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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8日，是周恩来逝世22周年，3月5日又是周诞生百周年。
北京已经准备开展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包括出版书籍画册，拍摄电影电视，举行集会演讲，要使周恩来的思想、信念、风格与功绩深入人心。
可是，有关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特别是其中消极阴暗面的事实真相，迄今仍然被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似乎是个谜。由于它牵涉到毛泽东的威望与形象，以及周恩来本人的品德，这些事实真相长期被封存在历史档案里，被禁锢在人们头脑里，甚至由于当事人的去世而无法让世人知道了。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是明君与贤臣的关系。毛信任周，让他主持朝政，掌管内外，倚为股肱，而周恩来则侍奉君侧，尽忠竭力，临终仍然“念念不忘毛主席”，实在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按理说，经过文革那场腥风血雨，毛身边有数的几名开国元老，死的死，倒的倒，唯独周恩来得以硕果仅存，在政涛汹涌中生存到最后一刻才与世长辞，毛与周的战友情谊和君臣关系，无论如何算得上是始终不渝，超越众人之上了。
毛周之间充满微妙斗争
其实不然。在毛周之间充满着尖锐而微妙的斗争：毛自己搞得天下大乱，难以收拾，既要依靠周恩来维持，“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支离破碎局面，又时不时地想找周恩来的岔子，甚至把他扳倒。只是因为周恩来智谋过人，手腕高超，才得以每次安然渡过惊涛骇浪，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现在世人都觉得周恩来在打开中美关系僵局方面作出了扭转乾坤的历史性贡献，成为近代外交史上的美谈。就连尼逊、基辛格都不得不承认周恩来的才智与能力，把他奉为当代伟人，而美国记者更把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比作中美两国之间一场21: 2的乒乓赛。
但谁能想到，这个公报因为最后是在上海商谈修改完成，由于时间紧迫，周恩来当晚打电话向毛泽东请示，毛正在睡觉，周考虑再三，只好先作决定，事后汇报。就因为毛事先没有审定公报，而对其中某些内容又有保留意见，周恩来回到北京之后，挨了一顿狠狠的批评。
四人帮乘机大闹一场
本来江青对周恩来怀恨在心，出于强烈的忌妒心而不愿意让周恩来独占打开中美关系僵局的鳌头，因此就连人民大会堂国宴上演奏尼逊最喜欢的歌曲《美丽的亚美利加》也要加以反对。现在正好利用毛的批评来大闹一场。结果政治局连开12天会议，四人帮乘机攻击周恩来是李鸿章，搞卖国外交。那些天，周恩来神情忧郁，沉默寡言，甚至不思饮食，显然是感到愤愤不平。但他有口难言，只好被迫作违心的检讨。其实心里完全明白，公报的基调是毛定的，即使台湾问题上的表述不能使毛感到完全满意，但明眼人都能看出，美方接受“废约，断交，撤军”三项条件，完全是北京的胜利，毛凭什么要“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
还有比这更严重的是，当周恩来因为日理万机，心力交瘁而得了膀胱癌以后，毛泽东仍然不肯放过他，以莫须有的罪名对周恩来发动又一场更激烈的批斗。事情是由外交部在1973年7月出刊的一份分析美苏关系的内部材料引起的。尼逊在北京见过毛泽东后，就挟着改善中美关系的余威到莫斯科去见布列兹涅夫。这使毛泽东大为光火，说尼是踩了中国的肩膀去莫斯科的。
恰恰在这个时候，外交部的文件分析说，尼逊的莫斯科之行说明美苏要相互勾结，主宰世界，而这正好被毛泽东认为是跟他的美苏争霸世界观点唱反调。因此他把当时深受宠爱的王海容与唐闻生找来，当面对外交部讥讽揶揄一番。不但如此，毛还对正在负责起草中共十大报告的王洪文与张春桥说，“你们年纪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他还说，“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
谁是“老爷”？除了乔冠华有“乔老爷”之称外，还有谁称得上是“老爷”呢？不要上“贼船”，岂不是要大家跟周恩来划清界线吗？
企图借故加害周恩来
王海蓉唐闻生拿着鸡毛当令箭，传达毛泽东的命令，人民大会堂又连续展开了一场为时十多天的批周斗争，连李先念都急忙检讨自己上了周恩来的“贼船”。其实，外交部的这份材料不过是出于一个处长（后来当过驻美公使）之手，既不是周恩来授意的，也未经过周本人审查，当时中共反对两霸的外交路线也没有出格，毛泽东不过是小题大作，故意耸人听闻，企图借此加害于周恩来而已。
在毛的威逼之下，很多前来大会堂参加会议的人不知道事情究竟会演变成什么结果，甚至连招呼都不敢和周恩来打一个。周恩来的贴身秘书警卫更是整天心神不定，不知道哪一天会受到株连，戴上手铐，送进监狱，但即使如此，毛泽东还是找不出正当的理由来打倒周恩来。
几十年来，周恩来是自称热爱毛泽东的。这爱究竟有几多深，有几多真？
周恩来对毛泽东“鞠躬尽瘁”，是可以肯定的，甚至不妨说，由于常年呕心沥血，积劳成疾，周恩来完全是被毛泽东拖累至死的。但周恩来究竟是“死而后已”，死而无怨呢，还是含冤而死，“死而遗恨”？这个问题，北京当局至今是不敢回答，极力回避的。
实际上，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态度，借用清朝维新派的话来说，无非就是“君可以不仁，臣不可以不忠”，即使“伴君如伴虎”，也要伴下去，伴到底，伴到死为止。
周恩来对毛泽东的爱与恨，已经随着周恩来遗体化为骨灰撒入大海，无影无踪了，可是对于史学家与政论家来说，这仍然是一个值得深思与值得研究的课题。
北京已经准备开展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包括出版书籍画册，拍摄电影电视，举行集会演讲，要使周恩来的思想、信念、风格与功绩深入人心。
可是，有关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特别是其中消极阴暗面的事实真相，迄今仍然被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似乎是个谜。由于它牵涉到毛泽东的威望与形象，以及周恩来本人的品德，这些事实真相长期被封存在历史档案里，被禁锢在人们头脑里，甚至由于当事人的去世而无法让世人知道了。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是明君与贤臣的关系。毛信任周，让他主持朝政，掌管内外，倚为股肱，而周恩来则侍奉君侧，尽忠竭力，临终仍然“念念不忘毛主席”，实在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按理说，经过文革那场腥风血雨，毛身边有数的几名开国元老，死的死，倒的倒，唯独周恩来得以硕果仅存，在政涛汹涌中生存到最后一刻才与世长辞，毛与周的战友情谊和君臣关系，无论如何算得上是始终不渝，超越众人之上了。
毛周之间充满微妙斗争
其实不然。在毛周之间充满着尖锐而微妙的斗争：毛自己搞得天下大乱，难以收拾，既要依靠周恩来维持，“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支离破碎局面，又时不时地想找周恩来的岔子，甚至把他扳倒。只是因为周恩来智谋过人，手腕高超，才得以每次安然渡过惊涛骇浪，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现在世人都觉得周恩来在打开中美关系僵局方面作出了扭转乾坤的历史性贡献，成为近代外交史上的美谈。就连尼逊、基辛格都不得不承认周恩来的才智与能力，把他奉为当代伟人，而美国记者更把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比作中美两国之间一场21: 2的乒乓赛。
但谁能想到，这个公报因为最后是在上海商谈修改完成，由于时间紧迫，周恩来当晚打电话向毛泽东请示，毛正在睡觉，周考虑再三，只好先作决定，事后汇报。就因为毛事先没有审定公报，而对其中某些内容又有保留意见，周恩来回到北京之后，挨了一顿狠狠的批评。
四人帮乘机大闹一场
本来江青对周恩来怀恨在心，出于强烈的忌妒心而不愿意让周恩来独占打开中美关系僵局的鳌头，因此就连人民大会堂国宴上演奏尼逊最喜欢的歌曲《美丽的亚美利加》也要加以反对。现在正好利用毛的批评来大闹一场。结果政治局连开12天会议，四人帮乘机攻击周恩来是李鸿章，搞卖国外交。那些天，周恩来神情忧郁，沉默寡言，甚至不思饮食，显然是感到愤愤不平。但他有口难言，只好被迫作违心的检讨。其实心里完全明白，公报的基调是毛定的，即使台湾问题上的表述不能使毛感到完全满意，但明眼人都能看出，美方接受“废约，断交，撤军”三项条件，完全是北京的胜利，毛凭什么要“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
还有比这更严重的是，当周恩来因为日理万机，心力交瘁而得了膀胱癌以后，毛泽东仍然不肯放过他，以莫须有的罪名对周恩来发动又一场更激烈的批斗。事情是由外交部在1973年7月出刊的一份分析美苏关系的内部材料引起的。尼逊在北京见过毛泽东后，就挟着改善中美关系的余威到莫斯科去见布列兹涅夫。这使毛泽东大为光火，说尼是踩了中国的肩膀去莫斯科的。
恰恰在这个时候，外交部的文件分析说，尼逊的莫斯科之行说明美苏要相互勾结，主宰世界，而这正好被毛泽东认为是跟他的美苏争霸世界观点唱反调。因此他把当时深受宠爱的王海容与唐闻生找来，当面对外交部讥讽揶揄一番。不但如此，毛还对正在负责起草中共十大报告的王洪文与张春桥说，“你们年纪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他还说，“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
谁是“老爷”？除了乔冠华有“乔老爷”之称外，还有谁称得上是“老爷”呢？不要上“贼船”，岂不是要大家跟周恩来划清界线吗？
企图借故加害周恩来
王海蓉唐闻生拿着鸡毛当令箭，传达毛泽东的命令，人民大会堂又连续展开了一场为时十多天的批周斗争，连李先念都急忙检讨自己上了周恩来的“贼船”。其实，外交部的这份材料不过是出于一个处长（后来当过驻美公使）之手，既不是周恩来授意的，也未经过周本人审查，当时中共反对两霸的外交路线也没有出格，毛泽东不过是小题大作，故意耸人听闻，企图借此加害于周恩来而已。
在毛的威逼之下，很多前来大会堂参加会议的人不知道事情究竟会演变成什么结果，甚至连招呼都不敢和周恩来打一个。周恩来的贴身秘书警卫更是整天心神不定，不知道哪一天会受到株连，戴上手铐，送进监狱，但即使如此，毛泽东还是找不出正当的理由来打倒周恩来。
几十年来，周恩来是自称热爱毛泽东的。这爱究竟有几多深，有几多真？
周恩来对毛泽东“鞠躬尽瘁”，是可以肯定的，甚至不妨说，由于常年呕心沥血，积劳成疾，周恩来完全是被毛泽东拖累至死的。但周恩来究竟是“死而后已”，死而无怨呢，还是含冤而死，“死而遗恨”？这个问题，北京当局至今是不敢回答，极力回避的。
实际上，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态度，借用清朝维新派的话来说，无非就是“君可以不仁，臣不可以不忠”，即使“伴君如伴虎”，也要伴下去，伴到底，伴到死为止。
周恩来对毛泽东的爱与恨，已经随着周恩来遗体化为骨灰撒入大海，无影无踪了，可是对于史学家与政论家来说，这仍然是一个值得深思与值得研究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