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东北大豆业的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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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东北大豆出口之始
在1860年前,满清政府实行的是“豆禁”政策,严格限制大豆及其制品的出口。东北生产的大豆只能运往中国本土的华南地区。由于购买、运输等条件的限制,当时国内的销售量也相当有限,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东北大豆的生产。但在1859年英法联军攻克天津,迫使满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向英国开放八个口岸,牛庄(营口)就是其中之一。营口开港后,一方面通过海运向华南运销的大豆有了进一步增加。而更重要的是营口开港以后 ,外商轮船可以直接开往东北吞吐港营口,经营大豆的转口贸易。不久之后,由于当时国内外形势所迫,1862年3月满清政府正式对外“许开豆禁”,允许外国商船到中国的港口 从事大豆(也包括一切粮食)的转口贸易。“豆禁”一开,大量外国船只涌向牛庄,数量逐年增加,东北对华南及日本等国的大豆贸易也开始增加。由于大豆需求的增加,对东北大豆的种植产生了不小的刺激作用。1872-1894年,从营口港输出的“豆类三品”占营口港输出总额的70%-80%,2 0世纪以前,东北大豆主要向日本出口。特别是甲午战争后,中国向日本大量出口大豆和豆饼。1894年东北对日的出口贸易倾为121.6万海关两,1898年增加到 727.7万海关两,到1899年上升到982.5万海关两。这其中绝大部分是大豆、豆饼的出口。由此可见东北大豆在东北对外贸易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1873年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了万国博览会,满清政府采纳了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的提议,将东北的大豆送到维也纳参展,引起了一些欧洲人的兴趣,奥地利科学家哈贝兰特(Haberland)详细研究了大豆成分,“将其调查研究之结果,公布与世,因唤起欧美诸国人士之注意。”其实早在1714年,德国就已经试种过大豆,1740和1790年,大豆还出现在巴黎和伦敦,欧洲人已经发现与落花生、棉籽、亚麻仁、棕榈核、椰子实等油料植物相比,大豆的蛋白质与矿物质含量都居领先,但由于气候与地理原因,大豆一直没有在欧洲移植成功。
2.大豆出口状况
1908年2月,英国籍轮船格列聂斯克号载着上百吨大豆由海参崴驶入伦敦,这次航行不仅是“东省大豆输往欧西之始”,也揭开了东北大豆和大豆制品出口的序幕,1908年俄华道胜银行商人将东北大豆“数万石”运往伦敦,很快销售一空。后来每年都贩运“大批大豆至欧推销,出口量始渐增加”。 同道胜银行竞争的是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为了在东北扩展贸易,1896年它在营口设立了办事处,1904年在大连设驻在员。1906-1907年,三井物产驻在员已遍及安东、奉天、吉林、长春等许多城市。1908年三井物产成功把东北大豆推向了欧洲市场 。
欧洲市场最大的购买者是德国。德国进口大豆主要是用作油脂原料。在1910年前,德国为了保护国内食用豆类的而制定了较高的关税,限制了大豆的进口。但后来德国接触到了质优价廉的“满洲大豆”以后,意识到进口豆作为人造黄油的原料与保护国内农业并不矛盾,于是德国开始降低关税,鼓励进口中国大豆。1910年年以后,德国从中国东北进口的大豆数量急速增长。1910年德国进口东北大豆3.4万吨, 1911年达到6万吨,1913年超过10万吨,1924年为13.7万吨,1928年德国进口东北大豆数量达84.7万吨。同时东北大豆也开始运往英国、丹麦、荷兰等欧洲国家,使得中国东北大豆的出口额在20世纪初迅速增加。1909-1913年平均达67.7万吨,1922年增加到89.5万吨,1923年实破120万吨,1927年高达160万吨。这些只是大豆的出口额,如果加上豆饼、豆油的出口。数量就更大了。从1926年到1930年,东北出口的豆类三品的数量一直占整个东北总出口量 的50- 60%左右。可见东北大豆的出口对东北对外贸易的确是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日本是东北大豆的第二大出口市场,豆饼的第一大出口市场。日本人日常生活中的豆酱、 酱油、豆腐等都是大豆制品,化工厂的一部分加工油脂的原料也是大豆,而日本自产大豆供应一直无法满足需求,1911-1916年日本平均自产大豆45.7万吨,大豆的需求是67万吨,1926年日本自产大豆38.6万吨,需求是98.3万吨,1931年,日本自产大豆32万吨,需求是107.3万吨。为保证原料来源,日本政府对大豆进口采取了征税退税的办法,在大豆进口 时,“每百斤征税70钱,如用以榨油,则退还47钱,以奖励其输入”。日本商人深入东北各地大量收购大豆,以满足国内肥料和食用供应需要。到1929年时,日本进口东北大豆64.05万吨,占东北大豆出口总量的21%。
除进口大豆食用之外,豆饼也成为了日本重要的肥料来源,在当时日本农民使用的肥料主要是鱼滓和堆肥。甲午战争以后开始从东北进口豆饼,由于豆饼迟效性好,适用于水稻,而且价格低廉,农民欢使用,所以鱼滓很快被淘汰。日俄战争之后,豆饼迅速成为日本最重要的肥料,占整个肥料市场的60%-70%,当时东北出口的豆饼几乎全部被运往日本。到1929年日本进口东北豆饼105.135万吨,而当年东北一共输出豆饼也不过156.855万吨。
3.东北大豆的优势
在1919年时,东北大豆产量达230万吨,1921年为350万吨,1923年是1200万吨,1929年更增至22574220至22913820石。东北生产的大豆只有10%供当地消费,其余90%的大豆以原豆或以制成的豆饼、豆油输往国外市场。至1931年东北大豆产量的80%是供出口的。在东北大面积种植大豆并大量出口的同时,世界上不少国家因为发现了大豆生产所带来的经济价值,也纷纷开始种植大豆。但直到九一八事变以前,中国东北的大豆产量一直占世界总产量的70%左右。
在20世纪30年代前, 东北大豆因其独有的天然特点,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明显竞争优势。首先东北大豆的单位亩产量较高。20世纪初欧美国家已经开始将化肥用于农业生产,不过 作为世界三大黑土区之一的东北开发较晚,土地肥沃,自然禀赋优良,虽然仍采用传统耕作方式,大豆单位产量依然高于其他地区,高单位产量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降低了大豆的生产成本:
其次东北可耕地面积广大且大豆生产剩余较多。有些国家大豆虽然单位产量不算低,但种 面积有限,如日本本身对大豆产品就有大量需求,本国大豆根本无法用于出口。东北地区开发较晚可耕作面积广大,这就为大面积商业种植大豆提供了可能性。同时据《满洲农业》统计,在1932年之前东北地区的大豆商品化率达到80%左右,而农产品的大量剩余是农业初级品出口的必要条件,这一点恰恰是20世纪30年代之前世界其他多数大豆产区所不具备的优势。
其三,东北大豆价格上的优势明显。当时大量种植大豆的地区除东北外,还有美国,美国的大豆是从中国引种的,美国政府对推广大豆种植也比较热心,但美国大豆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内,在价格上相比东北大豆毫无优势可言。美国大豆的农场原始价格居然 比中国东北大豆的市场销售价格还要高:
因此虽然美国距离当时的大豆主要消费市场之一的欧洲较近,但由于东北大豆在价格上居于明显优势,因而欧洲主要大豆消费国选择购买中国东北大豆而不选择美国大豆。
最后,东北大豆之所以成为世界商品,除了其种植面积广、产量高、价格低廉外,最重要的是天然品质好,营养成分高。东北大豆根据颜色分为黄色绿色、黑色三个等级。黄色又被进一步区分为金黄与白眉。 而黑色等级是根据它的黑色豆肚脐划分的。绿豆则是大小与形状和黄豆几乎相同,但是颜色有差异,但是不细心的话看不出来。具体分为两种,一种是外绿内黄,另一种是内外皆绿。而乌豆根据形状大小又分为三种,分别是大黑豆、小黑豆、扁黑豆。大黑豆内部是绿色的,小黑豆与扁黑豆内部是黄色的。每种等级的豆子营养成分都不同。当时出产大豆的有中国、朝鲜、日本、美国、欧洲等国,但唯独东北大豆豆质最佳,在决定大豆主要素质的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等比例中所占最高。同样的大豆,如果出之东北,给人们带来的营养最多,口感也最好:
大宗商品的商业化离不开交通设施的投入,近代日俄两国为了争夺东北,都大力在东北投资基础设施,这就为农产出口提供了便利条件。1896年6月3日《中俄密约》签订,9月8日《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签订,俄国获得了使西伯利亚大铁路穿过中国领土直达海参崴的特权。从1898年至1903年修建的中东铁路,打下了中国东北铁路的基础和主构架。1902年大连港开港,1903年英国资本将北宁铁路向关外延伸至新民,同年中东铁路全线开通。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双方在美国斡旋下签订《朴次茅斯和约》规定以长春宽城子站为界,以南的铁路交给日本,改称为南满铁路。从此俄国控制下的“中东铁路”与日本控制下的“南满铁路”通过运费政策展开了对东北物产激烈的争夺,这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东北农村商品流通的发展。铁路在当时不仅仅是一种交通工具, 更是政治权益的延伸, 所以日俄双方对修建铁路都非常积极。列强在东北地区铺设铁路,开设贸易港,客观上为东北大豆的出口提供了必的基础设施。
4.大豆相关产业的发展与隐忧
东北大豆生产的发展也极促进了东北相关产业的发展。其中因为东北所产大豆最早都是集中到营口港向外输出,所以东北榨油业的发端也是以营口为中心。早在1822年营口第一家油坊西义顺就成立了,1826年年又设立了兴茂油坊,到1892年,营口的油坊发展到8家。 同意时期在奉天。哈尔滨、大连等地也都先后出现了榨油业。但是在20世纪以前,由于东北大豆的产量和出口都很有限,因此 一时期东北榨油业发展也是比较缓慢的。生产方式也是原始的手工生产,以人力、畜力采用楔式榨油。这种原始的生产方式也限制了规模的扩大,大多数油坊只有40-5 0位雇员,最大的油坊生产能力也只能达到每天生产800块豆饼的程度。
在日俄战争以后,日、德等国对中国东北豆饼需求量急剧扩大,从而极大地刺激了东北榨油业的发展。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制造方法上由原来的人力、畜力开始改为使用蒸气动力。 也就是利用蒸气机使用滚轮压碎原料大豆,然后以手推螺旋式器械压榨蒸豆。后来这种榨油方法又有了进一步改进,采用水压式榨油法。1896年,英国太吉洋行在营口最先设立使用蒸气力的机器油房。此后不久,东北的民族手工榨油业开始向机器油坊过渡。最早的民族机器油坊是在营口出现的。1899-1902年,营口先后建起3家机器油坊。1909-1910年营口有民族资本经营的机器油坊34户。
进入2 0世纪以后,除了营口一地外,大连的民族榨油业发展也非常迅速,这是由于日俄战争后,日本开始奉行“大连中心主义”,满铁要以大连排挤原本的辽河-营口路线,于是从 1908年起,在大连港实行“特定运费”制,减低运费,以吸引更多的货物从大连港输出。因此从这时起,原来主要由营口港输出的豆类三品开始集中到大连运出。这在很大程度上刺激 了大连地区榨油业的发展。1908年大连地区民族资本开办的油坊有16家,1909年发展到3 0家,1912年增加到41家,1920年增加到82家。而且这些油坊大部分是使用先进的水压式机器制造方式,一昼夜可生产5000-7000块大豆饼。除营口、大连的榨油业发展迅速外,哈尔滨发展的也很快。1919年哈尔滨共有机器油坊20家,其中本国占19家,1921年本国油坊发展到35家。另外在沈阳、辽阳、瓦房店、开原等地也出现了机器油坊,沈阳1868年才开设了第一家油坊利成源,而到了1910年共有油坊52家,1930年东北地区有统计的油坊共有472家(其中大连59家、营口2 2家、安东26家、哈尔滨40家、东北北部其他各地2 8家、东北南部其他各地2 9 7家),一昼夜可生产569921枚豆饼,2819610斤豆油。可见这时榨油业已经成为东北地区的 主要轻工业门类。
在产业方面,东北地区的民族资本仍在油坊投资中占有绝对优势。从1931年满铁对东北地区机械油坊投资额构成的统计数据来看,在近24746432元的投资总额中,民族资本共有19297730元,占总额的78%,而境外资本投资(其中绝大部分为日资)仅有5443752元,占总额的22%,从生产能力上来看,民族榨油企业亦丝毫不逊色于外资企业。1931年外资榨油企业拥有水压式榨油机297台,螺旋式榨油机209台。而中资榨油企业则拥有水压式榨油机3737台,螺旋式榨油机5799台,正如《奉天通志》记载:“作油坊业者,国人几占全部分。缘原料出自本境,各种豆类所含油成分多少,土人经验有素,故经营此业为最便”。东北沦陷前后,“全东北油坊一总有四百家,日人所办的仅有三泰、三菱、日清等数家。
但在表明繁荣的背后,是深加工领域的能力的落后。外国进口大豆、豆饼及豆油的目大多用作油脂工业“深加工”的原材料。其中豆油的深加工品包括:油漆、人造液体燃料(重油、中油、轻油、可燃气体)、润滑油、硬化油(猪脂代用品、牛酪代用品、蜡烛、肥皂)、甘油 (火药原料、医药用、化妆用)、精制油、灯油用油、烹调用油、减摩用油、蛋白纤维等,而豆饼的的深加工品包括:可塑体、干酪素、造纸、调味品、营养素、流体涂料、酱油、豆乳、肥料、饲料等。而在当时的东北大豆的深加工企业数量十分有限,且绝大多数集中在豆油和味精的制造上。根据1933年“伪满国国务院统计处”的统计调查,东北地区榨油作坊达364所,生产额总计为7644万元,而东北地区的大豆硬化油深加工工厂却仅有日清制油工厂一家,生产额仅有41万元。
除开技术问题,由于大豆产业中中国农民处于产业链的下游,而产业链的上游大多掌握在以满铁为代表的外国势力之中,因此中国农民只能从自己的劳动收入中获得较少的一部分:
如图可见,在大豆贸易中满铁部分收益可达43.8%,而农民仅占31.6%,这种产业链上的劣势在之前大萧条引起的价格下跌中会给农民带来更大的压力。
4.大豆出口的衰落
在进入20世纪30年代之后,欧洲最大的消费国德国自纳粹上台后,由于加强了贸易统制,限制了大豆的进口。另外日本农业领域硫铵化肥的推广严重排挤了原来主要作为肥料的豆饼 。日本之前的硫铵化肥主要依靠进口,因而价格较高。但在1931年日本实行硫铵进口许可制限制进口,并且在1934年左右实现了硫铵自给。作为农业肥料,硫铵的氮素利用率比豆饼更好,而且在本土生产后其价格相对也低。 豆饼则是从中国东北经铁路再转海运所以价格上与日本本 土量产的硫铵化肥相比也不具优势。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日本农民收入普遍大幅降低,购买豆饼作为肥料对多数日本农民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负担,部分农民甚至重新开始自己堆肥,同时日本的硫铵化肥生产企业为了减少经济危机的影响,采取了低价大甩卖的策略。这些因素使得日本农民开始转而使用化肥,豆饼在日本肥料市场上受到严重排挤。1930年东北向 日本出口豆饼120.036万吨但到1933年下降到72.068万吨,这些因素导致早在大豆经济最繁荣的1928-1931年,大豆的加工企业也开始陷入困境工厂数量和生产能力骤减,近三分之一的油坊倒闭。
外部原因上,由于1929年以后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东北的大豆加工品输出量在1928年以后开始萎缩,大豆的加工企业逐渐陷入困境。 以德国为例,作为欧洲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德国在大萧条中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德国油脂工业为摆脱危机,开始使用在当时更加廉价的鲸油来生产人造奶油或食用油。因而从东北进口的大豆就减少了。从1929年的102.4万吨减至1930年的88.9万吨。
这时中国生产者在产业链中的弱势也开始加剧。德国以亨扎·米尔等垄断资本为首的几大油脂化工企业,开始极力压 国际市场上大豆的价格,从而将危机转嫁出去。以伦敦交易市场大豆年平均价格指数为例,若以1927年大豆平均价格指数为100,1928年则为101.04,1929年就暴跌至77.01。1930年更降至50.03,大豆价格几乎腰斩。受伦敦市场大豆价格下跌影响,大连交易市场大豆价格指数也出现大跌。若以1927年价格指数为100,那么1930年跌至47。哈尔滨市场大豆指数更是暴跌不已。以1927年的价格指数为100。1930年暴跌至32。这就导致了一种现象出现,即在经济危机初期大豆出口下滑,不久出口量又开始回升,但通过出口大豆所获利润却大大减少。其中原因就是几家大型油脂企业成功地通过打压 国际市场大豆价格,将大豆价格压到极低, 但由于生产地的农民无法立即得到市场信息,所以在危机之初农民们仍然在扩大大豆种植面积,而农民们为了生计或支付地租,又促使他们急于出售手中的大豆,这就导致价格下跌严重,最后损失惨重的农民不少被迫放弃了大豆的种植。
对称情况,东三省官银号总办鲁穆庭、会办吴恩培在1930年底给吉林省政府的报告中称: “惟供求平衡为经济之原则,故凡生产之数量必须视需要之程度以剂多寡,反是则有不足,或过剩之虞,大豆一项反觉过剩,竟致销路迟滞,年来国外市场豆价顿形低落,而由世界经济凋敝使然,实则供过于求有以致也”。吉林省政府在1931年初发给各县的训令称:“查东北 出产 之大 豆 , 自欧战期间 , 在海外市场上 , 开畅销之途径 , 于 是 我农之 经济 , 市场之金融,均有利赖,呈一种活泼之象。降至最近四五年间,我之出产,并不减于当日, 而因金银之差价日益悬殊,大豆之用途又为他种物质所侵占。其换来之金钱不觉日即式微, 由民国十四年而至于今,我应得之值差竟十倍以上。于是采取了东北三省官银号总办、会办提出的减少大豆种植面积,改种其他作物的建议。
与此同时新兴产豆国的出现也对东北大豆出口造成了一定影响。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 欧美主要国家已认识到大豆作为一种油脂工业原料的战略价值,进行了大量的育种研究,并且在推广大豆种植方面取得一定成功,当时推广大豆种植最为成功的就是美国,早在1921 年,加州农业组合就曾向美国下院请愿,提高中国大豆的进口税。在20世纪30年代初,东北大豆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约74%,美国仅占约6%,到30年代末东北占世界总产量约50%, 美国已增长到占世界总产量约30%,短短十年不到美国大豆产量增长数倍,不仅供应本国市场,而且开始出口。在20世纪30年代前东北大豆在世界市场上一家独大,但进入3O年代 随着美国大豆种植业的高速发展,美国大豆开始在一些国家与东北大豆竞争。例如在澳大利亚市场就成功将东北大豆排挤出场。
5.二战爆发与东北大豆业的落幕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后,日伪政权设立“满洲农业政策委员会”,开始对大豆、棉花等重要农作物实行生产和销售统制,以后不断有新政策出台,经济统制越来越严苛。此时日本急需把东北的战争潜力挖掘出来,加紧了在东北发展可直接服务于战争的工业,为此在关东军 主持下,伪政权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然而发展工业需要大量资金。东北农业发达,利用 农业剪刀差可以为工业发展解决一部分资金问,因此日伪对农产品进行全面统制。针对大豆公布了“主要特产物专管法”。1940年又将粮食购销由严格统制变为强制购销,出台了所谓 “粮谷出荷”和“粮食配给”制度,从获取和分配两个方面进行掠夺。而“粮谷出荷”几乎等同于对农民的无偿剥削,“例如农民出荷100公斤大豆仅得款17元,但市价得卖200元,而且农民所得之款必须强制储蓄2%,余额由敌伪配给棉布,通常出荷大豆100公斤,配布4丈,合共16元,加上储蓄的2%,实际上农民分文未得。日伪政权还严格禁止在地方行政官署指定的场所以及农产品交易所以外进行农产品的贩卖,用强制手段以极低价格收购农民手中的大豆。
在日伪压迫下,种植大豆的东北农民生活陷入了极度的艰困之中:
“富锦为松花江下游产豆最丰富之地,每年平均出产量多在两万车左右,去年以丰收的关系,尤多于往年,可是钱法奇紧,价格又贱,而尚无人购买的关系,种者多不能出手。彼等辛苦一年,甚至有无钱而告贷者,其所以维持生活而还债者,即为秋后之大豆,今大豆既不能变卖,生活无着,遑云还债。纵能以用钱紧急而卖出,按每布特的市价所得,则每垧地人工、豆种得用30余元,其出产以三石计,卖出之价才得1 0余元,尚得赔1 0余元,其何以堪!故富者变穷,穷者已益穷矣。各村以代充燃料者有之,以之充饥者有之,甚至以之还债犹不足,而朝夕断炊者有之,纵以先极富庶之乡村,今亦因之而充满死气,余者更不堪言矣。其状况如此,本年春耕,将何以堪?”
大豆经济的衰落一直持续整个伪满统治时期,1931年大豆耕作面积为420万公顷,其播种面积约占全农作物耕作面积的 1/3左右,到1944年减为319.5万公顷,占全部农作物耕作面积的1/5左右。大豆产量1 31年为522.7万吨,约占全部农作物的1/4左右,到1944 年减为341.4万吨,占全部农作物的 1/5左右。大豆单位面积产量也呈减少趋势,1928年至1931年,大豆每公顷平均产量为1200 多公斤,1932年之后平均为11 00多公斤,1939年至1942年四年间平均为900多公斤,1943年、1944年平均为1 000多公斤。
由于大豆价格暴跌,农民纷纷弃耕或改种其他作物,致使东北农作物种植结构发生变化。呈现为商品性作物缩减,自然经济作物扩大的趋势,大豆和小麦是东北两大商品作物。东北大豆种植面积占总种植面积的比例,1930年为31.1%,1933年下降到30.2%,1934年下降到28%,1935年下降到25.2%。
东北小麦的种植比例,1931年占11.5%,1932年占10.6%,1933年占10.4%,1934年占6.9%。高粱、栗及玉米三种主要供本地食粮消费的自然经济作物的种植比例则有所提高。东北北部地区的种植结构变化更为显著,大豆及小麦的种植比例明显下降,栗及玉米的种植比例逐年上升。到伪满末期农民为了完成出荷粮,被迫减少大豆、小麦等低产商品经济作物的种植, 而改种玉米、高粱等高产作物,东北种植结构继续向自我需求方向发展,农业经济呈现全面衰退的局面。
除农业种植外,原本依托大豆发展起来的民族工业也开始在日伪压迫下走向消亡,1937年5月,伪满公布《重要产业统制法》,把原属于自由经营的制粉业、纺织业、油坊、火柴制造业作为特殊企业置于政府指导监督之下。1940年6月颁布 《物价及物质统制法》,规定生活必需品及其 物产的销售价格等都由公定 并且一切从业者都要组成“统制”组合,通过特殊会社与准特殊公社进 统制。东北民族工商业丧失了经营自主权。1941年7月颁布 《价格等临时措置法》,1942年10月公布 《产业统制法》,对一般产业也要实行统制。这样就把东北民族工商业逼进了破产的深渊。
《重要产业统制法》规定所谓重要产业完全由特殊会社或准特殊会社经营。由于粮棉油类农产品被统制,大连、营口、哈尔滨、长春等地油坊业、火磨制粉工厂、纺织业陆续倒闭 200多家,甚至小油房、磨坊的碾子和石磨也被没收。到最后伪满政府下令将中国资本家旧存的钢材、旧铁、机械、机器和零件以及破产歇业的全套机器设备,统统以低价强制收购。
日伪政府自从对粮食等实行统制后,又公布了《农产物交易法》,禁止粮食等自由交易,粮栈纷纷倒闭。至此东北民族资本工商业作为整体丧失了生存空间,最后彻底崩溃。
发布于 2020-06-17
1. 东北大豆出口之始 在1860年前,满清政府实行的是“豆禁”政策,严格限制大豆及其制品的出口。东北生产的大豆只能运往中国本土的华南地区。由于购买、运输等条件的限制,当时国内的销售量也相当有限,这就在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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