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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有两个王选这样的中国女人，就可以让日本沉没。”美国历史学家谢尔顿如是说。
一位整天拉着上百名七八十岁的老头老太太在中国和日本间来回折腾打官司的中国女人；
一位英语和日语都非常精通且不图任何报酬而与日本政府较劲打官司的中国女人；
一位经常被人骂为“有病”而让英国广播公司（BBC）年轻、漂亮、干练的女制片人流泪的中国女人；
一位经常被骚扰（其电话和邮箱总是无来由地出毛病）还不被众多国人所理解的中国女人；
一位在一个中国男记者眼里看来作为中国传统女人有些失败的中国女人。
南方网讯 王选，一位50岁的中国女人经常睡在日本简陋的办公室里。脸上除了精瘦，还是精瘦。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国内；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上海，她住旅馆总是拣几乎是最便宜的。记者曾与她有几十次的电话交谈，曾与她有十几次的见面，但从来没有见过她请客买单。她的经济来源非常有限，日本友好人士捐赠的每一分钱，她花费时必须慎之又慎。
还有一点是，在日本，支持日本右翼搞活动的赞助要远远多于那些赞助向日本讨回公道的。这也是为什么日本右翼在日本国内外组织活动总是显得那么财大气粗。记者还获悉，不仅在二战前，日本有很多大企业都支持战争，即使在二战结束后的今天，仍然有很多日本大企业都极力赞助日本国内的右翼活动，有些大商社至今还在中国大把大把地挣钱。BBC就曾经公布过一份日本赞助企业的名单。
几年前，我是通过报社驻东京记者而在北京认识王选的。见面之前，我被告知，她是一个“奇人”，我应该认识她。一见面，就听见她在不停地说，说，说，而且全是与她的细菌战官司有关。
坦白地说，到后来，我也有些听烦了，记者的毛病在于总是想发掘一点儿新东西。因此，尽管认识她并采访她有很长一段时间，但我从来没为她写过一篇专门的文章。不过，通过她，我曾发表大量有关日本的、有关细菌战的报道，很多报道都是本报独家的。我所掌握的很多独家材料、独家消息来源以及很多别人无法取得联系的受访对象，都是通过她获得或取得联系的。她不是什么专家，但是，她与世界上几乎所有与细菌战有关的专家、学者、律师都有联系，无论他们是在日本、在美国、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其他什么地方。
据新华社2002年8月27日报道说，王选1977年从杭州大学毕业后，在家乡当了8年中学教师。1987年，她留学日本筑波大学，毕业后到她丈夫的贸易公司担任海外特派员。1995年8月3日，一则关于日军细菌战的报道改变了她的生活轨迹。这则日本共同社采写的消息说，首届731部队国际研讨会在中国哈尔滨召开，其中提到王选父亲的家乡―――浙江省义乌市崇山村，3个村民代表就当年日军实施细菌战要日本政府谢罪并赔偿。报道还提到，参加会议的几名日本人将赴崇山村调查。王选是细菌战受害者亲属，她时年13岁的叔叔王海宝死于那场灾难。1969年，王选作为知识青年，从上海下放到崇山村，和村民们一起生活了近4年。“末日般的鼠疫灾难、强奸、抢劫、放火、活体解剖，无恶不作的日军罪行，深埋在村民们记忆中。我，一个农民的子孙，在青少年时代，从村民们那里受到了最好的历史和爱国主义教育。”
报道还说：“‘崇山村，我的老家！’王选看到这里一下子跳了起来，她很快与这些日本人取得联系，并说：‘崇山村就我一个人在日本，只有我才能准确地把崇山方言翻译成日语。’就这样，她义无返顾地加入到日本细菌战调查团。1997年，中国第一批原告起诉时一致推举她担任原告代表团团长。”
新华社的这一段描述应是可信的。她是一个性格外向的女人。以我跟她的交往经历，这样的场景是可以想象的，她很可能会有这样的反应。也许是关系很熟的缘故，在我眼里，她是一个憋不住话的女人。
尽管我们有这么多次交往，但我没有亲眼见过她流泪。她总是给人一种性格很硬的印象。其实，她的内心并非这样。BBC曾播放一部时间很长的专题片，就是关于王选与细菌战官司的故事。在这部英文纪录片里，日本右翼那种对其野蛮侵略历史蛮横狡辩的镜头会让无数的中国人义愤填膺，就连那个给BBC公司干活的加拿大人也很是“气愤”。正是在这部专题片里，我看到，当王选在拜祭那些因为日本细菌战而死的中国英灵时留下了眼泪。这也可能是她的官司打得实在太辛苦的缘故。
第一次见面，我就毫不客气问她：“你折腾了半天，官司赢不了怎么办？”她说，这场官司几乎可以肯定是赢不了的，但是，她一定要让整个世界都知道，日军当年是如何残杀中国人的。从法律上，我们也许赢不了，但是，我们一定要道义上战胜他们，一定要在公关上战胜他们。如果日本不承认，我们可以世世代代与他们打官司……
尽管这场官司今天（2002年8月27日）输了，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所有中国人起诉日本的官司中，细菌战官司所造的声势是最浩大的一起。它在整个国际社会都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因为王选吸取了其他所有官司中的教训，而使得自己有既定的主攻方向。还有，王选特别善于调用国际社会的资源。
也正是因为如此，不仅中国媒体，即使是西方主流媒体都会时常报道中国人状告日本政府的细菌战官司，比如，英国BBC、美国《纽约时报》、路透社、美联社等等。就是今天的官司，《纽约时报》、路透社、美联社都以醒目的标题及时地进行了报道。
这场官司输了，也许还不算糟糕。真正糟糕的是，她的那一支告状大军人数越来越少。官司历经5年，27次开庭，10％的原告已去逝。再坚强的意志也抵挡不了自然规律。对于七八十岁的老人来说，亲自与日本政府对阵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少。更何况，他们当中有些曾直接遭受过日本细菌战的折磨。
作为中国一个民间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可以说，王选在她的那个位置上已经竭尽全力了，还有些问题是她的个人能力所根本不能的解决。不过，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则完全是有能力解决的。不仅中国人希望这样，很多日本人也希望这样。
王选曾说，她的最深刻体会是，中国人的事情要中国人自己来做，不能靠别人，也不能有幻想。对正义，始终要有坚定的信念。“咱们中国人自己打官司。自己的官司要自己打。”王选始终强调，民间赔偿是日本政府向人民谢罪的一种合适方式。打这样的官司，对中国受害者来说，绝不是为了赔偿多少钱，主要是揭露历史真相，讨还历史公道。但愿人们听起来这不是硬性说教。（编辑 阮志峰）
再次见到王选时，她正为美国历史频道摄制组赴哈尔滨平房拍摄专题《731部队罪行陈列馆》及731部队遗址作前期准备。
? 美国历史频道是美国最为普及的电视频道。目前，正着手拍摄电视纪录片《731部队》。内容主要揭露被掩盖半世纪之久的日军“731部队”的真相：这是一支什么性质的部队，谁是黑手？影片将提到在中国哈尔滨平房及其它地区进行的细菌实验。影片还将向观众展示731部队的旧址以及细菌战幸存者及其亲属的证言。王选此次所作的准备正缘于此。
别看王选个子长得不高，又一脸的秀丽，却是一个极富感召力的人物。尤其是说话，神形俱备，无论是谁，听了没几分钟，总会为她而所吸引。这次，美国历史电视频道摄制组就是因感染于她6月下旬赴美国、加拿大之行开展的一系列宣传活动而“不邀自来”的。
? 此次美国、加拿大之行，除了王选，还有由日本律师和日本老兵组成的向国际社会控诉日军侵华暴行的“日本暴行见证团”共10人。整个活动主要配合由美国、加拿大华侨主办的600余幅难得一见的珍贵历史图片《被遗忘的浩劫：日军731部队细菌战历史见证暨图片展》而进行的。6月25日～7月4日，他们先后在加拿大多伦多，美国纽约、华盛顿，加拿大温哥华及美国旧金山等五个城市首次有组织、大规模地在国际舞台揭露日本731部队在“二战”期间犯下的滔天罪行。
? 临行前，王选还专程赴美国洛杉矶拜访了美国加里福尼亚州大学历史教授谢尔顿・哈里斯。1994年，他经过十年苦心研究、调查著成的《杀人工厂》一书涉及了日军731部队的罪行。作为此次行程的发言人，王选此举自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 加拿大多伦多是“日本暴行见证团”此次的第一站。说得一口流利英语的王选集翻译与社会活动于一身。6月26日，抵达多伦多的当天下午就忙开了。从记者招待会到证言集会，王选以清晰的思路，用日语、英语、中文三种语言为闻讯赶来的华侨、异国他乡友好人士打开了一扇窗――这扇窗，数十年来，都是被和平所粉饰的。
? “华侨们十分热情，每次我在台上话还没说完，他们就拼命鼓掌，多伦多当地人也十分友好，连说‘Thamk you'，夸我说得好，说得清楚。”王选事后回忆起这一幕，仍然眼睛发亮，双手比划着，显得十分激动。王选形容，当时，他们每到一个会场，听众先都蜂拥而上，然后又自动地往两边退，仿佛他们是“凯旋的大英雄”。
? 几大城市中，纽约之行是王选最难忘的。这不仅仅在于，她见到了比她还年轻的，同样为揭露日本暴行做了不少事情的29岁的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张纯如的《南京惨案》一书，是第一部全面记录日军血洗南京城的英文著作，现在美国十分畅销，而且，她在这里感受到了另一种血浓于水的热情。
? 6月28日晚，他们一行刚刚抵达纽机场。外面早已聚集了一大群穿着抗战时中国军队军服的台湾同胞。他们有的手拿小彩旗，不停挥舞；有的举着照相机，追着王选等人“咔咔咔”不停地按动闪光灯。当晚，200多人纽约中西人士更是隆重设宴为他们接风洗尘。
? 欢迎宴上，84岁的小川武满对日军在“二战”期间的作为向大家致歉。当时，他是担任日军军医，他亲眼目睹并亲自参与了日军用中国人为培植细菌战样本的不齿行为。“有一次，我们把七个中国人绑在一起，用刀狠命地一一砍去。第一个头掉在地上，滚出了几米远，可嘴里仍高喊：“打倒日本鬼子”，不久，他没气了，可第二个头落地后又接着高呼，一个接着一个，此起彼伏……”小川武满说到这，王选一边翻译，一边早已哭得泣不成声。
? 这时，坐在一旁的台湾人阎厚禄掩着红肿的双眼，激动地冲到台上，拉着王选和小川武满的手涕泪交加。原来，他在抗战期间担任国军军医的父亲，就是惨遭日军杀害的。当时，他还在母亲的肚中未出世……
? 听到这，台上台下一片哗然……
? “一幕幕，一场场，难忘的事情实在太多了。通过这次宣传活动，中国以外更多的人了解到了‘二战’日军侵略的真相，从而在对日军731部队的战争犯罪性质和之后的‘战犯免责’的了解中认识到日本侵华战争的性质……
? 而这，也正是王选风尘仆仆奔赴各地的力量所在。
2003年5月20日，在东京高等法院的101号法庭上，中国180位日军细菌战受害者诉日本政府一案二审第一次开庭，旁听位座无虚席。
王选忍着胃痛做原告代表陈述。
法庭的气氛、身体的疲弱和情绪的郁积，让她再一次没能压住心底的愤怒，事先准备的内容没用。她劈头就说：“多年来我们一直把这个开庭的机会看做新的斗争的起点。之前日本法院的（一审）判定，已经在历史上永远地保留下来……日本必须要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问题而不要受周围环境的影响，才能重新得到因为实行惨绝人寰的细菌战而在亚洲国家失去的信任。”
“我不会再在法庭上掉眼泪了”
“我不会再在法庭上掉眼泪了！”十几天前接受记者采访时，王选曾这样下决心。
这是自细菌战受害者诉讼案开始5年多以来的29次庭审。当年第一次开庭，律师提醒她要两眼直视法官。但一开始发言，她就声泪俱下，连准备的文件都看不清楚，女法官也跟着她落泪。以后很多次，因为其他受害者代表无法出席，她都是作为惟一的中国人孤孤单单地站在原告席，一次次做着法庭陈述，好几次忍不住潸然泪下。
看着这个心底有愤慨、胸中有正义、善感而易激动的女性，记者有点儿不信，她会从此不再落泪？
“维护人类生命尊严，是对整个世界的道德提醒”
随着去年8月27日日军细菌战受害者诉讼案的一审判决，王选一时成了国内外新闻人物。此前，她已经为这一场多数人认定不可能打赢的官司奋战了五六年。
王选出生在上海，下过乡，读了大学，做过8年英语教师，1987年与丈夫一起赴日留学。在为谋生而奋斗了几年后，1995年，一个偶然的消息，让她找到自己人生的价值。
她从英文报纸上读到一条新闻：第一届有关731部队的国际研讨会在哈尔滨召开，两个日本人在会上报告了他们去浙江义乌崇山村调查731细菌战引起鼠疫流行的情况。而义乌崇山村，正是王选父亲的家乡，也是她插队生活多年的地方。1942年的一天，一架日军飞机低低飞过这座浙中小村的上空。十几天后，村子里爆发可怕的瘟疫，400多名村民痛苦地死去。村人当时不知道灾难的原因。一支自称防疫部队的日军来到崇山村，把这里变成活体解剖的实验场。王选家有8位亲人遇难。小时候，父亲曾粗略讲起小叔叔因染瘟疫受尽折磨地死去的情形，父亲痛苦而恐怖的神情，让她难忘。
王选40岁了，才知道家乡那场灾难的真相！
随后翻到的资料更让她震撼。她很快与那几位日本人取得联系，告诉他们，她是崇山村人，能准确地把当地方言翻译成日语。“我去车站接他们，当他俩向我走来的时候，我感觉到历史的存在。那一刹那，我觉得叔叔的死、父亲的悲伤、我到日本留学，这一切的一切都找到了意义。”从小喜欢读小说、写散文的王选，准确地描述着自己的感受。
1996年始，王选正式参加日本民间细菌战调查团，既精通日语又懂得浙江方言，只有她能和村民没有障碍地交流。崇山村农民想为先辈向日本政府讨回公道，却又不知如何做。在乡亲的推举下，王选成了来自浙江、湖南等地180名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
这场官司已打了5年。王选频繁往返中日，悉心搜寻铁证，走遍大半个中国，一次次严词揭露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除了后来的少量华侨资助，全是自费。调查、诉讼成了生活核心，个人积蓄和工作收入几乎全搭了进去。她要承受的，还有来自许多方面的不解和冷遇。
总有人问她：是什么力量支撑你做这件事？有人带着猜疑的神情探究：你可以生活得很好，为什么要管这种事？
王选生气，更觉得心痛。“在国外，从来不会有人问我这个问题。他们认为对一个公民来说，这是维护人的起码尊严必须做的。我们打官司绝不为了钱，是对死去同胞的义务！所有受害者，不管是活着的，还是死去的，都有人的基本权利。不要以为这可以用钱来补偿。像细菌战这样的罪恶，违反人类社会基本伦理道德，将它调查清楚，将真相告诉世界，是对人类生命尊严的一种维护，是对整个世界的道德提醒。”
没有钱，常常陷于孤独，还有家人最初的反对，都没有让她动摇：“我已经看到了，就不可能再背过身去，装作不知道！”
50岁的她，后半生恐怕都要和细菌战较劲了
在2002年8月27日一审判决中，东京地方法院第一次判定日本政府在中国研制细菌武器及实施细菌战的事实。长期被卑鄙掩盖的肮脏真相，终于被认定为事实。这是王选们多年艰苦努力后换来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成果。
尽管如此，一审判决中仍以不承认个人的损害赔偿权为由，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于是，有了上诉、二审的继续。
王选将诉讼过程看做让世界了解历史真相的一种方式。50岁的她，后半生恐怕都要和细菌战较劲了。
记者对王选的采访，是在她为二审开庭而赴日本前夕进行的。这是她今年第4次回国。浙江、江苏、山东、辽宁……每次打电话，她都在不同的地方，做调查，去大学演讲。她觉得，有了点名气，可以比以前做更多的事。
那天，与王选约在上海复兴公园见面。看见一个瘦小精干的女子脚下生风地走过来，运动鞋，帆布裤，T恤，完全没有化妆，黑黑的长发一把扎在脑后，掏出2元钱买公园门票进来，说“这是我小时候常来的地方”，然后一气讲了3小时。
大到中日关系，远到汉唐历史，专到哲学、社会学理论，鲜活到周遭的社会现象，她都有自己的思考。谈到做事难，有黯然的神情，但在偶尔发发的牢骚底下，更有恨铁不成钢的急切和热诚。诉讼做了5年，180位原告中有25位去世了。她渴望推动的全面的受害者调查，有更多志愿者、学者参加，但进展仍不大。她当然急。
在急切而毫不做作的叙述中，你能看到一个本色的、令人感动的王选：她以学者的方式思考，却更是敏捷的行动派。有强烈的正义感，内心澎湃着激情，足以支撑她东奔西走，不退缩，不居功。虽然忍不住会流泪，却不赞成情绪化举动，只用事实与逻辑说话，按规则做事，将历史和现实分得十分清楚。
“只要有两个王选这样的中国女人，就可以让日本沉没。”美国历史学家谢尔顿如是说。
一位整天拉着上百名七八十岁的老头老太太在中国和日本间来回折腾打官司的中国女人；
一位英语和日语都非常精通且不图任何报酬而与日本政府较劲打官司的中国女人；
一位经常被人骂为“有病”而让英国广播公司（BBC）年轻、漂亮、干练的女制片人流泪的中国女人；
一位经常被骚扰（其电话和邮箱总是无来由地出毛病）还不被众多国人所理解的中国女人；
一位在一个中国男记者眼里看来作为中国传统女人有些失败的中国女人。
南方网讯 王选，一位50岁的中国女人经常睡在日本简陋的办公室里。脸上除了精瘦，还是精瘦。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国内；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上海，她住旅馆总是拣几乎是最便宜的。记者曾与她有几十次的电话交谈，曾与她有十几次的见面，但从来没有见过她请客买单。她的经济来源非常有限，日本友好人士捐赠的每一分钱，她花费时必须慎之又慎。
还有一点是，在日本，支持日本右翼搞活动的赞助要远远多于那些赞助向日本讨回公道的。这也是为什么日本右翼在日本国内外组织活动总是显得那么财大气粗。记者还获悉，不仅在二战前，日本有很多大企业都支持战争，即使在二战结束后的今天，仍然有很多日本大企业都极力赞助日本国内的右翼活动，有些大商社至今还在中国大把大把地挣钱。BBC就曾经公布过一份日本赞助企业的名单。
几年前，我是通过报社驻东京记者而在北京认识王选的。见面之前，我被告知，她是一个“奇人”，我应该认识她。一见面，就听见她在不停地说，说，说，而且全是与她的细菌战官司有关。
坦白地说，到后来，我也有些听烦了，记者的毛病在于总是想发掘一点儿新东西。因此，尽管认识她并采访她有很长一段时间，但我从来没为她写过一篇专门的文章。不过，通过她，我曾发表大量有关日本的、有关细菌战的报道，很多报道都是本报独家的。我所掌握的很多独家材料、独家消息来源以及很多别人无法取得联系的受访对象，都是通过她获得或取得联系的。她不是什么专家，但是，她与世界上几乎所有与细菌战有关的专家、学者、律师都有联系，无论他们是在日本、在美国、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其他什么地方。
据新华社2002年8月27日报道说，王选1977年从杭州大学毕业后，在家乡当了8年中学教师。1987年，她留学日本筑波大学，毕业后到她丈夫的贸易公司担任海外特派员。1995年8月3日，一则关于日军细菌战的报道改变了她的生活轨迹。这则日本共同社采写的消息说，首届731部队国际研讨会在中国哈尔滨召开，其中提到王选父亲的家乡―――浙江省义乌市崇山村，3个村民代表就当年日军实施细菌战要日本政府谢罪并赔偿。报道还提到，参加会议的几名日本人将赴崇山村调查。王选是细菌战受害者亲属，她时年13岁的叔叔王海宝死于那场灾难。1969年，王选作为知识青年，从上海下放到崇山村，和村民们一起生活了近4年。“末日般的鼠疫灾难、强奸、抢劫、放火、活体解剖，无恶不作的日军罪行，深埋在村民们记忆中。我，一个农民的子孙，在青少年时代，从村民们那里受到了最好的历史和爱国主义教育。”
报道还说：“‘崇山村，我的老家！’王选看到这里一下子跳了起来，她很快与这些日本人取得联系，并说：‘崇山村就我一个人在日本，只有我才能准确地把崇山方言翻译成日语。’就这样，她义无返顾地加入到日本细菌战调查团。1997年，中国第一批原告起诉时一致推举她担任原告代表团团长。”
新华社的这一段描述应是可信的。她是一个性格外向的女人。以我跟她的交往经历，这样的场景是可以想象的，她很可能会有这样的反应。也许是关系很熟的缘故，在我眼里，她是一个憋不住话的女人。
尽管我们有这么多次交往，但我没有亲眼见过她流泪。她总是给人一种性格很硬的印象。其实，她的内心并非这样。BBC曾播放一部时间很长的专题片，就是关于王选与细菌战官司的故事。在这部英文纪录片里，日本右翼那种对其野蛮侵略历史蛮横狡辩的镜头会让无数的中国人义愤填膺，就连那个给BBC公司干活的加拿大人也很是“气愤”。正是在这部专题片里，我看到，当王选在拜祭那些因为日本细菌战而死的中国英灵时留下了眼泪。这也可能是她的官司打得实在太辛苦的缘故。
第一次见面，我就毫不客气问她：“你折腾了半天，官司赢不了怎么办？”她说，这场官司几乎可以肯定是赢不了的，但是，她一定要让整个世界都知道，日军当年是如何残杀中国人的。从法律上，我们也许赢不了，但是，我们一定要道义上战胜他们，一定要在公关上战胜他们。如果日本不承认，我们可以世世代代与他们打官司……
尽管这场官司今天（2002年8月27日）输了，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所有中国人起诉日本的官司中，细菌战官司所造的声势是最浩大的一起。它在整个国际社会都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因为王选吸取了其他所有官司中的教训，而使得自己有既定的主攻方向。还有，王选特别善于调用国际社会的资源。
也正是因为如此，不仅中国媒体，即使是西方主流媒体都会时常报道中国人状告日本政府的细菌战官司，比如，英国BBC、美国《纽约时报》、路透社、美联社等等。就是今天的官司，《纽约时报》、路透社、美联社都以醒目的标题及时地进行了报道。
这场官司输了，也许还不算糟糕。真正糟糕的是，她的那一支告状大军人数越来越少。官司历经5年，27次开庭，10％的原告已去逝。再坚强的意志也抵挡不了自然规律。对于七八十岁的老人来说，亲自与日本政府对阵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少。更何况，他们当中有些曾直接遭受过日本细菌战的折磨。
作为中国一个民间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可以说，王选在她的那个位置上已经竭尽全力了，还有些问题是她的个人能力所根本不能的解决。不过，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则完全是有能力解决的。不仅中国人希望这样，很多日本人也希望这样。
王选曾说，她的最深刻体会是，中国人的事情要中国人自己来做，不能靠别人，也不能有幻想。对正义，始终要有坚定的信念。“咱们中国人自己打官司。自己的官司要自己打。”王选始终强调，民间赔偿是日本政府向人民谢罪的一种合适方式。打这样的官司，对中国受害者来说，绝不是为了赔偿多少钱，主要是揭露历史真相，讨还历史公道。但愿人们听起来这不是硬性说教。（编辑 阮志峰）
再次见到王选时，她正为美国历史频道摄制组赴哈尔滨平房拍摄专题《731部队罪行陈列馆》及731部队遗址作前期准备。
? 美国历史频道是美国最为普及的电视频道。目前，正着手拍摄电视纪录片《731部队》。内容主要揭露被掩盖半世纪之久的日军“731部队”的真相：这是一支什么性质的部队，谁是黑手？影片将提到在中国哈尔滨平房及其它地区进行的细菌实验。影片还将向观众展示731部队的旧址以及细菌战幸存者及其亲属的证言。王选此次所作的准备正缘于此。
别看王选个子长得不高，又一脸的秀丽，却是一个极富感召力的人物。尤其是说话，神形俱备，无论是谁，听了没几分钟，总会为她而所吸引。这次，美国历史电视频道摄制组就是因感染于她6月下旬赴美国、加拿大之行开展的一系列宣传活动而“不邀自来”的。
? 此次美国、加拿大之行，除了王选，还有由日本律师和日本老兵组成的向国际社会控诉日军侵华暴行的“日本暴行见证团”共10人。整个活动主要配合由美国、加拿大华侨主办的600余幅难得一见的珍贵历史图片《被遗忘的浩劫：日军731部队细菌战历史见证暨图片展》而进行的。6月25日～7月4日，他们先后在加拿大多伦多，美国纽约、华盛顿，加拿大温哥华及美国旧金山等五个城市首次有组织、大规模地在国际舞台揭露日本731部队在“二战”期间犯下的滔天罪行。
? 临行前，王选还专程赴美国洛杉矶拜访了美国加里福尼亚州大学历史教授谢尔顿・哈里斯。1994年，他经过十年苦心研究、调查著成的《杀人工厂》一书涉及了日军731部队的罪行。作为此次行程的发言人，王选此举自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 加拿大多伦多是“日本暴行见证团”此次的第一站。说得一口流利英语的王选集翻译与社会活动于一身。6月26日，抵达多伦多的当天下午就忙开了。从记者招待会到证言集会，王选以清晰的思路，用日语、英语、中文三种语言为闻讯赶来的华侨、异国他乡友好人士打开了一扇窗――这扇窗，数十年来，都是被和平所粉饰的。
? “华侨们十分热情，每次我在台上话还没说完，他们就拼命鼓掌，多伦多当地人也十分友好，连说‘Thamk you'，夸我说得好，说得清楚。”王选事后回忆起这一幕，仍然眼睛发亮，双手比划着，显得十分激动。王选形容，当时，他们每到一个会场，听众先都蜂拥而上，然后又自动地往两边退，仿佛他们是“凯旋的大英雄”。
? 几大城市中，纽约之行是王选最难忘的。这不仅仅在于，她见到了比她还年轻的，同样为揭露日本暴行做了不少事情的29岁的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张纯如的《南京惨案》一书，是第一部全面记录日军血洗南京城的英文著作，现在美国十分畅销，而且，她在这里感受到了另一种血浓于水的热情。
? 6月28日晚，他们一行刚刚抵达纽机场。外面早已聚集了一大群穿着抗战时中国军队军服的台湾同胞。他们有的手拿小彩旗，不停挥舞；有的举着照相机，追着王选等人“咔咔咔”不停地按动闪光灯。当晚，200多人纽约中西人士更是隆重设宴为他们接风洗尘。
? 欢迎宴上，84岁的小川武满对日军在“二战”期间的作为向大家致歉。当时，他是担任日军军医，他亲眼目睹并亲自参与了日军用中国人为培植细菌战样本的不齿行为。“有一次，我们把七个中国人绑在一起，用刀狠命地一一砍去。第一个头掉在地上，滚出了几米远，可嘴里仍高喊：“打倒日本鬼子”，不久，他没气了，可第二个头落地后又接着高呼，一个接着一个，此起彼伏……”小川武满说到这，王选一边翻译，一边早已哭得泣不成声。
? 这时，坐在一旁的台湾人阎厚禄掩着红肿的双眼，激动地冲到台上，拉着王选和小川武满的手涕泪交加。原来，他在抗战期间担任国军军医的父亲，就是惨遭日军杀害的。当时，他还在母亲的肚中未出世……
? 听到这，台上台下一片哗然……
? “一幕幕，一场场，难忘的事情实在太多了。通过这次宣传活动，中国以外更多的人了解到了‘二战’日军侵略的真相，从而在对日军731部队的战争犯罪性质和之后的‘战犯免责’的了解中认识到日本侵华战争的性质……
? 而这，也正是王选风尘仆仆奔赴各地的力量所在。
2003年5月20日，在东京高等法院的101号法庭上，中国180位日军细菌战受害者诉日本政府一案二审第一次开庭，旁听位座无虚席。
王选忍着胃痛做原告代表陈述。
法庭的气氛、身体的疲弱和情绪的郁积，让她再一次没能压住心底的愤怒，事先准备的内容没用。她劈头就说：“多年来我们一直把这个开庭的机会看做新的斗争的起点。之前日本法院的（一审）判定，已经在历史上永远地保留下来……日本必须要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问题而不要受周围环境的影响，才能重新得到因为实行惨绝人寰的细菌战而在亚洲国家失去的信任。”
“我不会再在法庭上掉眼泪了”
“我不会再在法庭上掉眼泪了！”十几天前接受记者采访时，王选曾这样下决心。
这是自细菌战受害者诉讼案开始5年多以来的29次庭审。当年第一次开庭，律师提醒她要两眼直视法官。但一开始发言，她就声泪俱下，连准备的文件都看不清楚，女法官也跟着她落泪。以后很多次，因为其他受害者代表无法出席，她都是作为惟一的中国人孤孤单单地站在原告席，一次次做着法庭陈述，好几次忍不住潸然泪下。
看着这个心底有愤慨、胸中有正义、善感而易激动的女性，记者有点儿不信，她会从此不再落泪？
“维护人类生命尊严，是对整个世界的道德提醒”
随着去年8月27日日军细菌战受害者诉讼案的一审判决，王选一时成了国内外新闻人物。此前，她已经为这一场多数人认定不可能打赢的官司奋战了五六年。
王选出生在上海，下过乡，读了大学，做过8年英语教师，1987年与丈夫一起赴日留学。在为谋生而奋斗了几年后，1995年，一个偶然的消息，让她找到自己人生的价值。
她从英文报纸上读到一条新闻：第一届有关731部队的国际研讨会在哈尔滨召开，两个日本人在会上报告了他们去浙江义乌崇山村调查731细菌战引起鼠疫流行的情况。而义乌崇山村，正是王选父亲的家乡，也是她插队生活多年的地方。1942年的一天，一架日军飞机低低飞过这座浙中小村的上空。十几天后，村子里爆发可怕的瘟疫，400多名村民痛苦地死去。村人当时不知道灾难的原因。一支自称防疫部队的日军来到崇山村，把这里变成活体解剖的实验场。王选家有8位亲人遇难。小时候，父亲曾粗略讲起小叔叔因染瘟疫受尽折磨地死去的情形，父亲痛苦而恐怖的神情，让她难忘。
王选40岁了，才知道家乡那场灾难的真相！
随后翻到的资料更让她震撼。她很快与那几位日本人取得联系，告诉他们，她是崇山村人，能准确地把当地方言翻译成日语。“我去车站接他们，当他俩向我走来的时候，我感觉到历史的存在。那一刹那，我觉得叔叔的死、父亲的悲伤、我到日本留学，这一切的一切都找到了意义。”从小喜欢读小说、写散文的王选，准确地描述着自己的感受。
1996年始，王选正式参加日本民间细菌战调查团，既精通日语又懂得浙江方言，只有她能和村民没有障碍地交流。崇山村农民想为先辈向日本政府讨回公道，却又不知如何做。在乡亲的推举下，王选成了来自浙江、湖南等地180名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
这场官司已打了5年。王选频繁往返中日，悉心搜寻铁证，走遍大半个中国，一次次严词揭露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除了后来的少量华侨资助，全是自费。调查、诉讼成了生活核心，个人积蓄和工作收入几乎全搭了进去。她要承受的，还有来自许多方面的不解和冷遇。
总有人问她：是什么力量支撑你做这件事？有人带着猜疑的神情探究：你可以生活得很好，为什么要管这种事？
王选生气，更觉得心痛。“在国外，从来不会有人问我这个问题。他们认为对一个公民来说，这是维护人的起码尊严必须做的。我们打官司绝不为了钱，是对死去同胞的义务！所有受害者，不管是活着的，还是死去的，都有人的基本权利。不要以为这可以用钱来补偿。像细菌战这样的罪恶，违反人类社会基本伦理道德，将它调查清楚，将真相告诉世界，是对人类生命尊严的一种维护，是对整个世界的道德提醒。”
没有钱，常常陷于孤独，还有家人最初的反对，都没有让她动摇：“我已经看到了，就不可能再背过身去，装作不知道！”
50岁的她，后半生恐怕都要和细菌战较劲了
在2002年8月27日一审判决中，东京地方法院第一次判定日本政府在中国研制细菌武器及实施细菌战的事实。长期被卑鄙掩盖的肮脏真相，终于被认定为事实。这是王选们多年艰苦努力后换来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成果。
尽管如此，一审判决中仍以不承认个人的损害赔偿权为由，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于是，有了上诉、二审的继续。
王选将诉讼过程看做让世界了解历史真相的一种方式。50岁的她，后半生恐怕都要和细菌战较劲了。
记者对王选的采访，是在她为二审开庭而赴日本前夕进行的。这是她今年第4次回国。浙江、江苏、山东、辽宁……每次打电话，她都在不同的地方，做调查，去大学演讲。她觉得，有了点名气，可以比以前做更多的事。
那天，与王选约在上海复兴公园见面。看见一个瘦小精干的女子脚下生风地走过来，运动鞋，帆布裤，T恤，完全没有化妆，黑黑的长发一把扎在脑后，掏出2元钱买公园门票进来，说“这是我小时候常来的地方”，然后一气讲了3小时。
大到中日关系，远到汉唐历史，专到哲学、社会学理论，鲜活到周遭的社会现象，她都有自己的思考。谈到做事难，有黯然的神情，但在偶尔发发的牢骚底下，更有恨铁不成钢的急切和热诚。诉讼做了5年，180位原告中有25位去世了。她渴望推动的全面的受害者调查，有更多志愿者、学者参加，但进展仍不大。她当然急。
在急切而毫不做作的叙述中，你能看到一个本色的、令人感动的王选：她以学者的方式思考，却更是敏捷的行动派。有强烈的正义感，内心澎湃着激情，足以支撑她东奔西走，不退缩，不居功。虽然忍不住会流泪，却不赞成情绪化举动，只用事实与逻辑说话，按规则做事，将历史和现实分得十分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