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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确定不是棉被朝南？今天坐西朝东观了把天象，有这种可能
大选赢家出现了！宾州那个声称听到局长叫人改选票邮寄日期的邮局员工在调查人员找上来后撤销指控（对联邦特工撒谎是重罪），13万美元捐款被众筹平台撤销，他说他没反悔，又跑到“基督教众筹平台”筹生活费，已筹到快 20万美元.
Gofundme上这位的众筹被撤了。不知13万美元到手没有：
基督教的众筹平台，快20万美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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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万了，今天到25万就众筹成功了。
基督教众筹平台给力，这个爆料的也是人生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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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万后，难道不许人家换一家平台继续众筹？没见过你们这帮川黑这么欺负人家一个老实巴交邮递员的。21万了，今天到25万就众筹成功了。
基督教众筹平台给力，这个爆料的也是人生赢家
“翻红”报道满天飞，中国自由派的大选阴谋论
加拿大家园 iask.ca 2020-11-12 01:07 来源: 纽约时报 作者:
北京一家官方媒体周日播放了当选总统小约瑟夫·R·拜登发表胜选演讲的画面。 ANDY WONG/ASSOCIATED PRESS
2020年总统大选犹如一场史诗级大剧，正在此起彼伏的阵阵欢呼和质疑声中缓缓落下帷幕。但是在太平洋两岸的中国自由派圈子，支持特朗普总统的大量“铁粉”仍然在散布各种指控选举舞弊的消息，其中大部分都是未经核实或已证伪的假消息。他们不愿意接受自己的偶像败选的事实，喜欢偏信来自某些中文媒体和Facebook传播的各种有利于特朗普的假消息。我在的微信群几乎是清一色的自由派，这两天，各群还在大量散播摇摆州出现大选作弊和全线“翻红”之类的报道。
当然，质疑和挑战选举结果是个人自由，但是对于小道消息不加质疑地全盘照收、对于与之对立的辟谣信息完全不闻不顾，戴着深色眼镜，立场现行、先入为主地筛选自己愿意接受和传播的信息，这只能说是偏执。
事实上，此次大选揭示了中国自由派的一个重大变化：他们传统上相信西方的新闻自由和主流媒体，但是这次大量支持特朗普的自由派已不相信《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CNN这样的主流媒体，而选择相信《纽约邮报》、《华盛顿时报》这样的媒体。他们认为，美国主流媒体或已被华尔街大财团收买，或已被“白左”占领，甚至已被“敌对势力”渗透——以往，只有中国左派或官媒才会主张这种阴谋论。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许纪霖在微信群里提出，这是中国自由派在1990年代初和“新左派”决裂之后的第二次大分裂。近年来，自由派内部不断分裂，固然是不争的事实，但我还是倾向于认为（或希望），自由派的分裂和那次左右“决裂”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自由派和新左派决裂，主要是因为各自对极权政体的态度上的分野。如果左派——不论“新”还是旧——支持极权或对特定政体的性质存在根本误判，那么左右必须也只能决裂——这种分歧是如此彻底，以至无法弥合。然而，自由派内部则不论出现多大的左右分歧，反极权的基调是一致的，但是他们错误地将美国民主党定性为另一种极左，因而将反极左立场扩大到“逢左必反”。
这样实际上是将他们变成了极右——不能容忍宪政民主体制下正常的左派立场，但是如果他们认识到这是一种误解——中间偏左的民主党显然不是支持极权的极左，而是中国自由、民主、法治事业的推动者可以合作的盟友，那么仍然能够回归真正意义的自由派阵营。自由派内部的分歧主要发生在认识论上（朋友的“敌人”是敌人），自由派和左派之间的分野则不只是认识论，更体现在价值观上。
自由派价值观的基本一致也要求他们对民主政治共享大体一致的基本认知，并共同信守一个社会契约。政治竞争总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只有对抗，就成了无底线的政治斗争。中国历史上的宪政民主试验之所以屡屡失败，就是因为我们人民从来没有形成过任何社会契约。一个国家要得到理性治理，必须有一个相当数量的自由派中坚力量愿意接受社会契约，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不断分化瓦解。此次大选众多自由派的认知失准表明，他们知道自己反对什么——极权政体，却并不真正知道自己追求什么——为宪政民主提供基础的社会契约。
周期性选举民主是社会契约的必要组成部分，它要求立场对立的各方都愿赌服输：如果竞选各方都获得了自由而相对充分的表达机会，投票过程没有足以改变结果的大规模舞弊，尤其是如果这一点得到了独立司法机构的确认，那么即便是自己不愿意看到的人当选，我也心悦诚服，而不是仍然胡搅蛮缠、到处传谣。
绝大多数自由派对上述原则并无异议，但是他们否认这次大选符合上述条件：很多人认为，美国的主流媒体出于种种原因而封杀了特朗普的言论，因而宁愿相信他的推文和关于选举舞弊的各种小道消息；他们不仅不喜欢民主党的政策，而且确信民主党在摇摆州制造了大规模舞弊，尽管这些主张迄今为止只是特朗普支持者的一面之词。
直到2020年大选之前，绝大多数中国自由派一直将美国当作“民主灯塔”。然而，大选之后，美国的宪政民主体制还能否受到信任？此次大选的中文谣言满天飞也暴露出中国自由派这个群体的诸多问题，很多人似乎具有和自由主义精神格格不入的领袖崇拜情结，似乎对谁赢得这场选举的关注远胜于对选举规则和事实真相的关注，似乎不愿意对不同信息与见解保持宽容和开放的态度。
现在看来，选举舞弊论的最后堡垒是司法诉讼，特朗普的支持者似乎仍然信任美国司法。如果美国法院能够令人信服地排除系统性的选举舞弊，那么此次大选对于中国自由派将或许是一堂难忘的宪法课，能让他们看到美国人是如何守护新闻自由、选举完整和司法公正，并恢复他们对民主国家社会契约的基本要素的信任，而不是在误解、偏见和阴谋论中越陷越深。
然而，美国社会正在面临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宪法序言里的“我们人民”还在共享并信守自己的社会契约吗？我所说的“美国契约”，是指联邦宪法所体现的政治自然法则，如分权架构和有限民主、言论及新闻自由和法律平等保护。新冠疫情期间发生的弗洛伊德等事件提醒我们，即便是体制性种族歧视也未必彻底消除，而BLM（“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所激发的群情激愤则显示，社会性歧视仍然十分普遍。在一个社会、经济与政治的两极分化不断加剧的国家，还有可能共守同一部社会契约吗？
有些问题很难以答案。我只想从自己听到的华裔美国人抱怨比较多的两个问题，谈谈美国社会契约的重建。它们都直接或间接涉及种族，而如果不同族群不能共同接受一部基本契约，那么不论哪个党执政，社会都将分崩离析。
传统的社会契约以消极自由为主，要求机会平等、反对任何形式的歧视，但是并不要求积极意义的结果平等和纠偏行动(affirmative action)。它把这个问题留给多数人决断的立法——原则上，如果多数人同意，他们总是可以让自己推选的议会代表规定更积极的平等化政策。事实上，许多亚裔家庭认为，大学录取的纠偏政策已经损害了他们的子女获得平等入学的机会。这也许是美国社会应该重视的事实，但这个事实不应让亚裔美国人自己带上种族主义情绪。恰好相反，他们应当主张回归消极意义的族群平等。毕竟，纠偏行动不应永久化，更不应扩大化；它的本意是帮助历史上受歧视的少数族群，尽快使他们获得平等竞争的能力和机会。亚裔也应该更多地融入美国的宪政民主体制，通过更积极的政治参与来保护自己的平等权利。
另一个常见的问题是如何处理“政治正确”和言论自由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中国自由派经常诟病西方左派的一个话题。如果有人表达了政治“不正确”的观点，譬如流露出种族或性别歧视的倾向，我们如何对待它？这类观点无疑是错误的，但我们是否应该用自己掌握的资源——国家的或私人的——惩罚之？
允许我在此表达一点不那么“政治正确”的观点——第一修正案仍然是第一位的。它不仅教导我们谦逊和宽容，而且也为清除“不正确”的观念提供了最有效的捷径——辩论。如果我们因为一个人的可疑言论而解聘了他，那究竟能做什么呢？那只能让更多的错误观念因为恐惧而隐藏起来，但是它们会因为缺乏有力的驳斥而继续存在。与其如此，不如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地自由表达出来，然后用充分的证据和说理反驳之。
我忍不住引用霍姆斯大法官(Oliver Wendell Holmes, Jr.)的伟大名言：言论自由不是为了保护与我们一致的言论，而恰恰是为了保护我们所憎恨的言论。我不断地对中国政府强调这句话的逻辑和力量，我也希望美国社会的普罗大众能够接受这个逻辑，克制让错误意见闭嘴的人性冲动，避免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等人在一个多世纪之前担忧的“公共意见的专政”。要让美国“再次伟大”，起点是普通美国人对未必伟大的不同意见更加宽容。
不论哪个党执政，修复美国契约的使命必将是艰巨的。如果拜登先生能够顺利上任，这是一个好消息，但我对新总统并没有太多的期待。美国总统当然能做很多，但恰恰是总统制让美国更加分裂——用政治学家林茨(Juan Linz)和利普哈特(Arend Liphart)的话说，总统制是最大的“胜者通吃”；它让双方都输不起，它要为此次大选中出现的各种狂热、焦虑和分裂负责。
不论如何，美国总统是美国人民选举产生的；美国能否修复正在被撕裂的社会契约——不同种族能否相互尊重并平等对待，不同阶级能否和平解决利益冲突，不同观点能否自由表达……这些问题的决定权最终都掌握在普通美国人手里。只有当多数美国人愿意继续信守自己的社会契约，美国宪政民主才能恢复世界对它的信任。美国才能继续作为“民主灯塔”，照亮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通往宪政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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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红”报道满天飞，中国自由派的大选阴谋论
加拿大家园 iask.ca 2020-11-12 01:07 来源: 纽约时报 作者:
北京一家官方媒体周日播放了当选总统小约瑟夫·R·拜登发表胜选演讲的画面。 ANDY WONG/ASSOCIATED PRESS
2020年总统大选犹如一场史诗级大剧，正在此起彼伏的阵阵欢呼和质疑声中缓缓落下帷幕。但是在太平洋两岸的中国自由派圈子，支持特朗普总统的大量“铁粉”仍然在散布各种指控选举舞弊的消息，其中大部分都是未经核实或已证伪的假消息。他们不愿意接受自己的偶像败选的事实，喜欢偏信来自某些中文媒体和Facebook传播的各种有利于特朗普的假消息。我在的微信群几乎是清一色的自由派，这两天，各群还在大量散播摇摆州出现大选作弊和全线“翻红”之类的报道。
当然，质疑和挑战选举结果是个人自由，但是对于小道消息不加质疑地全盘照收、对于与之对立的辟谣信息完全不闻不顾，戴着深色眼镜，立场现行、先入为主地筛选自己愿意接受和传播的信息，这只能说是偏执。
事实上，此次大选揭示了中国自由派的一个重大变化：他们传统上相信西方的新闻自由和主流媒体，但是这次大量支持特朗普的自由派已不相信《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CNN这样的主流媒体，而选择相信《纽约邮报》、《华盛顿时报》这样的媒体。他们认为，美国主流媒体或已被华尔街大财团收买，或已被“白左”占领，甚至已被“敌对势力”渗透——以往，只有中国左派或官媒才会主张这种阴谋论。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许纪霖在微信群里提出，这是中国自由派在1990年代初和“新左派”决裂之后的第二次大分裂。近年来，自由派内部不断分裂，固然是不争的事实，但我还是倾向于认为（或希望），自由派的分裂和那次左右“决裂”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自由派和新左派决裂，主要是因为各自对极权政体的态度上的分野。如果左派——不论“新”还是旧——支持极权或对特定政体的性质存在根本误判，那么左右必须也只能决裂——这种分歧是如此彻底，以至无法弥合。然而，自由派内部则不论出现多大的左右分歧，反极权的基调是一致的，但是他们错误地将美国民主党定性为另一种极左，因而将反极左立场扩大到“逢左必反”。
这样实际上是将他们变成了极右——不能容忍宪政民主体制下正常的左派立场，但是如果他们认识到这是一种误解——中间偏左的民主党显然不是支持极权的极左，而是中国自由、民主、法治事业的推动者可以合作的盟友，那么仍然能够回归真正意义的自由派阵营。自由派内部的分歧主要发生在认识论上（朋友的“敌人”是敌人），自由派和左派之间的分野则不只是认识论，更体现在价值观上。
自由派价值观的基本一致也要求他们对民主政治共享大体一致的基本认知，并共同信守一个社会契约。政治竞争总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只有对抗，就成了无底线的政治斗争。中国历史上的宪政民主试验之所以屡屡失败，就是因为我们人民从来没有形成过任何社会契约。一个国家要得到理性治理，必须有一个相当数量的自由派中坚力量愿意接受社会契约，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不断分化瓦解。此次大选众多自由派的认知失准表明，他们知道自己反对什么——极权政体，却并不真正知道自己追求什么——为宪政民主提供基础的社会契约。
周期性选举民主是社会契约的必要组成部分，它要求立场对立的各方都愿赌服输：如果竞选各方都获得了自由而相对充分的表达机会，投票过程没有足以改变结果的大规模舞弊，尤其是如果这一点得到了独立司法机构的确认，那么即便是自己不愿意看到的人当选，我也心悦诚服，而不是仍然胡搅蛮缠、到处传谣。
绝大多数自由派对上述原则并无异议，但是他们否认这次大选符合上述条件：很多人认为，美国的主流媒体出于种种原因而封杀了特朗普的言论，因而宁愿相信他的推文和关于选举舞弊的各种小道消息；他们不仅不喜欢民主党的政策，而且确信民主党在摇摆州制造了大规模舞弊，尽管这些主张迄今为止只是特朗普支持者的一面之词。
直到2020年大选之前，绝大多数中国自由派一直将美国当作“民主灯塔”。然而，大选之后，美国的宪政民主体制还能否受到信任？此次大选的中文谣言满天飞也暴露出中国自由派这个群体的诸多问题，很多人似乎具有和自由主义精神格格不入的领袖崇拜情结，似乎对谁赢得这场选举的关注远胜于对选举规则和事实真相的关注，似乎不愿意对不同信息与见解保持宽容和开放的态度。
现在看来，选举舞弊论的最后堡垒是司法诉讼，特朗普的支持者似乎仍然信任美国司法。如果美国法院能够令人信服地排除系统性的选举舞弊，那么此次大选对于中国自由派将或许是一堂难忘的宪法课，能让他们看到美国人是如何守护新闻自由、选举完整和司法公正，并恢复他们对民主国家社会契约的基本要素的信任，而不是在误解、偏见和阴谋论中越陷越深。
然而，美国社会正在面临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宪法序言里的“我们人民”还在共享并信守自己的社会契约吗？我所说的“美国契约”，是指联邦宪法所体现的政治自然法则，如分权架构和有限民主、言论及新闻自由和法律平等保护。新冠疫情期间发生的弗洛伊德等事件提醒我们，即便是体制性种族歧视也未必彻底消除，而BLM（“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所激发的群情激愤则显示，社会性歧视仍然十分普遍。在一个社会、经济与政治的两极分化不断加剧的国家，还有可能共守同一部社会契约吗？
有些问题很难以答案。我只想从自己听到的华裔美国人抱怨比较多的两个问题，谈谈美国社会契约的重建。它们都直接或间接涉及种族，而如果不同族群不能共同接受一部基本契约，那么不论哪个党执政，社会都将分崩离析。
传统的社会契约以消极自由为主，要求机会平等、反对任何形式的歧视，但是并不要求积极意义的结果平等和纠偏行动(affirmative action)。它把这个问题留给多数人决断的立法——原则上，如果多数人同意，他们总是可以让自己推选的议会代表规定更积极的平等化政策。事实上，许多亚裔家庭认为，大学录取的纠偏政策已经损害了他们的子女获得平等入学的机会。这也许是美国社会应该重视的事实，但这个事实不应让亚裔美国人自己带上种族主义情绪。恰好相反，他们应当主张回归消极意义的族群平等。毕竟，纠偏行动不应永久化，更不应扩大化；它的本意是帮助历史上受歧视的少数族群，尽快使他们获得平等竞争的能力和机会。亚裔也应该更多地融入美国的宪政民主体制，通过更积极的政治参与来保护自己的平等权利。
另一个常见的问题是如何处理“政治正确”和言论自由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中国自由派经常诟病西方左派的一个话题。如果有人表达了政治“不正确”的观点，譬如流露出种族或性别歧视的倾向，我们如何对待它？这类观点无疑是错误的，但我们是否应该用自己掌握的资源——国家的或私人的——惩罚之？
允许我在此表达一点不那么“政治正确”的观点——第一修正案仍然是第一位的。它不仅教导我们谦逊和宽容，而且也为清除“不正确”的观念提供了最有效的捷径——辩论。如果我们因为一个人的可疑言论而解聘了他，那究竟能做什么呢？那只能让更多的错误观念因为恐惧而隐藏起来，但是它们会因为缺乏有力的驳斥而继续存在。与其如此，不如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地自由表达出来，然后用充分的证据和说理反驳之。
我忍不住引用霍姆斯大法官(Oliver Wendell Holmes, Jr.)的伟大名言：言论自由不是为了保护与我们一致的言论，而恰恰是为了保护我们所憎恨的言论。我不断地对中国政府强调这句话的逻辑和力量，我也希望美国社会的普罗大众能够接受这个逻辑，克制让错误意见闭嘴的人性冲动，避免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等人在一个多世纪之前担忧的“公共意见的专政”。要让美国“再次伟大”，起点是普通美国人对未必伟大的不同意见更加宽容。
不论哪个党执政，修复美国契约的使命必将是艰巨的。如果拜登先生能够顺利上任，这是一个好消息，但我对新总统并没有太多的期待。美国总统当然能做很多，但恰恰是总统制让美国更加分裂——用政治学家林茨(Juan Linz)和利普哈特(Arend Liphart)的话说，总统制是最大的“胜者通吃”；它让双方都输不起，它要为此次大选中出现的各种狂热、焦虑和分裂负责。
不论如何，美国总统是美国人民选举产生的；美国能否修复正在被撕裂的社会契约——不同种族能否相互尊重并平等对待，不同阶级能否和平解决利益冲突，不同观点能否自由表达……这些问题的决定权最终都掌握在普通美国人手里。只有当多数美国人愿意继续信守自己的社会契约，美国宪政民主才能恢复世界对它的信任。美国才能继续作为“民主灯塔”，照亮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通往宪政之路。
“自由派”，也忒小看人啦。
如松：特朗普的“敌人”来自何方？
2020年11月10日11:31:19 评论 393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尚未宣布最终选举结果，但美国主流媒体却已经先行“宣布”拜登当选本届总统。
假设上述情形成立，特朗普是被谁打倒的？
拜登在疫情爆发的过程中多数时间躲在地下室，他的执政纲领中除了加重税比较引人注目之外，似乎也看不到亮点，过去四十多年在国会山和白宫到底干了什么？似乎也没什么记忆，要说特朗普是被拜登打倒的，纯属找乐。
相反，硬盘门事件中，拜登不断在给特朗普加分。
既然拜登不可能打倒特朗普，特朗普的敌人就只能是自己。
作为美国总统，最重要的工作是团结美国的各股力量，团结国会两党，团结同僚，团结国民，共同推进自己的执政纲领，推动美国前行，在这些方面特朗普的政绩是“负数”。虽然自己拼命地干活，很多工作也干的也很出色，最典型的是经济和中东和平等方面，但一个单干户显然不是合格的总统。
我们比较熟悉的是前国防部长马蒂斯，军中的昵称是“武僧”、“疯狗”，美国海军陆战队四星上将。曾担任过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北约盟军转型司令部最高司令，战功卓著，在美国有很高的声望。
- 2016年12月1日被候任总统特朗普提名为国防部长，2017年1月20日上任。
- 2018年12月20日，马蒂斯劝阻特朗普自叙利亚完全撤兵失败后呈交了辞职信，原定于2019年2月28日生效。但12月23日，特朗普宣布马蒂斯提前于2019年1月1日离职走人。
是无党派人士，看了上述辞职的过程和特朗普的一些言论，特朗普是不是侮辱了这位四星上将？我认为是，他是不是给自己制造了敌人，我认为也是，而且这个敌人是一位战功卓著的将军。
今年6月，美国《大西洋月刊》刊登了马蒂斯的一份声明，这份声明显然是被侮辱的后果，他在声明中写道：“唐纳德·特朗普是我有生之年见到的第一位不试图团结美国人民的总统，他甚至连假装尝试都不愿意，相反，他试图分裂我们。我们现在正在目睹三年来缺乏成熟领导的后果。”又一位美国退役海军陆战队上将约翰·艾伦立即对马蒂斯批评特朗普表示支持。此后特朗普就马蒂斯的声明发推回应说：“奥巴马和我唯一的共同之处就是我们都有幸解雇了马蒂斯这个世界上最被高估的将军。”
6月已经很接近大选投票，这时候还继续侮辱这位将军，一个将军是否被高估似乎并不是一个地产商出身的总统有资格评价的。
在特朗普的任内，这样的事发生了多次，博尔顿、蒂勒森等高官都在其中，离开时都会撕破脸皮，每一次都会给自己树立一个或一群敌人。这些人在政界、军界、商界都有很深的根基，将军们在军中和民众中也深受爱戴，他们在自己出生的州郡也有崇高的声望，甚至可以直接左右本州郡的选举结果，当特朗普不断树立敌人之后，不仅自己的执政日趋艰难，更让大选多了变数。
特朗普可以依据自己的理念挑选各部长官，也可以解雇，这些都是总统的职权，无论是被聘用或者被解雇都是正常的，在美国的体制下，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但必须照顾别人的尊严，尤其是军人的尊严，美国全社会都在尊重军人，总统更没资格不尊重。在这些过程中不断给自己树立“敌人”，实际是给自己挖坑。
推特解雇是特朗普的一大特色，但推特解雇是对所有被解雇人的侮辱，也会让白宫内部离心离德，大家就不会尽心尽力，因为谁都不知道是否第二天早晨起来发现自己已经被推特解雇了。硬盘门事件虽然在过去一个月很热，但据媒体报道FBI在去年12月就已经得到了相关资料，为何FBI不去侦破？这件事背后的水太深，涉及到美国很多政治上的大家族，FBI局长如果不认为特朗普是完全可以信任的、完全可依靠的老板，就不会深入调查，因为这意味着要压上了自己的仕途甚至身家性命。如果FBI局长认为特朗普是可以依靠的人，在去年12月就开始深入调查，同时可以证明拜登父子真有问题，就可能已经进去了，也就不会再有现在大选的剧情（换另外一个剧情）。所以，应该是特朗普推特解雇的作风让FBI局长和很多同僚不愿意为他卖命，只愿意得过且过（至少这是十分重要的因素）。
周六，美国主流媒体“宣布”拜登当选，按说这不是官方口径，外国领导人即便祝贺也应该局限在私人的范畴，等待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公布最终结果之后才能发布官方祝贺，可德国、法国、加拿大、英国等几十个国家立即就对拜登的当选给予祝贺，反应的是它们内心对特朗普的态度，盼望他赶紧走人。当然，这些国家也有自己的利益考虑，当美国成为“单干户”之后，他们由于体量有限就很容易被“敌手”各个击破，只有联合起来才更有力量，更容易保生存，所以急切盼望特朗普打包走人。但这会对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理大选相关案件和美国国会形成潜在的掣肘，一旦到时宣布特朗普继续担任总统，美国如何与这数十个国家打交道？它们在给美国国会施加了压力，当然也可以理解成干涉美国内政。
“抽干沼泽”是特朗普的想法，但作为一个政治素人，要实现抽干沼泽的目标就必须在自己的身后建立起强大的支撑，因为“沼泽”盘根错节，势力极为强大。有人会说，特朗普可以依靠法律，这是典型的屁话。美国宪法规定，各州必须在11月3日选出胜选人，但本次大选有几个州却在延迟，这不是违法吗？为何国会和联邦最高法院直接无视了这种现象？特朗普在3号凌晨发布声明要求停止计票并宣布自己已经胜选，以美国宪法为标准是完全正确的，但为何有些州公然无视？媒体也无视？所以，法律或许是其它人的护身符，但还不是总统的。根源在于美国是三权分立，总统、国会、最高法院代表三方权力，最高法院可以审理与大选相关的案件（这需要时间），但如果涉及到大选结果，就会进入灰色地带。如果最高法院直接判定了大选的胜负（指认了总统），三权就变成了两权，总统成了最高法院的“儿皇帝”。
谁是特朗普真正的护身符？军队、国民警卫队和民众！
今年6月，军方就宣布保持中立，不参与两党争端，这似乎是对特朗普是很沉重的打击。美国军方应该听谁的？三军总司令（即总统），任务是捍卫宪法。如果大选中有违宪问题，难道军方也无动于衷吗？这可能是拒绝听从总司令调遣的借口，因为大选虽然是两党之争，但还有其它竞选人，本质是合众国的宪政能否得到贯彻的问题，特朗普并不是党主席而是三军总司令，有权调动它们捍卫宪法。
如果特朗普可以号令军队，军方也宣布坚决听从三军总司令的指挥、与千百万美国民众一起捍卫宪法（这都是法律赋予它们的职责），当宪法得到捍卫之后就会成为所有人的依靠，当然也是总统的依靠。特朗普在3号凌晨叫停计票并宣布自己胜选，那些违法的州还敢扎刺吗？大选的结果还有悬念吗？
要抽干沼泽，要实现公正的选举，要让宪法保持尊严，军队才是最后的屏障（当然民众也是）。当他不断与国防部长和将军们起龌龊之后，军队就会以效忠宪法、效忠国家、两党之争为名，脱离三军总司令的掌控，一些州和媒体就敢于公然违法。
特朗普的缺点是十分明显的，但两个特点又让他得到巨大的拥护：第一，对选民守信，当一个总统守信的时候就会得到选民进一步的信任，成为“铁粉”；第二，为一般劳动者服务，为他们谋利益，这是他手中的“正义之剑”。任何人都会有缺点和错误，但一个心中有正义（为民众服务）和信用（守信）的时候，就会异常强大，所以，在大选造势的过程中，无数美国人团结在他周围。这就让大选成为川粉和川黑的对决，与拜登没什么事。
任何人真正的敌人永远都是自己，特朗普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大选中的敌人根本不是拜登，而是川黑，这是本文要表达的核心内容。如果消灭了自己这个“敌人”，特朗普的境况会比现在主动的多。中国传统文化说，三人行必有吾师，特朗普的经验与教训都值得我们学习，其经验与教训都是“吾师”。
文章上半部分有点道理， 不过对于选举委员会和宪法的说法完全是常识性错误。
选举委员会管选举经费，没有多大权力。
美国宪法里根本就没有11/3的规定，后面一段护宪的长篇大论自然也是无稽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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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狼！“翻红”报道满天飞，中国自由派的大选阴谋论
加拿大家园 iask.ca 2020-11-12 01:07 来源: 纽约时报 作者:
北京一家官方媒体周日播放了当选总统小约瑟夫·R·拜登发表胜选演讲的画面。 ANDY WONG/ASSOCIATED PRESS
2020年总统大选犹如一场史诗级大剧，正在此起彼伏的阵阵欢呼和质疑声中缓缓落下帷幕。但是在太平洋两岸的中国自由派圈子，支持特朗普总统的大量“铁粉”仍然在散布各种指控选举舞弊的消息，其中大部分都是未经核实或已证伪的假消息。他们不愿意接受自己的偶像败选的事实，喜欢偏信来自某些中文媒体和Facebook传播的各种有利于特朗普的假消息。我在的微信群几乎是清一色的自由派，这两天，各群还在大量散播摇摆州出现大选作弊和全线“翻红”之类的报道。
当然，质疑和挑战选举结果是个人自由，但是对于小道消息不加质疑地全盘照收、对于与之对立的辟谣信息完全不闻不顾，戴着深色眼镜，立场现行、先入为主地筛选自己愿意接受和传播的信息，这只能说是偏执。
事实上，此次大选揭示了中国自由派的一个重大变化：他们传统上相信西方的新闻自由和主流媒体，但是这次大量支持特朗普的自由派已不相信《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CNN这样的主流媒体，而选择相信《纽约邮报》、《华盛顿时报》这样的媒体。他们认为，美国主流媒体或已被华尔街大财团收买，或已被“白左”占领，甚至已被“敌对势力”渗透——以往，只有中国左派或官媒才会主张这种阴谋论。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许纪霖在微信群里提出，这是中国自由派在1990年代初和“新左派”决裂之后的第二次大分裂。近年来，自由派内部不断分裂，固然是不争的事实，但我还是倾向于认为（或希望），自由派的分裂和那次左右“决裂”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自由派和新左派决裂，主要是因为各自对极权政体的态度上的分野。如果左派——不论“新”还是旧——支持极权或对特定政体的性质存在根本误判，那么左右必须也只能决裂——这种分歧是如此彻底，以至无法弥合。然而，自由派内部则不论出现多大的左右分歧，反极权的基调是一致的，但是他们错误地将美国民主党定性为另一种极左，因而将反极左立场扩大到“逢左必反”。
这样实际上是将他们变成了极右——不能容忍宪政民主体制下正常的左派立场，但是如果他们认识到这是一种误解——中间偏左的民主党显然不是支持极权的极左，而是中国自由、民主、法治事业的推动者可以合作的盟友，那么仍然能够回归真正意义的自由派阵营。自由派内部的分歧主要发生在认识论上（朋友的“敌人”是敌人），自由派和左派之间的分野则不只是认识论，更体现在价值观上。
自由派价值观的基本一致也要求他们对民主政治共享大体一致的基本认知，并共同信守一个社会契约。政治竞争总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只有对抗，就成了无底线的政治斗争。中国历史上的宪政民主试验之所以屡屡失败，就是因为我们人民从来没有形成过任何社会契约。一个国家要得到理性治理，必须有一个相当数量的自由派中坚力量愿意接受社会契约，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不断分化瓦解。此次大选众多自由派的认知失准表明，他们知道自己反对什么——极权政体，却并不真正知道自己追求什么——为宪政民主提供基础的社会契约。
周期性选举民主是社会契约的必要组成部分，它要求立场对立的各方都愿赌服输：如果竞选各方都获得了自由而相对充分的表达机会，投票过程没有足以改变结果的大规模舞弊，尤其是如果这一点得到了独立司法机构的确认，那么即便是自己不愿意看到的人当选，我也心悦诚服，而不是仍然胡搅蛮缠、到处传谣。
绝大多数自由派对上述原则并无异议，但是他们否认这次大选符合上述条件：很多人认为，美国的主流媒体出于种种原因而封杀了特朗普的言论，因而宁愿相信他的推文和关于选举舞弊的各种小道消息；他们不仅不喜欢民主党的政策，而且确信民主党在摇摆州制造了大规模舞弊，尽管这些主张迄今为止只是特朗普支持者的一面之词。
直到2020年大选之前，绝大多数中国自由派一直将美国当作“民主灯塔”。然而，大选之后，美国的宪政民主体制还能否受到信任？此次大选的中文谣言满天飞也暴露出中国自由派这个群体的诸多问题，很多人似乎具有和自由主义精神格格不入的领袖崇拜情结，似乎对谁赢得这场选举的关注远胜于对选举规则和事实真相的关注，似乎不愿意对不同信息与见解保持宽容和开放的态度。
现在看来，选举舞弊论的最后堡垒是司法诉讼，特朗普的支持者似乎仍然信任美国司法。如果美国法院能够令人信服地排除系统性的选举舞弊，那么此次大选对于中国自由派将或许是一堂难忘的宪法课，能让他们看到美国人是如何守护新闻自由、选举完整和司法公正，并恢复他们对民主国家社会契约的基本要素的信任，而不是在误解、偏见和阴谋论中越陷越深。
然而，美国社会正在面临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宪法序言里的“我们人民”还在共享并信守自己的社会契约吗？我所说的“美国契约”，是指联邦宪法所体现的政治自然法则，如分权架构和有限民主、言论及新闻自由和法律平等保护。新冠疫情期间发生的弗洛伊德等事件提醒我们，即便是体制性种族歧视也未必彻底消除，而BLM（“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所激发的群情激愤则显示，社会性歧视仍然十分普遍。在一个社会、经济与政治的两极分化不断加剧的国家，还有可能共守同一部社会契约吗？
有些问题很难以答案。我只想从自己听到的华裔美国人抱怨比较多的两个问题，谈谈美国社会契约的重建。它们都直接或间接涉及种族，而如果不同族群不能共同接受一部基本契约，那么不论哪个党执政，社会都将分崩离析。
传统的社会契约以消极自由为主，要求机会平等、反对任何形式的歧视，但是并不要求积极意义的结果平等和纠偏行动(affirmative action)。它把这个问题留给多数人决断的立法——原则上，如果多数人同意，他们总是可以让自己推选的议会代表规定更积极的平等化政策。事实上，许多亚裔家庭认为，大学录取的纠偏政策已经损害了他们的子女获得平等入学的机会。这也许是美国社会应该重视的事实，但这个事实不应让亚裔美国人自己带上种族主义情绪。恰好相反，他们应当主张回归消极意义的族群平等。毕竟，纠偏行动不应永久化，更不应扩大化；它的本意是帮助历史上受歧视的少数族群，尽快使他们获得平等竞争的能力和机会。亚裔也应该更多地融入美国的宪政民主体制，通过更积极的政治参与来保护自己的平等权利。
另一个常见的问题是如何处理“政治正确”和言论自由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中国自由派经常诟病西方左派的一个话题。如果有人表达了政治“不正确”的观点，譬如流露出种族或性别歧视的倾向，我们如何对待它？这类观点无疑是错误的，但我们是否应该用自己掌握的资源——国家的或私人的——惩罚之？
允许我在此表达一点不那么“政治正确”的观点——第一修正案仍然是第一位的。它不仅教导我们谦逊和宽容，而且也为清除“不正确”的观念提供了最有效的捷径——辩论。如果我们因为一个人的可疑言论而解聘了他，那究竟能做什么呢？那只能让更多的错误观念因为恐惧而隐藏起来，但是它们会因为缺乏有力的驳斥而继续存在。与其如此，不如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地自由表达出来，然后用充分的证据和说理反驳之。
我忍不住引用霍姆斯大法官(Oliver Wendell Holmes, Jr.)的伟大名言：言论自由不是为了保护与我们一致的言论，而恰恰是为了保护我们所憎恨的言论。我不断地对中国政府强调这句话的逻辑和力量，我也希望美国社会的普罗大众能够接受这个逻辑，克制让错误意见闭嘴的人性冲动，避免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等人在一个多世纪之前担忧的“公共意见的专政”。要让美国“再次伟大”，起点是普通美国人对未必伟大的不同意见更加宽容。
不论哪个党执政，修复美国契约的使命必将是艰巨的。如果拜登先生能够顺利上任，这是一个好消息，但我对新总统并没有太多的期待。美国总统当然能做很多，但恰恰是总统制让美国更加分裂——用政治学家林茨(Juan Linz)和利普哈特(Arend Liphart)的话说，总统制是最大的“胜者通吃”；它让双方都输不起，它要为此次大选中出现的各种狂热、焦虑和分裂负责。
不论如何，美国总统是美国人民选举产生的；美国能否修复正在被撕裂的社会契约——不同种族能否相互尊重并平等对待，不同阶级能否和平解决利益冲突，不同观点能否自由表达……这些问题的决定权最终都掌握在普通美国人手里。只有当多数美国人愿意继续信守自己的社会契约，美国宪政民主才能恢复世界对它的信任。美国才能继续作为“民主灯塔”，照亮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通往宪政之路。
各方各派开始陆续推出自己的观点和判断了，从中学习了不少常识。川粉、川黑、自由派、这个功那个帮，中国队国家智库，每方都有精英，都有自己的见解。哪方有深度的，不是胡说八道的、不是明显带风向的观点看法，我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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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真的闲。各方各派开始陆续推出自己的观点和判断了，从中学习了不少常识。川粉、川黑、自由派、这个功那个帮，中国队国家智库，每方都有精英，都有自己的见解。哪方有深度的，不是胡说八道的、不是明显带风向的观点看法，我都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