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不容诋毁
人格，尊严，平等，公正永远都是需要的
我是一个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看到一些人在讨论文化大革命，忍不住也想说几句。
稍知一点中国近代史的人都很明白，解放前的中国是一个非常贫穷十分落后任人宰割的国家，又经历了无休止的战争破坏，蒋介石又将仅有的一点财富带去了台湾，共产党接手的是一个破败不堪的烂摊子。新中国建立伊始，又面临着蒋介石在全国范围内遣留下来的大批政治特务和武装土匪，新政权不得不分出大批人力物力去清匪反霸；帝国主义虎视耽耽，下决心要把新中国消灭于摇篮之中，在极度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还不得不投入大批人力物力于抗美援朝战争之中。在这样一种非常贫穷落后又面临险境的条件下，新中国没有倒下，反而发展起来了，人民的温饱问题得到了改善，有了自己的科学技术，有了自己的工业，有了海军和空军。
日子刚刚好过一点，又遇上连续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国际上的反华大合唱，美帝亡我之心不死，策动并支持西藏叛乱，苏修卡我们的脖子，蒋介石也蠢蠢欲动，试图反攻大陆。新中国再次面临严峻的考验。这几年，举国上下确实很艰难，但都挺过来了，而且仍然有所发展，特别是重工业，还有了自己的原子弹。
我们的发展速度是慢一些，但我们的基础是什么?
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是快些，它们的基础又是什么?
一个先天不足的婴儿能同年轻力壮的青年人赛跑吗?
何况，要照顾所有人即为人民大众谋利益的发展，和不考虑所有人即就如自然界适者生存的发展，无须任何论证，显然后者比前者发展速度快，这就是好人致富慢坏人致富快的极简单道理（好人是在不损害国家利益和他人利益以及不破坏自然资源不破坏环境的前提下发展自己；而坏人只要能赚钱，什么都可以不顾，哪怕是淫、赌、贩毒, 掠夺破坏性开采资源、乃至出卖资源、出卖主权，也再所不惜。好人想着千秋万代，坏人只图眼前自己有成绩而不管后代）。那时的根本宗旨是为人民大众的，既要照顾所有人（而且特别注意扶持弱者），又要顾及千秋大业，为了保护资源不遭破坏，为了节约能源，其开发利用的速率肯定要低一些。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某地有一金矿条带，开掘之初含金量较低，开掘1000米之后方为富矿。如果要考虑长远利益，先前1000米也应利用起来，一步一步地开掘；如果不考虑长远利益，则可大刀阔斧地炸掉先前的1000米，直接进入富矿带。这两种开采方式谁快谁慢?
谁又正确呢?
又如：有两个厂长，各自都有一片建厂的土地。厂长甲将土地卖给外国人建厂，他立刻得到一大笔钱，用这笔钱去捣腾紧俏商品，很快就获得了很大的利润。但这片土地已属于外国人，外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利用中国廉价的资源和廉价劳动力，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厂长乙得到这片土地之后，贷款建厂，并花钱培养自己的人才，花钱引进技术而不进口成品，决心要用自己的人研制生产产品。他不但没有立即获利，反而负债累累。这两个厂长谁发展快?
谁又正确呢?
由此可知，我们国家那时的发展速度是慢一些，但这种慢速发展是稳步的, 有后劲的。而且，一旦发展到一定程度，基础好了，科技进步了, 生产力提高了，摆脱了国际国内的各种困境，其发展速度就会大大提高。也就是说，我们国家那时的发展是一种加速运动。
我国文革前的建设成就是伟大的，我们不能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建设速度去比那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建设速度, 也不能用我国现在的建设速度去比那时的建设速度----现在的基础(包括科学技术基础、生产力基础、物质基础、文化基础等等）和内部外部条件（内部已没有足以形成对抗力量的敌对势力的捣乱破坏，外部世界已无战争强加予我们）比那时不知强了多少倍！要是没有毛主席，我们现在能有这么好的基础？现在的建设，实际上是在吃毛主席的老本！而且，在那么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新政权还能破天荒地禁绝卖淫、赌博、吸毒等丑恶行为；迅速铲除土匪强盗和黑社会势力，使社会治安秩序迅速呈现太平局面；又迅速消灭了天花、性病、血吸虫病等危害极大的恶性疾病；在新政权的倡导和教育下，人民内部呈现出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懂礼貌、讲公德，以舍己为人为荣，以奉献为荣的大好局面。
这些都是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换了别人，能做得这么好吗？
毛泽东主席为何能做到? 他之所以能做到，是因为他始终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始终是为劳苦大众谋利益而毫无半点私心杂念，其人格的力量威力无比。其他人无论是谁, 只要他能达到毛泽东主席的这种境界，照样能做到。这岂能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建设速度所能比拟的。
遗憾的是, 我国这种呈加速趋势的发展未能稳定地延续下去。正当我们克服了重重困难，各项建设都已走上正轨, 正可以加速大发展的时候，党内出现了官僚主义，出现了蜕变分子（不过，比起现在腐败成风、贪官横行来说，那又算不得什么了。但一心一意为老百姓谋利益的毛主席，怎能容忍这种事！），出现了意图推翻毛主席取而代之以便他们好搞资本主义的人，他们背着毛主席拉帮结派，大搞小动作，封锁、歪曲毛主席的政令，搞乱搞坏之后将罪过全部推到毛主席身上。这就使得我们党不得不腾出手来清理这些问题，于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既然是要清理问题，当然不可避免地要伤害一些人，这些人为什么不反省一下自己的行为？做得出来就应当承担后果，怪谁呢。不过，其中可能有个别被错批的人，这么大的运动，也是难免。如果把这种错批当成日后的警钟，也没有什么不好。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也是为了我们党的江山千秋万代不变颜色，从国家和党的利益大局着想，这点委屈应当是可以承受的，有必要记恨毛主席一辈子吗。
这些年一大批贪官污吏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了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是必要的。就是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邓小平本人，在他掌权期间，由于推行他的理论他的政策，使得腐败成风，贪官横行，黑社会势力抬头，假冒伪劣商品屡禁不止，社会治安恶劣，毒、赌、淫猖獗，社会分配严重不公，工人、农民、士兵失去主人翁地位，社会道德变坏，人际关系紧张，……等等，也证明了当时毛主席批他是正确的，毛主席没有打倒他，已经是够宽容、够仁慈了。
在毛泽东时代已取得的重大经济建设成就和科学技术成就的基础上，在生产力水平已有了很大提高的基础上，在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对我们没有什么威胁和干扰的情况下，现在集中精力一心搞经济建设，速度比毛泽东时代快一些，人民生活得到了一定的改善，这能说明毛泽东时代不好？能说明文化大革命不对？何况，现在搞经济建设正是前面所说的那种不考虑所有人、放任自流的方式，这种方式的后果是，经济建设是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精神文明严重倒退，资源和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社会丑恶现象再次抬头并愈演愈烈。
在毛泽东时代，日子过得不宽裕，但却没人骂娘----因为那时除极个别阶级敌人之外，整个社会是平等、公正的，老百姓的人格和尊严是受到尊重的，人们有着非常强烈的主人翁感，心情是宽松舒畅的；现在日子过得很宽裕了，骂娘的人却多了起来----因为现在人们感到已经失去了平等、公正，失去了人格、尊严，再也感觉不到主人翁地位，心情压抑忧郁。这更进一步证明：人格，尊严，平等、公正，永远都是需要的，而且是任何物质富裕都无法替代的。
由于文化大革命涉及到各级领导，阻力太大，以致使得我们的经济建设受到了一些影响，甚至是很大的影响。这能说是毛主席的错吗！？当然不能。其罪魁祸首是党内那些叛逆分子和蜕变分子。要是没有他们的破坏活动, 就不会搞文化大革命。不搞文化大革命, 按文革前那种递增变加速发展至今，我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和成就恐怕比现在要好得多，人民生活水平也会比现在好得多，而且是共同富裕、没有人欺负人的现象！虽然那时毛主席也曾犯过一些经济建设的策略性错误，但那是在国内外对我们极其不利的情况下的一种迫不得已，比如大炼钢铁、大跃进，都是迫不得已。关键是毛主席能很快纠正错误，关键是毛主席始终是一心为人民的。因此人民完全能够原谅他的错误。
虽说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经济建设受到了一些影响（甚至是很大的影响），但经济建设并不是没有发展、没有进步。受影响的只是局部，而且是不很重要的部门。绝大多数还是正常进行的，有的部门甚至比文革前还搞得好。各个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比如卫星上天，一万二千吨水压机研制成功，南京长江大桥建成，………，等等。要是有时间，去翻一翻那时的报子，统计统计，我们会发现，那时的建设成就也是非常可喜的，决不是象某些人所说那时经济建设是停顿的甚至是倒退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和造反派批过一些当权派，但并不是批所有的当权派，而只是批走资本主义道路或跟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然，可能有错批的。那么大的运动，那么错综复杂，出现一些错误，在所难免，也是可以理解、可以原谅的。真正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就是批走资派，也是非常注重政策的，很人道的。
打、砸、抢现象是有的，但那是极个别想趁机发财的坏人和一些走资派故意派人搅局干出来的。真正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决没有搞打、砸、抢的。
后来有一些人，把文化革命说得非常吓人，说那时经济建设停顿了，倒退了；说红卫兵和造反派是洪水猛兽，搞打、砸、抢，破坏生产，整死好多革命干部；等等。这些说法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和煽动性。首先是年轻一代，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什么都不知道，一听就信。即使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也不可能事事亲历，而且有些事当时也不是很在意，现在听别人一说，觉得似是而非，听得多了，也觉得好象就是啊。
一些墙头草文人，在一些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中，把红卫兵描写成专搞打、砸、抢的洪水猛兽，把工人、农民描写成没有修养、没有知识、自私自利的小人，甚至为了一己私利而不惜整倒别人的坏人；而地主、资本家、旧社会官僚的子弟或是从监狱里出来的人，大多被描写成有修养、有道德、有知识的好人、能人，而且在运动中还冒着风险保护革命领导干部。这不明显是个阶级立场和阶级感情问题吗！----尽管现在已不再提阶级和阶级斗争了，但事实上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存在的，而且，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之前恐怕一直都会存在。不过，这也是那些“领导干部”蜕变成地主资产阶级代言人、与地主资产阶级成为一家人的不打自招。不管怎么说，我们的国家是千千万万革命先烈用头颅和鲜血换来的以工人、农民、士兵为主体的人民政权，各级领导干部理应为以工人、农民、士兵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可是，现在工人、农民、士兵却成了最低等公民！！！特别是农民。
其实，我们稍微动脑子想一想，那些对文化革命的诬蔑不实之词，就没有半点立足之地！试想，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一发就动而且势不可挡？为什么有的领导能得到人民的保护而有的领导却被群众群起而攻之？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有的领导当官做老爷，高高在上，已经脱离群众，已经蜕变堕落；有的领导搞资本主义或是想搞资本主义，已经走到人民的对立面，成了人民的敌人！！！人民的眼睛永远都是雪亮的，任何时候都不会冤枉好人，也不会放走坏人（那些被红卫兵、造反派攻击的领导----即群众攻击的领导，为什么不检讨自身而老是埋怨毛主席、埋怨文化大革命？）。当年亿万老百姓能够那么积极热忱地参加专搞打、砸、抢，专门整人的运动吗！！！红卫兵都是学生（以中学生为主体，也有不少大学生和一些小学生），造反派是以工人、农民为主体的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红卫兵是造反派中的一部分）。工人、农民、学生就真的那么坏吗！！！可能吗！！！现在的年轻人，现在的学生，你们说，如果还来一场文化大革命，你们会搞打、砸、抢，会平白无故整人吗？你们不会，那时的人更不会。因为那时的人，从小接受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境界比现在的人要高得多。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充分发动群众、充分信任群众、充分依靠群众的运动。不受人民拥护爱戴的人，谁敢发动这样的运动！！！如果运动宗旨不得人心，能有那么多人积极响应吗（那时不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人非常少。无论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场合，只要有几个人在一起，讨论的问题必然是文化大革命的事，热忱之高，旷古罕见）！！！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诋毁文化大革命，诋毁毛主席，同时也是诋毁了亿万人民群众！！！亿万人民群众对那些诋毁文化大革命、诋毁毛主席的人和事，不是视而不见，而是没处发表得了意见，现在有哪家报刊敢登载为文化大革命、为毛主席鸣不平的意见！！！即使是网上论坛，只要有赞颂毛主席、对时政稍加评论的内容，也会被删除，有的甚至根本就发不上去。但是，没说话不等于没有意见，压抑太重，郁积太久，终不是好事。
文化大革命是失败了，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毛主席太过心慈手软。但文化大革命的宗旨和精神----一心为了老百姓，一切为了老百姓，清除腐败，清除官僚主义，批判封建意识和资本主义，打倒走资派，荡涤一切不利于人民群众和红色政权的污泥浊水，净化社会，净化人的心灵----将永留世间，永留人们心间。
ink york
欢迎阳光怒射的文章，但对《忘记历史的后遗症》一文不屑一顾
ink york
我就是经常上早报时事bbs的墨水先生，我的情况诸位可以通过在那里的网友们了解，我的email是：moshui@msn.com。欢迎联系。说实话《文化大革命不容诋毁》一文是我综合了许多人的文章（当然由于这些文章在大陆网页上一上贴就会被删除，所以我很感谢早报的编辑给了我们发表真实情况的地方）而成，目的就是要还原那段被歪曲的历史。对于阳光怒射等年轻人由于在世界观性形成初期就接受了妖魔化文革的宣传影响而误解，我愿意在下文给于耐心的解答，毕竟假的历史描述总有被揭穿的一天。但是《忘记历史的后遗症》一文作者却毫无事实论述，还牵强附会的将文革和日本侵略中国划等号，甚至连自己网名都不敢留，因此对这类文章（包括以后出现的类似文章）我不会理会。
我不知道阳光怒射文中“这几天我读了几本关于中国建国以来的几本纪实性书刊”作者是怎么样的人，相信在大陆公开发行的都不可能是不顾及现在统治者的观点。我想象阳光怒射这样的年轻人也应该知道”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这句话吧，也应该知道胜利者未必就是正确者吧。不知道你们度过毛泽东的《矛盾论》没有，先读一下（还有《实践论》）就会对文革中的许多做法有更深的正确认识。当然如果你们能够读一下1972年等小平给毛泽东的信就会更加了解毛泽东的高风亮节和文化大革命最后为什么会失败。而这些（还有当时的许多数据）你们是不能够在公开的场合（包括网络、各种新闻媒体、出版物）顺利得到的。
你们认为“完全没有必要来发动一场极具破坏力的运动使已经遍体鳞伤的国家重入水深火热”。且先不说这个运动破坏的是妄图让工人象现在一样下岗，农民象现在一样上不了学，有病不敢看的道路。且不说文革时是不是真的水深火热（其实当年体力劳动的人民心情舒畅是你们年轻人现在体会不到的）。就是运动本身是毛泽东要发动就能发动的吗？如果真是完全没必要发动毛泽东能发动得了吗？猴山的绝对权威――猴王只要失去民心别说发动文革，就是自己的王位都保不住。你让邓小平发动一个有利于他自己的运动，让蒋介石发动一个试试，不但发动不起来，而且还会加速自己的灭亡，这点邓小平是智者。由此看出毛泽东能发动起来原因不是他的权利大，而是顺应民心。为什么叫“文化”大革命？因为在文革前夕中国文化界“权威”压制当时年轻人自由表达研究成果、自由表达观点情况严重，比如山东两个大学生对《红楼梦》的观点由于和俞平伯等“红学权威”们观点有点不一样，居然到处得不到发表，这种情况大量存在，而压制言论自由的“权威”都打着毛主席的旗号，让毛泽东背了大量黑锅，迫使毛泽东不得不在不同场合用不同方式亮明自己的观点，可惜没有效果，因此才会顺应民意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有些事情你们可以从中共允许公开的或者中共歪曲过的情节中去伪存真花时间分析出一些真实的情况――前提是不能先有成见。
你们说文革中“主席变成了超越国家及宪法的神”恰恰相反，查遍文革期间所有中央文件没有任何和造神有关，而且当庐山会议上陈伯达刚把毛泽东说成是天才（注意：还不是神）就被毛泽东揭露批判，并明确指出那不是科学的观点（毛泽东和你们现在的观点一样吧）。再由“万岁”可不是文革产物，文革前就有，毛泽东一直想废除，可从刘少奇到林彪到邓小平都拿他“毛主席万岁”作为巩固自己地位的工具，而人民则是发自内心的经过完全独立思考的呼喊“万岁”。说当时人们没有自己的独立思考那纯粹是后来那些受到独立思考的人民批判的当权者的伪造历史。脱离了历史环境，拿现在的环境来强求历史那才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对于大跃进、浮夸风和自然灾害，你们应该看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就会知道刘少奇等人自己将经济搞歪了（毛泽东并不主管经济）就嫁祸于毛泽东，召开七千人大会又不允许毛泽东发言，毛泽东倒是很雅量的将责任揽过去（毕竟是主管全面工作的），并开始了调整，经济有所起色后刘少奇等人又想起自己是主管经济的了，大会小会的为自己表功。你们年轻人应该知道现在的统治者都是从邓小平那里学来的习惯于不公开甚至歪曲、伪造对自己不利的实情。邓小平的老师就是这个刘少奇。
至于说那时候是贫穷的平等，那就更加不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看待问题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总体物质供应的增加并非是某个领导人或某项政策的功劳。要知道中日、中韩、大陆和台湾、港澳拉开差距是在70年代后期，也就是文革时期中国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并不比当时的日韩港澳台差，况且这是建立在当年国家财政总体盈余的基础上的，而“改革开放”20年来一年比一年财政赤字严重。当然也有赤字促进经济发展的理论，就算这个理论正确，也不是说财政最终目标是年年赤字，就是经常使用赤字刺激经济美国也不是连续20多年来一年比一年严重的赤字，我记得几年前美国还连续好几年财政盈余！再说一下贫穷的标准，你们不能拿现在的货币值来比较当时的收入，另外还有好多情况你们也许了解也许不了解。比如当时住房、医疗、教育等等支出如果按现在的标准折合成人民币的话普通工人农民的收入绝不比现在低。有人说现在家家都有什么什么，那时候都没有，那简直是对历史无知，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前期西方国家也不是家家都有电视、电话、冰箱、洗衣机、电脑等等电器的，相反文革中国家想尽办法让人民享受到。这里举电话和电视两个例子：不知道文革中期出生年轻人还记不记得当年大家拿着板凳集体看电视（当时城市每个居委会、发达农村每个大队、落后农村每个公社都有一台公共电视机，供老百姓免费看电视）。电话尽管不是每家都装，但毫不影响大家互留电话号码联系――因为当时公用传呼电话已经做到无缝覆盖，人们只要打电话到公用电话，传话阿姨（或伯伯）就会记下来电的电话号码，到你家叫你来传呼电话房回电话，4分钱一次。
再说说知识分子、右派和平等问题：
毛泽东是作为一代明主，对文人贤士以礼相邀，厚待有加。建国时，邀文化 界德高望重的名士加入政协，甚至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至于这些老学 究们对新政权的建立是否作过值得一提的贡献，是否有一谋一计之功，不谈也罢 ；他们在旧中国文艺界的声望和地位获得新政权的认可和尊重也是正常的。至于 他们在新政权的领导下能有多大作为，毛泽东等建国的领袖们未必抱太大希望。 原因很简单，他们除了认识几位中央领导人外，没证据显示他们对新政权的本质 有深入的认识，他们在古纸堆里积累的学识也难以应付国家工业化的需要。他们 同样缺少毛泽东那种对中国社会的深刻了解。
遗憾的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并没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更不会到田间、工厂 去为自己的学识注入新内容；还以为似过去的文臣谋士，靠引经据典就可以治理 一个现代国家。建国后不久，老学究们就开始为自己的不被重用和待遇太低而牢 骚满腹。毛泽东在《七律・答柳亚子先生》诗文中即表露了对类似柳亚子、梁漱 幂等老学究们的规劝和无奈。
这些老学究们所为并非偶然的，实际上表露了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所共有的一 些特点。这些特点对毛泽东发动反右、“文革”、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起了重 要的作用。
知识分子在中国是一个相当特别的群体。共产党将知识分子归类于工人阶级 实在有点勉强。中国知识分子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在他们身上聚集了这个民族文 化的精髓和糟粕；一方面，胆小怕事、追名逐利、斤斤计较、自私自利、附庸权 贵，另一方面，淡薄名利、胸怀圜宇、大公无私；高雅与庸俗一体，自不量力与 博学广闻同在，眼高手低，目空一切，脱离实际。从群体的角度看中国知识分子 ，囊括了中国人品行的整个光谱，且表现的比工人农民更强烈、更鲜明。故在中 国老百姓眼里有“文化人难打交道”和“读书人知书达理”的矛盾认识。
毛泽东作为开国明君和大知识分子，他清楚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奠定了 中国文化的基础；广开言路、从谏如流开创了大唐盛世。五十年代，在文艺界提 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即是他在新时期所作的尝试。这与他本人在文艺方面 的开明思想密不可分。他在古体诗词方面的造诣为唐宋后所罕见，但他却不提倡 年轻人作古诗，称古诗束缚人的思想。他的这种开明思想与现在学术界广泛存在 的学阀作风形成鲜明对照。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开始不久，中国知识分子的自不量力、目空一切、 追逐名利的毛病逐渐显露出来。他们在战争年代胆小怕死，只能躲在学堂里或香 港指点江山，清谈国政；“百花齐放”似乎让他们看到了“坐江山”的机会。什 么“红旗能打多久”、“外行领导内行”相继出炉，明显超越了学术争论的范畴 ，直接挑战现政权的意味甚浓。如果回忆一下“六・四”之前中国知识分子的表 演，就能想象反右前一些知识分子自不量力的形象。毛泽东作为政治家，出于维 护政权的本能而发动反右，是非常自然的反应。
中国太大，一场运动一旦开始，就很容易产生失控局面。当发现问题而紧急 煞车时，冤假错案已经铸成。反右扩大化中将不少无故的知识分子错化成右派， 是令人遗憾的。
中国知识分子无疑令毛失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 毛改造知识分子的重要尝试。中国知识文人轻视劳动，远离民众生活的恶习是颇 有历史的；毛泽东试图让他们放下高贵的腰板到生产第一线接受锻炼。今天看来 ，这种改造知识分子的方法实在有些粗糙。学外语的没必要在农村生活五年，学 物理的不必要知道如何种田。但不能因此而否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包含 的积极内容。
中国知识分子脱离实际、远离民众的毛病至今并没有完全扭转。“六・四” 前，如果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能深入基层了解一下工人农民的想法，他们就能知 道他们理想的“民主”在中国到底有多大的市场。很遗憾，如果某教授到基层去 一定是指导工作，而非学习。
人文科学方面的学者们多了解社会尤其必要，否则必将对国家祸患无穷。(如 北大厉以宁在八十年代就提出国营企业的出路在于股份制，以本人对经济学的认 识和在多种公司多年的工作经验，认为股份制可改善管理是非常可笑的。厉基本 不了解国营企业)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及毛泽东教育思想值得教育界深入的研究和借鉴 。实际上，教育部门已经注意到现今应试教育体系的巨大危害，并重新评估“文 革”期间基础教育的闪光点。作者读小学时正直“文革”后半期，学校要求学生 每周至少参加集体义务劳动一天，放学后要拣粪、割草。这些劳动并没影响基础 课的学习，却对学生的品质进行了塑造。中国某着名演员形象地称“‘文革’让 我们少学了很多没用的东西”。而今天的学生除了考试，再无其它。
如果说反右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针对知识阶层和城市青年的话，破“ 四旧”主要针对中下层人民的落后愚昧，那么“文化大革命”则是从文化上对整 个民族的一次重塑。
“文革”的起因较复杂。担心出现中国的赫鲁晓夫，“文革”前有所抬头的 干部搞特权现象令毛担心资产阶级可能在党内出现；“六・四”后重新回忆毛的 一些讲话，发现他对西方要在共产党第叁代(赫鲁晓夫即属苏共第叁代领导人)实 现“和平演变”有相当高的警惕。这些有可能在发动“文革”方面发挥了一定作 用。
作者认为毛对自己民族的落后和失望有可能是另一重要起因。在延安时，他 曾针对自己的成就戏称“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建国后，代表中华民族最 优秀群体的知识分子又令他非常失望；农民和城市底层人民的纯朴和落后令他爱 恨交加。民族觉醒和崛起，并将中华民族发展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肯定是他 最大的愿望。从他的外交政策中可看出这一点：一方面在和周边小国划定边界时 ，他从不斤斤计较，但和美国、苏联这些强大民族交往时则寸土必较，决不退让 。在他的潜意识里是否有寻找安慰的渴望？他对《叁国》和《水浒》的热爱，是 否是在寻找这个民族的应有形象：胸怀天下、英雄豪气兼肝胆忠义？
如果说建立新中国，使毛泽东得以对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进行改造 ，山河得以重整，那么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则是他对这个 民族精神及灵魂进行改造的尝试。这就是为什么打败蒋介石和发动“文革”是他 至死都感到得意的两件事。
那些认为毛是为了打击异己而发动“文革”的想法，显然是浅薄的。以他在 党、政、军中无可争辩的威望，打倒十个刘少奇也用不着发动新疆的红卫兵，更 不值得他将此列为最自豪成就之一。
如果看一下“文革”之后二十年共产党干部的腐化、人们思想的混乱、“六 ・四”对中共的严峻挑战，也许能让后人对“文革”有更全面的认识。中共某在 位的顶级领导人在苏联解体后不久的内部会议上曾表示：如果重新回头看“文革 ”，将得出(与《决议》)不同的结论。
不可否认，“文革”的发展超越了毛的预料和控制。虽然他反武斗倡文斗， 但武斗之风在大城市仍时有发生。“文革”也造就了不少冤假错案。但受害人数 却颇有争论。西方一些人称蒙冤人数为叁千五百万，也有几百万之说，以此证明 毛及其党的残暴。但据作者的了解，这些数据明显被夸大了。“文革”对广大农 村和小城市并没有造成太大冲击。以作者家乡及周边地区来说，田照种、工照作 、学照上，只是政治学习在学校为每周一次，在生产队则最多每月一次。偶尔有 两个被抓的小偷在街上游行。对地主富农的批斗大会也仅限于几个老农的控诉， 绝不允许身体伤害。家乡为百万人口的大县，很少听说谁受了冤假错案。作者后 来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求学，前后相处的几十位来自大城市的同学无一人的亲 属蒙冤，说起“文革”来反而个个眉飞色舞，情绪高昂，象刚参加完狂欢节一般 。如果按当时大小城市共有五千万个家庭的话，叁千五百万人蒙冤显然是不可能 的。中国政府公布的“六十万人蒙受冤假错案”应是接近客观事实的。
反右和“文革”中有不少知识分子受冤，对其本人或国家都是个损失。“文 革”结束后，有些人进行了疯狂的报复。但同时也有些人则坦然面对过去，没有 半句怨言；出于他们对毛泽东其人、其事、其文的认识。一位被错划为右派的老 师曾讲：毛主席作错什么事都不是为自己，看他的家庭就能知晓；他并非鼠目寸 光的领导人，看他的文章即可明了；他绝非心胸狭隘的庸俗之辈，读他的诗词即 可了然；他所犯的错误是不能用世俗的得失去评判的。曾和一中国作协的朋友谈 及毛泽东，他说：毛主席诗词中所表露的霸气、伟美和雄丽在唐宋诗词中也难见 ；其文章更如行云流水，让下层人民读之不以为深奥，让知识阶层读之不以为土 气，高雅而不洋，平凡而不俗，浅显中见深理，尽显“五・四”白话文运动之精 髓；毛虽没让他拥有彩电，但深以曾在毛泽东时代生活为荣。在这些知识分子身 上颇有“以死在英雄剑下为荣”的豪侠气概，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颇为不俗的一 面。
为了在比较中能更清楚地看毛对 中国发展所作的贡献，及其所犯错误的历史必然性。对过去过分贬毛、过高抬邓 的做法予以纠正，部分地还历史真面目。当然，邓小平是近二十年来疯狂反毛的 罪魁祸首，也是作者不得不作一比较的重要原因。
一九八零年初，学校曾组织我们高中一年级的学生看邓小平七九年访美的记 录影片。在欢迎邓的音乐会上，当一群美国小学生用中文演唱“我爱北京天安门 ，天安门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来表示对客人的尊 重和欢迎时，镜头在邓的脸上停留了五秒钟；邓僵硬的、没有半点喜色的脸给作 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也一定让美国主人感到奇怪。过于早熟的政治意识使作者强 烈地感觉到一场反毛运动将很快来临，而以邓小平为首的“文革”受害者们将在 “实事求是”的外衣下不可避免地掺入个人的意志和报复的欲望。
八一年，《决议》在邓小平的主持下获得中共中央的通过，拉开了批毛反毛 的序幕。《决议》除对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前的七年予以肯定外，毛泽东领导下 的其余二十年被全盘否定。在全党学习《决议》的过程中，各界掀起了检讨毛泽 东过错的声浪。文艺界更不甘落后，通过电视等一切手段否定建国以来的成就。 当打开国门，看到外国的发达时，更全民埋怨毛；似乎要不是毛的错误，中国就 应该如何发达，人民就应如何富有。他们无视其它和中国建国时有相近国情、而 已远比中国落后的国家(如印度)的存在；只看到发达国家的富有，而不看中国薄 弱的基础和发展环境的恶劣；“实事求是”变成了反毛的专用借口。毛的语录被 刷掉，画像被撕毁，塑像被推倒，家里的石膏像被扔进垃圾箱。让当时年青的作 者感到一丝安慰的还是在农村。农民们将毛主席画像保留，或担心犯政治错误而 象春节后送神像般烧掉，将石膏像悄悄藏起；在这些土气的乡下人身上，总算保 留了整个民族的一份良心。
在毛逝世后,知识分子从检讨毛的错误迅速上升到检讨共产党的错误、马列主 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这是必然的发展逻辑。邓慌忙推出了“四个坚持 ”，即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 人民民主专政；当然不忘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邓试图将毛泽 东和共产党、社会主义制度割裂开来的作法显然是短见和幼稚的，他似乎没有注 意到毛泽东和整个中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人民解放军已熔为一体，没有毛 的中共还是中共吗？没有毛的社会主义还是这样的社会主义吗？没有毛军事思想 的解放军还是人民子弟兵吗？随着时间的推移，邓小平、周恩来等人的得失可游 离于共产党之外而作为个体予以评价，但毛任何时候不可能和中共及社会主义制 度分离，和人民军队分离。
“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颇为滑稽的集体捞功之举。打开和毛一 齐革命的政治家如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邓小平等的文集，然后再读 毛泽东雄文四卷，能强烈感觉到他们和毛根本不在一个哪怕是接近的思维层面上 。奠定中共革命理论基础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大作完成时，其他领袖 们还没搞清楚该干什么呢；而邓当时要么在法国勤工俭学，要么在中央作个小书 记。没有上述领袖们参与革命，毛泽东身边肯定会有其他人参与并取得革命成功 ；但没有毛泽东参与，上述领袖们根本找不到革命成功的道路并名垂青史。当然 ，正如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们的助手也为科学发现做了不少工作，其他领袖们并没 有无所事事，但他们的贡献还没到有资格强调“集体智慧”的地步。“没有毛泽 东就没有新中国”是长期的、成功与失败的无数次反复实践中得出的正确结论， “集体结晶论”无疑是对此结论的歪曲。
流行海内外、将邓和毛相提并论的作法更是奇怪无比。如果说毛开辟了中国 发展的新纪元，那么邓则是在新纪元里开始了一个新阶段。毛对中国的影响将是 长期的甚至永久的，邓只可能是暂时的。邓比之于毛，如月亮比之于太阳；当邓 试图因太阳黑子而遮住太阳的光芒时，自己也失去了光亮。
目前中共一个有趣的结论是“没有邓小平就没有今日的幸福生活”，这一结 论大有值得商榷之处。“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表明了毛是新中国得以成立 的必要条件，是“无数次成败反复”证明了的；那么邓是否是今日新生活的必要 条件哪？换了别人是否就不行了呢？是否经历过“无数次成败反复”证明了的？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邓对中国的发展方向并没像毛那样制定系统的指导理论，和 其它人“摸着石头过河”是他的选择。实际上，经历毛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后 转向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主的轻工业优先战略是自然的转换，国际环境许可下 对外开放也是历史的必然，将基于计划的人本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也是大势所趋。 赵紫阳任总理时曾讲“没有‘文革’的失误就不会有现在的大彻大悟”，部分说 明了改革开放的必然趋势。没有邓，其他领导人最终都会走改革开放的道路，都 会“摸着石头过河”。林彪的五七一纪要中的内容比邓更早提出改革的思想.
当然，今日“幸福生活”的内容如果仅指物质上的，那无疑比过去“幸福” 许多；但信仰迷失、社会风气败坏、贪官污吏横行、少儿失学严重、百姓怨声载 道等，表明今日的生活并不那么“幸福”，甚至比那信仰明确、为官清廉、民风 朴实的年代更多了几分愁苦。
另外，将“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和“没有邓小平就没有今日的幸福生 活”相提并论，强烈暗示了毛泽东主要只在建国之功，而将建国后的主要发展之 功归于邓的名下，本文在“人本经济的成功尝试”、“计划生育与农民”两节里 已对此作了否定。这样并列的口号不仅有违“实事求是”精神，甚至具有歪曲历 史、抹杀二十八年中几代人无私贡献的反动性质。
《决议》的通过造成了八十年代中国人思想的空前大混乱，“六・四”事件 是十年来思想混乱的必然结果。至今还有不少人大骂“共产党当政以来没干多少 好事”，能怪他们吗？在中共自己的文件《决议》中已清楚表明了这一点。“六 ・四”后邓小平沉痛地总结道：“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失误在教育”。很遗憾， 邓至死都没有认识到祸根在哪里。国际间存在明争暗斗、利益争夺本是非常自然 的事，外国搞“和平演变”也属正常，“必自毁，而人毁之”。
“文革”表面上的混乱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中共建立起来的坚实政治基础和 社会基础，人民对执政党和其社会制度的信赖并没有改变。在华国锋时代，中国 人思想上还基本保持毛泽东时代的纯朴和坚定信仰，如果邓小平能抱更宽阔的胸 怀，更高瞻远瞩，采取温和渐进方式对建国以来所犯错误进行党的集体反思，对 建国二十八年历史指出失误的同时肯定进步和发展事实，用个案处理兼说服教育 的方式对冤假错案一次性处理，在不损害毛光辉形象的情况下在领导层面上对毛 进行保护性批评，用叁、五年时间内实现毛泽东时代的“软着陆”是完全可能的 。“文革”在毛逝世后即自动结束，高考恢复、科技大会召开，人民的思想觉悟 和劳动热情继续高昂；如能善加利用和引导，对过去采取辩证的扬弃方法论，中 国的改革开放将会更加顺利，今日中国的很多弊端也不会这样严重。
多年来，每当作者想及中共通过《决议》这种疾风暴雨方式结束毛泽东时代 ，并放任政界文艺界对毛肆意攻击和报复时，总深感惋惜。为国家失去毛泽东时 代建立起来的坚固社会和政治基础而心痛万分。头脑中总有一个挥之不去的“中 国的赫鲁晓夫”概念。这一概念随着研究的深入而越来越明晰：原来，邓小平正 是毛泽东一直担心的“中国的赫鲁晓夫”；《决议》除了“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 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这一毫无意义的二分遮羞布外，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 告”异曲同工。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开创了苏联和东欧历史上思想空前 混乱的时代，培养了导致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的一代领导人和人民。邓小平及其 《决议》开启了新中国历史上思想空前混乱的八十年代，并影响了一代人。
苍天有眼，当我中华民族在东方崛起。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发生及时，让中 国知识分子猛醒，给中国人民上了生动的一课，初步结束了持续十多年的思想混 乱。这即是执政党的幸运，也是我中华之福。毛泽东时代还不太遥远，那时的人 还在。知识分子们重新购回已扔掉多年的《毛泽东选集》，掀起了全国性的、自 发的“寻回毛泽东”的高潮。他们在《毛选》里看到了对现实世界的精辟分析， 开始用“矛盾的、斗争的方法”辨别这个本来就很复杂的世界。当克林顿访华， 向中国的大学生们兜售“民主自由”时，学生们非但没有照单全收，反而送上了 “湖南的红辣椒”。
毛泽东时代培养的年轻人已成功地肩负起当今中国的领导责任，今日的中国 青年也完全有能力肩负起这个强国未来的重任，虽然当今教育方法和干部选拔制 度弊端甚多。这是毛泽东几十年致力于民族教育和改造的结果，决不是什么“集 体智慧的结晶”；没有邓的“集体智慧”，“结晶”也许会更美。
与受惠于毛泽东思想的大陆知识分子相对照，港台部分知识分子在看待国内 国际政治问题、中英关系、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等方面还停留在“六・四”之前 大陆知识分子的思维层面上。
至此，谁还能说毛泽东发动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完全错了呢？
感谢早报编辑耐心看完，打字错误很多，请原谅，如果编辑觉得文章太长，可以按照你们的标准删节后刊出，谢谢！
2003年9月
人格，尊严，平等，公正永远都是需要的
我是一个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看到一些人在讨论文化大革命，忍不住也想说几句。
稍知一点中国近代史的人都很明白，解放前的中国是一个非常贫穷十分落后任人宰割的国家，又经历了无休止的战争破坏，蒋介石又将仅有的一点财富带去了台湾，共产党接手的是一个破败不堪的烂摊子。新中国建立伊始，又面临着蒋介石在全国范围内遣留下来的大批政治特务和武装土匪，新政权不得不分出大批人力物力去清匪反霸；帝国主义虎视耽耽，下决心要把新中国消灭于摇篮之中，在极度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还不得不投入大批人力物力于抗美援朝战争之中。在这样一种非常贫穷落后又面临险境的条件下，新中国没有倒下，反而发展起来了，人民的温饱问题得到了改善，有了自己的科学技术，有了自己的工业，有了海军和空军。
日子刚刚好过一点，又遇上连续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国际上的反华大合唱，美帝亡我之心不死，策动并支持西藏叛乱，苏修卡我们的脖子，蒋介石也蠢蠢欲动，试图反攻大陆。新中国再次面临严峻的考验。这几年，举国上下确实很艰难，但都挺过来了，而且仍然有所发展，特别是重工业，还有了自己的原子弹。
我们的发展速度是慢一些，但我们的基础是什么?
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是快些，它们的基础又是什么?
一个先天不足的婴儿能同年轻力壮的青年人赛跑吗?
何况，要照顾所有人即为人民大众谋利益的发展，和不考虑所有人即就如自然界适者生存的发展，无须任何论证，显然后者比前者发展速度快，这就是好人致富慢坏人致富快的极简单道理（好人是在不损害国家利益和他人利益以及不破坏自然资源不破坏环境的前提下发展自己；而坏人只要能赚钱，什么都可以不顾，哪怕是淫、赌、贩毒, 掠夺破坏性开采资源、乃至出卖资源、出卖主权，也再所不惜。好人想着千秋万代，坏人只图眼前自己有成绩而不管后代）。那时的根本宗旨是为人民大众的，既要照顾所有人（而且特别注意扶持弱者），又要顾及千秋大业，为了保护资源不遭破坏，为了节约能源，其开发利用的速率肯定要低一些。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某地有一金矿条带，开掘之初含金量较低，开掘1000米之后方为富矿。如果要考虑长远利益，先前1000米也应利用起来，一步一步地开掘；如果不考虑长远利益，则可大刀阔斧地炸掉先前的1000米，直接进入富矿带。这两种开采方式谁快谁慢?
谁又正确呢?
又如：有两个厂长，各自都有一片建厂的土地。厂长甲将土地卖给外国人建厂，他立刻得到一大笔钱，用这笔钱去捣腾紧俏商品，很快就获得了很大的利润。但这片土地已属于外国人，外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利用中国廉价的资源和廉价劳动力，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厂长乙得到这片土地之后，贷款建厂，并花钱培养自己的人才，花钱引进技术而不进口成品，决心要用自己的人研制生产产品。他不但没有立即获利，反而负债累累。这两个厂长谁发展快?
谁又正确呢?
由此可知，我们国家那时的发展速度是慢一些，但这种慢速发展是稳步的, 有后劲的。而且，一旦发展到一定程度，基础好了，科技进步了, 生产力提高了，摆脱了国际国内的各种困境，其发展速度就会大大提高。也就是说，我们国家那时的发展是一种加速运动。
我国文革前的建设成就是伟大的，我们不能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建设速度去比那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建设速度, 也不能用我国现在的建设速度去比那时的建设速度----现在的基础(包括科学技术基础、生产力基础、物质基础、文化基础等等）和内部外部条件（内部已没有足以形成对抗力量的敌对势力的捣乱破坏，外部世界已无战争强加予我们）比那时不知强了多少倍！要是没有毛主席，我们现在能有这么好的基础？现在的建设，实际上是在吃毛主席的老本！而且，在那么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新政权还能破天荒地禁绝卖淫、赌博、吸毒等丑恶行为；迅速铲除土匪强盗和黑社会势力，使社会治安秩序迅速呈现太平局面；又迅速消灭了天花、性病、血吸虫病等危害极大的恶性疾病；在新政权的倡导和教育下，人民内部呈现出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懂礼貌、讲公德，以舍己为人为荣，以奉献为荣的大好局面。
这些都是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换了别人，能做得这么好吗？
毛泽东主席为何能做到? 他之所以能做到，是因为他始终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始终是为劳苦大众谋利益而毫无半点私心杂念，其人格的力量威力无比。其他人无论是谁, 只要他能达到毛泽东主席的这种境界，照样能做到。这岂能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建设速度所能比拟的。
遗憾的是, 我国这种呈加速趋势的发展未能稳定地延续下去。正当我们克服了重重困难，各项建设都已走上正轨, 正可以加速大发展的时候，党内出现了官僚主义，出现了蜕变分子（不过，比起现在腐败成风、贪官横行来说，那又算不得什么了。但一心一意为老百姓谋利益的毛主席，怎能容忍这种事！），出现了意图推翻毛主席取而代之以便他们好搞资本主义的人，他们背着毛主席拉帮结派，大搞小动作，封锁、歪曲毛主席的政令，搞乱搞坏之后将罪过全部推到毛主席身上。这就使得我们党不得不腾出手来清理这些问题，于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既然是要清理问题，当然不可避免地要伤害一些人，这些人为什么不反省一下自己的行为？做得出来就应当承担后果，怪谁呢。不过，其中可能有个别被错批的人，这么大的运动，也是难免。如果把这种错批当成日后的警钟，也没有什么不好。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也是为了我们党的江山千秋万代不变颜色，从国家和党的利益大局着想，这点委屈应当是可以承受的，有必要记恨毛主席一辈子吗。
这些年一大批贪官污吏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了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是必要的。就是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邓小平本人，在他掌权期间，由于推行他的理论他的政策，使得腐败成风，贪官横行，黑社会势力抬头，假冒伪劣商品屡禁不止，社会治安恶劣，毒、赌、淫猖獗，社会分配严重不公，工人、农民、士兵失去主人翁地位，社会道德变坏，人际关系紧张，……等等，也证明了当时毛主席批他是正确的，毛主席没有打倒他，已经是够宽容、够仁慈了。
在毛泽东时代已取得的重大经济建设成就和科学技术成就的基础上，在生产力水平已有了很大提高的基础上，在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对我们没有什么威胁和干扰的情况下，现在集中精力一心搞经济建设，速度比毛泽东时代快一些，人民生活得到了一定的改善，这能说明毛泽东时代不好？能说明文化大革命不对？何况，现在搞经济建设正是前面所说的那种不考虑所有人、放任自流的方式，这种方式的后果是，经济建设是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精神文明严重倒退，资源和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社会丑恶现象再次抬头并愈演愈烈。
在毛泽东时代，日子过得不宽裕，但却没人骂娘----因为那时除极个别阶级敌人之外，整个社会是平等、公正的，老百姓的人格和尊严是受到尊重的，人们有着非常强烈的主人翁感，心情是宽松舒畅的；现在日子过得很宽裕了，骂娘的人却多了起来----因为现在人们感到已经失去了平等、公正，失去了人格、尊严，再也感觉不到主人翁地位，心情压抑忧郁。这更进一步证明：人格，尊严，平等、公正，永远都是需要的，而且是任何物质富裕都无法替代的。
由于文化大革命涉及到各级领导，阻力太大，以致使得我们的经济建设受到了一些影响，甚至是很大的影响。这能说是毛主席的错吗！？当然不能。其罪魁祸首是党内那些叛逆分子和蜕变分子。要是没有他们的破坏活动, 就不会搞文化大革命。不搞文化大革命, 按文革前那种递增变加速发展至今，我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和成就恐怕比现在要好得多，人民生活水平也会比现在好得多，而且是共同富裕、没有人欺负人的现象！虽然那时毛主席也曾犯过一些经济建设的策略性错误，但那是在国内外对我们极其不利的情况下的一种迫不得已，比如大炼钢铁、大跃进，都是迫不得已。关键是毛主席能很快纠正错误，关键是毛主席始终是一心为人民的。因此人民完全能够原谅他的错误。
虽说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经济建设受到了一些影响（甚至是很大的影响），但经济建设并不是没有发展、没有进步。受影响的只是局部，而且是不很重要的部门。绝大多数还是正常进行的，有的部门甚至比文革前还搞得好。各个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比如卫星上天，一万二千吨水压机研制成功，南京长江大桥建成，………，等等。要是有时间，去翻一翻那时的报子，统计统计，我们会发现，那时的建设成就也是非常可喜的，决不是象某些人所说那时经济建设是停顿的甚至是倒退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和造反派批过一些当权派，但并不是批所有的当权派，而只是批走资本主义道路或跟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然，可能有错批的。那么大的运动，那么错综复杂，出现一些错误，在所难免，也是可以理解、可以原谅的。真正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就是批走资派，也是非常注重政策的，很人道的。
打、砸、抢现象是有的，但那是极个别想趁机发财的坏人和一些走资派故意派人搅局干出来的。真正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决没有搞打、砸、抢的。
后来有一些人，把文化革命说得非常吓人，说那时经济建设停顿了，倒退了；说红卫兵和造反派是洪水猛兽，搞打、砸、抢，破坏生产，整死好多革命干部；等等。这些说法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和煽动性。首先是年轻一代，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什么都不知道，一听就信。即使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也不可能事事亲历，而且有些事当时也不是很在意，现在听别人一说，觉得似是而非，听得多了，也觉得好象就是啊。
一些墙头草文人，在一些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中，把红卫兵描写成专搞打、砸、抢的洪水猛兽，把工人、农民描写成没有修养、没有知识、自私自利的小人，甚至为了一己私利而不惜整倒别人的坏人；而地主、资本家、旧社会官僚的子弟或是从监狱里出来的人，大多被描写成有修养、有道德、有知识的好人、能人，而且在运动中还冒着风险保护革命领导干部。这不明显是个阶级立场和阶级感情问题吗！----尽管现在已不再提阶级和阶级斗争了，但事实上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存在的，而且，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之前恐怕一直都会存在。不过，这也是那些“领导干部”蜕变成地主资产阶级代言人、与地主资产阶级成为一家人的不打自招。不管怎么说，我们的国家是千千万万革命先烈用头颅和鲜血换来的以工人、农民、士兵为主体的人民政权，各级领导干部理应为以工人、农民、士兵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可是，现在工人、农民、士兵却成了最低等公民！！！特别是农民。
其实，我们稍微动脑子想一想，那些对文化革命的诬蔑不实之词，就没有半点立足之地！试想，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一发就动而且势不可挡？为什么有的领导能得到人民的保护而有的领导却被群众群起而攻之？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有的领导当官做老爷，高高在上，已经脱离群众，已经蜕变堕落；有的领导搞资本主义或是想搞资本主义，已经走到人民的对立面，成了人民的敌人！！！人民的眼睛永远都是雪亮的，任何时候都不会冤枉好人，也不会放走坏人（那些被红卫兵、造反派攻击的领导----即群众攻击的领导，为什么不检讨自身而老是埋怨毛主席、埋怨文化大革命？）。当年亿万老百姓能够那么积极热忱地参加专搞打、砸、抢，专门整人的运动吗！！！红卫兵都是学生（以中学生为主体，也有不少大学生和一些小学生），造反派是以工人、农民为主体的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红卫兵是造反派中的一部分）。工人、农民、学生就真的那么坏吗！！！可能吗！！！现在的年轻人，现在的学生，你们说，如果还来一场文化大革命，你们会搞打、砸、抢，会平白无故整人吗？你们不会，那时的人更不会。因为那时的人，从小接受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境界比现在的人要高得多。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充分发动群众、充分信任群众、充分依靠群众的运动。不受人民拥护爱戴的人，谁敢发动这样的运动！！！如果运动宗旨不得人心，能有那么多人积极响应吗（那时不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人非常少。无论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场合，只要有几个人在一起，讨论的问题必然是文化大革命的事，热忱之高，旷古罕见）！！！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诋毁文化大革命，诋毁毛主席，同时也是诋毁了亿万人民群众！！！亿万人民群众对那些诋毁文化大革命、诋毁毛主席的人和事，不是视而不见，而是没处发表得了意见，现在有哪家报刊敢登载为文化大革命、为毛主席鸣不平的意见！！！即使是网上论坛，只要有赞颂毛主席、对时政稍加评论的内容，也会被删除，有的甚至根本就发不上去。但是，没说话不等于没有意见，压抑太重，郁积太久，终不是好事。
文化大革命是失败了，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毛主席太过心慈手软。但文化大革命的宗旨和精神----一心为了老百姓，一切为了老百姓，清除腐败，清除官僚主义，批判封建意识和资本主义，打倒走资派，荡涤一切不利于人民群众和红色政权的污泥浊水，净化社会，净化人的心灵----将永留世间，永留人们心间。
ink york
欢迎阳光怒射的文章，但对《忘记历史的后遗症》一文不屑一顾
ink york
我就是经常上早报时事bbs的墨水先生，我的情况诸位可以通过在那里的网友们了解，我的email是：moshui@msn.com。欢迎联系。说实话《文化大革命不容诋毁》一文是我综合了许多人的文章（当然由于这些文章在大陆网页上一上贴就会被删除，所以我很感谢早报的编辑给了我们发表真实情况的地方）而成，目的就是要还原那段被歪曲的历史。对于阳光怒射等年轻人由于在世界观性形成初期就接受了妖魔化文革的宣传影响而误解，我愿意在下文给于耐心的解答，毕竟假的历史描述总有被揭穿的一天。但是《忘记历史的后遗症》一文作者却毫无事实论述，还牵强附会的将文革和日本侵略中国划等号，甚至连自己网名都不敢留，因此对这类文章（包括以后出现的类似文章）我不会理会。
我不知道阳光怒射文中“这几天我读了几本关于中国建国以来的几本纪实性书刊”作者是怎么样的人，相信在大陆公开发行的都不可能是不顾及现在统治者的观点。我想象阳光怒射这样的年轻人也应该知道”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这句话吧，也应该知道胜利者未必就是正确者吧。不知道你们度过毛泽东的《矛盾论》没有，先读一下（还有《实践论》）就会对文革中的许多做法有更深的正确认识。当然如果你们能够读一下1972年等小平给毛泽东的信就会更加了解毛泽东的高风亮节和文化大革命最后为什么会失败。而这些（还有当时的许多数据）你们是不能够在公开的场合（包括网络、各种新闻媒体、出版物）顺利得到的。
你们认为“完全没有必要来发动一场极具破坏力的运动使已经遍体鳞伤的国家重入水深火热”。且先不说这个运动破坏的是妄图让工人象现在一样下岗，农民象现在一样上不了学，有病不敢看的道路。且不说文革时是不是真的水深火热（其实当年体力劳动的人民心情舒畅是你们年轻人现在体会不到的）。就是运动本身是毛泽东要发动就能发动的吗？如果真是完全没必要发动毛泽东能发动得了吗？猴山的绝对权威――猴王只要失去民心别说发动文革，就是自己的王位都保不住。你让邓小平发动一个有利于他自己的运动，让蒋介石发动一个试试，不但发动不起来，而且还会加速自己的灭亡，这点邓小平是智者。由此看出毛泽东能发动起来原因不是他的权利大，而是顺应民心。为什么叫“文化”大革命？因为在文革前夕中国文化界“权威”压制当时年轻人自由表达研究成果、自由表达观点情况严重，比如山东两个大学生对《红楼梦》的观点由于和俞平伯等“红学权威”们观点有点不一样，居然到处得不到发表，这种情况大量存在，而压制言论自由的“权威”都打着毛主席的旗号，让毛泽东背了大量黑锅，迫使毛泽东不得不在不同场合用不同方式亮明自己的观点，可惜没有效果，因此才会顺应民意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有些事情你们可以从中共允许公开的或者中共歪曲过的情节中去伪存真花时间分析出一些真实的情况――前提是不能先有成见。
你们说文革中“主席变成了超越国家及宪法的神”恰恰相反，查遍文革期间所有中央文件没有任何和造神有关，而且当庐山会议上陈伯达刚把毛泽东说成是天才（注意：还不是神）就被毛泽东揭露批判，并明确指出那不是科学的观点（毛泽东和你们现在的观点一样吧）。再由“万岁”可不是文革产物，文革前就有，毛泽东一直想废除，可从刘少奇到林彪到邓小平都拿他“毛主席万岁”作为巩固自己地位的工具，而人民则是发自内心的经过完全独立思考的呼喊“万岁”。说当时人们没有自己的独立思考那纯粹是后来那些受到独立思考的人民批判的当权者的伪造历史。脱离了历史环境，拿现在的环境来强求历史那才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对于大跃进、浮夸风和自然灾害，你们应该看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就会知道刘少奇等人自己将经济搞歪了（毛泽东并不主管经济）就嫁祸于毛泽东，召开七千人大会又不允许毛泽东发言，毛泽东倒是很雅量的将责任揽过去（毕竟是主管全面工作的），并开始了调整，经济有所起色后刘少奇等人又想起自己是主管经济的了，大会小会的为自己表功。你们年轻人应该知道现在的统治者都是从邓小平那里学来的习惯于不公开甚至歪曲、伪造对自己不利的实情。邓小平的老师就是这个刘少奇。
至于说那时候是贫穷的平等，那就更加不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看待问题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总体物质供应的增加并非是某个领导人或某项政策的功劳。要知道中日、中韩、大陆和台湾、港澳拉开差距是在70年代后期，也就是文革时期中国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并不比当时的日韩港澳台差，况且这是建立在当年国家财政总体盈余的基础上的，而“改革开放”20年来一年比一年财政赤字严重。当然也有赤字促进经济发展的理论，就算这个理论正确，也不是说财政最终目标是年年赤字，就是经常使用赤字刺激经济美国也不是连续20多年来一年比一年严重的赤字，我记得几年前美国还连续好几年财政盈余！再说一下贫穷的标准，你们不能拿现在的货币值来比较当时的收入，另外还有好多情况你们也许了解也许不了解。比如当时住房、医疗、教育等等支出如果按现在的标准折合成人民币的话普通工人农民的收入绝不比现在低。有人说现在家家都有什么什么，那时候都没有，那简直是对历史无知，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前期西方国家也不是家家都有电视、电话、冰箱、洗衣机、电脑等等电器的，相反文革中国家想尽办法让人民享受到。这里举电话和电视两个例子：不知道文革中期出生年轻人还记不记得当年大家拿着板凳集体看电视（当时城市每个居委会、发达农村每个大队、落后农村每个公社都有一台公共电视机，供老百姓免费看电视）。电话尽管不是每家都装，但毫不影响大家互留电话号码联系――因为当时公用传呼电话已经做到无缝覆盖，人们只要打电话到公用电话，传话阿姨（或伯伯）就会记下来电的电话号码，到你家叫你来传呼电话房回电话，4分钱一次。
再说说知识分子、右派和平等问题：
毛泽东是作为一代明主，对文人贤士以礼相邀，厚待有加。建国时，邀文化 界德高望重的名士加入政协，甚至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至于这些老学 究们对新政权的建立是否作过值得一提的贡献，是否有一谋一计之功，不谈也罢 ；他们在旧中国文艺界的声望和地位获得新政权的认可和尊重也是正常的。至于 他们在新政权的领导下能有多大作为，毛泽东等建国的领袖们未必抱太大希望。 原因很简单，他们除了认识几位中央领导人外，没证据显示他们对新政权的本质 有深入的认识，他们在古纸堆里积累的学识也难以应付国家工业化的需要。他们 同样缺少毛泽东那种对中国社会的深刻了解。
遗憾的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并没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更不会到田间、工厂 去为自己的学识注入新内容；还以为似过去的文臣谋士，靠引经据典就可以治理 一个现代国家。建国后不久，老学究们就开始为自己的不被重用和待遇太低而牢 骚满腹。毛泽东在《七律・答柳亚子先生》诗文中即表露了对类似柳亚子、梁漱 幂等老学究们的规劝和无奈。
这些老学究们所为并非偶然的，实际上表露了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所共有的一 些特点。这些特点对毛泽东发动反右、“文革”、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起了重 要的作用。
知识分子在中国是一个相当特别的群体。共产党将知识分子归类于工人阶级 实在有点勉强。中国知识分子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在他们身上聚集了这个民族文 化的精髓和糟粕；一方面，胆小怕事、追名逐利、斤斤计较、自私自利、附庸权 贵，另一方面，淡薄名利、胸怀圜宇、大公无私；高雅与庸俗一体，自不量力与 博学广闻同在，眼高手低，目空一切，脱离实际。从群体的角度看中国知识分子 ，囊括了中国人品行的整个光谱，且表现的比工人农民更强烈、更鲜明。故在中 国老百姓眼里有“文化人难打交道”和“读书人知书达理”的矛盾认识。
毛泽东作为开国明君和大知识分子，他清楚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奠定了 中国文化的基础；广开言路、从谏如流开创了大唐盛世。五十年代，在文艺界提 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即是他在新时期所作的尝试。这与他本人在文艺方面 的开明思想密不可分。他在古体诗词方面的造诣为唐宋后所罕见，但他却不提倡 年轻人作古诗，称古诗束缚人的思想。他的这种开明思想与现在学术界广泛存在 的学阀作风形成鲜明对照。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开始不久，中国知识分子的自不量力、目空一切、 追逐名利的毛病逐渐显露出来。他们在战争年代胆小怕死，只能躲在学堂里或香 港指点江山，清谈国政；“百花齐放”似乎让他们看到了“坐江山”的机会。什 么“红旗能打多久”、“外行领导内行”相继出炉，明显超越了学术争论的范畴 ，直接挑战现政权的意味甚浓。如果回忆一下“六・四”之前中国知识分子的表 演，就能想象反右前一些知识分子自不量力的形象。毛泽东作为政治家，出于维 护政权的本能而发动反右，是非常自然的反应。
中国太大，一场运动一旦开始，就很容易产生失控局面。当发现问题而紧急 煞车时，冤假错案已经铸成。反右扩大化中将不少无故的知识分子错化成右派， 是令人遗憾的。
中国知识分子无疑令毛失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 毛改造知识分子的重要尝试。中国知识文人轻视劳动，远离民众生活的恶习是颇 有历史的；毛泽东试图让他们放下高贵的腰板到生产第一线接受锻炼。今天看来 ，这种改造知识分子的方法实在有些粗糙。学外语的没必要在农村生活五年，学 物理的不必要知道如何种田。但不能因此而否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包含 的积极内容。
中国知识分子脱离实际、远离民众的毛病至今并没有完全扭转。“六・四” 前，如果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能深入基层了解一下工人农民的想法，他们就能知 道他们理想的“民主”在中国到底有多大的市场。很遗憾，如果某教授到基层去 一定是指导工作，而非学习。
人文科学方面的学者们多了解社会尤其必要，否则必将对国家祸患无穷。(如 北大厉以宁在八十年代就提出国营企业的出路在于股份制，以本人对经济学的认 识和在多种公司多年的工作经验，认为股份制可改善管理是非常可笑的。厉基本 不了解国营企业)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及毛泽东教育思想值得教育界深入的研究和借鉴 。实际上，教育部门已经注意到现今应试教育体系的巨大危害，并重新评估“文 革”期间基础教育的闪光点。作者读小学时正直“文革”后半期，学校要求学生 每周至少参加集体义务劳动一天，放学后要拣粪、割草。这些劳动并没影响基础 课的学习，却对学生的品质进行了塑造。中国某着名演员形象地称“‘文革’让 我们少学了很多没用的东西”。而今天的学生除了考试，再无其它。
如果说反右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针对知识阶层和城市青年的话，破“ 四旧”主要针对中下层人民的落后愚昧，那么“文化大革命”则是从文化上对整 个民族的一次重塑。
“文革”的起因较复杂。担心出现中国的赫鲁晓夫，“文革”前有所抬头的 干部搞特权现象令毛担心资产阶级可能在党内出现；“六・四”后重新回忆毛的 一些讲话，发现他对西方要在共产党第叁代(赫鲁晓夫即属苏共第叁代领导人)实 现“和平演变”有相当高的警惕。这些有可能在发动“文革”方面发挥了一定作 用。
作者认为毛对自己民族的落后和失望有可能是另一重要起因。在延安时，他 曾针对自己的成就戏称“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建国后，代表中华民族最 优秀群体的知识分子又令他非常失望；农民和城市底层人民的纯朴和落后令他爱 恨交加。民族觉醒和崛起，并将中华民族发展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肯定是他 最大的愿望。从他的外交政策中可看出这一点：一方面在和周边小国划定边界时 ，他从不斤斤计较，但和美国、苏联这些强大民族交往时则寸土必较，决不退让 。在他的潜意识里是否有寻找安慰的渴望？他对《叁国》和《水浒》的热爱，是 否是在寻找这个民族的应有形象：胸怀天下、英雄豪气兼肝胆忠义？
如果说建立新中国，使毛泽东得以对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进行改造 ，山河得以重整，那么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则是他对这个 民族精神及灵魂进行改造的尝试。这就是为什么打败蒋介石和发动“文革”是他 至死都感到得意的两件事。
那些认为毛是为了打击异己而发动“文革”的想法，显然是浅薄的。以他在 党、政、军中无可争辩的威望，打倒十个刘少奇也用不着发动新疆的红卫兵，更 不值得他将此列为最自豪成就之一。
如果看一下“文革”之后二十年共产党干部的腐化、人们思想的混乱、“六 ・四”对中共的严峻挑战，也许能让后人对“文革”有更全面的认识。中共某在 位的顶级领导人在苏联解体后不久的内部会议上曾表示：如果重新回头看“文革 ”，将得出(与《决议》)不同的结论。
不可否认，“文革”的发展超越了毛的预料和控制。虽然他反武斗倡文斗， 但武斗之风在大城市仍时有发生。“文革”也造就了不少冤假错案。但受害人数 却颇有争论。西方一些人称蒙冤人数为叁千五百万，也有几百万之说，以此证明 毛及其党的残暴。但据作者的了解，这些数据明显被夸大了。“文革”对广大农 村和小城市并没有造成太大冲击。以作者家乡及周边地区来说，田照种、工照作 、学照上，只是政治学习在学校为每周一次，在生产队则最多每月一次。偶尔有 两个被抓的小偷在街上游行。对地主富农的批斗大会也仅限于几个老农的控诉， 绝不允许身体伤害。家乡为百万人口的大县，很少听说谁受了冤假错案。作者后 来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求学，前后相处的几十位来自大城市的同学无一人的亲 属蒙冤，说起“文革”来反而个个眉飞色舞，情绪高昂，象刚参加完狂欢节一般 。如果按当时大小城市共有五千万个家庭的话，叁千五百万人蒙冤显然是不可能 的。中国政府公布的“六十万人蒙受冤假错案”应是接近客观事实的。
反右和“文革”中有不少知识分子受冤，对其本人或国家都是个损失。“文 革”结束后，有些人进行了疯狂的报复。但同时也有些人则坦然面对过去，没有 半句怨言；出于他们对毛泽东其人、其事、其文的认识。一位被错划为右派的老 师曾讲：毛主席作错什么事都不是为自己，看他的家庭就能知晓；他并非鼠目寸 光的领导人，看他的文章即可明了；他绝非心胸狭隘的庸俗之辈，读他的诗词即 可了然；他所犯的错误是不能用世俗的得失去评判的。曾和一中国作协的朋友谈 及毛泽东，他说：毛主席诗词中所表露的霸气、伟美和雄丽在唐宋诗词中也难见 ；其文章更如行云流水，让下层人民读之不以为深奥，让知识阶层读之不以为土 气，高雅而不洋，平凡而不俗，浅显中见深理，尽显“五・四”白话文运动之精 髓；毛虽没让他拥有彩电，但深以曾在毛泽东时代生活为荣。在这些知识分子身 上颇有“以死在英雄剑下为荣”的豪侠气概，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颇为不俗的一 面。
为了在比较中能更清楚地看毛对 中国发展所作的贡献，及其所犯错误的历史必然性。对过去过分贬毛、过高抬邓 的做法予以纠正，部分地还历史真面目。当然，邓小平是近二十年来疯狂反毛的 罪魁祸首，也是作者不得不作一比较的重要原因。
一九八零年初，学校曾组织我们高中一年级的学生看邓小平七九年访美的记 录影片。在欢迎邓的音乐会上，当一群美国小学生用中文演唱“我爱北京天安门 ，天安门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来表示对客人的尊 重和欢迎时，镜头在邓的脸上停留了五秒钟；邓僵硬的、没有半点喜色的脸给作 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也一定让美国主人感到奇怪。过于早熟的政治意识使作者强 烈地感觉到一场反毛运动将很快来临，而以邓小平为首的“文革”受害者们将在 “实事求是”的外衣下不可避免地掺入个人的意志和报复的欲望。
八一年，《决议》在邓小平的主持下获得中共中央的通过，拉开了批毛反毛 的序幕。《决议》除对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前的七年予以肯定外，毛泽东领导下 的其余二十年被全盘否定。在全党学习《决议》的过程中，各界掀起了检讨毛泽 东过错的声浪。文艺界更不甘落后，通过电视等一切手段否定建国以来的成就。 当打开国门，看到外国的发达时，更全民埋怨毛；似乎要不是毛的错误，中国就 应该如何发达，人民就应如何富有。他们无视其它和中国建国时有相近国情、而 已远比中国落后的国家(如印度)的存在；只看到发达国家的富有，而不看中国薄 弱的基础和发展环境的恶劣；“实事求是”变成了反毛的专用借口。毛的语录被 刷掉，画像被撕毁，塑像被推倒，家里的石膏像被扔进垃圾箱。让当时年青的作 者感到一丝安慰的还是在农村。农民们将毛主席画像保留，或担心犯政治错误而 象春节后送神像般烧掉，将石膏像悄悄藏起；在这些土气的乡下人身上，总算保 留了整个民族的一份良心。
在毛逝世后,知识分子从检讨毛的错误迅速上升到检讨共产党的错误、马列主 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这是必然的发展逻辑。邓慌忙推出了“四个坚持 ”，即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 人民民主专政；当然不忘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邓试图将毛泽 东和共产党、社会主义制度割裂开来的作法显然是短见和幼稚的，他似乎没有注 意到毛泽东和整个中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人民解放军已熔为一体，没有毛 的中共还是中共吗？没有毛的社会主义还是这样的社会主义吗？没有毛军事思想 的解放军还是人民子弟兵吗？随着时间的推移，邓小平、周恩来等人的得失可游 离于共产党之外而作为个体予以评价，但毛任何时候不可能和中共及社会主义制 度分离，和人民军队分离。
“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颇为滑稽的集体捞功之举。打开和毛一 齐革命的政治家如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邓小平等的文集，然后再读 毛泽东雄文四卷，能强烈感觉到他们和毛根本不在一个哪怕是接近的思维层面上 。奠定中共革命理论基础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大作完成时，其他领袖 们还没搞清楚该干什么呢；而邓当时要么在法国勤工俭学，要么在中央作个小书 记。没有上述领袖们参与革命，毛泽东身边肯定会有其他人参与并取得革命成功 ；但没有毛泽东参与，上述领袖们根本找不到革命成功的道路并名垂青史。当然 ，正如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们的助手也为科学发现做了不少工作，其他领袖们并没 有无所事事，但他们的贡献还没到有资格强调“集体智慧”的地步。“没有毛泽 东就没有新中国”是长期的、成功与失败的无数次反复实践中得出的正确结论， “集体结晶论”无疑是对此结论的歪曲。
流行海内外、将邓和毛相提并论的作法更是奇怪无比。如果说毛开辟了中国 发展的新纪元，那么邓则是在新纪元里开始了一个新阶段。毛对中国的影响将是 长期的甚至永久的，邓只可能是暂时的。邓比之于毛，如月亮比之于太阳；当邓 试图因太阳黑子而遮住太阳的光芒时，自己也失去了光亮。
目前中共一个有趣的结论是“没有邓小平就没有今日的幸福生活”，这一结 论大有值得商榷之处。“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表明了毛是新中国得以成立 的必要条件，是“无数次成败反复”证明了的；那么邓是否是今日新生活的必要 条件哪？换了别人是否就不行了呢？是否经历过“无数次成败反复”证明了的？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邓对中国的发展方向并没像毛那样制定系统的指导理论，和 其它人“摸着石头过河”是他的选择。实际上，经历毛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后 转向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主的轻工业优先战略是自然的转换，国际环境许可下 对外开放也是历史的必然，将基于计划的人本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也是大势所趋。 赵紫阳任总理时曾讲“没有‘文革’的失误就不会有现在的大彻大悟”，部分说 明了改革开放的必然趋势。没有邓，其他领导人最终都会走改革开放的道路，都 会“摸着石头过河”。林彪的五七一纪要中的内容比邓更早提出改革的思想.
当然，今日“幸福生活”的内容如果仅指物质上的，那无疑比过去“幸福” 许多；但信仰迷失、社会风气败坏、贪官污吏横行、少儿失学严重、百姓怨声载 道等，表明今日的生活并不那么“幸福”，甚至比那信仰明确、为官清廉、民风 朴实的年代更多了几分愁苦。
另外，将“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和“没有邓小平就没有今日的幸福生 活”相提并论，强烈暗示了毛泽东主要只在建国之功，而将建国后的主要发展之 功归于邓的名下，本文在“人本经济的成功尝试”、“计划生育与农民”两节里 已对此作了否定。这样并列的口号不仅有违“实事求是”精神，甚至具有歪曲历 史、抹杀二十八年中几代人无私贡献的反动性质。
《决议》的通过造成了八十年代中国人思想的空前大混乱，“六・四”事件 是十年来思想混乱的必然结果。至今还有不少人大骂“共产党当政以来没干多少 好事”，能怪他们吗？在中共自己的文件《决议》中已清楚表明了这一点。“六 ・四”后邓小平沉痛地总结道：“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失误在教育”。很遗憾， 邓至死都没有认识到祸根在哪里。国际间存在明争暗斗、利益争夺本是非常自然 的事，外国搞“和平演变”也属正常，“必自毁，而人毁之”。
“文革”表面上的混乱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中共建立起来的坚实政治基础和 社会基础，人民对执政党和其社会制度的信赖并没有改变。在华国锋时代，中国 人思想上还基本保持毛泽东时代的纯朴和坚定信仰，如果邓小平能抱更宽阔的胸 怀，更高瞻远瞩，采取温和渐进方式对建国以来所犯错误进行党的集体反思，对 建国二十八年历史指出失误的同时肯定进步和发展事实，用个案处理兼说服教育 的方式对冤假错案一次性处理，在不损害毛光辉形象的情况下在领导层面上对毛 进行保护性批评，用叁、五年时间内实现毛泽东时代的“软着陆”是完全可能的 。“文革”在毛逝世后即自动结束，高考恢复、科技大会召开，人民的思想觉悟 和劳动热情继续高昂；如能善加利用和引导，对过去采取辩证的扬弃方法论，中 国的改革开放将会更加顺利，今日中国的很多弊端也不会这样严重。
多年来，每当作者想及中共通过《决议》这种疾风暴雨方式结束毛泽东时代 ，并放任政界文艺界对毛肆意攻击和报复时，总深感惋惜。为国家失去毛泽东时 代建立起来的坚固社会和政治基础而心痛万分。头脑中总有一个挥之不去的“中 国的赫鲁晓夫”概念。这一概念随着研究的深入而越来越明晰：原来，邓小平正 是毛泽东一直担心的“中国的赫鲁晓夫”；《决议》除了“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 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这一毫无意义的二分遮羞布外，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 告”异曲同工。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开创了苏联和东欧历史上思想空前 混乱的时代，培养了导致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的一代领导人和人民。邓小平及其 《决议》开启了新中国历史上思想空前混乱的八十年代，并影响了一代人。
苍天有眼，当我中华民族在东方崛起。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发生及时，让中 国知识分子猛醒，给中国人民上了生动的一课，初步结束了持续十多年的思想混 乱。这即是执政党的幸运，也是我中华之福。毛泽东时代还不太遥远，那时的人 还在。知识分子们重新购回已扔掉多年的《毛泽东选集》，掀起了全国性的、自 发的“寻回毛泽东”的高潮。他们在《毛选》里看到了对现实世界的精辟分析， 开始用“矛盾的、斗争的方法”辨别这个本来就很复杂的世界。当克林顿访华， 向中国的大学生们兜售“民主自由”时，学生们非但没有照单全收，反而送上了 “湖南的红辣椒”。
毛泽东时代培养的年轻人已成功地肩负起当今中国的领导责任，今日的中国 青年也完全有能力肩负起这个强国未来的重任，虽然当今教育方法和干部选拔制 度弊端甚多。这是毛泽东几十年致力于民族教育和改造的结果，决不是什么“集 体智慧的结晶”；没有邓的“集体智慧”，“结晶”也许会更美。
与受惠于毛泽东思想的大陆知识分子相对照，港台部分知识分子在看待国内 国际政治问题、中英关系、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等方面还停留在“六・四”之前 大陆知识分子的思维层面上。
至此，谁还能说毛泽东发动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完全错了呢？
感谢早报编辑耐心看完，打字错误很多，请原谅，如果编辑觉得文章太长，可以按照你们的标准删节后刊出，谢谢！
2003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