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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十年前,老娘带着我风尘仆仆的飞赴日本看在那儿工作的老爹。一下飞机我便被老爹拉上车,整个路上目不暇接的都是日本街头色彩绚丽的霓虹灯。那时的我哪儿见过这等阵势啊,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日本大阪,有着我活了9年都未曾见过的,让人眼花缭乱的灯火。
十年后的今天,我一个人风尘仆仆的来到了一个举目无亲的地方。我唯一的一个可以称得上亲人的阿姨还在几万公里外的美国某个小镇上。我看着还不如长春街头夜景的多伦多街道,心里狂喊:母亲阿,你儿子活了19岁,终于知道了我们为什么要解放在资本主义国家受苦的人民。
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我所要去的学校叫做邦德。全称叫做多伦多国际语言学校。后来我才知道,在多伦多,有着数不清的所谓“国际语言学校”。而我所去的邦德,和麦唐纳,五湖,并成为多伦多三大染缸。在多伦多这个鱼目混杂的地方,能在三大染缸中获得一席之地,可见,是具有一定实力的。
那天晚上到达邦德已经是晚上2点多了。那个时候的我还不晓得我所前往的地方是多伦多最大的黑人区,如果知道了说什么我也不敢2点多裤衩里揣着几万美金坐在车上。当时还年轻,黑人给我的感觉无外是长得比别人黑点儿,体育比别人好点儿性能力比别人强点儿。一晃三年后,现在黑人对我来说就好像遇到了江湖时期的神龙教,能躲就躲,能溜则溜。
邦德开门的是个老太太。一见面儿就微笑着用中文问我:“你叫唐风吧?刚到啊”我一听浑身都是暖洋洋的,想学校服务真周到,居然还派专门派一个会说中文的人来接待我。然后,事实是全校包括教师在内一共只有10个人左右不会说中文。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日子里,我总是怀疑自己是不是来到了加拿大,而是呆在国内一个住宿性的语言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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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太太姓蔡,马来华侨,五十多岁,未婚,长相富态。她笑容可掬的把我拉到收发室,随手给了我2块钱的电话卡:“没给家里打电话呢吧?报个平安吧。”我接过电话卡看了看,是张两块钱的CiCi卡。我把这张卡的时间准确分成两半,给老娘打了一个,给张小芳打了一个。打完电话,我把电话卡好好的藏在了口袋里,还暗自想这是一张多么有纪念意义的电话卡啊,我一定要保存到死之前,那时候拿出来给那帮孙子曾孙子们看看,告诉他们你爷爷我就是靠着这张电话卡开始闯荡到今天的。谁曾想到几个星期之后我就把这张电话卡给弄丢了,估计哪天洗衣服的时候随手给扔了。后来,当我把这事告诉给张小芳听时,张小芳沉默了半天嘟囔出了一句:“哎,你们男人啊。”那是我听张小芳讲过的最深沉的一句话,我当时愣了半天都没反应过劲儿来。
打完电话,蔡老太太便带着我去看宿舍。这个宿舍是我出国前老爹就帮我订好的。一个月900美金包食宿。老爹帮我订了半年,然后转过来告诉我说这半年我帮你安定,半年后你能咋样,听天命去吧。那时我哪顾得想半年后啊,光想着900美金的宿舍了。900美金啊,换成一毛钱人民币够烧着玩一天的了。那得是什么伙食和住宿阿,估计都是水床,地毯都是带足底按摩的。早餐一色儿都是鲍鱼,要是哪天做的是龙虾,估计都没人吃,直接倒去喂狗。那时候的我刚从高中出来,多清纯啊,别人开玩笑都会脸红,拿钱特当钱,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儿花,一瓶饮料分成两顿喝。
如果说我来之前对这个抱着的是一种期望的话,那么我推开门之后就会发现那简直是一种幻想。
房间大小跟我农村老家的猪圈差不多,格局看起来还没老家猪圈的好看。不管怎么说,老家的猪圈是经过我太姥爷亲手设计的,浓缩了几代养猪专家的精华。大小合适,明亮宽敞,我虽没住过,但看猪们天天其乐融融,想来也不会难受的很。邦德的宿舍一共6平方米左右的地方,挤挤插插的放了一张床,一台长桌,一个洗手池和一把椅子。我走在那里好像又回到了中学时的宿舍,那时候我们一间屋子12个人。中间的过道有时候只能侧着身子过,就这样还一不小心容易碰到袜子,内裤。但是区别是那时候我们一年九百人民币,而这里是一个月九百美金。
蔡老太太仔细的看了看四周,说你早点睡吧,明天早上我带你去银行,说完门啪的一声关上。这是我来加拿大的第一天晚上,一切来的这么匆忙,我甚至还没看清我所要居住的这个城市。可是匆忙之间,我就已经被这样关在了节能灯泡昏黄的光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