的,其他全是假的!“又有的人,尤其是自认
为看被”红尘“的年青人很快卷进了这个时代的主旋律:”人不骗人不是人“。
一位女老板对我说:”人都穷怕了,现在还什么道德不道德的,不管你抢来的,
偷来的,骗来的,只要你有了钱,这个社会就高看你,你没钱,谁都瞧不起你!
“类似的说法,到处可以听到,人们也终于明白一味的宣传”贫穷“,就是为了
把社会诱导到今天这种”笑贫不笑娼“的主流意识中来。也有多少好心人要一再
嘱托出门的亲人,千万不要去管闲事(做好事),否则讹住你就受不了,人们也
确能举出一些做好事被讹的事例。假如我做了一点应该做的不值一提的小事,我
最怕别人说的那句话”现在还有好人“,可知道,我们小时候所受教育是:”这
个社会还有坏人“。一切都颠倒过来了,如果你见利不争,不贪周围一圈人都会
认为你:”有病!不正常“。无论你走到那里,一听说”打架了“马上就吸引走
周围所有人,再听说”出血了!“你就可以更清楚看到人们的兴奋程度。八十年
代时,我在狱中听他们干警介绍社会上司机撞伤了人,为了一次性利索地处理,
趁没人把车再倒过去活活轧死,我听时曾毛骨悚然,而今,一些漂亮的女孩子谈
到这一毫不稀罕的事时则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对于因此应联想到的血腥场面,你
却看不到她的表情中有那一根线条会因此受到影响……
我想,谈到此就足够了!究竟那个时代是”人性的扭曲“也一目了然。您一口气
提出了”那么多严肃问题“,为了回答它,我断断续续用了何止上百口气,堆砌
了这么一些材料,就此还不一定能说清问题。比较官方几十年来重复了千百遍的
谎言及其对思想传播的霸权和垄断,我这点”杂音“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社会
的进步则一定需要这另一种声音。95年一位南开的学生曾提醒我:”九十年代和
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有很大的区别,这一代再也没有那样的激情了。“我当时不以
为然,或许是因为在这之前,我曾接触过许多学校的师生,并有过颇为顺利的交
流,就该说,直至今日我才意识到那个”之别“并深有感触。五月份在某学校的
一次座谈中,一位学生就明确告诉我:”你说服不了我“,并非我一定要说服他
,只是觉得持这类观点的人所提出的问题、包括思维逻辑甚至表达的语气为什么
有如此简单的一致,而在这之前并没有一种统一的教材。但却一定有一种媒介,
这就是那些”知识分子“的影响,又联想到去年在上海,一位着名学者给我介绍
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个前后的变化(89一92年简单套用东欧的经验,持速胜论,
也消极地拒绝和当局合作,92年则彻底失望,抛弃一切信念、面子、取最实惠态
度),以及这其间整个社会的变化,也就基本上理解了受其影响较大的青,学生
主流意识的变化. ”八九“学潮被镇压后,从北京开始,首先在大学校园里兴起
了”寻找毛泽东“的自发学习,用《中国青年报》一文章说,他们是把文革的”
反走资派“和学潮的反”官倒“两个性质相同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并很快汇入91
年前后全国全民性的”毛泽东 热“中。后者主要有二个最显着的现象,一
个是从上海开始发行的,很快突破”吉尼斯“记录的《红太阳》磁带,由东向两
席卷而来,大街小巷不绝入耳,另一个是从广州开始时兴的挂毛主席像,由南向
北急速蔓延全国,站着国道边,望着绵延不尽的全挂着毛主席像的车队,有人戏
称为”北伐“。从声到像到议、到传媒,又一阵国内的”毛泽东热“在九一年底
,九二年初达到高峰。这里有”八九“没有渲泄完的东西,又有对”六四“的不
服,有连续几年经济低潮的失望,也有失败的”砸叁铁“激起的情绪,人们心照
不宣地都感到这是动向一个聚集点、
93年12月26日□□毛主席百年诞辰的。但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及其掀起的
大有淹没一切的经济热潮根本性地改变了这一趋势。首先是突破”社“、”资“
的”思想解放“,将理论界几年来的反思一风吹跑,并使人们放开了手脚。其
次,有关部门甚至发文连”回扣“等也承认为合法,使”两院“打击经济犯
罪的通告造成的压力消去,解除了人们的顾虑,又何再拘泥于手段。连退休的老
市委书记们也被”政治任务“动员去摆地摊,以起示范作用,象钢材、木材这些
生产资料的价格仅几个月就翻了一番,其势头、《中国物资报》称之为”千年不
遇“的机会,各种批文”魔术般的收益通过各种渠道和关系使人们心痒手痒。不
甘吃亏的“知识分子”争先恐后地跳下“海”中同时抛售的各种适销“新观念”
、“新理论”横扫了在市场上“不值钱”的我们社会民族残存的人文、伦理、道
德、甚至法统和所有价值观,至此完成了全民族的整体短视,全社会的系统腐败
,人们是得到历史上从没有过的真正“彻底的解放”。中国大地也有了一次历史
上罕见的如此“全民性”的“淘金热”。学可以不上,书可以不读,(此时,全
国适龄青少年入学率及人均购书量均跌入最低点),工作可以不干(全部实现了
“转移”)。从“皇亲国戚”到普通百姓都在忙着“发财”,一些人鼓吹的“在
金钱面前人人平等”,至少在一些形式,一些场合上是实现了。一切能搞到手的
东西都被“炒热” 了,股市上猛升猛跌,人们习惯如赌场一样。最“烫”的是脚
下的土地,上“亿级”的富翁们大都是靠此起家的,92年国有土地的出让是91年
前的11倍,也学会老“资”祖宗的“圈地经”(不过人家是为了向外打,我们是
向内引)。92年.县以上“开发区”就占1.5万平方公里,超过前41年城建的总和
。人们“掏”空了一切,自然首先“掏”的是银行□□待“93热”后,94年底,
居然出现差300个亿的钞票无论如何也印不出来的印钞票危机趣闻,以至于95年一
下子进口了12条现代化印钞生产线……如果不是朱□基拉动“紧急刹车闸”,我
们这列“疯狂”的列车不知要惨到什么程度。□□多年后,一些商人在回
顾“九叁热”时说:“都是赔家,没有赚家,即使先赚的,后来也赔了”,“大
家都被人家耍了”……。
是的,“九叁”后,给大大小小企业留下的是几年也处理不尽的“库存”和成倍
翻番的债务,给中央财政留下了猛升的“赤字'、给国民经济留下了至今仍难以根
本解决的可能是致命的巨大的后遗症,而不少”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大片土地至
今仍在懒洋洋地晒太阳,连只羊也没留住,要说没人赚,钱到那里去了?一是”
洋人“,二是”官倒“,可能没人持疑问。谁也没有国家赔的更惨,又是被谁”
耍了“?我们社会、整个民族的”本“、”根“也”赔“进去了,又找准”算帐
“?经此”折腾“,中国知识分子(主体)也死了!他们是”身“、”心“、”
魂“一齐跳下”海“的,没有给自己留一点”回头从良“的余地。再倚门卖唱,
即使能用上进口的艳妆,也难改其俗质媚骨了;何况也有此”血统“。可惜的是
在这样背景条件下成长起来的这一代青年学生,他们不能不受到这些”知识分子
“很大的影响,”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象鲁迅那些进步知识分子对社会的批
判、启蒙,以及自身没一点媚骨”的光辉榜样,曾积极影响过一代代青年学生,
如今,这个“告别革命”、“躲避崇高”的“知识分子”主体又能把这代青年学
生带向何处去,将是我们今天社会一个最严肃的话题。几天前,一位朋友对一个
搞电脑的武大学生说:“……你们这一代最大的缺憾就是没有魂,没有思想,”
这位学生说:“你们这一代的精神境界是我们这一代人无法相比的”,我看到他
说此话是十分真诚的,我还听到不少学生承认这个差距,其中包括您。正如我们
这一代人也应该向你们这一代人学习现代科技,尽力跟上技术的进步一样,你们
是否也应该继续我们承继的人类社会进步的责任。我们过去习惯地称青年学生为
“小知识分子”,今天看来或许用法国式的“准知识分子”较为恰当,这就要有
个准备,有个选择。
有些学者把知识分子分为叁类,即幕僚、技术、人文。所谓“幕僚”,既葛兰西
称之的“统治集团的管家”,他们一些人直接当了官僚,多数人以“幕僚”角色
进入官场,即使后者的作用已不宜低估,人们大概忘记了文革初期批判邓拓一句
“黑诗”:“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也就是说,他们的一种观点
、一个献策,都可能会带来多少人头落地,多少家被人亡。而这一切,还会在他
们帮助维持的秩序中平静的合法地进行。中国封建社会如此长命,有他们的主要
贡献,也是他们和权贵结合所建立的文化思想霸权,压抑或者化解了人民的民主
意识、颠覆意识,以致于至今中国的民主进程如此之艰难,缓慢。所谓“技术”
型,一般常称“工程技术人员”,如果又视为后者,则比较简单,而要归进“知
识分子”则麻烦较多。爱因斯坦曾把没有哲学思想的科技人员称之为“工匠”,
那么,对那些不承担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责任的科技人员是否也应该这样认识。
工匠,用现代话讲,就是技术工人,当年在政治气氛还较浓时,把他们划进“工
人阶级一部分”曾使其高兴几天,可今天当社会又重新恢复等级、贵贱观时,他
们中的不少人就不再愿意与工人为伍啦,有些人还高估自己的作用,认为“没有
知识分子,今天还会停留在原始社会中”,甚至颠倒一些最基本的是非观,张嘴
就是:“过去计划经济把工人都养懒了”,闭嘴连人道都失去:“(下岗)饿死
活该!”也据此使我们认识到从小所听到警告的知识分子翘尾巴是什么样子。由
于现代生产的规模和形式决定,他们对“上”的依附性很强。尽管其职业技术可
能是现代的,但由于我们的教育和今天的社会决定,其社会思想则属于葛兰西所
说的那种“传统”型。并且从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出发,在一般情况下,他们是
维护旧有秩序反对大的社会变动和革命的,因此如果不经过深刻改造和引导,其
主流思想是不利于社会进步的。就某种意义来说,新技术本身,也是一把双刃剑
,有推动物质进步的一面,也有压抑阻缓、甚至伤害社会进步的另一面,这并不
仅仅是指掌握它的人。对后者的负面影响,尤其是进入本世纪后半叶后。正越来
越受到思想界的高度重视。还有一个被多数人忽视的历史现象是,无论中外古今
,陈旧、腐朽的统治阶级,也都高度重视新技术,并用它来压制批评和反抗,达
到延长统治的目的。换句话说,重视技术,并非都是主张社会进步的。什么“科
技救国”、“兴国”,我们前几代人就喊起,结果如何呢?一百多年前,中、日
同在德国考察,俾斯麦就根据中国人只热衷于技术、机器而断言:“中国必衰”
,之后,被他不幸言中。
而所谓“人文”型知识分子就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不过这并不是指其所学
的专业和选择的职业。就是在工程技术人员中也有一些人文主义浓重的优秀知识
分子,如果以职业出身来划分的话,后者的数量甚至大于前者,这是指中国,是
那早就该死的教育制度(尤其是文科教育)和官儒的遗产造成的。我赞成把启蒙
性、批判性、颠覆性作为知识分子的一般性质,在这里,是不能再分“专业的”
,是叁位一体的。如据此再去衡量从事人文科学职业的学者,真正的知识分子更
所剩无几。鲁迅说:“真正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
的,冒充的知识阶级,只是使知识阶级的寿命倒比较长一点。”尤其是在我们这
样的社会条件下,履行社会进步的责任的知识分子是极其艰难的,甚至是危险的
,这也是有传统的。就是中国古代给我们留下的灿烂的文化遗产也大都是那些优
秀知识分子被贬、在野、滇沛流离、放逐、囚禁中创作的,“文王拘而演《周易
》;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
;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
《孤愤》,诗叁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后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命
运也基本如此,压力往往使知识分子有所作为,官场、利益则往往把他们腌得变
味、变质,而腐败会把他们化得连渣都不剩一把……重要的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您在信中所提到的那位仍保持着年青形象同事,对文革不会“留恋”的态度是完
全正常的。比较同代人,她是比较幸运的,能自己选择去当兵,后又上了清华,
是当时多少人求之不得的。当然,她也是吃了苦的。吃苦,是那时的年青人一般
都要接受的教育。譬如被今日人们称之为“变相劳改”的和“牛棚”的“五・七
”干校,当时包括毛泽东、江青的爱女李讷不也两次去锻炼吗?以“老叁届”为
代表的下乡知青,也确实锻炼出一批各种各样的人才。例如我信文中几次提到的
朱学勤,在上海只是小学毕业来河南兰考县插队二至叁年,又在巩县的河南化工
厂当管通工12年,然后直接考取“西方政治思想”专业的研究生,如今看他文章
的功底,又有谁遗憾他少受了十几年正规教育呢,近日看到几个海外着名华人学
者的座谈也都谈到下乡几年是他们一生中看书最多的时期,我认识许多人都有些
同感,也包括学理工、学外语的。当然大多数“知青”,并没有这么幸运,用他
们的话说:“毛主席叫我们下乡,邓小平叫我们'下海‘,江泽民叫我们下岗……
”是有很大的情绪。就象您那位同事,若用今日普遍的处世观来回顾当年的吃苦
,自然觉得吃亏,甚至不堪回首,一些下乡回来成名成家的人也是如此,王安忆
不是说:“我宁愿不当这个作家,也不愿下乡”。而研究拉美的女学者索飒却认
为:“如果没有那个重要的起点,就不会有今天这本书”(注A8,这次我将她在
《读书》上发表的二篇文章推荐给您,那一股股激情,犹如黑夜里一颗颗美丽的
星星)。对下乡插队,她和张承志□□一位当代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等人
,又有另一种体验。另一位女学者林春在这个问题上批评亡友王小波说:“有人
把当年去农村去边疆看成是飞来横祸,也有人不但当时就愿意去(对摆脱学校和
父母束缚或对”自由“的渴望,对’广阔天地'的好奇心,对劳动人民的认同,等
等)后来也很理性地把那场经历着成难得的人生际遇和锻炼。(注A9)”。山岖
朋子讲到她在农村九年的锻炼时,是那样地留恋和深情,所以她又能从优俗的都
市生活中住进阿崎婆的破草屋……,写下了《望乡》这个销售突破百万册的纪实
作品。她已66岁了,仍然保持那漂亮(比书中照片还漂亮)优雅,尤其是她讲课
时对上层统治阶级经济利益至上的谴责,始终站在社会底层贫苦妇女立场上的深
情,使她本来柔美的声调更为动人,她的讲演结束时,我和大家长时间的为她鼓
掌致意。□□从司马迁总结的那些先古人物,到现实生活中这几位“小女子”(
这样的例子至少还可以举出成百上千),对他们的经历来说,都曾存在另一种选
择,但是他们是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回到您我是否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呢?您在评论我的不成文的《滇》文时说:“可
以看出作者所含的一腔热血,并为之找到了'根源‘”,德国人利希霍芬这样说湖
南人:“是长期保持独立的一个种族的后裔。……在金融界、商业界则看不到湖
南人。忠实、正直、强烈的自我意识,加上粗犷、反抗的性情是该省居民的主要
性格特征,”旷代逸才杨度的“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则是做为
湖南人的责任,他们是近、现代中国的脊梁。前时,我对老家来的小姑姑说:“
我更象个湖南人”,可我只是在少儿时在湖南生活过几年。来到河南我已生活了
四十多年,人们常说的河南人那种“老成持重”“四平八稳”、“深藏不露”、
“讲调和,守中庸”(费正清观),保守而重实惠等性格特征却难以在我身上找
到一点影子。或许就象韩愈所说,我来河南只是来看中国的兴衰的,为这一“看
”,我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却至今不悔。仍是湘西山里人的性格,应该说,我
的任性、我的经历、我的社会存在,也是我的选择。6月份,我在郑州车站曾和您
开玩笑说。“您也大啦,南京可是个享福的好地方,”如您所说,它也确实是一
个文化名城,但是它留给中国千年文明史最深的印象是陈后主那一曲绮艳轻荡的
《玉树后庭花》,是杜牧《泊秦淮》中名句:“商女不知忘国恨,隔江犹唱后庭
花”,所以我说:“搞政治的都忌讳南京”,从东吴,东晋、宋、齐、梁、陈、
南唐、到大明兴建、太平天国、中华民国,十朝天子,个个短命,“金陵王气黯
然收”!可它却是唯□一个根据风水术测算所建都城,不知是诸葛亮、朱熹、刘
伯温这些人瞎了眼,还是他们自己也被金陵所迷,“纸醉金迷”□□就是人们对
南京的简单概括。“秦淮河是中国最具脂粉气的一条河”,“各方游子士人,走
近秦淮,沉湎于酒色之中,酥软了骨气,泄掉了正气”,也难怪我这个好玩之徒
,五次到南京,却没好好玩过一次。大概是心有余悸。□□此议偏颇,倒也值得
警惕,太舒服了,也不一定是件好事,从电视上看到南京已铸成“警世钟”,应
是一件极具意义的大事(可您那位省长的讲演却水平太次)。愿它的钟声大一些
,能响彻整个中国上空。
至于您的“寻根”在桂林您就直爽地给我谈过“保定府”的“特产”,不过那是
近古、近代以后的事情,有元代后八百年里“天子脚下宠儿”的因素。司马迁说
:“燕赵自古多悲歌慷慨之士”,则应是“根”之所在。“风萧萧兮易水寒,壮
士一去兮不复返”,这千古绝唱不就出自于此,从荆轲,高筑离到铁骨铮铮的李
若水,这是中国英雄主义的源头,包括谭嗣同、陈天华这些近代湖南先驱,承继
的也是这“燕赵古风”。最早传入欧洲的中国戏剧《赵氏孤儿》中二个极负责任
,义薄云天的烈士曾使伏尔泰等哲人高度评价中华民族,这个“孤儿”就是赵国
国父赵简子的祖父。燕赵人也一直保持着法国人博丁所说北方人那种:“执着的
性格,魁伟身体和旺盛的精力”并性情豪酒刚柔相济,您自己就决不缺少这些“
基因”。人们说,燕赵古风的两大特点:“深沉、崇高”,今天只留下前者,而
丢掉了后者,并且丢得杳无踪迹”(应该是指我们整个社会,尤其是今天,在一
些老先生的带领下,多少文人都以践踏“崇高”为时尚),作为您、作为我们或
许不一定需要前者,却一定不能不要后者。从孔子的;“人皆为舜尧”到毛泽东
的:“六亿神州尽舜尧”,几千年来圣哲们所向往、所致力的不就是这个“崇高
”,而“舜尧”不就是诞生在燕赵文化的母胎里,因此,无论是一个燕赵人的后
裔,或者所有不愿沉沦的中国人,今天的“寻根”就是寻找回崇高!
“我希望我所热爱的这片土地能更好、更富、更强,让她的人民可以永远微笑着
屹立在东方”,□□不正是您寻求的崇高嘛!您希望的“更好”,至少意味着她
不能再坏,一个没有人民的政治权力因而必然有政治压迫的社会是坏的,一个人
性和人际间的一切都被腐败和金钱扭曲的社会是最坏的,因此,争得民主、铲除
腐败是走出黑暗必经的门坎。这就是说,“更好”还必须使生活在“这片土地”
的每个人的做人的尊严和应有的权力得到起码的尊重,这里所说的“权力”首先
是政治选择的民主权利,即使生存权也不能由别人自行代理,动物也有生存权,
但只有人才需要民主政治权利。这里所说的“每个人”,决不仅指少数权贵、精
英,而首先是经常不被注意的“大多数人”。所以,“好”就是人家好,要大家
都好,就需要有个“公”,“公”必须取其正,还要摆其“平”,“公正”、“
公平”是社会里良性发展的基本前提条件。否则,我们还会有再被诱进黑暗的危
险;“更好”,也意味着在上述条件下,她的所有居民的最基本的生存条件或者
叫人道条件□□譬如有饭吃,有房住以及医疗、教育、养老等,□□能够得到这
片土地的保证,为此,社会主义道路将重新确立为我们负责任的选择,发达资本
主义国家的富裕水平是血腥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为其提供的保障,
也不可能给我们留下后继的路;“更好”,还应该有一个和大自然较“和谐相处
的自然环境,和其他人能够相互信任、相互帮助、相互促进,共同建设又十分有
利于人的自由的、全面的发展的社会环境,促进它的是一个良好的社会风气及其
须臾不可缺的道德观念,在所有观念中,首先是劳动及其劳动者必须得到最高的
尊重,而”损人利己“等恶行当然应视为”过街的老鼠“,”人不为己,天诛地
灭“更应视为决不允许随便抛撒的粪便……。□□当然,”更好“,还应该有更
多更好的东西。
”多财曰富“,您的”更富“,当然是希望这片土地有更多的财富。从而使她的
人民生活得更方便、更丰富,这就要求经济发展得快一些、好一些。所谓”快“
,当然指 效率,首先是生产率的提高,这应该是调动起所有劳动者的所有积
极因素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的结合。对于这次改革也激励起的个体积极性,要尊重
、爱护,给予引导,鼓励,在不失其个性的前提下协调和集体的配合和相互促进
,我们更不能丢掉”集体主义“,这是东方的优势,否则我们的一切努力都会相
互抵消、伤害,甚至毁灭。不断充实、调整、完善的《鞍钢宪法》是迄今为止世
界上最先进的管理经验,用它来协调各方面关系是恢复大中型企业活力的内部(
或叫微观)的最关键因素;而这里所谓”好“,首先要有一条正确的经济发展道
路,它是开放的,也是独立的。它鼓励广泛、迅速地和各方面的健康大流,又必
须保护好自己的市场□□基本利益所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
在自己走向强大时严格保护好自己的市场,世界所有殖民地都是其市场首先被别
人控制,所有西方列强都最多把自己划为”混合经济“的国家,却偏偏要求中国
做一个使他们满意的彻底的”市场经济“国家,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而我们
却”执迷不悟“、”越陷越深“……真正的”计划经济“是人类走向先进的探索
和必须进行的努力,正确地总结其经验和缺陷,运用先进方法论和科学技术,摆
脱官僚主义的桎梏,用经济民主调动起所有劳动者的关注并以各种形式广泛地参
与其中,以利于计划前的尽可能全面,计划执行中所需要的及时的反馈和调整监
督,计划执行后较为实际的总结。这里仍然有一个民主和集中的关系以及必要的
、合理的指令性要求和普遍的指导性相结合。还要给各个实体乃至每个人积极性
的发挥”留有充分的余地“(毛语)。因此,它也是弹性的,滚动的,上下伸缩
性很强的,即给每个人随时准备有创造的机会,每一个创造又都经常丰富着、活
跃着、周围生机勃勃的网络。其中,最佳资源配置也必须得到有效的保证。□□
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我们将继续努力于这一正确的方向。尽早结束那种草率回头
被别人愚弄的闹剧,我们所崇奉的那些西方经济学大师也早已失去了耐心,”科
尔奈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在根本上是无法改革的。所有’市场社会主义的
尝试‘……已经统统失败“”胶片必须全盘倒回,从头开始“(《读书》96.11)
,不过我们不同的利益和方向决定我们的”头“和路也是根本不同的。一条正确
的道路还要求我们对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世世代代的可持续发展承担起严肃的
责任,我们是人、我们没有权力剥夺应属我们后代的那些资源、利益,更不应卑
鄙下流到目前这种没出息的程度。”为富“不能”不仁“,不负责任地对少数人
富裕的鼓励,一般都意味着对多数人的剥夺、轻贱、残忍,一个健康的社会必须
警惕”少数人 的富“对社会进步的破坏,也必须警惕”富“在误导下滋生的
负面、罪恶影响。包括炫富、挥霍、浪费、践踏等等。”金钱“的功能应该是逐
步萎缩的,消费的导向必须置于理性、良知中,还应该协调于社会健康的正确的
面向;同时”更富“也应是促进人的各方面生活内容的充裕,运用”更富“的条
件去做更多有益于社会进步的事情。
”更好“、”更富“还必须有”更强“做保障,也只有”更强“,我们才能”屹
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毫无疑问,我们必须逞强,这个世界至今还不可能只靠别
人就能建立一个公正的秩序,”弱肉强食“仍是人们习惯的游戏规则,示弱就要
喂别人,尽管我们不打算'强食”别人的东西。但是是我们自己的,包括至今还没
有要回来的,我们则没有权力大方的永远“搁置”、甚至“和平”地放弃,无论
西南和北部那成万、甚至成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或者从东北、东部到南部那应
更辽阔的海域,哪怕其中的“弹丸之地”也必须有一个公正的归属。同时也就顺
势解决了一些应为我们民族活动的空间或对我国极为重要的不安全因素。例如:
库页岛、流球群岛的收回,钓鱼岛与南沙群岛的恢复控制,才能完全打破海上封
锁,够得上一个海洋大国的地位。这其中还包括解除日本的威胁。我们必须清楚
的看到、在日本亡我之心不死的背后,一直有美国战略布局、利益的支持,无论
是在政治上、军事上,或在经济上。□□认识不到这一点,盲目跟着美国走,我
们又将成为历史的罪人。(台湾)海峡两岸的对话,那是我们民族自己的事。我
们和美国应该有的是(太平洋)大洋两岸平等地对话,两个民族(和其他民族)
的先人曾共同建设过洋中的一个夏威夷,他们的后人也应该协调好在这个辽阔的
大洋中各自合理的利益。我们不称霸(无霸不恶)却也不应放弃一个大国的责任
,更应该有一个大国地位,否则也是对有待我们必须参与建立的世界公正秩序的
失职。今天的国际环境和利益格局还笼罩着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厚重
的阴影,因而还得有个“分庭抗礼”,否则就只能俯首称臣,最多讨价还价于几
“品”,几“等”的问题,更应羞于和人家的仆从国争宠。这个世界告诉你,没
有对抗,也就没有说话的资格。尤其是今天,更要特别警惕那些“地球村”、“
全球化”的骗局和陷阱,也不能急于“并轨”而去给别人“垫轨”。在这个还存
在霸权的世界里,面对“富国俱乐部”有着成熟经验的剥削,我们必须尽力去参
加组织发展中国家的同盟,以共同保护自己的资源和市场(这是对付发达国家的
最有效武器),发展大家共同的利益。所谓“不当头”是懦怯的表示、既损害别
人,也损害自己,大国历来没有中立的、也没有“中待”的,非强即弱,不当头
,就要吃亏的跟随别人,因此客观地、积极地承担起应有的责任,既有利于改变
已有的不合理的格局也会使自己走向“更强。
□□由于历史原因先富起来的”欧盟“,在欧元启动后加速全面统一的步伐,它
上抗美元的霸权,下压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却给其他人一个有益的启示,或许北
美、南美乃至泛斯拉夫等联盟也会相继形成和重新形成,但是这个世界绝不应缺
少一个”大中华“的联盟,这应该是我们”更强“的目标所在。为了这个”更强
“的目标。我们必须把自己”更好“、”更富“的各种因素,凝聚成一股强大的
力量,如果这些以某种”综合国力“来表示的话,那么,无论那一种”综合国力
“的公式,都不是简单的各因素相加之和,而是物各合要素和精神、政治各要素
相乘之积,我们决不应忽视后者。否则它的负数也可以使前者变为负数,在物质
和精神的关系中。在一定余件下,精神可以促进物质。但无论什么条件,物质都
生产不了精神。尤其是在今天,我们民族又重现”一盘散沙“的状况时,更需要
重视这点,也因此,我赞赏您把”更好“放在第一位,只有”更好“,才能”更
富“、”更强“。正是”更好“、”更富“,”更强“的”这片土地“,才充满
希望,以”让她的人民可以永远微笑着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我对您的叁个”更“的解释,不一定合您口味,也不是我的”施政纲领“,
仅仅是即兴随意勾勒几笔。可以视它为又一个”乌托邦“。但它又不是”乌托邦
“,因为它合乎人性、理性,又致于社会进步的面向,而且在各方面都已经有了
成功的经验、或者有待修正、完善的教训。它也确实是一个”乌托邦“。如果是
对今天正背道而驰的我们的现实来说。我们正面临亡国、亡种的严峻局面,已不
可能有别的选择,勉强、凑乎不得,任何修补都无济于事,那种非驴、非马、更
非人的”摸“行,巳”摸“向深渊、洋底,即无”前“,又没有”明“,唯留下
”黑暗“……”只是因为有了那些不抱希望的人,希望才赐予我们“,瓦尔特・
本雅明的这句名言,也许是您:”在这样的尘网中,我该怎么做,又能怎么做“
的可供考虑的一个建议。一次”叁联书店“几位年青人要我谈《泰》片时,针对
一个年青人所说的他们”只能适应社会“,我不客气地说;”这是一个罪恶的社
会;只有用罪恶才能适应它“,也是忠言。二者都有一个意思,那就是要清醒的
认识这个现实的世界,在可能的情况下,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力求不被其法流泥
水所淹没。但也决不只是躲避,您及你门这一代人终会寻找到你们应有的崇高使
命,并承担起历史、民族和人类进步的责任,这也是我历时几个月终于完成这封
信的信念所在。
在这封信开始时,我曾引用了米开朗其罗的一首诗,毛老师为此给我提供了叁种
译本,我选的这种是我孩童时读过的,今天还有点记忆。我想您也会熟悉并喜欢
米氏的作品。《剑桥艺术史》曾这样议论它:”事情常常是这样,没有说出口的
东西,可以比平谈的讲出来的东西,更好的表达内心的冲突和激情“;这”冲突
和激情“和”火热与凄凉“,被这位伟大的艺术家怀抱一生,使其作品复杂的震
撼力深蓄内藏,绵绵不尽。是崇高与激情使其表现得那样悲壮.又是石匠血统的
奶水使其表达得那么刚坚。他对石头那么熟悉和敏感(甚至熟悉已隐秘的纹路和
天然接口)使我这个湘西山边生下来的孩子更感心心相印,息息相通!我欣赏他
二幅《奴隶》那垂死者安祥的不悔、被缚者仍冲天的气势。也欣赏《摩西》的高
尚利责任。他在《哀悼基督》中对那位政治叛逆者的哀思一直使我对他怀有深深
的敬意,而年青美丽的圣母也总给后继的”殉道者“以莫大的安慰。我常常在想
,那幅没边没际的《最后审判》是否就是在等待今天这千年的末日,而我们在欣
赏《大卫》”产生激情的前一瞬间“时,怎能不联想到犹太人在经受千年的苦难
后所有的非其他任何民族所能相比的辉煌的建树,又怎不企盼我们”这片土地“
可时能凝聚其那伟大的”一瞬“…… 米开朗其罗的那首诗,是答他”暮“、”晨
“、”昼“、”夜“的组雕的”夜“中卓梵尼・斯特洛茨依下而这首诗: ”
夜,为你所看到妩媚地睡着的夜,
那是受天使点化过的一块活石头.
她睡着,但它具有生命火焰。
只要你叫醒她 □□ 她将与你说话“。
一九九八年八月五日草于郑
注:
1、2、4、5、6、10、21、25、26、
(美)莫里斯・迈斯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3、伊・多伊奇
7、《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加利福利亚大学出版
8、《威尔逊季刊》
9、熊向晖回忆录
11、 A22、《举世悼念毛泽东》
12、《毛泽东与美国》
13、24、28、29、30、A4、A7.A19《百年恩仇》
14、《剑桥晚清史》
15、17、范文澜《中国近代史》
16、马克思《鸦片贸易》
18、山崎朋子在郑州的讲演
19、20、《翰林院奏章》
22、《尼克松叵记录》
23、日报
27、拉美社96.9.21报道
31、35、《经济日报》98.7.29
32、《经济日报》98.7.27
33、刘振邦《当代世界农业》
34、《中国科技信息》96.4
36、《经济日报》98.7.13
37、《经济研究》98.4
38、《中国绿色时报》98.6.19
A1、A2、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中引用贝罗克的计算
A3、《中国社会科学》95.4
A5、《当代中国史研究》97.1
A6、A17《当代中国史研究》96.11
A8、《读书》97.12。“明天为谁降临”
A9、《读书》98.5”清醒的少数“
A10、国家统计局《奋进的四十年》
A11、《当代思潮》97.3
A12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A13、A14《经济研究》97.1
A15、A16《中国国情国力》97.12
A18、《嘹望》98.4
A20、据陈芒允等院士的报告
A21、据何祚庥院士的报告
A23、《战略与管理》97.2
A24、《读书》97.12何清涟的文章
德艺双馨 倾情为师
――记河南省百名师德建设先进个人毛本华教授
本报记者 蒋亚丽 胡永菊
毛本华老师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毛老师认为作为一名教师最重要的“爱心,责任心”。他最担心的就是怕对不起学生误人子弟。做老师要对得起学生家长,对得起国家交给教师培养栋梁的信任,毛老师这十多年来一丝不苟、严谨的治学态度,就是为了“对得起”这三个字,而这三个字却又包含毛老师的多少心血啊!作为一名艺术家毛老师在学术上有较高?社会知名度,担任着国内和省内的许多团体的领导工作,但在教学上他从不利用自己的学术地位“吃老本”,他把爱心、责任心灌注在教学中。为了提高课时利用率,他总是提前一周把各种教具、电教课件准备好,考察每一次写生景点,一打上课铃就能让学生开始作业,这在艺术类专业教学中很难做到。他还经常与授课班级的班主任和辅导员联系,与班干部沟通;他把自己购买的贵重画册借给学生看,他利用晚上在家中的书房进行个别辅导,……他付出太多太多,毛老师把这一切都视为一个教师的份内事,毫无怨言。
在具体的教学工作中,毛老师能够适应新情况有的放矢地解决问题。高校扩招后,生源素质有所下降,通过研究自己的教学对象,他发现新生基础水平低,知识面偏,功利目的太强,不愿脚踏实地打基础。针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毛老师及时采取教学新举措,以教学改革来适应新形势。
作为一名艺术系的老教授、骨干教师,毛老师诠释了“敢于除旧革新,与时俱进”师德的含义。在各种教学研讨会上和教学行政例会上,他经常提出大胆的有可行性的教学改革建议,使艺术设计系的专业方向设置适应时代与社会实际。1999年毛老师首先在艺术系开设史论课程,并负责“工业设计史”的教学工作,开辟一门课程是非常艰苦的工作,需要研究大量资料,同时也有很大风险,教员需要花大量时间首先更新知识,毛老师承担一切敢于开拓创新,他带的“工业设计史”是七个班的合班课程,200多份论文作业逐字逐句全批全改,使一青年教师非常感动,在他的带领下,全体老师共同努力,使艺术系有了较系统的设计史论教学。在毛老师的教学中,即使是教了一辈子的课程,他在每学期开课前总是重新设计教学方案,针对不同的情况适时调整,适应学生,顺应时代发展,注入艺术的新鲜血液。
身教胜于言教,毛老师的敬业精神与治学态度给学生印象深刻:他带学生到太行山写生,每天5点钟就起床写生,学生起床,他已画好示范作业;为了画好风景练习,他不顾年老体弱爬山总是爬在最前面,给学生找好取景角度,使学生感慨万千;2000年他骑车上班,途中被车挂倒造成小腿粉碎性骨折,心里放不下正在上课的课程,还没痊愈就拄着拐杖给学生上课,他批改的作业细到一个标点符号;学生们说:“上毛老师的课不用功会脸红心跳。”毛老师的课在学生中很受欢迎,在系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毛老师上课不用考勤”,上课前,早就有人占好前排位置,甚至课堂人数会超过实到人数,其他班的学生利用没课的时间来听课。
毛老师做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无怨无悔,他带的毕业设计效果很好;作为一名艺术家,他的作品在社会上得到认可,他的《沙风》获全国美展铜奖,《莽原》赴日本中国油画展,在日本几个主要城市巡展,等等。毛老师在社会上先后担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全国服装行业指导委员会副主任,河南省美术协会常务理事等重要职务。采访中问及毛老师曾得过什么荣誉?他简言道:“太多啦,记不住,记这没有用。”桃李不言,在评教时学生给予毛老师很高的评价。
http://www.zzti.edu.cn/SUBJECT/Info_serv/zztinews/308/2/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