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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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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年夏天朝鲜核危机再次引起人们关注之时，大多数人把目光投向了华盛顿和平壤这两个夙敌。北京作为解决朝鲜核问题的第三个关键角色，一直较少引起人们注意，不过它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决不能轻易忽视。一向奉行保守外交政策的中国如今已果敢地参与了角逐：暂时停止向朝鲜提供石油，向平壤派遣高级别特使，在中朝边境重新调配部队……最近，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还在平壤和华盛顿之间进行穿梭访问，为第二轮六方会谈穿针引线。
处理地区和全球事务更有建设性
这些前所未有的积极动作表明，中国已告别了多年以来对朝鲜核问题所持的消极态度。同时，这也标志着一个更大的转变―――虽然还没有被人们广泛察觉―――中国已经以一种积极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最近几年，中国在处理地区和全球事务方面增加了建设性，减少了对抗性，在对外交往中表现得更加成熟自信。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现在已习惯于在国际体系之内纵横捭阖，接受了大多数国际惯例、准则和规范，并学会运用这些规范来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
这些变化的例证不胜枚举。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加入了各种贸易和安全条约，加强了参与重要多边组织的力度。在外交政策的制定上，个人因素在减少，专业色彩在增加，中国外交官在阐述本国目标时也变得更加老成持重。然而更深层的变化还在于，中国制定自己外交政策时已开始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具有广泛权利与义务的大国。过去十年是中国外交政策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最灵活和最富有建设性的时期，尽管这种改变显得缓慢和难以察觉，但其意义不容低估。美国的外交决策者决不能对这种变化所带来的结果视而不见。要知道，中国在扩大自身影响力和调整外交方略的同时，在捍卫自己国家利益时也变得更加娴熟有力，哪怕这些利益有时候与美国利益相冲突。
积极参与多边机构
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其实可以追溯到邓小平时代，他在上世纪70年代末为中国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纪元，也带来了新中国外交的第一次大转变。在国内实施经济现代化的同时，邓小平开始奉行对外接触政策，大力参与政府间和非政府的国际组织，尤其是金融领域的国际组织，使中国逐渐走出了毛泽东时代的外交孤立。
不过，中国在邓小平时代只是进行了部分外交调整，当时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参与面仍很狭窄。进入上世纪90年代，局面有了很大改变，中国开始以一种更加灵活和成熟的姿态发展双边关系，参与多边组织和讨论安全议题，并通过建立各种级别的伙伴关系加强了与别国在经济和安全事务上的协调，同时抵消了美国的地区盟国对中国的牵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在2001年与俄罗斯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从而巩固了北部边疆。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也逐渐消除了对多边机构的不信任感，并开始认识到参与这些多边机构有助于增进自身的贸易和安全利益。1995年，中国开始与东盟高级官员举行年度会晤；两年后，东盟在中国的帮助下建立了“10+3”机制，之后又建立了“10+1”机制。此外，中国也加强了对亚太经合组织的参与力度，并且于2001年在上海主持了该组织各成员领导人第9次非正式会晤。在中亚，中国主导建立了该地区的第一个多边组织―――上海合作组织，这个组织成立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解决长期存在的领土纠纷和在边境地区建立非军事区，而现在其工作重点是打击恐怖主义和促进地区贸易。
中国也开始关注与欧洲的关系。1996年，中国成为亚欧会议的创始成员，两年后中国与欧盟开始了年度政治对话。去年晚些时候，中国还第一次与北约进行了接触。
与邻国解决领土纠纷卓有成效
从1991年开始，中国陆续解决了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老挝、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和越南之间的领土纠纷。中国与印度虽然还没有正式解决分歧，但双方围绕领土问题出现的紧张局势已有了很大缓解。一系列在边境地区增进相互信任和减少驻军协议的签署，使中国漫长的陆地边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安全。中国虽然仍旧坚持对钓鱼岛和南沙群岛的主权，但多次表示希望在国际法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争端。经过4年的协商，中国与东盟在去年11月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此外，中国还加强了与联合国安理会的合作，比如去年11月，中国支持了安理会对伊拉克进行武器核查的1441号决议；加强了对国际维和行动的参与，支持在东帝汶和刚果及其他地区举行全民投票。中国还批准了几个武器控制和不扩散条约，包括《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及《禁止化学武器公约》。
甚至在台湾问题上―――中国长期以来最大的安全挑战和最敏感的外交课题―――中国也表现出了成熟与自信。在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前提下，北京现在看起来更热衷于通过加强海峡两岸的经贸往来以促进统一。随着两岸经济联系的日益密切和台湾当局逐渐陷入金融危机，中国领导层充满信心地认为，时间越来越对大陆有利，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天平也越来越向大陆倾斜。
外交政策的形成更加专业化
中国外交的另一大变化，是有中国特色的外交决策机制的建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外交决策权高度集中，而现在外交政策的形成已变得相当专业化，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不再依赖个人决定。2000年年底，北京成立了国家安全领导小组，集体领导重要的外交和安全事务。中国的学者和政策研究者在国内经常参加研讨小组、撰写研究报告、规划政策草案，在国外经常与各自领域的外国专家交流看法。正是这些学者和研究者向国家领导人提供了政策选择方案和世界潮流趋势报告。
对全球事务越来越多的公开讨论也拓宽了中国外交政策的思路。对于反扩散和导弹防御等敏感问题的公开讨论在十多年前几乎是听不到的，如今从电视谈话节目到观点类的新闻与书籍，无不在影响着中国的外交政策。现在，即使是中国共产党的喉舌―――《人民日报》也已经开始刊登专家们圆桌会议般的讨论文章。某些报纸，尤其是《环球时报》和《南方周末》，甚至还刊登一些与官方政策不完全一致的观点。
中国外交政策执行者的能力和素质也在提高。目前，中国绝大多数中、高级外交官都有长期在外国工作的经验，至少熟练掌握一门外语，许多曾在欧美国家留学。外交部还从其他部门或行业吸收工作人员，使中国的外交队伍拥有了不同领域的人才。
外交政策日益透明
与这些变化相伴随的，还包括中国日益重视对自己外交政策的宣传与推广。过去几十年中，中国依靠《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新闻报道以及外交部的一些小册子，阐述自己的观点或展开国际论战。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已经认识到在国际上介绍自己的政策对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性。从那时起，中国已经发布了30多份白皮书，涵盖了范围广泛的敏感问题，包括人口控制、人权、台湾、西藏以及国防等问题。
北京也开始使用国际互联网来增加自己政策的透明度。所有的白皮书都可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网站里找到，外交部的网站还提供各种有用的资料，包括中国对各种地区事务的立场、新闻发布会的内容以及一些领导人的重要讲话。
在过去3年中，尤其是自“9・11”事件以来，从中国研究国际战略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一些学者改变了对国际体系以及中国在其中所扮演角色等问题的看法。比如，近来在中国一些主要的报纸、杂志上，有人呼吁中国人应放弃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的“受害者心态”，转而树立起“大国心态”。伴随着这些观点，中国确实在日益重视大国关系，并把它看作是外交事务中优先考虑的问题，中国官员已经在公开谈论中国需要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了。作为这些变化的体现，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于今年6月成为第一位参加“八国峰会”的中国领导人（尽管他参加的是“八国峰会”前一天召开的南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会议）。
虽然中国已致力于在国际准则的范围内追求自身利益，但并不满意现有国际体系的某些方面，比如美国所拥有的优势地位等。在未来20年内，中国优先考虑的仍将是国内事务，毕竟经济和政治的现代化对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来说不是一个能轻易完成的任务。中国最高领导人已经把未来20年看作是国家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对国际社会来说，这20年又何尝不是一个“战略机遇期”呢？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应该明智地利用这段时期，以应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各种挑战与机遇。▲
（摘自美国《外交》杂志）
处理地区和全球事务更有建设性
这些前所未有的积极动作表明，中国已告别了多年以来对朝鲜核问题所持的消极态度。同时，这也标志着一个更大的转变―――虽然还没有被人们广泛察觉―――中国已经以一种积极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最近几年，中国在处理地区和全球事务方面增加了建设性，减少了对抗性，在对外交往中表现得更加成熟自信。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现在已习惯于在国际体系之内纵横捭阖，接受了大多数国际惯例、准则和规范，并学会运用这些规范来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
这些变化的例证不胜枚举。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加入了各种贸易和安全条约，加强了参与重要多边组织的力度。在外交政策的制定上，个人因素在减少，专业色彩在增加，中国外交官在阐述本国目标时也变得更加老成持重。然而更深层的变化还在于，中国制定自己外交政策时已开始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具有广泛权利与义务的大国。过去十年是中国外交政策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最灵活和最富有建设性的时期，尽管这种改变显得缓慢和难以察觉，但其意义不容低估。美国的外交决策者决不能对这种变化所带来的结果视而不见。要知道，中国在扩大自身影响力和调整外交方略的同时，在捍卫自己国家利益时也变得更加娴熟有力，哪怕这些利益有时候与美国利益相冲突。
积极参与多边机构
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其实可以追溯到邓小平时代，他在上世纪70年代末为中国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纪元，也带来了新中国外交的第一次大转变。在国内实施经济现代化的同时，邓小平开始奉行对外接触政策，大力参与政府间和非政府的国际组织，尤其是金融领域的国际组织，使中国逐渐走出了毛泽东时代的外交孤立。
不过，中国在邓小平时代只是进行了部分外交调整，当时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参与面仍很狭窄。进入上世纪90年代，局面有了很大改变，中国开始以一种更加灵活和成熟的姿态发展双边关系，参与多边组织和讨论安全议题，并通过建立各种级别的伙伴关系加强了与别国在经济和安全事务上的协调，同时抵消了美国的地区盟国对中国的牵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在2001年与俄罗斯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从而巩固了北部边疆。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也逐渐消除了对多边机构的不信任感，并开始认识到参与这些多边机构有助于增进自身的贸易和安全利益。1995年，中国开始与东盟高级官员举行年度会晤；两年后，东盟在中国的帮助下建立了“10+3”机制，之后又建立了“10+1”机制。此外，中国也加强了对亚太经合组织的参与力度，并且于2001年在上海主持了该组织各成员领导人第9次非正式会晤。在中亚，中国主导建立了该地区的第一个多边组织―――上海合作组织，这个组织成立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解决长期存在的领土纠纷和在边境地区建立非军事区，而现在其工作重点是打击恐怖主义和促进地区贸易。
中国也开始关注与欧洲的关系。1996年，中国成为亚欧会议的创始成员，两年后中国与欧盟开始了年度政治对话。去年晚些时候，中国还第一次与北约进行了接触。
与邻国解决领土纠纷卓有成效
从1991年开始，中国陆续解决了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老挝、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和越南之间的领土纠纷。中国与印度虽然还没有正式解决分歧，但双方围绕领土问题出现的紧张局势已有了很大缓解。一系列在边境地区增进相互信任和减少驻军协议的签署，使中国漫长的陆地边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安全。中国虽然仍旧坚持对钓鱼岛和南沙群岛的主权，但多次表示希望在国际法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争端。经过4年的协商，中国与东盟在去年11月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此外，中国还加强了与联合国安理会的合作，比如去年11月，中国支持了安理会对伊拉克进行武器核查的1441号决议；加强了对国际维和行动的参与，支持在东帝汶和刚果及其他地区举行全民投票。中国还批准了几个武器控制和不扩散条约，包括《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及《禁止化学武器公约》。
甚至在台湾问题上―――中国长期以来最大的安全挑战和最敏感的外交课题―――中国也表现出了成熟与自信。在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前提下，北京现在看起来更热衷于通过加强海峡两岸的经贸往来以促进统一。随着两岸经济联系的日益密切和台湾当局逐渐陷入金融危机，中国领导层充满信心地认为，时间越来越对大陆有利，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天平也越来越向大陆倾斜。
外交政策的形成更加专业化
中国外交的另一大变化，是有中国特色的外交决策机制的建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外交决策权高度集中，而现在外交政策的形成已变得相当专业化，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不再依赖个人决定。2000年年底，北京成立了国家安全领导小组，集体领导重要的外交和安全事务。中国的学者和政策研究者在国内经常参加研讨小组、撰写研究报告、规划政策草案，在国外经常与各自领域的外国专家交流看法。正是这些学者和研究者向国家领导人提供了政策选择方案和世界潮流趋势报告。
对全球事务越来越多的公开讨论也拓宽了中国外交政策的思路。对于反扩散和导弹防御等敏感问题的公开讨论在十多年前几乎是听不到的，如今从电视谈话节目到观点类的新闻与书籍，无不在影响着中国的外交政策。现在，即使是中国共产党的喉舌―――《人民日报》也已经开始刊登专家们圆桌会议般的讨论文章。某些报纸，尤其是《环球时报》和《南方周末》，甚至还刊登一些与官方政策不完全一致的观点。
中国外交政策执行者的能力和素质也在提高。目前，中国绝大多数中、高级外交官都有长期在外国工作的经验，至少熟练掌握一门外语，许多曾在欧美国家留学。外交部还从其他部门或行业吸收工作人员，使中国的外交队伍拥有了不同领域的人才。
外交政策日益透明
与这些变化相伴随的，还包括中国日益重视对自己外交政策的宣传与推广。过去几十年中，中国依靠《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新闻报道以及外交部的一些小册子，阐述自己的观点或展开国际论战。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已经认识到在国际上介绍自己的政策对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性。从那时起，中国已经发布了30多份白皮书，涵盖了范围广泛的敏感问题，包括人口控制、人权、台湾、西藏以及国防等问题。
北京也开始使用国际互联网来增加自己政策的透明度。所有的白皮书都可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网站里找到，外交部的网站还提供各种有用的资料，包括中国对各种地区事务的立场、新闻发布会的内容以及一些领导人的重要讲话。
在过去3年中，尤其是自“9・11”事件以来，从中国研究国际战略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一些学者改变了对国际体系以及中国在其中所扮演角色等问题的看法。比如，近来在中国一些主要的报纸、杂志上，有人呼吁中国人应放弃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的“受害者心态”，转而树立起“大国心态”。伴随着这些观点，中国确实在日益重视大国关系，并把它看作是外交事务中优先考虑的问题，中国官员已经在公开谈论中国需要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了。作为这些变化的体现，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于今年6月成为第一位参加“八国峰会”的中国领导人（尽管他参加的是“八国峰会”前一天召开的南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会议）。
虽然中国已致力于在国际准则的范围内追求自身利益，但并不满意现有国际体系的某些方面，比如美国所拥有的优势地位等。在未来20年内，中国优先考虑的仍将是国内事务，毕竟经济和政治的现代化对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来说不是一个能轻易完成的任务。中国最高领导人已经把未来20年看作是国家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对国际社会来说，这20年又何尝不是一个“战略机遇期”呢？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应该明智地利用这段时期，以应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各种挑战与机遇。▲
（摘自美国《外交》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