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d Old Days”已成过去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往后,出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事态环境:西方相对衰落,西方运转失灵。这个极重要的事态环境毫无疑问鼓励和刺激了中国——它鼓励中国自1978年底发起经济改革之后,首次怀疑原本形态的自由主义的正确性。同时它也开始刺激中国自身的胜利主义,人们对中美之间的权势转移趋向有了强烈的意识。
端传媒(以下简称“端”):拜登已经在今年1月20日宣誓就职,从而结束了特朗普历时四年的美国总统任期。回看2017年至今的中美双边关系,你觉得它的总体特征是什么?
时殷弘(以下简称“时”):可以用六个字来概括:近乎全面恶化。从特朗普时代的第二年,也就是2018年初开始,中美两国无论是发生对抗的问题领域,还是对抗的严重程度,都已经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到了今天,两国在台湾问题,香港、西藏、新疆、南海问题,中国的宗教状况、人权状况等等重大问题上,几乎都处于非常尖锐的对抗状态。同时,美国对华的高技术“脱钩”,力度越来越大,范围越来越广。美国针对中国被指控的所谓“在美颠覆、渗透、情报活动”的执法行动,同样在以越来越频繁的密度进行。
还有,中美之间在战略军事领域的尖锐竞斗,已经不局限于过去的重点西太平洋西部,而是扩展到了外层空间,到了大洋底部(水下),到了印度洋东部,甚至以不同的烈度弥散到全球。除去越来越激烈的军备竞争外,两国之间的意识形态竞斗和互相抨击也一直没有停止过,并且在2020年这个最后时刻差不多达到了最高点。高层外交接触曾经被视为缓和双边关系的渠道,但从2020年6月杨洁篪和蓬佩奥在夏威夷毫无成果的会谈到现在,时间过去了好几个月,并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新进展,从这个角度看外交也已经“脱钩”了。
如果说在2017年、尤其是2018年以前,中美两国间的战略竞斗主要呈现在若干局部,那么最近三年的最深刻变化就是这种竞斗变得近乎全面化和异常激烈了。几乎所有的战略性阵线,无论是贸易、高科技、意识形态、政治还是外交,双方都存在对抗。这就是现在的整体形势。
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在维持了超过三十年相对良好的双边关系以及密切的经贸往来之后,却以远比先前快得多的速度走向了竞争和对抗。你认为驱动这种变化的动力何在?
时:经济领域的合作只是表象,是结果。中美双边关系发生变化的根本性动能是彼此的世界观,是各自的国内政治决策。
回顾历史,从1972年尼克松(Richard Nixon)总统访华,也就是中美“冷战”基本结束,到2008年为止,36年漫长的时间,无疑是令人怀念的过去。在这个阶段,中国怀着对于多年灾难性的激进治理的刻骨铭心的记忆,集中于国内发展,集中于多少具备自由开放性质的经济改革;加上程度虽然较小,但仍然至关重要的政治改革,这和同一时期美国对中国的所谓自由主义期望大致契合。当时的美国强烈信仰关于国内和国际秩序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就这一点而言双方是合拍的。
不仅如此,中国当时国力羸弱,因而取得全球性强国地位的中短期意愿非常有限。2008年之前,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关注点大致集中于地方性(local)的政治和经济事务,至多是区域性(regional)的。在对外政策方面,中国延续了一种审慎的姿态。邓小平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提出的“二十八字外交方针”,尤其是其中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一句,多年来一直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战略信条。另外,尽管随着时间发展,中国的军力建设政策逐渐变得越来越不保守,但在2008年以前,它的整体幅度和规模依然是有限的。在这个阶段,美国不忧虑、至少是不大忧虑所谓的“中国扩张主义”,不管是在经济方面、在地缘战略还是意识形态的不同。这就是“令人怀念的过去”的原因。至于2008年之后发生的变化,原因既包含中美两国对各自战略期待的“偿债”,也有形势变动的影响。并不是说一开始就有一个预期,就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可以维持多年而不变。
端:为什么你认为2008年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
时:从宏观上考察的话,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往后,出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事态环境:西方相对衰落,西方运转失灵。这个极重要的事态环境毫无疑问鼓励和刺激了中国——它鼓励中国自1978年底发起经济改革之后,首次怀疑原本形态(original)的自由主义的正确性。同时它也开始刺激中国自身的胜利主义(triumphalism),人们对中美之间的权势转移趋向有了强烈的意识(sense)。
从2008年至今,中美之间的某种权力转移倾向,也就是“中国相对来说越来越强,美国越来越弱”,一直被中国国内益愈增多的精英人士多少过分高估了。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抱负也随之逐步改变,它反映在我们越来越大胆的想像和越来越增进的意愿上:想像和乐于争取海外军事存在,想像和乐于争取所谓新重商主义的经济裨益,想像和乐于争取外交优势。最后,finally, strategic power(战略性权势)。
端:在这种转变过程中,中美最高领导人的个人特质是否也发挥了某种影响?
时:毫无意外,民族国家抱负的逐渐走高需要有一个决定性时刻。对中国而言,这个决定时刻就在2012年底到来。中共“十八大”召开,中国最高领导人更换,national imagination(民族国家想像)变成了近乎确定的民族国家目标,the imagination became national object。已经大为增进了的国力和国家资源从此开始被动员起来,用于追逐从安全、经济到外交的一系列利益。另外,中国的民族国家抱负还有它独特的意识形态信仰:一是笃信中华民族国家伟大,二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地位,要求党对国家起全方位、全深度的指挥作用。这两项意识形态信仰,又进一步强化了上面所说的一切。
另一方面,在美国,2016年总统选举也造成了一位新领导人特朗普的上台,在社会、政治乃至文化层面制造了一系列颠覆。中国发生的一切,和在美国发生的那些深刻而急剧的事态相结合,就有了严峻的当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