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究竟在加拿大干什么?
- 主题发起人 mouser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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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俺有发言权，4年前挣7-8千的，现在挣大约1。2-1。5万，但也基本到了头，靠技术在中国大约就是这么多了，再往上得靠别的本事了。机会也少多了。
饼就那么大，如果中国ENGINEER工资过去十年翻了二十倍，今后十年能翻一倍就不错了。我90年硕士毕业（那时的硕士比现在的博士还少）做PROGRAMMER，月入100元，去SUN不到500元。
UT STARCOM出的价我估计是真的，不过业内人都知道那价格和前几年
的北电和CISCO为抢一个人出到300K一样，不过是泡泡而已，不可能长久的。
饼就那么大，如果中国ENGINEER工资过去十年翻了二十倍，今后十年能翻一倍就不错了。我90年硕士毕业（那时的硕士比现在的博士还少）做PROGRAMMER，月入100元，去SUN不到500元。
UT STARCOM出的价我估计是真的，不过业内人都知道那价格和前几年
的北电和CISCO为抢一个人出到300K一样，不过是泡泡而已，不可能长久的。
转一篇有趣的文章吧。我只是想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不知道的和不能预料的却又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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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世界报》：潘石屹的长征
“－－这位房地产开发商成了中国波波族的宠儿，他们愿意为他付出2000美元1平米的代价。”
这里一进来就打动你的是空间，在高高的天花板、水泥地面和玻璃窗洞之间的阔大空间，当然还有家具，少量而很有品味的家具，有着非常流行的曲线。
“简约主义”――这是让潘石屹迷恋的一个词，他将它变成了口号，甚至他自己的身上都带着这一印记。他身材不高，脸上有种无辜的表情，香港产的黑色方框眼镜背后是略带惊异的眼神。
然而，这又是一种怎样的简约主义呢！那是和带着空中回廊的SOHO现代城的庞大规模结合在一起的简约主义，那些回廊如同波浪一样漂浮在北京东区街道的上空；而同样规模庞大的建外SOHO成了波波士的聚集地，一座座玻璃塔楼背靠着北京的“曼哈顿”，正从古老中国的砖石瓦砾中脱颖而出。
潘石屹不仅仅是一名成功的商人，他还扮演着新时代预言家的角色。他谈论着形式、观念、态度、风格，当然还有艺术，在他的大空间中无所不在的现代艺术。那天，潘石屹是在他的SOHO现代城中接受采访的――“现代城”已经成为一个可供人工作、居住、就餐和玩乐的城中之城，中国首都的新雅皮士们在那里如鱼得水。潘石屹的办公室显示出一种有序的混乱，随意放置在地板上的书，还有那些斜靠在墙边的巴黎圣母院或者普罗旺斯农舍的招贴画，似乎正等待着被挂上墙壁。
潘石屹有着良好的品味，他更喜欢去托斯卡纳而不是拉斯维加斯度假，他似乎有意谨慎地与那些房地产开发商们――他那个行业中人数激增的新财富人群保持一定的距离。当潘石屹说起那些开发商时，好像他自己是其中的外星人。
潘石屹的与众不同在于他不是用混凝土盖房子，他出售的是想像力，他针对的是那些喜欢充满纯木、钢筋和阳光的后现代住宅的客户。为了长城脚下乡间别墅群的设计，他请来了日本、新加坡、台湾和香港的设计师们。更有意思的是，他将这些百万富翁们的乡间避风港命名为“公社”。
每平米2000美元的价格表明潘石屹的兴盛是建立在“幸福的少数人”的社会幻像上的。他说：“我针对的是上流阶层，这是我的附加值。”这些“幸福的少数人”是一群特殊的人，他们觉得自己有品味，他们喜欢简洁的Loft胜过俗气的别墅。建外SOHO的开幕式上没有衣冠楚楚的新贵们，在入口处有人分发着红色假发，SOHO的北京信徒们在化了妆的小丑之间来来往往地闲逛着。
潘石屹崛起的关键因素是什么？这是一个难解的谜。人们也许会把潘石屹当作显贵的后代，靠某种庇护通向了长安街的黄金土地。然而，事实恰恰相反。
潘石屹其实出身于贫苦家庭，父母在文革期间被下放到农村， “我们一年之中只有7个月有粮食吃，”潘石屹回忆说，“其他时候只有忍饥挨饿。”
他的母亲因病瘫痪了，为了节省粮食两个姐姐被送给了当地农民家。在学校里年幼的潘石屹受到同学的排斥，“我因为出身问题而被歧视。”
如今讲述这一切时潘石屹的神色平静，他从中吸取的两个教益是：“首先要有钱，其次要爱别人。”道理是简单的，但经历过不幸的潘石屹却对这一信念表现得非常虔诚。2001年，在纽约“9.11”事件的第二天，当一些年轻人在互联网上表达他们的反美情绪时，他却和朋友们一起为那些受害者举行了一个烛光祝祷仪式，他们是惟一如此公开表达自己情感的人。
但他不是一个斗士。过去在他身上留下了谨慎的烙印，一种无比的谨慎。文革结束后，潘石屹从厄运中解脱出来，他对邓小平和新一代改革领袖充满感谢。
“我再也不用每次被迫在表格上填上我的家庭出身，仿佛我的身份也因此发生了变化。” 感到自由自在的潘石屹进入一家石油学院上学，毕业后进入国家石油部门工作。因为对政府机关低下的工作效率感到失望，他决定创办自己的事业。潘石屹来到深圳特区为一些香港投资商工作，后来又到冒险家的乐土海南岛去碰运气。在那里，他还是过着呆板单调、默默无闻的生活，惟有炙烈的阳光能平息一些痛苦。
他和其他一些同样无所事事的人一起组成了一个“聊天俱乐部”，通过南怀谨的讲演和佛学有了接触。1992年经济改革的重新兴起最终为他提供了一个“走出来”的机会。作为潜在的海水浴疗养胜地，地产投机开始在海南升温。潘石屹和朋友一起获得了一笔贷款，购入8套别墅然后以高价卖出。“我们做了4笔这样的生意，我们还从来没有挣过这么多钱。”房地产开发商潘石屹就这样诞生了。他的“海南帮”没有就此停步，在90年代中期他们来到北京，预料到地产的热潮并赶在其他人之前迅速占据了最好的位置。
毫无疑问，潘石屹具有非同一般的持久力和预见性，但是这并非是他成功的惟一原动力。如果没有他的妻子张欣，这位中国新一代波波士的前驱者大概永远不会这么成功。张欣本人的生活经历就是一部非凡的小说――父母是生活在缅甸的共产党员，被驱逐出仰光，在文革中受到迫害。她自己曾经是香港一家纺织厂的女工，拥有剑桥学位，并在华尔街Goldman Sachs任经纪人。
张欣曾经在纽约格林威治村有过几年的生活经历，她为中国的SOHO贡献了她的审美。常常是她雕琢出一个概念，他来销售它；她喜好前卫，他则将它推入市场，他们的搭配无懈可击。显然，潘石屹难以抵御在新精英主义浪潮中冲浪的诱惑，正是这股浪潮，让那些向往着阳光、纯木空间和简约形式的全球化中国的宠儿们陶醉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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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世界报》：潘石屹的长征
“－－这位房地产开发商成了中国波波族的宠儿，他们愿意为他付出2000美元1平米的代价。”
这里一进来就打动你的是空间，在高高的天花板、水泥地面和玻璃窗洞之间的阔大空间，当然还有家具，少量而很有品味的家具，有着非常流行的曲线。
“简约主义”――这是让潘石屹迷恋的一个词，他将它变成了口号，甚至他自己的身上都带着这一印记。他身材不高，脸上有种无辜的表情，香港产的黑色方框眼镜背后是略带惊异的眼神。
然而，这又是一种怎样的简约主义呢！那是和带着空中回廊的SOHO现代城的庞大规模结合在一起的简约主义，那些回廊如同波浪一样漂浮在北京东区街道的上空；而同样规模庞大的建外SOHO成了波波士的聚集地，一座座玻璃塔楼背靠着北京的“曼哈顿”，正从古老中国的砖石瓦砾中脱颖而出。
潘石屹不仅仅是一名成功的商人，他还扮演着新时代预言家的角色。他谈论着形式、观念、态度、风格，当然还有艺术，在他的大空间中无所不在的现代艺术。那天，潘石屹是在他的SOHO现代城中接受采访的――“现代城”已经成为一个可供人工作、居住、就餐和玩乐的城中之城，中国首都的新雅皮士们在那里如鱼得水。潘石屹的办公室显示出一种有序的混乱，随意放置在地板上的书，还有那些斜靠在墙边的巴黎圣母院或者普罗旺斯农舍的招贴画，似乎正等待着被挂上墙壁。
潘石屹有着良好的品味，他更喜欢去托斯卡纳而不是拉斯维加斯度假，他似乎有意谨慎地与那些房地产开发商们――他那个行业中人数激增的新财富人群保持一定的距离。当潘石屹说起那些开发商时，好像他自己是其中的外星人。
潘石屹的与众不同在于他不是用混凝土盖房子，他出售的是想像力，他针对的是那些喜欢充满纯木、钢筋和阳光的后现代住宅的客户。为了长城脚下乡间别墅群的设计，他请来了日本、新加坡、台湾和香港的设计师们。更有意思的是，他将这些百万富翁们的乡间避风港命名为“公社”。
每平米2000美元的价格表明潘石屹的兴盛是建立在“幸福的少数人”的社会幻像上的。他说：“我针对的是上流阶层，这是我的附加值。”这些“幸福的少数人”是一群特殊的人，他们觉得自己有品味，他们喜欢简洁的Loft胜过俗气的别墅。建外SOHO的开幕式上没有衣冠楚楚的新贵们，在入口处有人分发着红色假发，SOHO的北京信徒们在化了妆的小丑之间来来往往地闲逛着。
潘石屹崛起的关键因素是什么？这是一个难解的谜。人们也许会把潘石屹当作显贵的后代，靠某种庇护通向了长安街的黄金土地。然而，事实恰恰相反。
潘石屹其实出身于贫苦家庭，父母在文革期间被下放到农村， “我们一年之中只有7个月有粮食吃，”潘石屹回忆说，“其他时候只有忍饥挨饿。”
他的母亲因病瘫痪了，为了节省粮食两个姐姐被送给了当地农民家。在学校里年幼的潘石屹受到同学的排斥，“我因为出身问题而被歧视。”
如今讲述这一切时潘石屹的神色平静，他从中吸取的两个教益是：“首先要有钱，其次要爱别人。”道理是简单的，但经历过不幸的潘石屹却对这一信念表现得非常虔诚。2001年，在纽约“9.11”事件的第二天，当一些年轻人在互联网上表达他们的反美情绪时，他却和朋友们一起为那些受害者举行了一个烛光祝祷仪式，他们是惟一如此公开表达自己情感的人。
但他不是一个斗士。过去在他身上留下了谨慎的烙印，一种无比的谨慎。文革结束后，潘石屹从厄运中解脱出来，他对邓小平和新一代改革领袖充满感谢。
“我再也不用每次被迫在表格上填上我的家庭出身，仿佛我的身份也因此发生了变化。” 感到自由自在的潘石屹进入一家石油学院上学，毕业后进入国家石油部门工作。因为对政府机关低下的工作效率感到失望，他决定创办自己的事业。潘石屹来到深圳特区为一些香港投资商工作，后来又到冒险家的乐土海南岛去碰运气。在那里，他还是过着呆板单调、默默无闻的生活，惟有炙烈的阳光能平息一些痛苦。
他和其他一些同样无所事事的人一起组成了一个“聊天俱乐部”，通过南怀谨的讲演和佛学有了接触。1992年经济改革的重新兴起最终为他提供了一个“走出来”的机会。作为潜在的海水浴疗养胜地，地产投机开始在海南升温。潘石屹和朋友一起获得了一笔贷款，购入8套别墅然后以高价卖出。“我们做了4笔这样的生意，我们还从来没有挣过这么多钱。”房地产开发商潘石屹就这样诞生了。他的“海南帮”没有就此停步，在90年代中期他们来到北京，预料到地产的热潮并赶在其他人之前迅速占据了最好的位置。
毫无疑问，潘石屹具有非同一般的持久力和预见性，但是这并非是他成功的惟一原动力。如果没有他的妻子张欣，这位中国新一代波波士的前驱者大概永远不会这么成功。张欣本人的生活经历就是一部非凡的小说――父母是生活在缅甸的共产党员，被驱逐出仰光，在文革中受到迫害。她自己曾经是香港一家纺织厂的女工，拥有剑桥学位，并在华尔街Goldman Sachs任经纪人。
张欣曾经在纽约格林威治村有过几年的生活经历，她为中国的SOHO贡献了她的审美。常常是她雕琢出一个概念，他来销售它；她喜好前卫，他则将它推入市场，他们的搭配无懈可击。显然，潘石屹难以抵御在新精英主义浪潮中冲浪的诱惑，正是这股浪潮，让那些向往着阳光、纯木空间和简约形式的全球化中国的宠儿们陶醉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