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狐女非彼狐女——《聊斋》今读

[腊八粥]

《聊斋志异》是清代大文学家蒲松龄的短篇小说集，全书共491篇，内容多是谈狐仙鬼妖，反映了十七世纪中国的社会风貌，她因其深刻的思想性和高超的艺术性而在世界文学的宝库中占有一席之地。

1987年至1991年期间，大文学家汪曾祺对《聊斋志异》l3篇小说进行了改写，构成“聊斋新义”系列小说，分别是：《《蛐蛐》、《快捕张三》、《同梦》、《明白官》、《老虎吃错人》、《人变老虎》、《瑞云》、《黄英》、《陆判》、《石清墟》、《双灯》、《画壁》和《牛飞》，全收录在《汪曾祺全集 小说二》里。

纪洞天先生续写“聊斋新义”，一共写了87篇小小说。经过汪曾祺的儿子汪朗书面同意，连同汪曾祺留下的13 篇汇成了《聊斋新义百篇》，用现代意识来改写中国古代小说，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注明：
蒲松龄（1640年6月5日—1715年2月25日），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自称异史氏。济南府淄川（今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洪山镇蒲家庄）人。清朝文学家，短篇小说家。 出生于一个已渐趋败落的小书香家庭，早年热衷功名，19岁接连考取县、道、府3个第一名，名震一时，但此后屡应省试不第，71岁才援例始成贡生。除中年一度在异地做幕客外，终生在家乡为塾师，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能诗文、善做俚曲。以近年来之功采集民间野闻，进行丰富的想象和艺术加工，写成短篇小说文集《聊斋志异》。1715年2月25日，蒲松龄在家中逝世。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江苏高邮人，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 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 大夫。” 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作品有《受戒》《晚饭花集》《逝水》《晚翠文谈》等。

纪洞天，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受邀理事，旅居美国的华文作家。中国福建省厦门人，在国内从事新闻业近二十年，曾被评为福建省优秀新闻工作者。福建作协会员。

 

[腊八粥]

此狐女非彼狐女​

——《双灯》里的古今狐女对照​

作者：灵兮​

《聊斋志异》中有一篇《双灯》。​

故事并不复杂。

魏生原是世家子弟，家道中落后，书读不成，只得在岳父的酒铺里帮忙卖酒。某夜独卧屋中，一位狐女携丫鬟提灯来访，甚至由兄长出面，将她“许”给魏生。狐女直言：“痴郎何福，不费一钱，得如此佳妇，夜夜自投到也。”

她美貌、富贵、主动，且情深意切。二人夜夜厮守，转眼半年。

忽一夜，魏生与妻子月下闲谈，忽见狐女华妆坐于墙头，以手相招。魏生出墙相见。狐女只道：“今与君别矣。请送我数武，以表半载绸缪之义。”

问其缘由，她只说：“姻缘自有定数。”

至村外，婢女已挑双灯相候。她登南山高处辞别。魏生挽留不得，只得目送双灯明灭，渐行渐远。那夜山头灯火，村人皆见。

这故事若以“人的逻辑”去推敲，是看不懂的。

狐女图魏生什么？
她不要名分，不要金钱，不索报偿。来时无征兆，去时无理由。
唯一的要求，不过是“送我几步”。

蒲松龄并未铺陈因果报应，也没有安排前世恩情。它不是“报恩”，也不是“劝善”。就是一场泼天的好姻缘，来得毫无缘由，走得干净利落。

因此后世常以作者身世解读——
认为这是蒲松龄一生困顿的投射，是落魄读书人对理想爱情与命运补偿的幻想。

但故事到了汪曾祺笔下，就完全不同了。

他也写《双灯》，同样的故事，只是稍微改变了几个设定。

魏生不再是落魄世家子，而成了一个平凡的小二，甚至带着一点“普信男”的意味。狐女依旧主动到来，但这一次，没有妻子，没有现实牵绊。小二夜夜守在后院，等好运降临。

半年后，狐女忽然说：“我要走了。缘尽了……缘就是爱。”

她给出的理由，比蒲松龄更干脆，也更现代——
“我喜欢你我就来了；我不那么喜欢你了，我就走。”

她甚至说：“我舍不得你，但是我得走。我跟你们人不一样，不能凑合。”

这是极具现代意识的女性宣言。

蒲松龄笔下的狐女，是“成全”。
汪曾祺笔下的狐女，是“选择”。

古代狐女的离去，是带着情义与克制的。
她出现在魏生“与妻话窗间”的当口——这细节极重要。说明夫妻关系尚在，家庭秩序完好。狐女只能坐在墙头，与他隔着院墙相别。她的离去，多少带着自觉退出的意味。

而现代狐女的离开，则像一场情感消费的结束。
没有家庭阻隔，没有伦理框架。只有“我愿意”与“不愿意”。

她依旧提着双灯，一个明，一个暗——
但那不再是山头明灭的情灯，而更像都市夜色里忽隐忽现的鬼火。

从古到今，狐女未变的，是主动。
改变的，是意义。

在蒲松龄的时代，她是男权幻想中的“完美女性”：温柔、慷慨、情深且识大体。
在汪曾祺笔下，她成了现代情感中的主体——她爱，也可以不爱；她舍不得，但不将就。

如果说古代狐女的离去是一种成全，
那么现代狐女的离去，是一种自我完成。

哎，此狐女，终究非彼狐女。

将这两版《双灯》对照现代现实，竟有着诡异的互文性。

蒲松龄的狐女是“拯救者”： 她是封建男权镜像里的温柔幻梦，虽然离开，却留下一抹温暖的余晖，满足了男人对“至情”的想象。

汪曾祺的狐女是“观察者”： 她是现代主体意识的特写剧照。她消费了这段情感，也体验了这段生命，当她察觉到平庸的尘埃即将覆盖灵性时，她选择抽身而去，留下那个弄丢了魂的男人，在酒铺里继续他苍白的一生 。

如果说在聊斋里： 魏生会向村人们夸耀那晚的双灯，那是他的荣光。

而在汪曾祺的设定里，让人想到了前段时间新闻中爆料刘晓庆的“小男人”，恰恰就是现实版的小二。当一个女性拥有了绝对的主动权、充沛的资源与自由的灵魂时，她与男性的相遇便不再是封建叙事里的“依附”，而是一场生命状态的巡游。

各位看官，您觉得“丢了魂”的小二最有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

我猜从此小二会在酒铺里跟酒客们编排：“那娘们是个吸人精气的妖孽，最是无情，专门坑骗老实人。” 他要把那种不可触碰的灵性，亲手涂抹成肮脏的诡计。因为只有把对方定义为“坏人”，他才能心安理得地忽视自己一无所有的无能，当一个完完全全的受害者。

更有可能的是，小二从此看谁都像狐狸，看谁都带着防备与恶意。 他不再相信任何纯粹的吸引，把所有的情感互动都看作一场阴谋或买卖。他可能会对后来的妻子百般挑剔、猜忌，或者在卖酒时短斤缺两，以此来报复那个“不公平”的世界。

在这种设定下，故事的底色从“温情的惆怅”变成了“愤怒的戾气”。小二的结局，成了现代版“情感反噬”的写照。从此，他不仅恨透了那只狐狸，也恨透了所有试图追求自我、不愿凑合的女性。

 

[腊八粥]

《黄英》：清高若以贫穷为标志，那不过是另一种执念​

作者：灵兮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难道爱菊，就必须安贫？
难道清高，就一定拒绝金钱？

这是 蒲松龄 在《黄英》中提出的一个尖锐问题。

一、卖花是辱菊，还说自立？​

马子才“世好菊，至才尤甚”。听闻有佳种，千里不惮而求。
他偶遇一对气度不凡的陶姓姐弟，谈艺论菊，马子才叹服不已，遂邀其同住。

转折出现在陶生的一句话：“卖菊亦足谋生。”

马子才震怒：“以东篱为市井，有辱黄花矣。”

在他看来，菊是隐逸的象征，是文人精神的图腾。
卖菊，就是玷污风雅。

而陶生却说：“自食其力不为贪，贩花为业不为俗。人固不可苟求富，然亦不必务求贫也。”

一句话击中核心：不必求富，但也不必求贫。

清高若以贫穷为标志，那不过是另一种执念。

二、真正的讽刺：耻以妻富​

当陶生、黄英果然卖花致富。门庭若市，品种奇绝。马子才既鄙夷，又嫉妒。既想绝交，又忍不住登门。

而真正的戏剧高潮，是黄英嫁给他之后。马子才“耻以妻富”，宁可折腾搬家，也不愿住在“富屋”之中。黄英笑他“东食西宿”。

她说得极坦率：“君不愿富，妾亦不能贫也。” 这句话非常现代。

她不是贪婪，而是不愿意贫穷。甚至搬出祖宗名誉为由——不愿后人讥笑 陶渊明 “贫贱骨，百世不能发迹”。

蒲松龄并没有简单批判谁。 他写的是一种时代的撕裂。

明中期以后，商品经济发达，江南形成商业文化圈。 “重农抑商”的思想开始松动。

科举失意者经商，已不罕见。甚至蒲松龄自己的儿子科考未中后，也选择经商。

《黄英》里的矛盾，并非简单的“雅与俗”。它是传统士人价值观与新兴商业社会之间的冲突。

蒲松龄的内心，其实是矛盾的。但反映到马子才的身上，他看着家中置地置田，日渐兴旺，还有什么可不满意的呢？


到了 汪曾祺的版本，《黄英》这个故事的价值观冲突被重新提纯。

他几乎删去黄英的经营线索，强化的是丰神俊朗的陶生。陶生种花非常随意，没有他种不好的花。当马子才询问他方法，蒲松龄版本直接就打岔过去了，而汪曾祺求非常细心地说出了答案

“人即是花，花即是人。花随人意，人之意即花之意。”

这已经不是经济问题，而是审美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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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物气质的转变​

马子才：从反面人物到可爱痴人​

在蒲松龄笔下，他带有明显的封建清高色彩。
在汪曾祺笔下，他只是一个爱菊成癖、境界稍逊的凡人。

不再是道德批判对象，而是有点可笑、有点可怜的书生。

陶生：从菊花精到生活艺术家​

陶生爱酒、爱花、会赚钱，不拘俗见，却活得像名士。他不追求不食人间烟火的清高，他卖花挣钱，他大口喝酒，他甚至会醉死在酒坛子边。但他种出的花是最好的，他的生命力也是最旺盛的。

他不是清高，也不是世俗。 他只是活得自然。

“自食其力不为贫，贩花为业不为俗”成为一种生活宣言。

五、醉死与“醉陶”​

两篇小说的结尾都写陶生醉死。

异史氏评说：青山白云般的人，醉死未必不是快事。

汪曾祺却把悲剧转化为诗意。

“醉陶”不只是花种名，而是陶生生命状态的延续。

他活着爱酒，死后化花，还要“以酒养之”。这里，死亡被稀释成芬芳。

酒是世俗的、热烈的。
菊是清冷的、孤傲的。

汪曾祺让它们共存。

当一个人以道德为名拒绝现实，清贫一定高贵吗？

汪曾祺回答说： “ 人间存一真。”在他看来，马子才虽然迂腐，但他对菊花的痴迷是“真”的；而陶生对酒与花的放浪也是“真”的。

真正的风雅，不拒绝世俗的琐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