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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看了第二集, 是蒋樾的<<幸福生活>>。 这是一部让人热泪盈眶的作品，其中的精彩段落堪与故事片媲美。由于其纪录片无可替代的真实性，所以更具震撼力。
蒋樾所拍摄的两个人物，是郑州火车站的普通职工，他们对幸福生活的理解和追求各不相同。对未来生活所要面对的困难，又是同样的无助和无奈。这部片子也是蒋樾和段锦川以“预卖”的方式拍摄完成的第一批作品之一。
“预卖”是在欧洲比较流行的一种方式：作者有了一个想法、计划，与一些广播公司接洽，如果对方感兴趣将进一步洽谈并最后立项。广播公司将把出售成片的钱预付给作者，并将拥有成片一定年限的部分版权。比如非卫星传输的、闭路的频道有一到两次的播映权，也有一种可能就是10％或者20％的利润回报。
独立纪录片作者获得拍片机会的途径基本有三种，一是自己掏腰包，一是接受别人赞助，还有就是与国内电视媒体合作。这对他们来说显然都不尽如人意。
给国内电视台做节目，令他们无奈的是各种限制。段锦川回忆1997年跟中央电视台的纪录片创作组做一个《时代写真》，从全国找了十个能力不错的导演。那一次算是打破了界限，不全是媒体从业者，既有中央台、地方台的导演，也有像他们这样的独立制作人。世纪之交的一个系列，投资也很高，创作的时候的条框比较宽松，只给了一个长度、一个选题的论证。但最后的结果是，片子按照制作计划准时完成，一到审片的时候全被枪毙了，一个都没过。“整个系列花了大概四五百万，最后还是一个东西卡在那里。”
蒋樾的《幸福生活》，前两个月在《东方时空・百姓故事》改成了5集共40分钟的《车站》播出。原来的片子被去掉了50分钟，故事的大概框架没怎么变，人物还是那样，但是性质有很大变化。“面对媒体的时候没有办法，他们毕竟要强势得多。跟媒体合作，不做纪录片可以，做纪录片挺难的，尤其社会人文类型。”
1999年夏天，包括英国BBC、法德合办的ARTE、加拿大的CBC等广播公司来人与他们一起做了一个研讨会。这些公司之前没有和中国有过这样的经验，中国导演的能力、水平、感兴趣的问题和拍片子的方式他们都不了解，而他们媒体的兴趣，中国导演也不了解。双方通过研讨会交流并确定了这个计划。现在在这个项目里的有六家广播公司：最大的是BBC，其次是ARTE，斯堪的纳维亚的四家国有广播公司――丹麦、瑞典、芬兰和挪威。这六家公司拥有成片在中国以外地区的优先播出权，最优先的是BBC，因为它占的资金比例最大。“这种方式在国际上流行了至少七八年了，但是我们知道得很晚。”
除了内容上的限制比较少，国外资金在经济上显然也比国内资金更有吸引力。国内投资基本可以看成两种模式，一是媒体如电视台投资，还有偶尔的公司行为。“媒体投入的预算都非常低，中央电视台投一个30分钟的纪录片，最高预算不会超过6万元。像这样的成本对我来说是无论如何不够的，所以如果跟他们合作就不会做现在我做的这种纪录片。事实上它造成的结果就是都是些短平快的题材，能够在很短时间内完成。如果需要长时间的积淀，想靠一次投资做就比较困难。媒体因为栏目的要求，也不鼓励花很长的时间去做一个片子。中央台有可能做纪录片的几个栏目像《纪录片》、《东方时空》、《人物》……基本上的共性就是需要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一个纪录片的全部工作。媒体过去不太追求播出的效果，追求的更可能是不计成本地花钱、花时间，拍出一个片子以后到国际上获奖，给我们换来荣誉。现在这种事可能也不这么重要了，这种力量也比较少了。”
段锦川一点也不掩饰自己对国内纪录片市场比较悲观的态度，他们的工作与电视联系紧密，特别关注它的发展状态，对中国电视媒体由体制问题带来的种种经济上的局限与掣肘，他们心知肚明。也许这样的纪录片创作者还很多，而国外电视媒体已经在中国悄悄行动了。今年“探索”和“国家地理”各自有一个计划，都希望能够在中国发现和选择一些“新锐”导演。“国家地理”与新加坡发展局合作了一个面对全亚洲的项目，选择导演和题目。项目分两部分，一是做传统类型的，能够在国家地理频道播出的节目，另外一个是不一定要求具有能够在频道播出的质量，可以说有一定实验性，但是能为将来的合作打下一定基础。“他们的投入就非常大，同等的制作量，资金投入可以说是央视的80倍以上，时间上也宽松很多。这对国内纪录片人很有吸引力。但问题在于你不是和全球竞争，你要得到这个选题这个计划，你要在全亚洲范围内竞争，这对我们的能力就是一个考验。”
在段锦川看来“国家地理”和“探索”的节目，更多的是一种技术工作，而不是创造。这并不是看低它们，而是因为国内创作者受到的专业训练比较差，“也许做作者态度较强的个人作品，有可能还能被接受或者形成一定影响，但当你按照公众标准去制造一个东西的时候，专业技能差了就要吃很大的亏。”虽然更倾向于独立意志的创作，他也不排除“国家地理”这样的机会，“如果他们来找我我也会很高兴，因为预算非常高，条件也很宽松。”
段锦川和蒋樾觉得这次“预卖”的一个收益，就是了解了国外大公司在纪录片制作中的运作方式，一个多年积累下作层面经验的、规范、程序化的东西。“它想的是帮助你克服各种困难，让你最好地发挥水准拍出好的作品。这其实也很简单，结果对它是最好的。其实这对我们来说作用不大，应该是对媒体的经营管理者是特别好的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