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独禁忌如纳粹是德国禁忌？

[moyuer]

凤凰卫视9月3日消息，明报9月3日刊发前驻欧洲记者余晨文章《台独禁忌如纳粹是德国禁忌？》全文如下：


香港个别立法会议员在台湾参加研讨会时的言论，再次突显「一国两制」下的某些灰色区域。作为香港立法会议员，在国家统一的问题上究竟有多少可以自由发挥的空间？推而广之，回归主体国家后的香港，究竟如何面对以国家主权为框架的相对自由？接受这一相对自由概念，是否意味对香港自由民权的损害？


姑息法西斯势力 德国全民禁忌


十多年前笔者留学德国，同时兼任沪港一些媒体的驻欧记者。当时，正值德国统一后不久，一方面是东西德国的融合异常艰难，前共产党人遭清算，另一方面则因经济不景而民怨沸腾，导致极右势力死灰复燃。


然而，我在采访时发现，不管是受到统一浪潮冲击的前共产党人，还是因统一而死灰复燃的极右势力，都抱怨战后民主框架下的德国没有真正自由，尤其是一些极右政党领导人，干脆称战后联邦德国存在「思想恐怖」，意即人们的思想自由只能局限于一定框架之内，不可超越而至左右两个极端。


其实，这些人忘记了当代欧洲自由民主的一个基本原则，即为了确保大多数人的自由，必须限制极左和极右思潮的蔓延。在德国，由于20世纪两个极端政权的教训（纳粹德国和前民主德国），这一原则深入人心，而两者之中，由于纳粹法西斯的暴行，当代德国人对新法西斯尤其警惕。


因此，对法西斯势力的任何辩护或姑息，都成为德国的全民禁忌，这一点对政治人物而言，几乎到了苛刻的地步。88年冬天，德国前议长耶宁格尔在一篇公开演讲中提到纳粹暴行时，由于只做了客观描述而未加批评，当场招致许多议员退席，第二天便引发政治地震而被迫辞职。去年，自民党议员、前经济部长墨勒曼也因对犹太人稍有不恭而酿成全民愤慨，墨勒曼的政治生命从此了结。


对德国而言，纳粹历史是全民的隐痛，对中国而言，国家分裂是民族的大忌。两者的共性是，这一框架下的自由均为相对自由，而确立相对自由概念又与所谓的损害民权没有必然联系。


政治人物须习惯某些禁忌


回归后的香港，在维持健康自由氛围的同时，需要确立国家主权框架下的相对自由概念，一如统一后德国的自由永远无法延伸至左右两个极端。在这方面，政治人物可能须逐渐习惯某些正常的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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