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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卫视9月19日消息:
文/冼岩
在网上拜读许向阳先生近作《“拉美化”的病源在于民粹主义》一文，感觉颇为失望。许先生可能因上篇《对废止收容遣送制度的换位思考──兼评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清议》一文而陷身“无物之阵”，因此太急于寻找武器和证据支持了。
拉美化如果如许先生所言是出于南美与北美文化或人的精神取向的差异，那么这种差异一直存在，拉美化现象不应迟至近期才出现，被许先生所一再例举的阿根庭也不应享有100年前的富裕繁荣。
只要真正从事实而非观念出发，就会承认拉美化的困境是由经济失败引起的。拉美经济的失败有多重原因，既有内部的主观政策失误，包括盲从新自由主义教条；更有近百年来世界经济产业结构变化、价格体系变迁，即拉美的传统支柱产业（农业和资源出口）越来越被边缘化、在价格体系上越来越处于不利等外部原因。后一原因是拉美经济衰退的首发病因；为了治病，拉美各国又在国际主流话语诱导下，急服了过量的新自由主义药方，致使病情加重、更加不可抑制。
在任何社会，任何阶层都必然试图将经济下降的损失转嫁而出，但往往只有权势集团才有能力将损失转嫁出去。因此，拉美经济衰退的损失大部分都由中下层民众承担，这是拉美民众走向“民粹主义”的根本原因。纵然拉美中下层的经济困境可能不如亚非之甚，但由于他们的处境是由上而下、有一个下降过程，因此他们更难于接受现状，他们与权富者的利益更加不可调和；这才是所谓“民粹主义”在拉美成为流行、贫富两翼各走极端、社会陷入“专制与动乱不断更替的恶性循环”的根本原因。
把文化和人之精神差异作为社会不同现象的原因，往往是牵强的。文化在大多数时候都只是结果、或只是次要原因；而人性则是同一的，南美人比之北美人，在人性和理性上 不会有多大不同。造成不同表现和反应的，主要还是不同的经历和处境。
许先生此文最大的失误，是下面这一句：“每一个就业岗位的创立，都需要配置相应的资本，资本越多，就业岗位的质量就越高。现在，一个国家的中下层收入的广大人民， 把资本和私人财富作为自己的主要敌人来加以限制和打击的话，那么，一个数量庞大的失业和赤贫阶层的出现也就不可避免了。”──话中许先生明显对中国国内现状有所喻指，但可惜颠倒了因果，并反衬出许先生对现实经济进程的隔膜和对经济学理论的误解。 至少，许先生没有分辨出处于工业化原始积累阶段的经济体（包括中国原来的计划经济）与工业化已初步完成的市场经济体（中国在上世纪末普遍出现的生产能力过剩和卖方市场形成，标帜着中国工业化已初步完成）对生产要素的不同要求。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生产能力普遍过剩、以及现代货币和金融体系的支持作用，作为生产要素之一的资本，已基本告别了“稀缺”可能，资金成为经济发展瓶颈的时代已经终结。在现代经济中，还从来没有出现过投资机会充足、而资金供给不足的情况。所谓“投资不足”，实际上并不是资金不足，而是投资意愿不足、机会不足、需求不足、消费不足；所谓“资金涌入某地，造就经济繁荣”，实际上是需求增加、投资赢利机会涌现，吸引资金涌入，带来经济繁荣。资本总是逐利而来，在此过程中，“资金涌入”只是一种结果，而非原因。经济学表述颇多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地方，容易引人误读。对上述事实的错误描述，常常会使人误以为：在现代经济中，资金占有量仍是 决定兴衰的重要因素。
正因为资金在现代不再稀缺，稀缺的只是投资机会，因此，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就在于尽可能增加投资机会、即增加对投资的需求、增加消费能力。因此，现实逻辑并非如许先生所说：“每一个就业岗位的创立，都需要配置相应的资本，资本越多，就业岗位的质量就越高。现在，一个国家的中下层收入的广大人民，把资本和私人财富作为自己的主要敌人来加以限制和打击的话，那么，一个数量庞大的失业和赤贫阶层的出现也就不可避免了”──实际上，这话应该反过来说：“每一个投资机会的出现，都需要配置相应的消费能力，消费能力越高，投资机会就越大。现在，一个国家的资本家企业家阶层，如果把劳动者作为自己可任意压榨的对象而盘剥无度的话，那么，市场和内需的萎缩、经济的萧条、投资机会的丧失、资本的缩水，也就不可避免了”。当与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相伴随的工业化初步完成之后，资本积累就已经不再是社会经济发展之急须，而主要只是个人积累财富的需要。这一结论的另一重经济学含义是：从社会分配角度而言，中国现在已经可以开始抑富济贫了。
由于宏观经济学缺乏一种严格建立在演绎逻辑体系上的现代科学理论框架，因此一直被许多人视为不科学。其实，宏观经济学不同于西方传统的分类科学，它别具一格，颇为类似于强调综合性、均衡性、整体性的东方学问，尤其是类似中医。中医讲究通过调节人体阴阳平衡来达到祛病健身效果，因此，它并不需要明白疾病的现代生理学机理，它只需要弄清疾病对人体阴阳平衡造成何种破坏，即可辩证施治；同时，它也不需要知道生理学意义上何种力量、何种手段能够克制疾病，它只需要将人体调节到阴阳平衡状态，人体内部自然就会产生出治病的物质和手段，完成治疗过程。
宏观经济学也是这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并不需要清楚经济运行细节、它可以忽略大多数经济内容；它只需要保持国民经济总供需平衡，市场就会自动综合一切，包括产生出调节手段、完成好调节过程。至于市场具体如何运作、如何克服障碍，宏观调控者并不需要了解得很清楚。因此，可以说宏观经济学是最适合于国家经济管理部门管理经济的一门学问。作为宏观管理，当然是越少涉及细节、对市场干预越少越好。宏观经济学虽然也涉及一定的经济现象和过程，但它更多只是为管理者制定政策提供一种思路、一种工具。反之，微观经济学则主旨在于描述经济现象和过程，揭示其本身的规律性； 当然，这对于社会制度的设计也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宏观经济学的缺陷是，它只能保持经济发展平衡、抑制商业周期，它本身并不能为经济加速发展提供平衡之外的动力。在宏观调控手段（例如增加财政开支、减税、降息）下的经济增长，就像人口增多所带来的经济增长一样，可视为经济的自然增长。这其中，经济发展并没有真正获得额外的动力，而不过是通过自我调适来顺利完成本就应该有的增长过程。这样的经济发展过程，在国际分工中必须严重依赖于禀赋要素的相对优势。 中国近些年的经济增长，就是严重依托于劳动力资源优势的。
在和平时期，经济增长的额外动力（可视为源头活水）除技术进步外，只能到国民收入的分配方式中去寻找，即巧妙处理投资、消费、科技投入和公共产品之间的比例关系，亦即处理好资本、工资、科研经费和国家税收之间的分配关系。撇开相对独立的科研投入 和公共产品的提供不谈，在资本收入（即利润）和劳动力工资二者之间，如前所述，在工业化已基本完成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作为一种资源和生产要素，资本已不再稀缺，其重要性正日渐下降。在生产能力普遍过剩的情况下，现代经济中真正稀缺的是投资机会，这主要取决于经济体对投资的需求，其中取决定作用的是经济体内部的消费能力 即人均购买力。因此，人均实际消费能力已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动力和源泉。
鉴于此，现阶段中国的国民收入分配应大幅向广大消费者、即工农劳动者阶层倾斜，快速提升国内人均实际消费能力，这也是西方发达国家在二战后走过的成功经验之路。
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那么多权钱交易和暴富现象，并非经济发展之必须，而是经济转轨过程中所产生的“黑洞”（权力吞噬财富）现象；随之而涌现的大批巨富和暴富阶层，其中很大部分也并非经济过程之必然。巨富阶层的过快过度膨胀，使中国社会分配严重失衡，贫富分化加速加剧。占人口大多数的工农阶层的相对贫困， 既阻截了消费力（内需）成长的机会，又阻延了中产阶级的形成，给社会发展带来诸多不利。可以说，巨富暴富群体的过快过度膨胀，既是中国社会难以负担的奢侈品，也是 中国经济难以承受的寄生毒瘤。
从这一视角出发，自然会推导出一种更趋向于平等、更趋向于大众的分配方式。但是，为什么这样的分配模式没有在今天中国出现？为什么自1970年代起，甚至还出现了离福利主义和平等主义越来越远的政策逆动？
根本原因在于国际竞争的压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是以企业为单位进行的。对于企业核算来说，劳动者工资是生产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工资越高，成本越高，企业在竞争中越处于不利。具体到中国，情形更为严峻。由于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劳动力成本优势，一旦普遍提高工资水平，中国经济竞争的比较优势即不复存在，中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将丧失竞争力。它们不但将因此丢失国外大量市场，而且也必然失去大量国内市场，中国经济将面临全面萎缩的危险。
西方发达国家工人工资的提高，是建立在国际价格体系中技术等比重含量提高的基础上的，这反过来又促进了发达国家国内消费能力（内需）的增长。对此，许多后发展国家的学者（如中国的新左派）往往将其描述为发达国家垄断价格的阴谋，似乎这纯粹是一 种人为的结果。其实，这主要还是由市场经济规律本身决定的，即由高技术被发达国家 垄断从而稀缺，而后发展国家却无法实现对劳动力、对资源的垄断所造成的。客观上，这种交换性合作有利于交易各方、不合作则不利于彼此。不过，发达国家在交易中获利更多。
发达国家在这种交易体系中得利更多的不平等属性是不能抹杀的。发达国家以经济自由为名，促成了产品、自然资源和资金的自由流动，但它们却为劳动力和技术的自由流动设置种种障碍。这完全是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肆意解说和设定规则的典型既得利益者行为。
怎么办？面对扩大内需、实现收入相对均衡的诱惑和工资上涨所必然带来的竞争力下降的危险，中国应如何抉择？作出新的选择是艰难的，并很可能从此一败涂地、前功尽弃；维持现状则相对容易，但这条路也有其极限，不可能一直走下去，必须未雨绸缪。尤其是对后一种选择的负面性，应保持充分警惕和充足的调节手段。可以肯定的是，不管中国作何选择，都没有“中下层收入的广大人民”对“资本和私人财富”应该表示更多敬意的道理。不管怎样，从社会再分配角度而言，中国抑富济贫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文/冼岩
在网上拜读许向阳先生近作《“拉美化”的病源在于民粹主义》一文，感觉颇为失望。许先生可能因上篇《对废止收容遣送制度的换位思考──兼评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清议》一文而陷身“无物之阵”，因此太急于寻找武器和证据支持了。
拉美化如果如许先生所言是出于南美与北美文化或人的精神取向的差异，那么这种差异一直存在，拉美化现象不应迟至近期才出现，被许先生所一再例举的阿根庭也不应享有100年前的富裕繁荣。
只要真正从事实而非观念出发，就会承认拉美化的困境是由经济失败引起的。拉美经济的失败有多重原因，既有内部的主观政策失误，包括盲从新自由主义教条；更有近百年来世界经济产业结构变化、价格体系变迁，即拉美的传统支柱产业（农业和资源出口）越来越被边缘化、在价格体系上越来越处于不利等外部原因。后一原因是拉美经济衰退的首发病因；为了治病，拉美各国又在国际主流话语诱导下，急服了过量的新自由主义药方，致使病情加重、更加不可抑制。
在任何社会，任何阶层都必然试图将经济下降的损失转嫁而出，但往往只有权势集团才有能力将损失转嫁出去。因此，拉美经济衰退的损失大部分都由中下层民众承担，这是拉美民众走向“民粹主义”的根本原因。纵然拉美中下层的经济困境可能不如亚非之甚，但由于他们的处境是由上而下、有一个下降过程，因此他们更难于接受现状，他们与权富者的利益更加不可调和；这才是所谓“民粹主义”在拉美成为流行、贫富两翼各走极端、社会陷入“专制与动乱不断更替的恶性循环”的根本原因。
把文化和人之精神差异作为社会不同现象的原因，往往是牵强的。文化在大多数时候都只是结果、或只是次要原因；而人性则是同一的，南美人比之北美人，在人性和理性上 不会有多大不同。造成不同表现和反应的，主要还是不同的经历和处境。
许先生此文最大的失误，是下面这一句：“每一个就业岗位的创立，都需要配置相应的资本，资本越多，就业岗位的质量就越高。现在，一个国家的中下层收入的广大人民， 把资本和私人财富作为自己的主要敌人来加以限制和打击的话，那么，一个数量庞大的失业和赤贫阶层的出现也就不可避免了。”──话中许先生明显对中国国内现状有所喻指，但可惜颠倒了因果，并反衬出许先生对现实经济进程的隔膜和对经济学理论的误解。 至少，许先生没有分辨出处于工业化原始积累阶段的经济体（包括中国原来的计划经济）与工业化已初步完成的市场经济体（中国在上世纪末普遍出现的生产能力过剩和卖方市场形成，标帜着中国工业化已初步完成）对生产要素的不同要求。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生产能力普遍过剩、以及现代货币和金融体系的支持作用，作为生产要素之一的资本，已基本告别了“稀缺”可能，资金成为经济发展瓶颈的时代已经终结。在现代经济中，还从来没有出现过投资机会充足、而资金供给不足的情况。所谓“投资不足”，实际上并不是资金不足，而是投资意愿不足、机会不足、需求不足、消费不足；所谓“资金涌入某地，造就经济繁荣”，实际上是需求增加、投资赢利机会涌现，吸引资金涌入，带来经济繁荣。资本总是逐利而来，在此过程中，“资金涌入”只是一种结果，而非原因。经济学表述颇多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地方，容易引人误读。对上述事实的错误描述，常常会使人误以为：在现代经济中，资金占有量仍是 决定兴衰的重要因素。
正因为资金在现代不再稀缺，稀缺的只是投资机会，因此，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就在于尽可能增加投资机会、即增加对投资的需求、增加消费能力。因此，现实逻辑并非如许先生所说：“每一个就业岗位的创立，都需要配置相应的资本，资本越多，就业岗位的质量就越高。现在，一个国家的中下层收入的广大人民，把资本和私人财富作为自己的主要敌人来加以限制和打击的话，那么，一个数量庞大的失业和赤贫阶层的出现也就不可避免了”──实际上，这话应该反过来说：“每一个投资机会的出现，都需要配置相应的消费能力，消费能力越高，投资机会就越大。现在，一个国家的资本家企业家阶层，如果把劳动者作为自己可任意压榨的对象而盘剥无度的话，那么，市场和内需的萎缩、经济的萧条、投资机会的丧失、资本的缩水，也就不可避免了”。当与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相伴随的工业化初步完成之后，资本积累就已经不再是社会经济发展之急须，而主要只是个人积累财富的需要。这一结论的另一重经济学含义是：从社会分配角度而言，中国现在已经可以开始抑富济贫了。
由于宏观经济学缺乏一种严格建立在演绎逻辑体系上的现代科学理论框架，因此一直被许多人视为不科学。其实，宏观经济学不同于西方传统的分类科学，它别具一格，颇为类似于强调综合性、均衡性、整体性的东方学问，尤其是类似中医。中医讲究通过调节人体阴阳平衡来达到祛病健身效果，因此，它并不需要明白疾病的现代生理学机理，它只需要弄清疾病对人体阴阳平衡造成何种破坏，即可辩证施治；同时，它也不需要知道生理学意义上何种力量、何种手段能够克制疾病，它只需要将人体调节到阴阳平衡状态，人体内部自然就会产生出治病的物质和手段，完成治疗过程。
宏观经济学也是这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并不需要清楚经济运行细节、它可以忽略大多数经济内容；它只需要保持国民经济总供需平衡，市场就会自动综合一切，包括产生出调节手段、完成好调节过程。至于市场具体如何运作、如何克服障碍，宏观调控者并不需要了解得很清楚。因此，可以说宏观经济学是最适合于国家经济管理部门管理经济的一门学问。作为宏观管理，当然是越少涉及细节、对市场干预越少越好。宏观经济学虽然也涉及一定的经济现象和过程，但它更多只是为管理者制定政策提供一种思路、一种工具。反之，微观经济学则主旨在于描述经济现象和过程，揭示其本身的规律性； 当然，这对于社会制度的设计也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宏观经济学的缺陷是，它只能保持经济发展平衡、抑制商业周期，它本身并不能为经济加速发展提供平衡之外的动力。在宏观调控手段（例如增加财政开支、减税、降息）下的经济增长，就像人口增多所带来的经济增长一样，可视为经济的自然增长。这其中，经济发展并没有真正获得额外的动力，而不过是通过自我调适来顺利完成本就应该有的增长过程。这样的经济发展过程，在国际分工中必须严重依赖于禀赋要素的相对优势。 中国近些年的经济增长，就是严重依托于劳动力资源优势的。
在和平时期，经济增长的额外动力（可视为源头活水）除技术进步外，只能到国民收入的分配方式中去寻找，即巧妙处理投资、消费、科技投入和公共产品之间的比例关系，亦即处理好资本、工资、科研经费和国家税收之间的分配关系。撇开相对独立的科研投入 和公共产品的提供不谈，在资本收入（即利润）和劳动力工资二者之间，如前所述，在工业化已基本完成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作为一种资源和生产要素，资本已不再稀缺，其重要性正日渐下降。在生产能力普遍过剩的情况下，现代经济中真正稀缺的是投资机会，这主要取决于经济体对投资的需求，其中取决定作用的是经济体内部的消费能力 即人均购买力。因此，人均实际消费能力已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动力和源泉。
鉴于此，现阶段中国的国民收入分配应大幅向广大消费者、即工农劳动者阶层倾斜，快速提升国内人均实际消费能力，这也是西方发达国家在二战后走过的成功经验之路。
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那么多权钱交易和暴富现象，并非经济发展之必须，而是经济转轨过程中所产生的“黑洞”（权力吞噬财富）现象；随之而涌现的大批巨富和暴富阶层，其中很大部分也并非经济过程之必然。巨富阶层的过快过度膨胀，使中国社会分配严重失衡，贫富分化加速加剧。占人口大多数的工农阶层的相对贫困， 既阻截了消费力（内需）成长的机会，又阻延了中产阶级的形成，给社会发展带来诸多不利。可以说，巨富暴富群体的过快过度膨胀，既是中国社会难以负担的奢侈品，也是 中国经济难以承受的寄生毒瘤。
从这一视角出发，自然会推导出一种更趋向于平等、更趋向于大众的分配方式。但是，为什么这样的分配模式没有在今天中国出现？为什么自1970年代起，甚至还出现了离福利主义和平等主义越来越远的政策逆动？
根本原因在于国际竞争的压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是以企业为单位进行的。对于企业核算来说，劳动者工资是生产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工资越高，成本越高，企业在竞争中越处于不利。具体到中国，情形更为严峻。由于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劳动力成本优势，一旦普遍提高工资水平，中国经济竞争的比较优势即不复存在，中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将丧失竞争力。它们不但将因此丢失国外大量市场，而且也必然失去大量国内市场，中国经济将面临全面萎缩的危险。
西方发达国家工人工资的提高，是建立在国际价格体系中技术等比重含量提高的基础上的，这反过来又促进了发达国家国内消费能力（内需）的增长。对此，许多后发展国家的学者（如中国的新左派）往往将其描述为发达国家垄断价格的阴谋，似乎这纯粹是一 种人为的结果。其实，这主要还是由市场经济规律本身决定的，即由高技术被发达国家 垄断从而稀缺，而后发展国家却无法实现对劳动力、对资源的垄断所造成的。客观上，这种交换性合作有利于交易各方、不合作则不利于彼此。不过，发达国家在交易中获利更多。
发达国家在这种交易体系中得利更多的不平等属性是不能抹杀的。发达国家以经济自由为名，促成了产品、自然资源和资金的自由流动，但它们却为劳动力和技术的自由流动设置种种障碍。这完全是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肆意解说和设定规则的典型既得利益者行为。
怎么办？面对扩大内需、实现收入相对均衡的诱惑和工资上涨所必然带来的竞争力下降的危险，中国应如何抉择？作出新的选择是艰难的，并很可能从此一败涂地、前功尽弃；维持现状则相对容易，但这条路也有其极限，不可能一直走下去，必须未雨绸缪。尤其是对后一种选择的负面性，应保持充分警惕和充足的调节手段。可以肯定的是，不管中国作何选择，都没有“中下层收入的广大人民”对“资本和私人财富”应该表示更多敬意的道理。不管怎样，从社会再分配角度而言，中国抑富济贫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