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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美关系出现了一连串积极的信号，同时也呈现出另一些消极的迹象，使人对中美关系的表层和实质以及这一关系的辐射效应，产生一些战略层面的思索。
在积极方面，首先，美国“蓝翎”号和“小鹰”号航空母舰得到北京官方批准先后访问上海和香港，前者已与二月二十四日抵达上海，后者将于三月六日至十日在香港作休整，外界普遍将之解读为中美外交、军事互信的一个积极信号；尤其是“小鹰”号在距美国大选仅两周时访港，无疑显示中美在台湾议题上达成了基本共识。
其次，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日前表示，亚洲目前看不到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危险，他再次重申“中美关系为三十二年来最好的时期”。另外，本周终于召开的朝核新一轮六方会谈，也成为中美利益共同体的又一个加分之举。
但在消极方面，美国最近对台湾公投表示“有条件的接受”，这一态度软化与不久前美国宣布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台湾公投，形成强烈反差；华盛顿的这一态度软化随即受到台湾民进党和台独联盟的公开欢迎。有内幕消息显示，台湾最近向华盛顿承诺七千亿新台币的军购项目，可能是华盛顿态度软化的直接契机。另外，还有消息显示，美国可能考虑向台湾提供SM-3舰载导弹系统；五角大楼专家透露，美国确实有一套台海防卫计划。
更值得注意的是：二月初日本外务省发言人表示，中日如在钓鱼岛发生军事冲突，美国将本着美日共同防御精神协防日本。与此同时，美国和菲律宾的联合军演，首次将目标改为防御外敌入侵，并将演习地点靠近南中国海存在主权争议的巴拉湾岛屿。种种迹象显示，美国有意以军事手段介入南中国海主权争端。
中美关系亦友亦敌
中美关系的上述或积极或消极的迹象，再次证明一段时间来笔者的观点：面对中美在朝核和台湾问题上的良性互动，北京不能有丝毫的盲目乐观；就其本质而言，中美关系可以被分解为三个不同的层面：一、表层：即中美关系日常接触和互动层面；二、中层：与几年前相比，中美近年在国际尤其是地区外交上建立起了互有所需的利益共同体（如朝核和台湾问题），从此意义上可以认同鲍威尔“中美关系是三十二年来最好的关系”的说法；三、深层：无论从意识形态还是从综合国力竞争的角度看，中美在长期很可能发生战略冲突（这一冲突不太会以直接军事冲突的形式显现，而更多是以遏制和反遏制的形式出现）。
撇开台湾问题这一中美之间最敏感的领域，即便就中国周边地区安全环境而言，其间几乎无一不存在“美国因素”：首先在东北亚，除朝鲜半岛外，钓鱼岛问题和美日军事联盟是北京面临的重大挑战；其次在东南亚，有迹象显示，美国正在试图游说东南亚国家，重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东南亚军事联盟（该联盟曾是美国以新月型包围圈遏制新兴北京政权的重要一环），而美国在南中国海地区的高调军事介入，则很可能是其取悦于与北京存在南中国海主权争端的东南亚国家的一个策略。另外，在南亚和中亚地区，美国也正在加强与印度和中亚数国的军事同盟关系，尤其是后者可能对上海合作组织构成直接威胁。
三件大事，两种战略
认识中美关系亦友亦敌的实质，有助于北京更为理性地作出宏观决策。不久前，笔者曾以十六个字来概括今年北京面临的国际挑战，即“两大突破，三件大事，一个关键，两种战略”。“两大突破”指朝核和台湾问题，其成功关键在于北京首先承认朝核和台湾问题中的“美国因素”，并巧妙加以运用；“三件大事”指朝核和台湾问题之外，北京今年还面临在香港问题上的重大挑战；“一个关键”指三件大事背后都有“美国因素”存在，而且中美关系凌驾于中国与其它一切国家的关系之上；“两种战略”则指面对“美国因素”，不同的解读可导致完全不同的战略。
这里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中美关系本身；二、中美关系所产生的辐射效应。所谓辐射效应，是指对北京来说，在处理一系列外交内政问题时所遇到的“美国因素”以及对应之道。首先就中美关系本身而言，双方亦友亦敌；不言而喻的的是，从中美关系对北京的重要性出发，认识双方之潜在对抗性并不意味着任由对抗弥漫于中美之间。但就深层的应对之道而言，北京却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策略：一、外交上联美，意识形态上公开抗美；二、在意识形态上不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以此推进外交联美。前者或许可成功于一时，但却难以持久；后者实际上并非指改变中国政治体制，而是指在意识形态等敏感问题上避免与美直接冲撞。从策略角度看，后者在北京寻求与美长期良性互动时可能更为有效。
其次，就中美关系的地区辐射效应（如香港问题）来看，迄今北京的两种解读和战略是：一是鉴于前一阶段中美在朝核和台湾问题上的互动，盲目乐观情绪占据上风，以致在香港及其它有关的问题上，呈现脱离现代文明价值观的强硬；二是矫枉过正，在认识到美国对华战略企图后，走到另一极端，并以此为依据，呈现另一种强硬。
国家利益与文明、法治精神
其实在国际舞台上，各国都有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战略意图，古今中外皆然；对一个正在走上现代文明之路的国家来说，关键是均衡把握住几个原则：一、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二、认可并遵循国际公认价值观；三、保证国家经济、民生和政治的良性运作。在这一基础上，如何妙用国际因素，既维护中国国家利益，又不脱离国际公认价值观、现代文明准则和法治精神，尤其是将这两者与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开放的历史步伐结合起来，才是北京面临的真正挑战。
因此，就中美关系的辐射效应而言，人们不妨循着这一思路，寻找一些更为策略、理性和有效的办法。
在积极方面，首先，美国“蓝翎”号和“小鹰”号航空母舰得到北京官方批准先后访问上海和香港，前者已与二月二十四日抵达上海，后者将于三月六日至十日在香港作休整，外界普遍将之解读为中美外交、军事互信的一个积极信号；尤其是“小鹰”号在距美国大选仅两周时访港，无疑显示中美在台湾议题上达成了基本共识。
其次，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日前表示，亚洲目前看不到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危险，他再次重申“中美关系为三十二年来最好的时期”。另外，本周终于召开的朝核新一轮六方会谈，也成为中美利益共同体的又一个加分之举。
但在消极方面，美国最近对台湾公投表示“有条件的接受”，这一态度软化与不久前美国宣布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台湾公投，形成强烈反差；华盛顿的这一态度软化随即受到台湾民进党和台独联盟的公开欢迎。有内幕消息显示，台湾最近向华盛顿承诺七千亿新台币的军购项目，可能是华盛顿态度软化的直接契机。另外，还有消息显示，美国可能考虑向台湾提供SM-3舰载导弹系统；五角大楼专家透露，美国确实有一套台海防卫计划。
更值得注意的是：二月初日本外务省发言人表示，中日如在钓鱼岛发生军事冲突，美国将本着美日共同防御精神协防日本。与此同时，美国和菲律宾的联合军演，首次将目标改为防御外敌入侵，并将演习地点靠近南中国海存在主权争议的巴拉湾岛屿。种种迹象显示，美国有意以军事手段介入南中国海主权争端。
中美关系亦友亦敌
中美关系的上述或积极或消极的迹象，再次证明一段时间来笔者的观点：面对中美在朝核和台湾问题上的良性互动，北京不能有丝毫的盲目乐观；就其本质而言，中美关系可以被分解为三个不同的层面：一、表层：即中美关系日常接触和互动层面；二、中层：与几年前相比，中美近年在国际尤其是地区外交上建立起了互有所需的利益共同体（如朝核和台湾问题），从此意义上可以认同鲍威尔“中美关系是三十二年来最好的关系”的说法；三、深层：无论从意识形态还是从综合国力竞争的角度看，中美在长期很可能发生战略冲突（这一冲突不太会以直接军事冲突的形式显现，而更多是以遏制和反遏制的形式出现）。
撇开台湾问题这一中美之间最敏感的领域，即便就中国周边地区安全环境而言，其间几乎无一不存在“美国因素”：首先在东北亚，除朝鲜半岛外，钓鱼岛问题和美日军事联盟是北京面临的重大挑战；其次在东南亚，有迹象显示，美国正在试图游说东南亚国家，重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东南亚军事联盟（该联盟曾是美国以新月型包围圈遏制新兴北京政权的重要一环），而美国在南中国海地区的高调军事介入，则很可能是其取悦于与北京存在南中国海主权争端的东南亚国家的一个策略。另外，在南亚和中亚地区，美国也正在加强与印度和中亚数国的军事同盟关系，尤其是后者可能对上海合作组织构成直接威胁。
三件大事，两种战略
认识中美关系亦友亦敌的实质，有助于北京更为理性地作出宏观决策。不久前，笔者曾以十六个字来概括今年北京面临的国际挑战，即“两大突破，三件大事，一个关键，两种战略”。“两大突破”指朝核和台湾问题，其成功关键在于北京首先承认朝核和台湾问题中的“美国因素”，并巧妙加以运用；“三件大事”指朝核和台湾问题之外，北京今年还面临在香港问题上的重大挑战；“一个关键”指三件大事背后都有“美国因素”存在，而且中美关系凌驾于中国与其它一切国家的关系之上；“两种战略”则指面对“美国因素”，不同的解读可导致完全不同的战略。
这里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中美关系本身；二、中美关系所产生的辐射效应。所谓辐射效应，是指对北京来说，在处理一系列外交内政问题时所遇到的“美国因素”以及对应之道。首先就中美关系本身而言，双方亦友亦敌；不言而喻的的是，从中美关系对北京的重要性出发，认识双方之潜在对抗性并不意味着任由对抗弥漫于中美之间。但就深层的应对之道而言，北京却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策略：一、外交上联美，意识形态上公开抗美；二、在意识形态上不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以此推进外交联美。前者或许可成功于一时，但却难以持久；后者实际上并非指改变中国政治体制，而是指在意识形态等敏感问题上避免与美直接冲撞。从策略角度看，后者在北京寻求与美长期良性互动时可能更为有效。
其次，就中美关系的地区辐射效应（如香港问题）来看，迄今北京的两种解读和战略是：一是鉴于前一阶段中美在朝核和台湾问题上的互动，盲目乐观情绪占据上风，以致在香港及其它有关的问题上，呈现脱离现代文明价值观的强硬；二是矫枉过正，在认识到美国对华战略企图后，走到另一极端，并以此为依据，呈现另一种强硬。
国家利益与文明、法治精神
其实在国际舞台上，各国都有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战略意图，古今中外皆然；对一个正在走上现代文明之路的国家来说，关键是均衡把握住几个原则：一、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二、认可并遵循国际公认价值观；三、保证国家经济、民生和政治的良性运作。在这一基础上，如何妙用国际因素，既维护中国国家利益，又不脱离国际公认价值观、现代文明准则和法治精神，尤其是将这两者与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开放的历史步伐结合起来，才是北京面临的真正挑战。
因此，就中美关系的辐射效应而言，人们不妨循着这一思路，寻找一些更为策略、理性和有效的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