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农民陈邦顺有三个儿子，只有大儿子小良考上了大学。为了供小良完成学业，年近５０岁的陈邦顺和病弱的老伴不得不卖血换钱，连续六年，卖出的血量能装满两个汽油桶。然而，明知父母艰辛的小良却整日沉迷于网吧，荒废了学业，直到被学校认定为自动退学。当５月３０日央视《聊天》节目播出陈邦顺的泣血呼唤时，小良竟然对千辛万苦找到他的央视记者说：“我爸在电视台这么说我，他有病，我父亲是一个残酷无情的人……”
陈邦顺在《聊天》节目结束时对小良说：
“小良，你今天走到这一步，爸也绝对没有怪你。爸虽然给你花了六万多块钱，今天来中央电视台也不是冲你要这钱，我就是想要你的毕业证。这样为国家、为你个人、为你的家乡，你也好见人呐！我想你看到片子以后，能回心（转意），早日回家，看你奶奶一眼！”
文／刘宇
（中央电视台《聊天》节目编导）
陈邦顺的家在青海省乐都县马厂乡甘沟滩村。要找到陈家确非易事。
在飞到西宁之前，我只知道甘沟滩村在甘肃与青海交界的大山里，距离西宁还有１２０公里的路程，要倒好几趟车才能到。
从空中看西宁很特别，在四周一片没有边际的黄色山丘中央，乐都在西宁之东，此刻，那里黄土袒裎，绵延无际。
西宁的风很凉爽，不过阳光灼人。这里的日照很强，街市上的人大都身着长衣，许多人脸上有两团艳丽的“青海红”，彰显他们与太阳的亲密关系。
“很多人家都卖血！”
第二天一大早，记者就从西宁出发，中途换了三趟车，中午才赶到乐都。到马厂的车每天只有两班，上午的班车刚走。街上有出租车转悠着拉活，一听说记者要去马厂，都连连摇头：“那是在山里头，车上不去，没法儿走！”到中午一点，一趟挂着马厂牌子的车才摇摇晃晃地开到。
司机三十多岁，长着络腮胡子。他告诉记者从终点站马厂到甘沟滩村还有１５公里的山路，我的心开始下沉，他又说：“我家就在甘沟滩村，车晚上得停在家门口。”
“你是来采访陈邦顺的吧?”司机快人快语，他说虽然跟老陈在一个村，可是他并不认识老陈，只是乘客们在车上谈论陈家的事，他听得都可以背下来了。
“我们这儿穷，十年九旱，种啥啥不活，没法子呀！除了带工资的和我们这些找到点活路的人，家里有学生娃娃的很多人都在卖血。”记者问司机有没有卖过血，他使劲地摇了摇头。
“茶没有盐就像水一样。”
汽车一步步往山上爬。
山色壮阔。几十米高的黄土垂直地拔地而起，壁立千仞，窗外景色单调，除了黄土山、黄土路，就是偶尔见到的黄土干打垒房子。这里的房子屋顶像墙面一样平展，显然是天旱无雨，无需具备任何排水的功能。朝着汽车露齿而笑的男人们脸上满是黄土的粉尘，女人们的脸很难看清，它们埋在颜色鲜艳的头巾里面。
车到甘沟滩村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天竟然下起雨来，雨点砸进浮土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土腥气。按照司机的指点，记者跌跌撞撞地绕过一道山梁，山腰上离村子最远的一家独院，那就是陈邦顺家。
陈邦顺一个人在家，他手足无措地端出馍馍来款待记者。一会儿老伴也从地里回来，忙活着在屋里生起炉火，这是一对典型的西北夫妻，老实巴交，脸膛黑红，看上去都要比实际年龄苍老很多。
小雨淅淅沥沥，打乱了我的计划，我只好在山里多留一天。看得出下雨比客人上门更让夫妻俩感到兴奋，陈邦顺幸福地说已经有十年没下过这么“大”的雨了。晚饭吃的是揪面片，陈大嫂说面食在家里十分金贵，平时一日三餐都是洋芋，早上蒸洋芋、中午煮洋芋、晚上熬洋芋，她抱歉地说家里没有调味品，“我给你多放些盐吧。”泡茶的时候，记者阻止不及，被加进满满一勺盐，他们对我喝白水一直惊诧不已，我这才知道，盐茶是当地人对客人的礼遇。从第二天起我坚持要他们恢复平常的饮食，可是在连吃了几顿洋芋之后，我也喝起了盐茶―――我终于明白，并不是什么风俗，咸味是人类对抗寡淡食物最原始的需要。按老陈的话说就是“人没钱就像鬼一样，茶没有盐就像水一样”。
“娃娃考上学就算是脱贫了。”
陈家有三间大房，堂屋陈旧的门梁竟然有着精美的木雕，老陈红着脸说自己不争气，这是祖上传下来的房子，他们在这里已经生活到了第五代，在这间屋住了八十年了。炕上靠墙一溜棕黄的衣柜是家里最显眼的家具，柜门玻璃上贴满了照片，全部都是老陈的三个儿子的。
老陈说三个儿子中只有老大小良在读书，他是老陈结婚六年后才有的孩子，成绩又是三个儿子中最好的，从小拿的奖状把墙都贴满了，初中以后也没有下过前三名。
儿子小良是１９９７年考上西安某学院电子自动化专业的。老陈至今记得儿子拿到录取通知书高兴地在地里翻跟斗的样子。家里的亲戚们都来了，传看小良的录取通知书，这可是陈家这一辈出的第一个大学生！可是高兴之余，老陈两口子又为儿子的学费犯起愁来，当天晚上他和老伴就吃不下饭了。当初他就担心学费的问题，告诫过儿子一定要报青海的学校，可儿子的第一志愿就填了西安的。如今儿子遂了愿，老两口却不知道该怎么办。
第二天，外甥们来劝他，陈家就出了这么一个学生，再怎么苦也得供他上。而且保证以后都会帮助他的。这样，拿着东拼西凑来的学费，小良走进了大学校门。
老陈说，他们村里出了十五、六个大学生，比马厂乡其他几个村的总和还要多，“就因为我们村是最穷的，我们不想让娃们再回过头过我们的日子，娃考上大学就算脱贫了！说什么我也得把他供出来。”老陈夫妇开始四处卖血。
“我卖的血能装两汽油桶！”
记者：“小良四年大学一共向家里要了多少钱？”
陈邦顺：“六万三千五。”
记：“都是你卖血得来的吗？”
陈：“有７０％是，另外还借了一万七千块钱的外债。”
记：“这些外债准备怎么还？”
陈：“还是卖血。”
记：“你多长时间卖一次血？”
陈：“没准儿，农忙的时候卖得少一些，农闲了就往医院里跑得勤一些。有三个月一次的，三天一次的，一天一次也有，一天三次的时候也有，有好几次抽着血就晕死过去了。”
记：“你卖血能得多少钱？”
陈：“４００毫升全血的报酬是１５０元左右，血浆是８０元，一个月３００到４００块，身体最好的时候一年能挣到５０００元左右。儿子上大学以后，我身体不行了，就叫上老伴一起去，她有胃病，卖得少一些。”
记：“国家有《献血法》，禁止有偿献血，而且规定一个人献血的间隔时间不得少于６个月，你怎么能在四年里靠卖血得来６万多块钱呢？”
陈：“想办法呗！我们周围有９个血站，我都去卖过血。有的要走几十公里山路，到武威、兰州去卖还得坐火车。哪里有医院哪里就有我的献血证，我有７个献血证，只有一个是真的，其他都是拿侄子外甥的身份证办的，这样我就可以在好几个血站来回去卖血。那些血站也没那么严，不到规定时间的也收，你献好几次在你本上盖一次就行了。１９９８年，为了凑齐学费，我和老伴４７天没有回家，到处转着抽血，最后总算是凑够１７２０多块钱的学费。村里人都说我不要命了，可我有什么办法，我是为了娃娃呀！”
一行老泪从老陈的脸上滚下，沉吟半晌他突然举着两只手指提高声音对记者说：“我这些年卖的血能装两个汽油桶！”
“他的每封信都是卖血通知书！”
记者忍不住问：“小良知道你是卖血在供他上学吗？”老陈说：“他知道，他上高中花的８６００多块钱，也是卖血换来的。”老陈说，小良与家里联系全是写信，四年给家里写了十六、七封信，没有一封不是要钱的。每次都在２０００块以上。“这不是信，是债！他的每封信都是卖血通知书！一接到他的信我就知道又该去卖血了。”
小良的信全被老陈藏在堂屋中堂下一只祖传的木匣里，整整齐齐地对折着。记者摘录了两封信的内容：“国庆节放七天假，我们班统一组织去旅游，每人交１００元，买衣服花了２００，上学期暑假欠了２００，书费２００，重修及选修的课程花５００，学杂费２５００，生活费６００，还加上后三个月的生活费还要３０００元钱。上学期的体育课没有达标没通过，还要到体育老师那儿走一趟。所以，３０００块很紧张，请你们不要少寄，又让我借钱。”在另一封信里，小良陈述了自己花钱的理由：“我认为你们一点也不理解我们学生的难处，你们认为学生在学校，除了学习就是吃饭，花钱都花在饭上了，别的都不花钱了。其实不是这样，在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里，谁都想多学一点知识，为自己将来的工作做好各方面的准备，想多学知识就得报名学习，这样花一部分；再有学生之间相互搞好人际关系，比如说现在组织滑冰、游泳、春游、野炊，宿舍里边过中秋节、元旦，老乡之间开老乡会，搞联谊活动等等，我都不能一项不参加呀，那样只能孤立我自己了，和别人相处不下去。”
老陈回忆说，有一次儿子连着给家里来了两封信，第二封是挂号信，信里说自己熄灯后在宿舍里用电脑，偷接了走廊里的电，被学校发现，被处以３０００元的罚款。小良让家里马上想办法交上这笔钱，否则自己只好回家。老陈接到信的时候已是下午五点，马上慌着四处借钱。天黑以后他敲开了孩子姑姑的门，哭得说不出话，和他一起去的三儿子把信给姑姑念了，姑姑把店里的营业款给了他们。当时已经是晚上九点，怕小良真的第二天回来，他和三儿子一路小跑，只用了两个小时就跑到了１６公里以外的３０６连城铝厂（老陈平时与儿子通电话，都是到这里来），往儿子宿舍打电话，告诉他钱已借到，天一亮就给他寄去。当天晚上，老陈和小儿子就挤在连城铝厂招待所的一张床上等待黎明。可是就因为老陈打电话的时候又气又急，声音高了一些，他收到了小良的回信，“请父亲以后打电话不要喊叫，因为接电话的可能不是我，你会吓着别人，同时，你也会影响其他同学休息。”
“难道这就是我卖六万多块钱的血换来的？！”
小良的妈妈说儿子上大学以后人就变了，不爱跟家里人说话，也不爱回家了，甚至过年也没有回来。２０００年春节，从学校放假到腊月二十八，她天天跑到村口去等车，过来一辆没有，又一辆还没有。到了正月十三，放心不下的老陈背着一堆馍馍去了西安，这是他第一次到西安，好不容易才找到学校。小良在宿舍里，他埋怨父亲不该来，来来回回的要花钱。老陈拿出东西来给小良吃，还说给小良的班主任也带了一些，小良沉下脸，问父亲：“你见我班主任是啥意思？”老陈很纳闷，“当然是听听他说你在学校的表现，我这么远跑来不见老师一趟怎么行呢？”小良说，“好，要见老师你去见，我要留下来打铺盖卷回家呢。”老陈惊呆了，这是小良第一次当面以不上学要挟他，他最终也没有拧过小良，在学校外面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被小良送上火车，回了青海。老陈说他在火车上哭了一路。
２００１年大年初四，小良离家，当时他说要去深圳参加一个招聘会，走了以后就再无音信。直到７月６日，他给家里来了一封信，说他在北京工作，让家里寄４０００块钱，要交房费、押金。家里只借到了２０００块钱给他寄过去，之后就石沉大海，再无回音了。这一年，按说小良应该毕业了，可是他毕业成绩如何，分配到了哪里，找到工作了没有，家里都不知道，小良失踪了！
“我到处打电话找他。儿子的宿舍电话没用了，他留过一个女朋友的手机，怪的是他一要钱，手机就能打通，钱一寄过去，就再也打不通了。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打了不下上百个电话，要是去了镇上，我就挨着有电话的铺子一家一家地打，还发动在外地打工的两个小儿子给他哥打电话，都没有通过，我还想过在北京的报纸上登个寻人启事。”
这一切水落石出是在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３０日，老陈接到小良的班主任郭军老师从学校发来的一封信，请老陈务必去一趟学校。拿着信，老陈第二天就赶到了学校，这一天正好是２００２年的元旦。郭老师问老陈的第一句话就把他给打懵了―――“您是包工头吗？小良是家里的独生子吗？”原来这就是小良在同学们中为自己树立的“形象”。老陈撸起两只袖子来给郭老师看：“你看，我就是这么个包工头！”臂弯密密麻麻全是针眼，已经被针头“文”出两道浓重的青记……
那一天，老陈对着儿子小良的成绩单放声大哭，那是一张满纸飞红的成绩单，一长串功课不及格、一长串功课根本就没有参加考试。由于小良擅自离校，学校已对其做出自动退学的认定。老陈又掉下泪来，他问记者：难道这就是我卖六万多块钱的血换来的……
“你们八九年没穿过新衣服了！”
“两个弟弟是如何看待他哥哥的呢？有没有觉得你偏心眼？”
老陈讲２００１年有一次，他发现老二接连六、七天不出屋子，也不干活，从窗格里看到他趴在炕桌上往一个小本上写字，老陈问他究竟写了些啥，他也不回答。后来老三告诉妈妈，二哥给良哥写了封信，老陈硬要过来看了，老二文化低，字写得很大，有四篇多呢?看过信，老陈老泪纵横，让老二誊写了一遍给小良寄去。记者看到了那些字：“良哥，你好！你三年的来信我全看完了，知道了你的一切情况，你在三年当中花去了四万多元钱！这几年家里的庄稼全折完了。你每次来信说是爸妈注意身体，爸妈每天给你注意身体，好到医院去（卖血）要（换）钱……”
去年老二去湖北打工以后，不到八个月时间挣了２０００块钱，回家过年时老板给了１０００块钱，结果到家就剩下６８块钱，他给全家老小上下一人买了一套新衣。老陈看见他拿个衣服包包回家，当时就气蒙了。结果老二说，爸你不要恨我，你这四年当中给我哥花了这么多钱，从我哥上高中起，八、九年了，你和我母亲都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这些钱又不够还债，你就穿了吧，不然，你还是会给了我大哥。
老三在酒泉打工，鞋穿脱了帮，人家给他钱让他再买一双，他把钱收起来，找根绳把鞋拴一下，接着穿。这个１７岁的少年一回家就缠着母亲，“妈，你在家我就高兴，你可千万别跟人家一起去卖血了呀。”
老陈说，两个小儿子都没读完初中，家里穷得连个本子也买不起了，现在他们在外面打工，没有文凭，活也不好找，但他们都能替我着想，说供大哥已经不容易了。
“记者同志，你们要见到小良一定叫他回家，我都把他想死了。你告诉他我们不怪他。”临行前，陈大嫂跟着记者一直走到村外。
“他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上网了，聊天和打游戏。”
离开西宁，记者到小良曾经就读的西安某学院采访，学生处的丁处长证实，从２００１年７月起，小良就已经擅自离开学校，他们于当年１２月２７日认定该生属自动退学，予以除名。丁处长还说，小良所在的电子自动化专业是全校最热也是最好的专业，只要能从这个专业毕业的学生都无就业之忧。
小良的班主任郭军向记者出示了那张曾经令老陈痛哭失声的成绩单。从上面看，小良第一年的成绩算是勉强过关，二、三年级的成绩急转直下，竟然有好几门功课是空考的，而四年级则是一片空白。郭老师告诉记者，小良因为成绩不好，已经留了两级，而他也只在第一学年报到注册过，并交了学费，其他几年根本没有报到，学费也没有交，虽然学校多次催促，他始终也没有办理手续。
郭老师说，学校也是直到老陈来了以后才知道小良上学用的是父母卖血的钱，平时，他对班里同学说，父亲是包工头，自己是独生子，家里很有钱。学生入校时，填写过一个家庭贫困状况登记表，学校还有专为贫困生提供的无息贷学金和救困助学工作岗位，可是小良从未申请过。郭老师对小良三年花掉六万五感到吃惊，他说，按当时的水平，一个大学本科生四年花两万五千块就已经绰绰有余了。郭老师介绍，小良大部分的时间耗费在了网吧里，除了编程，大部分的时间是在聊天和打游戏，据同学说，他的两个女朋友都是在网上认识的，他每月上网花的钱少说也在４００元以上。
“我父亲是一个残酷无情的人！”
回到北京，记者设法与小良联系。小良女朋友的手机一直关机，记者发了短信后，她回短信说小良５月４日就离开北京，去了西宁。她告诉记者，由于没有正式的毕业证书，小良一直找不到工作。小良回西宁的动机及状况她一概不知。
５月３０日，在央视《聊天》陈邦顺这期节目播出后，小良突然与我们联系，提出要见面。６月３日，在北京某快餐厅，我们终于见到了这个故事的主角―――由女友陪着的小良。小良明显发福了，比照片上胖出一圈，手腕上系着一串磨石手链。记者问他回西宁有没有回过家，是否与家里联系过，小良摇头说没有。接着向我们提出一连串的问题：你们都是当父亲的吧？如果你们的孩子也做了像我一样的事，你们会到中央台去说吗？你们认为这么做的父亲正常吗？你们不觉得我父亲是一个残酷的人吗？
小良的女友也在一边问话，你们见他父亲第一眼是什么印象，你们不觉得他长得很凶恶吗？
记者打断她，问他们：既然是这样一个“残酷无情”和“凶恶”的父亲，怎么会卖血供你上学呢？小良不以为然：你们不要老揪着这个不放，我早就说了父亲卖血供我上学和我没有好好读书都是事实，我承认有做得不对的地方，可你们怎么就不认错呢？
小良指出片子中的“错误”：一、我两个弟弟辍学并不是因为供我上学家里没钱了，而是因为我学习好，他们太差；二、我父亲在电视上说我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高兴地翻跟斗，事实上我没有翻；三、你们未经我允许用了我的照片（注：节目中使用的小良和父亲的合影，由陈邦顺提供，并对小良面孔做了遮蔽处理），我父亲同意也不管用，我是个有独立行为能力的人。四、我父亲是一个残酷无情的人，对我们兄弟的教育方式非打即骂，你们不能因为我不对就把他塑造成一个高尚的人。
谈话当中小良不停地说“不信你问她”，记者问“她”是谁，小良指自己的女友。记者问她如何知道小良小时候发生的事，女友回答：小良告诉我的！记者指出小良说的这些“错误”部分是由于对片子的不同理解造成的，可以重新看片子，小良恶语拒绝。至此，谈话已经无法进行下去了。
陈邦顺在《聊天》节目结束时对小良说：
“小良，你今天走到这一步，爸也绝对没有怪你。爸虽然给你花了六万多块钱，今天来中央电视台也不是冲你要这钱，我就是想要你的毕业证。这样为国家、为你个人、为你的家乡，你也好见人呐！我想你看到片子以后，能回心（转意），早日回家，看你奶奶一眼！”
文／刘宇
（中央电视台《聊天》节目编导）
陈邦顺的家在青海省乐都县马厂乡甘沟滩村。要找到陈家确非易事。
在飞到西宁之前，我只知道甘沟滩村在甘肃与青海交界的大山里，距离西宁还有１２０公里的路程，要倒好几趟车才能到。
从空中看西宁很特别，在四周一片没有边际的黄色山丘中央，乐都在西宁之东，此刻，那里黄土袒裎，绵延无际。
西宁的风很凉爽，不过阳光灼人。这里的日照很强，街市上的人大都身着长衣，许多人脸上有两团艳丽的“青海红”，彰显他们与太阳的亲密关系。
“很多人家都卖血！”
第二天一大早，记者就从西宁出发，中途换了三趟车，中午才赶到乐都。到马厂的车每天只有两班，上午的班车刚走。街上有出租车转悠着拉活，一听说记者要去马厂，都连连摇头：“那是在山里头，车上不去，没法儿走！”到中午一点，一趟挂着马厂牌子的车才摇摇晃晃地开到。
司机三十多岁，长着络腮胡子。他告诉记者从终点站马厂到甘沟滩村还有１５公里的山路，我的心开始下沉，他又说：“我家就在甘沟滩村，车晚上得停在家门口。”
“你是来采访陈邦顺的吧?”司机快人快语，他说虽然跟老陈在一个村，可是他并不认识老陈，只是乘客们在车上谈论陈家的事，他听得都可以背下来了。
“我们这儿穷，十年九旱，种啥啥不活，没法子呀！除了带工资的和我们这些找到点活路的人，家里有学生娃娃的很多人都在卖血。”记者问司机有没有卖过血，他使劲地摇了摇头。
“茶没有盐就像水一样。”
汽车一步步往山上爬。
山色壮阔。几十米高的黄土垂直地拔地而起，壁立千仞，窗外景色单调，除了黄土山、黄土路，就是偶尔见到的黄土干打垒房子。这里的房子屋顶像墙面一样平展，显然是天旱无雨，无需具备任何排水的功能。朝着汽车露齿而笑的男人们脸上满是黄土的粉尘，女人们的脸很难看清，它们埋在颜色鲜艳的头巾里面。
车到甘沟滩村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天竟然下起雨来，雨点砸进浮土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土腥气。按照司机的指点，记者跌跌撞撞地绕过一道山梁，山腰上离村子最远的一家独院，那就是陈邦顺家。
陈邦顺一个人在家，他手足无措地端出馍馍来款待记者。一会儿老伴也从地里回来，忙活着在屋里生起炉火，这是一对典型的西北夫妻，老实巴交，脸膛黑红，看上去都要比实际年龄苍老很多。
小雨淅淅沥沥，打乱了我的计划，我只好在山里多留一天。看得出下雨比客人上门更让夫妻俩感到兴奋，陈邦顺幸福地说已经有十年没下过这么“大”的雨了。晚饭吃的是揪面片，陈大嫂说面食在家里十分金贵，平时一日三餐都是洋芋，早上蒸洋芋、中午煮洋芋、晚上熬洋芋，她抱歉地说家里没有调味品，“我给你多放些盐吧。”泡茶的时候，记者阻止不及，被加进满满一勺盐，他们对我喝白水一直惊诧不已，我这才知道，盐茶是当地人对客人的礼遇。从第二天起我坚持要他们恢复平常的饮食，可是在连吃了几顿洋芋之后，我也喝起了盐茶―――我终于明白，并不是什么风俗，咸味是人类对抗寡淡食物最原始的需要。按老陈的话说就是“人没钱就像鬼一样，茶没有盐就像水一样”。
“娃娃考上学就算是脱贫了。”
陈家有三间大房，堂屋陈旧的门梁竟然有着精美的木雕，老陈红着脸说自己不争气，这是祖上传下来的房子，他们在这里已经生活到了第五代，在这间屋住了八十年了。炕上靠墙一溜棕黄的衣柜是家里最显眼的家具，柜门玻璃上贴满了照片，全部都是老陈的三个儿子的。
老陈说三个儿子中只有老大小良在读书，他是老陈结婚六年后才有的孩子，成绩又是三个儿子中最好的，从小拿的奖状把墙都贴满了，初中以后也没有下过前三名。
儿子小良是１９９７年考上西安某学院电子自动化专业的。老陈至今记得儿子拿到录取通知书高兴地在地里翻跟斗的样子。家里的亲戚们都来了，传看小良的录取通知书，这可是陈家这一辈出的第一个大学生！可是高兴之余，老陈两口子又为儿子的学费犯起愁来，当天晚上他和老伴就吃不下饭了。当初他就担心学费的问题，告诫过儿子一定要报青海的学校，可儿子的第一志愿就填了西安的。如今儿子遂了愿，老两口却不知道该怎么办。
第二天，外甥们来劝他，陈家就出了这么一个学生，再怎么苦也得供他上。而且保证以后都会帮助他的。这样，拿着东拼西凑来的学费，小良走进了大学校门。
老陈说，他们村里出了十五、六个大学生，比马厂乡其他几个村的总和还要多，“就因为我们村是最穷的，我们不想让娃们再回过头过我们的日子，娃考上大学就算脱贫了！说什么我也得把他供出来。”老陈夫妇开始四处卖血。
“我卖的血能装两汽油桶！”
记者：“小良四年大学一共向家里要了多少钱？”
陈邦顺：“六万三千五。”
记：“都是你卖血得来的吗？”
陈：“有７０％是，另外还借了一万七千块钱的外债。”
记：“这些外债准备怎么还？”
陈：“还是卖血。”
记：“你多长时间卖一次血？”
陈：“没准儿，农忙的时候卖得少一些，农闲了就往医院里跑得勤一些。有三个月一次的，三天一次的，一天一次也有，一天三次的时候也有，有好几次抽着血就晕死过去了。”
记：“你卖血能得多少钱？”
陈：“４００毫升全血的报酬是１５０元左右，血浆是８０元，一个月３００到４００块，身体最好的时候一年能挣到５０００元左右。儿子上大学以后，我身体不行了，就叫上老伴一起去，她有胃病，卖得少一些。”
记：“国家有《献血法》，禁止有偿献血，而且规定一个人献血的间隔时间不得少于６个月，你怎么能在四年里靠卖血得来６万多块钱呢？”
陈：“想办法呗！我们周围有９个血站，我都去卖过血。有的要走几十公里山路，到武威、兰州去卖还得坐火车。哪里有医院哪里就有我的献血证，我有７个献血证，只有一个是真的，其他都是拿侄子外甥的身份证办的，这样我就可以在好几个血站来回去卖血。那些血站也没那么严，不到规定时间的也收，你献好几次在你本上盖一次就行了。１９９８年，为了凑齐学费，我和老伴４７天没有回家，到处转着抽血，最后总算是凑够１７２０多块钱的学费。村里人都说我不要命了，可我有什么办法，我是为了娃娃呀！”
一行老泪从老陈的脸上滚下，沉吟半晌他突然举着两只手指提高声音对记者说：“我这些年卖的血能装两个汽油桶！”
“他的每封信都是卖血通知书！”
记者忍不住问：“小良知道你是卖血在供他上学吗？”老陈说：“他知道，他上高中花的８６００多块钱，也是卖血换来的。”老陈说，小良与家里联系全是写信，四年给家里写了十六、七封信，没有一封不是要钱的。每次都在２０００块以上。“这不是信，是债！他的每封信都是卖血通知书！一接到他的信我就知道又该去卖血了。”
小良的信全被老陈藏在堂屋中堂下一只祖传的木匣里，整整齐齐地对折着。记者摘录了两封信的内容：“国庆节放七天假，我们班统一组织去旅游，每人交１００元，买衣服花了２００，上学期暑假欠了２００，书费２００，重修及选修的课程花５００，学杂费２５００，生活费６００，还加上后三个月的生活费还要３０００元钱。上学期的体育课没有达标没通过，还要到体育老师那儿走一趟。所以，３０００块很紧张，请你们不要少寄，又让我借钱。”在另一封信里，小良陈述了自己花钱的理由：“我认为你们一点也不理解我们学生的难处，你们认为学生在学校，除了学习就是吃饭，花钱都花在饭上了，别的都不花钱了。其实不是这样，在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里，谁都想多学一点知识，为自己将来的工作做好各方面的准备，想多学知识就得报名学习，这样花一部分；再有学生之间相互搞好人际关系，比如说现在组织滑冰、游泳、春游、野炊，宿舍里边过中秋节、元旦，老乡之间开老乡会，搞联谊活动等等，我都不能一项不参加呀，那样只能孤立我自己了，和别人相处不下去。”
老陈回忆说，有一次儿子连着给家里来了两封信，第二封是挂号信，信里说自己熄灯后在宿舍里用电脑，偷接了走廊里的电，被学校发现，被处以３０００元的罚款。小良让家里马上想办法交上这笔钱，否则自己只好回家。老陈接到信的时候已是下午五点，马上慌着四处借钱。天黑以后他敲开了孩子姑姑的门，哭得说不出话，和他一起去的三儿子把信给姑姑念了，姑姑把店里的营业款给了他们。当时已经是晚上九点，怕小良真的第二天回来，他和三儿子一路小跑，只用了两个小时就跑到了１６公里以外的３０６连城铝厂（老陈平时与儿子通电话，都是到这里来），往儿子宿舍打电话，告诉他钱已借到，天一亮就给他寄去。当天晚上，老陈和小儿子就挤在连城铝厂招待所的一张床上等待黎明。可是就因为老陈打电话的时候又气又急，声音高了一些，他收到了小良的回信，“请父亲以后打电话不要喊叫，因为接电话的可能不是我，你会吓着别人，同时，你也会影响其他同学休息。”
“难道这就是我卖六万多块钱的血换来的？！”
小良的妈妈说儿子上大学以后人就变了，不爱跟家里人说话，也不爱回家了，甚至过年也没有回来。２０００年春节，从学校放假到腊月二十八，她天天跑到村口去等车，过来一辆没有，又一辆还没有。到了正月十三，放心不下的老陈背着一堆馍馍去了西安，这是他第一次到西安，好不容易才找到学校。小良在宿舍里，他埋怨父亲不该来，来来回回的要花钱。老陈拿出东西来给小良吃，还说给小良的班主任也带了一些，小良沉下脸，问父亲：“你见我班主任是啥意思？”老陈很纳闷，“当然是听听他说你在学校的表现，我这么远跑来不见老师一趟怎么行呢？”小良说，“好，要见老师你去见，我要留下来打铺盖卷回家呢。”老陈惊呆了，这是小良第一次当面以不上学要挟他，他最终也没有拧过小良，在学校外面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被小良送上火车，回了青海。老陈说他在火车上哭了一路。
２００１年大年初四，小良离家，当时他说要去深圳参加一个招聘会，走了以后就再无音信。直到７月６日，他给家里来了一封信，说他在北京工作，让家里寄４０００块钱，要交房费、押金。家里只借到了２０００块钱给他寄过去，之后就石沉大海，再无回音了。这一年，按说小良应该毕业了，可是他毕业成绩如何，分配到了哪里，找到工作了没有，家里都不知道，小良失踪了！
“我到处打电话找他。儿子的宿舍电话没用了，他留过一个女朋友的手机，怪的是他一要钱，手机就能打通，钱一寄过去，就再也打不通了。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打了不下上百个电话，要是去了镇上，我就挨着有电话的铺子一家一家地打，还发动在外地打工的两个小儿子给他哥打电话，都没有通过，我还想过在北京的报纸上登个寻人启事。”
这一切水落石出是在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３０日，老陈接到小良的班主任郭军老师从学校发来的一封信，请老陈务必去一趟学校。拿着信，老陈第二天就赶到了学校，这一天正好是２００２年的元旦。郭老师问老陈的第一句话就把他给打懵了―――“您是包工头吗？小良是家里的独生子吗？”原来这就是小良在同学们中为自己树立的“形象”。老陈撸起两只袖子来给郭老师看：“你看，我就是这么个包工头！”臂弯密密麻麻全是针眼，已经被针头“文”出两道浓重的青记……
那一天，老陈对着儿子小良的成绩单放声大哭，那是一张满纸飞红的成绩单，一长串功课不及格、一长串功课根本就没有参加考试。由于小良擅自离校，学校已对其做出自动退学的认定。老陈又掉下泪来，他问记者：难道这就是我卖六万多块钱的血换来的……
“你们八九年没穿过新衣服了！”
“两个弟弟是如何看待他哥哥的呢？有没有觉得你偏心眼？”
老陈讲２００１年有一次，他发现老二接连六、七天不出屋子，也不干活，从窗格里看到他趴在炕桌上往一个小本上写字，老陈问他究竟写了些啥，他也不回答。后来老三告诉妈妈，二哥给良哥写了封信，老陈硬要过来看了，老二文化低，字写得很大，有四篇多呢?看过信，老陈老泪纵横，让老二誊写了一遍给小良寄去。记者看到了那些字：“良哥，你好！你三年的来信我全看完了，知道了你的一切情况，你在三年当中花去了四万多元钱！这几年家里的庄稼全折完了。你每次来信说是爸妈注意身体，爸妈每天给你注意身体，好到医院去（卖血）要（换）钱……”
去年老二去湖北打工以后，不到八个月时间挣了２０００块钱，回家过年时老板给了１０００块钱，结果到家就剩下６８块钱，他给全家老小上下一人买了一套新衣。老陈看见他拿个衣服包包回家，当时就气蒙了。结果老二说，爸你不要恨我，你这四年当中给我哥花了这么多钱，从我哥上高中起，八、九年了，你和我母亲都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这些钱又不够还债，你就穿了吧，不然，你还是会给了我大哥。
老三在酒泉打工，鞋穿脱了帮，人家给他钱让他再买一双，他把钱收起来，找根绳把鞋拴一下，接着穿。这个１７岁的少年一回家就缠着母亲，“妈，你在家我就高兴，你可千万别跟人家一起去卖血了呀。”
老陈说，两个小儿子都没读完初中，家里穷得连个本子也买不起了，现在他们在外面打工，没有文凭，活也不好找，但他们都能替我着想，说供大哥已经不容易了。
“记者同志，你们要见到小良一定叫他回家，我都把他想死了。你告诉他我们不怪他。”临行前，陈大嫂跟着记者一直走到村外。
“他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上网了，聊天和打游戏。”
离开西宁，记者到小良曾经就读的西安某学院采访，学生处的丁处长证实，从２００１年７月起，小良就已经擅自离开学校，他们于当年１２月２７日认定该生属自动退学，予以除名。丁处长还说，小良所在的电子自动化专业是全校最热也是最好的专业，只要能从这个专业毕业的学生都无就业之忧。
小良的班主任郭军向记者出示了那张曾经令老陈痛哭失声的成绩单。从上面看，小良第一年的成绩算是勉强过关，二、三年级的成绩急转直下，竟然有好几门功课是空考的，而四年级则是一片空白。郭老师告诉记者，小良因为成绩不好，已经留了两级，而他也只在第一学年报到注册过，并交了学费，其他几年根本没有报到，学费也没有交，虽然学校多次催促，他始终也没有办理手续。
郭老师说，学校也是直到老陈来了以后才知道小良上学用的是父母卖血的钱，平时，他对班里同学说，父亲是包工头，自己是独生子，家里很有钱。学生入校时，填写过一个家庭贫困状况登记表，学校还有专为贫困生提供的无息贷学金和救困助学工作岗位，可是小良从未申请过。郭老师对小良三年花掉六万五感到吃惊，他说，按当时的水平，一个大学本科生四年花两万五千块就已经绰绰有余了。郭老师介绍，小良大部分的时间耗费在了网吧里，除了编程，大部分的时间是在聊天和打游戏，据同学说，他的两个女朋友都是在网上认识的，他每月上网花的钱少说也在４００元以上。
“我父亲是一个残酷无情的人！”
回到北京，记者设法与小良联系。小良女朋友的手机一直关机，记者发了短信后，她回短信说小良５月４日就离开北京，去了西宁。她告诉记者，由于没有正式的毕业证书，小良一直找不到工作。小良回西宁的动机及状况她一概不知。
５月３０日，在央视《聊天》陈邦顺这期节目播出后，小良突然与我们联系，提出要见面。６月３日，在北京某快餐厅，我们终于见到了这个故事的主角―――由女友陪着的小良。小良明显发福了，比照片上胖出一圈，手腕上系着一串磨石手链。记者问他回西宁有没有回过家，是否与家里联系过，小良摇头说没有。接着向我们提出一连串的问题：你们都是当父亲的吧？如果你们的孩子也做了像我一样的事，你们会到中央台去说吗？你们认为这么做的父亲正常吗？你们不觉得我父亲是一个残酷的人吗？
小良的女友也在一边问话，你们见他父亲第一眼是什么印象，你们不觉得他长得很凶恶吗？
记者打断她，问他们：既然是这样一个“残酷无情”和“凶恶”的父亲，怎么会卖血供你上学呢？小良不以为然：你们不要老揪着这个不放，我早就说了父亲卖血供我上学和我没有好好读书都是事实，我承认有做得不对的地方，可你们怎么就不认错呢？
小良指出片子中的“错误”：一、我两个弟弟辍学并不是因为供我上学家里没钱了，而是因为我学习好，他们太差；二、我父亲在电视上说我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高兴地翻跟斗，事实上我没有翻；三、你们未经我允许用了我的照片（注：节目中使用的小良和父亲的合影，由陈邦顺提供，并对小良面孔做了遮蔽处理），我父亲同意也不管用，我是个有独立行为能力的人。四、我父亲是一个残酷无情的人，对我们兄弟的教育方式非打即骂，你们不能因为我不对就把他塑造成一个高尚的人。
谈话当中小良不停地说“不信你问她”，记者问“她”是谁，小良指自己的女友。记者问她如何知道小良小时候发生的事，女友回答：小良告诉我的！记者指出小良说的这些“错误”部分是由于对片子的不同理解造成的，可以重新看片子，小良恶语拒绝。至此，谈话已经无法进行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