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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张三一言转贴 2002年7月15日21:37:24 于 [天下论坛]http://www.creaders.org
张三一言转贴
郑永年：是一场新的“个人崇拜”运动吗？
如果中共高层领导人还是在“讲学习”的话，那么对国际媒体就最近中国政局发展的关注应当是会有所注意的。诸多评论都是围绕着接班人和江泽民总书记的去留问题。不是早就说要把权力传给下一代了吗？为什么还有人要挽留江泽民呢？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人对领袖歌功颂德呢？一个普遍的结论就是中国政治生活的制度化程度还非常低，领袖个人的因素比制度还是重要，这样就导致中国共产党甚至是中共的高层对自己的制度毫无信心。
对制度毫无信心，就转过来搞个人崇拜。很多制度没有建立起来，很多权力空间没有制度来填补，就给领导个人站了空子。但是个人崇拜反过来进一步弱化制度。这是中国政坛过去发生过的现象，现在还在继续发生。
很多人已经注意到最近围绕着学习“三个代表”运动，中国政坛的个人崇拜也在很快升级。高层领导要把“三个代表”理论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建立新型的“意识形态”的霸权。但这不是一个自由的理论争论过程，让干部官员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在共识的基础上接受新的理论，而倒像另一场延安整风运动，不可有意见，只可接受。更为严重的是，这也是另一场文化大革命式的歌功颂德运动。一些专靠吹牛拍马来维持生计或者加官升级的无耻文人得到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到处写文章吹捧，什么“英明的领袖”，什么“伟大的战略家”等等，就欠没有高喊“总书记万岁、万岁、万万岁”了。却不说这些可怜小虫的行为，就连大名鼎鼎受人尊敬的老科学家也在《人民日报》上公开来极力吹捧。
所有这些行为显然和高层近年来所提倡的一切背道而驰。不是在提倡与时俱进吗？党要与时俱进，难道领导人就不用吗？邓小平是个务实的政治家，他不喜欢毛泽东式的个人崇拜，所以极力反对个人崇拜。尽管他没有最终完全跳过这一关，但他还是谦虚。他强调的是集体领导，说自己只是第二代领导人的核心。他在提自己功劳的同时也提一提陈云同志的功劳，彭真同志的功劳。但是现在连这份谦虚都不见了。没有了朱槠基等政治局常委，没有了领导集体，更没有了党的中央委员会，所有的只是一个人的功劳。说得明白一些就是，这些集体不重要，重要的只是一个英明的领袖人物。这难道是与时俱进吗？与时俱进的一个正常解释就是放弃搞个人崇拜，把政治的中心从个人转移到制度。而现在所做的似乎刚刚相反。
不是在强调搞法治吗？九七年中共十五大提出要把法治建设作为国家政治发展的重心，当时给人们诸多的希望。但是五年过去了，情况怎样了呢？法治强调的是法，是制度。在法的面前，在制度的面前，是不需要搞个人崇拜的。强调个人的作用说白了就是在破坏法制建设。毛泽东曾经这样做过。他一面说要搞法制，认为像斯大林那样无法无天的事情在欧美法制国家是不可想象的，但他另一方面又在破坏法制，搞个人崇拜，不仅居自己在制度和法律之上，而且彻底地破坏了他和他的同事以往建立起来的一套制度。现在这种情况正在死而复生吗？但愿没有。
也不是在强调共产党的长治久安吗？要长治久安就要与时俱进。所以党要改革，通过改革来适应新的情况，通过改革来重新确立党的领导权。这里指的是制度，而非个人。个人是不能永存的，万岁不可能，万万岁更不可能，只有制度是牢靠的。完全可以说，在政治上，个人是没有遗产的，只有制度才有遗产。或者说个人的遗产只有通过制度上的变革才能来实现。那么，我们来看看党的制度改变了多少呢？国家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生活已经变化得不可辨认，国务院、全国人大等权力的制度载体也或多或少发生了变化。但是党的变化在哪里呢？党没有什么变化。不能说高层没有认识到党的制度变革的重要性，就是没有变革的决心。从“讲政治”到“三讲”再到“三个代表”“七一讲话”，讲得实在不少，但是那一点体现在制度层面上了呢？说得多，做得少，本来就有问题。说的东西全是为了歌颂领导人个人更是成问题。“三个代表”的提出的确给人一线改革党的希望，但是为什么演变成对个人的歌颂呢？歌功颂德就不是制度建设，就不能长治久安；相反，它可以是深刻危机的先兆。
从古希腊的伟大政治家到现代先进国家的领导人都会搞一些崇拜，但他们崇拜的是他们创造的制度，赞美的是这种制度之下的政治生活。崇拜制度、赞美制度对中国的领导层自然有些早，因为他们正在面临制度改造的艰巨任务。他们是可以努力改造制度，创造新制度，让后人来崇拜他们创造出来的制度，但现在绝对不是趾高气扬、自己崇拜自己的时候。
－－原载《信报》“中国局势”专栏 (郑永年 7/13/2002 3:48)
张三一言转贴
郑永年：是一场新的“个人崇拜”运动吗？
如果中共高层领导人还是在“讲学习”的话，那么对国际媒体就最近中国政局发展的关注应当是会有所注意的。诸多评论都是围绕着接班人和江泽民总书记的去留问题。不是早就说要把权力传给下一代了吗？为什么还有人要挽留江泽民呢？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人对领袖歌功颂德呢？一个普遍的结论就是中国政治生活的制度化程度还非常低，领袖个人的因素比制度还是重要，这样就导致中国共产党甚至是中共的高层对自己的制度毫无信心。
对制度毫无信心，就转过来搞个人崇拜。很多制度没有建立起来，很多权力空间没有制度来填补，就给领导个人站了空子。但是个人崇拜反过来进一步弱化制度。这是中国政坛过去发生过的现象，现在还在继续发生。
很多人已经注意到最近围绕着学习“三个代表”运动，中国政坛的个人崇拜也在很快升级。高层领导要把“三个代表”理论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建立新型的“意识形态”的霸权。但这不是一个自由的理论争论过程，让干部官员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在共识的基础上接受新的理论，而倒像另一场延安整风运动，不可有意见，只可接受。更为严重的是，这也是另一场文化大革命式的歌功颂德运动。一些专靠吹牛拍马来维持生计或者加官升级的无耻文人得到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到处写文章吹捧，什么“英明的领袖”，什么“伟大的战略家”等等，就欠没有高喊“总书记万岁、万岁、万万岁”了。却不说这些可怜小虫的行为，就连大名鼎鼎受人尊敬的老科学家也在《人民日报》上公开来极力吹捧。
所有这些行为显然和高层近年来所提倡的一切背道而驰。不是在提倡与时俱进吗？党要与时俱进，难道领导人就不用吗？邓小平是个务实的政治家，他不喜欢毛泽东式的个人崇拜，所以极力反对个人崇拜。尽管他没有最终完全跳过这一关，但他还是谦虚。他强调的是集体领导，说自己只是第二代领导人的核心。他在提自己功劳的同时也提一提陈云同志的功劳，彭真同志的功劳。但是现在连这份谦虚都不见了。没有了朱槠基等政治局常委，没有了领导集体，更没有了党的中央委员会，所有的只是一个人的功劳。说得明白一些就是，这些集体不重要，重要的只是一个英明的领袖人物。这难道是与时俱进吗？与时俱进的一个正常解释就是放弃搞个人崇拜，把政治的中心从个人转移到制度。而现在所做的似乎刚刚相反。
不是在强调搞法治吗？九七年中共十五大提出要把法治建设作为国家政治发展的重心，当时给人们诸多的希望。但是五年过去了，情况怎样了呢？法治强调的是法，是制度。在法的面前，在制度的面前，是不需要搞个人崇拜的。强调个人的作用说白了就是在破坏法制建设。毛泽东曾经这样做过。他一面说要搞法制，认为像斯大林那样无法无天的事情在欧美法制国家是不可想象的，但他另一方面又在破坏法制，搞个人崇拜，不仅居自己在制度和法律之上，而且彻底地破坏了他和他的同事以往建立起来的一套制度。现在这种情况正在死而复生吗？但愿没有。
也不是在强调共产党的长治久安吗？要长治久安就要与时俱进。所以党要改革，通过改革来适应新的情况，通过改革来重新确立党的领导权。这里指的是制度，而非个人。个人是不能永存的，万岁不可能，万万岁更不可能，只有制度是牢靠的。完全可以说，在政治上，个人是没有遗产的，只有制度才有遗产。或者说个人的遗产只有通过制度上的变革才能来实现。那么，我们来看看党的制度改变了多少呢？国家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生活已经变化得不可辨认，国务院、全国人大等权力的制度载体也或多或少发生了变化。但是党的变化在哪里呢？党没有什么变化。不能说高层没有认识到党的制度变革的重要性，就是没有变革的决心。从“讲政治”到“三讲”再到“三个代表”“七一讲话”，讲得实在不少，但是那一点体现在制度层面上了呢？说得多，做得少，本来就有问题。说的东西全是为了歌颂领导人个人更是成问题。“三个代表”的提出的确给人一线改革党的希望，但是为什么演变成对个人的歌颂呢？歌功颂德就不是制度建设，就不能长治久安；相反，它可以是深刻危机的先兆。
从古希腊的伟大政治家到现代先进国家的领导人都会搞一些崇拜，但他们崇拜的是他们创造的制度，赞美的是这种制度之下的政治生活。崇拜制度、赞美制度对中国的领导层自然有些早，因为他们正在面临制度改造的艰巨任务。他们是可以努力改造制度，创造新制度，让后人来崇拜他们创造出来的制度，但现在绝对不是趾高气扬、自己崇拜自己的时候。
－－原载《信报》“中国局势”专栏 (郑永年 7/13/2002 3: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