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们在来看一个深入新疆的记者写的现状记录，当然这位记者肯定不会是完全没有倾向性，但是难得的是他是亲身前往新疆实地了解，而不是坐在办公室看文件和报道，这种报道不管我们是不是完全认可，但是这种态度需要尊重。
当我去年冬季进疆考察归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无法跟朋友们解释清楚，新疆到底正在发生什么，虽然从全疆各地形同戒严的态势已经足够震撼，踏出乌鲁木齐地窝堡机场、看到持枪武警站在装甲车头那一刻的心情，也一点不亚于乘火车进入新义州车站、然后涌上无数朝鲜军官检查行李和电脑时感受到的紧张。
今天的新疆，无法不令人百感交集、心情复杂。但是，或许只有将视野从表面向制度、向历史拉得足够深，才可能理解我们看得到的和看不到的一切。
这就是新疆，一个帝国的新边疆，一场战争的新前线。
冻结的城市，冬季的新疆，大地冰封，零下20度的空气仿佛冻结了。然而，整个新疆社会似乎也处在冻结状态。
乌鲁木齐街面多铺大块石板，结冰以后走上去光滑、危险，需要十分小心。据说这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到任后下令更换的，免得重演暴乱民众撬起小块地砖当武器。沿着这些街道，进入天山区的老城，传统热闹的大巴扎（集市）里面人流并不多，位置稍微偏僻一点的店面都关门了。城市建设似乎也陷入停滞，1950年代那些刷着黄色、基面用石头装饰的老建筑（如人民剧场和邮局），在周围高楼的映衬下竟然辉煌仍在。
新建的地铁线路据说遇到资金困难，被发改委勒令停工（而出租车司机则补充说，回填停建线路的成本比新建投资还高）。市民出行依赖的公交车，绝大多数都老旧不堪，属于高底盘的过时车型，而乘客则以中老年人、特别是妇女居多，不知道市政当局是没有钱还是其他原因，不愿意改善公交。在这些公交车内，经常能看到“车队招司机”的小广告，这在其他城市并不多见。类似的小广告在乌市几乎随处可见，连街头每隔几十米就设立的警亭外也总有“招聘协警”的贴纸，条件都是“有五险一金、月薪3000起、不限户口”等。
“人都走光了”——这是在乌鲁木齐市最常听到、用来解释各行各业萧条的原因。
乌市的夜生活也变得分外萧条，几处著名酒吧街尤其明显，我为了聊天不得不转场几次，因为都遇到店铺打烊赶人，只有当地朋友回忆起几年前“维吧”的繁荣、哼起作为当年夜店主旋律的乌兹别克流行曲的时候，我才相信乌市大概真的应该算是“一带一路”的起点。“人都走光了”——这是在乌市最常听到、用来解释各行各业萧条的原因。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和新疆公安厅的人口年报，2014到2016年间乌市人口为350余万，而根据2018年自治区的人口统计公报，此前一年的乌市人口突然降到了222万。
到底发生了什么？当地人都说，过去一年人口减少了一百万，其中大约40万是汉人，还多是有高等教育背景的适龄劳动人口，部分原因在于他们被西安这样开放户口的城市吸引过去；另外60万（以维族为主）则回到了南疆。但是，还有多少人进了“学习班”？并没有人知道。当地人说，过去一年人口减少了一百万，其中大约40万是汉人，另外60万（以维族为主）则回到了南疆。
喀什的情形更糟，虽然气温高过乌鲁木齐，但是半露天的大巴扎里照样顾客稀少。美国汉学家比尔·波特（Bill Porter）1990年代中期到访喀什的时候，每个周日大巴扎的人流已经达到5到10万之多，可是今年冬天的周日，我目测后再计算一下，或许稍稍过万吧。可能因为处于淡季，但是对于喀什这个位于地中海东岸到太平洋的中间点、因此成为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贸易城市，这么萧条实在有些特别。连著名的艾提尕尔清真寺前广场也人迹罕见，最多的大概就是三个一组、背靠背执勤的辅警。进入喀什老城，或许因为煤改气的缘故，更见冷清，街道上不多的行人也以老人和妇女为主。当然，据说眼下也是最近几年治安最好的时期，汉族游客可以放心地四处溜达。只是，城市似乎已经冻结。
冻结的当然不止是天气和人口，还有工资。早些年间，例如1990年代库尔勒石油大开发的时候，那里曾经是全国通胀指数最高的地方，羊肉也贵到全国瞩目。今天，乌市的羊肉还是一公斤60多元，但是收入水平却一落千丈。官方公布的2017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7028元，合月均3085元，基本上符合当地的消费感受，也是街头无数协警、辅警的入门工资水平。不过，此行听到不少“单位人”抱怨，他们作为工作时间超过20年的资深中层，月收入不过四五千，更惨的是许多年轻人，月薪普遍只有两千多，还不如边境牧民参加“护边”领取的补贴金。离开新疆，几乎就是这些“底层”青年的心声。
毕竟，如果按薪资水平算、不计年资的话，新疆的收入结构从高到低依次是军人、警察、公务员、普通企业员工和事业单位职工，一些特殊行业如电力、石油等的收入水平与军人相当或略高。这是新疆本地民众的收入分层感受，更折射了新疆的政治生态——军警享有最高地位，是地方统治集团的主体。
本地民众的收入分层折射了新疆的政治生态——军警享有最高地位，是地方统治集团的主体。尽管如此，公务员和基层警察的抱怨还是有所耳闻：已经几个月没发工资了。当然，协警、辅警和一线警员等属于财政优先保障对象，不存在“停发”问题，可是苦了那些年资较高的资深警察和公务员。他们不仅要忍受财政困难下的工资停发，还必须以一周七天、一天二十四小时的全时状态继续各种值班、执勤、驻村、开会、“结亲戚”等日常工作之外的“全员维稳”，像极了文革时期各单位“早请示晚汇报”、干部们总是晚上开会、时常下乡的状况。尤其晚上值班的工作人员，必须面对远程摄像头正襟危坐，不得打盹、看书、玩手机，第二天仍然要正常上班，真是“苦不堪言”。
而且，全疆所有的干部调动和辞职都被冻结，士气低落，不仅日常工作事实上处于半瘫痪状态，外来人员到政府机关联系不到对口办事人员已经是常态，行政人员泰半都被抽调驻村；即使不驻村的干部，也要与乡村维族居民“结对子”，除了每月下乡探望、记录探望日志，还要每三个月一次招待“结对子”的维族老乡全家进城、住家。透过当事人描述和手机照片，不难感受到那种两家人相对无语的无奈。
日常生活的堡垒化
大概任何人都很容易发现，这种“结亲戚”式的汉维团结是强制的、别扭的。但几乎没有人敢于违反这些强制性政策，从个人收检家中藏书到各单位、大学审查藏书，剔除任何“极端化”内容，到禁穿布卡（蒙面罩袍）、限制礼拜，杀牲时连行一个伊斯兰手势也可能被检举，然后送进“学习班”。
所有这些都是在“维族离不开汉族”的口号下进行的，一种新的隔离在团结的名义下建立起来：城市化潮流下维族向大城市的流动被干预，留在乌市的维族被要求回到南疆原籍；国家补贴新建大批定居安置点，要求半游牧状态的牧民定点集中居住；自治区干部要求下乡驻村，2014年起20万干部驻村计划启动，驻期三年一轮换，多数担任行政村的“第一书记”；为了解决驻村干部流动问题，自治区还向河南、山东等地招募曾经在新疆服役的退伍军人，担任乡村干部，长期定居南疆农村。
同时在“反极端化”政策下，全疆范围内所有阿文招牌都被拆除，阿文诵经更是禁止。阿拉伯文字和“沙利亚法”（Sharia，即伊斯兰教法）已经被等同于极端主义，维族被重点贴上了不信任的政治标签，不仅无法申领护照，而且区内旅行也受到限制。强制要求各穆斯林民族采集生物特征的计划早已开始，至于媒体新近披露的针对维族的人脸识别计划虽然无法证实，但是在全区的“雪亮工程”覆盖下，大概没有人能够逃脱全域监控。
维族被重点贴上了不信任的政治标签，不仅无法申领护照，而且区内旅行也受到限制。这就是新疆的堡垒化，从乌鲁木齐到喀什，从城市到乡村，几乎完全改变了原先的景观，而颇有置身以色列的错觉。
以乌市为例，每一个单位，无论政府机关，还是企事业机构，或者住宅小区，都实行全封闭管理，围墙上架设铁丝网，门口外安装防撞栏杆，出入则实行人脸识别；中小学校的管理更为严格，每逢上下学或者午休外出时间，中学门外就有约十余名保安在各个方向把守，禁止市民靠近、穿越；小学放学时间则通常将整条道路封闭；宾馆、商场、快速公交站台等公共场所则实行进入安检；每一个公交站台都有保安和戴袖章的街道“志愿者”全天守候警戒；加油站和公路关卡都需要对司机进行身份证和人脸识别，乘客也需要走专门通道接受检查。
除了这些表面可见的，据当地人介绍，其实每一幢居民楼都要求该楼居民代表24小时轮换值班，每一个机关、企事业单位同样要求领导层级轮流值班，保证24小时响应。更可观的还在于“屯警”的堡垒化，除了每个现有警局都加固，屯警还屯到了街面：每一个路口必有一座两层或更高的“便民警务站”小楼，使用铁栅栏、铁丝网和摄像等安防设备强化，作为警力屯在街面的据点。此外，任何地点的目视距离内，一定还有更小型的单间警亭，供协警、辅警等辅助人员休息。某种意义上，这让人想起日据时期的“华北治安战”模式，以固定据点屯守少量兵员，以机动力量控制交通线路和进行支援。
为了解决警力上街问题，乌市将屯警于派出所和分局，改为直接屯在街面。但这并非巡警体制，基本上难以看到正规制服警察的步行巡逻。街面警力的存在仍然以三人一组背对背、或者手持棍棒盾牌、或者手持枪械在固定岗站立，明显缺乏信心和信任来要求警察在划定区域里随机巡视。以单位控制面积的效率而论，相当浪费警力。
“雪亮”的乡村与半军事化管理，这些物理性的堡垒化只是一方面，另一面则是2017年之后加速的“雪亮工程”。这一计划始于2007年4月，乌鲁木齐被列入第三批“网格化管理”试点城市，但尚未完工就于翌年发生了大规模族群冲突。截至2010年7月，乌鲁木齐已经安装4万套摄像监控设备，包含8370个“防砸鹰眼摄像头”，覆盖3400辆公交车、200个重点公交车站，4400处街巷，270所学校、幼儿园，和100家大型商场超市。
从2015年后，这一计划升级为九部委联合发起的“雪亮工程”，所谓“雪亮”，取自中共政治话语中常见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只是工程和群众的眼睛并无关系，而是以“县-乡-村”三级行政区域为重心，以摄像头网络监控乡村群众。到2017年，新疆的雪亮工程投资规模开始领先其他省市，成为全国最“透明”的省区。
只是，这些监控的民族指向非常明确。在喀什老城，几乎没有一个小巷没有摄像头。在南疆村庄，摄像头同样密集，从村口到村内道路，也难有遗漏。而防范最严的大概就是各村的村委会，一般都进行了改扩建，不仅作为村干部的办公场所，也作为驻村干部和值班保安的住宿点，划有单独的生活区。而村民则被要求每周一早晨到村部参加升国旗仪式，点名并且接受政策宣导。而村部大院守备森严，除了铁丝网、防撞栏杆、阻车水泥墩等，还都设有警报装置，日常不定期地进行防恐演习，要求值班保安和村里的治安志愿者，必须手持木棒和铁制水管削尖的长矛及时赶到现场参加冲突处理。
就在我们离开某个村部的时候，驻村的第一书记大概为了表现指挥有力、训练有素，突然无预警地拉响了警报，果然全村动员起来，扮演“恐怖分子”的村民被狠狠地打倒在地。半军事化的管理模式已经成为全疆农村的标准治理模式。驻村的“第一书记”拥有最高权力，可以随时把有任何“极端化”表现的村民送到“学习班”。当然，第一书记也担负着扶贫、反腐等多重使命，节制原有当地民族村长通常会有的“多吃多占”的“村霸”行径，也会努力筹款改善村庄基础设施建设、为村民新建安居房，并以争取“护边员”、“安全员”名额的方式直接增加村民的收入。
南疆农村由此连普通民众的日常收入也与“维稳”体制挂钩，生活和生产方式也向聚居和定居化巩固，并且被引导“向党感恩”，这种模式也因此被称作“要稳定不要发展”的政策实践。虽然偶尔听见一些汉族干部对此路线的议论，但是并没有人敢公开批评，也没有人敢于谈及前任自治区书记张春贤“以发展促稳定”的路线。
如果把"新疆模式"仅仅归结为上述堡垒化的监控，可能真的过于简单了，也忽略了新疆的特殊地理位置以及"新疆模式"，对中国乃至世界——至少"内亚"层面——的影响。
新大汉主义的监控依赖，新疆是"一带一路"的起点区域，也构成当下中国的一个全球化节点。正如历史学家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在他著名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里断言的，新疆虽然处在中华帝国的边缘地区，却是内亚的中心，任何异动都可能引发帝国的全局性变化。
而新疆社会冻结的驱动力，来自当局加速进行的"反极端化"，也就是消除民族特征的"新大汉主义"政策下进行的"社会堡垒化"，并且可能正是中国所支持的"全球化"一部分。如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说的现代性支柱之一——社会监控与民族国家体系相辅相成，上述通过监控体系和新汉化的民族国家体系来完成的"全球化"，和中国在委内瑞拉的监控试验遥遥同步，也以"新疆模式"的输出开始改变中国内地和沿海的统治，以及对中亚"一带一路"地区施加中国影响。
正如拉铁摩尔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里断言的，新疆虽然处在中华帝国的边缘地区，却是内亚的中心，任何异动都可能引发帝国的全局性变化。在新疆，一方面，监控在制造着族群隔离。从地窝堡机场出来，高音喇叭就提醒所有进出车辆摇下车窗接受检查，但是只要汉族面孔就高速放过，而维族面孔则须下车验证。在宾馆入口，检查人员虽然也多是少数民族，但是遇到汉族则通常一摆手，而若有维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则严格查验。乌市和喀什的大巴扎更为夸张，理论上所有人进入都须查验身份证，但是汉族游客则可从专门通道直接进入，少数民族则需排着队伍挨个查验。
这里的民族区分，完全倚赖检查者对面孔的判断，和人们自觉的自我分类——后者最明显标志便是着装：毕竟还是有不少妇女坚持戴着头巾，老派的维族人也穿着讲究，从外观上一眼可以看出。监控的存在，每时每刻提醒着人们在做这种族群划分；而且在监控面前，汉族俨然享有特权。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并不以为这有什么不正常，反而觉得这是对过去多年来"大维族主义"的矫正，这些矫正还包括从路牌到商店招牌和政府机关门牌，维汉双语占全部招牌的比重和上下都被重新调整，更多商店则重做招牌，完全取消了维语——甚至包括那些在传统维族聚居区的店面。这种情绪也传染了维族以外的其他少数民族，例如同行的哈萨克族朋友就很高兴这种对待维族的方式，大意是以前也被维族欺负，现在终于可以出口气了。
在监控面前，汉族俨然享有特权。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并不以为这有什么不正常，反而觉得这是对过去多年来"大维族主义"的矫正。另一方面，同强化监控所伴随的，是对维族民众居住和迁徙的限制，在村庄和社区摄像头的后边，社区和村委的权力前所未有地扩大，他们可以要求在外地经商、打工的维族必须回到原住地，没有许可不得离开（尤其是南疆的维族）。
然而在历史上，这种聚集对这些游牧、半游牧民族与汉族（或其他优势民族）的关系来说，并不新鲜。拉铁摩尔曾经总结说，散居的游牧民族一旦聚集，就会积聚起反抗的力量，无论匈奴人、蒙古人还是突厥人，都是一样的，然后汉族的殖民政权往往就在这种新积聚的力量面前退却。从汉朝以来，这种汉族占据绿洲—压迫游牧、半游牧族群—形成后者的反抗—再行退却的循环不断重复。
从汉朝以来，汉族占据绿洲—压迫游牧、半游牧族群—形成后者的反抗—再行退却的循环不断重复。2009年"7.5"事件的爆发，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类似机制：南疆的农垦兵团占据了过多的水、土地和就业机会，压缩了维族的生存和生活空间，后者被迫逐渐聚集，且伴随着贫困化和1980年代以来瓦哈比教派的传播，而逐渐形成反抗力量和反抗意识。而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对教育、扶贫和其他公共品投入等的匮乏和失责，却被远在乌鲁木齐的维-汉精英所掩盖、甚至利用，毕竟新疆维族内部的阶层分化比汉族或者全国平均状况更为严重，超过20%的维族人可以计入社会上层，而超过70%的维族则属于中下层，维族内部的阶层矛盾，往往转化为对汉族的怨恨。
更加吊诡的是，对贫困牧民更有吸引力、对异教徒的界限意识更为强烈的瓦哈比教义，其传播曾经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支持。这种支持基于中国与沙特政府的友好关系和利益交换，包括中国1980年代向沙特提供东风导弹（这是中导条约生效后无力制止的）并支持阿富汗抵抗游击队，而后者则向中国援建清真寺并提供其他文化援助，例如北大图书馆的建设、以及邀请新疆宗教学者到沙特学习瓦哈比教义。
帝国经略边疆地区的遥远回音？然而，目前的新疆地方政府——以及北京——似乎并没有从历史中学到什么。相反，他们更乐意使用便于监控的、反城市化的集中定居模式，并且采取"市恩"方式，通过扶贫和补贴住房等补偿维族，掩盖自身的责任。只是，所有这些在"7.5"事件后加倍的补偿，以及集中居住和集中教育的半军事化管理，无论是村庄还是学习班都贯穿着高强度的汉化教育。背后的迫切性，按姚大力对拉铁摩尔汉化观的推进（也是传统中国人对汉化的简化理解）即，这些边疆地带的"夷族"是否汉化，不止是表面上是否能够成功移植汉地制度的问题，而是关系汉族的生存或死亡，类似纳粹的生存空间理论，却更直接。仿佛这些维族的汉化与否，意味着汉族的生存危机——尽管直到今天，北京的儒生们都以所谓"天下主义"来粉饰。
这就是"新大汉主义"在新疆的兴起。与其说这是出于对少数民族地区极端主义威胁地方稳定的忧虑，不如说是传统汉地政权对边疆统治缺乏信心的折射，而有意修改甚至放弃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改以强力的汉化政策为中心，推行汉民族主义的文化、经济和社会政策。"新大汉主义"在新疆的兴起，与其说是出于对少数民族地区极端主义威胁地方稳定的忧虑，不如说是传统汉地政权对边疆统治缺乏信心的折射。换言之，我们可以从中观察到帝国经略边疆地区的遥远回音，更能看到这些古老治理思想如何在全球化时代改头换面，呈现出典型二十世纪、颇具现代性的种族民族主义。
与当下的种种"新民族主义"相比——从1990年代的巴尔干到克里米亚半岛，从特朗普治下的新美国主义和法德等国的新排外主义——有着近乎相同的起源因素，即因中国在巴尔干危机的介入，混迹反动潮流中却反而加持它，从而成为威权主义中国模式的一个样板。新疆也因此颇有黎巴嫩什叶派从1980年代之前的边缘族群崛起到地区中心的态势，不仅因为宗教问题上升到了中国政治的中心，也因为中国治理层面的新疆模式，将新疆这个"一带一路"的起点再次推回到传统内亚的中心，从而受到全世界的密切关注。
在新疆"再教育营"引发世界范围关注的同时，2014年被判无期徒刑的前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伊力哈木·土赫提被提名2019年诺贝尔和平奖，再次向世人提醒维族所面临的文化困境。类似的，许多其他新疆文化精英的失踪命运，都在国际社会（特别是土耳其）引发前所未有的关切，也提醒中国政府，维吾尔族这个晚至1930年代才建构生成的民族，并非新疆境内唯一没有在境外有着独立民族国家认同的主要少数民族，相反存在着广泛的突厥语认同。
维吾尔族这个晚至1930年代才建构生成的民族，并非新疆境内唯一没有在境外有着独立民族国家认同的主要少数民族，相反存在着广泛的突厥语认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2012年访问乌鲁木齐和喀什，受到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其外长也高度称颂喀什作为第一部突厥语词典诞生地的文化价值。随着埃尔多安政权的稳定和2018年选举胜利后更加积极的外交姿态，"泛突厥主义"同样借着全球化和丝绸之路，重新定义所谓"中心"和"边缘"。
"新大汉主义"的高层政治调整，不同于"7.5"事件后内地滋生的所谓"皇汉派"，如今在新疆居于压倒地位的，是一个有着广泛民粹基础、并得到警界支持的、非常极端的大汉族主义，这种"新大汉主义"，从中央层面机构设置就可以窥得其倾向。负责协调新疆事务的最高机构——"新疆办"（中央新疆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的组长人选和办公室设置的变化，反映出"新疆模式"的重心已经转向民族政策的调整，而不再是表面上最为突出的反恐和维稳。"新疆模式"的重心已经转向民族政策的调整，而不再是表面上最为突出的反恐和维稳。
这个成立于2000年的中央小组，在设立之初，组长始终由身任政治局常委的政法委书记担任；但是十八大后，随着政法委书记不再跻身政治局常委之列，"新疆办"组长从2013年起改由政协主席俞正声担任，"新疆办"的办公室也不再设立在中央政法委大楼内，而移至"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以下简称民委）机关，由民委主任担任"新疆办"的办公室主任，延续至今。这仅仅属于中共高层政治内一个微小的行政调整，却能管窥新疆问题主导方向的变化。
当然，民委作为中国政治结构中几乎唯一的一向反对"大汉族主义"的建制性根据地，在曾经担任新疆自治区主席的维族高官努尔·白克力2018年9月后被以"两面人"名义清理后，恐怕无力抵制这种"新大汉主义"在新疆地区的统治、以及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可能造成的深远负面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