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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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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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日本同是亚洲东部的两个古老国家，两国的历史和文化发展都很悠久，而中国的历
史比日本更为悠久。中日两国在地理上的位置相距很近，现在经常被称作“一衣带水”的
邻邦。由于地理位置的接近，两国人民大约在距今二千多年前，就建立了交往关系。不过
那时中国的历史已经前
进到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相交替的春秋战国时期(据通说),而居住在日本群岛上的居民，
尚处在原始社会末期氏族公社阶段，就是说，国家还没形成。由于汉族的经济文化发展较
高，居住在汉族周围的民族和部落，自然要受到汉族的影响。中日两自人民间的最初交往
，就是在汉族的经济、
文化影响下实现的。
在中国汉代的早期记载中，把日本称为“倭人”，后汉王充的《论衡》也在书中说，周成
王时曾有“倭人贡畅入"。他把中日人民交往的时间，提前到中国的周初即公元前一千多
年以前。不过，从当时东亚各国的社会发展状况看，中日两国之间的交往不可．能发生得
那样早。因为那时的倭
人大概还处于原始公社的采集经济阶段，尚没有形成越海交换的经济基础。王充生于后汉
。他很有可能把汉时对矮人的认识，附会到周代的历史中去。从而，他的记述，只能看作
是反映汉族人民与倭人发生交往的一段古代传说，不可能是历史的真实。但从中国的古代
传说和日本出土文物中
，可以发现汉族人为了躲避战火，向日本移民的痕迹，除了在日本九州定居外，最远的到
达京畿附近。他们带去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思想文化，对当时倭人的社会生产以及后来建
国都有重要的影响。
大汉帝国和日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刘彻对建都
于王险城的卫氏朝鲜发动了战争。同年，汉军杀朝鲜王卫右渠，灭朝鲜，在其地设玄芜、
乐浪、真番、临屯四郡，极大地便利了汉帝国和日本的交往。范哗在《后汉书.东夷传》
中写道：
“武帝灭之(指卫氏朝鲜)，于是东夷始通上京。”及至东汉，光武帝刘秀于建武中元二年
（公元57年），赐“倭奴国王”以金印，继而东汉政府又与日本伊都国建交；在后来的魏
、晋以及南北朝时期，中国的统治政权都与日本保持了密切的关系。
在这段时期内，日本国内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中国的三国时期，魏与日本的邪马台女王国
之间交往密切；西晋初年，邪马台女王国发生变动，壹与女王被废，邪马台“复立男王”
。这个新兴王国的赞、珍、济、兴、武等五代倭王曾与南朝宋政权建立外交关系，倭王武
也曾向宋顺帝上表求封
。不久，肖道成灭宋建立齐朝，接着肖衍灭齐建立梁朝。齐、梁二代虽对倭王武都有过册
封，但倭王实际上末遣使奉表朝献，双方无官方往来。此后，直到隋统一中国，近百年间
中日两国无聘使往返。
五王时代的倭国，政权已集中于倭王，国力强大；自侯王武以后，至祟峻帝执政时期，倭
国的政治经济都有迅速的发展；而中国在隋炀帝时期，对外国奢侈品的需求增加，不断派
出使者出使南洋、西域、北方和东方，购买奢侈品。与此同时，隋朝对外扩张的意欲日炽
，发动了对高丽的扩张
战争。这场战争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但是，却引起日益发展的倭国(当时已称大和国)的注
意。停顿近二个世纪的中日两国间的交往，重新开始了。当时隋朝与倭国都曾互遣使节，
但倭王却不肯再以臣礼事隋炀帝，而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足见狂妄，而杨
广却也不会轻易的待对
方以平礼，在回信中称“皇帝问候王”，也颇令当时倭国执政的厩户太子不快了好一阵子
，最后挖空心思的写出“东皇帝敬白西皇帝”这样的称谓，令人一笑。但这些小龌蹉并没
有真正影响中日间正常的经济往来，倭国派出多人到大隋朝学习先进的文化，他们不仅专
修佛学和儒学，而且对
隋后来对唐的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医药、艺术以及政府机构的设置、法制律令的颁
布等各方面都广泛地进行学习。
唐太宗李世民
唐建国初期，其政治经济制度基本承袭隋制，只对隋制中的恶弊作了一些改革。唐初的对
外政策，是在太宗李世民“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下实现的。因此，唐与周围各国
有一个暂短的安定时期。在唐的经济迅速发展，军事实力日渐增强的形势下，其对外关系
出现下述三种情况：首
先，唐对西、北部的少数民族如突厥等，实行军事保边，制止入侵或掳掠政策；其次，对
东北方的高丽等
国，进行扩张战争；与此同时，对建有外交关系的新罗派出援军，支持其反对外国入侵的
战争。在支援新罗反对外国入侵的战争中，唐与倭国(不久以后改称日本)发生了历史上中
日之间的第一次战争。
新罗、百济和高句（此字念“勾”）丽都位于今天的朝鲜半岛上，新罗和百济占据了半岛
的南半部，高句丽则不仅占据了北半部，还占有中国的东北和辽东半岛的一部分。公元六
一八年唐建国之后，新罗、百济和高句丽三国先后与唐建立了外交关系。在与唐建交前，
新罗和百济间关系紧张
，一直互相攻城略池争夺不休。百济为实现分割新罗的企图，曾与高句丽合谋，联合进攻
新罗。而新罗则积极向唐朝靠拢，以期得到保护。为此，曾上书太宗，例数百济和高句丽
侵伐新罗的罪行，吁请请唐政府出面制止。唐太宗则和中国历代统治者一样，将半岛上独
立的三国，视为唐朝的
属国。但是，在太宗执政初期，因国力尚未充实，执行“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政策，
无力也不愿对三国用兵。所以，他以上国君主的身份，对三国间的战争进行调解。贞观元
年（公元627年），唐太宗借三国使者赴唐朝朝贡之机，分赠三国国王以玺书，从中擀旋
。在给百济王的玺书中
说：“朕已对王侄及高句丽、奚落使人俱赦通知，咸许缉睦。王必须往彼前怨，识朕本怀
，功笃邻情，即停兵革。”但对于太宗的调解，百济与高句丽徉称顺命，实际上并未停止
攻侵。
唐初朝鲜半岛形势
在经过贞观之治后，唐朝的国力开始迅速得到增强。唐太宗开始屏弃了昔日“四夷自服”
的外交政策，转而采用强硬的对外扩张政策。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乘高句丽国内
政变之机，唐太宗亲率十万大军进击。高句丽举国一致奋勇反抗，唐军进展并不顺利。但
高句丽的国力因之而大
大削弱，从而减轻了对新罗的压力。但百济在唐军进军高句丽期间，并没有停止进攻新罗
的军事行动，相反又连夺十数城，从而切断了新罗赴唐的贡道。这时，太宗病逝，唐遂从
高句丽撤兵。高宗即位后，接到新罗的急报，并未出兵，而是循太宗旧例，赠百济国王玺
书，令其退还所夺新罗
城池。此时，正逢倭国使臣来朝，高宗于是赠倭王玉玺书，令其援助新罗。但是，唐高宗
并不了解，倭国与百济关系原本就胜于新罗，加上公元653年8月百济与倭国“通好”之后
，关系就更加密切，因此根本不可能援助新罗。百济见太宗出兵高句丽也不曾有什么实质
性成果，因而置高宗玺
书于不顾，进而再次联合高句丽出兵新罗，于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再夺新罗三十余城
。新罗告急，高宗决意于显庆五年（公元660年），派左卫大将苏定方统水陆军十三万出
兵百济，以解新罗之危。苏定方大军从成山（今山东荣城）由海路出发，进军百济，船帆
千里，随流东下。新罗武
烈王闻讯既率军五万与唐军会师，显庆五年（公元660年）七月，百济为唐、新联军所灭
。苏定方留郎将刘仁原等驻守百济王城，自 俘虏回国。
百济即亡，但百济将军武王从子鬼室福信与浮屠道深等人率部死守周留城，誓死抵抗唐军
。同时，鬼室福信为迎回以前赴倭国为人质的王子扶余丰回国即王位，谴使去日本，同时
向倭国乞师求援，并献上战争中俘虏的唐军百余人，倭王将此百余人安置在美浓国不破、
片县二郡，这里也就是
今天位于本州中部的歧埠地区。后来日本将元日战争中的俘虏都称为“唐人”，大概就源
于此吧。
百济的覆灭，对倭国的来说，也是极其重大的损失。如果听任百济亡国，则倭国在朝鲜半
岛上的势力，将被全部清除。齐明七年（公元661年）正月，以倭王亲征的形式，向百济
发兵数万。倭王齐明帝随军西征到九州，突然病逝于朝仓宫，太子中大兄回京素服称制，
是谓天智帝。齐明帝之
死，并没有动摇倭国出兵百济的决心。八月，另派阿云比罗夫等为前将军，阿倍引田比罗
夫等为后将军，统帅全军开赴百济。九月，新倭王天智帝派狭井槟榔等率军五千护送王子
丰回国，至百济境，鬼室福信等前来迎入周留城，即王位。
唐高宗在出兵百济获胜后，于龙朔元年（公元661年）四月，遣仁雅相、苏定方率军进攻
高句丽。高句丽与鬼室福信联合，共同抵抗唐军。鬼室福信率军曾一度围困刘仁原军于百
济王城，但遭刘仁轨与新罗军夹击，被迫撤军，遂解围城之危。高句丽惟恐鬼室福信兵败
，使本国遭南北夹击，
因而也谴使于公元662年三月 百 乞师，敦促倭军迅速开赴战场，与唐军作战。决心参战
的倭王政府，遂命令百济战场的倭军立刻投入战斗。公元662年六月，倭前将军上毛野稚
子等率军二万七千人进攻新罗，夺取沙鼻歧、奴江二城，使新罗与唐军的联系通道受到威
胁。
这时的战争形势已非常微妙，朝鲜半岛形成南北两个战场。在北方战场，高句丽与唐军基
本形成了对峙的局面，由于地形限制的缘故，唐军的进展始终不大。而在南方战场由于倭
军的介入，战争形势已经转向倭军和百济军方面了。唐军兵源在南方得不到补充，虽然唐
军与新罗的联军的还未
遭到败绩，但总体上已经开始居于守势。但是不久，百济发生聚变，栋梁大将鬼室福信功
高震主，不容于百济王扶余丰，以谋反之罪被杀，百济国人心思动，其战力受到极大的削
弱。
公元663年八月初，倭国援军将至，百济王丰率部分军队自周留城赴白江口（今锦江口）
迎接。白江口系高丽半岛上的熊津江（今韩国之锦江）入海处形成的一条支流白村江的入
海口。周留城则有百济王子及倭军联合守卫。这时，唐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率七千援军与刘
仁轨会师后，分兵两路
进攻周留城。刘仁原、孙仁师以及新罗王金法敏统帅陆军，从陆路进攻周留城。刘仁轨、
杜爽率领唐水军和新罗海军从熊津进入白江口，朔江而上夹击周留城。八月十三日，刘仁
原所部进逼周留城外围。而百济则因鬼室福信之死，士气极其低落，尽管有倭军相助，但
还是难以抵抗唐军的进
攻。周留城周围的城池，逐一被唐军攻克，百济守军相续投降。但周留城外的任存城地势
险要，为周留之扼口，将军克死用兵，唐军围攻三旬依旧不曾攻克，周留城因此得以保全
。
在刘仁原率军向周留城进军的同时，刘仁轨率唐和新罗海军驶向白江口，企图朔江北上进
逼该城。当刘仁轨所率海军 抵白江口时，与先期前来的倭国海军相遇。“?船千艘，停
在白沙，百济精骑，岸上守船”。刘仁轨立刻下令布阵，百七十艘战船按命令列出战斗队
形，严阵以待。公元66
3年八月二十七日上午，倭军战船首先开战，冲向唐军水阵。由于唐军船高舰坚利于防守
，倭军船小不利于攻坚，双方战船一接触，倭军立刻处于劣势。倭军的指挥员慌忙下令战
船撤回本队，其指挥互相计议说：“我等争先，彼当后退。”遂各领一队战船，争先恐后
毫无次序地冲向早已列
成阵势的唐海军。倭军坐井观天，妄自尊大，竟然认为将智兵勇，唐军见之，必然自动退
去，于是浩浩荡荡地闯进了唐军的埋伏圈。唐军统帅见倭军军旅不整，蜂拥而至，便指挥
船队变换阵形，分为左右两队，将倭军围在阵中。倭军被围，舰只相互碰撞无法回旋，士
兵大乱。倭军指挥朴市
田来津虽然“仰天而誓，切齿而衅”，奋勇击杀，直至战死，但亦无力挽回战局。不过片
刻之见，倭军战败，落水而死者不计其数。《新唐书》记载：唐军与倭军海战，“四战皆
克，焚四百船，海水为丹。”百济王先在岸上守卫，见倭军失利，乘乱军之际，遂逃亡高
句丽。
唐海军白江口大捷的消息传到周留城，九月七日守城的百济王子余忠、胜忠等率守军
投降。倭国陆军忙自周留城及其他地区撤离，百济境内倭军集结于以礼城，于九月十九日
撤回本国。唐倭海军白江口之战，结束了新罗与百济间的长期纠纷，同时使倭国受到严重
打击。倭国失败的直接
后果是，停止了对朝鲜半岛的扩张，大约在千余年之内，未曾向朝鲜半岛用兵。另一方面
，唐灭百济，五年之后灭亡高句丽，与唐友好的新罗强大起来，逐渐统一半岛。
中日第一战倭国的惨败给予日本的自信心以极大的打击，此后十年间，日本采取守势，在
本州西部和九州北部大量增筑烽火台，布置重兵防守，闹到人心惶惶。然而，唐在帮助新
罗统一了朝鲜半岛后，却并未向日本本土出兵。日本也由此认识到自身的不足，打开国门
，积极向唐朝学习先进
的生产文化，巩固了“大化改新”的辉煌成果。
史比日本更为悠久。中日两国在地理上的位置相距很近，现在经常被称作“一衣带水”的
邻邦。由于地理位置的接近，两国人民大约在距今二千多年前，就建立了交往关系。不过
那时中国的历史已经前
进到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相交替的春秋战国时期(据通说),而居住在日本群岛上的居民，
尚处在原始社会末期氏族公社阶段，就是说，国家还没形成。由于汉族的经济文化发展较
高，居住在汉族周围的民族和部落，自然要受到汉族的影响。中日两自人民间的最初交往
，就是在汉族的经济、
文化影响下实现的。
在中国汉代的早期记载中，把日本称为“倭人”，后汉王充的《论衡》也在书中说，周成
王时曾有“倭人贡畅入"。他把中日人民交往的时间，提前到中国的周初即公元前一千多
年以前。不过，从当时东亚各国的社会发展状况看，中日两国之间的交往不可．能发生得
那样早。因为那时的倭
人大概还处于原始公社的采集经济阶段，尚没有形成越海交换的经济基础。王充生于后汉
。他很有可能把汉时对矮人的认识，附会到周代的历史中去。从而，他的记述，只能看作
是反映汉族人民与倭人发生交往的一段古代传说，不可能是历史的真实。但从中国的古代
传说和日本出土文物中
，可以发现汉族人为了躲避战火，向日本移民的痕迹，除了在日本九州定居外，最远的到
达京畿附近。他们带去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思想文化，对当时倭人的社会生产以及后来建
国都有重要的影响。
大汉帝国和日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刘彻对建都
于王险城的卫氏朝鲜发动了战争。同年，汉军杀朝鲜王卫右渠，灭朝鲜，在其地设玄芜、
乐浪、真番、临屯四郡，极大地便利了汉帝国和日本的交往。范哗在《后汉书.东夷传》
中写道：
“武帝灭之(指卫氏朝鲜)，于是东夷始通上京。”及至东汉，光武帝刘秀于建武中元二年
（公元57年），赐“倭奴国王”以金印，继而东汉政府又与日本伊都国建交；在后来的魏
、晋以及南北朝时期，中国的统治政权都与日本保持了密切的关系。
在这段时期内，日本国内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中国的三国时期，魏与日本的邪马台女王国
之间交往密切；西晋初年，邪马台女王国发生变动，壹与女王被废，邪马台“复立男王”
。这个新兴王国的赞、珍、济、兴、武等五代倭王曾与南朝宋政权建立外交关系，倭王武
也曾向宋顺帝上表求封
。不久，肖道成灭宋建立齐朝，接着肖衍灭齐建立梁朝。齐、梁二代虽对倭王武都有过册
封，但倭王实际上末遣使奉表朝献，双方无官方往来。此后，直到隋统一中国，近百年间
中日两国无聘使往返。
五王时代的倭国，政权已集中于倭王，国力强大；自侯王武以后，至祟峻帝执政时期，倭
国的政治经济都有迅速的发展；而中国在隋炀帝时期，对外国奢侈品的需求增加，不断派
出使者出使南洋、西域、北方和东方，购买奢侈品。与此同时，隋朝对外扩张的意欲日炽
，发动了对高丽的扩张
战争。这场战争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但是，却引起日益发展的倭国(当时已称大和国)的注
意。停顿近二个世纪的中日两国间的交往，重新开始了。当时隋朝与倭国都曾互遣使节，
但倭王却不肯再以臣礼事隋炀帝，而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足见狂妄，而杨
广却也不会轻易的待对
方以平礼，在回信中称“皇帝问候王”，也颇令当时倭国执政的厩户太子不快了好一阵子
，最后挖空心思的写出“东皇帝敬白西皇帝”这样的称谓，令人一笑。但这些小龌蹉并没
有真正影响中日间正常的经济往来，倭国派出多人到大隋朝学习先进的文化，他们不仅专
修佛学和儒学，而且对
隋后来对唐的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医药、艺术以及政府机构的设置、法制律令的颁
布等各方面都广泛地进行学习。
唐太宗李世民
唐建国初期，其政治经济制度基本承袭隋制，只对隋制中的恶弊作了一些改革。唐初的对
外政策，是在太宗李世民“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下实现的。因此，唐与周围各国
有一个暂短的安定时期。在唐的经济迅速发展，军事实力日渐增强的形势下，其对外关系
出现下述三种情况：首
先，唐对西、北部的少数民族如突厥等，实行军事保边，制止入侵或掳掠政策；其次，对
东北方的高丽等
国，进行扩张战争；与此同时，对建有外交关系的新罗派出援军，支持其反对外国入侵的
战争。在支援新罗反对外国入侵的战争中，唐与倭国(不久以后改称日本)发生了历史上中
日之间的第一次战争。
新罗、百济和高句（此字念“勾”）丽都位于今天的朝鲜半岛上，新罗和百济占据了半岛
的南半部，高句丽则不仅占据了北半部，还占有中国的东北和辽东半岛的一部分。公元六
一八年唐建国之后，新罗、百济和高句丽三国先后与唐建立了外交关系。在与唐建交前，
新罗和百济间关系紧张
，一直互相攻城略池争夺不休。百济为实现分割新罗的企图，曾与高句丽合谋，联合进攻
新罗。而新罗则积极向唐朝靠拢，以期得到保护。为此，曾上书太宗，例数百济和高句丽
侵伐新罗的罪行，吁请请唐政府出面制止。唐太宗则和中国历代统治者一样，将半岛上独
立的三国，视为唐朝的
属国。但是，在太宗执政初期，因国力尚未充实，执行“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政策，
无力也不愿对三国用兵。所以，他以上国君主的身份，对三国间的战争进行调解。贞观元
年（公元627年），唐太宗借三国使者赴唐朝朝贡之机，分赠三国国王以玺书，从中擀旋
。在给百济王的玺书中
说：“朕已对王侄及高句丽、奚落使人俱赦通知，咸许缉睦。王必须往彼前怨，识朕本怀
，功笃邻情，即停兵革。”但对于太宗的调解，百济与高句丽徉称顺命，实际上并未停止
攻侵。
唐初朝鲜半岛形势
在经过贞观之治后，唐朝的国力开始迅速得到增强。唐太宗开始屏弃了昔日“四夷自服”
的外交政策，转而采用强硬的对外扩张政策。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乘高句丽国内
政变之机，唐太宗亲率十万大军进击。高句丽举国一致奋勇反抗，唐军进展并不顺利。但
高句丽的国力因之而大
大削弱，从而减轻了对新罗的压力。但百济在唐军进军高句丽期间，并没有停止进攻新罗
的军事行动，相反又连夺十数城，从而切断了新罗赴唐的贡道。这时，太宗病逝，唐遂从
高句丽撤兵。高宗即位后，接到新罗的急报，并未出兵，而是循太宗旧例，赠百济国王玺
书，令其退还所夺新罗
城池。此时，正逢倭国使臣来朝，高宗于是赠倭王玉玺书，令其援助新罗。但是，唐高宗
并不了解，倭国与百济关系原本就胜于新罗，加上公元653年8月百济与倭国“通好”之后
，关系就更加密切，因此根本不可能援助新罗。百济见太宗出兵高句丽也不曾有什么实质
性成果，因而置高宗玺
书于不顾，进而再次联合高句丽出兵新罗，于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再夺新罗三十余城
。新罗告急，高宗决意于显庆五年（公元660年），派左卫大将苏定方统水陆军十三万出
兵百济，以解新罗之危。苏定方大军从成山（今山东荣城）由海路出发，进军百济，船帆
千里，随流东下。新罗武
烈王闻讯既率军五万与唐军会师，显庆五年（公元660年）七月，百济为唐、新联军所灭
。苏定方留郎将刘仁原等驻守百济王城，自 俘虏回国。
百济即亡，但百济将军武王从子鬼室福信与浮屠道深等人率部死守周留城，誓死抵抗唐军
。同时，鬼室福信为迎回以前赴倭国为人质的王子扶余丰回国即王位，谴使去日本，同时
向倭国乞师求援，并献上战争中俘虏的唐军百余人，倭王将此百余人安置在美浓国不破、
片县二郡，这里也就是
今天位于本州中部的歧埠地区。后来日本将元日战争中的俘虏都称为“唐人”，大概就源
于此吧。
百济的覆灭，对倭国的来说，也是极其重大的损失。如果听任百济亡国，则倭国在朝鲜半
岛上的势力，将被全部清除。齐明七年（公元661年）正月，以倭王亲征的形式，向百济
发兵数万。倭王齐明帝随军西征到九州，突然病逝于朝仓宫，太子中大兄回京素服称制，
是谓天智帝。齐明帝之
死，并没有动摇倭国出兵百济的决心。八月，另派阿云比罗夫等为前将军，阿倍引田比罗
夫等为后将军，统帅全军开赴百济。九月，新倭王天智帝派狭井槟榔等率军五千护送王子
丰回国，至百济境，鬼室福信等前来迎入周留城，即王位。
唐高宗在出兵百济获胜后，于龙朔元年（公元661年）四月，遣仁雅相、苏定方率军进攻
高句丽。高句丽与鬼室福信联合，共同抵抗唐军。鬼室福信率军曾一度围困刘仁原军于百
济王城，但遭刘仁轨与新罗军夹击，被迫撤军，遂解围城之危。高句丽惟恐鬼室福信兵败
，使本国遭南北夹击，
因而也谴使于公元662年三月 百 乞师，敦促倭军迅速开赴战场，与唐军作战。决心参战
的倭王政府，遂命令百济战场的倭军立刻投入战斗。公元662年六月，倭前将军上毛野稚
子等率军二万七千人进攻新罗，夺取沙鼻歧、奴江二城，使新罗与唐军的联系通道受到威
胁。
这时的战争形势已非常微妙，朝鲜半岛形成南北两个战场。在北方战场，高句丽与唐军基
本形成了对峙的局面，由于地形限制的缘故，唐军的进展始终不大。而在南方战场由于倭
军的介入，战争形势已经转向倭军和百济军方面了。唐军兵源在南方得不到补充，虽然唐
军与新罗的联军的还未
遭到败绩，但总体上已经开始居于守势。但是不久，百济发生聚变，栋梁大将鬼室福信功
高震主，不容于百济王扶余丰，以谋反之罪被杀，百济国人心思动，其战力受到极大的削
弱。
公元663年八月初，倭国援军将至，百济王丰率部分军队自周留城赴白江口（今锦江口）
迎接。白江口系高丽半岛上的熊津江（今韩国之锦江）入海处形成的一条支流白村江的入
海口。周留城则有百济王子及倭军联合守卫。这时，唐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率七千援军与刘
仁轨会师后，分兵两路
进攻周留城。刘仁原、孙仁师以及新罗王金法敏统帅陆军，从陆路进攻周留城。刘仁轨、
杜爽率领唐水军和新罗海军从熊津进入白江口，朔江而上夹击周留城。八月十三日，刘仁
原所部进逼周留城外围。而百济则因鬼室福信之死，士气极其低落，尽管有倭军相助，但
还是难以抵抗唐军的进
攻。周留城周围的城池，逐一被唐军攻克，百济守军相续投降。但周留城外的任存城地势
险要，为周留之扼口，将军克死用兵，唐军围攻三旬依旧不曾攻克，周留城因此得以保全
。
在刘仁原率军向周留城进军的同时，刘仁轨率唐和新罗海军驶向白江口，企图朔江北上进
逼该城。当刘仁轨所率海军 抵白江口时，与先期前来的倭国海军相遇。“?船千艘，停
在白沙，百济精骑，岸上守船”。刘仁轨立刻下令布阵，百七十艘战船按命令列出战斗队
形，严阵以待。公元66
3年八月二十七日上午，倭军战船首先开战，冲向唐军水阵。由于唐军船高舰坚利于防守
，倭军船小不利于攻坚，双方战船一接触，倭军立刻处于劣势。倭军的指挥员慌忙下令战
船撤回本队，其指挥互相计议说：“我等争先，彼当后退。”遂各领一队战船，争先恐后
毫无次序地冲向早已列
成阵势的唐海军。倭军坐井观天，妄自尊大，竟然认为将智兵勇，唐军见之，必然自动退
去，于是浩浩荡荡地闯进了唐军的埋伏圈。唐军统帅见倭军军旅不整，蜂拥而至，便指挥
船队变换阵形，分为左右两队，将倭军围在阵中。倭军被围，舰只相互碰撞无法回旋，士
兵大乱。倭军指挥朴市
田来津虽然“仰天而誓，切齿而衅”，奋勇击杀，直至战死，但亦无力挽回战局。不过片
刻之见，倭军战败，落水而死者不计其数。《新唐书》记载：唐军与倭军海战，“四战皆
克，焚四百船，海水为丹。”百济王先在岸上守卫，见倭军失利，乘乱军之际，遂逃亡高
句丽。
唐海军白江口大捷的消息传到周留城，九月七日守城的百济王子余忠、胜忠等率守军
投降。倭国陆军忙自周留城及其他地区撤离，百济境内倭军集结于以礼城，于九月十九日
撤回本国。唐倭海军白江口之战，结束了新罗与百济间的长期纠纷，同时使倭国受到严重
打击。倭国失败的直接
后果是，停止了对朝鲜半岛的扩张，大约在千余年之内，未曾向朝鲜半岛用兵。另一方面
，唐灭百济，五年之后灭亡高句丽，与唐友好的新罗强大起来，逐渐统一半岛。
中日第一战倭国的惨败给予日本的自信心以极大的打击，此后十年间，日本采取守势，在
本州西部和九州北部大量增筑烽火台，布置重兵防守，闹到人心惶惶。然而，唐在帮助新
罗统一了朝鲜半岛后，却并未向日本本土出兵。日本也由此认识到自身的不足，打开国门
，积极向唐朝学习先进
的生产文化，巩固了“大化改新”的辉煌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