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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小红:美国中学校长给我上的一堂维权课
于小红 新三届 2021-04-24作者简历
于小红,生于北京,祖籍上海。于光远长女。1969年15岁去陕北插队。曾在国内和国外科研机构工作。1983年到深圳创办科技公司。1988年在美国白手起家成为光电行业开拓者,创办多家小型民营合资公司。1999年创办研发和新产品试制企业。
作者: 于小红
这是一支不到一毛钱的笔引出的故事。 我的儿子是在美国出生的。我因为忙,不像多数中国家长管那么多。我既不要求他争第一,也不要求他非得考什么名牌大学。儿孙自有儿孙福,他们的路要他们自己走。他八年级时(相当于初二)学习成绩中上,人缘不错。老师不找我,我也没时间去参加家长会。
我们这个只有几千人的小镇,因为与哈佛大学创办人的哈佛先生有着很深的渊源,因而以他的名字命名。最有名的就是它的小小公立学校。这是个全美排名前十名的学校。 有一天,我突然接到通知,说校长要找我“认真谈话”。这可是非同小可。
我审问儿子:你喝酒了,打架了,还是有更坏的事发生?他一脸无辜,一问三不知。儿子是诚实的,我没有理由怀疑他。
第二天我如约去了学校。不仅校长,还有教务长加上管理校车的助理,谈话安排在会议室。看来问题严重。
校长开门见山,问我:“你知道昨天校车上发生什么事了吗?”我一愣:说:“不知道。儿子什么也没说。是不是他打伤人了?”
没想到校长一下发了火,说:“这是你们中国人的想法。你已经在美国生活这么久了。你的教育有问题!”
我闪过一个念头,是不是他们不喜欢外来户,种族歧视?我自己马上否决了它。美国人认实力。我按捺住不安,问校长:“看你们这么严肃,到底我儿子闯什么祸了?”
校长说:“昨天在校车上,有个孩子向你儿子借笔用,用完故意丢到了窗外。”我忙问:“我儿子因此打人啦?”
校长一脸气愤:“没有!错就错在你儿子若无其事,丢了就丢了。没有要那个孩子道歉,也没有要他赔。”
我儿子用的都是一块钱十只的最便宜的笔。我和他都是常常丢的。我更不理解为什么我要被叫去训话。儿子没打人,笔丢了,宽容了同学,丢的又是最多只值一毛钱的笔。值得那么大惊小怪吗?
我放下心来。告诉校长:那笔不值钱,丢了就丢了吧。
校长说正因为你这样想,我们找你来,我们几个人和你谈。我们要告诉你,你的教育有严重问题。 我不得不认真听他们讲。按照美国人的教育,我的儿子不应该不计较。笔是我儿子的,他有权决定借还是不借。借笔的人把笔丢到窗外犯的错比打架还严重。而我儿子不要他道歉,问题更大。
1)他的纵容会导致那个孩子以后犯更大的错。
2)他没有学会捍卫他自己的权利。
他们认为,当每个人都懂得捍卫自己的权利时,人们才不敢肆意侵犯他人利益,公权才能被制约。这显然是他们的最基本教育理念。而我这个做妈妈的教育儿子要他谦让是没有法制观念。
他们义正严辞地要我认真思考我的观念,并且答应他们回家后和我儿子谈话。要他向那丢笔的孩子要求道歉和赔偿。
儿子放学回家后,我要他告诉我校车上的事。他说:“我比那孩子高大得多。我肯定不能打他。再说那笔甚至不是买的,是旅馆房间不要钱的笔……”
我告诉他我为此挨了校长骂。总之费了好一番口舌软硬兼施才说服儿子去讨道歉和赔偿。把那孩子的道歉复印给校长才算了结。 近来文革反思,道歉是一个不小的课题。文革受害人是个弱势群体。他们基本不发声。反思应当站在公正的立场去分析其根源,并试图从法制的角度去探究如何避免再发生。没有受害人的道歉不成其为道歉。道歉一方如果仍处于强势地位,受害一方也没有一定要接受道歉的理由。让每一个人了解在法制社会中的权利和行使这些权利需要时间和教育。道歉一方若真有诚意,创造条件使得受害方敢于说话和表达是第一步。
中国人不乏这种做人的智慧。官员滥用公权力贪腐,如果民众不以为自己利益受损,参与监督,恐怕打贪也打不完的。 这件丢笔被美国校长训斥的事过去几年了。我很感谢这重要的一课。一个不能堂堂站立的人很难获得尊严。它让我学会了如何平等待人也要求被人平等以待。它帮助我经营一个中国小公司如何可以不卑不亢和美国大公司打交道甚至打官司。这也让我儿子长大了。他不会欺负人,但也不会糊里糊涂办傻事。
2014-02-20
树人丨于小红:美国中学校长给我上的一堂维权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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