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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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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谢作诗 (推荐: 一读者)
前些年回老家，总是行色匆匆。今年不然，一路走来一路玩，一路走来一路看。不说一路别的所见所闻，单说沈阳、成都两地的出租车吧。
沈阳的出租车，基本上清一色的桑塔纳。偶尔有些别的车型，那是更高级的中华车了。成都的出租车呢？车型很杂，但夏利车居多是很明显的。
我于是想，是不是四川的经济落后辽宁很多呢？
然而转念一想，不应该是这样的。两地人均收入差别不大，吃住等生活条件差别也不大，经济的差距应该不大。沈阳的出租车大概不是车主自己的选择，而是政府行为吧。
返回沈阳的时候，我特意问了一些出租车司机：沈阳出租车大都是桑塔纳，这是车主自己的选择呢，还是政府硬性的规定？司机们回答：是政府硬性的规定。这证实了我的想法。我又进一步想，这样的政府行为对于经济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桑塔纳价格近于夏利的两倍。无疑，其它条件相同，沈阳出租车的里程均衡价格要高于成都出租车的里程均衡价格，相应地，均衡的交易数量也要小于成都的均衡交易数量；其它条件相同，沈阳出租车的数量少于成都出租车的数量，打车人次也要少于成都的打车人次。这倒不能必然地说人们就出门少了，因为还有坐公交和步行等替代方式。但无论如何，没有政府的干预，人们本来是要选择价格略低一点的出租车，但现在却选择了坐公交或者步行。
这是说，由于政府的干预，人们或者减少交易量，或者以低效率的方式替代高效率的方式。这也是说，政府干预提高了人们在沈阳生活、工作的成本。
出租车的问题，似乎只是一件小事，犯不着我在这里小题大做。但一叶落而知秋寒：政府在这方面干预经济，在别的方面一定也会干预经济。政府有着干预经济的冲动。莫里斯证明拥有信息的人应该获得信息租金；同样的，拥有权力的人也是要获得权力租金的。
但政府干预经济，是不会有好结果的。这不只是因为，由于信息不对称政府没有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即使政府有能力促进经济发展，它也没有激励必然地那样做。政府不是抽象的，办事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具体的人。要知道，在正交易费用的世界上，做大蛋糕并不必然地意味着自己分得的那一份会大起来；做小蛋糕也不必然地意味着自己分得的那一份会小起来。
官员们的行为，其成本和收益、责任和权利是不对称的，因为他们所支配的不是自己的钱。这正是我们观察到了政府的官僚制度、观察到了政府办事的缺乏效率之原因所在。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单单观察到了政府的官僚制度，而没有观察到企业的官僚制度？为什么我们单单观察到了政府办事的缺乏效率，而没有观察到企业办事的缺乏效率（国有企业当然是例外）？我的判断，如果政府介入具体的经济活动，又没有这样那样的层层审批、相互牵制的官僚制度，那么事情只会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
我们很多人，批评政府官僚制度，办事缺乏效率。但这是搞错了方向。你要政府介入具体的经济活动，那么一个层层审批、相互牵制的官僚制度就是必需的，你就要接受一个低效率的官僚制度。你不愿意官僚制度也可以，那你就不要让政府介入具体的经济活动。
政府本来就不应当介入具体的经济活动。政府的职能：一是界定和保护产权；二是推行法治；三是提供某些公共产品；四是进行一些必要的宏观调控。
大概没有人否认：南方市场化程度高，北方市场化程度低；南方经济发达，北方经济落后。我们翻来覆去地找原因，看到底是什么造成了今天的南北方差异。个人的看法，哪里需要翻来覆去地找呢？228年前、67年前，斯密和科斯就已经给出主要答案了。
经济发达，物质和精神产品极大丰富，完全是因为专业化和分工的缘故。可是，没有交易，就不会有专业化和分工。不是说交易一定要通过市场来进行，但依靠市场来交易，费用一般是较低的。反过来，如果经济的交易费用很高，那么就不会有交易和市场。
北方市场化程度低，经济不发达，一定是因为经济的交易费用高。
经济的交易费用高，原因有三：一是私产的界定和保护不好；二是法治不力；三是政府没有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介入具体经济活动过多。
人的自私有促进生产和增加社会福利的一面，但也有增加交易费用和减少社会福利的一面。出于对私利的追求，人们可能坑蒙拐骗、损人利己，这会增加经济的交易费用。但产权私有的话，当事人就会考虑声誉的价值，因为即使自己不生产经营了，还可以卖了获取声誉溢价。私有产权本身就有降低交易费用的功能。
但是，仅仅私有产权还不能有效地降低交易费用。这在现代社会尤其如是。现代市场经济以非现货交易为主，并且跨空间范围很大，仅靠声誉机制很难确保交易的正常进行。现代市场经济通常要借助第三方来协助执行合约和完成交易，这个第三方不是别的，正是法律和法院。
私产、法治可不是市场运行的结果，而是市场有效运行的前提条件。这个前提条件是需要政府来创造和维持的。所以，经济的交易费用高，归根结底是因为政府没有履行好自己职能的缘故。政府介入具体经济活动过多，难免要破坏私有产权；政府介入具体经济活动过多，法治也很难推行。
那么，不让政府介入具体的经济活动可以吗？
不让政府介入具体的经济活动，也不是说句话那么简单。政府不介入具体的经济活动是有条件的。只有在私有产权的情况下，政府才有可能不介入具体的经济活动。我们提出转变政府职能，这是对的。但是明白转变政府职能的前提条件，这是更为深层次的问题。你要搞公有制、搞国有经济，那么行政审批、政企不分就少不得，政府就不能不介入具体的经济活动，政府的职能就不能根本转变。
在成都，看到街上没有交警。我问同学这是为什么。同学告诉我，当年周永康当心警察执法不严，用“猫眼”代替了警察现场执法。不是教育老百姓，而是提防政府官员，这是四川的希望了。回到绵阳，昔日同事谈起绵阳的企业都私有化了。这就对了。不然，怎么几年没回来，就不知道东西南北了。绵阳发展快、变化大，这是情理中的事情。
单看北方国有经济比重高，南方国有经济比重低，我知道北方交易费用高而南方交易费用低；单看北方人们热衷于做个一官半职（南方很多朋友劝我不要干行政工作，但北方的朋友就没有这样做过），我也知道北方交易费用高而南方交易费用低。北方交易费用高而南方交易费用低，其经济又怎会不逊色南方很多呢？
《经济学消息报》
前些年回老家，总是行色匆匆。今年不然，一路走来一路玩，一路走来一路看。不说一路别的所见所闻，单说沈阳、成都两地的出租车吧。
沈阳的出租车，基本上清一色的桑塔纳。偶尔有些别的车型，那是更高级的中华车了。成都的出租车呢？车型很杂，但夏利车居多是很明显的。
我于是想，是不是四川的经济落后辽宁很多呢？
然而转念一想，不应该是这样的。两地人均收入差别不大，吃住等生活条件差别也不大，经济的差距应该不大。沈阳的出租车大概不是车主自己的选择，而是政府行为吧。
返回沈阳的时候，我特意问了一些出租车司机：沈阳出租车大都是桑塔纳，这是车主自己的选择呢，还是政府硬性的规定？司机们回答：是政府硬性的规定。这证实了我的想法。我又进一步想，这样的政府行为对于经济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桑塔纳价格近于夏利的两倍。无疑，其它条件相同，沈阳出租车的里程均衡价格要高于成都出租车的里程均衡价格，相应地，均衡的交易数量也要小于成都的均衡交易数量；其它条件相同，沈阳出租车的数量少于成都出租车的数量，打车人次也要少于成都的打车人次。这倒不能必然地说人们就出门少了，因为还有坐公交和步行等替代方式。但无论如何，没有政府的干预，人们本来是要选择价格略低一点的出租车，但现在却选择了坐公交或者步行。
这是说，由于政府的干预，人们或者减少交易量，或者以低效率的方式替代高效率的方式。这也是说，政府干预提高了人们在沈阳生活、工作的成本。
出租车的问题，似乎只是一件小事，犯不着我在这里小题大做。但一叶落而知秋寒：政府在这方面干预经济，在别的方面一定也会干预经济。政府有着干预经济的冲动。莫里斯证明拥有信息的人应该获得信息租金；同样的，拥有权力的人也是要获得权力租金的。
但政府干预经济，是不会有好结果的。这不只是因为，由于信息不对称政府没有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即使政府有能力促进经济发展，它也没有激励必然地那样做。政府不是抽象的，办事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具体的人。要知道，在正交易费用的世界上，做大蛋糕并不必然地意味着自己分得的那一份会大起来；做小蛋糕也不必然地意味着自己分得的那一份会小起来。
官员们的行为，其成本和收益、责任和权利是不对称的，因为他们所支配的不是自己的钱。这正是我们观察到了政府的官僚制度、观察到了政府办事的缺乏效率之原因所在。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单单观察到了政府的官僚制度，而没有观察到企业的官僚制度？为什么我们单单观察到了政府办事的缺乏效率，而没有观察到企业办事的缺乏效率（国有企业当然是例外）？我的判断，如果政府介入具体的经济活动，又没有这样那样的层层审批、相互牵制的官僚制度，那么事情只会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
我们很多人，批评政府官僚制度，办事缺乏效率。但这是搞错了方向。你要政府介入具体的经济活动，那么一个层层审批、相互牵制的官僚制度就是必需的，你就要接受一个低效率的官僚制度。你不愿意官僚制度也可以，那你就不要让政府介入具体的经济活动。
政府本来就不应当介入具体的经济活动。政府的职能：一是界定和保护产权；二是推行法治；三是提供某些公共产品；四是进行一些必要的宏观调控。
大概没有人否认：南方市场化程度高，北方市场化程度低；南方经济发达，北方经济落后。我们翻来覆去地找原因，看到底是什么造成了今天的南北方差异。个人的看法，哪里需要翻来覆去地找呢？228年前、67年前，斯密和科斯就已经给出主要答案了。
经济发达，物质和精神产品极大丰富，完全是因为专业化和分工的缘故。可是，没有交易，就不会有专业化和分工。不是说交易一定要通过市场来进行，但依靠市场来交易，费用一般是较低的。反过来，如果经济的交易费用很高，那么就不会有交易和市场。
北方市场化程度低，经济不发达，一定是因为经济的交易费用高。
经济的交易费用高，原因有三：一是私产的界定和保护不好；二是法治不力；三是政府没有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介入具体经济活动过多。
人的自私有促进生产和增加社会福利的一面，但也有增加交易费用和减少社会福利的一面。出于对私利的追求，人们可能坑蒙拐骗、损人利己，这会增加经济的交易费用。但产权私有的话，当事人就会考虑声誉的价值，因为即使自己不生产经营了，还可以卖了获取声誉溢价。私有产权本身就有降低交易费用的功能。
但是，仅仅私有产权还不能有效地降低交易费用。这在现代社会尤其如是。现代市场经济以非现货交易为主，并且跨空间范围很大，仅靠声誉机制很难确保交易的正常进行。现代市场经济通常要借助第三方来协助执行合约和完成交易，这个第三方不是别的，正是法律和法院。
私产、法治可不是市场运行的结果，而是市场有效运行的前提条件。这个前提条件是需要政府来创造和维持的。所以，经济的交易费用高，归根结底是因为政府没有履行好自己职能的缘故。政府介入具体经济活动过多，难免要破坏私有产权；政府介入具体经济活动过多，法治也很难推行。
那么，不让政府介入具体的经济活动可以吗？
不让政府介入具体的经济活动，也不是说句话那么简单。政府不介入具体的经济活动是有条件的。只有在私有产权的情况下，政府才有可能不介入具体的经济活动。我们提出转变政府职能，这是对的。但是明白转变政府职能的前提条件，这是更为深层次的问题。你要搞公有制、搞国有经济，那么行政审批、政企不分就少不得，政府就不能不介入具体的经济活动，政府的职能就不能根本转变。
在成都，看到街上没有交警。我问同学这是为什么。同学告诉我，当年周永康当心警察执法不严，用“猫眼”代替了警察现场执法。不是教育老百姓，而是提防政府官员，这是四川的希望了。回到绵阳，昔日同事谈起绵阳的企业都私有化了。这就对了。不然，怎么几年没回来，就不知道东西南北了。绵阳发展快、变化大，这是情理中的事情。
单看北方国有经济比重高，南方国有经济比重低，我知道北方交易费用高而南方交易费用低；单看北方人们热衷于做个一官半职（南方很多朋友劝我不要干行政工作，但北方的朋友就没有这样做过），我也知道北方交易费用高而南方交易费用低。北方交易费用高而南方交易费用低，其经济又怎会不逊色南方很多呢？
《经济学消息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