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长训斥加拿大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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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heglobeandmail.com/news...burst-to-canadian-journalist/article30244303/
On Thursday, however, China’s foreign ministry spokeswoman Hua Chunying sought to strike a gentler tone, asking correspondents at a daily briefing to “ask yourself whether reporters are fair to China, whether you are objective and fair in your knowledge of China, whether you are accurately transmitting or describing China’s current situation to readers, whether you are telling a correct story about China.”
She suggested it would be good for “friends in the media to think about this issue,” before extending an invitation.
“We also welcome more friends in the media to live and work in China, and use their own eyes and hearts to feel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China is making.”
On Thursday, however, China’s foreign ministry spokeswoman Hua Chunying sought to strike a gentler tone, asking correspondents at a daily briefing to “ask yourself whether reporters are fair to China, whether you are objective and fair in your knowledge of China, whether you are accurately transmitting or describing China’s current situation to readers, whether you are telling a correct story abou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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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法宪：我在秦城监狱的非人生活
秦城监狱是一个让自己认识自己不是人的地方。古今中外的监狱大概都是如此。我住的是共产党的高级监狱尚且如此，更不用说一般老百姓住的监狱了。但是我想，今后是不是除了惩罚以外，也能够给犯人一点人权，一点生活的改善？是不是一味的肉体和精神的折磨，才是改造犯人的好办法呢？我不懂得司法工作，但是经过多年的牢狱的生活，我想到了这一点。本文摘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宋参谋通知我，要过年了，准备去洗一个澡。我很高兴地准备好换洗的衣服以及毛巾、肥皂等用具。上车的时候宋参谋没有去，而是指定了另一个排长和三个战士同我一起去。
一进浴室，就只见几个水管子全部都被冻住了，他们用柴烧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有烧开。我说今天不洗了，等明天再洗吧。但是看守人员不准，用木柴烧了一大堆火，叫我先烤火。又等了好久，他们才浇开了两个水龙头，让我勉勉强强地洗了一个温水澡。
洗完澡以后，他们又叫我在那里接着烤火，说是要等外面天黑了以后才能回去，怕是有人看见。我说：“你们不是白天来的吗？为什么一定要等到天黑以后才能回去呢？”他们回答：“这是上面规定的。”
等到了天黑以后，我们回到楼里，刚一进门，那位副连长就说：“今天晚上有地震，不要上楼了，就在楼下休息、吃饭，现在我们正在给你做饭。”我感觉情况不对头，但是当时身不由己，又有什么办法呢？后来才弄清楚，当时他们正在楼上搜查我的东西，所以不叫我上楼。
刚刚吃完饭，团政治处的主任就来跟我说：“今天晚上，有‘中央首长’来同你谈话，你准备一下就走，要穿上衣服，免得受冻。”我心里想，“中央首长”找我谈话，可能是要解放我们了吧？心里好一阵高兴。
一出门，只见门口停着两辆吉普车和一辆警卫车。那位政治处主任带着几个警卫人员坐在前面的一辆吉普车上，让我坐在中间的一辆吉普车。宋参谋坐在前面司机旁边，我坐在后排，两边各有一个警卫员。后面是一辆警卫车，上面大约有一个排的部队。
车一出门，就向南走，然后转向东面。我不禁问宋参谋：“‘中央首长’找我谈话应该是在城里，北京城不是在西面吗，车怎么向东开呢？”宋参谋回答说：“走环城路好走。”我不相信，又不能问。越走离北京市区越远，我又问究竟到哪里去。宋参谋说：“到一个地方去，有首长找你谈话。”我说：“你们不要再骗我了。”宋参谋的态度比较冷淡，他说：“确实有首长找你谈话，在北面的一个地方。至于是什么地方，前面政治处主任知道，我们也不清楚。”
车到了沙河大桥，天空出现了月亮，外面的道路看得比较清楚，这时我才猜到，车是在往秦城监狱走。车越走，就越接近秦城监狱，就更加证实了我的猜测：是要把我关进秦城监狱了。
大约到了半夜十二点，看到前面有一个大城堡，高大的铁门和围墙，上面电网的红灯亮着。一进大门，只见有二十多辆车，我心里想，大概把我们黄、吴、李、邱全都弄到这里来了。
这就是著名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监狱——秦城监狱。秦城监狱是解放初期由苏联人帮助设计修建的，关押的差不多都是原来共产党自己的高级干部。
下车以后，就有几个人把我带到一座大楼二层楼上靠北面的一间牢房里。在这间约十步长、三步宽的牢房里，放了一张约有二尺宽、四尺长的“床”，上面已经铺好了被褥。有一个人开口，叫我坐在床上。接着又进来几个人，其中有押解我来的宋参谋和一个副连长。这时，外面走廊上挤满了人，乱哄哄的，也听不清楚他们在说些什么。
进来的几个人里，有一个是监狱的管理员，看样子顶多是一个连级干部，这就是宋参谋告诉我说的“中央首长”了。他向我宣布说：“中央决定叫你们到秦城监狱来学习、反省和改造，要遵守这里的一切规定。”
然后他们就开始交换我的个物品，并搜查我的全身。他们先把我的手表和身上的皮带拿走，再把衬裤上的裤带剪断拿走，还把衬衣上的钮扣也剪了下来，同时将洗脸盆、牙刷、缸子、牙膏统统拿走，把烟和茶叶没收，把我箱子里的东西统统翻出来，登记一遍拿走，搞了将近一个小时。
看到他们居然把我的牙刷和牙膏拿走了，我不禁发问：“用什么刷牙？”
答：“用牙粉。”
问：“用什么缸子？”
答：“用洋瓷碗。”
问：“用什么系裤子？”
答：“给缝上两条短带子。”
问：“长裤呢？”
答：“同样用短带子。”
问：“给看报纸吗？”
答：“给《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
问：“可以看书吗？”
答：“可以借马列的书、毛主席著作和一些小说。”
问：“可以听广播吗？”
答：“我们这里没有这个规定，以后可以装一个有线广播，但现在没有。”
没等我再问，这个管理员就说：“不用问了，以后的一切，由我们负责安排，给你什么就有什么，不给就是没有，问也没有用。你要老老实实地服从监狱的管理和规定。”
他们搜查了我以后，就叫我休息，然后把两层门，一道铁门和一道木门关上就走了。我一个人在里面，头脑发涨，血压升高，手脚冰凉，恶心欲吐。没有手表，也不知道脉搏到底跳多少下。就这样，一直到天亮，我也没有闭上眼。
过去在历史书上看到的情景和戏剧、电影上看过的情景，在我的身上再现了。当然过去是满门抄斩，抄家灭九族，锒铛入狱，打入天牢。现在是进步多了，起码不是杀头。但是不论功、过、是、非，连事实缘由，都是次要的。一切服从政治需要，这才是真谛啊！
我实在想不出送我到这里的理由。毛主席、周恩来在世，恐怕是不会送我到这里来的。一切事实翻来覆去已经清查了五年，事实难道还不清楚吗？我没有参与“政变”，我没有反党反毛主席，大量的事实还不够吗？相反，正是因为我没有用头脑去分析，没有保留地执行了毛主席、林彪、周恩来和当时的中央的一切指示。在这个问题上，包括汪东兴在内的当时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所作所为，并不会比我少，他们的心里应该是有数的
我思前想后，能送我到这个地方来的，当然主要是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了，当时只有他们三个人是说了算的。华国锋不熟悉我们，叶剑英虽然熟悉，但“文革”中有一段时间“靠边站”了，有些情况不了解，我也不怨他。但是汪东兴，我们共事多年，无话不谈。当时，我们十分支持你的工作，很多事情是你鼓励我们做的，在庐山上共患难。我们的情况你不了解吗？到了这个时候，“四人帮”倒台了，却竟然把我们送进大牢，是出于什么需要？是要把我们当作替罪羊吗？凭良心自问，你内心里不受到自责吗？
我从十五岁起参加革命，跟着共产党、毛泽东，几十年的枪林弹雨，拼命工作，什么样的危险都遇到过，什么样的后果都想到过，也随时准备为党的事业而献身。但是唯独没有想过，要为党的事业这样“献身”，要坐共产党自己的大牢。要做一个全党共株之、全国共讨之的大坏蛋，忍受一切屈辱，受到这样的折磨。
我只有把这一切和满门抄斩和灭九族来比较，这还算是比较幸运的。这一切不怨天、不怨地，只是自己的运气不好。我想到了谭震林的“三个不该”，至于是不是“不该参加革命、不该跟毛主席、不该活到六十岁，”我并不一定同意。因为不参加革命、不跟毛主席我也是死路一条。但是思考再三，有一个不该，就是不该到中央工作。可怨谁呢？
第二天，就是一九七七年的元旦了，这是我一生中最感屈辱的一个新年。早上，他们给我拿来了两个馒头和两片咸菜，我一口也没有吃。整天我都拒绝吃饭，心想你们既然要置我于死地，我就死了算了！
他们派医生给我量血压、做心电图，但是什么也不告诉我。我要求给我吃一点安眠药，医生也不给，最后给我打了一针。但是我仍然不能入睡。后来，他们又给我输入了一瓶液，到了晚上，我睡着了。就这样，我一直不吃不喝地睡了两天。到一月三日，他们才有一点着急了。他们拿来一碗牛奶，硬是灌我喝了下去，又给我打了一针葡萄糖。我才从迷糊中醒了过来。
到了上午十一点钟起床以后，就有一点想吃饭了，情绪也稳定了一些，想到我还是要活下去。所以中午饭打来的时候，一碗米饭、一碗白菜，我都吃了。到了晚上打来两个馒头、半碗萝卜，我也吃了。吃完就睡，但是还是睡不着。我要求医生给我吃安眠药，医生给了我一粒速可眠，看着我吃了下去他才走开，但是仍然睡不着。我又要求医生给我打一针，叫我再睡一天。经过大约两小时的周折，医生于当晚十二点来给我打了一针，之后我才睡着了。
一月四日，我醒得比较早，但是仍然让我睡到七点开饭时才叫我起来。管理员告诉我，以后我每天在走廊上活动，等天转暖了，可以到室外活动。以后我牢房外面的铁门不关了，只关里面的木门。
以后，除了每天三顿饭和他们有事打开牢门以外，其它时间牢门是一直关着的。我蹲在这一米宽的牢狱里，什么也看不见。这里的条件比卫戍区差远了，但是为了活下去，为了有朝一日能澄清自己的问题，我决心什么样的苦也要吃下去。脑子里什么也不想了，只要搞好身体。为此我在牢房里，不断地活动身体，早起早睡，每天在牢房里甩手锻炼，饭后就在房间里走一千步。“放风”时，我就在走廊上来回走一个小时。吃饭时，不管什么样的饭菜，只要能维持生命，我就把它吃下去。
到了秦城，我们就都没有了名字，只有号码。我的号码是“七六〇二”，大概是一九七六年进来的第二号。我想“七六〇一”大概就是黄永胜了。但是在秦城监狱关了五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无论是在监狱里，还是在“放风”的时候，我一直都没有见到任何其他的“囚犯”。这里好像是一个只有看守和我的世界，与世界上的一切都隔绝了。这所监狱里究竟关押了多少人，我不知道，但是好像不少的人都进过这里。监狱设计的如此巧妙，竟然谁也见不到谁，真是一个杰作。
这样，我的思想慢慢地安定了下来，想到自己所受到冤屈和不公平的待遇，我决心不管处在什么样的境况中，都一定要顽强地生活下去。
收音机被没收，广播是听不成了，学习英语也就半途而废。书也全被没收了，一本也不给看。为了消磨时间，也为了保持自己的正常思维，我把每天仅有的一份《人民日报》都一字不漏地全部看完。后来，他们又发给我一套简装的《毛泽东选集》，我又反复地学了几遍。
在牢记房里，钢笔、毛笔、铅笔什么都没有，写字也写不成了。有一天我用筷子蘸水在水泥地上写字，卫兵看见了马上就予以制止，还要看我写的是什么。当他看到我写的是“毛主席语录”时，就告诉我，不准在地上写字，更不准在墙上写。
牢房里没有桌子和凳子，墙上也没有钉子，我的衣服和碗筷都放在地下，就有许多小虫子往里面爬。吃饭的时候，再洗一下。监狱里给一个塑料水壶，每次送饭的时候给我打一次开水。还给一个小盆子，把洗脸毛巾、牙刷和牙粉放在盆子里。洗衣服也用这个盆子，但衣服不能拿出去晒，就晾在铁门上，让它阴干。牢房里有一个碗大的水池，上面有一个水龙头，洗漱就在这里。另外大小便也都在牢房里。
一九七七年三月，第一次允许我到楼下的院子里活动。他们在一棵大树下面，划了一个五尺见方的圈子，叫我在圈子里走了一个小时。我在散步的时候，看到院子里有许多土坑，上面盖了一些草垫子，坑里有一张张的木板床。我猜可能是唐山地震的时候，给“犯人”们住过的。
经过大楼出门的时候，我看见有一排高大的围墙，上面没有顶棚，外面有铁门，都上了锁。我当时想，可能是“犯人”们洗澡的地方。但后来他们叫我也到这里，我才知道，这是“放风”的地方。这样，“放风”的时候，谁也见不到别人。这样的“房子”每间大约五平方米左右，墙高约七、八米，墙厚七十到八十厘米，里面长满了草。每一排大约有十五到二十间。另外，围墙的上面修成了一条走廊，互相可以通。上面有两个哨兵看守着“犯人”，还有一个流动的带哨的人。
每次“放风”的时候，一个管理员押解一个“犯人”，关进一间“放风室”里把门锁上，他们就走了。等到“收风”的时候，再来将门打开，叫人回去。“犯人”每人带一个小马扎，如果不愿意走动，就可以坐下休息。
秦城监狱是一个让自己认识自己不是人的地方。古今中外的监狱大概都是如此。我住的是共产党的高级监狱尚且如此，更不用说一般老百姓住的监狱了。但是我想，今后是不是除了惩罚以外，也能够给犯人一点人权，一点生活的改善？是不是一味的肉体和精神的折磨，才是改造犯人的好办法呢？我不懂得司法工作，但是经过多年的牢狱的生活，我想到了这一点。本文摘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宋参谋通知我，要过年了，准备去洗一个澡。我很高兴地准备好换洗的衣服以及毛巾、肥皂等用具。上车的时候宋参谋没有去，而是指定了另一个排长和三个战士同我一起去。
一进浴室，就只见几个水管子全部都被冻住了，他们用柴烧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有烧开。我说今天不洗了，等明天再洗吧。但是看守人员不准，用木柴烧了一大堆火，叫我先烤火。又等了好久，他们才浇开了两个水龙头，让我勉勉强强地洗了一个温水澡。
洗完澡以后，他们又叫我在那里接着烤火，说是要等外面天黑了以后才能回去，怕是有人看见。我说：“你们不是白天来的吗？为什么一定要等到天黑以后才能回去呢？”他们回答：“这是上面规定的。”
等到了天黑以后，我们回到楼里，刚一进门，那位副连长就说：“今天晚上有地震，不要上楼了，就在楼下休息、吃饭，现在我们正在给你做饭。”我感觉情况不对头，但是当时身不由己，又有什么办法呢？后来才弄清楚，当时他们正在楼上搜查我的东西，所以不叫我上楼。
刚刚吃完饭，团政治处的主任就来跟我说：“今天晚上，有‘中央首长’来同你谈话，你准备一下就走，要穿上衣服，免得受冻。”我心里想，“中央首长”找我谈话，可能是要解放我们了吧？心里好一阵高兴。
一出门，只见门口停着两辆吉普车和一辆警卫车。那位政治处主任带着几个警卫人员坐在前面的一辆吉普车上，让我坐在中间的一辆吉普车。宋参谋坐在前面司机旁边，我坐在后排，两边各有一个警卫员。后面是一辆警卫车，上面大约有一个排的部队。
车一出门，就向南走，然后转向东面。我不禁问宋参谋：“‘中央首长’找我谈话应该是在城里，北京城不是在西面吗，车怎么向东开呢？”宋参谋回答说：“走环城路好走。”我不相信，又不能问。越走离北京市区越远，我又问究竟到哪里去。宋参谋说：“到一个地方去，有首长找你谈话。”我说：“你们不要再骗我了。”宋参谋的态度比较冷淡，他说：“确实有首长找你谈话，在北面的一个地方。至于是什么地方，前面政治处主任知道，我们也不清楚。”
车到了沙河大桥，天空出现了月亮，外面的道路看得比较清楚，这时我才猜到，车是在往秦城监狱走。车越走，就越接近秦城监狱，就更加证实了我的猜测：是要把我关进秦城监狱了。
大约到了半夜十二点，看到前面有一个大城堡，高大的铁门和围墙，上面电网的红灯亮着。一进大门，只见有二十多辆车，我心里想，大概把我们黄、吴、李、邱全都弄到这里来了。
这就是著名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监狱——秦城监狱。秦城监狱是解放初期由苏联人帮助设计修建的，关押的差不多都是原来共产党自己的高级干部。
下车以后，就有几个人把我带到一座大楼二层楼上靠北面的一间牢房里。在这间约十步长、三步宽的牢房里，放了一张约有二尺宽、四尺长的“床”，上面已经铺好了被褥。有一个人开口，叫我坐在床上。接着又进来几个人，其中有押解我来的宋参谋和一个副连长。这时，外面走廊上挤满了人，乱哄哄的，也听不清楚他们在说些什么。
进来的几个人里，有一个是监狱的管理员，看样子顶多是一个连级干部，这就是宋参谋告诉我说的“中央首长”了。他向我宣布说：“中央决定叫你们到秦城监狱来学习、反省和改造，要遵守这里的一切规定。”
然后他们就开始交换我的个物品，并搜查我的全身。他们先把我的手表和身上的皮带拿走，再把衬裤上的裤带剪断拿走，还把衬衣上的钮扣也剪了下来，同时将洗脸盆、牙刷、缸子、牙膏统统拿走，把烟和茶叶没收，把我箱子里的东西统统翻出来，登记一遍拿走，搞了将近一个小时。
看到他们居然把我的牙刷和牙膏拿走了，我不禁发问：“用什么刷牙？”
答：“用牙粉。”
问：“用什么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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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用什么系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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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可以借马列的书、毛主席著作和一些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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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们这里没有这个规定，以后可以装一个有线广播，但现在没有。”
没等我再问，这个管理员就说：“不用问了，以后的一切，由我们负责安排，给你什么就有什么，不给就是没有，问也没有用。你要老老实实地服从监狱的管理和规定。”
他们搜查了我以后，就叫我休息，然后把两层门，一道铁门和一道木门关上就走了。我一个人在里面，头脑发涨，血压升高，手脚冰凉，恶心欲吐。没有手表，也不知道脉搏到底跳多少下。就这样，一直到天亮，我也没有闭上眼。
过去在历史书上看到的情景和戏剧、电影上看过的情景，在我的身上再现了。当然过去是满门抄斩，抄家灭九族，锒铛入狱，打入天牢。现在是进步多了，起码不是杀头。但是不论功、过、是、非，连事实缘由，都是次要的。一切服从政治需要，这才是真谛啊！
我实在想不出送我到这里的理由。毛主席、周恩来在世，恐怕是不会送我到这里来的。一切事实翻来覆去已经清查了五年，事实难道还不清楚吗？我没有参与“政变”，我没有反党反毛主席，大量的事实还不够吗？相反，正是因为我没有用头脑去分析，没有保留地执行了毛主席、林彪、周恩来和当时的中央的一切指示。在这个问题上，包括汪东兴在内的当时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所作所为，并不会比我少，他们的心里应该是有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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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十五岁起参加革命，跟着共产党、毛泽东，几十年的枪林弹雨，拼命工作，什么样的危险都遇到过，什么样的后果都想到过，也随时准备为党的事业而献身。但是唯独没有想过，要为党的事业这样“献身”，要坐共产党自己的大牢。要做一个全党共株之、全国共讨之的大坏蛋，忍受一切屈辱，受到这样的折磨。
我只有把这一切和满门抄斩和灭九族来比较，这还算是比较幸运的。这一切不怨天、不怨地，只是自己的运气不好。我想到了谭震林的“三个不该”，至于是不是“不该参加革命、不该跟毛主席、不该活到六十岁，”我并不一定同意。因为不参加革命、不跟毛主席我也是死路一条。但是思考再三，有一个不该，就是不该到中央工作。可怨谁呢？
第二天，就是一九七七年的元旦了，这是我一生中最感屈辱的一个新年。早上，他们给我拿来了两个馒头和两片咸菜，我一口也没有吃。整天我都拒绝吃饭，心想你们既然要置我于死地，我就死了算了！
他们派医生给我量血压、做心电图，但是什么也不告诉我。我要求给我吃一点安眠药，医生也不给，最后给我打了一针。但是我仍然不能入睡。后来，他们又给我输入了一瓶液，到了晚上，我睡着了。就这样，我一直不吃不喝地睡了两天。到一月三日，他们才有一点着急了。他们拿来一碗牛奶，硬是灌我喝了下去，又给我打了一针葡萄糖。我才从迷糊中醒了过来。
到了上午十一点钟起床以后，就有一点想吃饭了，情绪也稳定了一些，想到我还是要活下去。所以中午饭打来的时候，一碗米饭、一碗白菜，我都吃了。到了晚上打来两个馒头、半碗萝卜，我也吃了。吃完就睡，但是还是睡不着。我要求医生给我吃安眠药，医生给了我一粒速可眠，看着我吃了下去他才走开，但是仍然睡不着。我又要求医生给我打一针，叫我再睡一天。经过大约两小时的周折，医生于当晚十二点来给我打了一针，之后我才睡着了。
一月四日，我醒得比较早，但是仍然让我睡到七点开饭时才叫我起来。管理员告诉我，以后我每天在走廊上活动，等天转暖了，可以到室外活动。以后我牢房外面的铁门不关了，只关里面的木门。
以后，除了每天三顿饭和他们有事打开牢门以外，其它时间牢门是一直关着的。我蹲在这一米宽的牢狱里，什么也看不见。这里的条件比卫戍区差远了，但是为了活下去，为了有朝一日能澄清自己的问题，我决心什么样的苦也要吃下去。脑子里什么也不想了，只要搞好身体。为此我在牢房里，不断地活动身体，早起早睡，每天在牢房里甩手锻炼，饭后就在房间里走一千步。“放风”时，我就在走廊上来回走一个小时。吃饭时，不管什么样的饭菜，只要能维持生命，我就把它吃下去。
到了秦城，我们就都没有了名字，只有号码。我的号码是“七六〇二”，大概是一九七六年进来的第二号。我想“七六〇一”大概就是黄永胜了。但是在秦城监狱关了五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无论是在监狱里，还是在“放风”的时候，我一直都没有见到任何其他的“囚犯”。这里好像是一个只有看守和我的世界，与世界上的一切都隔绝了。这所监狱里究竟关押了多少人，我不知道，但是好像不少的人都进过这里。监狱设计的如此巧妙，竟然谁也见不到谁，真是一个杰作。
这样，我的思想慢慢地安定了下来，想到自己所受到冤屈和不公平的待遇，我决心不管处在什么样的境况中，都一定要顽强地生活下去。
收音机被没收，广播是听不成了，学习英语也就半途而废。书也全被没收了，一本也不给看。为了消磨时间，也为了保持自己的正常思维，我把每天仅有的一份《人民日报》都一字不漏地全部看完。后来，他们又发给我一套简装的《毛泽东选集》，我又反复地学了几遍。
在牢记房里，钢笔、毛笔、铅笔什么都没有，写字也写不成了。有一天我用筷子蘸水在水泥地上写字，卫兵看见了马上就予以制止，还要看我写的是什么。当他看到我写的是“毛主席语录”时，就告诉我，不准在地上写字，更不准在墙上写。
牢房里没有桌子和凳子，墙上也没有钉子，我的衣服和碗筷都放在地下，就有许多小虫子往里面爬。吃饭的时候，再洗一下。监狱里给一个塑料水壶，每次送饭的时候给我打一次开水。还给一个小盆子，把洗脸毛巾、牙刷和牙粉放在盆子里。洗衣服也用这个盆子，但衣服不能拿出去晒，就晾在铁门上，让它阴干。牢房里有一个碗大的水池，上面有一个水龙头，洗漱就在这里。另外大小便也都在牢房里。
一九七七年三月，第一次允许我到楼下的院子里活动。他们在一棵大树下面，划了一个五尺见方的圈子，叫我在圈子里走了一个小时。我在散步的时候，看到院子里有许多土坑，上面盖了一些草垫子，坑里有一张张的木板床。我猜可能是唐山地震的时候，给“犯人”们住过的。
经过大楼出门的时候，我看见有一排高大的围墙，上面没有顶棚，外面有铁门，都上了锁。我当时想，可能是“犯人”们洗澡的地方。但后来他们叫我也到这里，我才知道，这是“放风”的地方。这样，“放风”的时候，谁也见不到别人。这样的“房子”每间大约五平方米左右，墙高约七、八米，墙厚七十到八十厘米，里面长满了草。每一排大约有十五到二十间。另外，围墙的上面修成了一条走廊，互相可以通。上面有两个哨兵看守着“犯人”，还有一个流动的带哨的人。
每次“放风”的时候，一个管理员押解一个“犯人”，关进一间“放风室”里把门锁上，他们就走了。等到“收风”的时候，再来将门打开，叫人回去。“犯人”每人带一个小马扎，如果不愿意走动，就可以坐下休息。
ottawa_t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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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这个记者的问题是提给加拿大外长Stéphane Dion的，但王外长在Stéphane Dion回答后也回答了一下。记者有点儿惊讶，王外长有点儿aggressive了，也不太礼貌。而且，他的回答有点儿所答非所问。。。
视频里，记者提问时，镜头确实是对着Dion的。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6/06/03/52560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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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事实：
- 无论苏联，还是俄罗斯，其主体民族极具侵略性，对世界其他国家一直是个威胁，包括中国。所以西方国家一直视力其为敌人。中国在历史上不具侵略性，对世界，不构成威胁。所以俄罗斯和中国的国际地位，不可比较。
- 中国这些年取得的经济成绩，是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大力支持下取得的。而俄罗斯的经济，并没有的到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支持。
- 中国在1949年前，和美国关系非常好，超过现在的日美关系，美国对中国进行了全面的援助。甚至1989年64前，中国和美国都有非常紧密的军事合作和销售。
- 美国在过去的40年中，为中国培养了大批技术和管理人才。
- 国家之间的竞争甚至对抗，不能成中国政府不善待自己国民的理由。就象两个敌对的家庭，一家嘲笑对方虐待自己家的孩子，被嘲笑的一方，因为对方的嘲笑和敌对，于是回家继续虐待自己家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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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实”经不起推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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