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三通：皇帝不急太监急

[moyuer]

大陆国台办发言人李维一在6月30日召开例行记者会，对两岸三通问题释放出最近难得一见的善意，表示只要台湾当局接受钱其琛有关三通问题的原则立场，不但协商方式可以尽量灵活，而且也欢迎台湾派出民间团体或授权航运组织，前往大陆进行协商。

所谓钱其琛的三通主张，主要精神包括：以民为本，为民谋利，是解决三通问题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三通是两岸内部事务，空中、海上通航是两岸航线；三通是两岸间经济事务，在三通业务性、技术性商谈中，可以不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


三通的协商方式，可尽量灵活，解决的办法应简单易行，力求使技术问题单纯化，解决方式便捷化，由民间航运组织协商三通。


在此之前，台湾陆委会主委吴钊燮公开呼吁大陆回到“钱其琛立场”，尽快协商三通问题，但大陆并没有作出回应。对李维一重申立场之举，台湾媒体若干分析则指出，李维一对三通问题的阐述，字里行间已回到2000年的温和措辞上。


所谓的决策人士甚至认为，与五一七声明以及五二四记者会相比，李维一讲话的调子明显不一样。台北即时的解读是肯定善意，但依然坚持不预设任何前提。


从1979年至今，两岸经贸互动持续了25年左右，在政治冷经济热的驱动之下，台湾经济对大陆的依存度也已经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事实上，即使在今年台海局势出现危机情境下，1月到4月两岸贸易额依然大幅成长，接近200多亿美元，台湾资金和厂商并没有因为两岸政治僵局而放缓西进的步伐。


官方统计数位显示，台湾进入大陆的直接投资实际上已经远远超过官方统计的650亿，甚至接近或超过1000亿美元。


台对大陆依存有增无减


趋势的发展还可以发现，台湾经济对大陆的依存度有增无减，由于三通迟迟未能实现，外资纷纷撤离台湾，转进大陆，台湾厂商也开始在大陆设立科研、行政和行销部门。


诸此种种表明，在三通问题上，两岸之间的迫切性似乎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易位，在台湾经济对大陆的依存度日增的前提下，自我封闭的经济体系，难于获得可持续发展的空间。


北京和台北在三通问题上立场迥异，大陆坚持是一个国家内部的经济事务，但不是完全回避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在两岸互动相对缓和的氛围下，或许在具体航线以及相关的技术性、业务性问题上，可以在钱其琛立场的范围内，做一些模糊的应对和处理。


但在陈水扁继续执政之后，北京对陈水扁涉及大陆政策的任何诉求和举措，基本都是负面解读。这种思考模式使北京担心陈水扁当局可能借三通问题，塞入“渐进式台独”的理念。


因此，可以断定，在北京已对陈水扁做出“台独推行者”的政治定性之后，三通问题并不会视为纯粹的经济问题，而更多是政治问题。


北京对台当局甚至会以为，陈水扁急于寻求在三通问题上取得进展，一是要缓解美国的压力，二是敷衍台湾各界，三是探试一边一国的可能空间，四是为今年立委选举争取资源和选民认同。在这种情况下，大陆重申钱其琛的四点原则，表明既定立场，间接化解陈水扁当局的政治图谋。


只能从讲话里找寻善意痕迹


对于钱其琛阐明的立场，台北很难接受。因此，吴钊燮之前发出的呼吁，是尚未进入陆委会主委状态的瑕疵，也可以说是民进党政府虚晃一枪。除此之外，北京似乎占据了战略主动，台北反而略居下风，大陆不急台北急，两岸政治博弈的优劣对此，应可以就此略见一斑。


北京过往对三通的政策靠量，政治效益多于经济效益。至今，大陆的思考逻辑依然无法脱离政治效益的思考模式的窠臼。尤其是在两岸危机因素在增加、彼此信任度荡然无存的情况下，对于三通的诉求多半是一种政治秀，而不是解决问题的务实探讨和追求。


台北舆论只是从李维一讲话里找寻善意的痕迹，期许两岸可以借此机会打开缓解紧张关系的视窗，以为只要双方在三通问题上少一点政治，就有争取双赢的机会。这是一厢情愿的看法。至少从李维一讲话的基调来看，两岸少谈政治或者回避政治是不可能的。


无论是北京还是台北，三通已经成为最大的政治问题，各自需要的并不是台商和外资的切身利益。人们还会发现，既然在过往25年里台资西进大陆的规模和速度并没有受到政治因素的束缚，至今增幅依然迅猛，在台海危机暂时难以化解，彼此无法建立起码的互信之下，三通问题并不是北京决策议程上的当务之急。


李维一唱的是软调子，但主旋律依然强硬。进而可以断言，在三通问题上，背景和台北多多少少有一点皇帝不急太监急的味道。孰为“皇帝”，孰为“太监”，一目了然。

（ 陈子帛/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