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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贯中西,10岁留洋,在德国,英国学习14年后回到东方,开始深入钻研中国文化,他认为很多由传教士向西方介绍的中国文化具有很多错误,他翻译了四书中的三部:论语,大学和中庸。当时正处在大变更时代,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是西学东进,五四运动时高喊的民主,科学(德先生,赛先生),身为北大教授辜鸿铭却向西方大力推介中国文化,因为他的经历和学识,他的作品深受西方读者的欢迎。
说到辜鸿铭的跨文化治学,又必须引进一个参照系,那就是他的同乡严复:他们都曾醉心于西学,此后又都由西转中,也都在进行跨文化的交流,他们也都在1910年,被清政府以“游学专门列入一等”,而分别赐给了文科进士。1936年的《国闻周报》刊载过一桩逸事,讲有一次,辜鸿铭在宴席上大放厥词:“恨不能杀二人以谢天下!”有客问他二人是谁,他回答道:“是严复和林纾。”严、林二人均在同席,严复涵养好,对挑衅置若罔闻,林纾则是个暴脾气,当即质问辜氏何出此言。辜鸿铭振振有词,拍桌叫道:“自严复译出《天演论》,国人只知物竞天择,而不知有公理,于是兵连祸结。自从林纾译出《茶花女遗事》,莘莘学子就只知男欢女悦,而不知有礼义,于是人欲横流。以学说败坏天下的不是严、林又是谁?”听者为之面面相觑,林纾也无从置辩。
他批评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他独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deep,broad and simple)”,此外还有“灵敏(delicacy)”。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gentle,温文尔雅),“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
春秋大义
辜鸿铭的《中国人的精神》辜鸿铭精通英、德、法等近十国文字,尤其擅长英文写作,被孙中山、林语堂推为中国第一。
1915年,辜鸿铭在北京出版了《中国人的精神》(Spirit of Chinese People)一书,汉语题名“春秋大义”。不久即被译成德、法、日等多种文字出版,一时轰动东西洋,在德国甚至掀起了持续十几年的“辜鸿铭热”。《中国人的精神》是辜鸿铭最有影响的英文代表作品,全书系由作者1914年发表于英文报纸《中国评论》、以“中国人的精神”为核心的系列论文结集而成。面对当时西方列强对中华民族的欺凌和对中国文化的歧视,辜鸿铭论述的主旨就是揭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阐发中国传统文化的永恒价值。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评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他独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deep,broad and simple)”,此外还有“灵敏(delicacy)”。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gentle,温文尔雅),“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 [5]
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鸿铭写道,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种心灵的生活”,因此,“与其说中国人的发展受到了阻碍,不如说它是一个永不衰老的民族”,一个“拥有了永葆青春的秘密”的民族。这个“像孩童一样过着心灵生活”的民族,对于抽象的、刻板的科学技术当然是没有兴趣的。辜鸿铭以此回应和解释西方人关于中国人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套话:“中国人缺乏精确性”。他形象地说:“中国的毛笔或许可以被视为中国人精神的象征。用毛笔书写绘画非常困难,好像也难以精确,但是一旦掌握了它,你就能够得心应手,创造出美妙优雅的书画来,而用西方坚硬的钢笔是无法获得这种效果的。”在辜鸿铭看来,不屑于精确的中国人,其“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有机地融为一体,达到了“心灵与理智的完美谐和”:这就是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永葆青春的秘密”。他引用“最具中国味道的英国诗人华滋华斯”的长诗《丁登寺》,展现出中国人心灵与理智完美结合而产生的那种“安详恬静、如沐天恩的心境”。正是这种心灵状态和精神境界,赋予了中国人那种“难以言状的温良”。
“真正的中国人”的温良,在“真正的中国妇女”或“理想妇女”身上得到了尤为充分、完满的体现。中国男人的“温文尔雅”,在中国妇女那儿变成了“神圣的、奇特的温柔”。辜鸿铭承认,在其它国家和民族的理想妇女身上也存在着这种温柔,比如基督教的圣母马利亚,但是与中国的观音菩萨相比,中国的理想女性要在“轻松快活而又殷勤有礼”方面更胜一筹。他认为《诗经》中的《关雎》一诗描绘出了中国理想女性的三个本质特征,即“悠闲恬静之爱,羞涩或腼腆以及‘debonair’一词所表达的那种无法言状的优雅和妩媚,最后是纯洁或贞洁”。谈及中国女性,中国人纳妾的问题自然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辜鸿铭将这种现象的“合理存在”归因于中国妇女的“无我教”,或曰“淑女或贤妻之道”:“正是中国妇女的那种无私无我,使得纳妾在中国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并非不道德。”这显然是一种狡辩,不过这种狡辩也从另一个角度强化了中国妇女幽美而贤淑的理想形象。
中国男人和女人为什么会具有上述精神特征?辜鸿铭认为,这是中国的“良民宗教”长期教化的结果。所谓“良民宗教”,即指孔孟之道,其“精华”是义与礼,“特别是礼,更为中国文明的精髓”。辜鸿铭比较了中国与欧洲宗教教义之不同:“欧洲宗教要人们‘做一个好人’,中国的宗教则要人们‘做一个识礼的好人’;基督教叫人‘爱人’,孔子则叫人‘爱之以礼’。”他自然而然地联系到当时欧洲陷于“一战”炮火的残酷现实,指出这场战争的道德根源正在于不讲礼义而崇信强权。因此,他要把中国人礼义并重的良民宗教奉送给欧洲,以制止这场世界大战,“把欧洲文明从毁灭中拯救出来”,并为战后文明的重建提供一把“钥匙”。用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去拯救西方文明,这正是《中国人的精神》一书所标举的“春秋大义”之所在。
历史的发展证明,辜鸿铭的“春秋大义”并没有产生“乱臣贼子惧”的实际效果,他对中国“良民宗教”的普世功用显然是过于自信了。不过,在“一战”前后的欧洲,特别是德国,由于人们身受战争苦难,对于自身文明的价值普遍感到失望乃至绝望,而对和平安宁的东方产生了某种朦胧的欣羡,辜鸿铭其人其书就成了他们心目中“希望的使者”。不仅大学里有人组织“辜鸿铭研究会”,成立“辜鸿铭俱乐部”,他的名字还广泛流传于普通民众之口。在这股“辜鸿铭热”的推动下,欧洲人对中国与中国文化的了解有所加深,辜鸿铭笔下遵奉良民宗教、社会有条不紊的中国与温文尔雅的中国男人、幽美贤淑的中国女人的形象也广为人们所熟知,乃至成为身陷战乱之中的欧洲人心向往之的一个乌托邦。真实与否姑且不论,辜鸿铭所阐发的“中国人的精神”和他以中救西的“春秋大义”,在中国人对外传播民族文化的历程中,无疑写下了独特而醒目的一笔。
辜鸿铭
辜鸿铭(1856年6月30日—1928年4月30日),名汤生,字鸿铭,号立诚,自称慵人、东西南北人,又别署为汉滨读易者、冬烘先生,英文名字Tomson,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学博中西,号称“清末怪杰”,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西亚、俄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是清朝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他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创获甚巨;并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原名《清流传》)和《中国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义》)等英文书,热衷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文化和精神,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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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大义
第1节:好公民的宗教
第2节:人之初性本善
第3节:相信人性本善
第4节:善解人意
第5节:心灵的礼貌
第6节:心灵生活
第7节:神秘的负担
第8节:防止文明的毁灭
第9节:个人信仰
第10节:荣誉的法典
第11节:乱臣贼子惧
第12节:国家信仰
第13节:没有上帝
第14节:君子律法
第15节:荣誉的感知
第16节:道德行为准则
第17节:道德认识
第18节:对父母的爱
第19节:中国妇女
第20节:为他人而活
第21节:公民婚姻
第22节:情人婚姻
第23节:女性形象
第24节:永恒的生命
第25节:中国语言
第26节:心灵与智力
第27节:永远做不到
第28节:算术型智能
第29节:一个大汉学家
第30节:色之维难
第31节:中国学
第32节:龙的传人
第33节:重要的转折
第34节:智力匮乏
第35节:舍生而取义
第36节:战争的出路
第37节:无畏战舰
第38节:忠诚大宪章
第39节:恐怖现代机器
第40节:世界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