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棉花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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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钱钢 胡劲草
把这份奏折载入史册吧
派遣幼童到美国留学，是“中华创始之举，古今未有之事”。这两句话，是曾国藩和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里说的。因为“古今未有”，所以这一计划的决定，采取了极其郑重的方式：1871年8月5日，先由曾国藩李鸿章联名，向同治皇帝(实际上是向垂帘听政的慈禧、慈安两位皇太后)会奏；太后批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复议；总理衙门和曾国藩、李鸿章对奏稿进行商议修订，9月5日，再将“议奏”呈太后；9月9日，获得批准办理的圣旨。
在奏折里，曾国藩和李鸿章这样评价外国的科学技术：西洋军事实力的背后，有地理、数学、天文、制造等多种知识；他们重视引入外国的先进技术，把学有所成的“游学”者请到学校，教授各门科学；他们把陆军和海军的建设看作“身心性命”……今天我们中国要仿效他们的成功之道，最紧迫的，是应当选拔聪颖子弟到海外留学，努力钻研，以实现皇上逐步自强的夙愿……
他们的规划是：访选各省聪颖幼童，每年30名，四年共120名，分批搭船赴洋，在外国留学，15年后，按年分批回国。“计回华之日，各幼童不过三十上下，年方力强，正可及时报效”。
奏折对幼童留美的具体事宜作了规定：赴洋幼童学习一年，如气性顽劣，或不服水土，将来难望成就，就应由驻洋委员随时撤回。幼童入学之初，读什么书，学什么专业，应由驻洋委员列册登注，每四个月检查一次，年终汇总报告。驻洋正副委员，每人每月薪水银450两，翻译一人，每月薪水160两。每年驻洋公费银共六百两。正副委员翻译教习来回路费，每人银750两。幼童来回路费及衣物，每人银790两。幼童驻洋学费津贴屋租衣服食用等项，每年计银400两。每年驻洋委员将一年花费开单报告，“倘正款有余，仍涓滴归公”，如果费用不足，可报告要求补充。留学事务局每年的预算，为库平银6万两，以20年计算，约需库平银120万两。当时的币值，每4两银约合美金5.5元，所以驻洋委员的月薪等于618美元，翻译的月薪220美元；留学事务局每年预算为8.25万美元。
曾国藩和李鸿章决定，由翰林陈兰彬担任留学事务局正委员，留学计划的积极倡议者容闳为副委员。(后文我们会看到，开放的容闳与保守的陈兰彬及其继任吴子登之间产生的矛盾，最终导致留学计划的夭折。)
惊涛三万二千里
第一批“留美幼童”于1872年8月11日起程赴美。前后四批，共120名“留美幼童”，都是乘坐轮船，跨海三万二千里，横渡太平洋去美国的。
有一个叫祁兆熙的人，是奉命护送第三批“留美幼童”的小官。他留下了一部《游美洲日记》，绘声绘色地描绘了一个多世纪前的跨海旅途。
在上海登船的头天晚上，天真的孩子们看到洋泾浜一带的“自来火灯”(煤气灯)“簇簇匀排，荡漾波心”，快乐之极。启程时天蒙蒙亮，他们兴冲冲早起，观看轮船驶出吴淞口。
午后天气变坏了，“风雨交加，舱面不能行走，晕浪者呕吐大作，俱睡而不能起。”风浪一起，舱间便“多啼哭声，不得安睡”。
幼童的适应性也强。经过十数天的航行，晕船者开始减少。每遇大风暴，祁兆熙等大人还如醉汉，孩子们却“嬉戏自得，毫无恐怖”。到了深夜，小家伙们还“在大菜间游行”，喧哗不已。他们甚至有些喜欢风浪，因为风高浪急的时候，祁兆熙就会免除他们每天的功课。
祁兆熙是个十分尽职的官员，他发给幼童们《太上感应篇》、《三训合刊》，每天上午宣讲。晚上则让孩子们温习“西书”。
开始，幼童吃不惯船上的西餐，把祁兆熙治喉咙痛的咸西瓜皮抢吃精光。但是航程刚刚过半，多半幼童已经习惯了牛奶面包。“每人坐处大碟一，勺一，叉一；洋布手巾一方，束以白铜圈”。祁兆熙记述的食物有牛肉、羊肉、鱼、甜咸皆有的面饼，饮料有奶茶、冰水。“饮毕，进高脚瓷盆四，装水果、干果二，每人随意食之”。
在祁兆熙的日记中，还可见到他管束教育淘气幼童的记述。他曾“薄责”三名不守规矩的孩子，管教几个“寻口舌”斗嘴的人。一天，有几个幼童从甲板上捡回外国人遗弃的地图，他看到后严厉斥责，命送回原处。不仅如此，他还把幼童集合起来训话，告诫他们说：“用了船上的东西，一定要归还原处；精细的东西，千万不能损坏；只有这样，人家才说你聪明，不会讨厌你。你们给我记住！”
30天航行终于结束，在旧金山上岸之前，祁兆熙打开衣箱，让幼童换好上岸的服装，那是一套崭新的衣服：“蓝绉夹衫，酱色绉长褂，缎靴”。
“为到金山上岸光辉。”―――祁兆熙想到的是大清的形象。
开足马力的年轻国家
1872年9月15日，《纽约时报》旧金山报道：
昨天到达的30位中国学生都非常年轻。他们都是优秀的有才智的淑女和绅士，并且外表比从前到访美国的同胞更加整洁。3位满清官吏阶层的监护人和他们同行。中国政府拨出100万美元作为他们的教育经费。中国政府计划每年选派30名学生前往这个国家。
新大陆让幼童睁大了双眼。
最让幼童感兴趣的莫过于“火车”。
要问19世纪70年代的美国是什么样的，“火车时代”无疑是最好的概括。第一批幼童抵达美国时，这个年轻的国家刚刚修筑了横跨大陆的火车干线。十几年前还处在田园牧歌时代的土地，一夜之间从东到西冒起了滚滚浓烟。这个建国不足百年的国家轻装上阵，朝气蓬勃，一种称作“美国精神”的东西，吸引着来自全世界的新移民。
“留美幼童”乘火车到达的终点站，是康涅狄格河畔的Springfield，中国人给了这座城市一个清新的名字：“春田”。大作家马克・吐温一家居住在此。不但他的两个女儿日后成为留美幼童的同学，作家自己，也与留学事务局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文将述及)为了让这批年纪尚小的中国幼童尽快学习语言，并得到家庭的关怀，在容闳的积极奔走下，康州当局决定，将幼童三五一组，分散到康涅狄格河谷的美国人家中。
消息传出，愿意接受中国幼童的美国家庭踊跃报名。当第一批幼童到达时，已有122个家庭表达了意愿。
对幸运地获得批准的“Host Family”(负责接待的家庭)，康州教育局局长诺索布专门写了一封信。他要求家长们掌握孩子的作息时间，孩子们还很幼小，在慈爱的同时也要严格要求，注意道德培养，注意中文的温习。他还特别提到了幼童的健康：
要让中国学生知道卫生之道，要让他们经常洗澡。遇到天气有变，必须躲避风寒，尤其在出汗后要特别谨慎，以免发生意外！
大学生
有多少“留美幼童”曾经考入美国的大学？他们曾进入哪些大学？当我们开始追寻这一历史时，有关的资料不够翔实和确切。虽然仍有空白和疑点，我们的调查还是向前推进了一步―――查明至少有50名“留美幼童”进入大学。
有22位幼童进入容闳的母校耶鲁大学。他们是：詹天佑、欧阳庚、容揆、黄开甲、梁敦彦、张康仁、钟文耀、蔡绍基、唐国安、谭耀勋、李恩富、容星桥、曾溥、陈佩瑚、刘家照、陈巨溶、陆永泉、祁祖彝、卢祖华、徐振鹏、钟俊成、钱文魁。
容揆和谭耀勋是抗拒“召回”，在大批幼童回国后，留在美国完成耶鲁大学学业的。李恩富、陆永泉则是被召回后，重新回到美国，读完了耶鲁。
在位于波士顿的麻省理工学院，曾有8名中国“留美幼童”就读：邝咏钟、方伯梁、邝贤俦、薛有福、邝景扬、邓士聪、杨兆楠。
在哈佛大学档案馆，我们查到了中国“留美幼童”丁崇吉的入学登记卡。
3位进入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唐绍仪、周寿臣、吴仰曾。
5位“留美幼童”进入了纽约州瑞萨莱尔理工学院：吴应科、吴敬荣、苏锐钊、罗国瑞、潘铭钟。潘铭钟15岁就进入大学，被称为“天才少年”，却因过度刻苦，在入校一年后病逝。我们在哈特福德看到了潘铭钟的墓，草丛中，小小的墓碑已经开裂……
可以肯定，这决不是“留美幼童”进入大学的完整记录。
马克・吐温和格兰特的斡旋
李鸿章原计划把留学幼童送入军事学院和海军学院，但当若干幼童从美国的高中毕业，准备到大学读书时，美国政府却没有接受中国政府的请求。他们允许日本学生在军校学习，却未给中国幼童同样的权利。同时，美国西海岸出现了“排华”浪潮，给中美关系蒙上了阴影。
在容闳和陈兰彬、吴子登为留学生的洋化问题发生争执的情况下，皇帝此时也在一份奏折上批示，要求对留洋事务局严加整顿。在这种形势下，李鸿章感觉到出洋留学事务局大势已去。1881年2月20日他在给陈兰彬的电报中说，“如真无功效，弗如及早撤局省费”。但几天后他接到美国的大学校长和前总统格兰特的两封来信，又对“裁撤”深深犹豫了。
容闳感到吴子登威胁留学事务局生存时，立刻向密友、当地教堂牧师推切尔求助。推切尔首先联络美国若干所著名大学的校长，联名致信清廷的总理衙门。出自耶鲁大学校长波特手笔的这封信称：
贵国派遣的青年学生，自从来到美国，人人善用时间，研究学术，各门学科都有极佳的成绩。……他们的道德，也无不优美高尚。……他们不愧是大国国民的代表，足以为贵国争光。他们虽然年少，却都知道自己的一言一动关系祖国的荣誉，因此谨言慎行，过于成人。他们的良好行为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美国少数无知之人平时对中国人的偏见，正在逐渐消失。而美国国人对中国的感情，则日趋融洽。今天听说要召令学生回国，真是无比遗憾。对学生来说，目前正是最重要的时期。……他们像久受灌溉培养的树木，发芽滋长，就要开花结果，难道要摧残于一旦尽弃前功吗？
各位校长严正批驳“中国学生在学校学习，未得其益反受其损”的传言，认为这种传言使美国教育和美国的形象都蒙上恶名。他们批评中国政府，对两国政府当年有正式协议的留学计划，不加详细调查，没有正式照会，突然将学生从校中召回国内，这种举动，只能损害中国的国体。
推切尔牧师和他的好友马克・吐温还决定到纽约见前总统格兰特先生，请求他的帮助。
马克・吐温描绘过那天的情景：过程很有趣。推切尔整夜未合眼，准备见格兰特时的铿锵有力的措辞、无可辩驳的事实，并且将它们烂熟于心，所有的努力不过是要颤颤巍巍地请求格兰特在一份给中国总督大人李鸿章的请愿书上签上名字。结果是，推切尔还没有正式开始他的宣讲，格兰特立刻表态，“我会给总督大人写一封信，单独写一封，给他施加一些更有力的证据，我很了解他，我的话对他会有分量的。我立刻就写。”转眼间，推切尔所作的所有努力都成了零。就好像他来向人借1美元，在他还莫名其妙的时候，人家给了他1000美元。
1881年2月24日，李鸿章致电陈兰彬：格兰特来函，幼童在美颇有进益，如修路、开矿、筑炮台、制机器各艺，可期学成，若裁撤极为可惜。
李鸿章是久经政治风浪的圆滑老臣，在信中，他没有挺身保护容闳，而是说，多年来，容闳偏重西学，使幼童中学荒疏，他曾一再去信诫勉。又说，学生大半出生于广东，幼年出洋，沾染洋习在所难免；吴子登绳之过严，导致冲突，以至于要“全撤”，未免近于固执。他说，容闳不愿裁撤，是意料中的；陈兰彬坚持全裁，也不是没有原因。倒是吴子登后来提出的是“半撤半留”的办法值得考虑。李鸿章的意见：进入大学的学生应当继续读完，其余学生中选择聪颖可成才者酌留若干，此外逐渐撤回；留学事务局的人员可酌裁省费。由于当时已有近60名幼童进入大学，加上“酌留若干”，这一方案，真正撤回的只是少数。李鸿章的苦心，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他没有想到，总理衙门正好借题发挥，称李鸿章有“不撤而撤之意”，向皇帝呈递了“奏请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的奏折。1881年6月8日，总理衙门奏：
臣等查该学生以童稚之年，远适异国，路歧丝染，未免见异思迁，……若如陈兰彬所称，是以外洋之长技尚未周知，彼族之浇风早经习染，已大失该局之初心……臣等以为与其逐渐撤还，莫若概行停止，较为直截。相应饬下南北洋大臣，趁各局用人之际，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
是日奉上谕：依议，钦此。
这4个字，和当年批准留学计划的上谕完全一样。
归来
耶鲁大学学生黄开甲，曾写信给他的美国“家长”巴特拉夫人。这封1882年1月28日发自上海的信，让后人仿佛身临其境，看到了“留美幼童”回国后的景况―――
……您一定惊愕，我们备受祖国政府苛刻待遇的事。可能您已经风闻此事，但我愿意重述经过，立此存照。
当我们乘坐的“日本号”溯江而上，我们第一次看见上海……曾经幻想有热烈的欢迎等着我们，也有熟悉的人潮，和祖国伸出的温暖的手臂来拥抱我们。可是天呀！全成泡影。水草越来越清楚，想象中的欢迎仪式，使我们越发激动。船头划破平静黄色的水波，当靠近码头时，那船舷碰岸的巨响，才惊醒我们“乌托邦式”的幻梦。
人潮环绕，但却不见一个亲友。没有微笑来迎接我们这失望的一群。码头上，有手推车人力车的苦力，为争生意，指手画脚，吵闹喧嚣。
只有一个人上船来接我们――管理我们信件的陆先生，一个连平庸的中国人民都不如的笨伯。他不雇用马车或船将我们载往目的地――中国海关道台衙门，却雇用独轮车来装载我们。……有些独轮车没有“法租界”的通行证，我们必须下车自扛行李而过。在中国士大夫眼中，这都是丢人现眼的事。……到达海关道台衙门……点过名后，我们享用了一份简单的晚餐。为防我们脱逃，一队中国水兵，押送我们去上海道台衙门后面的“求知书院”。如用西方人的想象，是不能形容这称为学校的地方。您可能知道土耳其人的监狱，或者“安得生维尔的梦魇”，但与此地相比，他们是太幸运了。
让我用我的秃笔，来形容荣归故国后所住的“监狱”。即使辞不达意，您也可以想象此地有多糟。
“求知书院”已关闭十年了，……大门十年未开启，墙壁剥落，地板肮脏，石阶满布青苔，门窗均已潮湿腐烂。一跨进门坎，立刻霉气熏鼻，这些阴暗似乎象征我们的命运。入夜，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那潮气由地上砖缝冉冉升起，使我们衣衫尽湿。一种昏沉笼罩着我们，这种侮辱刺痛着每个人的心。而最令人可怖的，是那引起留学监督头脑中荒诞不经的思想，使我们学未成而强返华。……
6天以后，黄开甲搭上英国轮船“露西塔”号去了香港。经香港，他回到他的故乡汕头。到达汕头那天，父母都未得到消息，因为邮政不佳，一周前寄的信与他本人同船抵达。
黄开甲能找到他家的住处，是件不容易的事，因为他已完全生疏了当地的方言。他的父亲在汕头海关任通译，是政府商务上的重要职位。经由一位英国商人的协助，才使海关人员知道他找谁。几经周折，他被带到一座深宅大院前，那里住着他分别9年的父母：
仆人态度不佳，他认为我是来求情的可怜人，而且不许我进去。我听得懂他说我父亲9时起床，10时才接见宾客。我急于见到近在咫尺的双亲及家人，但那仆人坚持我必须等待。我用尽一切语句，甚至以指手画脚的哑语向他求情，他仍无动于衷。
当一切失败后，我突然忆起世界上无论野蛮人、文明人、无论男女老幼，都叫双亲“爸”、“妈”，因此我开始大叫起来。
“爸！―――”
“妈！―――”
这是黄开甲的呼喊，也是所有“留美幼童”面对故乡亲人时的呼喊。所有的思念，所有的倾吐，所有的委屈和无告，都在这呼喊中宣泄！
转机
庚子事变，慈禧挟光绪逃出北京，跑到西安。在经历了濒临亡国的巨大灾难后，为了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修补千疮百孔的国家机器，也迫于外国列强的压力，慈禧不得不考虑实行“新政”。西逃途中，慈禧曾对光绪说：“我是历来主张变法的，同治初年，我就采纳曾国藩他们的建议，派子弟出洋留学。我支持造船，造机器，不就是为了国家富强吗！”
慈禧回到京城后，清政府连续颁发了一系列“新政”上谕，主要内容包括筹饷练兵、振兴商务、育才兴学、改革官制等。
当时中国的教育制度，就是官员选拔制度。因此在政治风浪影响下的教育制度变迁，对“留美幼童”的影响至深。
慈禧的变法，把奖游学与改学堂、停科举并提，在世纪初年的中国教育领域刮起了一阵弃旧图新旋风。
1905年9月12日，光绪皇帝诏准袁世凯、张之洞奏请停止科举。这是一个惊天动地的事件：在中国实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宣告废除了。
历史在这里急转弯。原定在1906年举行的乡试被取消，取代它的是对归国留学生的考试。举人、进士等古老的功名，将授给考试合格的洋学生。
“留美幼童”唐绍仪被任命为主考官，“留美幼童”詹天佑和曾经留英的严复被任命为副考官。
“过去几天，我协助学部考选由美国、欧洲及日本回来的学生，”詹天佑1906年写信给他的美国“家长”诺索布夫人的信中说，“共有42名应考，录取32名，其中最佳榜首是陈锦涛，他是1906年在耶鲁得到的博士。……这是开中国考试的先河，过去注重的八股文终于废除了。”
这次考试，在被唐绍仪、詹天佑和严复所赏识的学生中，有日后成为民国政府财政总长的陈锦涛、外交部长的施肇基，和曾代理国务总理的颜惠庆。
袁世凯与“留美幼童”
1901年11月，弥留之际的李鸿章在病榻上口述遗嘱，称“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力保袁世凯继任。42岁的袁世凯接过李鸿章的衣钵，顺理成章地起用李鸿章栽培的这一批留洋人才。
袁世凯在天津大展他的“新政”宏图：从兴办新式学堂到派学生留学，从整理财政税收到发展铁路电话，从训练新式军队到建立现代警察制度。为在军中普及教育，他派人以北京话为基础“创造切音新字”，这是最早的汉字拼音。
一批“留美幼童”聚集天津。
1901年底，唐绍仪出任津海关道，一直到1904年。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下，他参与了从八国联军手中接收被占的天津，处理涉外事务，以及督察税务、清理金融等工作。在天津，他还创办了电报学堂，招收15岁左右的“幼童”前来学习。
唐绍仪的继任者是梁敦彦。当年从美国回国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成为张之洞的译电员，得到张之洞赏识，被升为“江汉关道”，1904年改任津海关道。不久，又兼任京奉铁路总办。
曾就读美国斯蒂芬工学院的梁如浩，曾和唐绍仪一同去朝鲜海关，后同在袁世凯幕府。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后，梁如浩担任北宁铁路总办和牛庄海关道，然后，他又接替梁敦彦任津海关道。他的继任还是“留美幼童”，曾就读耶鲁大学的蔡绍基。
蔡绍基曾在维新时期参加天津中西学堂的创办。1903年4月，天津中西学堂改为北洋大学，蔡绍基先为帮办，后为总办，他是“留美幼童”中出现的第一位大学校长。
曾担任“镇远”舰枪炮大副的曹嘉祥，被袁世凯任命为天津巡警道，成为中国新式警察的创办人之一，因他的努力，“新政”时期的“北洋警政”闻名全国。
袁世凯权倾一时，就任直隶总督不久，他就被清廷任命为督办铁路大臣、督办商务大臣和督办电政大臣，铁路、电信等要害部门都在他的管辖之下。一时间，一批学习铁路、电报的“留美幼童”成为袁世凯的骨干力量，其中有詹天佑。为了得到这位杰出的铁路工程师，袁世凯和张之洞还曾发生争执。
“留美幼童”忽然成为被争夺的宝贝，他们的命运出现戏剧性的转折。
一百年后，人们到天津，还可以看到至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清代会馆建筑――1907年落成的“广东会馆”。那是一座具有潮州风格的大院落，内有旧时的客栈，巨大的戏楼，可容纳七八百人的室内剧场。你在广东会馆内可以看到一块石碑，镌刻着捐款修建人的姓名。其中有唐绍仪、梁敦彦、梁如浩、蔡绍基、周寿臣等一批“留美幼童”。20世纪初年，这些中年人在天津已经是官职显赫的名流。
把这份奏折载入史册吧
派遣幼童到美国留学，是“中华创始之举，古今未有之事”。这两句话，是曾国藩和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里说的。因为“古今未有”，所以这一计划的决定，采取了极其郑重的方式：1871年8月5日，先由曾国藩李鸿章联名，向同治皇帝(实际上是向垂帘听政的慈禧、慈安两位皇太后)会奏；太后批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复议；总理衙门和曾国藩、李鸿章对奏稿进行商议修订，9月5日，再将“议奏”呈太后；9月9日，获得批准办理的圣旨。
在奏折里，曾国藩和李鸿章这样评价外国的科学技术：西洋军事实力的背后，有地理、数学、天文、制造等多种知识；他们重视引入外国的先进技术，把学有所成的“游学”者请到学校，教授各门科学；他们把陆军和海军的建设看作“身心性命”……今天我们中国要仿效他们的成功之道，最紧迫的，是应当选拔聪颖子弟到海外留学，努力钻研，以实现皇上逐步自强的夙愿……
他们的规划是：访选各省聪颖幼童，每年30名，四年共120名，分批搭船赴洋，在外国留学，15年后，按年分批回国。“计回华之日，各幼童不过三十上下，年方力强，正可及时报效”。
奏折对幼童留美的具体事宜作了规定：赴洋幼童学习一年，如气性顽劣，或不服水土，将来难望成就，就应由驻洋委员随时撤回。幼童入学之初，读什么书，学什么专业，应由驻洋委员列册登注，每四个月检查一次，年终汇总报告。驻洋正副委员，每人每月薪水银450两，翻译一人，每月薪水160两。每年驻洋公费银共六百两。正副委员翻译教习来回路费，每人银750两。幼童来回路费及衣物，每人银790两。幼童驻洋学费津贴屋租衣服食用等项，每年计银400两。每年驻洋委员将一年花费开单报告，“倘正款有余，仍涓滴归公”，如果费用不足，可报告要求补充。留学事务局每年的预算，为库平银6万两，以20年计算，约需库平银120万两。当时的币值，每4两银约合美金5.5元，所以驻洋委员的月薪等于618美元，翻译的月薪220美元；留学事务局每年预算为8.25万美元。
曾国藩和李鸿章决定，由翰林陈兰彬担任留学事务局正委员，留学计划的积极倡议者容闳为副委员。(后文我们会看到，开放的容闳与保守的陈兰彬及其继任吴子登之间产生的矛盾，最终导致留学计划的夭折。)
惊涛三万二千里
第一批“留美幼童”于1872年8月11日起程赴美。前后四批，共120名“留美幼童”，都是乘坐轮船，跨海三万二千里，横渡太平洋去美国的。
有一个叫祁兆熙的人，是奉命护送第三批“留美幼童”的小官。他留下了一部《游美洲日记》，绘声绘色地描绘了一个多世纪前的跨海旅途。
在上海登船的头天晚上，天真的孩子们看到洋泾浜一带的“自来火灯”(煤气灯)“簇簇匀排，荡漾波心”，快乐之极。启程时天蒙蒙亮，他们兴冲冲早起，观看轮船驶出吴淞口。
午后天气变坏了，“风雨交加，舱面不能行走，晕浪者呕吐大作，俱睡而不能起。”风浪一起，舱间便“多啼哭声，不得安睡”。
幼童的适应性也强。经过十数天的航行，晕船者开始减少。每遇大风暴，祁兆熙等大人还如醉汉，孩子们却“嬉戏自得，毫无恐怖”。到了深夜，小家伙们还“在大菜间游行”，喧哗不已。他们甚至有些喜欢风浪，因为风高浪急的时候，祁兆熙就会免除他们每天的功课。
祁兆熙是个十分尽职的官员，他发给幼童们《太上感应篇》、《三训合刊》，每天上午宣讲。晚上则让孩子们温习“西书”。
开始，幼童吃不惯船上的西餐，把祁兆熙治喉咙痛的咸西瓜皮抢吃精光。但是航程刚刚过半，多半幼童已经习惯了牛奶面包。“每人坐处大碟一，勺一，叉一；洋布手巾一方，束以白铜圈”。祁兆熙记述的食物有牛肉、羊肉、鱼、甜咸皆有的面饼，饮料有奶茶、冰水。“饮毕，进高脚瓷盆四，装水果、干果二，每人随意食之”。
在祁兆熙的日记中，还可见到他管束教育淘气幼童的记述。他曾“薄责”三名不守规矩的孩子，管教几个“寻口舌”斗嘴的人。一天，有几个幼童从甲板上捡回外国人遗弃的地图，他看到后严厉斥责，命送回原处。不仅如此，他还把幼童集合起来训话，告诫他们说：“用了船上的东西，一定要归还原处；精细的东西，千万不能损坏；只有这样，人家才说你聪明，不会讨厌你。你们给我记住！”
30天航行终于结束，在旧金山上岸之前，祁兆熙打开衣箱，让幼童换好上岸的服装，那是一套崭新的衣服：“蓝绉夹衫，酱色绉长褂，缎靴”。
“为到金山上岸光辉。”―――祁兆熙想到的是大清的形象。
开足马力的年轻国家
1872年9月15日，《纽约时报》旧金山报道：
昨天到达的30位中国学生都非常年轻。他们都是优秀的有才智的淑女和绅士，并且外表比从前到访美国的同胞更加整洁。3位满清官吏阶层的监护人和他们同行。中国政府拨出100万美元作为他们的教育经费。中国政府计划每年选派30名学生前往这个国家。
新大陆让幼童睁大了双眼。
最让幼童感兴趣的莫过于“火车”。
要问19世纪70年代的美国是什么样的，“火车时代”无疑是最好的概括。第一批幼童抵达美国时，这个年轻的国家刚刚修筑了横跨大陆的火车干线。十几年前还处在田园牧歌时代的土地，一夜之间从东到西冒起了滚滚浓烟。这个建国不足百年的国家轻装上阵，朝气蓬勃，一种称作“美国精神”的东西，吸引着来自全世界的新移民。
“留美幼童”乘火车到达的终点站，是康涅狄格河畔的Springfield，中国人给了这座城市一个清新的名字：“春田”。大作家马克・吐温一家居住在此。不但他的两个女儿日后成为留美幼童的同学，作家自己，也与留学事务局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文将述及)为了让这批年纪尚小的中国幼童尽快学习语言，并得到家庭的关怀，在容闳的积极奔走下，康州当局决定，将幼童三五一组，分散到康涅狄格河谷的美国人家中。
消息传出，愿意接受中国幼童的美国家庭踊跃报名。当第一批幼童到达时，已有122个家庭表达了意愿。
对幸运地获得批准的“Host Family”(负责接待的家庭)，康州教育局局长诺索布专门写了一封信。他要求家长们掌握孩子的作息时间，孩子们还很幼小，在慈爱的同时也要严格要求，注意道德培养，注意中文的温习。他还特别提到了幼童的健康：
要让中国学生知道卫生之道，要让他们经常洗澡。遇到天气有变，必须躲避风寒，尤其在出汗后要特别谨慎，以免发生意外！
大学生
有多少“留美幼童”曾经考入美国的大学？他们曾进入哪些大学？当我们开始追寻这一历史时，有关的资料不够翔实和确切。虽然仍有空白和疑点，我们的调查还是向前推进了一步―――查明至少有50名“留美幼童”进入大学。
有22位幼童进入容闳的母校耶鲁大学。他们是：詹天佑、欧阳庚、容揆、黄开甲、梁敦彦、张康仁、钟文耀、蔡绍基、唐国安、谭耀勋、李恩富、容星桥、曾溥、陈佩瑚、刘家照、陈巨溶、陆永泉、祁祖彝、卢祖华、徐振鹏、钟俊成、钱文魁。
容揆和谭耀勋是抗拒“召回”，在大批幼童回国后，留在美国完成耶鲁大学学业的。李恩富、陆永泉则是被召回后，重新回到美国，读完了耶鲁。
在位于波士顿的麻省理工学院，曾有8名中国“留美幼童”就读：邝咏钟、方伯梁、邝贤俦、薛有福、邝景扬、邓士聪、杨兆楠。
在哈佛大学档案馆，我们查到了中国“留美幼童”丁崇吉的入学登记卡。
3位进入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唐绍仪、周寿臣、吴仰曾。
5位“留美幼童”进入了纽约州瑞萨莱尔理工学院：吴应科、吴敬荣、苏锐钊、罗国瑞、潘铭钟。潘铭钟15岁就进入大学，被称为“天才少年”，却因过度刻苦，在入校一年后病逝。我们在哈特福德看到了潘铭钟的墓，草丛中，小小的墓碑已经开裂……
可以肯定，这决不是“留美幼童”进入大学的完整记录。
马克・吐温和格兰特的斡旋
李鸿章原计划把留学幼童送入军事学院和海军学院，但当若干幼童从美国的高中毕业，准备到大学读书时，美国政府却没有接受中国政府的请求。他们允许日本学生在军校学习，却未给中国幼童同样的权利。同时，美国西海岸出现了“排华”浪潮，给中美关系蒙上了阴影。
在容闳和陈兰彬、吴子登为留学生的洋化问题发生争执的情况下，皇帝此时也在一份奏折上批示，要求对留洋事务局严加整顿。在这种形势下，李鸿章感觉到出洋留学事务局大势已去。1881年2月20日他在给陈兰彬的电报中说，“如真无功效，弗如及早撤局省费”。但几天后他接到美国的大学校长和前总统格兰特的两封来信，又对“裁撤”深深犹豫了。
容闳感到吴子登威胁留学事务局生存时，立刻向密友、当地教堂牧师推切尔求助。推切尔首先联络美国若干所著名大学的校长，联名致信清廷的总理衙门。出自耶鲁大学校长波特手笔的这封信称：
贵国派遣的青年学生，自从来到美国，人人善用时间，研究学术，各门学科都有极佳的成绩。……他们的道德，也无不优美高尚。……他们不愧是大国国民的代表，足以为贵国争光。他们虽然年少，却都知道自己的一言一动关系祖国的荣誉，因此谨言慎行，过于成人。他们的良好行为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美国少数无知之人平时对中国人的偏见，正在逐渐消失。而美国国人对中国的感情，则日趋融洽。今天听说要召令学生回国，真是无比遗憾。对学生来说，目前正是最重要的时期。……他们像久受灌溉培养的树木，发芽滋长，就要开花结果，难道要摧残于一旦尽弃前功吗？
各位校长严正批驳“中国学生在学校学习，未得其益反受其损”的传言，认为这种传言使美国教育和美国的形象都蒙上恶名。他们批评中国政府，对两国政府当年有正式协议的留学计划，不加详细调查，没有正式照会，突然将学生从校中召回国内，这种举动，只能损害中国的国体。
推切尔牧师和他的好友马克・吐温还决定到纽约见前总统格兰特先生，请求他的帮助。
马克・吐温描绘过那天的情景：过程很有趣。推切尔整夜未合眼，准备见格兰特时的铿锵有力的措辞、无可辩驳的事实，并且将它们烂熟于心，所有的努力不过是要颤颤巍巍地请求格兰特在一份给中国总督大人李鸿章的请愿书上签上名字。结果是，推切尔还没有正式开始他的宣讲，格兰特立刻表态，“我会给总督大人写一封信，单独写一封，给他施加一些更有力的证据，我很了解他，我的话对他会有分量的。我立刻就写。”转眼间，推切尔所作的所有努力都成了零。就好像他来向人借1美元，在他还莫名其妙的时候，人家给了他1000美元。
1881年2月24日，李鸿章致电陈兰彬：格兰特来函，幼童在美颇有进益，如修路、开矿、筑炮台、制机器各艺，可期学成，若裁撤极为可惜。
李鸿章是久经政治风浪的圆滑老臣，在信中，他没有挺身保护容闳，而是说，多年来，容闳偏重西学，使幼童中学荒疏，他曾一再去信诫勉。又说，学生大半出生于广东，幼年出洋，沾染洋习在所难免；吴子登绳之过严，导致冲突，以至于要“全撤”，未免近于固执。他说，容闳不愿裁撤，是意料中的；陈兰彬坚持全裁，也不是没有原因。倒是吴子登后来提出的是“半撤半留”的办法值得考虑。李鸿章的意见：进入大学的学生应当继续读完，其余学生中选择聪颖可成才者酌留若干，此外逐渐撤回；留学事务局的人员可酌裁省费。由于当时已有近60名幼童进入大学，加上“酌留若干”，这一方案，真正撤回的只是少数。李鸿章的苦心，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他没有想到，总理衙门正好借题发挥，称李鸿章有“不撤而撤之意”，向皇帝呈递了“奏请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的奏折。1881年6月8日，总理衙门奏：
臣等查该学生以童稚之年，远适异国，路歧丝染，未免见异思迁，……若如陈兰彬所称，是以外洋之长技尚未周知，彼族之浇风早经习染，已大失该局之初心……臣等以为与其逐渐撤还，莫若概行停止，较为直截。相应饬下南北洋大臣，趁各局用人之际，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
是日奉上谕：依议，钦此。
这4个字，和当年批准留学计划的上谕完全一样。
归来
耶鲁大学学生黄开甲，曾写信给他的美国“家长”巴特拉夫人。这封1882年1月28日发自上海的信，让后人仿佛身临其境，看到了“留美幼童”回国后的景况―――
……您一定惊愕，我们备受祖国政府苛刻待遇的事。可能您已经风闻此事，但我愿意重述经过，立此存照。
当我们乘坐的“日本号”溯江而上，我们第一次看见上海……曾经幻想有热烈的欢迎等着我们，也有熟悉的人潮，和祖国伸出的温暖的手臂来拥抱我们。可是天呀！全成泡影。水草越来越清楚，想象中的欢迎仪式，使我们越发激动。船头划破平静黄色的水波，当靠近码头时，那船舷碰岸的巨响，才惊醒我们“乌托邦式”的幻梦。
人潮环绕，但却不见一个亲友。没有微笑来迎接我们这失望的一群。码头上，有手推车人力车的苦力，为争生意，指手画脚，吵闹喧嚣。
只有一个人上船来接我们――管理我们信件的陆先生，一个连平庸的中国人民都不如的笨伯。他不雇用马车或船将我们载往目的地――中国海关道台衙门，却雇用独轮车来装载我们。……有些独轮车没有“法租界”的通行证，我们必须下车自扛行李而过。在中国士大夫眼中，这都是丢人现眼的事。……到达海关道台衙门……点过名后，我们享用了一份简单的晚餐。为防我们脱逃，一队中国水兵，押送我们去上海道台衙门后面的“求知书院”。如用西方人的想象，是不能形容这称为学校的地方。您可能知道土耳其人的监狱，或者“安得生维尔的梦魇”，但与此地相比，他们是太幸运了。
让我用我的秃笔，来形容荣归故国后所住的“监狱”。即使辞不达意，您也可以想象此地有多糟。
“求知书院”已关闭十年了，……大门十年未开启，墙壁剥落，地板肮脏，石阶满布青苔，门窗均已潮湿腐烂。一跨进门坎，立刻霉气熏鼻，这些阴暗似乎象征我们的命运。入夜，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那潮气由地上砖缝冉冉升起，使我们衣衫尽湿。一种昏沉笼罩着我们，这种侮辱刺痛着每个人的心。而最令人可怖的，是那引起留学监督头脑中荒诞不经的思想，使我们学未成而强返华。……
6天以后，黄开甲搭上英国轮船“露西塔”号去了香港。经香港，他回到他的故乡汕头。到达汕头那天，父母都未得到消息，因为邮政不佳，一周前寄的信与他本人同船抵达。
黄开甲能找到他家的住处，是件不容易的事，因为他已完全生疏了当地的方言。他的父亲在汕头海关任通译，是政府商务上的重要职位。经由一位英国商人的协助，才使海关人员知道他找谁。几经周折，他被带到一座深宅大院前，那里住着他分别9年的父母：
仆人态度不佳，他认为我是来求情的可怜人，而且不许我进去。我听得懂他说我父亲9时起床，10时才接见宾客。我急于见到近在咫尺的双亲及家人，但那仆人坚持我必须等待。我用尽一切语句，甚至以指手画脚的哑语向他求情，他仍无动于衷。
当一切失败后，我突然忆起世界上无论野蛮人、文明人、无论男女老幼，都叫双亲“爸”、“妈”，因此我开始大叫起来。
“爸！―――”
“妈！―――”
这是黄开甲的呼喊，也是所有“留美幼童”面对故乡亲人时的呼喊。所有的思念，所有的倾吐，所有的委屈和无告，都在这呼喊中宣泄！
转机
庚子事变，慈禧挟光绪逃出北京，跑到西安。在经历了濒临亡国的巨大灾难后，为了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修补千疮百孔的国家机器，也迫于外国列强的压力，慈禧不得不考虑实行“新政”。西逃途中，慈禧曾对光绪说：“我是历来主张变法的，同治初年，我就采纳曾国藩他们的建议，派子弟出洋留学。我支持造船，造机器，不就是为了国家富强吗！”
慈禧回到京城后，清政府连续颁发了一系列“新政”上谕，主要内容包括筹饷练兵、振兴商务、育才兴学、改革官制等。
当时中国的教育制度，就是官员选拔制度。因此在政治风浪影响下的教育制度变迁，对“留美幼童”的影响至深。
慈禧的变法，把奖游学与改学堂、停科举并提，在世纪初年的中国教育领域刮起了一阵弃旧图新旋风。
1905年9月12日，光绪皇帝诏准袁世凯、张之洞奏请停止科举。这是一个惊天动地的事件：在中国实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宣告废除了。
历史在这里急转弯。原定在1906年举行的乡试被取消，取代它的是对归国留学生的考试。举人、进士等古老的功名，将授给考试合格的洋学生。
“留美幼童”唐绍仪被任命为主考官，“留美幼童”詹天佑和曾经留英的严复被任命为副考官。
“过去几天，我协助学部考选由美国、欧洲及日本回来的学生，”詹天佑1906年写信给他的美国“家长”诺索布夫人的信中说，“共有42名应考，录取32名，其中最佳榜首是陈锦涛，他是1906年在耶鲁得到的博士。……这是开中国考试的先河，过去注重的八股文终于废除了。”
这次考试，在被唐绍仪、詹天佑和严复所赏识的学生中，有日后成为民国政府财政总长的陈锦涛、外交部长的施肇基，和曾代理国务总理的颜惠庆。
袁世凯与“留美幼童”
1901年11月，弥留之际的李鸿章在病榻上口述遗嘱，称“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力保袁世凯继任。42岁的袁世凯接过李鸿章的衣钵，顺理成章地起用李鸿章栽培的这一批留洋人才。
袁世凯在天津大展他的“新政”宏图：从兴办新式学堂到派学生留学，从整理财政税收到发展铁路电话，从训练新式军队到建立现代警察制度。为在军中普及教育，他派人以北京话为基础“创造切音新字”，这是最早的汉字拼音。
一批“留美幼童”聚集天津。
1901年底，唐绍仪出任津海关道，一直到1904年。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下，他参与了从八国联军手中接收被占的天津，处理涉外事务，以及督察税务、清理金融等工作。在天津，他还创办了电报学堂，招收15岁左右的“幼童”前来学习。
唐绍仪的继任者是梁敦彦。当年从美国回国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成为张之洞的译电员，得到张之洞赏识，被升为“江汉关道”，1904年改任津海关道。不久，又兼任京奉铁路总办。
曾就读美国斯蒂芬工学院的梁如浩，曾和唐绍仪一同去朝鲜海关，后同在袁世凯幕府。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后，梁如浩担任北宁铁路总办和牛庄海关道，然后，他又接替梁敦彦任津海关道。他的继任还是“留美幼童”，曾就读耶鲁大学的蔡绍基。
蔡绍基曾在维新时期参加天津中西学堂的创办。1903年4月，天津中西学堂改为北洋大学，蔡绍基先为帮办，后为总办，他是“留美幼童”中出现的第一位大学校长。
曾担任“镇远”舰枪炮大副的曹嘉祥，被袁世凯任命为天津巡警道，成为中国新式警察的创办人之一，因他的努力，“新政”时期的“北洋警政”闻名全国。
袁世凯权倾一时，就任直隶总督不久，他就被清廷任命为督办铁路大臣、督办商务大臣和督办电政大臣，铁路、电信等要害部门都在他的管辖之下。一时间，一批学习铁路、电报的“留美幼童”成为袁世凯的骨干力量，其中有詹天佑。为了得到这位杰出的铁路工程师，袁世凯和张之洞还曾发生争执。
“留美幼童”忽然成为被争夺的宝贝，他们的命运出现戏剧性的转折。
一百年后，人们到天津，还可以看到至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清代会馆建筑――1907年落成的“广东会馆”。那是一座具有潮州风格的大院落，内有旧时的客栈，巨大的戏楼，可容纳七八百人的室内剧场。你在广东会馆内可以看到一块石碑，镌刻着捐款修建人的姓名。其中有唐绍仪、梁敦彦、梁如浩、蔡绍基、周寿臣等一批“留美幼童”。20世纪初年，这些中年人在天津已经是官职显赫的名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