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帖:加拿大华人哭诉 这里就像万恶的旧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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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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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常逛论坛的朋友都知道,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出现一些爆料帖,吐槽不好的商家。小编曾在论坛看到有人发帖吐槽过华人(专题)餐厅的老板不靠谱,压榨员工的现象时有发生。
  讲真,小编当时对于这个帖子的真实性是有所怀疑的,毕竟俗话说得好,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身在异国他乡,同胞之间就应该相互帮衬,怎么能坑自己人呢?但是多伦多星报今天(4月25日)的报道让小编觉得当时会员的爆料可能是真的。
  据多伦多星报报道,大多伦多华裔(专题)及东南亚裔法律援助中心(Metro Toronto Chinese & Southeast Asian Legal Clinic)发布了一份有关大多地区中国餐馆服务员的调查报告。该机构采访了超过184名中国餐厅的员工。
  调查结果显示43%的打工者的时薪低于最低标准,超过一半的人每周工作时间超过40个小时,而只有11%的人拿到了加班工资。公共假期继续工作的现象在中国餐厅也非常普遍。61%的被调查者称他们在公共假期仍需上班,57%的被调查者称雇主拒绝支付他们假日工资。
   餐厅剥削员工严重 华人餐厅更甚
  曾在约克和士嘉堡的10家不同餐馆工作过的华裔餐厅服务员 Amy Yan 表示,她对于该报告结果并不感到吃惊,因为这与她在6年前从中国移民至加拿大(专题)(专题)后遇到的情况大体一致。
  Amy Yan 称:“我每周通常都会工作50-60个小时,每小时的最低工资仅8元(安省最低时薪为11.25元)。而且餐厅老板往往只给员工现金,并且在文件上只会写 每周工作30小时。有些餐厅的情况更糟糕,每小时的收入只有6元。虽然会收到小费,但是40%都会被老板拿走,剩余的才是服务员的。”
  “华人餐厅的情况更糟,但是很多人的英文不好,所以没有选择余地。”Amy Yan 表示,“希望政府采取措施,严厉惩罚这些不法雇主。”
  中国餐厅员工:加拿大最弱势群体之一
  大多伦多华裔及东南亚裔法律援助中心发布的这份报告名为“酸与甜:中国餐馆员工的挣扎(Sweet & Sour: The Struggle of Chinese Restaurant-workers)”。甜全被老板占去了,留给员工的只有酸楚。
  该报告直言中国餐馆的员工是加拿大经济中最为弱势的群体之一,他们面临的困境来源于社会的暴行。在过去三年,大多伦多华裔及东南亚裔法律援助中心收到了超过600名顾客有关餐馆违反雇佣条例的投诉,这是该组织进行这项调查的直接原因。
  除了工资低、工作时间超长、无加班费、节假日继续加班之外,华人员工面临的问题还有以下几点:
  29%的员工曾在工作中看过有人受伤或认识到工作环境存在健康安全问题;
  58%的员工表示工伤未上报安全和保险机构;
  53%的员工表示薪水全部由现金支付,或以部分现金、部分支票的方式结算;
  41%的员工没有收到工资单;
  11%的员工表示他们见到或听说劳工部(ministry of labour)曾监察自己的工作岗位。
  该调查的负责人 Avvy Go 称这次调查的结果与该中心30年前曾经做过的调查结果类似。这说明在过去30年间,中国餐厅员工的待遇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但是世界却大不一样了。
    华人哭诉:在加拿大打工 如同回到旧社会
  曾经有网友发帖描述了自己在加拿大打工的悲惨遭遇,直言如同回到了万恶的旧社会!原帖内容如下:
  我先后在几家食品厂打工,最底层的工作,最低的薪水。工头严厉、蛮横,对工人没有起码的尊重,呼来喝去,无端指责。感觉不是在温和、有礼貌的加拿大,而是穿越时空,回到了万恶的旧社会。又感觉如同回到了奴隶制社会,工人干活没有任何尊严,而只是被当奴隶驱使。
  新到一家公司,不知道怎么放置箱子,印度女工头说了几句指示,但工厂里机器轰鸣,她说的英语又不标准,而且她用的是简明的行话,新手是不会马上明白的。 于是她变得面目凶恶:“睁大你的眼睛,给我好好看着!”其实,在这种环境下,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演示一下怎么做。后来,她动不动就出言不逊,只要没马上明白 她的印度英语指令(很多时候,老工人都不明白她要求什么),“没长脑子”之类的话马上就朝我喷出来。肆无忌惮地指责我、批评我、嘲笑我,没有任何同情心, 不顾忌、不在乎我的任何感受。后来,我被激怒了,她才有所收敛。
  我只是低头看了一眼裤子上洒落的面粉,华人女工头就命令:“快点!”我做完了一项工作,正走过去找活,她就催促指责。她查看我的工作,说做得不合适,我说不是我做的,她厉声说:“那你就听着、学着!”我遇到地主婆了吗?我遇到容嬷嬷了吗?
  另一个华人女工头,脾气、态度极端恶劣。她几乎每天都对所有的工人怒吼,包括老工人。她对我说:“把桌子拉出去!”我就把桌子拉到门口。她又说了什么, 她的英语也不是很标准,而且周围机器噪音很大,我只好猜测着把桌子往里挪动了一下。她发疯了,改用普通话说:“我要打死你!”同时狠狠地盯着我。她的意思 是把桌子拉到清洗室。她只对我说“拉出去”,老工人会明白,但我这个新手怎么知道? 后来一段时间,我一想到被人说打死,就黯然神伤。
  另一次,做完工作后,我开始捡拾地上散落的水果干,她严厉斥责:“谁让你做的?”我回答:“踩在脚上的话,不是很粘吗?”她又发彪:“如果你在乎果干粘 脚,那就给我回家!!!回家!!!”我解释道:“我又不为我自己,我为的是大家。”再一次,她让我一次最少拿五包盒盖,在她的监督下,我急忙抓起五包,但 有一包口没系紧,盖子散落一地,她用普通话怒吼:“你没长眼吗?”
  国内的家人、朋友如果知道我在加拿大的这些辛酸遭遇,一定会很震惊、很伤心。在美丽的加拿大,在各社会底层角落,无数新移民、老移民每天工作在紧张、有压力的气氛中,干着机器人般单调的工作,随时忍受着不人道的数落、呵斥、责骂、羞辱。只为了能在加拿大生存下去


阅读详情: http://www.backchina.com/news/2016/04/27/423304.html#ixzz472ZUvnaB
 
惨不忍睹。打包走人啊。
 
拿摩温!
旧历四月中旬,清晨四点一刻,天还没亮,睡在拥挤的工房里的人们已经被人吆喝着起身了。一个穿着和时节不相称的拷绸衫裤的男子大声地呼喊:“拆铺啦!起来!”接着,又下命令似地高叫:“‘芦柴棒 ’,去烧火!妈的,还躺着,猪猡!”

七 尺阔、十二尺深的工房楼下,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十六七个被骂做“猪猡”的人。跟着这种有威势的喊声,充满了汗臭、粪臭和湿气的空气里,很快地就像被搅动了的 蜂窝一般骚动起来。打呵欠,叹气,叫喊,找衣服,穿错了别人的鞋子,胡乱地踏在别人身上,在离开别人头部不到一尺的马桶上很响地小便。女性所有的那种害羞 的感觉,在这些被叫做“猪猡”的人们中间,似乎已经很迟钝了。她们会半裸体地起来开门,拎着裤子争夺马桶,将身体稍稍背转一下就公然在男人面前换衣服。

那男子虎虎地向起身慢一点的人的身上踢了几脚,回转身来站在不满二尺阔的楼梯上,向楼上的另一群人呼喊:“揍你的!再不起来?懒虫!等太阳上山吗?”

蓬头,赤脚,一边扣着钮扣,几个还没睡醒的“懒虫”从楼上冲下来了。自来水龙头边挤满了人,用手捧些水来浇在脸上。“芦柴棒”着急地要将大锅子里的稀饭烧滚,但是倒冒出来的青烟引起了她一阵猛烈的咳嗽。她十五六岁,除了老板之外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姓名。手脚瘦得像芦柴棒一样,于是大家就拿“芦柴棒”当了她的名字。

这是上海杨树浦福临路东洋纱厂的工房。长方形的用红砖墙严密地封锁着的工房区域,被一条水门汀的小巷划成狭长的两块。像鸽笼一般,每边八排,每排五户,一共是八十户一楼一底的房屋,每间工房的楼上楼下,平均住宿三十多个人。所以,除了“带工”老板、老板娘、他们的家族亲戚和穿拷绸衣服的同一职务的打杂、“请愿警”等之外,这工房区域的墙圈里面,住着二千个左右衣服破烂而专替别人制造纱布的“猪猡”。

但 是,她们正式的名称却是“包身工”。她们的身体,已经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包给了叫做“带工”的老板。每年??特别是水灾、旱灾的时候,这些在日本厂里有门路 的带工,就亲身或者派人到他们家乡或者灾荒区域,用他们多年熟练了的、可以将一根稻草讲成金条的嘴巴,去游说那些无力“饲养”可又不忍让他们的儿女饿死的 同乡:“还用说?住的是洋式的公司房子,吃的是鱼肉荤腥。一个月休息两天,我们带着到马路上去玩耍。嘿,几十层楼的高房子,两层楼的汽车,各种各样好看好 用的外国东西……老乡!人生一世你也得去见识一下啊!??做满三年,以后赚的钱就归你啦!我们是同乡,有交情。??交给我带去,有什么三差两错,我还能回 家乡吗?”补充回答: 这样说着,咬着草根树皮的女孩子可不必说,就是她们的父母,也会怨恨自己没有跟去享福的福分了。于是,在预备好了的“包身契”上画上一个十字,包身费一般 是大洋二十元,期限三年,三年之内,由带工的供给食宿,介绍工作,赚钱归带工的收用,生死疾病一听天命,先付包洋十元,人银两交,“恐后无凭,立此包身契 据是实。”
福临路工房的二千左右包身工,属于五十个以上的带工所管。她们是替带工赚钱的“机器”。所以,每个带工所带包身工的人数,也就表示了 他们的排场和财产。少一点的三十五十,多一点的带到一百五十个以上。排场大的带工,不仅可以放债,买田,造屋,还能兼营茶楼、浴室、理发铺一类的买卖。
四 点半之后,当晨光初显的时候,水门汀路上和巷子里,已被这些赤脚的乡下姑娘挤满了。她们有的在水龙头旁边舀水,有的用断了齿的木梳梳掉紧粘在头发里的棉 絮,有的两个一组两个一组地用扁担抬着平满的马桶,吆喝着从人们身边擦过。带工老板或者打杂的拿着一叠叠的名册,懒散地站在正门出口??好像火车站剪票处 一般的木栅子前面。楼下的那些席子、破被之类收拾了之后,晚上倒挂在墙壁上的两张板桌放下来了。十几只碗,一把竹筷,胡乱地放在桌上,轮值烧稀饭的就将一 洋铅桶浆糊一般的薄粥放在板桌中央。她们的伙食是两粥一饭,早晚吃粥,午饭由老板差人给她们送进工厂。所谓粥,是用乡下人用来喂猪的豆腐渣加上很少的碎 米、锅巴等煮成的。粥菜?这是不可能有的。有几个“慈祥”的老板到菜场去收集一些菜叶,用盐一浸,这就是她们难得的佳肴。
只有两条板凳,??其 实,即使有更多的板凳,这屋子也不能同时容纳三十个人吃粥。她们一窝蜂地挤拢来,每人盛了一碗,就四散地蹲伏或者站立在路上和门口吃。添粥的机会,除了特 殊的日子,比如老板、老板娘的生日,或者发工钱的日子之外,通常是很难有的。轮着擦地板或倒马桶的,常常连一碗也盛不到。洋铅桶空了,轮不到盛第一碗的还 捧着一只空碗。于是老板娘拿起铅桶到锅子里去刮一下锅巴、残粥,再到自来水龙头边去冲上一些冷水,用她那刚梳过头的油手搅拌一下,气烘烘地放在这些廉价的 “机器”们前面。
“死懒!躺着死不起来,活该!”补充回答: 十一年前内外棉的顾正红事件之后,尤其是四年前的“一·二八”战争之后,日本厂家对于这种特殊的廉价“机器”的需要突然地增加起来。他们大量用这种没有“结合力”的“包身工”来代替普通的自由劳动者。据说这是一种极合经济原理和经营原则的方法。
第 一,包身工的身体是属于带工老板的,所以她们根本就没有“做”或者“不做”的自由。她们每天的工资就是老板的利润,所以即使在她们生病的时候,老板也会很 可靠地替厂家服务,用拳头、棍棒或者冷水来强制她们去做工。就拿上面讲到过的“芦柴棒”来做个例吧(其实,这样的事倒是每个包身工都会遇到的),有一次, 在一个很冷的清晨,“芦柴棒”害了急性的重伤风而躺在床(其实这是不能叫作床的)上了。她们躺的地方,到了一定的时间是非让出来做吃粥的地方不可的。那一 天,“芦柴棒”实在不能挣扎着起来了,她很见机地将身体慢慢地移到屋子的角上,缩做一团,尽可能地不占屋子的地位。可是在这种工房里面,生病躺着休息的例 子是不能开的。一个打杂的很快地走过来了。干这种职务的人,大半是带工的亲戚,或者是在地方上有一点势力的流氓,所以在这种地方,他们差不多有生杀予夺的 权力。“芦柴棒”的喉咙早已哑了,用手做着手势,表示没有力气,请求他的怜悯。

“假病!老子给你医!”

打杂的一手抓 住“芦柴棒”的头发,狠命地把她提起来往地上一摔。“芦柴棒”手脚着地,打杂的跟上去就是一脚,踢在她的腿上,照例又是第二、第三脚。可是打杂的很快地就 停止了。据说那是因为“芦柴棒”那突出的腿骨,碰痛了他的脚趾。打杂的恼了,顺手夺过一盆另一个包身工正在摸桌子的冷水,迎头泼在“芦柴棒”头上。这是冬 天,外面在刮寒风,“芦柴棒”遭了这意外的一泼,反射地跳起来。于是在门口刷牙的老板娘笑了:“瞧!还不是假病!病了会好好地爬起来?一盆冷水就医好 了!”

第二,包身工都是新从乡下出来,而且大半都是老板的乡邻,这在“管理”上是极有利的条件。厂家除了在工房周围造一条围墙,门房里 置一个请愿警,门外钉一块“工房重地,闲人莫入”的木牌,使这些乡下小姑娘和外界隔绝之外,将管理权完全交给了带工老板。这样,早晨五点钟由打杂的或者老 板把她们送进工厂,晚上六点钟接领回来,她们就永远没有和外头人接触的机会。所以包身工是一种“罐装了的劳动力”,可以“安全地”保藏,自由地使用,绝没 有因为和空气接触而起变化的危险。补充回答: 第三,那当然是工价的低廉。包身工由带工带进厂里,厂方把她们叫做“试验工”和“养成工”。试验,意思是试验有没有工作的能力;养成,意思是将一个“生 手”养成“熟手”。最初,工钱是每天十二小时大洋一角至一角五分,工作是不需要任何技术的扫地、开花衣、扛原棉、送花衣之类。几个星期之后就调到钢丝车 间、条子间、粗纱间去工作。一些在日本通常是男工做的工作,在这里也由这些工资不及男工三分之一的包身工们担负下来。
五点钟,上工的汽笛声响了。红砖“罐头”的盖子??那扇铁门一推开,带工老板就好像赶鸡鸭一般把一大群没锁链的奴隶赶出来。包身工们走进厂去,外面的工人们也走进厂去。
织成衣服的一缕缕的纱,编成袜子的一根根的线,穿在身上都是光滑舒适而愉快的。可是从原棉制成这种纱线的过程,就不像穿衣服那样的愉快了。纱厂工人的三大威胁,就是音响、尘埃和湿气。
没有人关心她们的劳动条件! 这大概是自然现象吧,人在这三种威胁下面工作,更加容易疲劳。但是野兽一般的“拿摩温(工头)和“荡管”(巡回管理的上级女工)监视着你。只要断了线不 接,锭壳轧坏,皮辊摆错方向,乃至车板上有什么堆积,就会遭到毒骂和毒打。包身工是“拿摩温”和“荡管”们发脾气和使威风的对象。在纱厂,活儿做得不好, 罚规大抵是殴打、罚工钱和“停生意”三种。那么,从包身工所有者??带工老板的立场来看,后面的两种当然是很不利的了。罚工钱就是减少他们的利润,停生意 非特不能赚钱,还要贴补二粥一饭,于是带工头不假思索地爱上了殴打这办法了。每逢端节重阳年头年尾,带工头总要送礼给“拿摩温”们。那时候他们就会拍马地 说:“总得请你帮忙,照应照应。我们的小姑娘有什么事情,尽管打,打死不要紧,只要不是罚工钱停生意。” 打死不要紧,在这种情形之下,包身工当然是“人得而欺之”了。有一次,一个叫做小福子的 包身工整好了烂纱没有装起,就遭了“拿摩温”的殴打,恰恰运气坏,一个“东洋婆”(日本女人)走过来了,“拿摩温”为着要在主子面前显出他的威风,和对东 洋婆表示他管督的严厉,打得比平常格外着力。东洋婆望了一会,也许是她不欢喜这种不“文明”的殴打,也许是她要介绍一种更“合理”的惩戒方法,走近身来, 揪住小福子的 耳朵,将她扯到救火用的自来水龙头前面,叫她向着墙壁立着;“拿摩温”跟着过来,很懂东洋婆的意思似地,拿起一个丢在地上的皮带盘心子,不怀好意地叫她顶 在头上。补充回答: 东洋婆会心地笑了:“这个小姑娘坏得很,懒惰!”“拿摩温”学着同样生硬的调子说:“这样她就打不成磕睡了!”
这种“文明的惩罚”,有时候会叫你继续到两小时以上。两小时不做工作,赶不出一天该做的活儿,那么工资减少而被带工老板殴打,也就是分内的事了。殴打之外还有饿饭、吊起、关黑房间等等方法。
在一种特殊的优惠的保护之下,吸收着廉价劳动力的滋养在中国的日本纱厂飞跃地膨大了。单就这福临路的日本厂子讲,一九○二年日本大财阀三井系的资本收买大纯纱厂而创立第一厂的时候,锭子还不到两万,可是三十年之后,他们已经有了六个纱厂,五个布厂,二十五万个锭子,三千张布机,八千工人和一千二百万元的资本。美国的一位作家索洛曾在一本书上说过,美国铁路的每一根枕木下面,都横卧着一个爱尔兰工人的尸首。那么,我也这样联想,日本纱厂的每一个锭子上面都附托着中国奴隶的冤魂!
“一· 二八”战争之后,他们的政策又改变了,这特征就是“劳动强化”。统计的数字,表示着这四年来锭子和布机数的增加,和工人人数的减少。可是在这渐减的工人里 面,包身工的成分却在激剧地增加。举一个例,杨树浦某厂的条子车间三十二个女工里面,就有二十四个包身工。一般的比例,大致相仿。即使用最少的约数百分之 五十计算,全上海三十家日本厂的四万八千工人里面,替厂家和带工头二重服务的包身工总在二万四千人以上。
两粥一饭,十二小时工作,劳动强化,工 房和老板家庭的义务服役,猪一般的生活,泥土一般地被践踏???血肉造成的“机器”,终究和钢铁造成的不同;包身契上写明三年期间,能够做满的大概不到三 分之二。工作,工作,衰弱到不能走路还是工作,手脚像芦柴棒一般的瘦,身体像弓一般的弯,面色像死人一般的惨,咳着,喘着,淌着冷汗,还是被压迫着做工。 比如讲“芦柴棒”吧,她的身体实在太可怕了,放工的时候,厂门口的“抄身婆”(抄查女工身体的女人)也不愿意用手去接触她的身体:“让她揩点油吧?骷髅一 样,摸着她的骨头会做恶梦!”
但是带工老板是不怕做恶梦的!有人觉得她太难看了,对老板说:“比如做好事吧,放了她!”
“放她?行!还我二十块钱,两年间的伙食、房钱。”他随便地说,回转头来对她一瞪,“不还钱,可别做梦!宁愿赔棺材,要她做到死!”
“芦柴棒”现在的工钱是每天三角八分,拿去年的工钱三角二分做平均,两年来带工老板从她身上实际已经收入二百三十块钱了补充回答: 像“芦柴棒”一般的包身工,每一分钟都有死的可能,可是她们还在那儿支撑,直到被榨完残留在皮骨里的最后的一滴血汗为止。

看 着这种饲料小姑娘谋利的制度,我不禁想起孩子时候看到过的船户养墨鸭捕鱼的事了。和乌鸦很相像的那种怪样子的墨鸭,整排地停在船上,它们的脚是用绳子吊住 了的,下水捕鱼,起水的时候船户就在它的颈子上轻轻地一挤,吐了再捕,捕了再吐。墨鸭整天地捕鱼,卖鱼得钱的却是养墨鸭的船户。但是,从我们孩子的眼里看 来,船户对墨鸭并没有怎样虐待,而现在,将这种关系转移到人和人的中间,便连这一点施与的温情也已经不存在了!

在这千万被压榨的包身工中间,没有光,没有热,没有温情,没有希望……没有人道。这儿有的是二十世纪的技术、机械、体制和对这种体制忠实服役的十六世纪封建制度下的奴隶!
黑夜,静寂得像死一般的黑夜!但是,黎明的到来,毕竟是无法抗拒的。索洛警告美国人当心枕木下的尸首,我也想警告某一些人,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上的冤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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