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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爱如山 -----写在父亲节前夕----- 想起父亲，脑海中总是出现他慈祥的微笑。他是八个孩子的父亲，尤其是其中有六个男孩，但是从没见他对哪一个发火或者是打骂。我在家中排行老五，上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下有三个弟弟，在家中是有了不多，没了不少，如同空气一般，我也知道自己的分量，所以从来没有向父母有过什么出格的要求。 我们那个时代，对父亲还是很怕的，不记得自己坐在父亲怀里，也从没有对他撒过娇。只记得很小时，大概在4到5岁左右，一次和父亲上街，突然下起大雨，爸爸把我背在背上，把他的帽子戴在我的头上，在大雨中，他快步往家里走，这是我记忆中离父亲最近的距离。 父亲年轻时和他的哥哥一起开卡车，搞运输。应该是在满洲国的时候，后来老叔也和他们一起干。那时是大家庭生活在一起，爷爷奶奶是满族，生活有很多规矩，对三个儿媳妇要求也很严格。大娘，母亲和老婶在家务上有分工，谁做饭，谁烧水沏茶伺候公公婆婆等，那么一大家子，家务活很多。听母亲讲，大娘有时记忆力不大好，该她做的事常常忘记，母亲只好顶上。而母亲结婚后，几乎两年生一个孩子。自己的孩子要自己照顾，那时老婶尚没有孩子，生活比较轻松。妈妈曾经埋怨过，老婶没有把我们中的一个抱养过去。 大爷领着两个弟弟，常年跑运输。虽然那时开汽车是被人羡慕的职业，但是在黑龙江漫长寒冷的冬季，也是很艰苦的。道路不好，万一车出现了故障，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荒郊野外，真不知他们是如何应对的，而且出车往往是一人前往。好不容易来到大车店，坐在热炕上，喝一口热酒，暖暖身子，吸一口烟解解乏，这是父亲一辈子的爱好。也是被母亲数落一辈子的诟病。 东北解放后，父亲在克山县运输公司工作，任命为运输队队长，周围围了一帮年轻的徒弟。除了教导他们开车，还要教汽车修理。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领导让父亲带了他的15个徒弟一起跨过鸭绿江，来到了朝鲜战场。他们的任务是往前线运输武器弹药等补给，他们都是工人，但是到了战场他们就是战士：抗美援朝的中国人们志愿军战士，他们没有经过任何训练，直接来到战场，开着卡车行驶在从后方到前线的朝鲜土路上。美国的飞机专门在天上巡逻，看到这一排排的运输车，无数炸弹向下投来。刚来几天父亲的一位徒弟的车被炸弹炸中，车毁人亡。战友牺牲后，他们运输队在死亡的边缘继续出车，他们总结出一些经验，朝鲜山多，山洞多，再看到飞机飞来，他们就将车开进山洞躲避炸弹。如果来不及进山洞，就开着车跑，然后突然停下来，土路上的灰尘由于惯性继续前行，美国的炸弹就会落在这团灰尘上。在父亲带领下，他们完成一次次任务，都是拿生命换来的。父亲的事迹曾登载在当时的志愿军报纸上。 战争需要，关键时，老百姓走上了战场，不光需要运输兵，我四姨：我妈妈五叔的女儿，当时是哈尔滨的一名护士，也到了朝鲜，成为一名战地护士。我四舅：我妈妈三叔的儿子成了一名战地记者。为了朝鲜战争中国无数优秀儿女离开了自己的妻儿父母，跨过鸭绿江，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展开了殊死的搏斗。四姨牺牲了，当时她父母还健在，她却永远的留在朝鲜那寒冷的异国的土地里。 父亲走后，克山县运输公司停发了父亲的工资，使我们一家人生活陷入绝境。多少年过去了，那些艰苦的日子，我仍然记忆犹新。我在想，母亲为什么不去找运输公司领导，人是你们派出去的，用生命保家卫国，可是对上前线的战士的妻儿却不管不顾。母亲带着8个孩子如何生活？ 17岁的大哥是老大，在工厂当了学徒，每月十几元的工资是我们全家的经济来源。是的，全家九口人的沉重的生活负担落在他那稚嫩的肩上，我们是应该感谢他。但是他对下面的7个弟弟妹妹并不友好，非打即骂。在父亲不在家的那两年，是我童年时期的噩梦，没有父亲的保护，自己如同在风雨中无助的小鸭子任凭风吹雨打，没有反抗，只能默默地忍受。对于这个家中的顶梁柱，母亲也不敢责备他，任他在家中横行霸道。记得一次外面下着雨，做饭烧的柳条已经被雨淋湿了，我蹲在灶前往灶坑里放柳条，然后点火，但是点不着，大哥上来朝我胸前猛踢一脚，把我踢个仰八叉，那时我六岁。多少年过去了，我常常想，大哥为什么如此，后来得知，他上小学时是日本占领东北时期，学校里高年级学生打骂低年级学生，这是家常便饭，低年级不敢反抗。他曾在学校里挨过高年级的欺负，不敢吱声，后来把这带到家里，霸凌弟弟妹妹。 生活所迫，我有时和小伙伴们去捡柴，有一天我们一起来到一个棺材铺，一看那地上全是一块块做棺材时砍下的碎木，大家如获至宝，蹲在地上往自己的小筐中捡木板子。蹲在棺材傍边，我很害怕，我心在突突直跳，吓得不知如何把碎木往筐里放，突然听的一声喊：干什么！吓得大家争先恐后往出跑，因为我小，跑得慢，被抓到，把小筐给没收了。 两年后，父亲从朝鲜回来了，我们全家搬到齐齐哈尔，走之前，我姐姐领我去棺材铺把筐要了回来。父亲在齐齐哈尔交电公司上班，在齐齐哈尔解放门附近，由于刚来没有房子，我们住在公司里，在食堂吃饭。我上了那附近的永裕小学。有爸爸的日子，每天都充满阳光，我走路上学，常看见马路上的标语：爱护树木人人有责。在墙上有很大的字：仁丹。当时只知仁丹是一种中药粒，含在嘴里，治疗咽痛，却不知它另有用途。多少年后，我来到日本，我打工的日本老板和他的哥哥，姐姐，姐夫在日本侵华时都在齐齐哈尔当兵。一天他哥哥来访，当得知我的老家是齐齐哈尔时，他哥哥告诉我，那是标记暗号：有仁丹广告牌的那条街是个死胡同，打仗时别往里跑。我想我们中国人不会知道吧。 父亲技术高超，关于汽车的事情，没有不知道的，工作认真，曾多次被评为黑龙江省劳动模范。父亲得的奖章可以挂满前胸。那时当了模范除了有奖章以外，还有纯羊毛毛毯，毛料毕及等物资奖励。 父亲和同志，领导关系很好，所以大家对我们也很友好。有一位父亲的朋友，我们叫他马大爷，他很喜欢我，每次来我家都给我带烤地瓜，驴肉块（大街上卖驴马烂，就是五香驴肉，马肉），都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那五香驴肉真的很好吃。我知道马大爷有个儿子，我以为他因为没有女儿而喜欢我，后来我知道他有个女儿，那么是因为他是父亲的朋友，所以喜欢我。如同父亲另一位朋友郝大叔喜欢三哥一样，一来我家就说三哥是他的孩子，在我家受气，要领走。有时说得三哥眼泪汪汪，以为他说的是真的，其实郝大叔也有儿子。赵大爷喜欢我姐姐，很希望我姐姐嫁给他儿子，以便两家结为秦晋之好。正所谓：前三十年看父敬子，后三十年看子敬父。 后来大哥娶了父母在海伦县时结交的一位老朋友的女儿为妻，大嫂的叔叔，我们叫他闫大叔，可能倒动小买卖，有时父亲公司缺少汽车零件，就从他的手里买。后来犯事了，说他投机倒把，把我父亲牵扯到里面，父亲是国营企业领导，那时又在“三反五反”运动之后，处理得很严，父亲被判刑，劳改三年。他进了监狱第二天，父亲领导的交电公司第三营业部就倒闭关门了。由于单位需要，在里面关了一年就被单位要出来了，还在原单位任职，是交电公司下的储蓄公司。他在那里工作到退休。 1960年，中国三年灾害，我家也同样缺食少穿。那年的春节，初一早晨，我家包不起饺子，妈妈做的是疙瘩汤，而且每人只能一小碗。爸爸端起他那一小碗疙瘩汤，分给了我们几个，他放下碗筷子离开了饭桌。我还记得父亲那悲伤的表情，他是感到，自己没有尽到当父亲，当一家之主的责任：连过年都没让全家吃上一顿饺子，要知道过年吃饺子对北方人的重要。其实倾巢之下焉有完卵，全国人们都在贫困线上挣扎，我们有什么例外。那年冬天，父亲在农村买了一卡车甜菜疙瘩，那是制造糖的原料，那里面含有很多糖。把它馇成丝，放上玉米面，蒸成团子，又好吃又有营养，我们度过了艰难的一年。 我一心要考大学，因此学习比较用功，晚间看书到很晚，爸爸有时走到我的房间说，养养你的眼睛吧。因为从上高中我就近视了，开始戴近视镜，我也不知如何养养眼睛，功课没有看完，我是不能睡觉的。 我从小学到高中三年，一共12年，家里只去过学校两次开家长座谈会，一次是初中二年，我大嫂代表家长去了我上学的第五中学。同学都趴在门缝往教室里看，说着：你嫂子长得很好看。另一次是高三毕业前，父亲去了齐市一中，为我开家长座谈会。开完之后我问他，老师都说了什么？他说，老师表扬了每门功课是五分（我们那时是五分制）的学生，几乎每门功课都念了你的名字，看得出，他很高兴。高考那天，父亲开卡车送我去考场，本来我可以坐在驾驶蓬里，但是我的同学赵淑琴和我一起去，我只好和她一起坐在后大箱里。我把自来水笔放在裤兜里，由于坐在后大箱的地上，笔掉了也没发现，要进考场发现没有参加考试的笔了，只好用赵淑琴的备用笔参加考试。她那笔尖较粗，有时还不大下水，好在还勉强可以使。即或如此，回家后也不敢告诉父亲，笔丢到了他的车上。我就是用赵的那支笔考完了整个高考的各门考试。 在中国最难考大学的1962年，我考上了哈尔滨医科大学。我们那时上学，不用交学费，住宿也免费，只是吃饭和买书需要自费。很多同学都有助学金，我们班47个学生只有四人没有助学金，其中就有我一个，因为父亲的工资较高。那时家里每月给我邮寄20元人民币，大学5年，加上文革在校晚毕业两年，家里从没有晚寄钱给我。其实我家也不富裕，父母是克服了重重困难供我读书。 文革时，学生停课，工厂停工，父亲只好在家赋闲。他既没有参加斗争谁的大会，也没有被哪个徒弟揪斗。他有个朋友是泰来县监狱的领导，每次来齐齐哈尔都和我父亲聚聚。他总是说，每次送犯人来，我都看看有没有老郭家的人，我好特意照顾。因为那时是文革时期，进监狱的人较多。他的这份好心，一直没用上，因为我的哥哥弟弟们谁也没进监狱。到了 复工时，他又 上班了，成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典型。 我大学毕业分到了拜泉县，父亲的徒弟在那里运输公司工作，可以通天，在我档案尚没有到的时候，就让我去县医院报道。那时是1969年文革还没有结束，医院有个工宣队代表做院长，接待我，问想去哪科。我在上学时感到，医生能治病的就是外科和儿科。外科我身体不行，我那时有低血压，有时跟着老师去查房，时间长了会身出冷汗，头晕，外科手术要几个小时。当时医学界有：金眼科，银外科，好吃好喝妇产科，稀里糊涂大内科，金不换的小儿科。所以我和他讲，去儿科。这样，我就是拜泉县医院的儿科医生了。 到了1970年1月5号，我在拜泉县医院结婚了，单位给办了一个简单的婚礼，事先没有和家里讲。很快传到了在齐齐哈尔的家中，有人告诉我，父亲听说我结婚了后，哭了。我心中一动，因为我觉得父母不会把我当回事，我结婚与否都是我个人的事，没有必要告诉任何一个人。原来父亲还很在意我。 再后来听说是周恩来总理的一句话：大学毕业生要一插到底，意思是我们要分到生产大队去，不能在县医院，我把这事写信告诉了家里。不久，一纸调令，把我从拜泉县医院调到嫩江地区所属下的一个部门当保健医，位于齐齐哈尔。因为拜泉属于嫩江地区，地区调人不需要单位同意，直接调转。来到齐齐哈尔上班之后，一天父亲领我去了当时嫩江地区管人事的一个人家中，只是礼貌的送了一盒点心，两瓶罐头表示感谢。现在想想，父亲的能量够大了。没费吹灰之力，就把我从县城调到齐齐哈尔。几个月后我儿子出生，白白胖胖，姥爷姥姥舅舅姨们都很喜欢。我都不记得是什么时候，爸爸带着他，到照相馆照了一张照片，至今这张照片还保留着。 1971年9月，我被调到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附属医院，任儿科医生，75年女儿出生。有一年父亲的徒弟的徒弟开车去哈尔滨，汽车出了毛病，那时马路旁没有汽车修理部，他找到我，我把他介绍到我们的学院汽车队，那里的师傅帮他把车修好。在修理过程中，他讲：到齐齐哈尔一提：二郭一陈，没有不认识的。我知道二郭是我父亲和我老叔。但是没听说过一陈。一陈是我父亲的徒弟。 过了一段时间，汽车队的一位司机找到我，对我表示感谢，好象还拿了礼物。原来他去齐齐哈尔办事，突然汽车发动不起来，没有办法，突然想起二郭师傅，于是截了一辆车问是否认识郭师傅，这位司机说认识，于是把他车到父亲单位，后来父亲把他的车修好，解了燃眉之急。 父亲晚年由于健康愿意，烟酒都不行了，只好戒掉，每日喝茶打发时间。1989年12月1日患脑血栓去世。病重，去世等消息没人通知我，就像我根本不存在一样。那时我已经来到渥太华了，直到几个月后，在美国的四舅挂电话我才知道。 很后悔，没有给父亲买过一盒烟，一瓶酒，一两茶叶。父亲爱吃西葫芦馅大蒸饺，现在有时我在做西葫芦馅蒸饺时还想到父亲爱吃这口，已经无法让他享受了。父亲那慈祥的微笑永远在我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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