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丽封面模特---丽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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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不理解!
对不起,刚刚太激动了.
我不想讲太多.讲一个朋友的故事.
他的故乡在大连,一个美丽的北方滨海的城市.在这个城市的最东南端,有个天然良港,叫旅顺.他的祖籍就在那里.但是他的父亲母亲却是在60年代从重庆回到大连的.为什么?
大家可以去旅顺问一下,或者问一下来自旅顺的人们就知道答案了.
1904年的日俄之战后,日本占领旅顺.10天以后,从旅顺活着出来的中国人的总数是:7人!!!!!!!!!
他的祖辈中,成为抗日烈士的就有5人.他的父亲母亲总是说:我们不是为了报复而生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就象美国人不能忘记珍珠港不能忘记第二次世界大战甚至不能忘记越战韩战,因为那些人是为了他们的国家和民族牺牲的.
即使我们已经是加拿大公民,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同时也是中国人.如果有时偶尔忘掉了,请设想一下你就是被围在旅顺的中国人:如果你是男人,你也许还好一些,死了而已;如果你是女人,你的命运又会如何呢?如果你是男人,你能容忍别人在你面前杀了你的父亲兄弟,侮辱你的姐妹女儿?你能吗?
所以我不喜欢日本人,原因不是他们的祖辈做了什么,而是杀人者的不肖子孙居然说这些是中国人编造了.
中国没有真正的战胜日本,但是我希望有一天,我们中的人们能够让日本和它的国民真正认识过去,检讨过去,认真的向中国人们以及被残杀的被侮辱的所有民族的人们真诚道歉.
我不是学历史的,也不是搞政治的,但是我知道:邪恶永远都要靠实力去战胜它.
对不起,刚刚太激动了.
我不想讲太多.讲一个朋友的故事.
他的故乡在大连,一个美丽的北方滨海的城市.在这个城市的最东南端,有个天然良港,叫旅顺.他的祖籍就在那里.但是他的父亲母亲却是在60年代从重庆回到大连的.为什么?
大家可以去旅顺问一下,或者问一下来自旅顺的人们就知道答案了.
1904年的日俄之战后,日本占领旅顺.10天以后,从旅顺活着出来的中国人的总数是:7人!!!!!!!!!
他的祖辈中,成为抗日烈士的就有5人.他的父亲母亲总是说:我们不是为了报复而生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就象美国人不能忘记珍珠港不能忘记第二次世界大战甚至不能忘记越战韩战,因为那些人是为了他们的国家和民族牺牲的.
即使我们已经是加拿大公民,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同时也是中国人.如果有时偶尔忘掉了,请设想一下你就是被围在旅顺的中国人:如果你是男人,你也许还好一些,死了而已;如果你是女人,你的命运又会如何呢?如果你是男人,你能容忍别人在你面前杀了你的父亲兄弟,侮辱你的姐妹女儿?你能吗?
所以我不喜欢日本人,原因不是他们的祖辈做了什么,而是杀人者的不肖子孙居然说这些是中国人编造了.
中国没有真正的战胜日本,但是我希望有一天,我们中的人们能够让日本和它的国民真正认识过去,检讨过去,认真的向中国人们以及被残杀的被侮辱的所有民族的人们真诚道歉.
我不是学历史的,也不是搞政治的,但是我知道:邪恶永远都要靠实力去战胜它.
《南京大屠杀(1)》[日]洞富雄 著
南京大屠杀是确凿的历史事实
――代译序
距今四十余年前的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国首都被侵华日军攻陷，疯狂
的日军犯下了烧、杀、淫、掠等惨绝人寰的暴行，南京被俘军民惨遭屠杀者达三十
万人以上，其中被集体杀戮者约十九万人，被分散残杀者约十五万人；日军大肆奸
淫妇女，在占领后的一个月中，发生了两万起左右的强奸事件，许多妇女在被强奸
后又被杀害；日军向老百姓抢劫他们所想要的任何东西，无数住宅、商店、库房、
机关都遭侵入和抢劫，他们并且经常在抢劫后把房子烧掉，全市约有三分之一的房
屋被毁。南京人民蒙受了空前的浩劫。
日军的暴行，在当时就遭到国际人士的谴责。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
首要战犯进行审判，认定南京大屠杀的暴行是“严密意义上的战争犯罪”，对这一
事件负有罪贵的元凶终于受到了应得的惩罚。事情至此原已告一段落，但从七十年
代起，日本国内出现了一连串的翻案文章, 竭力否定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其中主要
的有：一九七二年铃木明在《诸君》月刊上发表的题为《南京大屠杀的虚妄性》等
文章，第二年三月汇集成《南京大屠杀的虚妄性》一书出版，其中三篇采访报道获
得了《文艺春秋》的大宅壮一报道文学奖，评选人赞不绝口，说：“这是令人钦佩
的作品”（草柳大藏），具有“很大的勇气”（开高健），引起了很大反响。以后
该书每年重版，被“大东亚战争肯定论”者奉为圭臬。接着于一九七五年十一月、
十二月，山本七平把他于一九七二至一九七四年在《诸君》上发表的长篇连载文章
汇编成单行本出版，书名为《我方的日本军》，比铃木更进一步，说：“南京大屠
杀是无稽之谈。”一九八四年六月，原松井石根的随从兼秘书、自称是拓殖大学讲
师的田中正明写了《“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书，不仅否认日军的暴行，而且为
发动侵略战争推卸责任，诬蔑性地诿过于中国。
日本的许多正义之士，纷纷起来指责这般翻案逆流。最有名的是前早稻田大学
文学部教授洞富雄，一九七三年七月他在《历史评论》上发表了《南京事件和史料
批判》一文，并于一九七五年八月出版专著《驳南京大屠杀是所谓“无稽之谈”》
（日本现代史出版会），批判铃木和山本的错误论点。一九七三年九月，《朝日新
闻》记者本多胜一编写了《笔杆子的阴谋》（潮出版社）一书，同样批判铃木等人
的论点，书中也收录了洞富雄的文章。
洞富雄是日本著名的学者，著有《日本母权制社会的形成》、《枪炮的传入及
其影响》等著作多种。特别是对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惨案，他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的有关史料为中心，结合当时报纸的有关报道及战后出版的有关记录、回忆录等第
一手资料，进行对照、鉴别，一九六七年写成《近代战史之谜》（人物往来社，后
半部分为《南京事件》），一九七二年四月出版单行本《南京事件》（新人物往来
社），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出版日中战争史资料8、9《南京事件》1、2（河出书房新
社），成果累累，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一九八二年日本文部省在审定教科书时篡改
历史、美化日本军国主义，他又立即于同年十二月出版了定本《南京大屠杀》，对
“虚妄”说进行了有力的驳斥。
这个定本《南京大屠杀》内容分为两编，第一编《南京暴行真相》，以确凿的
历史事实说明了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情况，洞富雄指出：南京城区被杀害者不下二十
万人，加上周围地区，全部被杀害者近三十万人，其中一半是普通老百姓，包括男
女老幼；并通过对各种战斗记录的考证，证明中国军队大部分不是死于战斗，而是
被俘后根据日本军司令部发出的命令惨遭残害的。第二编《驳南京大屠杀是“无稽
之谈”论》，有力地批判了铃木、山本等人的“虚妄”说。铃木等人的主要论据是
说什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真正的资料太少，认为在三铃书房出版的多卷本现代史资
料中，一行也没有关于南京事件的资料，并举出编辑部的看法：“关于南京事件的
文献全部加起来虽然那么多，数量很大，但是由于大部分是东京审判记录和以后出
的东西，几乎没有可以认为是‘同时代的第一手资料’，所以未能收编进去。”他
强调：“连那样的组织和权威还没有能找到‘真正的’资料”，于是引出了他的所
谓“虚妄”说。对此，洞富雄驳斥说：尽管在日本战败后不久，外务省和陆海军当
局销毁了所有有关南京屠杀事件的资料，但参与南京攻陷战的部队官兵们的手记之
类以及部队的记录等资料已有几种公开发表，而且似乎还可有待于新的发现[1] 。
他列举了当时一些外侨和日军指挥官、士兵、随军作家的大量有关记述，以及日本
军官的日记和亲笔记录，包括最高指挥官松井石根的谈话和训词，指出：所有这些，
虽然只反映了南京大屠杀的部分情况，但却充分说明了所谓“几乎没有可以认为是
‘同时代的第一手资料’”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当前，日本国内对于南京大屠杀的争论颇为激烈，不久前，大家就“南京大屠
杀的核心问题”进行了一次公开辩论，据说激烈地辩论了六个小时。在辩论会上，
洞富雄教授正义敢言，驳斥铃木、田中的论点，而铃木却闪烁其词，田中则蛮横、
狡狯，反映了他们对侵华战争的各种看法。
洞富雄的定本《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学者对南京大屠杀真相进行系统研究的
第一部专著。它通过综合、分析，以大量事实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血腥暴行，影
响极大。这部著作的翻译出版，有助于我们了解日本国内对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看法，
也为史学界和广大读者进一步研究、了解这一事件提供了有益的资料。
高兴祖
一九八五年一月于南京大学历史系
第一编
南京暴行真相
1 随军记者报道的俘虏数与军部公布的大相径庭
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晚，在北京郊区芦沟桥燃起来的战火，很
快就波及华东地区上海，八月十三日傍晚，终于爆发了第二次上海事变。[1]
日本为了增援正在同强大的中国军队进行苦战中的海军陆战队，同月二十三日，
向上海派遣陆军两个师团（第三师团〔名古屋〕、第十一师团〔善通寺〕），接着
在九月底，向上海派遣军增援了三个师团（第九师团〔舍泽〕、第十三师团〔仙台〕、
第一○一师团〔东京〕）和一个旅团。但是，对方是精锐的中央嫡系军，其抵抗出
乎意外地顽强，致使战线呈现胶着状态。为了打开局面，日本又于十一月五日派遣
由三个师团（第六师团〔熊本〕、第十八师团〔久留米〕、第一一四师团〔宇都宫〕）
与一支队合编而成的第十军在杭州湾北岸登陆， 十三日派一个师团 （第十六师团
〔京都〕）作为上海派遣军的一部分，在扬子江上游的白茆口登陆，以与正面的上
海派遣军相策应，实施包围上海地区的作战。当时，为了指挥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
的二军团，日本设置“华中方面军”司令部，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2] 大将
就任司令官。当时，松井曾暂时兼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十二月七日，朝香宫鸿彦
王[3]接任了上海派遣军司令官一职。
至此，中国军队唯恐被截断退路，自十一月十一日转向总退却。处于优势地位
的日本军急起追击败退的中国军队，十二月十三日，终于占领了中国的首都――南
京城。
会津若松联队抓到俘虏一万五千
在攻打南京的战斗中，城内外的大批中国军队被俘，潜伏在城内的残兵败卒，
即所谓“便衣兵”多数被搜查出来，成了俘虏。根据随军记者的报道，大致可推测
出当时这些俘虏的人数。
首先是城外的俘虏，如根据十三日《东京朝日新闻》的号外――它就这些俘虏
情况作了首次报道，记述了下列情况：
据同盟社南京中山东路十三日电 城外的残兵败卒为了不让皇军发现，
隐藏在附近的山里，可是很快就被发现，约有三千人被俘；在城墙外最后
一战中失败的中央军精锐部队，避开了皇军的视线，潜入紫金山后山里，
但我军采取火攻手段，向残兵败卒四周放火，我士兵仅五十人等待着从烟
熏中逃出来的约五百名中国兵，终于俘虏了他们（照录原文。下同）。
这样多的俘虏，是由两角业作大佐率领的会津若松的第六十五联队从镇江出发，
沿扬子江岸而上的追击中所取得的“赫赫战果”，在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
记忆犹新。这个属于第十三师团的两角部队，曾于十三日下午四时三十分占领了紫
金山东北部的乌龙山炮台，接着于翌日十四日上午十一时占领了南京北侧的幕府山
炮台。当时，第十八师、第三十四师、第八十八师以及军官学校的教导队等中国军
队土崩瓦解，从南京城内败退下来，而两角部队才得以轻而易举地俘虏了这支丧失
了斗志的部队。俘虏达一万四千七百七十七名，东京朝日新闻社的随军记者横田曾
于十六日发来电报就这批俘虏的情况，报道如下：
在乌龙山、幕府山炮台附近的山地里，两角部队俘虏了一万四千七百
七十七名从南京城溃退下来的敌兵。总之，那是前所未闻的大批俘虏，因
而抓获的部队似有点吃惊发愣，以至于我方由于人数少得无法相比，应付
不过来。先是叫他们丢掉枪支，然后把他们押进营房。虽说是一个师以上
的军队，就是挤得紧紧的，也塞满了二十二栋大营房，情况空前……最感
到困难的是伙食，连部队也要在当地想办法，再来这么多俘虏，仅为他们
解决吃饭问题也实在够戗。第一，根本不可能弄到一万五千只饭碗，因而
头一天晚上也就不可能给他们吃到饭。部队只得尽快集中全部驮马，四出
搜罗吃的东西。
也有人倾向于这样一种主张：当时，在一万四千七百七十七名“俘虏”中，有
相当数量的非战斗人员，并已释放了他们，因此实际收容的约八千名。这个说法是
否正确，我将在第二编第2节中进行论述，希予参照。
据说俘虏总数达四万余名
除此之外，不消说在城外还有许多俘虏，后来参加第六十五联队的随军作家秦
贤助，他在二十年后写的回忆录中记下了这样一段传闻：从四面八方源源不断地开
进南京城的各部队，都带着大批俘虏（《沾满了俘虏血迹的白虎部队》，载《日本
周报》，第三九八号）。也有一些评论者不同意这一点，他们认为不可能有带着这
些俘虏入城的情况。但我认为，秦的传闻是确凿无疑的。我的意见还是请他们看看
上述报道。
其次，在南京城内无疑也有许多俘虏。中国军队死守南京城，抵抗到底，最后
无法逃脱而不得已潜伏在城内，这些中国兵也有相当数量。对此，东京朝日新闻社
特派记者平松和藤本在十五日拍电报道说：“残兵败卒换上了便衣后，潜伏在市内
的估计有二万五千人，我军努力进行清除，审问残兵败卒一类的可疑分子，而对老
少妇女加以保护。”
人们认为死守首都、驻扎在南京的中国兵大约有十万人。在南京陷落时，也有
士兵从北门和西门逃出来，企图脱离日本军的战线，打开一条退路，然其大半被俘，
或遭到被歼的悲惨命运，或当了俘虏。在十万防守南京的军队中，除在上述退却时
被打死、被俘乃至顺利逃出者外，估计还有二万五千多名残兵败卒潜伏在市内。日
本军彻底驱逐了这些残兵败卒。
仅从上述介绍的资料来看，也可以知道，在南京陷落前后，在南京城内外被俘
的中国兵，其数量是很大的。对此，《东京朝日新闻》和其他各报也都刊登了如下
报道：
据同盟社上海十五日电 我军攻占南京后，在城内外，仅从大野、野
田、助川、片桐等由右翼北面进攻的各部队来看，被俘或被歼的中国军队
也不下一万名，总人数估计至少有六、七万名，另外，还缴获了无数战利
品。
这里说是“攻占南京后”，所推测的是在十三日至十四日这段时间。报道说，
企图逃脱日本军的捕捉而被扫射致死的士兵，加上已被俘的士兵，可达六、七万名。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准备在南京城死守到底而坚持不走的防守部队，有五万名。如
果这一说法正确的话，那末上述报道所说的六、七万名这个数字估计过多了，但认
为死守南京的军队大约五方名，这实际上是估计过少了。我们从已掩埋的遗弃在南
京城内外的尸体数字来看，似乎也可以这样说。这些情况，将在下一节作详细叙述。
可以认为，把战死者和俘虏加在一起，似乎不止六、七万名。
在攻打南京的战役的最后阶段，对于俘虏的总数有多少，近来可以看到值得注
意的证词，那就是前几年重版的、有一定评价的《野战邮政旗》（原版于昭和十六
年由私人出版）著者佐佐木元胜提出来的，他在这次新版中，按原稿恢复了这样一
段话：“当时，我听说南京城内外的俘虏大约有四万二千名”（上册，第二一六页）。
佐佐木列举的数字，有二千名这个零数，由此可推测他所说的四万二千名这个数字
是军队当局俘虏的实际数字。
综合战果则发表说“俘虏数千”
这样，在攻打南京的战役中，俘虏当达四万名以上；但究竟情况如何呢？十七
日那天举行入城式，第二天，即十八日就攻占南京的战果发表消息如下：
当攻打南京时，敌军遗弃的尸体不少于八、九万，俘虏达数千。缴获
武器参军需物资甚多，包括二十四英寸口径的榴弹炮等等，并有步枪、弹
药及其他。
报上的这些报道，是由上海军发布的，但此“上海军”并非上海派遣军，不消
说，是指挥系统比它更高的“华中方面军”，因而它所发表的战果是攻打南京的战
役的综合战果。这里说，俘虏的中国兵仅数千。这也许只是一部分，我们通过新闻
报道所获知的俘虏数，与上海军发表的数字出入很大。据报道，仅上海派遣军所属
会津若松第六十五联队就俘虏了中国兵近一万五千名。
暂且不提遗弃的尸体有多少，但俘虏的实际数字，上海军理应大体上掌握。可
是，它为何含糊其辞地发表说“达数千”呢。我不寒而栗地感觉到，当时可能已对
俘虏进行了大屠杀。
关于当时的俘虏人数及其处置问题，当时有关人员在提交远东国际军
事审判的宣誓供词中提到如下：“华中方面军”参谋中山宁人作证说，听
说俘虏大约有五千名，但没有屠杀，据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报告，说是已
将这些俘虏释放到扬子江对岸（辨证一三四五。《远东国际军事审判速记
记录》 〔以下简称《远速》 〕 二一四号，载洞富雄编日中战争史资料8
《南京事件》 1，第二○四页）。上海派遣军参谋?原主计说，进入南京
城后，大约收容了四千名俘虏，但把其中一半送住上海，一半留在南京供
一般劳务使用，如无事可做，就予以释放（辩证二二三七。《远速》三一
○号， 载前引资料1，第二五八页）。上海军十二月十八日发表说“俘虏
达数千”，正好与上述证词中的数字相符，但俘虏的实际数字不全少到这
种程度，这是不言而喻的。尽管如此，俘虏没有全都被斩尽杀绝，可能有
五千名左右幸免于死。
可见，关于屠杀俘虏事件，当时已大体有个眉目，然而我们知道南京大屠杀的
真相，是在日本战败后，在东京进行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检察官方面对此接连提出
论证的时候。
其实，南京大屠杀事件在当时早已为世人所知。完全被蒙在鼓里，并歌颂圣战
的，那只有日本人了。从战场上回国的士兵也受到言论控制令的严厉约束，几乎没
有人泄漏此事。
南京大屠杀是确凿的历史事实
――代译序
距今四十余年前的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国首都被侵华日军攻陷，疯狂
的日军犯下了烧、杀、淫、掠等惨绝人寰的暴行，南京被俘军民惨遭屠杀者达三十
万人以上，其中被集体杀戮者约十九万人，被分散残杀者约十五万人；日军大肆奸
淫妇女，在占领后的一个月中，发生了两万起左右的强奸事件，许多妇女在被强奸
后又被杀害；日军向老百姓抢劫他们所想要的任何东西，无数住宅、商店、库房、
机关都遭侵入和抢劫，他们并且经常在抢劫后把房子烧掉，全市约有三分之一的房
屋被毁。南京人民蒙受了空前的浩劫。
日军的暴行，在当时就遭到国际人士的谴责。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
首要战犯进行审判，认定南京大屠杀的暴行是“严密意义上的战争犯罪”，对这一
事件负有罪贵的元凶终于受到了应得的惩罚。事情至此原已告一段落，但从七十年
代起，日本国内出现了一连串的翻案文章, 竭力否定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其中主要
的有：一九七二年铃木明在《诸君》月刊上发表的题为《南京大屠杀的虚妄性》等
文章，第二年三月汇集成《南京大屠杀的虚妄性》一书出版，其中三篇采访报道获
得了《文艺春秋》的大宅壮一报道文学奖，评选人赞不绝口，说：“这是令人钦佩
的作品”（草柳大藏），具有“很大的勇气”（开高健），引起了很大反响。以后
该书每年重版，被“大东亚战争肯定论”者奉为圭臬。接着于一九七五年十一月、
十二月，山本七平把他于一九七二至一九七四年在《诸君》上发表的长篇连载文章
汇编成单行本出版，书名为《我方的日本军》，比铃木更进一步，说：“南京大屠
杀是无稽之谈。”一九八四年六月，原松井石根的随从兼秘书、自称是拓殖大学讲
师的田中正明写了《“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书，不仅否认日军的暴行，而且为
发动侵略战争推卸责任，诬蔑性地诿过于中国。
日本的许多正义之士，纷纷起来指责这般翻案逆流。最有名的是前早稻田大学
文学部教授洞富雄，一九七三年七月他在《历史评论》上发表了《南京事件和史料
批判》一文，并于一九七五年八月出版专著《驳南京大屠杀是所谓“无稽之谈”》
（日本现代史出版会），批判铃木和山本的错误论点。一九七三年九月，《朝日新
闻》记者本多胜一编写了《笔杆子的阴谋》（潮出版社）一书，同样批判铃木等人
的论点，书中也收录了洞富雄的文章。
洞富雄是日本著名的学者，著有《日本母权制社会的形成》、《枪炮的传入及
其影响》等著作多种。特别是对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惨案，他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的有关史料为中心，结合当时报纸的有关报道及战后出版的有关记录、回忆录等第
一手资料，进行对照、鉴别，一九六七年写成《近代战史之谜》（人物往来社，后
半部分为《南京事件》），一九七二年四月出版单行本《南京事件》（新人物往来
社），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出版日中战争史资料8、9《南京事件》1、2（河出书房新
社），成果累累，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一九八二年日本文部省在审定教科书时篡改
历史、美化日本军国主义，他又立即于同年十二月出版了定本《南京大屠杀》，对
“虚妄”说进行了有力的驳斥。
这个定本《南京大屠杀》内容分为两编，第一编《南京暴行真相》，以确凿的
历史事实说明了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情况，洞富雄指出：南京城区被杀害者不下二十
万人，加上周围地区，全部被杀害者近三十万人，其中一半是普通老百姓，包括男
女老幼；并通过对各种战斗记录的考证，证明中国军队大部分不是死于战斗，而是
被俘后根据日本军司令部发出的命令惨遭残害的。第二编《驳南京大屠杀是“无稽
之谈”论》，有力地批判了铃木、山本等人的“虚妄”说。铃木等人的主要论据是
说什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真正的资料太少，认为在三铃书房出版的多卷本现代史资
料中，一行也没有关于南京事件的资料，并举出编辑部的看法：“关于南京事件的
文献全部加起来虽然那么多，数量很大，但是由于大部分是东京审判记录和以后出
的东西，几乎没有可以认为是‘同时代的第一手资料’，所以未能收编进去。”他
强调：“连那样的组织和权威还没有能找到‘真正的’资料”，于是引出了他的所
谓“虚妄”说。对此，洞富雄驳斥说：尽管在日本战败后不久，外务省和陆海军当
局销毁了所有有关南京屠杀事件的资料，但参与南京攻陷战的部队官兵们的手记之
类以及部队的记录等资料已有几种公开发表，而且似乎还可有待于新的发现[1] 。
他列举了当时一些外侨和日军指挥官、士兵、随军作家的大量有关记述，以及日本
军官的日记和亲笔记录，包括最高指挥官松井石根的谈话和训词，指出：所有这些，
虽然只反映了南京大屠杀的部分情况，但却充分说明了所谓“几乎没有可以认为是
‘同时代的第一手资料’”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当前，日本国内对于南京大屠杀的争论颇为激烈，不久前，大家就“南京大屠
杀的核心问题”进行了一次公开辩论，据说激烈地辩论了六个小时。在辩论会上，
洞富雄教授正义敢言，驳斥铃木、田中的论点，而铃木却闪烁其词，田中则蛮横、
狡狯，反映了他们对侵华战争的各种看法。
洞富雄的定本《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学者对南京大屠杀真相进行系统研究的
第一部专著。它通过综合、分析，以大量事实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血腥暴行，影
响极大。这部著作的翻译出版，有助于我们了解日本国内对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看法，
也为史学界和广大读者进一步研究、了解这一事件提供了有益的资料。
高兴祖
一九八五年一月于南京大学历史系
第一编
南京暴行真相
1 随军记者报道的俘虏数与军部公布的大相径庭
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晚，在北京郊区芦沟桥燃起来的战火，很
快就波及华东地区上海，八月十三日傍晚，终于爆发了第二次上海事变。[1]
日本为了增援正在同强大的中国军队进行苦战中的海军陆战队，同月二十三日，
向上海派遣陆军两个师团（第三师团〔名古屋〕、第十一师团〔善通寺〕），接着
在九月底，向上海派遣军增援了三个师团（第九师团〔舍泽〕、第十三师团〔仙台〕、
第一○一师团〔东京〕）和一个旅团。但是，对方是精锐的中央嫡系军，其抵抗出
乎意外地顽强，致使战线呈现胶着状态。为了打开局面，日本又于十一月五日派遣
由三个师团（第六师团〔熊本〕、第十八师团〔久留米〕、第一一四师团〔宇都宫〕）
与一支队合编而成的第十军在杭州湾北岸登陆， 十三日派一个师团 （第十六师团
〔京都〕）作为上海派遣军的一部分，在扬子江上游的白茆口登陆，以与正面的上
海派遣军相策应，实施包围上海地区的作战。当时，为了指挥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
的二军团，日本设置“华中方面军”司令部，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2] 大将
就任司令官。当时，松井曾暂时兼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十二月七日，朝香宫鸿彦
王[3]接任了上海派遣军司令官一职。
至此，中国军队唯恐被截断退路，自十一月十一日转向总退却。处于优势地位
的日本军急起追击败退的中国军队，十二月十三日，终于占领了中国的首都――南
京城。
会津若松联队抓到俘虏一万五千
在攻打南京的战斗中，城内外的大批中国军队被俘，潜伏在城内的残兵败卒，
即所谓“便衣兵”多数被搜查出来，成了俘虏。根据随军记者的报道，大致可推测
出当时这些俘虏的人数。
首先是城外的俘虏，如根据十三日《东京朝日新闻》的号外――它就这些俘虏
情况作了首次报道，记述了下列情况：
据同盟社南京中山东路十三日电 城外的残兵败卒为了不让皇军发现，
隐藏在附近的山里，可是很快就被发现，约有三千人被俘；在城墙外最后
一战中失败的中央军精锐部队，避开了皇军的视线，潜入紫金山后山里，
但我军采取火攻手段，向残兵败卒四周放火，我士兵仅五十人等待着从烟
熏中逃出来的约五百名中国兵，终于俘虏了他们（照录原文。下同）。
这样多的俘虏，是由两角业作大佐率领的会津若松的第六十五联队从镇江出发，
沿扬子江岸而上的追击中所取得的“赫赫战果”，在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
记忆犹新。这个属于第十三师团的两角部队，曾于十三日下午四时三十分占领了紫
金山东北部的乌龙山炮台，接着于翌日十四日上午十一时占领了南京北侧的幕府山
炮台。当时，第十八师、第三十四师、第八十八师以及军官学校的教导队等中国军
队土崩瓦解，从南京城内败退下来，而两角部队才得以轻而易举地俘虏了这支丧失
了斗志的部队。俘虏达一万四千七百七十七名，东京朝日新闻社的随军记者横田曾
于十六日发来电报就这批俘虏的情况，报道如下：
在乌龙山、幕府山炮台附近的山地里，两角部队俘虏了一万四千七百
七十七名从南京城溃退下来的敌兵。总之，那是前所未闻的大批俘虏，因
而抓获的部队似有点吃惊发愣，以至于我方由于人数少得无法相比，应付
不过来。先是叫他们丢掉枪支，然后把他们押进营房。虽说是一个师以上
的军队，就是挤得紧紧的，也塞满了二十二栋大营房，情况空前……最感
到困难的是伙食，连部队也要在当地想办法，再来这么多俘虏，仅为他们
解决吃饭问题也实在够戗。第一，根本不可能弄到一万五千只饭碗，因而
头一天晚上也就不可能给他们吃到饭。部队只得尽快集中全部驮马，四出
搜罗吃的东西。
也有人倾向于这样一种主张：当时，在一万四千七百七十七名“俘虏”中，有
相当数量的非战斗人员，并已释放了他们，因此实际收容的约八千名。这个说法是
否正确，我将在第二编第2节中进行论述，希予参照。
据说俘虏总数达四万余名
除此之外，不消说在城外还有许多俘虏，后来参加第六十五联队的随军作家秦
贤助，他在二十年后写的回忆录中记下了这样一段传闻：从四面八方源源不断地开
进南京城的各部队，都带着大批俘虏（《沾满了俘虏血迹的白虎部队》，载《日本
周报》，第三九八号）。也有一些评论者不同意这一点，他们认为不可能有带着这
些俘虏入城的情况。但我认为，秦的传闻是确凿无疑的。我的意见还是请他们看看
上述报道。
其次，在南京城内无疑也有许多俘虏。中国军队死守南京城，抵抗到底，最后
无法逃脱而不得已潜伏在城内，这些中国兵也有相当数量。对此，东京朝日新闻社
特派记者平松和藤本在十五日拍电报道说：“残兵败卒换上了便衣后，潜伏在市内
的估计有二万五千人，我军努力进行清除，审问残兵败卒一类的可疑分子，而对老
少妇女加以保护。”
人们认为死守首都、驻扎在南京的中国兵大约有十万人。在南京陷落时，也有
士兵从北门和西门逃出来，企图脱离日本军的战线，打开一条退路，然其大半被俘，
或遭到被歼的悲惨命运，或当了俘虏。在十万防守南京的军队中，除在上述退却时
被打死、被俘乃至顺利逃出者外，估计还有二万五千多名残兵败卒潜伏在市内。日
本军彻底驱逐了这些残兵败卒。
仅从上述介绍的资料来看，也可以知道，在南京陷落前后，在南京城内外被俘
的中国兵，其数量是很大的。对此，《东京朝日新闻》和其他各报也都刊登了如下
报道：
据同盟社上海十五日电 我军攻占南京后，在城内外，仅从大野、野
田、助川、片桐等由右翼北面进攻的各部队来看，被俘或被歼的中国军队
也不下一万名，总人数估计至少有六、七万名，另外，还缴获了无数战利
品。
这里说是“攻占南京后”，所推测的是在十三日至十四日这段时间。报道说，
企图逃脱日本军的捕捉而被扫射致死的士兵，加上已被俘的士兵，可达六、七万名。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准备在南京城死守到底而坚持不走的防守部队，有五万名。如
果这一说法正确的话，那末上述报道所说的六、七万名这个数字估计过多了，但认
为死守南京的军队大约五方名，这实际上是估计过少了。我们从已掩埋的遗弃在南
京城内外的尸体数字来看，似乎也可以这样说。这些情况，将在下一节作详细叙述。
可以认为，把战死者和俘虏加在一起，似乎不止六、七万名。
在攻打南京的战役的最后阶段，对于俘虏的总数有多少，近来可以看到值得注
意的证词，那就是前几年重版的、有一定评价的《野战邮政旗》（原版于昭和十六
年由私人出版）著者佐佐木元胜提出来的，他在这次新版中，按原稿恢复了这样一
段话：“当时，我听说南京城内外的俘虏大约有四万二千名”（上册，第二一六页）。
佐佐木列举的数字，有二千名这个零数，由此可推测他所说的四万二千名这个数字
是军队当局俘虏的实际数字。
综合战果则发表说“俘虏数千”
这样，在攻打南京的战役中，俘虏当达四万名以上；但究竟情况如何呢？十七
日那天举行入城式，第二天，即十八日就攻占南京的战果发表消息如下：
当攻打南京时，敌军遗弃的尸体不少于八、九万，俘虏达数千。缴获
武器参军需物资甚多，包括二十四英寸口径的榴弹炮等等，并有步枪、弹
药及其他。
报上的这些报道，是由上海军发布的，但此“上海军”并非上海派遣军，不消
说，是指挥系统比它更高的“华中方面军”，因而它所发表的战果是攻打南京的战
役的综合战果。这里说，俘虏的中国兵仅数千。这也许只是一部分，我们通过新闻
报道所获知的俘虏数，与上海军发表的数字出入很大。据报道，仅上海派遣军所属
会津若松第六十五联队就俘虏了中国兵近一万五千名。
暂且不提遗弃的尸体有多少，但俘虏的实际数字，上海军理应大体上掌握。可
是，它为何含糊其辞地发表说“达数千”呢。我不寒而栗地感觉到，当时可能已对
俘虏进行了大屠杀。
关于当时的俘虏人数及其处置问题，当时有关人员在提交远东国际军
事审判的宣誓供词中提到如下：“华中方面军”参谋中山宁人作证说，听
说俘虏大约有五千名，但没有屠杀，据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报告，说是已
将这些俘虏释放到扬子江对岸（辨证一三四五。《远东国际军事审判速记
记录》 〔以下简称《远速》 〕 二一四号，载洞富雄编日中战争史资料8
《南京事件》 1，第二○四页）。上海派遣军参谋?原主计说，进入南京
城后，大约收容了四千名俘虏，但把其中一半送住上海，一半留在南京供
一般劳务使用，如无事可做，就予以释放（辩证二二三七。《远速》三一
○号， 载前引资料1，第二五八页）。上海军十二月十八日发表说“俘虏
达数千”，正好与上述证词中的数字相符，但俘虏的实际数字不全少到这
种程度，这是不言而喻的。尽管如此，俘虏没有全都被斩尽杀绝，可能有
五千名左右幸免于死。
可见，关于屠杀俘虏事件，当时已大体有个眉目，然而我们知道南京大屠杀的
真相，是在日本战败后，在东京进行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检察官方面对此接连提出
论证的时候。
其实，南京大屠杀事件在当时早已为世人所知。完全被蒙在鼓里，并歌颂圣战
的，那只有日本人了。从战场上回国的士兵也受到言论控制令的严厉约束，几乎没
有人泄漏此事。
《南京大屠杀》(3)(zt)
4 对无辜南京市民的残暴行为
资 料
日本军对残兵败卒的逮捕是冷酷无情的，进行得相当彻底。有时，全体占领军
像是发疯一样。于是，对无辜的普通老百姓进行屠杀、强奸、掠夺、放火等残暴行
为扩大到了全市，胜利者的宴会一而再地举行，令人可怕。
有一本书，汇集了有关日本军占领南京时所犯下的残暴行为，特别是一般市民
严重遭殃的记录，向世界舆论提出了控诉。那就是《曼彻斯特卫报》驻中国特派记
者田伯烈（H. J. Timperley，一译廷珀利――译者）编著的《战争是什么：外人
目睹中之日军暴行》 （What war means： the Japanese terror inChina; a
documentary record, London, 1938, 228p.），该书除出伦敦版外，也出了纽约
版，书名为《日军在华暴行》（The Japanese terror in China, New York, 1938,
280 p.），还出了加尔各答版。在中国出版的，书名为《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
（杨明译，一九三八年七月出版，三一八页），那是在原著公开出版前，根据原稿
副本翻译的。根据这一中译本进行转译的有两种日文版本，一为《外国人目睹之日
军暴行》（译者不详，二五五页），一为《所谓战争？日军暴行录》（译者不详，
二一五页）。当时在汉口的鹿地亘、青山和夫为该书作了序，因而似乎可以这样认
为，该书是在汉口或重庆出版的。
在战争期间出版的转译本，龙溪书会的翻印版是现在普遍知道的文献，
而在中国出版的转译本则十分珍贵。这是最近承蒙今井清一的好意才了解
的，认为在日本恐怕只有一本，收藏在横滨市立大学教授山极晃手里。鹿
地、青山为此书作了序，我曾看过鹿地写的《在华十年》、《像火一样》
和青山写的《谋略熟练工》，但都没有谈到这个译本的事。无论怎么说，
他们所作的序总是揭示“皇军”真面目的重要资料。可以认为，这个译本
的出版，是专供收容在常德、西安的日本俘虏收容所里的日本士兵和朝鲜
义勇队士兵们阅读的。但是在鹿地写的《和平村记》等等的文章中，则看
不到这种情况。
田伯烈编写的书，不仅仅限于对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披露，而且还把日华战争初
期阶段日本军在华北、华东各城市所犯暴行和日本空军狂轰滥炸所造成的灾害情况，
集中汇编在一起，那都是一些侨居在各地的外侨各自记下来的目击记。
有关事件的基本资料， 有燕京大学徐淑希教授编著的 《南京安全区档案》
（Documents of the Nanking Safetyzone, Limited, 1939, 171p. ）。南京安全
区的国际委员会 （The l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Nanking SafetyZone）
从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到翌年即昭和十三年二月上旬这段时间，几乎每天都向
日本驻南京大使馆就日本军人所犯暴行提出报告，并为保证难民的安全问题发出了
公开信，此书收录了关于上述情况的记录。这些记录，多半也收于田伯烈编写的那
本书中。
在占领南京之初， 《纽约时报》 的德丁、 《芝加哥每日新闻》 的斯蒂尔
（Archibald T. Steele）、美联社的麦克丹尼尔（C. Yates McDaniel）以及路透
社的史密斯 （L. C. Smith） 四位新闻记者， 还有派拉蒙影片公司的摄影师门肯
（Arthur Mencken），他们都留在南京。在发生南京事件时，这些留在南京的外国
记者和其他有关新闻工作人员，纷纷向国外发布消息，上面提到的田伯烈和徐淑希
教授编著的书也很快问世。但是欧美人士大都知道这一事件，一般认为是通过一九
四一年出版的埃德加・斯诺（Edgar. P. Snow） 的《为亚洲而战》 （The Battle
for Asia, 1941. ）一书了解的。在发生事件时，斯诺并非在南京，所以，他所记
述的，似乎也有多少谬误之处，但出于熟练的记者之笔，无怪乎具有扣人心弦的强
大感染力。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后身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 （The Nanking
International Relief Committee）在南京陷落后第二年，对南京市区及其附近农
村地区在战争中的受害情税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已公开发表，题为。南京地区战
争受害情况。 （War damage in the Nanking area, December, 1937 to March,
1938, Shanghai. 1938. 70 p.）。这是一份出色的调查，但其推算方法有些问题。
特别难以同意的是对于死亡的人数作了过少的推算。由于存在这个弱点，即使在远
东国际军事审判时，辩护方面也没有把它作为证据提出来，这一点务必考虑进去。
不管怎么说，远东国际军事审判的记录收罗了有关南京事件的资料。这些记录
十分庞大、复杂，但要简单了解其全貌，可以看一下检察方面最后提出判刑要求中
关于松井石根的部分（《远速》 ，三八○号，见洞富雄编：日中战争史资料8《南
京事件》 1，第三一九至三四三页）。在该书里，每份资料都标明了编号和英文速
记记录的连续页码，因此，可以据此作为原始资料。另外，前面提到的检察方面的
证据一九○六，内容以美国驻南京大使馆提出的。南京现状及这份报告为主，而这
份报告的笔录者是驻南京的副领事詹姆斯・埃斯皮（James Espy）。这份材料也综
合而详尽地记述了南京在日本军占领后一个半月时间内的现状，可以说是重要的文
献（《远速》，五十八、五十九号，见前引书1，第一四九至一六三页）。
大约在日华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四、五月间，在武汉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也出
版了《敌寇暴行实录》（关于编印这一文献的情况，郭沫若在他的《抗日战争回忆
录》（即《洪波曲》――译者）中有详细说明）。我虽没有见过这本书，但仍然认
为，其所收资料是与南京事件有关的。
上述各种资料，除斯诺写的那本著作和《敌寇暴行录》外，包括记者德丁的两
次报道，都收集住笔者编辑的日中战争史资料8、9《南京事件》1、2中。田伯烈编
写的那本书，作了重新翻译的尝试。
中国人和日本人就南京事件所写的书，这里不作介绍，但只想推举一个文献。
那就是《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的采访报告《中国之旅》，此书取材于日本军在
中国各地所犯下的屠杀事件的后果――一九七一年在中国的特别关怀下调查所得。
不言而喻，书中关于“南京事件”占了很大篇幅。对此出色的报告文学，务希大家
一看。
在日本，企图把南京大屠杀事件当作“无稽之谈”的，有已出版的铃木明、山
本七平、前田雄二等人的著作，它们引起了反响。我在本书第二编，将对他们的观
点进行批判，希参阅。
概 况
如前所述，斯诺的记述是第二手资料，因而可能有错误，但要概括了解日本军
对南京市民所采取的残暴行为，那是比较合适的材料。先抄录了部分如下：
现在世界上到处可以听到关于南京屠杀的血腥事件。根据南京国际救
济委员会委员告诉我的计算数字，日本军在南京至少屠杀了四万二千人。
而且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又说，在从上海向南京的进击中，估计有
三十万人被日本军杀害，这个数字差不多与中国军队的伤亡人数相等。
卑鄙的是，只要是女的，从十岁到七十岁的人都遭到日本军的强奸。
难民常常死于喝得酩酊大醉的士兵的刺刀之下（中略）。
一万二千户商店和房屋在储藏的东西和家具被掠夺一空后，即被付之
一炬。市民丧失了所有动产。无论是日本军的士兵还是士官，都用汽车和
人力车抢走了一切可以搬得动的东西，并企图把东西运到上海（中略）。
国际“难民区”是住满了多达二十五万名（实为十三、四万名。――
洞富雄注）萎靡不振的流浪者。实际上，这对非战斗人又来说成了危险地
带，而对善意地建立这些“难民区”的人来说，成了多管闲事，自找烦恼。
他们单纯地认为，日本军也将考虑外国的舆论而尊重这个天堂。可是日本
军司令官决不会承认这个神圣的私自设置的地区（中略）。
日本军每天到这个地段来，抓走妇女，以便安慰好色的英雄们（中略）。
数千名男子从这个区里被带走，表面上说是要他们去劳动。他们被迫
排成一行，一齐遭到机枪的扫射。有时日本军把好几批人当作练习拼刺刀
的靶子。当他们厌倦后，就把活生生的人缚起来，浇上汽油，把他们活活
烧死。还有人把他们关在空着的战壕里，命令他们装做中国兵的样子。日
本士官下令突击，要他们的士兵去占领这个“敌方阵地”，刺杀了手无寸
铁的防御军队（中略）。
因军事行动而造成的损失，与长时间在南京“欢庆胜利”的结果而造
成的损失相比，实在是饶有兴味的。据国际救济委员会估计，在价值二亿
四千六百万元（中国币）的建筑物及其内部的所有财产，因军事行动而造
成的损失不到百分之一，其余主要是由于掠夺和放火而损失的。另外，美
国价值一亿零四千三百美元以上的动产（自然，被没收的政府财产除外）
被抢走（《现代史大系》，第四十五至四十七页）。
如上所见，斯诺说日本军在南京屠杀了四万二千名市民，其中主要是妇女和儿
童，又在从上海向南京的进击中屠杀了三十万中国人民。不过，仅就屠杀妇女和儿
童的情况来说，这个数字似乎有夸大。在南京被屠杀的一般市民到底有多少，这将
在别的章节里另作详细叙述，希参照有关章节。关于上面提到的屠杀三十万人这个
推算出来的数字是否上确，也在这些有关章节里加以论述。
日本军在中国首都南京入城后，市区内出现了什么样令人可怕的战斗场面呢？
在下面引述的、一个留下来的外侨在占领后第三天即十二月十五日写的一封信中，
有几段内容反映了这些情景。该信收在田伯烈编写的《战争是什么：外人目睹中之
日军暴行》一书中，写信人在南京外侨中是最受尊敬的，很有声望，他以持公正态
度而闻名。据推测，这位外侨就是贝茨博士，他系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该校非常
时期委员会主席，也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他在信中说：
在南京，日本军已经声誉扫地，甚至得不到中国市民的尊敬和外侨的
好评（中略）。
入城两天来，由于日本军连续不断地杀人，大规模而有计划地掠夺，
肆意妨害居民家庭生活（包括侮辱妇女）等等，南京的局势越发不可收拾
了。外侨巡视市区后报告说，这时在马路上堆满了许多市民的尸体。昨天，
在南京市中心几乎每个街区都有一具尸体。死去的市民中，大部分人是在
十三日下午和晚上死的，就是说是在日本军入侵时或被机枪枪杀，或被刺
刀戳死的。如果谁因恐惧与兴奋而奔跑，谁在黄昏后被巡警抓去，几乎都
被就地枪决。其残酷的程度是难以置信的。南京安全区也和其他地方一样，
都是如此，外侨和有地位的中国人曾清楚地目睹了这许多暴行。有些人被
刺刀砍得惨不忍睹。
有几批男子被带走，日本军把他们看作是当过中国兵的，因而他们都
被捆绑在一起，一一被枪杀。这些士兵已放弃了武器，脱去了军装。因此
可以说，实际上，除了为搬运掠夺来的东西和装备物资，需要从什么地方
找暂时充当苦力的人外，被抓获的一批批男子肯定是要被枪杀的，当然，
连俘虏的影子也看不到了。日本军强迫当地中国警察众难民区内的一幢房
子里拉出了四百个人，每五十人排成一行捆绑起来，带着步枪和机枪的日
本士兵插在他们中间，把他们押走。不管目击者作什么样的说明，他们的
命运是不言而喻的。
在繁华的大街上，中国兵曾从食品商店和无人看管的橱窗里掠夺了零
星什物，而现在日本军却取而代之，他们在单官的指示下，挨家挨店地掠
夺，进行了有组织的破坏。日本兵拿不动大件的东西，就需要强拉苦力为
他们扛重物。日本军首先要食物，后来也要其他日用品和贵重的东西。市
区内的无数私人住宅，不论大小，不论中国人的或外侨的，经日本人的多
次抢劫，都被掠夺一空。
关于强奸和侮辱妇女的事情，我们已听到了很多反映，但我们尚无时
间去进行仔细调查。不过，下面几个例子已足够说明事态的严重性。我们
有一位外国朋友，昨天看到附近一家人家有四个姑娘被日本兵抢去。还有
几位外侨看到，在一个新到任的军官寓所里有八个年轻姑娘，而该寓所实
际上是市内一般居民放弃的无人居住的房屋。
在这种情况下，恐怖的程度是笔墨难以形容的。日本的军官们大言不
惭地说什么“战争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同中国政府作战，拯救中国人民”，
简直令人作呕。
诚然，出现在南京的这种使人毛骨悚然的情景，并不足以反映日本帝
国的最佳成就，与此相反，日本也一定会有富有责任心的政治家、军人和
一般人民。他们将会为本国利益着想，立即起来纠正这几天出现的危及日
本在中国地位的不法行为。有少数士兵和军官作为职业军人是与日本帝国
相称的，有绅士风度。但日本军的整个行动则是残酷无情的（洞富雄编前
引资料集2，第二十四至二十五页）。
十七日那天，松井司令官到达南京后，举行了日本军的入城式。第二天，在进
行祭奠时，松井对军纪之败坏表示愤慨，并声泪俱下地训斥了官兵。可是，在南京
发生的令人悲痛的状况却毫无改善。安全区委员会委员马吉牧师写的一封长信（致
其在上海的妻子， 参照《远速》，四十八号，载前引书1，第八十八页）同样收在
田伯烈编写的那本书中。马吉牧师对当时情况是这样叙述的：
十二月十七日，星期五。掠夺、屠杀和奸淫的情况不断发生，有增无
减。从昨天晚上到今天白天，大致算来也有一千个妇女被奸污。一个可怜
的女人竟被强奸了三十七次。另一个妇女，她那五个月的婴孩被日本兵活
活闷死。那是因为这个兽兵在强奸时，为了不许婴孩发出哭声来。如果妇
女进行反抗，就会遭到刺刀杀害。一会儿时间，医院里挤满了日本军的残
暴和野蛮行为的牺牲者。鲍勃・威尔逊（Bob Wilson，金陵大学附属鼓楼
医院医生。――洞富雄注）是我们这里唯一的外科医生，他忙得不可开交，
只得干到深夜（中略）。
十二月十八日，星期六。早餐时，住在安全区内与我们仅一墙之隔而
一起用膳的里格斯（在金陵大学任职。――洞富雄注）报告说，住在他家
里的两个女人（其中一个是青年会某秘书的表妹）被强奸。当时，他正在
这里吃午饭。据威尔逊说，有个五岁的男孩被送到医院里来，他被刺刀戳
了五刀，一刀戳穿了腹部。有个男子，身上被刺刀戳伤了十八处；有个妇
女，脸部有十七处被截伤，腿部也给戳了好几刀。下午，有四、五百个妇
女惊恐万状地拥到我们这里来，在露天过了一夜。
十二月十九日，星期日。今天一整天日本军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士
兵们放火，有几起发生了严重的火灾，看样子以后仍会发生。许多地方美
国旗均被扯了下来（中略）。
十二月二十日，星期一。野蛮行为和暴力行为接连不断地发生。整个
城市被日本军有组织地放火焚毁了。下午五时，史迈思（金陵大学社会学
教授、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秘书。――洞富雄注）和我乘车外出。在市区内
最繁华的商业区太平路一带，看到火焰冲天。我们的车子在燃烧后的场地
上驶过，飞散的火星像雨一样从头上落下来。向南行，我们可以看见士兵
们进入店内放火；再向南行，我们看见士兵们正在把掠夺来的东西装上军
用卡车。接着我们来到青年会，那里也已经起火，显然已经烧了一、两个
小时。火势尚未波及周围的房屋。我不忍心见此情景，就匆匆走过。那天
晚上，我从窗口望出去，数了一下，发现有十四处火舌向上飞腾，波及范
围甚广（前引书2，第三十四至三十六页）。
马吉牧师（？）还在同一封信中就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情况这样说：
昨天和前天晚上，七个士兵来到圣经师资训练学校，强奸了妇女。我
们的邻居有个十二岁的女孩和十三岁的小姑娘，被三个士兵强奸了。我们
正想去救，但为时已晚。被日本兵用刺刀戳伤的人仍然很多。据威尔逊报
告，日本军占领南京后，在送医院（属南京红十字委员会管理的鼓楼医院。
――洞富雄注）求治的二百四十名患者中，有四分之三是由于日本军的暴
行所致。
这里再介绍一个情况。那还是一位外侨所作的调查报告。他当时留在南京，并
较长时间地亲眼看到了南京的活地狱。那份报告就是《一个德国人的所见所闻》，
他调查的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八日至翌年一月十三日这段时间发生在南京的一些事
件， 它已作为检察方面的证据文件（四○三九） 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在
《一个德国人的所见所闻》中是这样说的：
十二月十三日下午晚一些时候，报告者在市区首次看到了日本军。起
初，日本军很遵守纪律，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说行动也较谨慎。国际委员会
立即与日本军取得联络，为使安全区问题取得他们的承认而再次进行了努
力。 日本军拒绝承认安全区， 这是事实。但现己深入“波兹达马”广场
（据查南京无此广场，疑为当时德国人的代用词――译者）的日本军队尚
持中立态度（中略）。
至十二月十四日，日本军完全改变了态度。他们不准委员会再为在外
交部医院里的中国伤员进行治疗，并不准他们进入医院。
十二月十四日，日本军由于紧急进入南京城，在物资上未获得充分供
应。他们在市内解散，采取了对于正规军完全是无法形容的行动。
日本军从难民那里夺去了所有可以夺取的东西，诸如储备的粮食、毛
巾、衣服、钟表等等所有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反抗自不消说了，如果
在交出物品时磨磨蹭蹭，那就立即会挨刺刀。许多人只因语言不懂，就成
了这样的牺牲品……一个日本兵要四个小工为他搬运抢来的东西，这种情
况不是绝无仅有的。
十四日，日本军的这种有组织的盗窃和掠夺行为继续在进行，直到今
天，人们仍受到某集团的威胁。他们找借口出去勒索。在中国军队撤退期
间，日本军闯入了有些食品商店，并发生几起火灾，但大部分市区街道，
在占颔时几乎未受损害。
在日本军的统治下，市区街道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连日来，天天都有
新的纵火事件出现。现在，街道只剩下了太平路、中山东路、国府路（今
长江路――译者）、龙江路。市南全部地区以及夫子庙全遭掠夺、烧毁。
打个百分比来说，被烧毁的街道占百分之三十至四十。
日本军发现了许多丢弃的军装，正好给他们提供了这样一个论据：有
许多中国兵留在避难区。
他们虽然几次三番彻底搜查了避难所，但实际上没有花力气去搜查士
兵。相反，他们先是信手带走青年，后来又借口什么理由将引起他们注意
的人全部带走。在市区内，中国人没有对日本军开过一枪，而日本军至少
枪杀了五千名中国人。为了省去掩埋尸体的工夫，日本军大抵都把尸体丢
入江河中、在被枪杀的人中，有市政府工作人员和从事水电工作的无辜工
人（中略）。
其他关于悲剧的话题，牵涉到对许多少女和妇女进行虐待和施加暴行。
他们连幼小的孩子也不放过，这种情况屡见不鲜（中略）。
一九三八年（昭和十三年）一月一日临时自治政府成立，并正式发表
声明。在古老的太鼓塔上挂起了五色旗，同时苏联大使馆（旁注原文如此.
――译者）被火烧，自治政府是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勉强成立的，直到今
天它还毫无统治能力。中国人完全缺乏自信心，日本人有一方同意给予援
助，而另一方则予以拒绝。有教养的中国人依然表示沉默。红十字会申明，
自治政府只为发展中日某种共同事业而进行合作（《远速》，五十九号，
载前引书1，第一六九至一七○页）
这一普通报告所记述的关于日本军对南京市民进行屠杀、强奸、放火、掠夺等
所犯下的罪行，与埃德加・斯诺所写的不同，那是留在南京的外侨亲眼目睹和直接
听到的事实，它记述了日本军占领南京后一个月内的情况，是秘密记录。我认为，
记述的内容虽不那么详细，但总可以说是有关南京事件的重要资料。而且据推测，
笔者德国人正是上述引文中所提到的设置“安全区” 的“国际委员会” 主席拉贝
（John H. D. Rabe，西门子洋行职员）。
◆ ◆ ◆ ◆ ◆
国际委员会主要就日本军对安全区市民所犯下的暴行提出报告，它已由徐淑希
教授编辑出版，题为《南京安全区档案》。其中一部分内容也被收录在田伯烈编写
的那本书中，这已在前面介绍过了。这些报告列举了从十二月十日以后到次年（昭
和十三年）二月七日期间连续发生的事件，曾向日本驻南京大使馆提出过二十余次。
内中报告了四百四十四件日本军人的犯罪事实。另外，国际委员会委员之一、金陵
大学非常时期委员会主席贝茨博士根据拉贝主席的建议，在日本军人城后，除以国
际委员会的名义外，又单独用打字稿几乎每天向日本大使馆提出一份报告，内容是
反映日本军在安全区内最大收容所――金陵大学里的犯罪事实。贝茨教授把这些报
告中的部分内容抄录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的宣誓口述书（检证二二四七）中，它
是为检察方面向法庭提出作准备的（贝茨以证人的身份站在法庭面前，由于他是知
识分子，因而不提出口述书，而是应检察官的直接讯问，予以口述）。教授除向日
本方面提出这些报告外，又于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二日向美国驻南京大使馆提出了
综合报告，内容是关于在美国国旗下保护难民的金陵大学遭日本军破坏的情况，其
概要情况已在上述宣誓口述书中谈到了，这里介绍如下：
在这些报告（每天向日本大使馆提出的报告。――洞富雄注）中反映
说：一般武装士兵非法进入金陵大学一千七百二十次，为进行强制劳动而
强行拉走六百四十七人，凌辱妇女二百九十人，杀伤事件超过六十起，还
犯下了其他暴行以及撕毁美国国旗七次。在此报告中未包括这些情况：有
记录在册的四百名以上男女工人被转移和强制劳动，据说因他（她）们过
去曾在中国军队呆过，而现在避难于南京大学（金陵大学。――洞富雄注）
内。毫无疑问，日本军的凌辱和暴行的实际件数要比报告中提到的多得多。
很明显， 那是由于沉默，或担心报复而不愿多提出来（前引书1，第五十
七页）。
可以这样说，参加攻打南京战斗的日本军官兵中，过去根本没有人对身临其境
的屠杀事件讲过话。然而，在昭和四十六年，我开始能够看到了两、三份这种证词
和坦白材料。这里介绍两份值得注意的材料，都是作为士兵参加南京攻陷战的人们
说的。
生于东京的冈本健三这样说：
有人说未发生过南京屠杀事件，那是一派胡言。我目击了屠杀的现场。
日本军占领南京后，由于区别不出良民与游击队，因而就发良民证。我们
的部队也每天干起像是查问之类的事情来。虽然要中国人填写出生的年、
月、日、职业、性别，但中国人很少有人会写字。我们对不会写字的人作
了说明，但他们听不懂我们的活。于是，回答清楚的人就没事，如有人讲
得慢腾腾的，前言不搭后语，就被视为行迹可疑的人而另行处置。
我想日本军是在南京机场焚烧了被杀害的中国人的尸体。行迹可疑的
中国人由各部队集中后带到机场。他们在杂草丛生的草地上，被绳子团团
捆住，他们无法逃跑。他们感到莫名其妙而喧嚣起来，喋喋不休。架在飞
机库顶上的机枪对准那里哒哒地射击。我认为这种射击是在接到“射击”
的命令后进行的，是不知不觉地勾动了扳机。由于我们没有杀人的精神准
备，因此毫无表情。如果在战斗中，命令我们杀人，若不把对方杀掉，则
自己有被对方杀掉的危险。可是在那种场合，有点人性的话就不会射击。
射击的任务由机枪队执行。我们的部队则驻扎在四周进行监视。
射击开始，有人抢先夺路而逃。即使逃跑，但因为到处都架有机枪，
结果也必然被枪杀。当时估计被杀害的有四、五百人。事情结束后，日本
军把路轨堆起来，上面放着尸体，下面塞进木柴，浇上汽油后统统焚毁。
虽说是烧起来了，但内脏之类的东西很不容易燃烧，总是于冒烟。日本军
用棒拨动一下，这些尸体就落到下百的洞里。后来，日本军将路轨挪开，
把骨灰等掩埋得干干净净。如果有谁知道是用机枪扫射的，那就情况不妙
了，可能就是因为这一点，所以在焚毁尸体后再加以掩埋。屠杀大体上是
在夜间进行的。在傍晚屠杀后，清理尸体的工作一直要干到第二天早晨。
这些事情并不是仅仅在一天内完成的。有时我们的部队也被拉出来，我也
干过焚烧尸体的工作，一直要于到第二天，干到很晚。被害的人不只是男
的，也有妇女和儿童，甚至有不到十岁的儿童。这是不折不扣的屠杀啊！
被杀的人是不是游击队，也不清楚。在区别他们是否是良民时，并非什么
都是有根据的。由于语言不通，情况不会弄得很清楚。虽说在地狱里与极
乐世界相差无几，实际上，这是胡言乱语。
强奸事件也不是谣传，而是实有其事。占领南京后不久，情况糟得很。
自杭州湾登陆后，军队里就没有女人了。士兵们都是青年……上级说，如
果干了那种事就当场把女人杀死。不许用刺刀戳，也不许开枪射击，应该
把她们打死。我想，这样做是为了不使人们知道那是谁干的。那是因为强
奸和盗窃是要交军法会议处置的。话虽这么说，但在一线部队，有时是睁
一只眼，闭一只眼，很放松。无一人为了儆戒而遭到枪决……不，也没有
受到惩罚。干坏事的，不仅仅是士兵。有时军官先干在前头。厉害的中队
长、大队长什么的，他们在去南京前，即使是在战斗中，有的也带着女人。
这些女人反正都是随便抓来的，恐怕没有傻瓜会出钱去买。据说他们天天
晚上同女人睡觉，而士兵们则不允许这样子，上级却干了这种事。我们的
心情都……
当然，日本的安慰妇（即随军营妓――译者）在日本军占领南京的同
时也来到了。有的安慰妇张皇失措，比部队到达得早。在南京时，我们的
部队进城那天，商店已经营业了。九州一带的女子很多。待军队逐渐安顿
下来以后，似乎大阪的、东京的女子也来了（《参加杭州湾敌前登陆》，
载《中国》，一九七一年八月号）。
现在要提一下水户市人田所耕作的谈话，太平洋战争研究会曾利用他的谈话，
从中取材，编写了报告文学，即作为《太平洋战争的纪实材料：最前线情况异常》
之一部分（载德间书店出版的《朝日周刊艺能》，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号）。
笔者曾在旧著《南京事件》中大致介绍了他的谈话，但由于是擅自利用他的谈话，
主编提出了异议。也有这种原委，认为谈话内容太残忍，所以这次再要引用则有顾
虑。顺便提一下，在这《最前线情况异常》中，关于日华战争方面所写的报道，后
来通过拙著的编者片桐军三整理，由新人物往来社于一九七五年作为《证词记录：
三光作战》一书出版，因此，对关心田所证词的人，希研究该书内容。
◆ ◆ ◆ ◆ ◆
再想介绍一份日本方面的有关资料。遗憾的是这份资料是后来所写的见闻，不
能说是同时代的资料。笔者是泷川政次郎。大学者泷川博士是个体制派的人物，他
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也担任过辩护律师，连他也这样说：
我当时住在北京，由于盛传南京屠杀之事，昭和十三年夏，我通过津
浦线去南京旅行。南京市区的居民住宅基本上都被焚烧，我以为那是日本
军轰炸引起的，对他们的空袭威力感到惊讶。可是仔细一打听，才知道这
些居民住宅都是在南京陷落后，日本兵放火焚烧的。当时，南京市民对日
本人所产生的恐怖心理半年后仍未消除。我曾温和地向南京妇女搭话，她
们也不作回答，个个躲避起来。据给我拉车子的车夫对我说，当时在南京
市区内的姑娘，没有一个不遭到日本军糟蹋的（《新版：评东京审判》，
下册，第九十六页）。
泷川博士关于日本军放火所引起的损害和强奸的实际情况，在说法上似乎有某
些夸大。但不管怎么说，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军队方面的证人全都坚持认为不
知道，不了解南京屠杀事件。对比之下，泷川作为原海军大臣岛田繁太郎的日本方
面的辩护律师，在战后赤裸裸地写出这些情况作证，是有勇气的，希能予以高度评
价。
南京安全区
谈到南京暴行事件，在这里有必要叙述一下叫作安全区的国际难民区。
首都南京陷落时，有四十名左右的外侨留在这里求走，他们不顾其本国的外交
代表的劝告，把生命危险置之度外。留下来的外侨人数，正如田伯烈编写的那本书
中所引的材料――估计是外侨马吉牧师秘密致其在上海的妻子的那封信里，谈到十
二月十一日那天情况时说：“我们现在外侨二十七名，其中美国人十八名，德国人
五名， 英国人一名，奥地利人一名，苏联人两名”（前引书2，第二十八页）。在
十二月十七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致日本大使馆的公函中，也认为在南京有二十
七名外侨（《南京安全区档案》第九号文件，田伯烈编写的书，第六号文件，载洞
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 第一二七至一六八页）。但是这二十七名外侨，并非留在南
京的全部外侨人数，他们不包括宣传报道工作人员、大使馆工作人员和女侨民等等，
似乎仅指除此以外的男侨民而已。实际留下来的好像有四十名左右。在这四十名左
右外侨中，有十五名侨民参与组织国际委员会工作，这个委员会的设置，目的是为
了保护、救济当时留在日本军占领下的南京三十万左右市民。前面提到的南京安全
区就是难民区。
根据十二月十四日那天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致日本当局的公函中所附名
单（收于田伯烈编写的那本书中），该委员会由十五名侨民组成，计：德
国人三名，美国人七名，英国人四名，丹麦人一名。而另行组织的国际红
十字会南京委员会方面， 则由十五名外侨和两名中国人组成（前引书1，
第一六七页；2，第一二一至一二二、一六七页）。
在后一组织的十五名外侨委员中，有七名与前一组织重复。属于这两
个委员会的外侨共达二十三名。但在红十字委员会的委员中有两名是女的，
如把她们除去不算，则男侨为二十一名。
可是，在该书收录的各种资料中，除上述二十三名外，还可见到十二
名男侨和五名女侨的名字，他们都是官在南京的外侨。合起来，外侨人数
为男三十三名，女七名，共四十名。在不属上述两个委员会的外侨中，除
美国大使馆二等秘书艾利森（John Allison）和巴赫（J. Lossing Bach）
教授外，人们知道还有《纽约时报。记者德丁等五名宣传报道工作者，如
从三十三名男侨中除去这七名，就成为二十六名。这与马吉牧师（？）的
报告和十二月十七日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公函中所说的二十七名相比，仅
少一名。在两个委员会的成员中有男侨二十一名，其他男侨除知道名字的
十二名外，恐怕还有一人，定居的男侨人数还是二十七名，这可能是正确
的。
接着要指出的是，马吉牧师（？）所说的二十七名不同国籍的外侨，
在人数上稍有出入。这与前面提到的十二月十四日发出的安全区国际委员
会的公函中所附名单一比较就清楚了。另外，在《确京安全区档案》中，
不完整地记载着二十二名外侨名单，其中德国人五名，奥地利人一名，苏
联人两名， 美国人十四名（前引书2，第一七三至一七四页）。这里，少
了四名英国人和一名丹麦人（计二十七名）。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侨居南京的外侨时常聚集在一起，他们为了对付日本军的
空袭，为安全起见，就设置中国人和外侨可以避难的安全区问题进行了商议，认为
“当此日本军来临之际，情况紧急，希望在事后得到中国和日本两国承认的情况下，
设置专事建立安全区的委员会”，不久，这个委员会的核心――南京安全区国际委
员会成立了（田伯烈编写的书， 载前引书2，第二十一至二十二页）。德国人、实
业家约翰・拉贝就任主席，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斯迈思博士担任秘书。
南京市市长马超俊把安全区的行政权交给国际委员会，是在十二月一日。这些
权利包括涉及警察、重要公共事业、消防、住宅、食品以及卫生等各种职权。为了
执行警察行政任务，还移交了四百五十名警察。市长还保证向安全区供应三万担米、
一万担面粉和盐，并拨给十万美元予以资助。事实上，该委员会很快得到了二万零
九袋米的发货单和现款八万美元（前引书1，第一五九至一六○页；2，第二十七至
二十八页、一二五、一二七、一三一、一三八、一四八至一五○页）。
这一安全区的范围规定为：南至汉中路，东至中山北路（今人民北路），北至
山西路（实际上从山西路更向北延伸），西至西康路。面积为两平方英里，约占城
内总面积的八分之一而巳。据说该区建筑物仅占城内总数的百分之四。管理安全区
的国际委员会， 其办事处设在宁海路前外交部部长张群的公馆内（前引书2，第二
十九、五十、五十二、二一九页）。
据推测，留在南京的市民约二十五到三十万人（日本军所登记的市民达十六万
人，但其中不包括十岁以下的儿童，有些老妇也不计在内〔前引书2，第一四三页〕），
其中有十五万人聚集在小小的安全区内（前引书2， 第五十三页）。在难民中，也
有些人是好不容易刚从上海、苏州、无锡、镇江等地逃难来南京的。
日本兵的残暴行为使市民产生了恐惧心理。居民，特别是害怕他们暴行的妇女
陆续来到安全区的收容所避难。在这安全区里，丢下武器、穿上便衣的中国兵，即
日本方面叫做便农兵的也混了进来，这是不言而喻的。国际委员会即使知道了这一
点，也认为，他们既然已经放弃武器，同样把他们当作一般难民收容下来，这是理
所当然的。
在安全区里，利用公共机关的房子设置了十八个难民收容所。在这些房子里，
到十二月十七日为止，约收容了五万名（当初，预计收容三万五千名）难民（前引
书2， 第一三一至一三二页），从十二月下旬到翌年一月间，最多的时候竟收容了
六万八千名乃至七万名。
此外， 据说未进收容所而居住在安全区内的人，也有六万八千名（前引书2，
第一三六、二二○页）。
十二月十七日那天，各收容所及其收容的人数如下：
旧交通部：一万名〔家属〕。五台山小学：一千六百四十名〔家属〕。
汉口路小学：一千名〔家属〕。陆军大学：三千五百名〔家属〕。小桃源
南京语学校（原文如此――译者）：二百名〔男子〕。军用化工厂：四千
名。金陵大学附属中学：六千至八千名〔家属〕。圣经师资训练学校：三
千名〔家属〕。华侨招待所：二千五百名〔家属〕。南京神学院：二千五
百名〔家属〕 。 司法部：空。最高法院：空。金陵大学蚕桑系：四千名
〔家属〕 。金陵大学图书馆：二千五百名〔家属〕 。德国人俱乐部：五
百名〔家属〕 。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四千名〔妇女〕。法学院：五百名
〔家属〕。农村师资训练学校：一千五百名〔家属〕。山西路小学：一千
名〔家属〕。金陵大学宿舍：一千名〔妇女〕。总数共四万九千三百四十
至五万一千三百四十名。
在这些收容所中，收容最多的要算美国教会学校――金陵大学（今南京师范学
院）所属各单位。最多的时候校内各处好像有三万难民（前引书2，第五十一页）。
由于越来越多的难民从安全区外拥进来， 自此比较大的私人住宅也都改作收容所
了。这样，收容所总共有二十五处，但要把所有难民全都收容在这些单位里，那是
不可能的。在安全区内，居民住宅都住满了人，要让几万难民住在现有房子里是住
不下的，倒不如在空地上、单位内部和居民住宅的院子里搭起临时小屋，暂时住下
来。当然，安全区一片都是临时小屋（前引书2，第三十三、五十二至五十三页）。
对居住在这种临时小屋的难民来说，天气―直晴朗是幸运的，但到年底，他们终于
遭受大雪的袭击。在外侨马吉牧师（？）的信中这样说：“十二月二十八日，星期
二。我们所担心的恶劣气候到来了。先是雪子下个不停，接着又下起鹅毛大雪。可
怜的难民们虽说是住在临时小屋里，其实这种小屋与狗窝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处于
悲惨的境地。因为这种临时小屋多数不能防雨，路面又很泥泞。前些日子连续放晴，
对我们来说确实感到幸运。”（前引书2，第四十一页）
扬子江岸边也是集结难民的地方，那里约有两万市民。在日本军入城前由国际
委员会配给他们的粮食几乎已经吃光，他们吃尽了苦难后，要求转到安全区来。然
而，安全区里的难民已人满为患，事实上，日本军也不容许他们进入安全区。在马
吉牧师（？）的信中，谈到十二月二十九日那天情况时，对此有所记述（前引书2，
第四十一页），这个难民区大概就是中国方面所说的“宝塔桥难民区”。据本多胜
一在南京采访后所写的报道说：“宝塔桥难民区”地处英租界，所以“许多居民在
那里避难，他们抱着这样一种希望：也许日本军不能随便侵入这个地区”（《中国
之旅》，若波文库版，第二四四至二四五页）。据说，在这个难民区里收容了数千
名难民，其中二千名青壮年男子在附近的煤炭港码头被屠杀，对此，前面已有叙述
（参照本书第四十四至四十七页）。
安全区虽已设置，但日本军不承认它在国际法的意义上是具有治外法权的区域。
本来，安全区的性质是：它的设置是为了在发生战斗期间保护那些在战斗中受害的
一般市民，因此在占领后，日本军理应接收。所以日本军当局不承认管理安全区的
国际委员会有其特殊的法律地位。
国际委员会主席、德国人拉贝在一月十四日致函（检证四○三九）德国驻上海
总领事，就这个安全区和管理安全区的国际委员会问题，叙述如下：
如同当时贵电之照会所报告的那样，我在当地设置的难民区国际委员
会担任主席。
上述地区成了二十万中国非战斗人员之最后的避难场所。在该地区设
置这个委员会不太容易。那是因为尤其日本方面根本不承认上述地区。其
原因在于，（中国方面）高级武官和他们的幕僚一起，在最后的时刻，即
在他们逃离南京前，一直居住在这个地区（中略）。
我委员会管理着全部约有七万难民的二十五个避难所，在七万名中约
有五万名难民毫无粮食来源， 要由我们供给（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1，第
一六六至一六七页）。
如果能保证南京市民的正常生活得以全面恢复的话，国际委员会也答应日本军
接收安全区。该委员会事实上是这样希望的，它在十二月十七日致日本大使馆的公
函中提出：“本委员会虽说受旧南京市政府委托，其职权在任何意义上说都是半行
政性的，但无意继续行使该职权。我们迫切希望尽可能将这些职权及早移交给贵方。
如此，本委员会则可成为单纯的救济机关。”（前引书2，第一二七页）
可是，日本军在开进南京的同时，掠夺、强奸、屠杀，为所欲为，军纪很坏，
出现了军事当局亦感到束手无策的恐慌局面。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局面：连在占领前
还留在一般市区的市民也要求保护，陆陆续续不断地逃到安全区。为此，日本军事
当局未能要求接管安全区，而国际委员会虽无能为力，却也不得己而负责保护难民。
不久，军事当局对安全区的存在，在口头上表示了不负责任的承认，即采取了默认
的方式（前引书2，第二十二、一二六、一五四页）。
占领南京后不久，日本军对逃入安全区的许多“便衣兵”进行了彻底的搜捕，
并加以集体屠杀。许多普通男性市民受到这种残酷无情的搜捕便衣兵的连累，也遭
受了与便衣兵同样的命运。对此，后面还将详细叙述。这种有组织地进行的屠杀另
当别论。在安全区外，南京陷落伊始，日本兵就对市民开始犯下了可怕的暴行，而
这种暴行不久就可能波及到安全区。
国际委员会担心日本兵的暴行影响到安全区，早在十二月十四日使致函日本军
事当局，要求在安全区的各入口处分别派驻一名卫兵。十五日，日本军的特务机关
长口头保证实施所提出的上述要求。可是，日本军事当局却始终没有派驻卫兵。正
如委员会所担心的那样，日本兵三五成群地很快潜入安全区内的东西两边，开始实
施暴行。十六日，他们强行拉去驻屯在司法部内的五十名穿制服的警官，另外又带
走了四十五名“义务警官”。第二天，由于驻在高等法院的四十名穿制服的警官被
带走，其他警官见此情景吓得发抖，不敢在街头露面，安全区内只能任凭日本兵横
行不法。国际委员会从十六日到二十日连日来向日本大使馆提出建议，要求他们在
安全区内派宪兵日夜巡逻， 并在收容所的入口处设置卫兵（前引书2，第一二○、
一二三、一二四、一二六、一二七、一二九、一三一、一三三、一七一页）。
日本军占领南京后一星期，即二十一、二十二日左右，安全区内好不容易配备
了宪兵。于是，宪兵似乎在安全区内巡逻起来，但未能因此而确保安全区内的秩序。
如根据国际委员会就日本军的暴行所提出的报告，看来这种事件仍在不断发生（前
引书2，第一一○至一一一页）：
第一五一件 十二月二十二日，两个日本兵在金陵大学蚕桑系强奸了
十三岁少女难民。她的母亲前去阻止而负了伤。另外，日本兵还强奸了一
名二十八岁的妇女。二十三日凌晨四时，一个日本兵强行拉走两个姑娘，
在路上遇见宪兵后，这个日本兵就逃之夭夭〔警察局副局长H・K・吴提供〕
第一四六件 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三时，两个日本兵来到汉口路小学
收容所，搜寻了值钱的东西后，强奸了职员黄（译音）小姐。此情况被紧
急报告了日本军特务宪兵队后，他们为了逮捕日本兵，派来了宪兵，但日
本兵已逃走，于是，宪兵带走了黄小姐以作为证人。当天晚上，又来了另
一个日本兵，强奸了王夫人的女儿。下午七时左右，又有三个日本兵进来，
强奸了两名妇女，其中一个还只有十三岁〔汉口路小学难民收容所所长岑
达臻（译音）提供〕。
第一四八件 十二月二十五日晚，七个日本兵来到圣经师资训练学校
难民收容所，整整呆了一个晚上。白天，上午九时来了四个日本兵，下午
二时来了三个日本兵，他们搜寻了衣服和现金后，强奸了两名妇女。在被
强奸的妇女中，一个年仅十二岁〔圣经师资训练学校提供〕。
第一六七件 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一时，五个日本兵和一个勤务员来
到汉口路小学，企图带走两个姑娘。正当她们要被带出去时，幸亏来了几
个巡逻的宪兵。宪兵看到这种情景后，就逮捕了三个日本兵和一个勤务员
〔汉口路小学难民收容所所长岑达臻（译音）提供〕。
即使有宪兵巡逻，也没有产生太大的效果，那是因为发生的事件实在太多了。
当时驻南京大使馆参事官日高新六郎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的宣誓供词中说：
起初，在南京，除宪兵队队长外，只有一支由十四人组成的宪兵队，但几天内，理
应再增加四十个宪兵，那是在十二月十七日听说的（《远速》，二一○号，载前引
书1， 第一八二页）。可是，宪兵队的力量好像没有迅速增强。马吉牧师（？）在
上述信件中，在谈到十二月十九日那天的情况时这样写着；“我们听说，最近来了
十七个宪兵，他们可能是为了前来协助恢复秩序的。与五万多军队相比，宪兵只有
十七个！”他又在谈到二十二日那天的情况时说：“今晨五时，射击队立即在附近
进行活动，射出的枪弹竟达一百发以上。夜间，他们两度闯进大学，站在门口的警
察被他们的刺刀戳伤，门也被破坏了。先前刚部署的日本宪兵队已经睡着了。新上
任的日本宪兵队的代表们来访， 保证在一月一日前恢复秩序。”（前引书2，第三
十七页）
贝茨博士也在其宣誓口述中，引用了十二月二十一日写的那封信中所谈的一节
话：“国际委员会的两名委员乘汽车走了四、五英里路，还没有看到过一个宪兵”
（前引书1，第五十五页）。在一月十日写的那封信中，所谈情况如下：
五万多名日本兵在南京横行不法时，真正的宪兵只有屈指可数的十七
个，因而我们一连几天未曾见到一个宪兵。结果是有几个日本兵戴上了特
制的臂章，充当宪兵，这样，他们自己所作的坏事当然被隐瞒起来，而仅
仅阻止了一些无足轻重的事件的发生（前引书2，第五十一页）。
这封信说，派到安全区来的乔装的“宪兵”是些非常令人担忧的士兵，同样，
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作为证人出庭的马吉牧师就当时在南京的宪兵人数问题，对
辩护律师的盘问，作证答覆如下：
起初，我们几乎看不到宪兵。但我们想同日本人交涉一下或许多少会
派一些宪兵来，于是就前往日本大使馆。后来日本大使馆好像不断地带来
了许多人。那是经过了一番努力的。于是，大家继续努力，要求把他们派
到安全区附近去站岗。为此，起光大家壮了胆，可是后来渐渐闹出笑话来
了， 其情况是， 这些哨兵也干起了像前面所说的士兵所干的不法行为了
（《远速》，四十九号，载前引书1，第一○二至一○三页）。
这里所叙述的，是从进攻南京的过程中所看到的日本军的军纪败坏情况，以及
与此不相适应的宪兵不足的问题。原系第十军所属的宪兵、不久后担任杭州宪兵队
队长的上砂胜七中佐这样说：
如上所述，随着军队的前进，各种各样的事件也多起来了，要阻止这
些事件的发生很不容易，煞费苦心，无奈分配来到几个师团二十万大军的
宪兵仅不到一百人，实在毫无办法。即使提出派辅助宪兵来，如果部队是
在驻扎期间，似乎还能接受这一要求，但如果部队在进攻中，各部队都希
望多一个兵，所以我们的要求就得不到满足。我们仅仅只能逮捕不能容忍
的现行犯，而且假如是在进攻中发生事情，也没有设置军法会议未加以处
理，于是，把一部分人引渡给所属部队，由这些所属部队去进行监督；把
另一部分人由宪兵队带走，前往南京。
这种情况传到了东京的中央部门以后，当时的参谋总长困院宫殿下于
是发出了《关于整饬军纪的训示》（中略）。
虽被称为皇军，但这使皇军听后感到讨厌。由于出现这种情况，所以
宪兵每占领一个地方，都要在那个城市、村落的人口处和重要地方向日本
兵贴出告示，但其语调婉转，避免用露骨的文字和反而为敌人利用的写法，
并写了几个大字：防火，防盗，爱护居民（《宪兵三十一年》，第一七六
至一七七页）。
正如前面所介绍的那样，马吉牧师（？）在信中谈到十二月二十二日那天的情
况。从他的那封信中可以知道，日本宪兵说自元旦起已恢复秩序。事实上，一月份
以后，安全区的情况稍有缓和。那似乎与十二月底发出命令，禁止在安全区内出入
有关。可是，事态的缓和只持续了很短时间。过不了多久，站在入口处的卫兵并不
听从关于严格执行纪律的命令，五、六个不戴臂章的士兵又开始在区内徘徊，随之
而来的是暴行事件续有发生（洞富华编前引资料集已第一七七页）。
对一月份情况开始有所缓和问题，也有另外一种看法，贝获博士在一月十日写
的一封信中说：“元旦以来，在难民挤得满满的安全区内，事态没有发展，相当缓
和。这主要是由于日本军的主力部队已经出发了。根本见不到‘军纪恢复’的情况，
就连宪兵也进行强奸和掠夺，玩忽职守。新的军队到来，或在作战上有变动，很可
能会发生新的变化。日本方面没有明确的政策。允许外国的外交官回到市里（本周）
之事颇费周折， 看起来，这也反映了要求安定的一种愿望。”（前引书2，第四十
八页）
宪兵在十二月二十二日说，一月份以后事态将会缓和，他们所以这样说，也许
是因为上海派遣军的主力撤离南京估计是在二十三日，那些宪兵预料，如果上海派
遣军的主力撤退后，日本兵的暴行也可能减少，这将在《在“欢庆南京胜利”期间》
一节中谈到。这样的话，南京的情况稍有改善，即使是暂时的，也还是如同贝茨博
士在一月十日所写那封信里说的那样，它与日本军的主力撤离南京有关。
二十三日以后，仅第十六师团留在南京，负责南京的警备任务，但事态有所缓
和，时间很短。虽说是警备部队，但这个师团也决不能说是模范部队，这就是所以
出现军队再度开始横行不法的原因。因为他们和过去的占领军一样，其中有很多劣
质的军官和士兵。单以警备队司令官、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为例，据说他就是残
暴的色情狂，是个性格反常的人。松井司令官将重大任务交给这位将军，其措施也
有问题。关于中岛中将的问题，希参看第5节中《令人可怕的南京地区警备司令官》
有关叙述。
正如马吉牧师（？）在信中所提到的那样，宪兵依然是无能为力的，但外国使
馆工作人员回到南京，这对难民来说是个好消息。由于得到日本方面的许可，一月
六日和八日，美国代表和英国、德国代表各三人分别到达南京（前引书，第四十二
至四十三页）。
抓“残兵败卒”和市民遇难
前面已经说过，在城外被集体屠杀的人们中间，不仅有被俘的军官、士兵和难
民，而且还包括许多占领后在城内被抓去的残兵败卒和被误认为是残兵败卒的一般
市民。
在南京陷落前的十二月十二日那天，城内的中国军队崩溃，残兵败卒变成了日
本方面所说的“便衣兵”。南京被占领后，在南京逗留了三天的《纽约时报》记者
德丁曾目睹中国兵的情况完全变了样，对此，有如下描述。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八日的报道，只是作了简单的记述：
记者在星期日（十二日）傍晚驱车在市区内兜了一圈，当时看到一个
部队的全体人员脱下了军装，这种光景滑稽极了。许多士兵是在去下关的
途中脱下军装的。有人走进小路里换上便衣。也有些士兵光着身子，然后
穿上普通老百姓的衣服（前引书2，第二九○至二九一页）。
翌年一月九日出版的报纸，有则更为详细的消息，内容是这样的：
星期日傍晚，整个安全区都有中国军人，多数人开始脱下了军装。他
们有的从过路人那里捡来了普通老百姓的便衣，有的请求把衣服让给他们。
尽管如此，在没有一个“普通老百姓”时，士兵们就脱下了军装，只穿一
件衬衣。
武器也和军装一起被丢弃了，马路上堆满了手枪、手榴弹、刺刀、背
包、军装、军靴和钢盔。在下关门附近，丢弃的军用品数量很多。从交通
部门前到两条马路之间，像是丢弃垃圾的地方，堆积着卡车、炮、公共汽
车、指挥官的专用车、运货马车、机枪和小型火器。在市区内，价值二百
万美元的最好的建筑物深更半夜被焚烧，储藏在里面的弹药连续爆炸了很
长时间，这种情景真令人可怕。
建筑物外面的垃圾山也着了火，一直烧到第二天很晚的时候。拉炮车
的军马也被包围在火焰之中，军马的悲鸣声更使现场的情景凄惨万状。大
火灾封锁了通向下关的主要马路――中山路，小巷拥挤到了极点。
中国的军队好容易走到下关，他们无疑想乘上几艘帆船，从沿江马路
出发， 渡过扬子江。但多数人由于恐慌而溺死在江里（前引书2，第二九
○至二九一页）。
日本军似乎认为，到占领南京后第三天，这些残兵败卒还有二万五千人。对此
情况，东京朝日新闻社特派记者曾于十五日发出的电讯中报道过（见本书第七页），
十五日前留在南京的记者德丁也报道说：“日本军自己公布，在扫荡南京的最初三
天内逮捕了中国兵一万五千名。当时，日本军认为，在市区内还潜有二万五千名士
兵。”（前引书2，第二九一至二九二页）
这种所谓“便衣兵”，照字面看来就是游击队。由于游击队不适用于陆战法，
所以也可以把他们交付审判后予以处决。然而，南京陷落后的所谓“便衣兵”，即
便有他们的军籍，也已不能说他们是兵了。因为他们已经丧失斗志，丢掉武器，一
面隐瞒自己的身份，一面混入国际委员会所管理的安全区内，要求保护。他们既无
当游击队的思想，也无这种能力。所以，称他们为便衣兵并不确切。尽管如此，日
本军把他们当作敌军逮捕起来，这在战争法规上是容许的。但他们即使被检举，也
是俘虏，对俘虏是不能杀害的。可是，日本军不加审判，就把大半“便衣兵”视同
一般俘虏进行屠杀。即使在陷落后的南京城内出现若干游击队活动的情况，那也不
能把残兵败卒统统杀光。
在城内，游击队的活动相当厉害，也有一种倾向认为，这是所以发生
大屠杀的原因之一。
例如，松平鹰史在其所著《乡土部队奋战史》中叙述说：“城内各处
还潜藏着残兵败卒，治安极度混乱，日本军受到狙击……中国散兵换上了
老百姓的衣服，扮成一般民众，偷袭日本兵。也可以说，这是引起大屠杀
的潜在原因之一。日本军觉得随时随地都会飞来手榴弹和手枪子弹，因此
感到极度紧张，于是一面随即进行着彻底的扫荡。在这扫荡中发生了屠杀，
所以也可以说，这是具有战争杀伤力的宿命的悲剧。”（第四○○至四○
一页）
另外，曾参加南京攻陷战的日本兵冈本健山作证说：“游击队的活动
在南京也很厉害。我们绝对不能单独行动。当时有掉队什么的，士兵们接
连不断地遭到了杀害。他们不是被手枪打死的，而是被刺杀死的。暗杀好
像天天发生。”（前引《参加杭州湾敌前登陆》中一士兵谈日华战争）
《乡土部队奋战史》所反映的情况，似乎稍微有些过分。冈本所说的
日本兵遭到等害，似乎是在“单独行动”时，那也许是在他们胆敢进行某
些不法村为时，中国人所采取的正当防卫，或者是出于报复的结果。他所
说的情况，似乎显然全都不是在屠杀事件发生时的情况。
也有这样的资料，认为在南京城陷落后，几乎看不到有散兵进行抵抗
的情况。前面提到的佐佐木到一少将在他所写《进攻南京纪实》一书中记
述说；“虽说是残兵败卒，有的还潜伏在村庄里和山中继续进行狙击。”
他一点也没有谈到城内的游击队活动。
前面介绍过的、认为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所写的秘密文
件（检证四○三九）中也说：“在市区内，中国人对日本军从未进行过枪
击。”（参照本书第九十页）
该委员会委员、金陵大学贝茨博士也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出庭作证
说i“中国市民感到十分失望， 留在市区内的少数外侨也感到非常惊讶，
在市区内竟全然没有进行抵抗。我们（贝茨和斯迈思）对日本的这种残暴
行为，曾同日本官员进行过种种协商。在协商时，日本官员从未说过受到
市区内的抵抗，以此来为他们的暴行辩解。只发生过一起事件，即关于日
本军入城后的一个水兵事件〔即监听员林某，在入城后十天发生的〕。”
（《远速》，三十六号，载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1，第四十八页）
日本军主要是为了搜捕混入安全区内的散兵，但许多南京市民因受牵连而遭害。
为介绍与此有关的具体例子，引用一下关于搜捕散兵的事实及其被害人数的资料，
那是美国驻南京剧领事埃斯皮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报告（检证一九○六）的
一部分。
在十二月十三日晚上和十四日早晨之前，暴行发生。先是日本军的分
遣队奉命扫荡残留在城墙内的中国军人，把他们一网打尽。日本军对市区
内的马路和建筑物进行了仔细搜索。所有当过兵的人及可疑分子，一个个
均遭到枪杀。详细的记录虽未到手，但估计遭受这种杀害的人达二万以上。
日本军几乎不管他们过去是否当过兵，是否确实在中国军队里干过事，只
要是稍有一点军人嫌疑的人，都一律带走枪杀了。日本军扫荡中国政府军
队的所有散兵之决心，好像是坚定不移的（《远速》，五十九号，载前引
书1，第一五二页）。
埃斯皮说，在搜捕残兵败卒的情况下牺牲的“便衣兵”和普通老百姓，总数达
二万人以上，但金陵大学教授贝茨认为，其牺牲的人数达四万，增加了一倍。在处
理遗弃尸体时证实，在南京城内外近四万非武装人员遭受杀害，其中百分之七十左
右是“便衣兵” （前引书2，第四十七页）。贝茨教授提出四万人这个数字是否恰
当，将在第6节（第一八四页以后）加以研究。
◆ ◆ ◆ ◆ ◆
这种搜捕便衣兵并进行杀害的情况， 乔治・菲奇（Georse A. Fitch）――以
纽约基督教青年会国际委员会书记身份驻于南京――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的
证词（检证一九四七）中说：“日本人从我们宿营的地方抓人时，不遵守任何规定。
他们把手上有老茧和剃光头的，当作曾经当过兵的充分证据，认为务必判以死刑。
在我们宿营的地方，几乎都受到军队的侵入，他们想要枪杀谁，就把谁拉出去。”
（《远速》，五十八号，载前引书1，第一一五页）
不仅手上有老茧和剃光头的人被当作“便衣兵”，而且有谁在晒得黑黑的脸上
露出白的额角，也会被视为戴过军帽的证据。因而许多无辜的工人和苦力被判断为
“便衣兵”，不幸遭到了集体屠杀。许多“便衣兵”像是混入在安全区内，贝茨博
士在出庭参加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作证说：“由于日本军的军官估计，在市区内也
有许多士兵，因而安全地带的问题也严重了。由于在市区内未能发现这些士兵，那
些军官就认为这些士兵隐藏在安全地带，而我们应负隐藏他们的责任。在这种假定
之下，三天内，日本军的军官以及下士官天天侵入安全地带，企图在中国难民中发
现这些士兵，并把他们强行带走。这些军官通常总是在安全地带内的某地区或某一
难民收容所中，要身强力壮的男子全都排列在一起，一个个地进行检查，凡发现手
中有持枪的老茧或头上留着戴过帽子的一圈印子者，均强行将他们带走。”（《远
速》，三十六号，前引书1，第四十九至五十页）
为了彻底搜查出这种“便衣兵”，从十二月二十四日开始，日本军对全南京的
市民进行了登记。据十二月二十二日南京宪兵司令贴出的布告说，进行市民登记是
“向所有难民和市民发给通行证，这完全是为了居住和工作上的方便”（前引书及
第一三七页）。其实，这也是搜捕散兵的一种手段。当时负责南京城内警备工作的
佐佐木到一少将在其手记――《进攻南京纪实》――中这样写着：“十二月二十二
日，命令城内肃清委员会主席立即召开会议。十二月二十三日，开会。十二月二十
四日继续开会，查问工作开始”（《一个军人的自传》增订版，第三三四页）。市
民登记时是经过“查问”的。通过查问，一般无辜市民受牵连的危险性很大，因此，
他们对日本军的这一手段感到极度不安。 大概是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马吉牧师
（？），他在信中这样说：
十二月二十九日，星期三。幸而今天的天气比昨天好。登记工作继续
进行，效率极低。人们一点也不却道去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出面才好。而
且有许多难晨被当作散兵强行带走。妇女和老人前来向我们跪拜哭泣，恳
求我们帮助找回他们的丈夫和儿子。交涉了两三次，情况较好，但军方对
我们的干预表示愤慨（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第四十一页）。
金陵大学――收容三万余难民――的贝茨博士，曾就当时按内进行市民登记时
采用阴谋手段使“便衣兵”自首并对他们予以屠杀的情况，报告如下：
十二月二十日（贝茨博士的手记收录在国伯烈编写的那本书和《南京
安全区档案》中，但后者未写明是十二月二十日。由于登记是从十二月二
十四日开始的，所以这个日期有误），登记从主要收容妇女的收容所里开
始进行。军部当局又对这里少数男子中居住在图书馆新馆里的两千名以上
男子进行了登记。 大约有三千名男子集中在史威斯堂（Swazey Hall）下
面的网球场上，其中有两、三百人（马吉牧师（？）说是有二百四十人〕
响应了三十分钟的演说，走上前去。这种演说的目的是要“以前当过兵的
或接受强制劳动的人，一律站到后面去、如果你们自首，就可以保生生命，
可以获得工作。否则，一经觉察就枪决”。在日本军官的指挥下，通过中
国人所作的短短的演说，这几句话反覆了好几遍。这些中国人尽量想把许
多被认为原来当过兵或不幸被误认为是原来当过兵的同胞从处决的命运中
拯救出来。 大学里的许多中国职员、H・L・桑纳、查尔斯・H・里格斯和
我自己把这些演说都听得清清楚楚。一些中国人认为，去自首的人中，有
的是受了恐怖的影响，或是误解了强制劳动这几个字。确实，他们中间有
许多人从未当过兵……在中午前，军官们又说要把军队储藏的粮食发给大
家，我们要求对两、三百个“自首者”每人准备两顿饭的粮食。当时，连
负责警备任务的一般士兵也表现得很亲切，根本谈不上拔出拳头，而是亲
切地递香烟。下午，男子们一一报告了他们的姓名和职业，均被记录下来
……下午五时左右，出来自首的两、三百人被分成两组，被宪兵强行带走。
这里说的虽是其中一个人的回忆，但他对警备兵亲切的反常的殷勤态度开
始表示怀疑。
贝茨教授就从冒险逃回来的中国人那里听到情况，继续写道，被强行带走的这
两、三百个中国人，或被当作练习拼刺刀的活靶子，或被机枪扫射，或以五人、十
人为一组，被用铁丝捆起来后投入火烧得正旺的院子里，等等。日本军用残酷的方
法对他们进行屠杀。这一记录是根据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资料和一月三日的笔记，写
于一月二十五日，在其长篇记述的结尾中说：“近几个星期内发生的种种暴行，使
我还是不忍通过那个网球场。几万难民被送到校内来，听候登记。为了他们的安全，
接连好几天，我们对在此惨剧中处于各种重要地位的日本军官和士兵必须笑脸相迎
和谦恭有礼，这对于我们简直是一种苦刑。我们好像谁都成了屠杀那两百人的帮凶，
觉得应该向那些不幸的家属负责，要是那些家属处于极度悲惨状态之中的话。日本
军官和士兵怎么样呢？他们中间有的人与我们接触的暴徒相比，还有些人性，他们
中间有许多人谁无妻子呢？ 他们也一定爱着自己的妻子。”（前引书2，第四十四
至四十五页，第四十七至四十八页）
下面所谈的，是同一件事情，见之于《黄俊乡署名的证词》――远东国际军事
审判时检察方面的书面证据（一七三三。但未向法庭提出）。
在南京大学（东爪市）的校院里召开大会，大约有一万名难民参加。
当时，有个叛徒詹用光起来发表一场演说，要求这些国民军举手投降，如
果这样，就能保证所有难民的生命安全。约有七百个人信以为真，举起手
来。 结果，他们被带到上新河监狱，在那里遭到杀害（前引书1，第三八
四页）。
这一记录所说的地方是在东爪市的南京大学。自然，南京大学即指金陵大学，
东爪市恐怕就在天津路百步坡附近。座落在东爪市的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贝茨博
士把当着许多人的面发表演说的中国人理解为“想拯救同胞的中国人”，但黄俊乡
却骂他是“叛徒”。这个中国人的真实情况如何，我不了解。
◆ ◆ ◆ ◆ ◆
日本军就是这样施计搜捕散兵，而抓到“便衣兵”后就枪决的命令到了下面，
解释就扩大化了。有时公务员也受到了迫害，不仅仅是连累了一般市民，日本军好
像是在进行杀人比赛。
国际委员会从南京市市长那里接管了四百五十名正规管官。该委员会觉得仅仅
这些警官还警备力量不足，于是在十二月十三日组织了志愿警官。志愿警官不穿制
服，只戴委员会肩章，也不带枪支。不如说，他们好像是西方的童子军。十二月十
五日，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与日本军的特务机关长会面时，就安全区内保留警察问
题取得了口头谅解。但如前所述，安全区的警察，不知为什么实际上经常受到干涉。
十六日，驻屯在司法部内的五十名警官被捕，志愿警官也有四十五、六名被捕。随
后， 在最高法院内的四十名警官也被捕（前引书2，第二十七、一二○、一二三、
一二六、一三一页）。
军队撤退后，南京自然剩下了四百五十名正规警官和若干名志愿警官，由他们
负责市内的警备任务。但这些警官也和散兵一样，似乎全遭日本占领军的屠杀。如
前所述（第五十六至五十八页），根据前警官伍长德的证词，收容在司法部的三百
名警官（此数似有出入）在西大门外被枪杀。另外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同样作为
检察方面的证据而提出的红?字会南京分会的报告（检证一七二八。但未向法庭提
出）中，列举这样的事实说：“有两百名以上的警官在南京城外被捆绑起来，围在
地坑的四周。然后在坑内倒入火油，点上了火。警官们都一边挣扎，一边受火刑。”
（前引书1，第三八六页）。
其中也有胡作非为的军官。尽管修复电灯是迫于紧急的需要，可是他们把发电
厂的职工当作公务人员，全部枪杀。对此，马吉牧师（？）在他的一封长信中，就
十二月二十二日的那天情况说：
下关发电厂有个姓吴（译音）的工程师向我讲起一个不可思议的消息。
他说，该厂五十四名工人在南京陷落前一直坚守工作岗位，都是那样的勇
敢，可是终于落到个去扬子江岸边英商国际出口公司避难的地步。日本军
借口该厂系政府官办（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便把其中四十三人强行带走
枪决。日本方面的官宪每天到我的办事处来，说是要一个个地找这些工人
去开动发电机，恢复供电。我对他们说，他们的军队已经屠杀了该厂的一
大半工人。这样，我至少感到舒服一些（前引书2，第三十七至三十八页）。
这是根据田伯烈编著的《战争是什么》英文版中所叙述的，而中文译
本把“国际出口公司”译为“和记洋行”（肉类禽蛋加工厂）。在远东国
际军事审判时提出的、 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J・麦卡勒姆 （Rev.
James McCallum）的日记（检证二四六六）中，谈到的翌年一月八日那天
的情况，与此相似。――“通过拉贝，最后商定让工人们恢复工作，但是
就在这前一天，以下士官为首的一队陆军前往英国出口公司。而且要求发
电厂所属四十三名工人排好队，旋即用机枪对他们进行扫射。这个发电厂
是私商办的。这些士兵未经调查，却认为被枪杀的是政府工作人员。在一
般情况下， 要想在一个月后制止发生这些事情几乎是难以办到的。 ”（
《远速》，五十八号，载前引书1，第一二五页）
在日本军搜捕残兵败卒中，无辜的普通百姓被当作“便衣兵”，与残兵败卒们
一起遭到了悲惨的命运。下面介绍两、三份资料，都反映了当时在安全区搜捕残兵
败卒的情况。
红?字会副会长许传音，在其宣誓口述（检证一三七四）中说，有一天，他亲
眼看到日本军闯进安全区内一所收容着约一千五百个难民的建筑物里，把难民捆绑
起来，以十人或十五人为一组，集中起来后带走，后来得到消息说，这些难民在第
二天早晨全被机枪打死，尸体被投入池中（前引书1，第二十六页）。
前面提到的菲奇在供词中说：“十二月十五日，我看到约有一千三百名穿便服
的人刚从我们总部附近的一个宿营地被日军带出来。他们在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的
日本士兵的押送下，分别各约有一百名列队排在一起，被绳子串连缚着。尽管我向
队长提出了抗议，可是他们仍把这些人带去枪决了。”（《远速》，五十八号，载
前引书1，第一一四至一一五页）
马吉牧师也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出庭作证，意思是说：“是十四日晚上，还
是第二天早晨，我已记不清楚了，但我看到了多达一千人或两千人的市民被带走，
他们都被捆绑着手，排成两列纵队。其中有负伤的人逃回去后报告说，这些人全被
刺刀戳死，而他自己佯装死去，才幸免于难。”另外，他又说，十六日，有十四个
（内有十五岁少年）教徒从安全区内他所十分熟悉的教区里被强行带走。据四天后
逃回来的一个少年报告，他们和一千个市民一起，在扬子江岸边被枪杀于机枪的交
叉的火力之下（《远速》，四十八号，载前引书1，第八十八至八十九页）。
马吉牧师在法庭上作证说，在十日或十五日，有一千名或两千名难民从安全区
里被带走。但是在田伯烈编写的那本书中说，估计还是马吉牧师这个外侨，他在十
二月二十四日致其在上海的妻子的那封信中说，十五日，从国际委员会办事处附近
的收容所里被强行带走的难民有一千三百名。这个数字同菲奇所说的相符。这封信
对当时的情景叙述如下：
那天晚上，在职员开会时通知说，在我们总部附近的一个收容所里，
士兵们带走了全部难民一千三百名准备枪杀。我们知道，其中有许多人过
去当过兵，当天下午，我们还对拉贝（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德国人。
――洞富雄注）说，要他从某军官那里就他们的生命安全问题取得保证。
他们将怎么样呢？现在已经明明白白。男人们在带着刺刀的士兵们的押送
下，排好了队，每一百个人集中起来，系在一起。戴着帽子的人，被粗暴
地脱去了帽子，扔在地上。然后，我们通过车头灯的照明，看到他们走向
刑场。我们没有从这些群众中听到啜泣声。我们自己也觉得心里憋得慌。
他们从南边一直拖着沉重的脚步走来，其中不是也有四个广东青年曾于昨
天无可奈何地向我交出了武器吗？有个身体强壮的高个子北方人，他那作
出生死攸关的决定时所流露出来的幻灭的目光，至今还留在我的脑海里，
令人担忧。我对他们说，要日本军保证难民的生命安全，这是多么愚蠢啊！
我们深信，日本军至少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实现其所作的保证，在他们到
达的同时，也许会建立秩序。但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的暴行恐怕是残忍
透顶了。因为后来更险恶的日子来临了（前引书2，第三十二页）。
我认为，菲奇和马吉牧师作证所说的日本率从安全区带走了一千三百名左右难
民并加以屠杀的这起事件，是日本军在安全区搜捕便衣兵的最初屠杀人数。当时，
黄俊乡曾被日本军逮捕，但幸免于难。他在为提交远东国际军事审判而作的宣誓口
述中（检证一七三三。实际未向法庭提出），叙述如下：
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阴历）九日，日本军在光华门附
近破坏城墙，侵入城内，迫近难民地区。两天后，日本军开始搜查住宅。
他们见到地上到处是丢弃的武器，断定有许多军人潜伏在难民区内。于是，
他们就无视国际道义而开始进行杀戮。凡是十八岁到四十岁的人，一概被
看作为国民军而逮捕起来。最初几天逮捕的人超过两千名。我也是其中之
一。被逮捕的人排成四列纵队，从难民区出发，走向沿扬子江堤岸的各处
（宝塔桥、 四所村、 老江口、草鞋峡、燕子矶一带），队伍长达一日里
（约二英里） 。入夜后。日本军几乎把他们全都斩尽杀绝（前引书1，第
三八三至三八四页）。
集体屠杀的方法好像是极其残酷的。估计是马吉牧师，这个外侨在信中谈到十
二月二十三日那天的情况时是这样写的：“中午，一个男子被送到总部里来，他头
部焦黑，既无眼睛也无耳朵，鼻子也残缺，样子很凄惨。我叫他乘上我的车子，把
他送到医院里去，但两、三小时后他就死去了。据说他是和几百个同伴一起，被日
本军捆绑起来后，浇上了汽油点火焚烧的。但他碰巧在外侧，汽油未浇到他的头上。
后来，有一个类似的患者被抬进医院里来，其烧伤的程度更为严重。这个人也死去
了。起初，他们恐怕是遭到机枪的扫射，没有全部死去。第一个人全然没有外伤，
但第二个人却有外伤。后来我又在去家――在鼓楼对侧――途中，途经马路的拐角
处，看到一个男子躺在地上，他的头上和手上同样被烧得焦黑。一看便知道他是挣
扎着爬出来， 到了这里后才死去的。真是难以置信的暴行！”（前引书2，第三十
八页）火刑的方法是残酷的：以五至十人为一组，被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然后把这
些人投入在熊熊燃烧中的院子里。这是日本军对十二月二十五日从金陵大学收容所
里带出来的一部分中国便衣兵的处置方法，是前面已介绍的该大学教授贝茨博士的
报告中所谈到的。
关于这种火刑以及其他暴行，新岛淳良也于一九六七年在南京曾听说过，他记
录如下：
屠杀的方法是各种各样的。在西边的汉中门附近，出现了活埋的情况。
把几万人分几次埋于土中，使他们窒息而死。当时幸存的伍长德，后来站
在东京审判的证人席上。在市中心繁华的马路上，约有一千个人排成一行，
被点火焚烧。对逃走的人，就地枪决。在市中心，即现在的人民广场一带
（鼓楼下面），许多青年被吊在电线杆上，火从下面烧上来，把他们活活
烧死。还有许多青年被剥得精光，给浇上硝酸、硫酸后死去（《夺走三十
万人生命的“南京事件”》，载《东风新闻》，一九六七年七月三日。关
于在汉中门附近的活埋情况，参照本书第五十九至六十页）。
一九七一年夏，访问南京的《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也听到过下列可怕的事
实：“在‘永利亚化工厂’，反对日本军强行带走人的工人，当场被剖开肚子，挖
去心肝。据说，后来日本兵把心肝煮熟后吃掉了。”（《中国之旅》，岩波文库版，
第二三一、二三四页）
这是日本军对俘虏施加暴行的方法，俘虏当中，有的似乎也被用来作人体实验
的。提交远东国际军事审判的。南京地方法院检察处敌人罪行调查报告》，对此情
况介绍说：“敌多摩部队将我被俘的人带到医药试验室，把各种有毒细菌注入他们
体内，对其所发生的变化进行实验。该部队在极保密的机场内进行这种试验，因而
不知道确切的死亡人数。牺牲犬猫来进行药物实验，这对于富有同情心的人来说已
是于心不忍，何况把我俘虏同胞供实验用，这种做法实是视俘虏连犬猫都不如。真
是可悲之极” （《远速》，五十八号，载洞富雄编前引资料1，第一四四页）。对
于这种情况，是有人作证的，新岛淳良根据当时曾在日本军的俘虏收容所里被役使
的谢金龙这个人提供的证词，他介绍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俘虏收容所所长森田中
尉的指挥下，有一百个俘虏死于细菌试验。”（前引《夺走三十万人生命的“南京
事件”》）
正当校对本书时，出版了《同细菌战部采取自决行动的两位医学工作
者》（常石敬一、朝野富三合著，一九八二年十一月，新潮社）这本关于
“多摩部队”的书。此书认为，“多摩部队”是个通称，陆军给它起了个
隐秘的称呼，叫“荣一六四四部队”。该部队成立于昭和十四年四月十八
日，创始人也是臭名远扬的“七三一部队”的石井四郎（第一七九页）。
前面已经说过，南京地区西部警备司令官、第十六师团第三十旅团长佐佐木到
一少将于十二月二十四日开始进行查问工作，但查问会议于翌年一月五日停开，佐
佐木就这将近半个月时间所取得的“成果”说：“到今天为止，从城内清除了残兵
败卒两千名左右，收容在旧外交部里。”接着，他还说：“在外面，把牧师手里的
中国伤兵当作俘虏收容起来，还陆续逮捕了在城外近郊继续进行不法行为的散兵。
在下关处置了数千人。”（《一个军人的自传》，增订版，第三三四至三三五页）
在下关处决的是数千名游击队员（？），虽说有两千名“便衣兵”收容在旧外
交部里，但这些“便衣兵”的实际命运又如何呢？
如前所述，佐佐木少将在一月五日停开了查问会，但好像隔了两天，七日又恢
复开会。在贝茨博士的手记中这样写着：“他准备接受登记。我认为，一月七日正
在大学内恢复进行公开登记时，宪兵从走在宪兵们前面的许多男子中强行拉走了一
百个人左右，其中就有他。可见，在这个星期内，实际进行工作的军官们，奉命每
天强行拉走许多男子。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似乎认为是未能满足上级的要求（先前
提出要当过兵的人去自首的做法，实际已经停止，那是不言而喻的，登记的做法也
与最初时大为不同）。”（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第四十七页）
◆ ◆ ◆ ◆ ◆
对散兵的搜捕是进行得很彻底的。但尽管如此，不少中国军队的官兵好容易才
幸免于难，成为控告日本军暴行的活着的证人。写了《南京大屠杀》一书（一九七
九年出版）的在台湾的郭岐将军也是其中的一个。
疯狂屠杀
前面叙述的是日本军通过搜捕散兵对中国军民进行集体屠杀的事实，但他们除
这种奉上级的命令犯下的暴行外，还主要在占领南京后不久；在整个南京市区胆敢
对普通老百姓进行疯狂屠杀，美国大使馆的埃斯皮领事在报告中就这一事实说：
除由日本军负责驱逐前中国军人和对他们执行死刑外，日本兵以两、
三人或两、三人以上为一小组，在全市自由巡逻。这些兵杀人、强奸或掠
夺，引起了城市里莫大的恐慌。这些兵为所欲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他
响是否得到了空白委任状，抑或日本军在南京入城后，完全不受管制？对
此毫无充分说明。我们听说，最高指挥官至少发出了两项命令，这就是：
命令对官兵加以管制，又严格命令军队在入城前切勿烧毁财产。
但就实际情况说来，几千几万个日本兵聚集于全市，犯下了荒谬绝伦
的掠夺和残暴行为。据外侨目击者说，士兵们像一群野人，放任自流，糟
蹋了城市。全市无数男女和儿童被杀。据说，日本军枪杀或用刺刀杀戮一
般老百姓，却丝毫没有明确的理由，这种情况很多（《远速》，五十九号，
载前引书1，第一五三页）
由一个日本兵或几个日本兵集体屠杀南京市民的种种例子，人们记忆犹新，试
以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每天向日本大使馆提出的、关于日本军暴行事件的报告来说，
它曾对日本军在安全区自入城后到二十日为止的一周时间内所发生的屠杀事件作了
调查。杀伤等事件的总数达一百三十四起（报告中列举的事件，编号为一百零五起，
但其中很多在一起内包括两起事件），内杀伤十八起，掠夺五十一起，强奸（很多
情况是一起强奸数人， 或进行轮奸）五十一起，强行拉走十四起（前引书2，第一
○三至一一○页，第一六七至一七三页）。杀伤十八起，这个数字不大，但这类事
件竟然会发生在治安情况还比较好的安全区内，安全区外的情况与这里相差就更远
了。
总数一百三十四起是个很大的数字，但在整个安全区，最初一周内所
发生的日本兵暴行事件，自然不止这一些。在该报告中也说，另外还有接
到通知和目睹的情况，但没有时间去查实，没有工夫记录下来（前引书2，
第一六七至一六八页）。
另外，安全区范围相当大，仅外侨委员和中国职员决不可能了解暴行
事件的全部情况，这一点十分重要。也像见茨博士所说的那样，被害者担
心报复，或出于耻辱感，他们不少人把事件隐瞒起来。
《纽约时报》记者德丁在十五日前留在南京，他对日本兵屠杀人民的情况作了
这样的报道：“一般市民，不问男女老少都被日本军枪杀。消防人员和警官都成了
日本军的牺牲品。日本兵一走近，如出之于恐惧心理而逃跑的，就有被枪杀的危险。
在日本军加强市内管制时期，凡外侨巡视市内所到之处，连日来看到了一般市民死
亡的情况。时常见到有老人趴在马路上，很明显，他们个个都是被日本兵凭一时高
兴而从背后开枪击毙的。”（前引书2，第二九二页）
◆ ◆ ◆ ◆ ◆
这里，作为这种疯狂屠杀的一个例子，从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报告中摘录介绍
第一起事件如下：
十二月十五日，安全区卫生委员会第二区有六名清道夫，在他们鼓楼
的家中被日本兵杀害，一名被刺刀戳伤。他们都是无缘无故遭到杀害的。
他们是我们的雇员。日本兵侵入了他们的家里（前引书2，第一○四页）。
本多胜一也在他的《中国之旅》中，记述了几起这类事件，希能一看（岩波文
库版，第二三八至二四一页，第二五二至二六○页）。
被杀伤的男子，他们大都是试图保护妇女和他们的家属。下面举一个例子。
对妇女的暴行
国际委员会每天向日本大使馆提出的关于日本军暴行的报告，多半是关于强奸
事件的具体事例。其中一部分提到了发生在“南京安全区的情况”，在此作一介绍。
另外在《后记》中也揭露了“安全区的接收情况”以及其他事例，这里仅举两、三
起。对妇女的暴行事件，希参看本节的《概况》中所援引的贝茨博士以及其他人的
证词。
马吉牧师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法庭上，对日本军在占领南京后对妇女和儿童所
犯下的残暴行为，就提出的讯问，作证答覆说：
那与刚才所说的情况一样，即情况极为可怕，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到
处发生强奸事件，许多妇女和儿童被杀。如果妇女拒绝受辱进行反抗，那
就会立即遭到杀害。我拍下了这种情况的照片和影片。从中看到，妇女的
头被斩或全身被刺……如果妇女的丈夫想要搭救他什1的妻子， 她们的丈
夫亦会被杀害……我们外侨感到最困难的问题，是无法阻止日本兵带走男
子，可是阻止了日本兵到处强奸妇女的材为（《远速》，四十八号，载洞
富雄编前引资料集1，第九十一至九十三页）。
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法庭上，贝茨博士又就当时情况作证如下：
在这安全地带的委员会提出的报告以及自己的调查中写着，在南京大
学里的三万名难民中，发生了数百起强奸事件。其正确而详细的情况，已
作为整个报告交给了日本军官。日本军占领南京后一个月，国际委员会主
席“拉贝”向“德国官员”提出报告说，相信至少有两万人被强奸。前不
久，我曾保守地估计，仅根据国际委员会提出的报告，强奸事件估计达八
千起。日本兵成群结队，几乎每天每晚到处在马路上游荡，特别是在安全
地带内转来转去。当时，大多数市民住在安全起带内，约有十五至二十个
士兵结为一伙，他们为了寻找妇女进行强奸，到处乱窜。日本兵还侵入了
老百姓的家中。我清楚地记得发生过两起事件，我几乎险些为此丧生。日
本军官也参与了这些发生在大学里的强奸事件。这种事情有时在夜里发生，
而多数又是在白天发生，不少是在路旁进行的。在南京神学院内，我的朋
友看到十七个日本兵轮奸了一位中国妇女。这里，不特别去谈论与这类强
奸有关的发疯似的或残暴的事件，但要附带一提的是，就是在大学内，连
九岁的女孩和七十六岁的老婆婆也被强奸（《远速》，三十六号，载前引
书1，第五十至五十一页）。
贝茨博士谈到的关于拉贝主席提出的报告，是前面已作了介绍的、一月十四日
给德国驻上海总领事的信，信中就强奸妇女和屠杀普通老百姓的情况写道：“日本
军当局对其所属部队发出的命令，似乎明显不起作用。部队在占领南京后数周时间
内，在市区进行掠夺，强奸了约两万名妇女，用残酷的手段杀害了数千名无辜市民
……被枪杀后的尸体尚躺在市区马路上，不许掩埋（其原因不明）。”（《远速》，
五十九号，载前引书1，第一六六页）
在这封信中，谈到了关于不许掩埋尸体一事，这意思可能是指禁止一
般市民去掩埋尸体。实际上，红?字会和崇善堂两慈善团体从十二月中旬
开始，着手进行了大量的尸体掩埋工作。
日本军入城后一星期，鼓楼医院的麦卡勒姆牧师在十二月十九日的日记（远东
国际军事审判时的宣誓口述〔检证二四六九〕）中这样记着：
一星期已经过去，那是今世的地狱，讲起来令人胆寒。――我不知道
从何讲起，从何结束。迄今为止，我一次也没有听到过和看到过如此残忍
的事件。强奸――强奸――又强奸――一个晚上多达一千起，白天发生这
类事件也很多。假如有人表示抵抗或稍不同意，日本兵就对她们或用刺刀
戳杀，或开枪打死。这种情况，我们一天可以写上数百件。民众得了歇斯
底里插（《远速》，五十八号，载前引书1，第―一七页）。
慈善团体红?字会副会长、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许传音也在远东国际军事审
判时出庭，就日本兵对玩弄妇女所采取的行为作证说：“这在文明的世界上，是连
做梦也未能想到的，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远速》，三十五号，载
前引书1，第二十七页）
日本兵对妇女所犯下的暴行，有时似乎是恶魔般地残暴。对此，《南京地方法
院检察处敌人罪行调查报告》作为检察方面的证据（一七○六），曾在远东国际军
事审判时被提出，其中这样说：
从一般青年妇女到六、七十岁的老妈妈，受害者甚多。日本军所采取
的手段有强奸、轮奸，凡拒绝被强奸者即遭到杀善；有的或迫使父亲奸污
他的女儿，或迫使哥哥奸污他的妹妹，或迫使公公奸污他的媳妇，从中取
乐；也有的割去妇女的乳房，戳破她们的心脏，打坏她们的下巴，拔掉她
们的牙齿， 其状惨不忍睹（《远速》，五十八号，载前引书1，第一四四
页）。
关于上述日本军对妇女所犯下的暴行，在田伯烈编写的那本书和《远东国际军
事审判速记记录》中，可以见到许多具体例子。特别是马吉牧师和许传音博士的证
词，提到了许多可怕的事实，不堪入目。
在许传音博士列举的有关强奸的事例中，有这样一起严重的集体进行强奸的事
件：“在一个‘宿营’地，日本兵开来了三辆‘卡车’，把所有妇女带到走廊上，
并在那里对她们全部进行了强奸。我想去阻止这些日本兵，但结果无济于事。被带
走的妇女年龄在二十二、三岁至四、五十岁之间。这是我亲眼目睹的。”（前引书
1，第二十七页）
强奸妇女常常还会引起了对被害者家属的杀伤事件。日本兵在强奸了妇女后，
竟然还对她们残酷地加以杀害。后面叙述的情况，希望参照本节《概况》中所介绍
的冈本的证词，这里作为上述情况的例子，还是从许传音博士的宣誓口述（检证一
七三四）中引证一起听起来令人感到可怕的事件。
不知道有几千名妇女受到日本兵凌辱后被杀，连尸体也被污辱。士兵
们在市中心及其外围地区反覆进行这些行为，以南门“新开路七号”为例，
这一家有十一个人被杀。
当军队来到房门口时，年老的祖父出来接待。他当场被杀。七十多岁
的祖母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跑出来看，她在离自己丈夫几步路的地方也
被枪杀。他们的女儿抱着婴儿过来，日本兵把她和婴儿两人全都杀害。家
中有十七岁和十四岁两个未婚少女，都受到士兵的凌辱后被杀。一个少女
倒在桌子上的血泊中，有短棒插入她的阴道内；另一个在阴道内被插入了
香水瓶，倒在血“床”上。其他还有五个女人在家中被杀。日本兵把在这
一家看到的人全都杀害了。有个少女住在附近，在他（她）们被杀后，躲
了一天一夜， 才幸免于难（《远速》，二十九号，载前引书1，第二十九
页）
许博士还在法庭上作证说，那天这一惨剧发生后，他是同马吉牧师一起去的，
他对现场的情景作了这样的叙述：“这个年轻姑娘在桌子上被强奸，而且我看到她
还在桌子上流血；后来我们看到了她们的尸体。这些尸体被丢在离那个家几‘米’
远的地方。马吉牧师和我都对这些尸体拍了照片。原因是，这些尸首赤身露体，显
然是受了致命伤而死的。”（前引书1，第二十九页）
根据许博士所说，他们看到现场似乎是在事件发生后不久，但马吉牧师的证词
说，他们两人前往新开路七号现场是在事件发生大约已有六个星期之后了。马吉牧
师对事件的记载比较详细，所谈的情况与许博士谈的稍有出入。马吉牧师认为，事
件发生在一九三八年，他说：“〔前略〕那些尸体从家中被拖到外面，我们到达那
里时，正好是发生事件后的六个星期左右，但到处都是血迹。如果我带有彩色电影
放映机（旁注原文如此――译者）的话，想必能把当时的血迹颜色清楚地拍摄下来。
――在其中一个少女被强奸的桌子上，以及另一个被杀害的少女的床上，到处都是
血迹斑斑。那位老婆婆又陪我到广场附近，然后在那里拨开了覆盖在尸体上面的竹
席子，要我看看尸体。这些尸体，一个是年约十四岁的少女，另一个是十六岁的少
女，还有一个是那位老婆婆的女儿，她与一岁的婴儿同死在那里。”（《远速》，
四十八号，载前引书1，第九十六页）
人们说马吉牧师在这里拍摄了上述悲惨情景的镜头。马吉牧师拍摄的
关于南京大屠杀影片，是尽人皆知的（尽管如此，我和几乎所有日本人都
没有看到过）。他可能对这些场面拍下了几个片断。关于马吉牧师拍摄影
片的内容， 戴维・贝尔加米尼在他所著 《日本天皇的阴谋》 （David
Bergamini, Japan's Imperial Conspiracy, 1971）一书中说：“约翰・
马吉牧师――战争诗人伊・马吉的父亲，战后为耶鲁大学教会的牧师――
通过摄影机记录了当时见到的情景。他拍下的这部黑白影片（后来他提出
异议，说是该影片没有适当反映“黑色帐篷和红色帐篷的真实情况”）被
偷偷带回美国。他认为在影片中所显示的那些被屠杀的尸体、溅满血迹的
房屋、一排排死于刺刀下的婴儿，让超过限定范围的少数人看到这种情景，
刺激实在太强烈了。颇具讽刺意义的是，“美国第一”委员会广为放映这
部影片，旨在证明介入外国是愚蠢的行为（前编，第五十页）。
另外有不少妇女在遭受日本兵的暴行时，作了坚决抵抗，因而也受到了残暴的
报复。
当时，本多胜一曾听说，一个住在南京的年约三十岁的妇女，在遭受日本兵的
袭击时，为了自卫，进行抵抗，因而得罪了他们，结果全身受伤三十七处。据说这
个妇女现在住在浙江省汉云县（《中国之旅》，岩波文库版，第二三五至二三八页）。
前面提到的鼓楼医院的麦卡勒姆牧师也在十二月二十九日那天的日记中写道：“同
日本兵进行抵抗的一个怀孕六个月（旁注原文如此――译者）的妇女来到我们这里，
她的脸上和身上被戳了二十六刀，腹部受伤二十一处。”（《远速》，五十八号，
载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1，第―一八页）
掠夺、纵火
关于日本兵掠夺、纵火的情况，在前面介绍的《一个德国人的所见所闻》一书
中作了令人吃惊的描述（参照本书第八十八至九十页）。对此，贝茨博士也在远东
国际军事审判时出庭作证说：
“开始占领南京时，约有五万个日本兵从难民那里拿走了许多被褥、
厨房用具和副食品。在占领后六个星期内，他们几乎侵入了市内的所有建
筑物。有时，他们的掠夺行为是非常有组织地进行的，他们动用了许多军
用“卡车”，在军官的指挥下进行。银行的保险箱，特别是“德国人”保
管的私人保险箱等也被他们用“乙炔”割开了。有时我看到，长达三分之
二英里的辎重队拿走了老百姓的红木家具。两、三个月后，外侨为要回从
他们家里拿走的“钢琴”，有个专门机构曾前往一个仓库去了解情况，看
到在那里保管着两百架“钢琴”。包括“德国”大使馆在内，各国大使馆、
公使馆也遭到了侵犯和掠夺，连“德国”大使个人也不能幸免。使馆内所
有贵重物品差不多都被拿走了……除喝得酩酊大醉的士兵放过一、两次火
外，日本军入城后五、六天来，未发生过火灾。从十二月十九日或二十日
左右开始，在六个星期内，建筑物经常被火烧掉。日本兵有时也在掠夺了
一批商店的东西后，即付之一炬。除此以外，其余的焚烧现象并不能认为
是有计划地进行的。虽然没有造成大火灾，但每天照例烧掉了一批建筑物
……另一个大问题是，据说日本兵是为来到南京的日本侨民而去拿个人的
私有财产的。除有些建筑物因军队使用而被强占外，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
三九年的某些时候，来到南京的日本商人都通过日本宪兵队和特务机关，
分别从中国老百姓手里取得了一爿商店和一幢私人住宅。我曾多次看到，
仅十二个小时的领先通知，许多中国人即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坐在路旁。
其中有几十个朋友，是我几年前认识的（《远速》，三十六号，载前引书
1，第五十一至五十二页）。
贝茨博士说，日本军的宪兵和特务机关从中国人那里残忍地没收了店铺和住宅，
把它们无偿地送给了来到南京准备赚一笔钱的日本商人。他又说，尽管日本人并不
提供任何资金，但如果中国人不和他们联合经营，就得不到营业权，这里“又一个
难题是，他们施加极大压力，要中国人把日本人请到商行里来，作为其商业合作者。
这种情况多数是日本宪兵队或特务机关直接下达命令的。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商人
不让日本人到商行里来，就领不到许可证，也不能自由经商，这是一种威胁。在我
的朋友中，有许多这样的商人，即他们为了领到许可证，把日本人请到商行里来，
而这些日本人毫不提供资金，唯在赚钱时从中获利，又掌握着营业权”（《远速》，
三十六号，载前引书1，第五十八页）。
掠夺并非仅仅是军队所干的行当。一部分随军记者好像也在模仿。那是发生在
日本军正在进去南京时的事情， 《东京日日新闻》 随军记者浅海一男曾经提到：
“在战场上，发生变化的不仅仅是官兵。这种变化的发展趋向稍有不同，但它也可
以从少数随军记者身上看到。”他后来就两个记者（一个以报社临时嘱托的资格从
军，后来成了记者；一个是与他同去采访消息的当地记者）的行动这样说：“他们
早晨出去，似乎去采访消息。但夜里回到帐篷里来时，两人双手捧着各种各样中国
传统的美术品，我们十分吃惊，感到愤慨。”（本多胜一编：《笔杆子的阴谋》，
第三四六页）
◆ ◆ ◆ ◆ ◆
在《一个德国人的所见所闻》一书中，就市区焚毁建筑物的损失情况记述如下。
市区的整个南部全被烧光，现在只剩下了太平路、中山东路、国府路、九江路，焚
毁的面积占市区的百分之三、四十。但前面提到美国驻南京副领事埃斯皮对当时造
成的损失，比较具体地叙述如下：
下关地区在火灾中遭受相当大的损失。当时看到的情景以及从长江所
能看到的江边马路上的情景，可以说是江边建筑物的修罗场[1] ……在城
墙内，作为南京市的一部分，损害最为严重的是南京的商业区。要恢复市
区内的王常活动，这些地区几乎全部需要重新建设。在新而宽阔的马路，
即太平路、中山路、中华路以及其他主要马路，在各个区中，除沿马路的
大楼外，有十一、二幢或不到这个数字的大楼全被烧掉。仅中山路一带，
商店和洋行几乎都被焚毁。在国民政府的官厅房屋中，邮政部的房子被破
坏，那是在日本军占领南京前被焚毁的。其他没有发生异常情况，现仍为
日本军所使用。在南京的其他地区，住宅和大楼，甚至连贫民阶层的房屋
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隔一幢就有被焚烧的。在北部的住宅区，蒙受火烧
的损失最少（这部分情况在法庭上宣读时，被省略。――洞富雄编前引资
料集1，第一五七页）。
南京城内外建筑物受损情况（按原因分类）
┏━━━━━┳━━━━━┯━━━━━━━━━━━━━━━━━━━━━┓
┃ 地 区 ┃ 建筑物数 │ 受损原因 （％） ┃
┃ ┃ ├────┬────┬────┬──────┨
┃ ┃ │军事行动│ 放火 │ 掠夺 │各种原因合计┃
┣━━━━━╋━━━━━┿━━━━┿━━━━┿━━━━┿━━━━━━┫
┃ 城 内 ┃ 30,516 │ 1.8 │ 13.0 │ 73.2 │ 88.0 ┃
┃（安全区）┃（1,493） │ （－） │ （0.6）│ （9.0）│ （9.6） ┃
┃ 城 外 ┃ 8,684 │ 1.1 │ 61.6 │ 27.5 │ 90.2 ┃
┠─────╂─────┼────┼────┼────┼──────┨
┃ 整个地区 ┃ 39,200 │ │ 23.8 │ 63.0 │ 88.5 ┃
┗━━━━━┻━━━━━┷━━━━┷━━━━┷━━━━┷━━━━━━┛
南京城市主要商业区建筑物受损情况（按原因分类）
┏━━━━┳━━━━┯━━━━━━━━━━━━━━━━━━━┓
┃ 路 名 ┃建筑物数│ 受损原因（％） ┃
┃ ┃ ├────┬───┬───┬──────┨
┃ ┃ │军事行动│ 放火 │ 掠夺 │各种原因合计┃
┣━━━━╋━━━━┿━━━━┿━━━┿━━━┿━━━━━━┫
┃ 太平路 ┃ 233 │ 1.7 │ 68.3 │ 26.6 │ 96.6 ┃
┃ 中华路 ┃ 319 │ 3.1 │ 51.4 │ 43.9 │ 98.4 ┃
┃ 建康路 ┃ 585 │ 0.5 │ 47.5 │ 49.6 │ 97.6 ┃
┃ 白下路 ┃ 411 │ 3.1 │ 34.3 │ 61.1 │ 98.5 ┃
┃ 升州路 ┃ 320 │ － │ 25.0 │ 53.1 │ 78.1 ┃
┃ 中山路 ┃ 498 │ 5.0 │ 15.5 │ 53.6 │ 74.1 ┃
┃ 朱雀路 ┃ 122 │ － │ 7.4 │ 76.2 │ 83.6 ┃
┃ 中正路 ┃ 340 │ 5.9 │ 3.8 │ 75.9 │ 85.6 ┃
┠────╂────┼────┼───┼───┼──────┨
┃ 合 计 ┃ 2828 │ 2.7 │ 32.6 │ 54.1 │ 89.4 ┃
┗━━━━┻━━━━┷━━━━┷━━━┷━━━┷━━━━━━┛
资料来源：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编：《南京地区战争受害情况》。
中正路即今中山南路――译者
看看前面介绍的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前身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编
印的《南京地区战争受害情况》 ，建筑物的受损情况，如上表所示（前引书2，第
二五八、二六二页）。
两表所示，引人注目的是；建筑物遭受破坏或损失的原因，很多是由放火引起
的，特别是在繁华的地方，其比率甚大。在南京陷落后半年时间，去过南京的泷川
政次郎也见到了这种繁华大街的荒凉情景，他说：“市区的居民住宅大多被烧。”
（参照本书第九十六页）
其中，最多的还是因掠夺而遭受的损失。据调查者说：“城内被烧毁的大半建
筑物，里面的东西几乎都在焚烧前被彻底地、有组织地一抢而空。而且，在幸存的
百分之十一的建筑物中， 日本兵也毫无例外地闯进去进行掠夺。”（前引书2，第
二三○页）
建筑物是由于日本兵放火而焚烧的，这在上述证词中都提供了同样的说法。
◆ ◆ ◆ ◆ ◆
日本军队在南京所犯下的这种残暴行为，通过远东国际军事审判传遍了国内外，
使我们过去一无所知的人感到非常吃惊，也觉得悲痛。另一方面，在决心坚持死守
南京的中国兵中，有的在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最后时刻，也许也犯下了若干不法行为。
他们也杀害自己的同胞，并对自己的同胞进行了掠夺。可是，以同盟通讯社记者身
份从军、在与十二月十三日南京陷落的同时入城的前田雄三，最近就陷落前的南京
情况叙述如下：“在城内，从十一日起已陷入了极大混乱。政府工作人员和富裕阶
层，还有军队，开始逃跑。大批逃跑的人从扬子江岸边的城门排起了一行长蛇形的
队伍。他们利用一切船只渡向对江，其中有的船沉没，有的人溺死。这样一来，城
内的治安无法维持。无人居住的空屋和商店、机关等，成为留下来的居民和中国兵
等掠夺的目标。 日本军是在城市已遭到了破坏之后入城的。 ”（《目击者证词：
“南京大屠杀”真相》，载《星期一评论》，一九八二年八月九日号）
上面所记述的关于南京陷落前的情景，完全像自己亲眼目睹似的。前半部分所
记确是事实，但结尾说，市区遭到了中国兵的破坏，这种说法与事实有出入。当时
留在南京、眼看中国军崩溃的《纽约时报》记者德丁在一九三八年一月九日出版的
该报上发表了消易，对此，他这样写道：
住在市内的外侨担心，随着中国军队的溃败，成了袋中之鼠的散兵是
否会采取各种手段，干不法行为？但除了有断断续续的放火现象外，其他
什么也没有发生。 中国军队老实得可悲（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第二九
○页）。
前田记者与德丁记者所说的情况，事实上完全相反。但我相信德丁记者的报道，
因为他当时目击了中国军队的溃败情况。在日本军占领南京后，他又留在南京三天，
曾精力充沛地进行了采访。
当然，由于是在那个时候，在中国兵中无疑多少会发生一些违反军纪的情况。
对此，在美国副领事埃斯皮的报告中也这样说：“这里不得不一提的是，在日本军
入城前中国军队并非全然没有掠夺行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也进行了掠夺。无疑，
他们在最后几天犯下了杀人和掠夺财产的暴行。”（这部分内容也在法庭上略而未
谈。前引书1，第一五一页）
如此看来，中国兵的纵火和掠夺事件极为少量，这则是事实。尽管如此，如与
日本军的暴行事件相比较，那是微不足道的。
接收国际安全区
占领南京后第十天，即十二月二十二日，日本方面要南京市民成立自治委员会
筹备会，翌年一月一日正式成立南京自治委员会（会址在旧首都警察厅。一月十日，
设置警察厅。到四月二十四日，自治委员会解散，其工作由督办南京市政公署接管
〔南京特务机关编：《南京市政概况》，第二十二至二十四页〕）。日本军当局对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存在，并不感到高兴。一月六日，它通过大使馆向该委员
会提出，一切有关事情的责任，今后希由自治委员会负责，因而要求把安全区国际
委员会所拥有的钱款和物品均移交给自治委员会。翌日，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致函大
使馆说，把半行政性质的机关职权移交给自治委员会，对此毫无异议，但不同意移
交钱款和物品。一月八日，日本军当局准备用暴力封锁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米店。
该委员会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同自治委员会商量。十日，米店自动停止营业。到底
在什么时候行政权全被接收，情况虽不清楚，但过后不久，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为
单纯的难民救济机关，其名称也于二月十八日改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洞富雄编
前引资料集2， 第三十九、一四○、一四三、一五四至一五七页。据贝茨博士的宣
誓口述，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一直存在到一九四一年〔前引书1，第四十八页〕）。
我认为，取消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职权，是日本军当局把收容所里的难民强行
迁至以前居住的家里后所采取的一项措施。下令关闭收容所的命令是在一月二十八
日发出的。那天下午，日本军的特务机关长协同自治委员会通知各难民收容所的主
任，要他们订出种种计划，把难民分散到各处，诸如保证安全、提供房屋等。另一
方面，却又下令说，务必在二月四日前让所有难民回到他们以前居住的家里。否则，
日本军将把难民赶出收容所， 还要把所有商人强行赶出安全区（前引书2，第一五
二至一五三页）。
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反对强行关闭难民收容所，首先是由于房屋问题。汉中路以
南、到南城墙为止，东面以中正路、中华路为界，该地区被烧的房屋较少（前引书
2， 第一四一页），但由于大规模放火焚烧的结果，逃入安全区的市民大都已无家
可归。即使难民想回到以前居住的家里，但他们仍担心是否完全确保自己生命的安
全。可是，那时在安全区以外果真已经恢复秩序了吗？在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向日本
大使馆提出的关于日本军暴行的报告中，记录了下列几起事件，作为这段时期的情
况提了出来。
第二二二件 一月三十日，住在金陵大学蚕桑系收容所的一家难民接
到离开收容所的命令，要他们回到二条巷三十号二十五室自己的家里。当
天晚上，三个日本兵从后面破墙而入，敲了大门。难民不让日本兵进来，
于是，日本兵就破门而入，点了灯，命令家里的人起床。日本兵还自称是
“巡逻队”。一个持刀，一个带着手枪，一个人手里没武器。他们详细地
说：不必有在何惊慌，不想伤害你们，再去上床睡下！家里的人就听从了
他们。他们在这户人家里东搜西查，看有没有钱，然后一个持刀的士兵强
奸了十二岁的少女，其他两人强奸了一个老妇。士兵们直至半夜才回去。
因此，这一家人遂于三十一日重返收容所〔里格斯〕 。
第二二三件 二月一日。今晨六时半，贝茨博士离开大学时，又有一
群妇女集中到他那里来，向他哭诉。她们对博士说，她们无法回家。在其
他几起暴行事件中，发生这样一起事件，即昨天有个妇女，她想，如果收
容所被关闭后，将会失去被褥等物，于是就在昨天带着两个女儿回到西华
门自己的家里。晚上三日本兵来到她家，要强奸这些少女。这两个少女拒
绝，便被士兵们用刺刀戳杀。那个妇女表示，回家后也没有办法。与其返
家后被杀，还不如在把她们赶出收容所时被士兵所杀〔贝茨〕。
第三八二件 二月一日，当吴长生（译音）回到光华门外自己的家里
时，七个日本兵带来一个老太婆，强迫两人性交。日本兵在旁取笑（前引
书2，第一一七至一一八页）。
关于这些事件的记录，其他还有不少。要难民回到自己的家里去，这是眼睁睁
地把他们当做野兽的诱饵，对此，委员会是不堪忍受的。二月二日，该委员会主席
拉贝同日本大使馆的日高参事官进行面谈，要求他们保证不强行赶走难民（前引书
2， 第一五四页）。与日高参事官、日本军当局交涉的结果不了解，但就暂缓执行
当初发出的命令问题取得了成功，即日高参事官表示延长强行关闭收容所的期限，
或允许一部分收容所继续存在。不过收容所里的难民似乎已逐渐回到了自己的家里。
斯迈思教授在二月八日的记录中写道，居住者的三分之一，即两万人左右离开
了收容所。在后天，即十日的记录中写道，住在收容所里的一部分难民已迁移出去，
但必须把数千名无法离开的居民包下来；又说，根据日本军记录的数字，还有十六
万居民住在安全区内（前引书2， 第二○五、二○九页）。
斯迈思教授认为，在安全区内，接受市民居住登记者似有十六万人，
但于一月十四日国际委员会在致日本大使馆的公函中说；“你们登记的市
民有十六万人，但其中不包括十岁以下的儿童，在有几个地区里，也不包
括年老妇女。因此，我认为本市的总人口大概为二十五万至三十万”（前
引书2， 第一四二页）。这个十六万人的数字，似乎可以理解为，那是全
市市民的登记数。
这样，进收容所的难民，似乎多半回到了自己的家里，但市民生活的安全问题，
在安全区外当然是无法得到保障的，就是在安全区内，除收容所外也是无保障的。
在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向日本大使馆提出的上述关于日本军暴行的报告中，又记录了
这样一起事件：
第四二八件 二月七日，一个十二岁的少女在深夜被强奸。她的父母
亲和她自己刚在前一天回到大方巷自己的家里。父亲把女儿送回收容所。
她痛苦万分，至今还不能行走，据她的父亲说，她的阴部肿得厉害（前引
书2，第一一九页）。
随着南京治安状况的好转，关于促使难民离开安全区回到自己家里去的问题，
美国驻南京大使馆二等秘书艾利森曾于二月十八日致电国务卿，美国驻汉口、北京
大使馆，美国驻上海领事。他在电报（检证一九○六二法证三二八中的一部分。未
在法庭上宣读）中报告如下：
据报告，近两、三天来南京情况有显著好转，我感到高兴。大部分中
国人从所谓“安全地带”回到了市内各区他们以前居住的家里。还有，反
映日本军人秩序混乱和不法行为的报告，实际上有所减少，日本官宪保证，
将努力改善原来居民的生活状况。
日方对外侨所采取的行动限制逐渐放宽，美国的一个设施――一南京
大学（金陵大学）医院，无论如何一定要恢复。
最近，已同意美籍医生返回南京。
（前引书1，第一六三页）
关闭收容所和安全地区的正常化问题，就这样一天天有了进展，但另一方面，
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安全区所拥有的行政职权，事实上也于二月七、八日左右，似
已移交自治委员会。前面提到斯迈思教授在二月十日所写的记录，早已使用了“旧
安全区内”（the former Zone boundaries）这个词（前引书2，第二○八页。原
著，第一六三页）。如前所述，二月十八日，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改名为国际救济委
员会。报告这一情况的拉贝主席在公函中就会名的更改问题，说是改为“与现在职
务相称的‘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这个会名是在其职权移交完毕后更改的（前
引书2，第一五七页）。关于二月份后有所改善的南京情况，希参照下面的记述。
关于市民生活的新闻报道全是谎言
占领南京后不久发生的日本军的军纪败坏情况，持续了两个月以上，对此，未
能从日本的新闻报道中了解一鳞半爪。在占领地区出版的英文报纸也同样如此，因
为当时报道受到了严格管制。总之可以说，几乎看不到关于南京市民情况的报道。
有时难得发表的消息，也是与事实大相径庭。
估计是马吉牧师――那个留在南京的外侨，在信中对一月十一日那天的情况这
样说：“我们看了两、三份上海的日文报纸和两份《东京日日新闻》。据这些报纸
报道，自十二月二十八日以来，商店正在迅速开门营业，业务正在恢复正常，日本
军同我们合作，向可怜的难民供应粮食。‘中国匪贼’已从南京一扫而光，现在所
控制的是和平和秩序！如果事情果真这样，就不会出现悲剧性的结局，这真使人忍
不住要发出苦笑。”（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第四十三页）
在上述同一封信中，在谈到十二月三十日那天的情况时，他说：这一天，在日
本大使馆里集中了收容所干部等约六十个中国人，分别制作了五色旗和太阳旗各一
千面。元旦那天，在有一千名以上的难民的收容所里推出代表二十名，在难民较少
的收容所里推出代表十名，他们被唤去鼓楼集合。据说当天的计划预定是：日本军
在难民们于鼓楼前高举五色旗的同时，发表演说，奏乐，还对这些挥舞旗帜前来欢
迎新体制的幸福的人们拍摄新闻纪录影片（前引书2， 第四十二页）。因而我们也
能够通过报纸照片和电影看到那种煞有介事的情景。可是这封信在写了上述事实后
说；“然而有报告说，在市区内日本军继续采取火攻办法，强奸和诱拐十二岁、十
三岁少女的事件发生了三起。 斯珀林（Edward Sperling）忙于把士兵赶出总部附
近的屋子，日本士兵抓人时，曾在蚕桑系（金陵大学的一部分，美国人的资产）附
近设有步哨线。”
马吉牧师（？）在信中所说的“新体制”，那是指年底成立的“治安
维持会”，该会于一月一日举行了成立仪式。
第十六师团参谋长中泽三夫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的宣誓供词
（辩证二六六七）中，对那天的“盛况”是这样供述的：
“翌年一月一日，在举行治安维持会成立仪式时，有数万中国民众集
合在举行仪式的地方――鼓楼宫前的广场上大声欢呼”（《远速》，三○
九号， 载前引书1，第二四五页）。据说，当时准备的旗帜仅两千面，但
集合起来的民众却达“数万”。好大的动员力。其他证人也一样，他们对
与己不利的，一概采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态度，明哲保身，但唯有对
这一“盛况”，却想夸张其词地把它写出来。
另外，上海发行的《新申报》这份中文报纸，在一月八日出版的那天刊登了下
列消息，看起来好像实有其事。《新申报》是由日本人主办的，它所刊登的关于南
京的消息，当然是对中国人进行宣传。
日本军亲切关怀难民
南京充满和睦气氛
南京街道极为平静。深情厚谊的太阳之光尤为和煦地照射在西北部的
难民区。九死一生地逃出来的难民们，受到了日本军的亲切抚慰。他们喜
气洋洋，十分感激，恭恭敬敬地跪在路边。在日本军入城前，他们苦于受
到怀有反日情绪的中国军的压制。事实上，他们手中没有一粒米，病人得
不到治疗，饥饿的人得不到食物。善良的市民痛苦万分，处于无比悲惨的
境地。
幸亏皇军在南京入城后收兵，伸出了深表同情之手，对病人进行诊疗，
对善良的市民来说，他们来得正及时。在日本大使馆的西侧地区，多数难
民放弃他们过去所采取的愚蠢的反日态度，为获得生活的保证而感到欣喜，
跪拜在地。男女老少彬彬有礼地向是军致意。这表示了中国人的特别礼仪，
如果他们没有诚意，那是不可能看到这种情况的。在难民区内，他们（日
本兵）不问性别、年龄，给难民分送面包干、点心、香烟等，大家感到非
常高兴，表示感谢。（日本兵）在井边和他们的兵营附近向穷人和难民赠
送物品。
卫生班也开始进行医疗工作。因患严重眼疾而失明的人，也全被日本
医生医治好了。母亲带来了患百日咳的孩子们，得到了医生的治疗；患有
足疾而肿得厉害的老妇们，同样得到了医治。大批难民尝到了药品的特有
滋味，尝到了美味的食品，他们露出了笑脸，频频致谢。诊疗结束后，不
计其数的群众高呼“万岁”，聚集在太阳旗和红十字的旗帜下，围着士兵
们表示谢意。在马路对面，宪兵笑着同忙于准备开始营业的商人谈话。在
日本大使馆附近的鼓楼，有块高地，可以了望到周围情况。在大使馆附近，
挂有美国国旗；在西北面挂有英国国旗；在南面挂有法国国旗；在东面挂
有苏联的红色国旗，都倒映在荷花池翡翠色的水面上。在这些国旗当中，
日本大使馆的铁塔高高耸起，太阳旗在微风中迎风招展。往下看，在南京
的儿童游乐园里，日本兵和中国的孩子们好像愉快地在滑梯上玩耍。现在，
南京是引起各国注意的最好的地方。因为在这里，谁都能呼吸到和平生活
和愉快工作的空气。
如上所述，一月八日那天《新申报》的报道，似乎说南京已恢复秩序，和平的
寂光（佛教用语，意为柔和的光――译者）普照于市民生活。但是，南京市民的生
活这一天到底处于什么样的情况呢？我想介绍一下反映当时实际情况的两、三份材
料。
安全区是比较安全的地区，而且日本军的主力也已调防到别处，所以自新年以
来，区内情况有时也稍有缓和。但就连这样的安全区，在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每天向
日本大使馆就日本军暴行所提出的报告中，对七、八日两天所发生的暴行事件记录
如下：
第一八○件 一月八日，五、六个日本兵在沈举人巷二十二号强奸妇
女后，开枪射击居民，有个姓李（音译）的妇女负伤。
第一八一件 一月八日，四个日本兵在昨晚闯进了高家酒楼附近四十
九号袁（译音）氏家里，企图强奸三名妇女（二十一岁、二十五岁、二十
九岁）。由于她们行动迟缓，没有听任日本兵摆布，日本兵便向她们开枪
射击。
第一八三件 一月八日下午六时，三个日本空军飞行员强奸了华侨路
四号姓高（译音）的姑娘（十八岁），事后任意开枪射击。
第一八四件 一月九日，一位老人离开安全区回到大沽巷（译音），
想看看自己家里的情况，以便决定是否能够住下来。他一到家，三个日本
兵站在门前，一言不发，其中一个开枪，打穿了他的两条腿。现在，老人
正在鼓楼医院治疗〔威尔逊〕 （前引书2，第一一四页）。
新的岁月到来了，但同过去一样，女难民好像仍然感到惶惶不安。后来，日本
军的暴行不断发生，从未停止。仅就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提出的报告中可以知道，到
一个月后的二月七日为止， 共发生暴行事件二百六十起以上（前引书2，第一一四
至一一九、一八二至一八三、一八七至一九四、一九六至二○七页）。
当时，安全区也还处于这种状态，整个南京（包括安全区）的市民生活陷入了
混乱局面，几乎看不出有什么改善的迹象。下面介绍的是国际委员会于一月七日向
日本大使馆提出的意见书，它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
I 急需恢复在安全区外市内各地区的秩序
（1） 目前在安全区外发生的这种危险状态，已毫无安全可言，许多
难民不敢回家。
（2） 像目前这种混乱状态，商店不敢开门，没有商店，居民何以买
到米和生活必需品呢？
（3） 安全区内的经济生活，几乎完全可以说是依赖于储备物资（就
生产活动来说，连农业生产也不能进行）。如这种状态长此继续下去，本
委员会所收容的难民可能更会感到物资缺乏。必须让难民安心，多少使他
们恢复正常生活。
II 如何恢复市内各地区的必要秩序
（1） 有人建议，一个区一个区地让居民回到其他地区（例如：先让
居民迁回汉中路以南，到南城墙为止，东边可以考虑以中正路和中华路为
界这一带地区。所以这样考虑，是由于许多居民来自这些地区，而这些地
区的房屋烧毁也较少）。
（2） 为使居民回家、工作，在他们迁回预定开放地区以前，必须采
取下列各项措施：
a 在新的开放地区，一个日本兵也不得进入。
b 在整个该地区，大力组织宪兵队，注意不让普通士兵进入。宪兵队
值班的地方要让大家知道，居民若遇士兵骚扰时，总要让他们能够安心地
随时报告宪兵。
c 从该地区开放的那天早晨起，要让主要米店作好开始营业的准备。
d 要接通该地区以及各地段的自来水，能为居民所利用。
e 组织并向该地区派出大量警察。
III 恢复经济生活
（1） 当地居民同日本军之间的经济活动，一切通过商业方式进行，
不应像现在那样基于强迫命令。
a 为促进这一工作的开展，希在自治委员会中开始雇用员工，设置职
业安置所。
（2） 在迅速恢复秩序的同时，恢复城内外的交通，以便保障经济生
活。
a 各城门得自由出入。
b 要绝对确保载客装货的马车、卡车和船只通行，无被劫掠和没收的
危险。
c 要让人力车和马车在马路上安全通行。
d 在二月一日前，南京近郊的农村也要恢复秩序，能绝对安全地开始
春耕（目前，避居城内的农民不敢回家去种田）。
IV 必须停止纵火行为
（1） 目前纵火烧毁的不仅限于商店――许多人住在这里。当居民回
到市内这些地区时，连居民居住的房屋也遭到了破坏。
（2） 由于纵火，开展或维持经济活动日益困难。市民社会的重要资
源因纵火而受破坏。
（3）电线和自来水管因纵火而受破坏。
（4） 市民在心理上愈感不安。他们担心，即使回到自己家里，说不
定在明后天， 其房屋被付之一炬，无家可归。（前引书2，第一四一至一
四二页）
上述意见书中所反映出来的铁一般的事实，与《新申报》的报道截然相反。
◆ ◆ ◆ ◆ ◆
虽然出现了这种军纪败坏的情况，而且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和后来自治委员会都
屡次“要求出布告，制止这类情况的发生”，可是，“日本军和日本官宪的上层部
门根本未出布告或在街头到处贴出告示，以禁止这种残暴行为”（《远速》，三十
五号， 载前引书1，第三十九页）。虽在攻打南京的途中（指第十军），“人们称
皇军、皇军，听得皇军厌烦起来，因而他们每占领一地，宪兵就在城市和村落的入
口处和要道，写上防火、防盗、爱护居民等几个大字，委婉地告示日本兵”（上砂
胜七：《宪兵三十一年》，第一七六页），但占领南京的日本军似乎从未出过这样
的告示。
部队军官看到他们部下的暴行，也不在部队里对他们进行处分，哪里还会把他
们提交给宪兵加以处置呢？对此，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贝茨博士和马吉牧师都谈
过有关情况。
贝获博士的宣誓口述（未向法庭提出）：“在这秩序混乱的七个星期
中，我们一次也没有看到或听到过惩办这些士兵犯罪行为的情况。更谈不
上有人实际受到处分了。我有一位外国朋友曾向日本军官作证反映，说是
日本军人掠夺了他的财产并伤害了他，使他蒙受了损失，可是那些军官们
只是要士兵打个招呼罢了，连名字也没有记下来，而且仍让他回去做自己
的工作。”“为了惩办，说是要采取什么相应措施，那是在一九三八年二
月初才提出来的。 ”（《远速》，三十六号，载前引书1，第五十四至五
十七页）
贝茨博士写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的信（见田伯烈编写的书）：“我
们曾看到，军官们对在强奸中抓到的日本兵，只是训斥一顿了事，未加处
分就释放了。还看到过，日本兵对进行掠夺中的军官，有向他敬礼的情况。”
（前引书2，第五十一页）
马吉牧师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的证词：“一天，我们安全地带委员
会主席拉贝先生和日本军官一起回到了自己的家里。拉贝在家中建造了个
屋，在那里，躲藏了约有两、三百名中国妇女。但当拉贝先生和日本军官
一起回到家时，眼见一个日本兵正在小屋里强奸住在那里的中国妇女。日
本军官见此情景，说了声干什么后，只是给了他一记耳光。”（《远速》，
四十八号，载前引书1，第九十四页）
“皇军”也在上海和南京之间进行破坏活动
对于日本军在南京犯下的暴行，也有一种看法认为：“将军们感到，自从进入
上海以来，军队已几经艰苦奋战，因而乘向敌国首都入城之机，牺牲敌国人民，干
一下， 轻松轻松，这是毫不踌躇的”（五味川纯平：《战争与人・ 10・劫火的猎
人》第二部，第一九三页），也许有这样一种情况。然而，这种可怕的屠杀、掠夺
和破坏，并非从日本军攻入南京时才开始的。从上海到南京，日本军在急起追击中，
一路上有许多城市和村庄都同样遭受了毁灭性的战争祸害。受害者不仅仅是日本军
路过之处或驻屯地。其“方圆达十公里至四十公里，所有农民房屋被火烧，他们的
财产被掠夺，有的人被拉去当壮丁”（日井胜美：《日中战争》〔中央公论社新书〕，
第五十二页）。
南京屠杀事件的消息传到周围城市后，连各地的守备队也染上了这种
讲风气。在已遭到严重破坏的城市里，他们又大肆进行暴虐行为。这种消
息早已在佐佐木元胜的《野战邮政旗》关于十二月十八日那天的情况中有
所记述，并流传开来；
“晚上，大家在局里闭着炉火，谈起了各种各样的事情。由于谈得洋
洋得意，因而说走了嘴。南京陷落后的大动荡波及了无锡和常州等地，而
在这些化为废墟的街道上又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呢？军用卡车司机含蓄地
对同僚们说：‘别说那些怪事啦！’”（上册，第二二一页）
司机说的，可能是他从上海回来时在沿途的所见所闻。
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九日出版的《密勒氏评论报》 （China Weekly Revies）
附录中，刊登了题为《中国之毁灭》一文，这是在中国侨居三十五年的一位美国人
所写的报道，它把上海和南京之间遭受严重破坏的情景描述如下：
如果有人相信，日本军在这个国家里正在改善中国人的生活，要他们
过幸福的生活，就叫他前往上海和南京一带走一趟，在那约两百英里的地
方，可以让他看到令人难以置信的荒废和遭受破坏的情景。这些地区，在
六个月前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也是中国最繁荣的地区。
如今，要说旅行者所见到的，只是被轰炸蹂躏的城市，化为灰烬的乡
村和小镇，农田荒芜了，只有很少的老翁和老妇凄凉地耕种着“福地”。
牲口有的被杀掉了，有的被抢去了。凡是有现代化装备的野蛮军队所能进
行的各种破坏活动，日本军队是样样都做到了。
但是，被赶出家门的这些农民，现在在哪里呢？
无数人被杀。也有人成了终身残废。可是，寄身于难民收容所或躲在
山洞里的人，他们不敢回到荒芜的田地和被抢劫一空的店铺、遭受破坏的
工作单位。即使他们想回去，疯狂发动战争的日本军也是不会允许的。
事实如此，但日本军恬不知耻，他们控制通讯网，向全世界宣传说，
让中国人返回故乡， 过着充满和平的生活（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第六
十五页）。
林语堂在他用英语写的小说《暴风雨中的树叶》（ALeaf in the Storm, 1931）
中，也就攻打南京的战役而产生的难民问题这样说：“南京已于十二月十三日陷落，
居民中已逃出了七十五万人以上。此外，还有数百万人离弃了他们在沿海地方和农
村的家，乘坐轮船、帆船、汽车，或徒步行走，前往长江上游……开始了有史以来
最大的人民的流动。数百万人离弃了他们的家和城市，越山过河，从难以理解的敌
人在难以理解的侵略中所干的大量屠杀中逃脱出来，从沿海地方流入内地。”
关于在上海和南京之间遭受战争祸害的情况，埃德加・斯诺曾受国际救济委员
会的委派进行了调查，结果情况叙述如下：
调查只在南京附近四个半县进行，全部人口一百零八万。但遭受破坏
的建筑物、家畜、大型农具、储藏的粮食和农作物，全部损失近四千一百
万美元……据救济人员按户调查集中起来的资料，虽不完全，但清楚地说
明日本军杀害农民的数字，男的为二万二千四百九十人，女的为四千三百
八十人。而且在被杀害的农妇中，百分之八十三在四十五岁以上……顺便
提一下，上面引用的调查资料不过是在这四个半县花了一百天时问调查所
得的情况（《为亚洲而战》）。
斯诺受国际救济委员会的委派进行调查的结果，反映在前已列举的《南京地区
战争受害情况》 中（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第二三三至二三五、二三九页）。总
之，斯诺所列举的数字，大概包括战斗破坏的情况，这是不言而喻的。即使这样，
必须引起注意的是，一般居民死亡甚多，其损失也很大。它明确告诉我们，日本军
进行了疯狂的攻击，其屠杀和暴行也是肆无忌惮的。斯诺还说：“在上海和南京之
间的进击中，估计有三十万人为日本军所杀害”（这个数字似乎根据田伯烈编写的
书所反映的材料〔前引书2， 第二一页〕）。如果在南京附近四个半县的一百零八
万居民中，有二万六千八百七十人死于战争，那末，在上海至南京一带的居民牺牲
达三十万人这个估计数字，也不能认为是不得当的。其中也有不少人可能在两军对
战中受连累而死去，但令人可怕的事实是，认为被屠杀的民众很多，那是意想不到
的。
一九七一年间，发现了两、三份新的证词，那是过去从未见到过的。提供证词
的人是日本方面的有关人员，他们在当时日本军从上海或杭州湾进攻南京、急起追
击中国军队时目睹了屠杀事件。那就是曾在杭州湾登陆的第十军所属某师团当随军
摄影记者的河野公辉和居住在水产市的田所耕三所发表的谈话，他们接受了太平洋
战争研究会――在《朝日艺能》周刊中连载过《太平洋战争纪实》――编辑的采访。
谈话的内容可能多少有些夸大，但毫无顾虑地道出了日本军队的残忍和冷酷无情的
所作所为。关心此事件的人希能看一看森山康平编写的《证词记录：三光作战》一
书（一九七五年出版）。在阅读此书时希能注意一点，即河野说他所参加的部队是
登陆杭州湾的第十军。直截了当地说，是参与攻入昆山的部队，故那是第六师团。
但第六师团又由昆山转向进攻，因而并未攻向苏州。所以苏州的“实验谈”，实际
上是从在徐州战役时开始从军的第十三师团（在进攻南京时属上海派遣军领导）的
士兵那里听来的。
这样，日本军从上海攻防战转向进攻南京的追击战这个阶段开始，早已对中国
人民施加惨绝人寰的暴行。其实，在进攻南京前五个月，自爆发了所谓“华北事变”
以来，日本军已在华北各地犯下了严重暴行。
那年八月底，积极主张天皇至上的杉本五郎中佐在战争中写完了遗著《大义》
第十七章乃至第二十章后，不久即在山西省战死。《大义》一书于昭和十三年五月
由平凡社出版，并曾再版，但翻开该书一看，令人吃惊的是在第十七章――《战争》
一章中到处都是缺字、空白（约在一千一百六十个字中缺字四百四十个左右）。在
战争期间，出征的学生把此书作为《圣经》来恭读，但竟发觉书中缺了这么多字，
令人怀疑，如果把缺字补上，可以看出杉本中佐在《战争》一章的部分地方，叙述
了下列惊人的情况；
发动大义分明的战争，若上下级不明大义，各自将为保存自己而拚命
努力。【上级为竞相立功而不惜损害他人，下级为竭力保存自己而抱怨上
级。一旦占领敌占区，以敌国民族为由加以杀伤而毫无止境，进行掠夺而
不知罢休。可悲，】万般一切，更有损皇军体面。皇军空华[2] ，施布系
国里之禅，现皇军于皇化第一线之【使徒相去甚远甚远，正是白云万里】
……在此进行万物生长之至业。皇军之真实形象栩栩如生。〖然而请看，
每当会战结束，上下秩序愈益混乱，下级增上慢[3] ，若非指挥自己的军
官，一概下克上；上级缺乏领导之远见卓识，迷恋于功名，一时糊涂，乃
皇军崩溃之间接原因，皇国之安危犹如意外之事。皇军于初战已如是。〗
请仔细研究世界兴亡之足迹！其所以灭亡之最大原因，大都为贪得无厌的
利己之心，一味地保存自己。【于是乎这次战争系帝国主义之战斗，人云
之为亡国之初战，而谁能作何辩护】（【】中者，系刊本中的缺字）？
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战争开始后还只经过了五十天时间。这就是日本侵略军最
初出现的形象。
引自《大义》中的那些叙述，所根据的是家永三郎（家永三郎（1913
～），日本历史学家――译者）收藏的版本。他在自己使用前，先作为资
料提供给笔者，同意发表出来，对此厚意深表感谢。据说，原版系昭和十
八年一月在岩手县紫波郡野见前村的神民塾里用钢版誉写后印出来的。
笔者在十年前写的《南京事件》中，根据某出版物而“看到城山三郎
（城山三郎（1927～），日本作家――译者）在《大义之尽头》中有缺字”，
就引用了这样一段话：“现在，在大陆的皇军是侵略军，并非皇军。暴行、
掠夺、强奸等为所欲为的军队，决不是皇军……军队啊，丢掉面子吧！…
…立即从大陆撤军。”这次与家永的藏本进行核对，结果才弄清楚，杉本
中佐未曾写过这些话。自然，在《大义之尽头》中也未引用这段文字。我
生吞活剥地看待人家的记述，是个极大的错误。笔者由于疏忽而给城山添
了麻烦，深表歉意。
〔附记〕写好上述说明二几天后，看看十月十二日出版的《赤旗报》，
登有一篇居住在爱和县的田中邦雄执笔撰写的文章，题目是《皇军的畅销
书》。文章写的是关于《大义》中《战争》（田中把“战争”写成了“战
场”）一章的情况，它根据该书的一个誊写本（或复写纸复写本），弄清
了一部分缺字。这是曾任神风特攻队后续部队总司令的退役少佐常冈泷雄
在快要战败时送给他的。它与家永收藏的版本相比，其缺字部分所补词句
出入不多。
4 对无辜南京市民的残暴行为
资 料
日本军对残兵败卒的逮捕是冷酷无情的，进行得相当彻底。有时，全体占领军
像是发疯一样。于是，对无辜的普通老百姓进行屠杀、强奸、掠夺、放火等残暴行
为扩大到了全市，胜利者的宴会一而再地举行，令人可怕。
有一本书，汇集了有关日本军占领南京时所犯下的残暴行为，特别是一般市民
严重遭殃的记录，向世界舆论提出了控诉。那就是《曼彻斯特卫报》驻中国特派记
者田伯烈（H. J. Timperley，一译廷珀利――译者）编著的《战争是什么：外人
目睹中之日军暴行》 （What war means： the Japanese terror inChina; a
documentary record, London, 1938, 228p.），该书除出伦敦版外，也出了纽约
版，书名为《日军在华暴行》（The Japanese terror in China, New York, 1938,
280 p.），还出了加尔各答版。在中国出版的，书名为《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
（杨明译，一九三八年七月出版，三一八页），那是在原著公开出版前，根据原稿
副本翻译的。根据这一中译本进行转译的有两种日文版本，一为《外国人目睹之日
军暴行》（译者不详，二五五页），一为《所谓战争？日军暴行录》（译者不详，
二一五页）。当时在汉口的鹿地亘、青山和夫为该书作了序，因而似乎可以这样认
为，该书是在汉口或重庆出版的。
在战争期间出版的转译本，龙溪书会的翻印版是现在普遍知道的文献，
而在中国出版的转译本则十分珍贵。这是最近承蒙今井清一的好意才了解
的，认为在日本恐怕只有一本，收藏在横滨市立大学教授山极晃手里。鹿
地、青山为此书作了序，我曾看过鹿地写的《在华十年》、《像火一样》
和青山写的《谋略熟练工》，但都没有谈到这个译本的事。无论怎么说，
他们所作的序总是揭示“皇军”真面目的重要资料。可以认为，这个译本
的出版，是专供收容在常德、西安的日本俘虏收容所里的日本士兵和朝鲜
义勇队士兵们阅读的。但是在鹿地写的《和平村记》等等的文章中，则看
不到这种情况。
田伯烈编写的书，不仅仅限于对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披露，而且还把日华战争初
期阶段日本军在华北、华东各城市所犯暴行和日本空军狂轰滥炸所造成的灾害情况，
集中汇编在一起，那都是一些侨居在各地的外侨各自记下来的目击记。
有关事件的基本资料， 有燕京大学徐淑希教授编著的 《南京安全区档案》
（Documents of the Nanking Safetyzone, Limited, 1939, 171p. ）。南京安全
区的国际委员会 （The l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Nanking SafetyZone）
从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到翌年即昭和十三年二月上旬这段时间，几乎每天都向
日本驻南京大使馆就日本军人所犯暴行提出报告，并为保证难民的安全问题发出了
公开信，此书收录了关于上述情况的记录。这些记录，多半也收于田伯烈编写的那
本书中。
在占领南京之初， 《纽约时报》 的德丁、 《芝加哥每日新闻》 的斯蒂尔
（Archibald T. Steele）、美联社的麦克丹尼尔（C. Yates McDaniel）以及路透
社的史密斯 （L. C. Smith） 四位新闻记者， 还有派拉蒙影片公司的摄影师门肯
（Arthur Mencken），他们都留在南京。在发生南京事件时，这些留在南京的外国
记者和其他有关新闻工作人员，纷纷向国外发布消息，上面提到的田伯烈和徐淑希
教授编著的书也很快问世。但是欧美人士大都知道这一事件，一般认为是通过一九
四一年出版的埃德加・斯诺（Edgar. P. Snow） 的《为亚洲而战》 （The Battle
for Asia, 1941. ）一书了解的。在发生事件时，斯诺并非在南京，所以，他所记
述的，似乎也有多少谬误之处，但出于熟练的记者之笔，无怪乎具有扣人心弦的强
大感染力。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后身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 （The Nanking
International Relief Committee）在南京陷落后第二年，对南京市区及其附近农
村地区在战争中的受害情税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已公开发表，题为。南京地区战
争受害情况。 （War damage in the Nanking area, December, 1937 to March,
1938, Shanghai. 1938. 70 p.）。这是一份出色的调查，但其推算方法有些问题。
特别难以同意的是对于死亡的人数作了过少的推算。由于存在这个弱点，即使在远
东国际军事审判时，辩护方面也没有把它作为证据提出来，这一点务必考虑进去。
不管怎么说，远东国际军事审判的记录收罗了有关南京事件的资料。这些记录
十分庞大、复杂，但要简单了解其全貌，可以看一下检察方面最后提出判刑要求中
关于松井石根的部分（《远速》 ，三八○号，见洞富雄编：日中战争史资料8《南
京事件》 1，第三一九至三四三页）。在该书里，每份资料都标明了编号和英文速
记记录的连续页码，因此，可以据此作为原始资料。另外，前面提到的检察方面的
证据一九○六，内容以美国驻南京大使馆提出的。南京现状及这份报告为主，而这
份报告的笔录者是驻南京的副领事詹姆斯・埃斯皮（James Espy）。这份材料也综
合而详尽地记述了南京在日本军占领后一个半月时间内的现状，可以说是重要的文
献（《远速》，五十八、五十九号，见前引书1，第一四九至一六三页）。
大约在日华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四、五月间，在武汉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也出
版了《敌寇暴行实录》（关于编印这一文献的情况，郭沫若在他的《抗日战争回忆
录》（即《洪波曲》――译者）中有详细说明）。我虽没有见过这本书，但仍然认
为，其所收资料是与南京事件有关的。
上述各种资料，除斯诺写的那本著作和《敌寇暴行录》外，包括记者德丁的两
次报道，都收集住笔者编辑的日中战争史资料8、9《南京事件》1、2中。田伯烈编
写的那本书，作了重新翻译的尝试。
中国人和日本人就南京事件所写的书，这里不作介绍，但只想推举一个文献。
那就是《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的采访报告《中国之旅》，此书取材于日本军在
中国各地所犯下的屠杀事件的后果――一九七一年在中国的特别关怀下调查所得。
不言而喻，书中关于“南京事件”占了很大篇幅。对此出色的报告文学，务希大家
一看。
在日本，企图把南京大屠杀事件当作“无稽之谈”的，有已出版的铃木明、山
本七平、前田雄二等人的著作，它们引起了反响。我在本书第二编，将对他们的观
点进行批判，希参阅。
概 况
如前所述，斯诺的记述是第二手资料，因而可能有错误，但要概括了解日本军
对南京市民所采取的残暴行为，那是比较合适的材料。先抄录了部分如下：
现在世界上到处可以听到关于南京屠杀的血腥事件。根据南京国际救
济委员会委员告诉我的计算数字，日本军在南京至少屠杀了四万二千人。
而且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又说，在从上海向南京的进击中，估计有
三十万人被日本军杀害，这个数字差不多与中国军队的伤亡人数相等。
卑鄙的是，只要是女的，从十岁到七十岁的人都遭到日本军的强奸。
难民常常死于喝得酩酊大醉的士兵的刺刀之下（中略）。
一万二千户商店和房屋在储藏的东西和家具被掠夺一空后，即被付之
一炬。市民丧失了所有动产。无论是日本军的士兵还是士官，都用汽车和
人力车抢走了一切可以搬得动的东西，并企图把东西运到上海（中略）。
国际“难民区”是住满了多达二十五万名（实为十三、四万名。――
洞富雄注）萎靡不振的流浪者。实际上，这对非战斗人又来说成了危险地
带，而对善意地建立这些“难民区”的人来说，成了多管闲事，自找烦恼。
他们单纯地认为，日本军也将考虑外国的舆论而尊重这个天堂。可是日本
军司令官决不会承认这个神圣的私自设置的地区（中略）。
日本军每天到这个地段来，抓走妇女，以便安慰好色的英雄们（中略）。
数千名男子从这个区里被带走，表面上说是要他们去劳动。他们被迫
排成一行，一齐遭到机枪的扫射。有时日本军把好几批人当作练习拼刺刀
的靶子。当他们厌倦后，就把活生生的人缚起来，浇上汽油，把他们活活
烧死。还有人把他们关在空着的战壕里，命令他们装做中国兵的样子。日
本士官下令突击，要他们的士兵去占领这个“敌方阵地”，刺杀了手无寸
铁的防御军队（中略）。
因军事行动而造成的损失，与长时间在南京“欢庆胜利”的结果而造
成的损失相比，实在是饶有兴味的。据国际救济委员会估计，在价值二亿
四千六百万元（中国币）的建筑物及其内部的所有财产，因军事行动而造
成的损失不到百分之一，其余主要是由于掠夺和放火而损失的。另外，美
国价值一亿零四千三百美元以上的动产（自然，被没收的政府财产除外）
被抢走（《现代史大系》，第四十五至四十七页）。
如上所见，斯诺说日本军在南京屠杀了四万二千名市民，其中主要是妇女和儿
童，又在从上海向南京的进击中屠杀了三十万中国人民。不过，仅就屠杀妇女和儿
童的情况来说，这个数字似乎有夸大。在南京被屠杀的一般市民到底有多少，这将
在别的章节里另作详细叙述，希参照有关章节。关于上面提到的屠杀三十万人这个
推算出来的数字是否上确，也在这些有关章节里加以论述。
日本军在中国首都南京入城后，市区内出现了什么样令人可怕的战斗场面呢？
在下面引述的、一个留下来的外侨在占领后第三天即十二月十五日写的一封信中，
有几段内容反映了这些情景。该信收在田伯烈编写的《战争是什么：外人目睹中之
日军暴行》一书中，写信人在南京外侨中是最受尊敬的，很有声望，他以持公正态
度而闻名。据推测，这位外侨就是贝茨博士，他系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该校非常
时期委员会主席，也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他在信中说：
在南京，日本军已经声誉扫地，甚至得不到中国市民的尊敬和外侨的
好评（中略）。
入城两天来，由于日本军连续不断地杀人，大规模而有计划地掠夺，
肆意妨害居民家庭生活（包括侮辱妇女）等等，南京的局势越发不可收拾
了。外侨巡视市区后报告说，这时在马路上堆满了许多市民的尸体。昨天，
在南京市中心几乎每个街区都有一具尸体。死去的市民中，大部分人是在
十三日下午和晚上死的，就是说是在日本军入侵时或被机枪枪杀，或被刺
刀戳死的。如果谁因恐惧与兴奋而奔跑，谁在黄昏后被巡警抓去，几乎都
被就地枪决。其残酷的程度是难以置信的。南京安全区也和其他地方一样，
都是如此，外侨和有地位的中国人曾清楚地目睹了这许多暴行。有些人被
刺刀砍得惨不忍睹。
有几批男子被带走，日本军把他们看作是当过中国兵的，因而他们都
被捆绑在一起，一一被枪杀。这些士兵已放弃了武器，脱去了军装。因此
可以说，实际上，除了为搬运掠夺来的东西和装备物资，需要从什么地方
找暂时充当苦力的人外，被抓获的一批批男子肯定是要被枪杀的，当然，
连俘虏的影子也看不到了。日本军强迫当地中国警察众难民区内的一幢房
子里拉出了四百个人，每五十人排成一行捆绑起来，带着步枪和机枪的日
本士兵插在他们中间，把他们押走。不管目击者作什么样的说明，他们的
命运是不言而喻的。
在繁华的大街上，中国兵曾从食品商店和无人看管的橱窗里掠夺了零
星什物，而现在日本军却取而代之，他们在单官的指示下，挨家挨店地掠
夺，进行了有组织的破坏。日本兵拿不动大件的东西，就需要强拉苦力为
他们扛重物。日本军首先要食物，后来也要其他日用品和贵重的东西。市
区内的无数私人住宅，不论大小，不论中国人的或外侨的，经日本人的多
次抢劫，都被掠夺一空。
关于强奸和侮辱妇女的事情，我们已听到了很多反映，但我们尚无时
间去进行仔细调查。不过，下面几个例子已足够说明事态的严重性。我们
有一位外国朋友，昨天看到附近一家人家有四个姑娘被日本兵抢去。还有
几位外侨看到，在一个新到任的军官寓所里有八个年轻姑娘，而该寓所实
际上是市内一般居民放弃的无人居住的房屋。
在这种情况下，恐怖的程度是笔墨难以形容的。日本的军官们大言不
惭地说什么“战争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同中国政府作战，拯救中国人民”，
简直令人作呕。
诚然，出现在南京的这种使人毛骨悚然的情景，并不足以反映日本帝
国的最佳成就，与此相反，日本也一定会有富有责任心的政治家、军人和
一般人民。他们将会为本国利益着想，立即起来纠正这几天出现的危及日
本在中国地位的不法行为。有少数士兵和军官作为职业军人是与日本帝国
相称的，有绅士风度。但日本军的整个行动则是残酷无情的（洞富雄编前
引资料集2，第二十四至二十五页）。
十七日那天，松井司令官到达南京后，举行了日本军的入城式。第二天，在进
行祭奠时，松井对军纪之败坏表示愤慨，并声泪俱下地训斥了官兵。可是，在南京
发生的令人悲痛的状况却毫无改善。安全区委员会委员马吉牧师写的一封长信（致
其在上海的妻子， 参照《远速》，四十八号，载前引书1，第八十八页）同样收在
田伯烈编写的那本书中。马吉牧师对当时情况是这样叙述的：
十二月十七日，星期五。掠夺、屠杀和奸淫的情况不断发生，有增无
减。从昨天晚上到今天白天，大致算来也有一千个妇女被奸污。一个可怜
的女人竟被强奸了三十七次。另一个妇女，她那五个月的婴孩被日本兵活
活闷死。那是因为这个兽兵在强奸时，为了不许婴孩发出哭声来。如果妇
女进行反抗，就会遭到刺刀杀害。一会儿时间，医院里挤满了日本军的残
暴和野蛮行为的牺牲者。鲍勃・威尔逊（Bob Wilson，金陵大学附属鼓楼
医院医生。――洞富雄注）是我们这里唯一的外科医生，他忙得不可开交，
只得干到深夜（中略）。
十二月十八日，星期六。早餐时，住在安全区内与我们仅一墙之隔而
一起用膳的里格斯（在金陵大学任职。――洞富雄注）报告说，住在他家
里的两个女人（其中一个是青年会某秘书的表妹）被强奸。当时，他正在
这里吃午饭。据威尔逊说，有个五岁的男孩被送到医院里来，他被刺刀戳
了五刀，一刀戳穿了腹部。有个男子，身上被刺刀戳伤了十八处；有个妇
女，脸部有十七处被截伤，腿部也给戳了好几刀。下午，有四、五百个妇
女惊恐万状地拥到我们这里来，在露天过了一夜。
十二月十九日，星期日。今天一整天日本军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士
兵们放火，有几起发生了严重的火灾，看样子以后仍会发生。许多地方美
国旗均被扯了下来（中略）。
十二月二十日，星期一。野蛮行为和暴力行为接连不断地发生。整个
城市被日本军有组织地放火焚毁了。下午五时，史迈思（金陵大学社会学
教授、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秘书。――洞富雄注）和我乘车外出。在市区内
最繁华的商业区太平路一带，看到火焰冲天。我们的车子在燃烧后的场地
上驶过，飞散的火星像雨一样从头上落下来。向南行，我们可以看见士兵
们进入店内放火；再向南行，我们看见士兵们正在把掠夺来的东西装上军
用卡车。接着我们来到青年会，那里也已经起火，显然已经烧了一、两个
小时。火势尚未波及周围的房屋。我不忍心见此情景，就匆匆走过。那天
晚上，我从窗口望出去，数了一下，发现有十四处火舌向上飞腾，波及范
围甚广（前引书2，第三十四至三十六页）。
马吉牧师（？）还在同一封信中就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情况这样说：
昨天和前天晚上，七个士兵来到圣经师资训练学校，强奸了妇女。我
们的邻居有个十二岁的女孩和十三岁的小姑娘，被三个士兵强奸了。我们
正想去救，但为时已晚。被日本兵用刺刀戳伤的人仍然很多。据威尔逊报
告，日本军占领南京后，在送医院（属南京红十字委员会管理的鼓楼医院。
――洞富雄注）求治的二百四十名患者中，有四分之三是由于日本军的暴
行所致。
这里再介绍一个情况。那还是一位外侨所作的调查报告。他当时留在南京，并
较长时间地亲眼看到了南京的活地狱。那份报告就是《一个德国人的所见所闻》，
他调查的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八日至翌年一月十三日这段时间发生在南京的一些事
件， 它已作为检察方面的证据文件（四○三九） 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在
《一个德国人的所见所闻》中是这样说的：
十二月十三日下午晚一些时候，报告者在市区首次看到了日本军。起
初，日本军很遵守纪律，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说行动也较谨慎。国际委员会
立即与日本军取得联络，为使安全区问题取得他们的承认而再次进行了努
力。 日本军拒绝承认安全区， 这是事实。但现己深入“波兹达马”广场
（据查南京无此广场，疑为当时德国人的代用词――译者）的日本军队尚
持中立态度（中略）。
至十二月十四日，日本军完全改变了态度。他们不准委员会再为在外
交部医院里的中国伤员进行治疗，并不准他们进入医院。
十二月十四日，日本军由于紧急进入南京城，在物资上未获得充分供
应。他们在市内解散，采取了对于正规军完全是无法形容的行动。
日本军从难民那里夺去了所有可以夺取的东西，诸如储备的粮食、毛
巾、衣服、钟表等等所有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反抗自不消说了，如果
在交出物品时磨磨蹭蹭，那就立即会挨刺刀。许多人只因语言不懂，就成
了这样的牺牲品……一个日本兵要四个小工为他搬运抢来的东西，这种情
况不是绝无仅有的。
十四日，日本军的这种有组织的盗窃和掠夺行为继续在进行，直到今
天，人们仍受到某集团的威胁。他们找借口出去勒索。在中国军队撤退期
间，日本军闯入了有些食品商店，并发生几起火灾，但大部分市区街道，
在占颔时几乎未受损害。
在日本军的统治下，市区街道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连日来，天天都有
新的纵火事件出现。现在，街道只剩下了太平路、中山东路、国府路（今
长江路――译者）、龙江路。市南全部地区以及夫子庙全遭掠夺、烧毁。
打个百分比来说，被烧毁的街道占百分之三十至四十。
日本军发现了许多丢弃的军装，正好给他们提供了这样一个论据：有
许多中国兵留在避难区。
他们虽然几次三番彻底搜查了避难所，但实际上没有花力气去搜查士
兵。相反，他们先是信手带走青年，后来又借口什么理由将引起他们注意
的人全部带走。在市区内，中国人没有对日本军开过一枪，而日本军至少
枪杀了五千名中国人。为了省去掩埋尸体的工夫，日本军大抵都把尸体丢
入江河中、在被枪杀的人中，有市政府工作人员和从事水电工作的无辜工
人（中略）。
其他关于悲剧的话题，牵涉到对许多少女和妇女进行虐待和施加暴行。
他们连幼小的孩子也不放过，这种情况屡见不鲜（中略）。
一九三八年（昭和十三年）一月一日临时自治政府成立，并正式发表
声明。在古老的太鼓塔上挂起了五色旗，同时苏联大使馆（旁注原文如此.
――译者）被火烧，自治政府是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勉强成立的，直到今
天它还毫无统治能力。中国人完全缺乏自信心，日本人有一方同意给予援
助，而另一方则予以拒绝。有教养的中国人依然表示沉默。红十字会申明，
自治政府只为发展中日某种共同事业而进行合作（《远速》，五十九号，
载前引书1，第一六九至一七○页）
这一普通报告所记述的关于日本军对南京市民进行屠杀、强奸、放火、掠夺等
所犯下的罪行，与埃德加・斯诺所写的不同，那是留在南京的外侨亲眼目睹和直接
听到的事实，它记述了日本军占领南京后一个月内的情况，是秘密记录。我认为，
记述的内容虽不那么详细，但总可以说是有关南京事件的重要资料。而且据推测，
笔者德国人正是上述引文中所提到的设置“安全区” 的“国际委员会” 主席拉贝
（John H. D. Rabe，西门子洋行职员）。
◆ ◆ ◆ ◆ ◆
国际委员会主要就日本军对安全区市民所犯下的暴行提出报告，它已由徐淑希
教授编辑出版，题为《南京安全区档案》。其中一部分内容也被收录在田伯烈编写
的那本书中，这已在前面介绍过了。这些报告列举了从十二月十日以后到次年（昭
和十三年）二月七日期间连续发生的事件，曾向日本驻南京大使馆提出过二十余次。
内中报告了四百四十四件日本军人的犯罪事实。另外，国际委员会委员之一、金陵
大学非常时期委员会主席贝茨博士根据拉贝主席的建议，在日本军人城后，除以国
际委员会的名义外，又单独用打字稿几乎每天向日本大使馆提出一份报告，内容是
反映日本军在安全区内最大收容所――金陵大学里的犯罪事实。贝茨教授把这些报
告中的部分内容抄录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的宣誓口述书（检证二二四七）中，它
是为检察方面向法庭提出作准备的（贝茨以证人的身份站在法庭面前，由于他是知
识分子，因而不提出口述书，而是应检察官的直接讯问，予以口述）。教授除向日
本方面提出这些报告外，又于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二日向美国驻南京大使馆提出了
综合报告，内容是关于在美国国旗下保护难民的金陵大学遭日本军破坏的情况，其
概要情况已在上述宣誓口述书中谈到了，这里介绍如下：
在这些报告（每天向日本大使馆提出的报告。――洞富雄注）中反映
说：一般武装士兵非法进入金陵大学一千七百二十次，为进行强制劳动而
强行拉走六百四十七人，凌辱妇女二百九十人，杀伤事件超过六十起，还
犯下了其他暴行以及撕毁美国国旗七次。在此报告中未包括这些情况：有
记录在册的四百名以上男女工人被转移和强制劳动，据说因他（她）们过
去曾在中国军队呆过，而现在避难于南京大学（金陵大学。――洞富雄注）
内。毫无疑问，日本军的凌辱和暴行的实际件数要比报告中提到的多得多。
很明显， 那是由于沉默，或担心报复而不愿多提出来（前引书1，第五十
七页）。
可以这样说，参加攻打南京战斗的日本军官兵中，过去根本没有人对身临其境
的屠杀事件讲过话。然而，在昭和四十六年，我开始能够看到了两、三份这种证词
和坦白材料。这里介绍两份值得注意的材料，都是作为士兵参加南京攻陷战的人们
说的。
生于东京的冈本健三这样说：
有人说未发生过南京屠杀事件，那是一派胡言。我目击了屠杀的现场。
日本军占领南京后，由于区别不出良民与游击队，因而就发良民证。我们
的部队也每天干起像是查问之类的事情来。虽然要中国人填写出生的年、
月、日、职业、性别，但中国人很少有人会写字。我们对不会写字的人作
了说明，但他们听不懂我们的活。于是，回答清楚的人就没事，如有人讲
得慢腾腾的，前言不搭后语，就被视为行迹可疑的人而另行处置。
我想日本军是在南京机场焚烧了被杀害的中国人的尸体。行迹可疑的
中国人由各部队集中后带到机场。他们在杂草丛生的草地上，被绳子团团
捆住，他们无法逃跑。他们感到莫名其妙而喧嚣起来，喋喋不休。架在飞
机库顶上的机枪对准那里哒哒地射击。我认为这种射击是在接到“射击”
的命令后进行的，是不知不觉地勾动了扳机。由于我们没有杀人的精神准
备，因此毫无表情。如果在战斗中，命令我们杀人，若不把对方杀掉，则
自己有被对方杀掉的危险。可是在那种场合，有点人性的话就不会射击。
射击的任务由机枪队执行。我们的部队则驻扎在四周进行监视。
射击开始，有人抢先夺路而逃。即使逃跑，但因为到处都架有机枪，
结果也必然被枪杀。当时估计被杀害的有四、五百人。事情结束后，日本
军把路轨堆起来，上面放着尸体，下面塞进木柴，浇上汽油后统统焚毁。
虽说是烧起来了，但内脏之类的东西很不容易燃烧，总是于冒烟。日本军
用棒拨动一下，这些尸体就落到下百的洞里。后来，日本军将路轨挪开，
把骨灰等掩埋得干干净净。如果有谁知道是用机枪扫射的，那就情况不妙
了，可能就是因为这一点，所以在焚毁尸体后再加以掩埋。屠杀大体上是
在夜间进行的。在傍晚屠杀后，清理尸体的工作一直要干到第二天早晨。
这些事情并不是仅仅在一天内完成的。有时我们的部队也被拉出来，我也
干过焚烧尸体的工作，一直要于到第二天，干到很晚。被害的人不只是男
的，也有妇女和儿童，甚至有不到十岁的儿童。这是不折不扣的屠杀啊！
被杀的人是不是游击队，也不清楚。在区别他们是否是良民时，并非什么
都是有根据的。由于语言不通，情况不会弄得很清楚。虽说在地狱里与极
乐世界相差无几，实际上，这是胡言乱语。
强奸事件也不是谣传，而是实有其事。占领南京后不久，情况糟得很。
自杭州湾登陆后，军队里就没有女人了。士兵们都是青年……上级说，如
果干了那种事就当场把女人杀死。不许用刺刀戳，也不许开枪射击，应该
把她们打死。我想，这样做是为了不使人们知道那是谁干的。那是因为强
奸和盗窃是要交军法会议处置的。话虽这么说，但在一线部队，有时是睁
一只眼，闭一只眼，很放松。无一人为了儆戒而遭到枪决……不，也没有
受到惩罚。干坏事的，不仅仅是士兵。有时军官先干在前头。厉害的中队
长、大队长什么的，他们在去南京前，即使是在战斗中，有的也带着女人。
这些女人反正都是随便抓来的，恐怕没有傻瓜会出钱去买。据说他们天天
晚上同女人睡觉，而士兵们则不允许这样子，上级却干了这种事。我们的
心情都……
当然，日本的安慰妇（即随军营妓――译者）在日本军占领南京的同
时也来到了。有的安慰妇张皇失措，比部队到达得早。在南京时，我们的
部队进城那天，商店已经营业了。九州一带的女子很多。待军队逐渐安顿
下来以后，似乎大阪的、东京的女子也来了（《参加杭州湾敌前登陆》，
载《中国》，一九七一年八月号）。
现在要提一下水户市人田所耕作的谈话，太平洋战争研究会曾利用他的谈话，
从中取材，编写了报告文学，即作为《太平洋战争的纪实材料：最前线情况异常》
之一部分（载德间书店出版的《朝日周刊艺能》，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号）。
笔者曾在旧著《南京事件》中大致介绍了他的谈话，但由于是擅自利用他的谈话，
主编提出了异议。也有这种原委，认为谈话内容太残忍，所以这次再要引用则有顾
虑。顺便提一下，在这《最前线情况异常》中，关于日华战争方面所写的报道，后
来通过拙著的编者片桐军三整理，由新人物往来社于一九七五年作为《证词记录：
三光作战》一书出版，因此，对关心田所证词的人，希研究该书内容。
◆ ◆ ◆ ◆ ◆
再想介绍一份日本方面的有关资料。遗憾的是这份资料是后来所写的见闻，不
能说是同时代的资料。笔者是泷川政次郎。大学者泷川博士是个体制派的人物，他
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也担任过辩护律师，连他也这样说：
我当时住在北京，由于盛传南京屠杀之事，昭和十三年夏，我通过津
浦线去南京旅行。南京市区的居民住宅基本上都被焚烧，我以为那是日本
军轰炸引起的，对他们的空袭威力感到惊讶。可是仔细一打听，才知道这
些居民住宅都是在南京陷落后，日本兵放火焚烧的。当时，南京市民对日
本人所产生的恐怖心理半年后仍未消除。我曾温和地向南京妇女搭话，她
们也不作回答，个个躲避起来。据给我拉车子的车夫对我说，当时在南京
市区内的姑娘，没有一个不遭到日本军糟蹋的（《新版：评东京审判》，
下册，第九十六页）。
泷川博士关于日本军放火所引起的损害和强奸的实际情况，在说法上似乎有某
些夸大。但不管怎么说，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军队方面的证人全都坚持认为不
知道，不了解南京屠杀事件。对比之下，泷川作为原海军大臣岛田繁太郎的日本方
面的辩护律师，在战后赤裸裸地写出这些情况作证，是有勇气的，希能予以高度评
价。
南京安全区
谈到南京暴行事件，在这里有必要叙述一下叫作安全区的国际难民区。
首都南京陷落时，有四十名左右的外侨留在这里求走，他们不顾其本国的外交
代表的劝告，把生命危险置之度外。留下来的外侨人数，正如田伯烈编写的那本书
中所引的材料――估计是外侨马吉牧师秘密致其在上海的妻子的那封信里，谈到十
二月十一日那天情况时说：“我们现在外侨二十七名，其中美国人十八名，德国人
五名， 英国人一名，奥地利人一名，苏联人两名”（前引书2，第二十八页）。在
十二月十七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致日本大使馆的公函中，也认为在南京有二十
七名外侨（《南京安全区档案》第九号文件，田伯烈编写的书，第六号文件，载洞
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 第一二七至一六八页）。但是这二十七名外侨，并非留在南
京的全部外侨人数，他们不包括宣传报道工作人员、大使馆工作人员和女侨民等等，
似乎仅指除此以外的男侨民而已。实际留下来的好像有四十名左右。在这四十名左
右外侨中，有十五名侨民参与组织国际委员会工作，这个委员会的设置，目的是为
了保护、救济当时留在日本军占领下的南京三十万左右市民。前面提到的南京安全
区就是难民区。
根据十二月十四日那天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致日本当局的公函中所附名
单（收于田伯烈编写的那本书中），该委员会由十五名侨民组成，计：德
国人三名，美国人七名，英国人四名，丹麦人一名。而另行组织的国际红
十字会南京委员会方面， 则由十五名外侨和两名中国人组成（前引书1，
第一六七页；2，第一二一至一二二、一六七页）。
在后一组织的十五名外侨委员中，有七名与前一组织重复。属于这两
个委员会的外侨共达二十三名。但在红十字委员会的委员中有两名是女的，
如把她们除去不算，则男侨为二十一名。
可是，在该书收录的各种资料中，除上述二十三名外，还可见到十二
名男侨和五名女侨的名字，他们都是官在南京的外侨。合起来，外侨人数
为男三十三名，女七名，共四十名。在不属上述两个委员会的外侨中，除
美国大使馆二等秘书艾利森（John Allison）和巴赫（J. Lossing Bach）
教授外，人们知道还有《纽约时报。记者德丁等五名宣传报道工作者，如
从三十三名男侨中除去这七名，就成为二十六名。这与马吉牧师（？）的
报告和十二月十七日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公函中所说的二十七名相比，仅
少一名。在两个委员会的成员中有男侨二十一名，其他男侨除知道名字的
十二名外，恐怕还有一人，定居的男侨人数还是二十七名，这可能是正确
的。
接着要指出的是，马吉牧师（？）所说的二十七名不同国籍的外侨，
在人数上稍有出入。这与前面提到的十二月十四日发出的安全区国际委员
会的公函中所附名单一比较就清楚了。另外，在《确京安全区档案》中，
不完整地记载着二十二名外侨名单，其中德国人五名，奥地利人一名，苏
联人两名， 美国人十四名（前引书2，第一七三至一七四页）。这里，少
了四名英国人和一名丹麦人（计二十七名）。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侨居南京的外侨时常聚集在一起，他们为了对付日本军的
空袭，为安全起见，就设置中国人和外侨可以避难的安全区问题进行了商议，认为
“当此日本军来临之际，情况紧急，希望在事后得到中国和日本两国承认的情况下，
设置专事建立安全区的委员会”，不久，这个委员会的核心――南京安全区国际委
员会成立了（田伯烈编写的书， 载前引书2，第二十一至二十二页）。德国人、实
业家约翰・拉贝就任主席，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斯迈思博士担任秘书。
南京市市长马超俊把安全区的行政权交给国际委员会，是在十二月一日。这些
权利包括涉及警察、重要公共事业、消防、住宅、食品以及卫生等各种职权。为了
执行警察行政任务，还移交了四百五十名警察。市长还保证向安全区供应三万担米、
一万担面粉和盐，并拨给十万美元予以资助。事实上，该委员会很快得到了二万零
九袋米的发货单和现款八万美元（前引书1，第一五九至一六○页；2，第二十七至
二十八页、一二五、一二七、一三一、一三八、一四八至一五○页）。
这一安全区的范围规定为：南至汉中路，东至中山北路（今人民北路），北至
山西路（实际上从山西路更向北延伸），西至西康路。面积为两平方英里，约占城
内总面积的八分之一而巳。据说该区建筑物仅占城内总数的百分之四。管理安全区
的国际委员会， 其办事处设在宁海路前外交部部长张群的公馆内（前引书2，第二
十九、五十、五十二、二一九页）。
据推测，留在南京的市民约二十五到三十万人（日本军所登记的市民达十六万
人，但其中不包括十岁以下的儿童，有些老妇也不计在内〔前引书2，第一四三页〕），
其中有十五万人聚集在小小的安全区内（前引书2， 第五十三页）。在难民中，也
有些人是好不容易刚从上海、苏州、无锡、镇江等地逃难来南京的。
日本兵的残暴行为使市民产生了恐惧心理。居民，特别是害怕他们暴行的妇女
陆续来到安全区的收容所避难。在这安全区里，丢下武器、穿上便衣的中国兵，即
日本方面叫做便农兵的也混了进来，这是不言而喻的。国际委员会即使知道了这一
点，也认为，他们既然已经放弃武器，同样把他们当作一般难民收容下来，这是理
所当然的。
在安全区里，利用公共机关的房子设置了十八个难民收容所。在这些房子里，
到十二月十七日为止，约收容了五万名（当初，预计收容三万五千名）难民（前引
书2， 第一三一至一三二页），从十二月下旬到翌年一月间，最多的时候竟收容了
六万八千名乃至七万名。
此外， 据说未进收容所而居住在安全区内的人，也有六万八千名（前引书2，
第一三六、二二○页）。
十二月十七日那天，各收容所及其收容的人数如下：
旧交通部：一万名〔家属〕。五台山小学：一千六百四十名〔家属〕。
汉口路小学：一千名〔家属〕。陆军大学：三千五百名〔家属〕。小桃源
南京语学校（原文如此――译者）：二百名〔男子〕。军用化工厂：四千
名。金陵大学附属中学：六千至八千名〔家属〕。圣经师资训练学校：三
千名〔家属〕。华侨招待所：二千五百名〔家属〕。南京神学院：二千五
百名〔家属〕 。 司法部：空。最高法院：空。金陵大学蚕桑系：四千名
〔家属〕 。金陵大学图书馆：二千五百名〔家属〕 。德国人俱乐部：五
百名〔家属〕 。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四千名〔妇女〕。法学院：五百名
〔家属〕。农村师资训练学校：一千五百名〔家属〕。山西路小学：一千
名〔家属〕。金陵大学宿舍：一千名〔妇女〕。总数共四万九千三百四十
至五万一千三百四十名。
在这些收容所中，收容最多的要算美国教会学校――金陵大学（今南京师范学
院）所属各单位。最多的时候校内各处好像有三万难民（前引书2，第五十一页）。
由于越来越多的难民从安全区外拥进来， 自此比较大的私人住宅也都改作收容所
了。这样，收容所总共有二十五处，但要把所有难民全都收容在这些单位里，那是
不可能的。在安全区内，居民住宅都住满了人，要让几万难民住在现有房子里是住
不下的，倒不如在空地上、单位内部和居民住宅的院子里搭起临时小屋，暂时住下
来。当然，安全区一片都是临时小屋（前引书2，第三十三、五十二至五十三页）。
对居住在这种临时小屋的难民来说，天气―直晴朗是幸运的，但到年底，他们终于
遭受大雪的袭击。在外侨马吉牧师（？）的信中这样说：“十二月二十八日，星期
二。我们所担心的恶劣气候到来了。先是雪子下个不停，接着又下起鹅毛大雪。可
怜的难民们虽说是住在临时小屋里，其实这种小屋与狗窝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处于
悲惨的境地。因为这种临时小屋多数不能防雨，路面又很泥泞。前些日子连续放晴，
对我们来说确实感到幸运。”（前引书2，第四十一页）
扬子江岸边也是集结难民的地方，那里约有两万市民。在日本军入城前由国际
委员会配给他们的粮食几乎已经吃光，他们吃尽了苦难后，要求转到安全区来。然
而，安全区里的难民已人满为患，事实上，日本军也不容许他们进入安全区。在马
吉牧师（？）的信中，谈到十二月二十九日那天情况时，对此有所记述（前引书2，
第四十一页），这个难民区大概就是中国方面所说的“宝塔桥难民区”。据本多胜
一在南京采访后所写的报道说：“宝塔桥难民区”地处英租界，所以“许多居民在
那里避难，他们抱着这样一种希望：也许日本军不能随便侵入这个地区”（《中国
之旅》，若波文库版，第二四四至二四五页）。据说，在这个难民区里收容了数千
名难民，其中二千名青壮年男子在附近的煤炭港码头被屠杀，对此，前面已有叙述
（参照本书第四十四至四十七页）。
安全区虽已设置，但日本军不承认它在国际法的意义上是具有治外法权的区域。
本来，安全区的性质是：它的设置是为了在发生战斗期间保护那些在战斗中受害的
一般市民，因此在占领后，日本军理应接收。所以日本军当局不承认管理安全区的
国际委员会有其特殊的法律地位。
国际委员会主席、德国人拉贝在一月十四日致函（检证四○三九）德国驻上海
总领事，就这个安全区和管理安全区的国际委员会问题，叙述如下：
如同当时贵电之照会所报告的那样，我在当地设置的难民区国际委员
会担任主席。
上述地区成了二十万中国非战斗人员之最后的避难场所。在该地区设
置这个委员会不太容易。那是因为尤其日本方面根本不承认上述地区。其
原因在于，（中国方面）高级武官和他们的幕僚一起，在最后的时刻，即
在他们逃离南京前，一直居住在这个地区（中略）。
我委员会管理着全部约有七万难民的二十五个避难所，在七万名中约
有五万名难民毫无粮食来源， 要由我们供给（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1，第
一六六至一六七页）。
如果能保证南京市民的正常生活得以全面恢复的话，国际委员会也答应日本军
接收安全区。该委员会事实上是这样希望的，它在十二月十七日致日本大使馆的公
函中提出：“本委员会虽说受旧南京市政府委托，其职权在任何意义上说都是半行
政性的，但无意继续行使该职权。我们迫切希望尽可能将这些职权及早移交给贵方。
如此，本委员会则可成为单纯的救济机关。”（前引书2，第一二七页）
可是，日本军在开进南京的同时，掠夺、强奸、屠杀，为所欲为，军纪很坏，
出现了军事当局亦感到束手无策的恐慌局面。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局面：连在占领前
还留在一般市区的市民也要求保护，陆陆续续不断地逃到安全区。为此，日本军事
当局未能要求接管安全区，而国际委员会虽无能为力，却也不得己而负责保护难民。
不久，军事当局对安全区的存在，在口头上表示了不负责任的承认，即采取了默认
的方式（前引书2，第二十二、一二六、一五四页）。
占领南京后不久，日本军对逃入安全区的许多“便衣兵”进行了彻底的搜捕，
并加以集体屠杀。许多普通男性市民受到这种残酷无情的搜捕便衣兵的连累，也遭
受了与便衣兵同样的命运。对此，后面还将详细叙述。这种有组织地进行的屠杀另
当别论。在安全区外，南京陷落伊始，日本兵就对市民开始犯下了可怕的暴行，而
这种暴行不久就可能波及到安全区。
国际委员会担心日本兵的暴行影响到安全区，早在十二月十四日使致函日本军
事当局，要求在安全区的各入口处分别派驻一名卫兵。十五日，日本军的特务机关
长口头保证实施所提出的上述要求。可是，日本军事当局却始终没有派驻卫兵。正
如委员会所担心的那样，日本兵三五成群地很快潜入安全区内的东西两边，开始实
施暴行。十六日，他们强行拉去驻屯在司法部内的五十名穿制服的警官，另外又带
走了四十五名“义务警官”。第二天，由于驻在高等法院的四十名穿制服的警官被
带走，其他警官见此情景吓得发抖，不敢在街头露面，安全区内只能任凭日本兵横
行不法。国际委员会从十六日到二十日连日来向日本大使馆提出建议，要求他们在
安全区内派宪兵日夜巡逻， 并在收容所的入口处设置卫兵（前引书2，第一二○、
一二三、一二四、一二六、一二七、一二九、一三一、一三三、一七一页）。
日本军占领南京后一星期，即二十一、二十二日左右，安全区内好不容易配备
了宪兵。于是，宪兵似乎在安全区内巡逻起来，但未能因此而确保安全区内的秩序。
如根据国际委员会就日本军的暴行所提出的报告，看来这种事件仍在不断发生（前
引书2，第一一○至一一一页）：
第一五一件 十二月二十二日，两个日本兵在金陵大学蚕桑系强奸了
十三岁少女难民。她的母亲前去阻止而负了伤。另外，日本兵还强奸了一
名二十八岁的妇女。二十三日凌晨四时，一个日本兵强行拉走两个姑娘，
在路上遇见宪兵后，这个日本兵就逃之夭夭〔警察局副局长H・K・吴提供〕
第一四六件 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三时，两个日本兵来到汉口路小学
收容所，搜寻了值钱的东西后，强奸了职员黄（译音）小姐。此情况被紧
急报告了日本军特务宪兵队后，他们为了逮捕日本兵，派来了宪兵，但日
本兵已逃走，于是，宪兵带走了黄小姐以作为证人。当天晚上，又来了另
一个日本兵，强奸了王夫人的女儿。下午七时左右，又有三个日本兵进来，
强奸了两名妇女，其中一个还只有十三岁〔汉口路小学难民收容所所长岑
达臻（译音）提供〕。
第一四八件 十二月二十五日晚，七个日本兵来到圣经师资训练学校
难民收容所，整整呆了一个晚上。白天，上午九时来了四个日本兵，下午
二时来了三个日本兵，他们搜寻了衣服和现金后，强奸了两名妇女。在被
强奸的妇女中，一个年仅十二岁〔圣经师资训练学校提供〕。
第一六七件 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一时，五个日本兵和一个勤务员来
到汉口路小学，企图带走两个姑娘。正当她们要被带出去时，幸亏来了几
个巡逻的宪兵。宪兵看到这种情景后，就逮捕了三个日本兵和一个勤务员
〔汉口路小学难民收容所所长岑达臻（译音）提供〕。
即使有宪兵巡逻，也没有产生太大的效果，那是因为发生的事件实在太多了。
当时驻南京大使馆参事官日高新六郎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的宣誓供词中说：
起初，在南京，除宪兵队队长外，只有一支由十四人组成的宪兵队，但几天内，理
应再增加四十个宪兵，那是在十二月十七日听说的（《远速》，二一○号，载前引
书1， 第一八二页）。可是，宪兵队的力量好像没有迅速增强。马吉牧师（？）在
上述信件中，在谈到十二月十九日那天的情况时这样写着；“我们听说，最近来了
十七个宪兵，他们可能是为了前来协助恢复秩序的。与五万多军队相比，宪兵只有
十七个！”他又在谈到二十二日那天的情况时说：“今晨五时，射击队立即在附近
进行活动，射出的枪弹竟达一百发以上。夜间，他们两度闯进大学，站在门口的警
察被他们的刺刀戳伤，门也被破坏了。先前刚部署的日本宪兵队已经睡着了。新上
任的日本宪兵队的代表们来访， 保证在一月一日前恢复秩序。”（前引书2，第三
十七页）
贝茨博士也在其宣誓口述中，引用了十二月二十一日写的那封信中所谈的一节
话：“国际委员会的两名委员乘汽车走了四、五英里路，还没有看到过一个宪兵”
（前引书1，第五十五页）。在一月十日写的那封信中，所谈情况如下：
五万多名日本兵在南京横行不法时，真正的宪兵只有屈指可数的十七
个，因而我们一连几天未曾见到一个宪兵。结果是有几个日本兵戴上了特
制的臂章，充当宪兵，这样，他们自己所作的坏事当然被隐瞒起来，而仅
仅阻止了一些无足轻重的事件的发生（前引书2，第五十一页）。
这封信说，派到安全区来的乔装的“宪兵”是些非常令人担忧的士兵，同样，
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作为证人出庭的马吉牧师就当时在南京的宪兵人数问题，对
辩护律师的盘问，作证答覆如下：
起初，我们几乎看不到宪兵。但我们想同日本人交涉一下或许多少会
派一些宪兵来，于是就前往日本大使馆。后来日本大使馆好像不断地带来
了许多人。那是经过了一番努力的。于是，大家继续努力，要求把他们派
到安全区附近去站岗。为此，起光大家壮了胆，可是后来渐渐闹出笑话来
了， 其情况是， 这些哨兵也干起了像前面所说的士兵所干的不法行为了
（《远速》，四十九号，载前引书1，第一○二至一○三页）。
这里所叙述的，是从进攻南京的过程中所看到的日本军的军纪败坏情况，以及
与此不相适应的宪兵不足的问题。原系第十军所属的宪兵、不久后担任杭州宪兵队
队长的上砂胜七中佐这样说：
如上所述，随着军队的前进，各种各样的事件也多起来了，要阻止这
些事件的发生很不容易，煞费苦心，无奈分配来到几个师团二十万大军的
宪兵仅不到一百人，实在毫无办法。即使提出派辅助宪兵来，如果部队是
在驻扎期间，似乎还能接受这一要求，但如果部队在进攻中，各部队都希
望多一个兵，所以我们的要求就得不到满足。我们仅仅只能逮捕不能容忍
的现行犯，而且假如是在进攻中发生事情，也没有设置军法会议未加以处
理，于是，把一部分人引渡给所属部队，由这些所属部队去进行监督；把
另一部分人由宪兵队带走，前往南京。
这种情况传到了东京的中央部门以后，当时的参谋总长困院宫殿下于
是发出了《关于整饬军纪的训示》（中略）。
虽被称为皇军，但这使皇军听后感到讨厌。由于出现这种情况，所以
宪兵每占领一个地方，都要在那个城市、村落的人口处和重要地方向日本
兵贴出告示，但其语调婉转，避免用露骨的文字和反而为敌人利用的写法，
并写了几个大字：防火，防盗，爱护居民（《宪兵三十一年》，第一七六
至一七七页）。
正如前面所介绍的那样，马吉牧师（？）在信中谈到十二月二十二日那天的情
况。从他的那封信中可以知道，日本宪兵说自元旦起已恢复秩序。事实上，一月份
以后，安全区的情况稍有缓和。那似乎与十二月底发出命令，禁止在安全区内出入
有关。可是，事态的缓和只持续了很短时间。过不了多久，站在入口处的卫兵并不
听从关于严格执行纪律的命令，五、六个不戴臂章的士兵又开始在区内徘徊，随之
而来的是暴行事件续有发生（洞富华编前引资料集已第一七七页）。
对一月份情况开始有所缓和问题，也有另外一种看法，贝获博士在一月十日写
的一封信中说：“元旦以来，在难民挤得满满的安全区内，事态没有发展，相当缓
和。这主要是由于日本军的主力部队已经出发了。根本见不到‘军纪恢复’的情况，
就连宪兵也进行强奸和掠夺，玩忽职守。新的军队到来，或在作战上有变动，很可
能会发生新的变化。日本方面没有明确的政策。允许外国的外交官回到市里（本周）
之事颇费周折， 看起来，这也反映了要求安定的一种愿望。”（前引书2，第四十
八页）
宪兵在十二月二十二日说，一月份以后事态将会缓和，他们所以这样说，也许
是因为上海派遣军的主力撤离南京估计是在二十三日，那些宪兵预料，如果上海派
遣军的主力撤退后，日本兵的暴行也可能减少，这将在《在“欢庆南京胜利”期间》
一节中谈到。这样的话，南京的情况稍有改善，即使是暂时的，也还是如同贝茨博
士在一月十日所写那封信里说的那样，它与日本军的主力撤离南京有关。
二十三日以后，仅第十六师团留在南京，负责南京的警备任务，但事态有所缓
和，时间很短。虽说是警备部队，但这个师团也决不能说是模范部队，这就是所以
出现军队再度开始横行不法的原因。因为他们和过去的占领军一样，其中有很多劣
质的军官和士兵。单以警备队司令官、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为例，据说他就是残
暴的色情狂，是个性格反常的人。松井司令官将重大任务交给这位将军，其措施也
有问题。关于中岛中将的问题，希参看第5节中《令人可怕的南京地区警备司令官》
有关叙述。
正如马吉牧师（？）在信中所提到的那样，宪兵依然是无能为力的，但外国使
馆工作人员回到南京，这对难民来说是个好消息。由于得到日本方面的许可，一月
六日和八日，美国代表和英国、德国代表各三人分别到达南京（前引书，第四十二
至四十三页）。
抓“残兵败卒”和市民遇难
前面已经说过，在城外被集体屠杀的人们中间，不仅有被俘的军官、士兵和难
民，而且还包括许多占领后在城内被抓去的残兵败卒和被误认为是残兵败卒的一般
市民。
在南京陷落前的十二月十二日那天，城内的中国军队崩溃，残兵败卒变成了日
本方面所说的“便衣兵”。南京被占领后，在南京逗留了三天的《纽约时报》记者
德丁曾目睹中国兵的情况完全变了样，对此，有如下描述。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八日的报道，只是作了简单的记述：
记者在星期日（十二日）傍晚驱车在市区内兜了一圈，当时看到一个
部队的全体人员脱下了军装，这种光景滑稽极了。许多士兵是在去下关的
途中脱下军装的。有人走进小路里换上便衣。也有些士兵光着身子，然后
穿上普通老百姓的衣服（前引书2，第二九○至二九一页）。
翌年一月九日出版的报纸，有则更为详细的消息，内容是这样的：
星期日傍晚，整个安全区都有中国军人，多数人开始脱下了军装。他
们有的从过路人那里捡来了普通老百姓的便衣，有的请求把衣服让给他们。
尽管如此，在没有一个“普通老百姓”时，士兵们就脱下了军装，只穿一
件衬衣。
武器也和军装一起被丢弃了，马路上堆满了手枪、手榴弹、刺刀、背
包、军装、军靴和钢盔。在下关门附近，丢弃的军用品数量很多。从交通
部门前到两条马路之间，像是丢弃垃圾的地方，堆积着卡车、炮、公共汽
车、指挥官的专用车、运货马车、机枪和小型火器。在市区内，价值二百
万美元的最好的建筑物深更半夜被焚烧，储藏在里面的弹药连续爆炸了很
长时间，这种情景真令人可怕。
建筑物外面的垃圾山也着了火，一直烧到第二天很晚的时候。拉炮车
的军马也被包围在火焰之中，军马的悲鸣声更使现场的情景凄惨万状。大
火灾封锁了通向下关的主要马路――中山路，小巷拥挤到了极点。
中国的军队好容易走到下关，他们无疑想乘上几艘帆船，从沿江马路
出发， 渡过扬子江。但多数人由于恐慌而溺死在江里（前引书2，第二九
○至二九一页）。
日本军似乎认为，到占领南京后第三天，这些残兵败卒还有二万五千人。对此
情况，东京朝日新闻社特派记者曾于十五日发出的电讯中报道过（见本书第七页），
十五日前留在南京的记者德丁也报道说：“日本军自己公布，在扫荡南京的最初三
天内逮捕了中国兵一万五千名。当时，日本军认为，在市区内还潜有二万五千名士
兵。”（前引书2，第二九一至二九二页）
这种所谓“便衣兵”，照字面看来就是游击队。由于游击队不适用于陆战法，
所以也可以把他们交付审判后予以处决。然而，南京陷落后的所谓“便衣兵”，即
便有他们的军籍，也已不能说他们是兵了。因为他们已经丧失斗志，丢掉武器，一
面隐瞒自己的身份，一面混入国际委员会所管理的安全区内，要求保护。他们既无
当游击队的思想，也无这种能力。所以，称他们为便衣兵并不确切。尽管如此，日
本军把他们当作敌军逮捕起来，这在战争法规上是容许的。但他们即使被检举，也
是俘虏，对俘虏是不能杀害的。可是，日本军不加审判，就把大半“便衣兵”视同
一般俘虏进行屠杀。即使在陷落后的南京城内出现若干游击队活动的情况，那也不
能把残兵败卒统统杀光。
在城内，游击队的活动相当厉害，也有一种倾向认为，这是所以发生
大屠杀的原因之一。
例如，松平鹰史在其所著《乡土部队奋战史》中叙述说：“城内各处
还潜藏着残兵败卒，治安极度混乱，日本军受到狙击……中国散兵换上了
老百姓的衣服，扮成一般民众，偷袭日本兵。也可以说，这是引起大屠杀
的潜在原因之一。日本军觉得随时随地都会飞来手榴弹和手枪子弹，因此
感到极度紧张，于是一面随即进行着彻底的扫荡。在这扫荡中发生了屠杀，
所以也可以说，这是具有战争杀伤力的宿命的悲剧。”（第四○○至四○
一页）
另外，曾参加南京攻陷战的日本兵冈本健山作证说：“游击队的活动
在南京也很厉害。我们绝对不能单独行动。当时有掉队什么的，士兵们接
连不断地遭到了杀害。他们不是被手枪打死的，而是被刺杀死的。暗杀好
像天天发生。”（前引《参加杭州湾敌前登陆》中一士兵谈日华战争）
《乡土部队奋战史》所反映的情况，似乎稍微有些过分。冈本所说的
日本兵遭到等害，似乎是在“单独行动”时，那也许是在他们胆敢进行某
些不法村为时，中国人所采取的正当防卫，或者是出于报复的结果。他所
说的情况，似乎显然全都不是在屠杀事件发生时的情况。
也有这样的资料，认为在南京城陷落后，几乎看不到有散兵进行抵抗
的情况。前面提到的佐佐木到一少将在他所写《进攻南京纪实》一书中记
述说；“虽说是残兵败卒，有的还潜伏在村庄里和山中继续进行狙击。”
他一点也没有谈到城内的游击队活动。
前面介绍过的、认为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所写的秘密文
件（检证四○三九）中也说：“在市区内，中国人对日本军从未进行过枪
击。”（参照本书第九十页）
该委员会委员、金陵大学贝茨博士也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出庭作证
说i“中国市民感到十分失望， 留在市区内的少数外侨也感到非常惊讶，
在市区内竟全然没有进行抵抗。我们（贝茨和斯迈思）对日本的这种残暴
行为，曾同日本官员进行过种种协商。在协商时，日本官员从未说过受到
市区内的抵抗，以此来为他们的暴行辩解。只发生过一起事件，即关于日
本军入城后的一个水兵事件〔即监听员林某，在入城后十天发生的〕。”
（《远速》，三十六号，载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1，第四十八页）
日本军主要是为了搜捕混入安全区内的散兵，但许多南京市民因受牵连而遭害。
为介绍与此有关的具体例子，引用一下关于搜捕散兵的事实及其被害人数的资料，
那是美国驻南京剧领事埃斯皮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报告（检证一九○六）的
一部分。
在十二月十三日晚上和十四日早晨之前，暴行发生。先是日本军的分
遣队奉命扫荡残留在城墙内的中国军人，把他们一网打尽。日本军对市区
内的马路和建筑物进行了仔细搜索。所有当过兵的人及可疑分子，一个个
均遭到枪杀。详细的记录虽未到手，但估计遭受这种杀害的人达二万以上。
日本军几乎不管他们过去是否当过兵，是否确实在中国军队里干过事，只
要是稍有一点军人嫌疑的人，都一律带走枪杀了。日本军扫荡中国政府军
队的所有散兵之决心，好像是坚定不移的（《远速》，五十九号，载前引
书1，第一五二页）。
埃斯皮说，在搜捕残兵败卒的情况下牺牲的“便衣兵”和普通老百姓，总数达
二万人以上，但金陵大学教授贝茨认为，其牺牲的人数达四万，增加了一倍。在处
理遗弃尸体时证实，在南京城内外近四万非武装人员遭受杀害，其中百分之七十左
右是“便衣兵” （前引书2，第四十七页）。贝茨教授提出四万人这个数字是否恰
当，将在第6节（第一八四页以后）加以研究。
◆ ◆ ◆ ◆ ◆
这种搜捕便衣兵并进行杀害的情况， 乔治・菲奇（Georse A. Fitch）――以
纽约基督教青年会国际委员会书记身份驻于南京――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的
证词（检证一九四七）中说：“日本人从我们宿营的地方抓人时，不遵守任何规定。
他们把手上有老茧和剃光头的，当作曾经当过兵的充分证据，认为务必判以死刑。
在我们宿营的地方，几乎都受到军队的侵入，他们想要枪杀谁，就把谁拉出去。”
（《远速》，五十八号，载前引书1，第一一五页）
不仅手上有老茧和剃光头的人被当作“便衣兵”，而且有谁在晒得黑黑的脸上
露出白的额角，也会被视为戴过军帽的证据。因而许多无辜的工人和苦力被判断为
“便衣兵”，不幸遭到了集体屠杀。许多“便衣兵”像是混入在安全区内，贝茨博
士在出庭参加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作证说：“由于日本军的军官估计，在市区内也
有许多士兵，因而安全地带的问题也严重了。由于在市区内未能发现这些士兵，那
些军官就认为这些士兵隐藏在安全地带，而我们应负隐藏他们的责任。在这种假定
之下，三天内，日本军的军官以及下士官天天侵入安全地带，企图在中国难民中发
现这些士兵，并把他们强行带走。这些军官通常总是在安全地带内的某地区或某一
难民收容所中，要身强力壮的男子全都排列在一起，一个个地进行检查，凡发现手
中有持枪的老茧或头上留着戴过帽子的一圈印子者，均强行将他们带走。”（《远
速》，三十六号，前引书1，第四十九至五十页）
为了彻底搜查出这种“便衣兵”，从十二月二十四日开始，日本军对全南京的
市民进行了登记。据十二月二十二日南京宪兵司令贴出的布告说，进行市民登记是
“向所有难民和市民发给通行证，这完全是为了居住和工作上的方便”（前引书及
第一三七页）。其实，这也是搜捕散兵的一种手段。当时负责南京城内警备工作的
佐佐木到一少将在其手记――《进攻南京纪实》――中这样写着：“十二月二十二
日，命令城内肃清委员会主席立即召开会议。十二月二十三日，开会。十二月二十
四日继续开会，查问工作开始”（《一个军人的自传》增订版，第三三四页）。市
民登记时是经过“查问”的。通过查问，一般无辜市民受牵连的危险性很大，因此，
他们对日本军的这一手段感到极度不安。 大概是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马吉牧师
（？），他在信中这样说：
十二月二十九日，星期三。幸而今天的天气比昨天好。登记工作继续
进行，效率极低。人们一点也不却道去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出面才好。而
且有许多难晨被当作散兵强行带走。妇女和老人前来向我们跪拜哭泣，恳
求我们帮助找回他们的丈夫和儿子。交涉了两三次，情况较好，但军方对
我们的干预表示愤慨（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第四十一页）。
金陵大学――收容三万余难民――的贝茨博士，曾就当时按内进行市民登记时
采用阴谋手段使“便衣兵”自首并对他们予以屠杀的情况，报告如下：
十二月二十日（贝茨博士的手记收录在国伯烈编写的那本书和《南京
安全区档案》中，但后者未写明是十二月二十日。由于登记是从十二月二
十四日开始的，所以这个日期有误），登记从主要收容妇女的收容所里开
始进行。军部当局又对这里少数男子中居住在图书馆新馆里的两千名以上
男子进行了登记。 大约有三千名男子集中在史威斯堂（Swazey Hall）下
面的网球场上，其中有两、三百人（马吉牧师（？）说是有二百四十人〕
响应了三十分钟的演说，走上前去。这种演说的目的是要“以前当过兵的
或接受强制劳动的人，一律站到后面去、如果你们自首，就可以保生生命，
可以获得工作。否则，一经觉察就枪决”。在日本军官的指挥下，通过中
国人所作的短短的演说，这几句话反覆了好几遍。这些中国人尽量想把许
多被认为原来当过兵或不幸被误认为是原来当过兵的同胞从处决的命运中
拯救出来。 大学里的许多中国职员、H・L・桑纳、查尔斯・H・里格斯和
我自己把这些演说都听得清清楚楚。一些中国人认为，去自首的人中，有
的是受了恐怖的影响，或是误解了强制劳动这几个字。确实，他们中间有
许多人从未当过兵……在中午前，军官们又说要把军队储藏的粮食发给大
家，我们要求对两、三百个“自首者”每人准备两顿饭的粮食。当时，连
负责警备任务的一般士兵也表现得很亲切，根本谈不上拔出拳头，而是亲
切地递香烟。下午，男子们一一报告了他们的姓名和职业，均被记录下来
……下午五时左右，出来自首的两、三百人被分成两组，被宪兵强行带走。
这里说的虽是其中一个人的回忆，但他对警备兵亲切的反常的殷勤态度开
始表示怀疑。
贝茨教授就从冒险逃回来的中国人那里听到情况，继续写道，被强行带走的这
两、三百个中国人，或被当作练习拼刺刀的活靶子，或被机枪扫射，或以五人、十
人为一组，被用铁丝捆起来后投入火烧得正旺的院子里，等等。日本军用残酷的方
法对他们进行屠杀。这一记录是根据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资料和一月三日的笔记，写
于一月二十五日，在其长篇记述的结尾中说：“近几个星期内发生的种种暴行，使
我还是不忍通过那个网球场。几万难民被送到校内来，听候登记。为了他们的安全，
接连好几天，我们对在此惨剧中处于各种重要地位的日本军官和士兵必须笑脸相迎
和谦恭有礼，这对于我们简直是一种苦刑。我们好像谁都成了屠杀那两百人的帮凶，
觉得应该向那些不幸的家属负责，要是那些家属处于极度悲惨状态之中的话。日本
军官和士兵怎么样呢？他们中间有的人与我们接触的暴徒相比，还有些人性，他们
中间有许多人谁无妻子呢？ 他们也一定爱着自己的妻子。”（前引书2，第四十四
至四十五页，第四十七至四十八页）
下面所谈的，是同一件事情，见之于《黄俊乡署名的证词》――远东国际军事
审判时检察方面的书面证据（一七三三。但未向法庭提出）。
在南京大学（东爪市）的校院里召开大会，大约有一万名难民参加。
当时，有个叛徒詹用光起来发表一场演说，要求这些国民军举手投降，如
果这样，就能保证所有难民的生命安全。约有七百个人信以为真，举起手
来。 结果，他们被带到上新河监狱，在那里遭到杀害（前引书1，第三八
四页）。
这一记录所说的地方是在东爪市的南京大学。自然，南京大学即指金陵大学，
东爪市恐怕就在天津路百步坡附近。座落在东爪市的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贝茨博
士把当着许多人的面发表演说的中国人理解为“想拯救同胞的中国人”，但黄俊乡
却骂他是“叛徒”。这个中国人的真实情况如何，我不了解。
◆ ◆ ◆ ◆ ◆
日本军就是这样施计搜捕散兵，而抓到“便衣兵”后就枪决的命令到了下面，
解释就扩大化了。有时公务员也受到了迫害，不仅仅是连累了一般市民，日本军好
像是在进行杀人比赛。
国际委员会从南京市市长那里接管了四百五十名正规管官。该委员会觉得仅仅
这些警官还警备力量不足，于是在十二月十三日组织了志愿警官。志愿警官不穿制
服，只戴委员会肩章，也不带枪支。不如说，他们好像是西方的童子军。十二月十
五日，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与日本军的特务机关长会面时，就安全区内保留警察问
题取得了口头谅解。但如前所述，安全区的警察，不知为什么实际上经常受到干涉。
十六日，驻屯在司法部内的五十名警官被捕，志愿警官也有四十五、六名被捕。随
后， 在最高法院内的四十名警官也被捕（前引书2，第二十七、一二○、一二三、
一二六、一三一页）。
军队撤退后，南京自然剩下了四百五十名正规警官和若干名志愿警官，由他们
负责市内的警备任务。但这些警官也和散兵一样，似乎全遭日本占领军的屠杀。如
前所述（第五十六至五十八页），根据前警官伍长德的证词，收容在司法部的三百
名警官（此数似有出入）在西大门外被枪杀。另外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同样作为
检察方面的证据而提出的红?字会南京分会的报告（检证一七二八。但未向法庭提
出）中，列举这样的事实说：“有两百名以上的警官在南京城外被捆绑起来，围在
地坑的四周。然后在坑内倒入火油，点上了火。警官们都一边挣扎，一边受火刑。”
（前引书1，第三八六页）。
其中也有胡作非为的军官。尽管修复电灯是迫于紧急的需要，可是他们把发电
厂的职工当作公务人员，全部枪杀。对此，马吉牧师（？）在他的一封长信中，就
十二月二十二日的那天情况说：
下关发电厂有个姓吴（译音）的工程师向我讲起一个不可思议的消息。
他说，该厂五十四名工人在南京陷落前一直坚守工作岗位，都是那样的勇
敢，可是终于落到个去扬子江岸边英商国际出口公司避难的地步。日本军
借口该厂系政府官办（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便把其中四十三人强行带走
枪决。日本方面的官宪每天到我的办事处来，说是要一个个地找这些工人
去开动发电机，恢复供电。我对他们说，他们的军队已经屠杀了该厂的一
大半工人。这样，我至少感到舒服一些（前引书2，第三十七至三十八页）。
这是根据田伯烈编著的《战争是什么》英文版中所叙述的，而中文译
本把“国际出口公司”译为“和记洋行”（肉类禽蛋加工厂）。在远东国
际军事审判时提出的、 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J・麦卡勒姆 （Rev.
James McCallum）的日记（检证二四六六）中，谈到的翌年一月八日那天
的情况，与此相似。――“通过拉贝，最后商定让工人们恢复工作，但是
就在这前一天，以下士官为首的一队陆军前往英国出口公司。而且要求发
电厂所属四十三名工人排好队，旋即用机枪对他们进行扫射。这个发电厂
是私商办的。这些士兵未经调查，却认为被枪杀的是政府工作人员。在一
般情况下， 要想在一个月后制止发生这些事情几乎是难以办到的。 ”（
《远速》，五十八号，载前引书1，第一二五页）
在日本军搜捕残兵败卒中，无辜的普通百姓被当作“便衣兵”，与残兵败卒们
一起遭到了悲惨的命运。下面介绍两、三份资料，都反映了当时在安全区搜捕残兵
败卒的情况。
红?字会副会长许传音，在其宣誓口述（检证一三七四）中说，有一天，他亲
眼看到日本军闯进安全区内一所收容着约一千五百个难民的建筑物里，把难民捆绑
起来，以十人或十五人为一组，集中起来后带走，后来得到消息说，这些难民在第
二天早晨全被机枪打死，尸体被投入池中（前引书1，第二十六页）。
前面提到的菲奇在供词中说：“十二月十五日，我看到约有一千三百名穿便服
的人刚从我们总部附近的一个宿营地被日军带出来。他们在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的
日本士兵的押送下，分别各约有一百名列队排在一起，被绳子串连缚着。尽管我向
队长提出了抗议，可是他们仍把这些人带去枪决了。”（《远速》，五十八号，载
前引书1，第一一四至一一五页）
马吉牧师也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出庭作证，意思是说：“是十四日晚上，还
是第二天早晨，我已记不清楚了，但我看到了多达一千人或两千人的市民被带走，
他们都被捆绑着手，排成两列纵队。其中有负伤的人逃回去后报告说，这些人全被
刺刀戳死，而他自己佯装死去，才幸免于难。”另外，他又说，十六日，有十四个
（内有十五岁少年）教徒从安全区内他所十分熟悉的教区里被强行带走。据四天后
逃回来的一个少年报告，他们和一千个市民一起，在扬子江岸边被枪杀于机枪的交
叉的火力之下（《远速》，四十八号，载前引书1，第八十八至八十九页）。
马吉牧师在法庭上作证说，在十日或十五日，有一千名或两千名难民从安全区
里被带走。但是在田伯烈编写的那本书中说，估计还是马吉牧师这个外侨，他在十
二月二十四日致其在上海的妻子的那封信中说，十五日，从国际委员会办事处附近
的收容所里被强行带走的难民有一千三百名。这个数字同菲奇所说的相符。这封信
对当时的情景叙述如下：
那天晚上，在职员开会时通知说，在我们总部附近的一个收容所里，
士兵们带走了全部难民一千三百名准备枪杀。我们知道，其中有许多人过
去当过兵，当天下午，我们还对拉贝（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德国人。
――洞富雄注）说，要他从某军官那里就他们的生命安全问题取得保证。
他们将怎么样呢？现在已经明明白白。男人们在带着刺刀的士兵们的押送
下，排好了队，每一百个人集中起来，系在一起。戴着帽子的人，被粗暴
地脱去了帽子，扔在地上。然后，我们通过车头灯的照明，看到他们走向
刑场。我们没有从这些群众中听到啜泣声。我们自己也觉得心里憋得慌。
他们从南边一直拖着沉重的脚步走来，其中不是也有四个广东青年曾于昨
天无可奈何地向我交出了武器吗？有个身体强壮的高个子北方人，他那作
出生死攸关的决定时所流露出来的幻灭的目光，至今还留在我的脑海里，
令人担忧。我对他们说，要日本军保证难民的生命安全，这是多么愚蠢啊！
我们深信，日本军至少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实现其所作的保证，在他们到
达的同时，也许会建立秩序。但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的暴行恐怕是残忍
透顶了。因为后来更险恶的日子来临了（前引书2，第三十二页）。
我认为，菲奇和马吉牧师作证所说的日本率从安全区带走了一千三百名左右难
民并加以屠杀的这起事件，是日本军在安全区搜捕便衣兵的最初屠杀人数。当时，
黄俊乡曾被日本军逮捕，但幸免于难。他在为提交远东国际军事审判而作的宣誓口
述中（检证一七三三。实际未向法庭提出），叙述如下：
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阴历）九日，日本军在光华门附
近破坏城墙，侵入城内，迫近难民地区。两天后，日本军开始搜查住宅。
他们见到地上到处是丢弃的武器，断定有许多军人潜伏在难民区内。于是，
他们就无视国际道义而开始进行杀戮。凡是十八岁到四十岁的人，一概被
看作为国民军而逮捕起来。最初几天逮捕的人超过两千名。我也是其中之
一。被逮捕的人排成四列纵队，从难民区出发，走向沿扬子江堤岸的各处
（宝塔桥、 四所村、 老江口、草鞋峡、燕子矶一带），队伍长达一日里
（约二英里） 。入夜后。日本军几乎把他们全都斩尽杀绝（前引书1，第
三八三至三八四页）。
集体屠杀的方法好像是极其残酷的。估计是马吉牧师，这个外侨在信中谈到十
二月二十三日那天的情况时是这样写的：“中午，一个男子被送到总部里来，他头
部焦黑，既无眼睛也无耳朵，鼻子也残缺，样子很凄惨。我叫他乘上我的车子，把
他送到医院里去，但两、三小时后他就死去了。据说他是和几百个同伴一起，被日
本军捆绑起来后，浇上了汽油点火焚烧的。但他碰巧在外侧，汽油未浇到他的头上。
后来，有一个类似的患者被抬进医院里来，其烧伤的程度更为严重。这个人也死去
了。起初，他们恐怕是遭到机枪的扫射，没有全部死去。第一个人全然没有外伤，
但第二个人却有外伤。后来我又在去家――在鼓楼对侧――途中，途经马路的拐角
处，看到一个男子躺在地上，他的头上和手上同样被烧得焦黑。一看便知道他是挣
扎着爬出来， 到了这里后才死去的。真是难以置信的暴行！”（前引书2，第三十
八页）火刑的方法是残酷的：以五至十人为一组，被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然后把这
些人投入在熊熊燃烧中的院子里。这是日本军对十二月二十五日从金陵大学收容所
里带出来的一部分中国便衣兵的处置方法，是前面已介绍的该大学教授贝茨博士的
报告中所谈到的。
关于这种火刑以及其他暴行，新岛淳良也于一九六七年在南京曾听说过，他记
录如下：
屠杀的方法是各种各样的。在西边的汉中门附近，出现了活埋的情况。
把几万人分几次埋于土中，使他们窒息而死。当时幸存的伍长德，后来站
在东京审判的证人席上。在市中心繁华的马路上，约有一千个人排成一行，
被点火焚烧。对逃走的人，就地枪决。在市中心，即现在的人民广场一带
（鼓楼下面），许多青年被吊在电线杆上，火从下面烧上来，把他们活活
烧死。还有许多青年被剥得精光，给浇上硝酸、硫酸后死去（《夺走三十
万人生命的“南京事件”》，载《东风新闻》，一九六七年七月三日。关
于在汉中门附近的活埋情况，参照本书第五十九至六十页）。
一九七一年夏，访问南京的《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也听到过下列可怕的事
实：“在‘永利亚化工厂’，反对日本军强行带走人的工人，当场被剖开肚子，挖
去心肝。据说，后来日本兵把心肝煮熟后吃掉了。”（《中国之旅》，岩波文库版，
第二三一、二三四页）
这是日本军对俘虏施加暴行的方法，俘虏当中，有的似乎也被用来作人体实验
的。提交远东国际军事审判的。南京地方法院检察处敌人罪行调查报告》，对此情
况介绍说：“敌多摩部队将我被俘的人带到医药试验室，把各种有毒细菌注入他们
体内，对其所发生的变化进行实验。该部队在极保密的机场内进行这种试验，因而
不知道确切的死亡人数。牺牲犬猫来进行药物实验，这对于富有同情心的人来说已
是于心不忍，何况把我俘虏同胞供实验用，这种做法实是视俘虏连犬猫都不如。真
是可悲之极” （《远速》，五十八号，载洞富雄编前引资料1，第一四四页）。对
于这种情况，是有人作证的，新岛淳良根据当时曾在日本军的俘虏收容所里被役使
的谢金龙这个人提供的证词，他介绍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俘虏收容所所长森田中
尉的指挥下，有一百个俘虏死于细菌试验。”（前引《夺走三十万人生命的“南京
事件”》）
正当校对本书时，出版了《同细菌战部采取自决行动的两位医学工作
者》（常石敬一、朝野富三合著，一九八二年十一月，新潮社）这本关于
“多摩部队”的书。此书认为，“多摩部队”是个通称，陆军给它起了个
隐秘的称呼，叫“荣一六四四部队”。该部队成立于昭和十四年四月十八
日，创始人也是臭名远扬的“七三一部队”的石井四郎（第一七九页）。
前面已经说过，南京地区西部警备司令官、第十六师团第三十旅团长佐佐木到
一少将于十二月二十四日开始进行查问工作，但查问会议于翌年一月五日停开，佐
佐木就这将近半个月时间所取得的“成果”说：“到今天为止，从城内清除了残兵
败卒两千名左右，收容在旧外交部里。”接着，他还说：“在外面，把牧师手里的
中国伤兵当作俘虏收容起来，还陆续逮捕了在城外近郊继续进行不法行为的散兵。
在下关处置了数千人。”（《一个军人的自传》，增订版，第三三四至三三五页）
在下关处决的是数千名游击队员（？），虽说有两千名“便衣兵”收容在旧外
交部里，但这些“便衣兵”的实际命运又如何呢？
如前所述，佐佐木少将在一月五日停开了查问会，但好像隔了两天，七日又恢
复开会。在贝茨博士的手记中这样写着：“他准备接受登记。我认为，一月七日正
在大学内恢复进行公开登记时，宪兵从走在宪兵们前面的许多男子中强行拉走了一
百个人左右，其中就有他。可见，在这个星期内，实际进行工作的军官们，奉命每
天强行拉走许多男子。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似乎认为是未能满足上级的要求（先前
提出要当过兵的人去自首的做法，实际已经停止，那是不言而喻的，登记的做法也
与最初时大为不同）。”（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第四十七页）
◆ ◆ ◆ ◆ ◆
对散兵的搜捕是进行得很彻底的。但尽管如此，不少中国军队的官兵好容易才
幸免于难，成为控告日本军暴行的活着的证人。写了《南京大屠杀》一书（一九七
九年出版）的在台湾的郭岐将军也是其中的一个。
疯狂屠杀
前面叙述的是日本军通过搜捕散兵对中国军民进行集体屠杀的事实，但他们除
这种奉上级的命令犯下的暴行外，还主要在占领南京后不久；在整个南京市区胆敢
对普通老百姓进行疯狂屠杀，美国大使馆的埃斯皮领事在报告中就这一事实说：
除由日本军负责驱逐前中国军人和对他们执行死刑外，日本兵以两、
三人或两、三人以上为一小组，在全市自由巡逻。这些兵杀人、强奸或掠
夺，引起了城市里莫大的恐慌。这些兵为所欲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他
响是否得到了空白委任状，抑或日本军在南京入城后，完全不受管制？对
此毫无充分说明。我们听说，最高指挥官至少发出了两项命令，这就是：
命令对官兵加以管制，又严格命令军队在入城前切勿烧毁财产。
但就实际情况说来，几千几万个日本兵聚集于全市，犯下了荒谬绝伦
的掠夺和残暴行为。据外侨目击者说，士兵们像一群野人，放任自流，糟
蹋了城市。全市无数男女和儿童被杀。据说，日本军枪杀或用刺刀杀戮一
般老百姓，却丝毫没有明确的理由，这种情况很多（《远速》，五十九号，
载前引书1，第一五三页）
由一个日本兵或几个日本兵集体屠杀南京市民的种种例子，人们记忆犹新，试
以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每天向日本大使馆提出的、关于日本军暴行事件的报告来说，
它曾对日本军在安全区自入城后到二十日为止的一周时间内所发生的屠杀事件作了
调查。杀伤等事件的总数达一百三十四起（报告中列举的事件，编号为一百零五起，
但其中很多在一起内包括两起事件），内杀伤十八起，掠夺五十一起，强奸（很多
情况是一起强奸数人， 或进行轮奸）五十一起，强行拉走十四起（前引书2，第一
○三至一一○页，第一六七至一七三页）。杀伤十八起，这个数字不大，但这类事
件竟然会发生在治安情况还比较好的安全区内，安全区外的情况与这里相差就更远
了。
总数一百三十四起是个很大的数字，但在整个安全区，最初一周内所
发生的日本兵暴行事件，自然不止这一些。在该报告中也说，另外还有接
到通知和目睹的情况，但没有时间去查实，没有工夫记录下来（前引书2，
第一六七至一六八页）。
另外，安全区范围相当大，仅外侨委员和中国职员决不可能了解暴行
事件的全部情况，这一点十分重要。也像见茨博士所说的那样，被害者担
心报复，或出于耻辱感，他们不少人把事件隐瞒起来。
《纽约时报》记者德丁在十五日前留在南京，他对日本兵屠杀人民的情况作了
这样的报道：“一般市民，不问男女老少都被日本军枪杀。消防人员和警官都成了
日本军的牺牲品。日本兵一走近，如出之于恐惧心理而逃跑的，就有被枪杀的危险。
在日本军加强市内管制时期，凡外侨巡视市内所到之处，连日来看到了一般市民死
亡的情况。时常见到有老人趴在马路上，很明显，他们个个都是被日本兵凭一时高
兴而从背后开枪击毙的。”（前引书2，第二九二页）
◆ ◆ ◆ ◆ ◆
这里，作为这种疯狂屠杀的一个例子，从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报告中摘录介绍
第一起事件如下：
十二月十五日，安全区卫生委员会第二区有六名清道夫，在他们鼓楼
的家中被日本兵杀害，一名被刺刀戳伤。他们都是无缘无故遭到杀害的。
他们是我们的雇员。日本兵侵入了他们的家里（前引书2，第一○四页）。
本多胜一也在他的《中国之旅》中，记述了几起这类事件，希能一看（岩波文
库版，第二三八至二四一页，第二五二至二六○页）。
被杀伤的男子，他们大都是试图保护妇女和他们的家属。下面举一个例子。
对妇女的暴行
国际委员会每天向日本大使馆提出的关于日本军暴行的报告，多半是关于强奸
事件的具体事例。其中一部分提到了发生在“南京安全区的情况”，在此作一介绍。
另外在《后记》中也揭露了“安全区的接收情况”以及其他事例，这里仅举两、三
起。对妇女的暴行事件，希参看本节的《概况》中所援引的贝茨博士以及其他人的
证词。
马吉牧师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法庭上，对日本军在占领南京后对妇女和儿童所
犯下的残暴行为，就提出的讯问，作证答覆说：
那与刚才所说的情况一样，即情况极为可怕，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到
处发生强奸事件，许多妇女和儿童被杀。如果妇女拒绝受辱进行反抗，那
就会立即遭到杀害。我拍下了这种情况的照片和影片。从中看到，妇女的
头被斩或全身被刺……如果妇女的丈夫想要搭救他什1的妻子， 她们的丈
夫亦会被杀害……我们外侨感到最困难的问题，是无法阻止日本兵带走男
子，可是阻止了日本兵到处强奸妇女的材为（《远速》，四十八号，载洞
富雄编前引资料集1，第九十一至九十三页）。
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法庭上，贝茨博士又就当时情况作证如下：
在这安全地带的委员会提出的报告以及自己的调查中写着，在南京大
学里的三万名难民中，发生了数百起强奸事件。其正确而详细的情况，已
作为整个报告交给了日本军官。日本军占领南京后一个月，国际委员会主
席“拉贝”向“德国官员”提出报告说，相信至少有两万人被强奸。前不
久，我曾保守地估计，仅根据国际委员会提出的报告，强奸事件估计达八
千起。日本兵成群结队，几乎每天每晚到处在马路上游荡，特别是在安全
地带内转来转去。当时，大多数市民住在安全起带内，约有十五至二十个
士兵结为一伙，他们为了寻找妇女进行强奸，到处乱窜。日本兵还侵入了
老百姓的家中。我清楚地记得发生过两起事件，我几乎险些为此丧生。日
本军官也参与了这些发生在大学里的强奸事件。这种事情有时在夜里发生，
而多数又是在白天发生，不少是在路旁进行的。在南京神学院内，我的朋
友看到十七个日本兵轮奸了一位中国妇女。这里，不特别去谈论与这类强
奸有关的发疯似的或残暴的事件，但要附带一提的是，就是在大学内，连
九岁的女孩和七十六岁的老婆婆也被强奸（《远速》，三十六号，载前引
书1，第五十至五十一页）。
贝茨博士谈到的关于拉贝主席提出的报告，是前面已作了介绍的、一月十四日
给德国驻上海总领事的信，信中就强奸妇女和屠杀普通老百姓的情况写道：“日本
军当局对其所属部队发出的命令，似乎明显不起作用。部队在占领南京后数周时间
内，在市区进行掠夺，强奸了约两万名妇女，用残酷的手段杀害了数千名无辜市民
……被枪杀后的尸体尚躺在市区马路上，不许掩埋（其原因不明）。”（《远速》，
五十九号，载前引书1，第一六六页）
在这封信中，谈到了关于不许掩埋尸体一事，这意思可能是指禁止一
般市民去掩埋尸体。实际上，红?字会和崇善堂两慈善团体从十二月中旬
开始，着手进行了大量的尸体掩埋工作。
日本军入城后一星期，鼓楼医院的麦卡勒姆牧师在十二月十九日的日记（远东
国际军事审判时的宣誓口述〔检证二四六九〕）中这样记着：
一星期已经过去，那是今世的地狱，讲起来令人胆寒。――我不知道
从何讲起，从何结束。迄今为止，我一次也没有听到过和看到过如此残忍
的事件。强奸――强奸――又强奸――一个晚上多达一千起，白天发生这
类事件也很多。假如有人表示抵抗或稍不同意，日本兵就对她们或用刺刀
戳杀，或开枪打死。这种情况，我们一天可以写上数百件。民众得了歇斯
底里插（《远速》，五十八号，载前引书1，第―一七页）。
慈善团体红?字会副会长、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许传音也在远东国际军事审
判时出庭，就日本兵对玩弄妇女所采取的行为作证说：“这在文明的世界上，是连
做梦也未能想到的，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远速》，三十五号，载
前引书1，第二十七页）
日本兵对妇女所犯下的暴行，有时似乎是恶魔般地残暴。对此，《南京地方法
院检察处敌人罪行调查报告》作为检察方面的证据（一七○六），曾在远东国际军
事审判时被提出，其中这样说：
从一般青年妇女到六、七十岁的老妈妈，受害者甚多。日本军所采取
的手段有强奸、轮奸，凡拒绝被强奸者即遭到杀善；有的或迫使父亲奸污
他的女儿，或迫使哥哥奸污他的妹妹，或迫使公公奸污他的媳妇，从中取
乐；也有的割去妇女的乳房，戳破她们的心脏，打坏她们的下巴，拔掉她
们的牙齿， 其状惨不忍睹（《远速》，五十八号，载前引书1，第一四四
页）。
关于上述日本军对妇女所犯下的暴行，在田伯烈编写的那本书和《远东国际军
事审判速记记录》中，可以见到许多具体例子。特别是马吉牧师和许传音博士的证
词，提到了许多可怕的事实，不堪入目。
在许传音博士列举的有关强奸的事例中，有这样一起严重的集体进行强奸的事
件：“在一个‘宿营’地，日本兵开来了三辆‘卡车’，把所有妇女带到走廊上，
并在那里对她们全部进行了强奸。我想去阻止这些日本兵，但结果无济于事。被带
走的妇女年龄在二十二、三岁至四、五十岁之间。这是我亲眼目睹的。”（前引书
1，第二十七页）
强奸妇女常常还会引起了对被害者家属的杀伤事件。日本兵在强奸了妇女后，
竟然还对她们残酷地加以杀害。后面叙述的情况，希望参照本节《概况》中所介绍
的冈本的证词，这里作为上述情况的例子，还是从许传音博士的宣誓口述（检证一
七三四）中引证一起听起来令人感到可怕的事件。
不知道有几千名妇女受到日本兵凌辱后被杀，连尸体也被污辱。士兵
们在市中心及其外围地区反覆进行这些行为，以南门“新开路七号”为例，
这一家有十一个人被杀。
当军队来到房门口时，年老的祖父出来接待。他当场被杀。七十多岁
的祖母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跑出来看，她在离自己丈夫几步路的地方也
被枪杀。他们的女儿抱着婴儿过来，日本兵把她和婴儿两人全都杀害。家
中有十七岁和十四岁两个未婚少女，都受到士兵的凌辱后被杀。一个少女
倒在桌子上的血泊中，有短棒插入她的阴道内；另一个在阴道内被插入了
香水瓶，倒在血“床”上。其他还有五个女人在家中被杀。日本兵把在这
一家看到的人全都杀害了。有个少女住在附近，在他（她）们被杀后，躲
了一天一夜， 才幸免于难（《远速》，二十九号，载前引书1，第二十九
页）
许博士还在法庭上作证说，那天这一惨剧发生后，他是同马吉牧师一起去的，
他对现场的情景作了这样的叙述：“这个年轻姑娘在桌子上被强奸，而且我看到她
还在桌子上流血；后来我们看到了她们的尸体。这些尸体被丢在离那个家几‘米’
远的地方。马吉牧师和我都对这些尸体拍了照片。原因是，这些尸首赤身露体，显
然是受了致命伤而死的。”（前引书1，第二十九页）
根据许博士所说，他们看到现场似乎是在事件发生后不久，但马吉牧师的证词
说，他们两人前往新开路七号现场是在事件发生大约已有六个星期之后了。马吉牧
师对事件的记载比较详细，所谈的情况与许博士谈的稍有出入。马吉牧师认为，事
件发生在一九三八年，他说：“〔前略〕那些尸体从家中被拖到外面，我们到达那
里时，正好是发生事件后的六个星期左右，但到处都是血迹。如果我带有彩色电影
放映机（旁注原文如此――译者）的话，想必能把当时的血迹颜色清楚地拍摄下来。
――在其中一个少女被强奸的桌子上，以及另一个被杀害的少女的床上，到处都是
血迹斑斑。那位老婆婆又陪我到广场附近，然后在那里拨开了覆盖在尸体上面的竹
席子，要我看看尸体。这些尸体，一个是年约十四岁的少女，另一个是十六岁的少
女，还有一个是那位老婆婆的女儿，她与一岁的婴儿同死在那里。”（《远速》，
四十八号，载前引书1，第九十六页）
人们说马吉牧师在这里拍摄了上述悲惨情景的镜头。马吉牧师拍摄的
关于南京大屠杀影片，是尽人皆知的（尽管如此，我和几乎所有日本人都
没有看到过）。他可能对这些场面拍下了几个片断。关于马吉牧师拍摄影
片的内容， 戴维・贝尔加米尼在他所著 《日本天皇的阴谋》 （David
Bergamini, Japan's Imperial Conspiracy, 1971）一书中说：“约翰・
马吉牧师――战争诗人伊・马吉的父亲，战后为耶鲁大学教会的牧师――
通过摄影机记录了当时见到的情景。他拍下的这部黑白影片（后来他提出
异议，说是该影片没有适当反映“黑色帐篷和红色帐篷的真实情况”）被
偷偷带回美国。他认为在影片中所显示的那些被屠杀的尸体、溅满血迹的
房屋、一排排死于刺刀下的婴儿，让超过限定范围的少数人看到这种情景，
刺激实在太强烈了。颇具讽刺意义的是，“美国第一”委员会广为放映这
部影片，旨在证明介入外国是愚蠢的行为（前编，第五十页）。
另外有不少妇女在遭受日本兵的暴行时，作了坚决抵抗，因而也受到了残暴的
报复。
当时，本多胜一曾听说，一个住在南京的年约三十岁的妇女，在遭受日本兵的
袭击时，为了自卫，进行抵抗，因而得罪了他们，结果全身受伤三十七处。据说这
个妇女现在住在浙江省汉云县（《中国之旅》，岩波文库版，第二三五至二三八页）。
前面提到的鼓楼医院的麦卡勒姆牧师也在十二月二十九日那天的日记中写道：“同
日本兵进行抵抗的一个怀孕六个月（旁注原文如此――译者）的妇女来到我们这里，
她的脸上和身上被戳了二十六刀，腹部受伤二十一处。”（《远速》，五十八号，
载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1，第―一八页）
掠夺、纵火
关于日本兵掠夺、纵火的情况，在前面介绍的《一个德国人的所见所闻》一书
中作了令人吃惊的描述（参照本书第八十八至九十页）。对此，贝茨博士也在远东
国际军事审判时出庭作证说：
“开始占领南京时，约有五万个日本兵从难民那里拿走了许多被褥、
厨房用具和副食品。在占领后六个星期内，他们几乎侵入了市内的所有建
筑物。有时，他们的掠夺行为是非常有组织地进行的，他们动用了许多军
用“卡车”，在军官的指挥下进行。银行的保险箱，特别是“德国人”保
管的私人保险箱等也被他们用“乙炔”割开了。有时我看到，长达三分之
二英里的辎重队拿走了老百姓的红木家具。两、三个月后，外侨为要回从
他们家里拿走的“钢琴”，有个专门机构曾前往一个仓库去了解情况，看
到在那里保管着两百架“钢琴”。包括“德国”大使馆在内，各国大使馆、
公使馆也遭到了侵犯和掠夺，连“德国”大使个人也不能幸免。使馆内所
有贵重物品差不多都被拿走了……除喝得酩酊大醉的士兵放过一、两次火
外，日本军入城后五、六天来，未发生过火灾。从十二月十九日或二十日
左右开始，在六个星期内，建筑物经常被火烧掉。日本兵有时也在掠夺了
一批商店的东西后，即付之一炬。除此以外，其余的焚烧现象并不能认为
是有计划地进行的。虽然没有造成大火灾，但每天照例烧掉了一批建筑物
……另一个大问题是，据说日本兵是为来到南京的日本侨民而去拿个人的
私有财产的。除有些建筑物因军队使用而被强占外，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
三九年的某些时候，来到南京的日本商人都通过日本宪兵队和特务机关，
分别从中国老百姓手里取得了一爿商店和一幢私人住宅。我曾多次看到，
仅十二个小时的领先通知，许多中国人即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坐在路旁。
其中有几十个朋友，是我几年前认识的（《远速》，三十六号，载前引书
1，第五十一至五十二页）。
贝茨博士说，日本军的宪兵和特务机关从中国人那里残忍地没收了店铺和住宅，
把它们无偿地送给了来到南京准备赚一笔钱的日本商人。他又说，尽管日本人并不
提供任何资金，但如果中国人不和他们联合经营，就得不到营业权，这里“又一个
难题是，他们施加极大压力，要中国人把日本人请到商行里来，作为其商业合作者。
这种情况多数是日本宪兵队或特务机关直接下达命令的。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商人
不让日本人到商行里来，就领不到许可证，也不能自由经商，这是一种威胁。在我
的朋友中，有许多这样的商人，即他们为了领到许可证，把日本人请到商行里来，
而这些日本人毫不提供资金，唯在赚钱时从中获利，又掌握着营业权”（《远速》，
三十六号，载前引书1，第五十八页）。
掠夺并非仅仅是军队所干的行当。一部分随军记者好像也在模仿。那是发生在
日本军正在进去南京时的事情， 《东京日日新闻》 随军记者浅海一男曾经提到：
“在战场上，发生变化的不仅仅是官兵。这种变化的发展趋向稍有不同，但它也可
以从少数随军记者身上看到。”他后来就两个记者（一个以报社临时嘱托的资格从
军，后来成了记者；一个是与他同去采访消息的当地记者）的行动这样说：“他们
早晨出去，似乎去采访消息。但夜里回到帐篷里来时，两人双手捧着各种各样中国
传统的美术品，我们十分吃惊，感到愤慨。”（本多胜一编：《笔杆子的阴谋》，
第三四六页）
◆ ◆ ◆ ◆ ◆
在《一个德国人的所见所闻》一书中，就市区焚毁建筑物的损失情况记述如下。
市区的整个南部全被烧光，现在只剩下了太平路、中山东路、国府路、九江路，焚
毁的面积占市区的百分之三、四十。但前面提到美国驻南京副领事埃斯皮对当时造
成的损失，比较具体地叙述如下：
下关地区在火灾中遭受相当大的损失。当时看到的情景以及从长江所
能看到的江边马路上的情景，可以说是江边建筑物的修罗场[1] ……在城
墙内，作为南京市的一部分，损害最为严重的是南京的商业区。要恢复市
区内的王常活动，这些地区几乎全部需要重新建设。在新而宽阔的马路，
即太平路、中山路、中华路以及其他主要马路，在各个区中，除沿马路的
大楼外，有十一、二幢或不到这个数字的大楼全被烧掉。仅中山路一带，
商店和洋行几乎都被焚毁。在国民政府的官厅房屋中，邮政部的房子被破
坏，那是在日本军占领南京前被焚毁的。其他没有发生异常情况，现仍为
日本军所使用。在南京的其他地区，住宅和大楼，甚至连贫民阶层的房屋
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隔一幢就有被焚烧的。在北部的住宅区，蒙受火烧
的损失最少（这部分情况在法庭上宣读时，被省略。――洞富雄编前引资
料集1，第一五七页）。
南京城内外建筑物受损情况（按原因分类）
┏━━━━━┳━━━━━┯━━━━━━━━━━━━━━━━━━━━━┓
┃ 地 区 ┃ 建筑物数 │ 受损原因 （％） ┃
┃ ┃ ├────┬────┬────┬──────┨
┃ ┃ │军事行动│ 放火 │ 掠夺 │各种原因合计┃
┣━━━━━╋━━━━━┿━━━━┿━━━━┿━━━━┿━━━━━━┫
┃ 城 内 ┃ 30,516 │ 1.8 │ 13.0 │ 73.2 │ 88.0 ┃
┃（安全区）┃（1,493） │ （－） │ （0.6）│ （9.0）│ （9.6） ┃
┃ 城 外 ┃ 8,684 │ 1.1 │ 61.6 │ 27.5 │ 90.2 ┃
┠─────╂─────┼────┼────┼────┼──────┨
┃ 整个地区 ┃ 39,200 │ │ 23.8 │ 63.0 │ 88.5 ┃
┗━━━━━┻━━━━━┷━━━━┷━━━━┷━━━━┷━━━━━━┛
南京城市主要商业区建筑物受损情况（按原因分类）
┏━━━━┳━━━━┯━━━━━━━━━━━━━━━━━━━┓
┃ 路 名 ┃建筑物数│ 受损原因（％） ┃
┃ ┃ ├────┬───┬───┬──────┨
┃ ┃ │军事行动│ 放火 │ 掠夺 │各种原因合计┃
┣━━━━╋━━━━┿━━━━┿━━━┿━━━┿━━━━━━┫
┃ 太平路 ┃ 233 │ 1.7 │ 68.3 │ 26.6 │ 96.6 ┃
┃ 中华路 ┃ 319 │ 3.1 │ 51.4 │ 43.9 │ 98.4 ┃
┃ 建康路 ┃ 585 │ 0.5 │ 47.5 │ 49.6 │ 97.6 ┃
┃ 白下路 ┃ 411 │ 3.1 │ 34.3 │ 61.1 │ 98.5 ┃
┃ 升州路 ┃ 320 │ － │ 25.0 │ 53.1 │ 78.1 ┃
┃ 中山路 ┃ 498 │ 5.0 │ 15.5 │ 53.6 │ 74.1 ┃
┃ 朱雀路 ┃ 122 │ － │ 7.4 │ 76.2 │ 83.6 ┃
┃ 中正路 ┃ 340 │ 5.9 │ 3.8 │ 75.9 │ 85.6 ┃
┠────╂────┼────┼───┼───┼──────┨
┃ 合 计 ┃ 2828 │ 2.7 │ 32.6 │ 54.1 │ 89.4 ┃
┗━━━━┻━━━━┷━━━━┷━━━┷━━━┷━━━━━━┛
资料来源：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编：《南京地区战争受害情况》。
中正路即今中山南路――译者
看看前面介绍的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前身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编
印的《南京地区战争受害情况》 ，建筑物的受损情况，如上表所示（前引书2，第
二五八、二六二页）。
两表所示，引人注目的是；建筑物遭受破坏或损失的原因，很多是由放火引起
的，特别是在繁华的地方，其比率甚大。在南京陷落后半年时间，去过南京的泷川
政次郎也见到了这种繁华大街的荒凉情景，他说：“市区的居民住宅大多被烧。”
（参照本书第九十六页）
其中，最多的还是因掠夺而遭受的损失。据调查者说：“城内被烧毁的大半建
筑物，里面的东西几乎都在焚烧前被彻底地、有组织地一抢而空。而且，在幸存的
百分之十一的建筑物中， 日本兵也毫无例外地闯进去进行掠夺。”（前引书2，第
二三○页）
建筑物是由于日本兵放火而焚烧的，这在上述证词中都提供了同样的说法。
◆ ◆ ◆ ◆ ◆
日本军队在南京所犯下的这种残暴行为，通过远东国际军事审判传遍了国内外，
使我们过去一无所知的人感到非常吃惊，也觉得悲痛。另一方面，在决心坚持死守
南京的中国兵中，有的在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最后时刻，也许也犯下了若干不法行为。
他们也杀害自己的同胞，并对自己的同胞进行了掠夺。可是，以同盟通讯社记者身
份从军、在与十二月十三日南京陷落的同时入城的前田雄三，最近就陷落前的南京
情况叙述如下：“在城内，从十一日起已陷入了极大混乱。政府工作人员和富裕阶
层，还有军队，开始逃跑。大批逃跑的人从扬子江岸边的城门排起了一行长蛇形的
队伍。他们利用一切船只渡向对江，其中有的船沉没，有的人溺死。这样一来，城
内的治安无法维持。无人居住的空屋和商店、机关等，成为留下来的居民和中国兵
等掠夺的目标。 日本军是在城市已遭到了破坏之后入城的。 ”（《目击者证词：
“南京大屠杀”真相》，载《星期一评论》，一九八二年八月九日号）
上面所记述的关于南京陷落前的情景，完全像自己亲眼目睹似的。前半部分所
记确是事实，但结尾说，市区遭到了中国兵的破坏，这种说法与事实有出入。当时
留在南京、眼看中国军崩溃的《纽约时报》记者德丁在一九三八年一月九日出版的
该报上发表了消易，对此，他这样写道：
住在市内的外侨担心，随着中国军队的溃败，成了袋中之鼠的散兵是
否会采取各种手段，干不法行为？但除了有断断续续的放火现象外，其他
什么也没有发生。 中国军队老实得可悲（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第二九
○页）。
前田记者与德丁记者所说的情况，事实上完全相反。但我相信德丁记者的报道，
因为他当时目击了中国军队的溃败情况。在日本军占领南京后，他又留在南京三天，
曾精力充沛地进行了采访。
当然，由于是在那个时候，在中国兵中无疑多少会发生一些违反军纪的情况。
对此，在美国副领事埃斯皮的报告中也这样说：“这里不得不一提的是，在日本军
入城前中国军队并非全然没有掠夺行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也进行了掠夺。无疑，
他们在最后几天犯下了杀人和掠夺财产的暴行。”（这部分内容也在法庭上略而未
谈。前引书1，第一五一页）
如此看来，中国兵的纵火和掠夺事件极为少量，这则是事实。尽管如此，如与
日本军的暴行事件相比较，那是微不足道的。
接收国际安全区
占领南京后第十天，即十二月二十二日，日本方面要南京市民成立自治委员会
筹备会，翌年一月一日正式成立南京自治委员会（会址在旧首都警察厅。一月十日，
设置警察厅。到四月二十四日，自治委员会解散，其工作由督办南京市政公署接管
〔南京特务机关编：《南京市政概况》，第二十二至二十四页〕）。日本军当局对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存在，并不感到高兴。一月六日，它通过大使馆向该委员
会提出，一切有关事情的责任，今后希由自治委员会负责，因而要求把安全区国际
委员会所拥有的钱款和物品均移交给自治委员会。翌日，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致函大
使馆说，把半行政性质的机关职权移交给自治委员会，对此毫无异议，但不同意移
交钱款和物品。一月八日，日本军当局准备用暴力封锁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米店。
该委员会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同自治委员会商量。十日，米店自动停止营业。到底
在什么时候行政权全被接收，情况虽不清楚，但过后不久，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为
单纯的难民救济机关，其名称也于二月十八日改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洞富雄编
前引资料集2， 第三十九、一四○、一四三、一五四至一五七页。据贝茨博士的宣
誓口述，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一直存在到一九四一年〔前引书1，第四十八页〕）。
我认为，取消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职权，是日本军当局把收容所里的难民强行
迁至以前居住的家里后所采取的一项措施。下令关闭收容所的命令是在一月二十八
日发出的。那天下午，日本军的特务机关长协同自治委员会通知各难民收容所的主
任，要他们订出种种计划，把难民分散到各处，诸如保证安全、提供房屋等。另一
方面，却又下令说，务必在二月四日前让所有难民回到他们以前居住的家里。否则，
日本军将把难民赶出收容所， 还要把所有商人强行赶出安全区（前引书2，第一五
二至一五三页）。
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反对强行关闭难民收容所，首先是由于房屋问题。汉中路以
南、到南城墙为止，东面以中正路、中华路为界，该地区被烧的房屋较少（前引书
2， 第一四一页），但由于大规模放火焚烧的结果，逃入安全区的市民大都已无家
可归。即使难民想回到以前居住的家里，但他们仍担心是否完全确保自己生命的安
全。可是，那时在安全区以外果真已经恢复秩序了吗？在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向日本
大使馆提出的关于日本军暴行的报告中，记录了下列几起事件，作为这段时期的情
况提了出来。
第二二二件 一月三十日，住在金陵大学蚕桑系收容所的一家难民接
到离开收容所的命令，要他们回到二条巷三十号二十五室自己的家里。当
天晚上，三个日本兵从后面破墙而入，敲了大门。难民不让日本兵进来，
于是，日本兵就破门而入，点了灯，命令家里的人起床。日本兵还自称是
“巡逻队”。一个持刀，一个带着手枪，一个人手里没武器。他们详细地
说：不必有在何惊慌，不想伤害你们，再去上床睡下！家里的人就听从了
他们。他们在这户人家里东搜西查，看有没有钱，然后一个持刀的士兵强
奸了十二岁的少女，其他两人强奸了一个老妇。士兵们直至半夜才回去。
因此，这一家人遂于三十一日重返收容所〔里格斯〕 。
第二二三件 二月一日。今晨六时半，贝茨博士离开大学时，又有一
群妇女集中到他那里来，向他哭诉。她们对博士说，她们无法回家。在其
他几起暴行事件中，发生这样一起事件，即昨天有个妇女，她想，如果收
容所被关闭后，将会失去被褥等物，于是就在昨天带着两个女儿回到西华
门自己的家里。晚上三日本兵来到她家，要强奸这些少女。这两个少女拒
绝，便被士兵们用刺刀戳杀。那个妇女表示，回家后也没有办法。与其返
家后被杀，还不如在把她们赶出收容所时被士兵所杀〔贝茨〕。
第三八二件 二月一日，当吴长生（译音）回到光华门外自己的家里
时，七个日本兵带来一个老太婆，强迫两人性交。日本兵在旁取笑（前引
书2，第一一七至一一八页）。
关于这些事件的记录，其他还有不少。要难民回到自己的家里去，这是眼睁睁
地把他们当做野兽的诱饵，对此，委员会是不堪忍受的。二月二日，该委员会主席
拉贝同日本大使馆的日高参事官进行面谈，要求他们保证不强行赶走难民（前引书
2， 第一五四页）。与日高参事官、日本军当局交涉的结果不了解，但就暂缓执行
当初发出的命令问题取得了成功，即日高参事官表示延长强行关闭收容所的期限，
或允许一部分收容所继续存在。不过收容所里的难民似乎已逐渐回到了自己的家里。
斯迈思教授在二月八日的记录中写道，居住者的三分之一，即两万人左右离开
了收容所。在后天，即十日的记录中写道，住在收容所里的一部分难民已迁移出去，
但必须把数千名无法离开的居民包下来；又说，根据日本军记录的数字，还有十六
万居民住在安全区内（前引书2， 第二○五、二○九页）。
斯迈思教授认为，在安全区内，接受市民居住登记者似有十六万人，
但于一月十四日国际委员会在致日本大使馆的公函中说；“你们登记的市
民有十六万人，但其中不包括十岁以下的儿童，在有几个地区里，也不包
括年老妇女。因此，我认为本市的总人口大概为二十五万至三十万”（前
引书2， 第一四二页）。这个十六万人的数字，似乎可以理解为，那是全
市市民的登记数。
这样，进收容所的难民，似乎多半回到了自己的家里，但市民生活的安全问题，
在安全区外当然是无法得到保障的，就是在安全区内，除收容所外也是无保障的。
在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向日本大使馆提出的上述关于日本军暴行的报告中，又记录了
这样一起事件：
第四二八件 二月七日，一个十二岁的少女在深夜被强奸。她的父母
亲和她自己刚在前一天回到大方巷自己的家里。父亲把女儿送回收容所。
她痛苦万分，至今还不能行走，据她的父亲说，她的阴部肿得厉害（前引
书2，第一一九页）。
随着南京治安状况的好转，关于促使难民离开安全区回到自己家里去的问题，
美国驻南京大使馆二等秘书艾利森曾于二月十八日致电国务卿，美国驻汉口、北京
大使馆，美国驻上海领事。他在电报（检证一九○六二法证三二八中的一部分。未
在法庭上宣读）中报告如下：
据报告，近两、三天来南京情况有显著好转，我感到高兴。大部分中
国人从所谓“安全地带”回到了市内各区他们以前居住的家里。还有，反
映日本军人秩序混乱和不法行为的报告，实际上有所减少，日本官宪保证，
将努力改善原来居民的生活状况。
日方对外侨所采取的行动限制逐渐放宽，美国的一个设施――一南京
大学（金陵大学）医院，无论如何一定要恢复。
最近，已同意美籍医生返回南京。
（前引书1，第一六三页）
关闭收容所和安全地区的正常化问题，就这样一天天有了进展，但另一方面，
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安全区所拥有的行政职权，事实上也于二月七、八日左右，似
已移交自治委员会。前面提到斯迈思教授在二月十日所写的记录，早已使用了“旧
安全区内”（the former Zone boundaries）这个词（前引书2，第二○八页。原
著，第一六三页）。如前所述，二月十八日，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改名为国际救济委
员会。报告这一情况的拉贝主席在公函中就会名的更改问题，说是改为“与现在职
务相称的‘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这个会名是在其职权移交完毕后更改的（前
引书2，第一五七页）。关于二月份后有所改善的南京情况，希参照下面的记述。
关于市民生活的新闻报道全是谎言
占领南京后不久发生的日本军的军纪败坏情况，持续了两个月以上，对此，未
能从日本的新闻报道中了解一鳞半爪。在占领地区出版的英文报纸也同样如此，因
为当时报道受到了严格管制。总之可以说，几乎看不到关于南京市民情况的报道。
有时难得发表的消息，也是与事实大相径庭。
估计是马吉牧师――那个留在南京的外侨，在信中对一月十一日那天的情况这
样说：“我们看了两、三份上海的日文报纸和两份《东京日日新闻》。据这些报纸
报道，自十二月二十八日以来，商店正在迅速开门营业，业务正在恢复正常，日本
军同我们合作，向可怜的难民供应粮食。‘中国匪贼’已从南京一扫而光，现在所
控制的是和平和秩序！如果事情果真这样，就不会出现悲剧性的结局，这真使人忍
不住要发出苦笑。”（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第四十三页）
在上述同一封信中，在谈到十二月三十日那天的情况时，他说：这一天，在日
本大使馆里集中了收容所干部等约六十个中国人，分别制作了五色旗和太阳旗各一
千面。元旦那天，在有一千名以上的难民的收容所里推出代表二十名，在难民较少
的收容所里推出代表十名，他们被唤去鼓楼集合。据说当天的计划预定是：日本军
在难民们于鼓楼前高举五色旗的同时，发表演说，奏乐，还对这些挥舞旗帜前来欢
迎新体制的幸福的人们拍摄新闻纪录影片（前引书2， 第四十二页）。因而我们也
能够通过报纸照片和电影看到那种煞有介事的情景。可是这封信在写了上述事实后
说；“然而有报告说，在市区内日本军继续采取火攻办法，强奸和诱拐十二岁、十
三岁少女的事件发生了三起。 斯珀林（Edward Sperling）忙于把士兵赶出总部附
近的屋子，日本士兵抓人时，曾在蚕桑系（金陵大学的一部分，美国人的资产）附
近设有步哨线。”
马吉牧师（？）在信中所说的“新体制”，那是指年底成立的“治安
维持会”，该会于一月一日举行了成立仪式。
第十六师团参谋长中泽三夫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的宣誓供词
（辩证二六六七）中，对那天的“盛况”是这样供述的：
“翌年一月一日，在举行治安维持会成立仪式时，有数万中国民众集
合在举行仪式的地方――鼓楼宫前的广场上大声欢呼”（《远速》，三○
九号， 载前引书1，第二四五页）。据说，当时准备的旗帜仅两千面，但
集合起来的民众却达“数万”。好大的动员力。其他证人也一样，他们对
与己不利的，一概采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态度，明哲保身，但唯有对
这一“盛况”，却想夸张其词地把它写出来。
另外，上海发行的《新申报》这份中文报纸，在一月八日出版的那天刊登了下
列消息，看起来好像实有其事。《新申报》是由日本人主办的，它所刊登的关于南
京的消息，当然是对中国人进行宣传。
日本军亲切关怀难民
南京充满和睦气氛
南京街道极为平静。深情厚谊的太阳之光尤为和煦地照射在西北部的
难民区。九死一生地逃出来的难民们，受到了日本军的亲切抚慰。他们喜
气洋洋，十分感激，恭恭敬敬地跪在路边。在日本军入城前，他们苦于受
到怀有反日情绪的中国军的压制。事实上，他们手中没有一粒米，病人得
不到治疗，饥饿的人得不到食物。善良的市民痛苦万分，处于无比悲惨的
境地。
幸亏皇军在南京入城后收兵，伸出了深表同情之手，对病人进行诊疗，
对善良的市民来说，他们来得正及时。在日本大使馆的西侧地区，多数难
民放弃他们过去所采取的愚蠢的反日态度，为获得生活的保证而感到欣喜，
跪拜在地。男女老少彬彬有礼地向是军致意。这表示了中国人的特别礼仪，
如果他们没有诚意，那是不可能看到这种情况的。在难民区内，他们（日
本兵）不问性别、年龄，给难民分送面包干、点心、香烟等，大家感到非
常高兴，表示感谢。（日本兵）在井边和他们的兵营附近向穷人和难民赠
送物品。
卫生班也开始进行医疗工作。因患严重眼疾而失明的人，也全被日本
医生医治好了。母亲带来了患百日咳的孩子们，得到了医生的治疗；患有
足疾而肿得厉害的老妇们，同样得到了医治。大批难民尝到了药品的特有
滋味，尝到了美味的食品，他们露出了笑脸，频频致谢。诊疗结束后，不
计其数的群众高呼“万岁”，聚集在太阳旗和红十字的旗帜下，围着士兵
们表示谢意。在马路对面，宪兵笑着同忙于准备开始营业的商人谈话。在
日本大使馆附近的鼓楼，有块高地，可以了望到周围情况。在大使馆附近，
挂有美国国旗；在西北面挂有英国国旗；在南面挂有法国国旗；在东面挂
有苏联的红色国旗，都倒映在荷花池翡翠色的水面上。在这些国旗当中，
日本大使馆的铁塔高高耸起，太阳旗在微风中迎风招展。往下看，在南京
的儿童游乐园里，日本兵和中国的孩子们好像愉快地在滑梯上玩耍。现在，
南京是引起各国注意的最好的地方。因为在这里，谁都能呼吸到和平生活
和愉快工作的空气。
如上所述，一月八日那天《新申报》的报道，似乎说南京已恢复秩序，和平的
寂光（佛教用语，意为柔和的光――译者）普照于市民生活。但是，南京市民的生
活这一天到底处于什么样的情况呢？我想介绍一下反映当时实际情况的两、三份材
料。
安全区是比较安全的地区，而且日本军的主力也已调防到别处，所以自新年以
来，区内情况有时也稍有缓和。但就连这样的安全区，在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每天向
日本大使馆就日本军暴行所提出的报告中，对七、八日两天所发生的暴行事件记录
如下：
第一八○件 一月八日，五、六个日本兵在沈举人巷二十二号强奸妇
女后，开枪射击居民，有个姓李（音译）的妇女负伤。
第一八一件 一月八日，四个日本兵在昨晚闯进了高家酒楼附近四十
九号袁（译音）氏家里，企图强奸三名妇女（二十一岁、二十五岁、二十
九岁）。由于她们行动迟缓，没有听任日本兵摆布，日本兵便向她们开枪
射击。
第一八三件 一月八日下午六时，三个日本空军飞行员强奸了华侨路
四号姓高（译音）的姑娘（十八岁），事后任意开枪射击。
第一八四件 一月九日，一位老人离开安全区回到大沽巷（译音），
想看看自己家里的情况，以便决定是否能够住下来。他一到家，三个日本
兵站在门前，一言不发，其中一个开枪，打穿了他的两条腿。现在，老人
正在鼓楼医院治疗〔威尔逊〕 （前引书2，第一一四页）。
新的岁月到来了，但同过去一样，女难民好像仍然感到惶惶不安。后来，日本
军的暴行不断发生，从未停止。仅就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提出的报告中可以知道，到
一个月后的二月七日为止， 共发生暴行事件二百六十起以上（前引书2，第一一四
至一一九、一八二至一八三、一八七至一九四、一九六至二○七页）。
当时，安全区也还处于这种状态，整个南京（包括安全区）的市民生活陷入了
混乱局面，几乎看不出有什么改善的迹象。下面介绍的是国际委员会于一月七日向
日本大使馆提出的意见书，它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
I 急需恢复在安全区外市内各地区的秩序
（1） 目前在安全区外发生的这种危险状态，已毫无安全可言，许多
难民不敢回家。
（2） 像目前这种混乱状态，商店不敢开门，没有商店，居民何以买
到米和生活必需品呢？
（3） 安全区内的经济生活，几乎完全可以说是依赖于储备物资（就
生产活动来说，连农业生产也不能进行）。如这种状态长此继续下去，本
委员会所收容的难民可能更会感到物资缺乏。必须让难民安心，多少使他
们恢复正常生活。
II 如何恢复市内各地区的必要秩序
（1） 有人建议，一个区一个区地让居民回到其他地区（例如：先让
居民迁回汉中路以南，到南城墙为止，东边可以考虑以中正路和中华路为
界这一带地区。所以这样考虑，是由于许多居民来自这些地区，而这些地
区的房屋烧毁也较少）。
（2） 为使居民回家、工作，在他们迁回预定开放地区以前，必须采
取下列各项措施：
a 在新的开放地区，一个日本兵也不得进入。
b 在整个该地区，大力组织宪兵队，注意不让普通士兵进入。宪兵队
值班的地方要让大家知道，居民若遇士兵骚扰时，总要让他们能够安心地
随时报告宪兵。
c 从该地区开放的那天早晨起，要让主要米店作好开始营业的准备。
d 要接通该地区以及各地段的自来水，能为居民所利用。
e 组织并向该地区派出大量警察。
III 恢复经济生活
（1） 当地居民同日本军之间的经济活动，一切通过商业方式进行，
不应像现在那样基于强迫命令。
a 为促进这一工作的开展，希在自治委员会中开始雇用员工，设置职
业安置所。
（2） 在迅速恢复秩序的同时，恢复城内外的交通，以便保障经济生
活。
a 各城门得自由出入。
b 要绝对确保载客装货的马车、卡车和船只通行，无被劫掠和没收的
危险。
c 要让人力车和马车在马路上安全通行。
d 在二月一日前，南京近郊的农村也要恢复秩序，能绝对安全地开始
春耕（目前，避居城内的农民不敢回家去种田）。
IV 必须停止纵火行为
（1） 目前纵火烧毁的不仅限于商店――许多人住在这里。当居民回
到市内这些地区时，连居民居住的房屋也遭到了破坏。
（2） 由于纵火，开展或维持经济活动日益困难。市民社会的重要资
源因纵火而受破坏。
（3）电线和自来水管因纵火而受破坏。
（4） 市民在心理上愈感不安。他们担心，即使回到自己家里，说不
定在明后天， 其房屋被付之一炬，无家可归。（前引书2，第一四一至一
四二页）
上述意见书中所反映出来的铁一般的事实，与《新申报》的报道截然相反。
◆ ◆ ◆ ◆ ◆
虽然出现了这种军纪败坏的情况，而且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和后来自治委员会都
屡次“要求出布告，制止这类情况的发生”，可是，“日本军和日本官宪的上层部
门根本未出布告或在街头到处贴出告示，以禁止这种残暴行为”（《远速》，三十
五号， 载前引书1，第三十九页）。虽在攻打南京的途中（指第十军），“人们称
皇军、皇军，听得皇军厌烦起来，因而他们每占领一地，宪兵就在城市和村落的入
口处和要道，写上防火、防盗、爱护居民等几个大字，委婉地告示日本兵”（上砂
胜七：《宪兵三十一年》，第一七六页），但占领南京的日本军似乎从未出过这样
的告示。
部队军官看到他们部下的暴行，也不在部队里对他们进行处分，哪里还会把他
们提交给宪兵加以处置呢？对此，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贝茨博士和马吉牧师都谈
过有关情况。
贝获博士的宣誓口述（未向法庭提出）：“在这秩序混乱的七个星期
中，我们一次也没有看到或听到过惩办这些士兵犯罪行为的情况。更谈不
上有人实际受到处分了。我有一位外国朋友曾向日本军官作证反映，说是
日本军人掠夺了他的财产并伤害了他，使他蒙受了损失，可是那些军官们
只是要士兵打个招呼罢了，连名字也没有记下来，而且仍让他回去做自己
的工作。”“为了惩办，说是要采取什么相应措施，那是在一九三八年二
月初才提出来的。 ”（《远速》，三十六号，载前引书1，第五十四至五
十七页）
贝茨博士写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的信（见田伯烈编写的书）：“我
们曾看到，军官们对在强奸中抓到的日本兵，只是训斥一顿了事，未加处
分就释放了。还看到过，日本兵对进行掠夺中的军官，有向他敬礼的情况。”
（前引书2，第五十一页）
马吉牧师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的证词：“一天，我们安全地带委员
会主席拉贝先生和日本军官一起回到了自己的家里。拉贝在家中建造了个
屋，在那里，躲藏了约有两、三百名中国妇女。但当拉贝先生和日本军官
一起回到家时，眼见一个日本兵正在小屋里强奸住在那里的中国妇女。日
本军官见此情景，说了声干什么后，只是给了他一记耳光。”（《远速》，
四十八号，载前引书1，第九十四页）
“皇军”也在上海和南京之间进行破坏活动
对于日本军在南京犯下的暴行，也有一种看法认为：“将军们感到，自从进入
上海以来，军队已几经艰苦奋战，因而乘向敌国首都入城之机，牺牲敌国人民，干
一下， 轻松轻松，这是毫不踌躇的”（五味川纯平：《战争与人・ 10・劫火的猎
人》第二部，第一九三页），也许有这样一种情况。然而，这种可怕的屠杀、掠夺
和破坏，并非从日本军攻入南京时才开始的。从上海到南京，日本军在急起追击中，
一路上有许多城市和村庄都同样遭受了毁灭性的战争祸害。受害者不仅仅是日本军
路过之处或驻屯地。其“方圆达十公里至四十公里，所有农民房屋被火烧，他们的
财产被掠夺，有的人被拉去当壮丁”（日井胜美：《日中战争》〔中央公论社新书〕，
第五十二页）。
南京屠杀事件的消息传到周围城市后，连各地的守备队也染上了这种
讲风气。在已遭到严重破坏的城市里，他们又大肆进行暴虐行为。这种消
息早已在佐佐木元胜的《野战邮政旗》关于十二月十八日那天的情况中有
所记述，并流传开来；
“晚上，大家在局里闭着炉火，谈起了各种各样的事情。由于谈得洋
洋得意，因而说走了嘴。南京陷落后的大动荡波及了无锡和常州等地，而
在这些化为废墟的街道上又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呢？军用卡车司机含蓄地
对同僚们说：‘别说那些怪事啦！’”（上册，第二二一页）
司机说的，可能是他从上海回来时在沿途的所见所闻。
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九日出版的《密勒氏评论报》 （China Weekly Revies）
附录中，刊登了题为《中国之毁灭》一文，这是在中国侨居三十五年的一位美国人
所写的报道，它把上海和南京之间遭受严重破坏的情景描述如下：
如果有人相信，日本军在这个国家里正在改善中国人的生活，要他们
过幸福的生活，就叫他前往上海和南京一带走一趟，在那约两百英里的地
方，可以让他看到令人难以置信的荒废和遭受破坏的情景。这些地区，在
六个月前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也是中国最繁荣的地区。
如今，要说旅行者所见到的，只是被轰炸蹂躏的城市，化为灰烬的乡
村和小镇，农田荒芜了，只有很少的老翁和老妇凄凉地耕种着“福地”。
牲口有的被杀掉了，有的被抢去了。凡是有现代化装备的野蛮军队所能进
行的各种破坏活动，日本军队是样样都做到了。
但是，被赶出家门的这些农民，现在在哪里呢？
无数人被杀。也有人成了终身残废。可是，寄身于难民收容所或躲在
山洞里的人，他们不敢回到荒芜的田地和被抢劫一空的店铺、遭受破坏的
工作单位。即使他们想回去，疯狂发动战争的日本军也是不会允许的。
事实如此，但日本军恬不知耻，他们控制通讯网，向全世界宣传说，
让中国人返回故乡， 过着充满和平的生活（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第六
十五页）。
林语堂在他用英语写的小说《暴风雨中的树叶》（ALeaf in the Storm, 1931）
中，也就攻打南京的战役而产生的难民问题这样说：“南京已于十二月十三日陷落，
居民中已逃出了七十五万人以上。此外，还有数百万人离弃了他们在沿海地方和农
村的家，乘坐轮船、帆船、汽车，或徒步行走，前往长江上游……开始了有史以来
最大的人民的流动。数百万人离弃了他们的家和城市，越山过河，从难以理解的敌
人在难以理解的侵略中所干的大量屠杀中逃脱出来，从沿海地方流入内地。”
关于在上海和南京之间遭受战争祸害的情况，埃德加・斯诺曾受国际救济委员
会的委派进行了调查，结果情况叙述如下：
调查只在南京附近四个半县进行，全部人口一百零八万。但遭受破坏
的建筑物、家畜、大型农具、储藏的粮食和农作物，全部损失近四千一百
万美元……据救济人员按户调查集中起来的资料，虽不完全，但清楚地说
明日本军杀害农民的数字，男的为二万二千四百九十人，女的为四千三百
八十人。而且在被杀害的农妇中，百分之八十三在四十五岁以上……顺便
提一下，上面引用的调查资料不过是在这四个半县花了一百天时问调查所
得的情况（《为亚洲而战》）。
斯诺受国际救济委员会的委派进行调查的结果，反映在前已列举的《南京地区
战争受害情况》 中（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第二三三至二三五、二三九页）。总
之，斯诺所列举的数字，大概包括战斗破坏的情况，这是不言而喻的。即使这样，
必须引起注意的是，一般居民死亡甚多，其损失也很大。它明确告诉我们，日本军
进行了疯狂的攻击，其屠杀和暴行也是肆无忌惮的。斯诺还说：“在上海和南京之
间的进击中，估计有三十万人为日本军所杀害”（这个数字似乎根据田伯烈编写的
书所反映的材料〔前引书2， 第二一页〕）。如果在南京附近四个半县的一百零八
万居民中，有二万六千八百七十人死于战争，那末，在上海至南京一带的居民牺牲
达三十万人这个估计数字，也不能认为是不得当的。其中也有不少人可能在两军对
战中受连累而死去，但令人可怕的事实是，认为被屠杀的民众很多，那是意想不到
的。
一九七一年间，发现了两、三份新的证词，那是过去从未见到过的。提供证词
的人是日本方面的有关人员，他们在当时日本军从上海或杭州湾进攻南京、急起追
击中国军队时目睹了屠杀事件。那就是曾在杭州湾登陆的第十军所属某师团当随军
摄影记者的河野公辉和居住在水产市的田所耕三所发表的谈话，他们接受了太平洋
战争研究会――在《朝日艺能》周刊中连载过《太平洋战争纪实》――编辑的采访。
谈话的内容可能多少有些夸大，但毫无顾虑地道出了日本军队的残忍和冷酷无情的
所作所为。关心此事件的人希能看一看森山康平编写的《证词记录：三光作战》一
书（一九七五年出版）。在阅读此书时希能注意一点，即河野说他所参加的部队是
登陆杭州湾的第十军。直截了当地说，是参与攻入昆山的部队，故那是第六师团。
但第六师团又由昆山转向进攻，因而并未攻向苏州。所以苏州的“实验谈”，实际
上是从在徐州战役时开始从军的第十三师团（在进攻南京时属上海派遣军领导）的
士兵那里听来的。
这样，日本军从上海攻防战转向进攻南京的追击战这个阶段开始，早已对中国
人民施加惨绝人寰的暴行。其实，在进攻南京前五个月，自爆发了所谓“华北事变”
以来，日本军已在华北各地犯下了严重暴行。
那年八月底，积极主张天皇至上的杉本五郎中佐在战争中写完了遗著《大义》
第十七章乃至第二十章后，不久即在山西省战死。《大义》一书于昭和十三年五月
由平凡社出版，并曾再版，但翻开该书一看，令人吃惊的是在第十七章――《战争》
一章中到处都是缺字、空白（约在一千一百六十个字中缺字四百四十个左右）。在
战争期间，出征的学生把此书作为《圣经》来恭读，但竟发觉书中缺了这么多字，
令人怀疑，如果把缺字补上，可以看出杉本中佐在《战争》一章的部分地方，叙述
了下列惊人的情况；
发动大义分明的战争，若上下级不明大义，各自将为保存自己而拚命
努力。【上级为竞相立功而不惜损害他人，下级为竭力保存自己而抱怨上
级。一旦占领敌占区，以敌国民族为由加以杀伤而毫无止境，进行掠夺而
不知罢休。可悲，】万般一切，更有损皇军体面。皇军空华[2] ，施布系
国里之禅，现皇军于皇化第一线之【使徒相去甚远甚远，正是白云万里】
……在此进行万物生长之至业。皇军之真实形象栩栩如生。〖然而请看，
每当会战结束，上下秩序愈益混乱，下级增上慢[3] ，若非指挥自己的军
官，一概下克上；上级缺乏领导之远见卓识，迷恋于功名，一时糊涂，乃
皇军崩溃之间接原因，皇国之安危犹如意外之事。皇军于初战已如是。〗
请仔细研究世界兴亡之足迹！其所以灭亡之最大原因，大都为贪得无厌的
利己之心，一味地保存自己。【于是乎这次战争系帝国主义之战斗，人云
之为亡国之初战，而谁能作何辩护】（【】中者，系刊本中的缺字）？
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战争开始后还只经过了五十天时间。这就是日本侵略军最
初出现的形象。
引自《大义》中的那些叙述，所根据的是家永三郎（家永三郎（1913
～），日本历史学家――译者）收藏的版本。他在自己使用前，先作为资
料提供给笔者，同意发表出来，对此厚意深表感谢。据说，原版系昭和十
八年一月在岩手县紫波郡野见前村的神民塾里用钢版誉写后印出来的。
笔者在十年前写的《南京事件》中，根据某出版物而“看到城山三郎
（城山三郎（1927～），日本作家――译者）在《大义之尽头》中有缺字”，
就引用了这样一段话：“现在，在大陆的皇军是侵略军，并非皇军。暴行、
掠夺、强奸等为所欲为的军队，决不是皇军……军队啊，丢掉面子吧！…
…立即从大陆撤军。”这次与家永的藏本进行核对，结果才弄清楚，杉本
中佐未曾写过这些话。自然，在《大义之尽头》中也未引用这段文字。我
生吞活剥地看待人家的记述，是个极大的错误。笔者由于疏忽而给城山添
了麻烦，深表歉意。
〔附记〕写好上述说明二几天后，看看十月十二日出版的《赤旗报》，
登有一篇居住在爱和县的田中邦雄执笔撰写的文章，题目是《皇军的畅销
书》。文章写的是关于《大义》中《战争》（田中把“战争”写成了“战
场”）一章的情况，它根据该书的一个誊写本（或复写纸复写本），弄清
了一部分缺字。这是曾任神风特攻队后续部队总司令的退役少佐常冈泷雄
在快要战败时送给他的。它与家永收藏的版本相比，其缺字部分所补词句
出入不多。
《南京大屠杀》(4)(ZT)
5 在“欢庆南京胜利”期间
违抗松井总司令官的命令而全军入城
十二月一日，松井司令官接到大本营下达的关于进攻南京的命令，于是向所属
部队发出追击令，同时训令说：
敌军中如有丧失抗战意志者，对他们采取最宽容慈悲的态度，而对一
般官民，要经常努力宣扰和爱护他们，皇军一过，要使所有官民景仰皇军
的威德，愉快地归顺于我（《南京屠杀事件与松井石根日记》，载《日本
周报》，第三九八号）。
日本军还根据松井大将的意见，组成了参谋部。松井的意见是：“南京是中国
的首都。进攻南京是世界性的事件，因此要慎重研究，进一步提高日本的声望，增
强中国民众的信赖。”十二月八日，在向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传达的命令中有这样
两条内容：
（三）中国军队投降时，只由从各师团选拔出来的两、三个大队和宪
兵队开进城内警备地图上所标明的负责警备的地区。
（四）中国不接受投降劝告时，从十二月十日下午开始进攻。在此情
况下，开进城内的部队，其行动按前面所述同样安排，要特别严肃军纪、
风纪，迅速恢复城内治安。
同时传达的《关于进攻南京和入城的注意事项》中，还训示（《远速》，二一
四号。载洞富雄编：日中战争史资料8《南京事件》1，第二○二页）说：
（一）皇军在外国首都入城，是有史以来的大事，鉴于这是值得永垂
青史的事迹和引起世界各国注目的重大事件，应堂堂正正地、以可成将来
之楷模的意图进城，绝对不容许各部队随便闯入城内、与友军相冲突和发
生不法行为。
（二）应特别严肃部队的军纪和风纪，使中国军民景仰和归顺在皇军
的威风之下，绝对不能发生诸如毁坏声誉的行为。
（四）入城的部队应由师团长特别选拔，使他们预先了解注意事项，
特别是彻底掌握城内属外国权益的地区，绝对不犯错误，必要时应放步哨。
（五）凡有掠夺行为或因不慎而失火者，应严加处罚。
应让许多宪兵和辅助宪兵与军队同时入城，防止发生不法行为。
（华中方面军参谋中山宁人宣誓口述〔辩证一三四五〕，部分从略）
接着，松井大将于十二月十日劝告守备南京的唐生智将军，要他不战而退，说：
“日本军对进行抵抗的人是残酷无情的，但对非战斗人员和对日本不怀敌意的中国
军队是亲切而宽大的。”日本军接近南京时，又从飞机上散发传单，宣布“日本军
极力保护善良的市民，努力使他们能够愉快地工作，和平地生活”。
在占领南京时，松井大将命令只许各师团选拔两、三个模范部队的大队和宪兵
队入城，由他们对城内负责警备的池区进行警备，其余部队留在城外。然而可以想
象，部队在补给不良的情况下，经过连续不断地艰苦战斗，当他们要大举入城时，
自然会出现混乱状态，发生不幸事件。可是，他们反对松井的命令，几乎全军入城，
结果终于在南京城内引起了大规模的掠夺和残虐事件（华中方面军副参谋武藤章讯
问记录〔辩证二六七九〕 ，载《远速》，四十四、三一三号，前引书1，第八十二
页）。
十七日举行入城式后，松井大将听到了许多日本军所犯的残虐事件，于是立即
向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司令官发出命令，要他们除保留警备南京所需的兵力外，其
余迅速撤出城外，并严肃处理破坏军纪、风纪的行为。
当时，华中方面军参谋中山宁人说，十二月十九日只要第十六师团留下来警备
南京，其他均后撤至扬子江北岸和上海方面（前引宣誓口述，载《远速》，二一四
号， 前引书1，第二○三页）。上海派遣军参谋长饭沼守也说：“同一天，除第十
六师团外，要他们全部远远撤至东部地区”；宣誓口述〔辩证二六二六〕，载《远
速》，三○九号， 前引书1，第二五二页）。诚然，十二月十九日那天，第十军为
了撤至杭州湾作战，返回到芜湖方面。但上海派遣军的主力从南京城内撤出来，时
间上好像稍迟一些，因为也存在宿舍和饮水问题（前引武藤章的宣誓口述）。
十二月二十一日，全军的部署作了调整，让各师团撤出南京。日本军并在这一
天任命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为南京地区警备司令官。南京地区的警备分为
东西两部，西部地区的警备司令官由中岛中将所属第三十旅团长佐佐木到一少将担
任。据佐佐木自己说，西部的警备区范围包括城内。关于城内的警备问题，由上海
派遣军司令官直接管辖（《一个军人的自传》，增订版，第三三四页）。这样，第
十六师团长于十二月二十一日奉命担任南京地区的警备司令官。就新的部署而言，
该师团实际上是在十二月二十三日以后负责南京城内外警备的（第十六师团参谋长
中泽三夫宣誓口述〔辩证二六六七〕 ，载《远速》，三○九号，前引书1，第二四
四页）。也可以认为，除第十六师团外，上海派遣军的部队是在此前后这段时间撤
出南京城内的。
令人可怕的南京地区警备司令官
就任南京地区警备司令官的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不但没有缓和过去
的方针，似乎反而更加严厉地执行过去的方针。他说，要一个不漏地找出隐藏在城
内的散兵，并加以处置。他对士兵们在普通老百姓中所犯下的暴行，好像不太关心。
昭和十三年元旦，松井总司令官会见了来自东京的陆军省人事局局长阿南，当
时阿南指责说：“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在战斗中的指导是违背人道的。”这一
点，前面已有介绍（第二十一至二十二页）。阿南局长也曾会见了中岛师团长，当
时，对中岛中将的信口开河有种种流传，说什么“‘中国人不论多少，统统杀掉’，
神气十足”啦，“日本兵放火烧中国人的房子，‘是为了取暖’，态度沉着，使对
方吃惊”啦，等等。据说，中岛中将对松井大将的提醒，也泰然处之，说：“强奸
在战争中是不得已的”（参照本书第二三二页）。这是说，他对杀人、强奸、放火
行为毫不在意。南京市民把“南京警备司令官”当作瘟神来迎接。
中岛中将是个知识分子，出身于陆军大学，曾留学法国，但似乎具有
不少虐待狂的倾向，性格反常。据说，中岛中将在胜屯于南京期间，曾住
在蒋介石的旧官邸，那时，他偷盗了蒋介石的财产带往内地，后来在就任
满洲的第四军司令官时被发觉，于是他被编入了预备役。
最近，从有关中岛今朝吾的那则出乎意料的报道（载《朝日新闻》一
九七一年十二月六日号）中获知这一事实，即他在开战后第二年六月就曾
向大本营提出意见书，主张与中国讲和。当时，中国军队企图阻止日本军
进击，曾在郑州附近的黄河决堤，中岛中将用毛笔在日本纸（一般习字用
纸，长二十四厘米，宽三十四厘米――译者）上写了十三张意见书，开头
这样说：
“中国转引黄河之水，形成一种新的自然困境。把华东分让给日本。
此固以人为，然其原因，实可视为在于天意也。此际我国立即收兵，朝向
建设皇道之国家奋勇迈进”（从照片上辨认）。遗憾的是无法继续看下去，
诚然，这是一种和平论调，但似乎不是撤兵论，而是分割中国论。中国方
面也无意接受这种观点，大本营对此意见可能也只是搁置了事。
秦郁彦对记者说：“占领南京后，难以自拔的战争仍然在扩大，所以
要那些人物考虑在昭和十三年六月这个时候停止战争，即表明整个日本陆
军对妥善处理战争的问题如何为难的情况。”
如前所述，中岛中将是整个南京地区的警备司令官，而奉命担任包括南京城内
的西部地区的警备司令官一职的，则是中岛中将的属下佐佐木到一少将，凡有关城
内的警备事宜，佐佐木少将直属上海派遣军司令官领导。不过，即使在形式上直属
上海派遣军司令官领导，但实际指挥佐佐木少将在南京负责城内警备任务的，则是
他的上司中岛中将。
对散兵和南京市民来说，这个佐佐木少将也是个令人可怕的瘟神，不亚于中岛
中将。佐佐木原先是个对国民党寄予深切同情的亲华派军人，但不久，面对中国革
命的迅速高涨，就转变为反对国民党的强硬派。这段期间的经过情况，他在其《进
攻南京纪实》中说：“站在南京城头上，我为能确认自己是首屈一指的人物而深感
激动。那是因为昭和四年夏天的情景历历在目。实际上，我在二十岁即自明治四十
四年以来，我梦寐以求的目标是解决满洲问题，为此、一直暗暗向国民党表示友好，
但由于他们采取容共政策，尤其是蒋介石所执行的亲英美的政策，与日本断绝关系，
从此，这个梦想破灭了。在排日、侮日的高潮中，我深感不快，觉得皇军的前途渺
茫，于是就愤然离开这里。（现在看来）这决不是出于私愤。背信弃义的人，必受
天罚。后来，这已成为我坚定不移的信念”（《一个军人的自传》，增订版，第二
五五至二五六页）。如果佐佐木对新生的中国抱有这种看法，那末他在占领南京时，
身为警备司令官，其态度之严厉是可想而知的。
佐佐木少将说过，从十二月二十一日到翌年一月二十二日，他身为南京西部地
区警备司令官，在此期间，十二月二十二日被任命为城内清洗委员会委员长；二十
六日又被任命为宣抚工作委员会委员长；二十四日开始进行查问工作，到翌年一月
五日停止这一查问工作为止，在十三天时间里查出了散兵两千人左右，收容在旧外
交部里；其余在安全地区牧师那里的伤兵，也被当作俘虏收容起来；日本军并对继
续在南京近郊有“不法行为”的数千名散兵陆续进行逮捕，在下关作了处置（前引
书，第二五九至二六○页）。他还说：“城内的清洗工作在于查出混在当地居民中
的散兵，粉碎危险分子的阴谋，与此同时，整饬我军的军纪和风纪，安定民心，迅
速恢复秩序和安宁。【我通过严厉的管制和监察、警卫，在二十天内基本上达到了
预期的目的。】”（【】内为笔者所加着重号。前引书，第二六○页）
这样，佐佐木少将自夸，他通过“严厉的管制和监察、警卫”，在奉命担任警
备司令官后的二十天时间内，成功地查出了散兵，并整饬了军纪和风纪。的确，也
许在最初两星期内结束了扫荡“便衣兵”的任务。可是，在整饬日本军的军纪和风
纪方面，却未能取得什么效果。为了整饬，我们不知道佐佐木少将作过什么样的努
力，但在占领南京后不久的十天中，接着在他就任警备司令官的所有三十天左右肘
间内，合起来共约四十天时间，日本军沉浸在“欢庆南京胜利的宴会”之中。一月
二十二日，警备司令官这个职务由第十一师团的天谷少将接替，其实不能不认为，
这是在追究佐佐木的责任。
至关重要的南京警备司令官所统率的部队，其军纪何等松懈，可以从上海派遣
军参谋长饭沼守少将的宣誓口述（辩证二六二六）中略知一二。他说：
尔后，军纪要求严格已极，诸如第十六师团已对法务部的处置提出了
抗议（《远速》，三○九号，载前引资料集1，第二五二页）。
从反面来解释上述说法，将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前参谋长说是“军纪要求严
格已极”，那末前面所详细叙述的那种军纪败坏情况，为什么始终制止不了呢？另
外，理应负责整饬军纪的前上海派遣军法务官冢本浩次，他作为辩护方面的证人站
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法庭上，针对检察官的反问作证说，从占领南京的十二月至翌
年一月（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就任南京警备司令官期间，是十二月二十一
日至翌年一月二十二日）这段时期，负责处理的事件仅十起左右。而且在其宣誓口
述中说： “在记忆中，未曾处置过纵火犯”（《远速》，二一一号，载前引书1，
第一九二页）。所谓很少通过军事审判加以处置，意味着宪兵未能对他们顺利进行
管束。即使对于如此的管束和处罚情况，第十六师团也向法务部提出了不满的“抗
议”。
顺便说一下，所谓“自由放任的掠夺和奸淫”，在第十军的官兵中已成默契，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松本重治：《上海时代》，中央公论新书版，下册，第二四二
页），宪兵队的活动也只能“仅仅逮捕那些实在不能容忍的现行犯”，对此，据说
某部队长还曾提出诘问：“这次带来的宪兵是日本军的宪兵，还是中国军队的宪兵？
管束得太严格了！”（上砂胜七：《宪兵三十一年》，第四四七页）对于这种抗议，
宪兵则说得更妙：“如果缺少点皇军的样子，那便是日本宪兵，否则，倒成了中国
宪兵了。”
日本军占领南京后疯狂到了极点的六个星期
于是，松井大将在入城后不久，奉命整饬军纪，不久又改变了军队的部署，决
定以第十六师团为警备部队留驻南京。然而军纪败坏的情况未能轻而易举地得到整
饬。也许已经看不到在入城式以前发生的那种规模的暴行，但依然不断发生屠杀、
奸淫、掠夺、放火等事件，这在出庭参加远东国际军事审判的检察方面的证人的证
词和他们在那里提出的许多宣誓口述中，说法都是一样的。另外，国际委员会的关
于日本军暴行的报告，作为直接的证据，则列举了清楚的事实。
松井大将入城后，南京城内的事态发展几乎也没有得到什么改善，对此，在第
4节《概况》 中已引用了马吉牧师（？）的信（本书第八十六至八十八页），驻南
京的纽约基督青年国际委员会主席菲奇在宣誓供词（检证一九四七）中也作了如下
叙述：
十二月十九日这一天，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军队纵火好几处，火焰
冲天，后来，还发生了多起火灾。许多地方美国国旗被撕破。军队当局未
能管制军队。十二月二十日星期日，野蛮行为和暴行得不到制止，继续发
生。市中心、最重要的商业区、太平路完全处于火灾的包围之中（《远速》，
五十八号，载前引资料集1，第一一五页）。
上面的叙述，根据他当时记下的日记，资料是可靠的，如果说是十九日，那末，
当时松井大将还在南京。金陵大学非常时期委员会主席贝茨博士也在法庭上作证说，
日本兵放火，从十九日或二十日开始，持续了六个星期（《远速》，三十六号，载
前引书1， 第五十一页）。南京占领军好像由于无视下令整饬军纪的松井司令官的
存在，他们的暴行疯狂到了极点。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会监陈瑞芳在宣誓口述（检证一七三六）中，主要谈了有
关该学院收容妇女和儿童的情况，但这位老妇人就当时连续发生对妇女的暴行事件
说：“最严重的行为是发生在起初四、五个星期里……沃特林女士曾几次前往日本
领事那里，报告军队的所作所为，要求保护妇女。使这种情况有所收敛，花了四、
五个星期，而到消除危险，则花了几个月时间”（《远速》，五十八号，载前引书
1， 第一一六页）。美国监理会派的牧师马吉也在法庭上说：“十二月二十一日，
据田中副领事对我说，当时来的军团是非常坏的军团，也有好的军团要来，因此到
十二月二十四日左右，可能事态会有明显好转。但即使到了十二月二十四日以及在
以后的日子里，决无迹象表明情况有所改善”（《远速》，四十八号，载前引书1，
第九十一页），尤其是关于日本军对普通老百姓继续施加暴行期间的情况，他作证
说：“六个星期后，这些情况逐渐有所减少. 但一些个别人犯的暴行层出不穷。”
（《远速》，四十九号，载前引书1，第九十九页）
关于这段时间的情况，当时留在南京负责难民救济工作的贝茨博士也在法庭上
说：“在此令人战栗的期间持续了两个星期半到三个星期，后来又发展为六个星期
到七个星期，情况更为严重”，“从二月六、七日左右开始，情况有明显好转，从
此以后到夏天来临前，虽发生过重大事件，但规模没有过去那么大了”（《远速》，
三十六号， 载前引书1，第五十六至五十七页）。他又在其口述（检证二二四一）
中说：“据说，为了惩处这些行为，开始采取了什么相应措施，那是在一九三八年
二月初的事。”关于贝茨博士的这一证词，连印度的帕尔博士（Radhabinod Pal）
――他曾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坚持了全体被告无罪的少数人意见――也认为，
“总而言之，正如本审判员所考察的那样，即使如数考虑了证据中可能有叙述不对
的情况，但日本兵在南京的行动是凶暴的，而且，正如贝茨博士所证实的那样，暴
行极为残酷，几乎长达三周，合计持续了六周，其严重程度是毫无疑问的。”他毫
不怀疑贝茨博士证词的可靠性（《共同研究・帕尔判决书》，第六七八页）。
南京红?字会副会长许传音博士在他的宣誓口述（检证一七三四。作为法庭证
据而被拒绝）中，就发生事态的最严重期间的情况这样说，南京陷落以后，日本兵
举行的“罪恶的宴会”持续了三个月之久，然后逐渐停下来。然而，正如陈瑞芳女
士、马吉牧师、贝茨博士等人所说的那样，欢庆南京胜利的宴会疯狂到了极点时，
那是在占领后六、七个星期，这似乎是事实。
如上所述，贝茨博士认为，从二月六、七日左右开始，情况有所好转，可是，
在美国驻南京大使馆秘书艾利森于二月十八日给当时在汉口的美国大使和国务卿拍
电报（检证一九○六，未在法庭上宣读）时说：
据报告说，这两、三天南京情况有显著好转，感到高兴。大部分中国
人从中国人所谓的“安全区”返回市区各地区他们以前居住的地方。关于
反映日本军人秩序混乱和不法行为的报告，在数量上有实质性的减少。日
本官宪保证，将努力改善居民的目前生活状况。
对外侨在行动上的限制逐渐放宽，美国的一所设施――南京大学医院
需要归还。
最近同意美籍医生返回南京（《远速》 五十九号，载前引资料集1，
第一六三页）。
整饬军纪、风纪
在占领后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里，徒有其名的警备兵像野兽一样，在南京城内
为所欲为。警备司令官自不待言，华中方面军和上海派遣军司令部无意也无力去取
缔军队的犯罪行为。中央对这种情况看不下去，到一月底，参谋总长发出“关于整
饬军纪的训示” （《军事警察勤务教程》，载续现代史资料4《军事警察》，第四
二八页），与此同时，特别派遣高级军官，着手整饬南京占领军的军纪、风纪。
关于这段时间的情况，贝茨博士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法庭上作证说：“据了解，
二月五日或六日左右。来了日本军的高级军官，把驻屯在南京的部队军官，主要是
尉级军官和下士官集中起来，向他们宣布，为了日本军的土气和名誉，必须立即停
止这种状态的发展。但当时未曾听到采取过什么有效措施，也未曾听到对犯有强奸
和其他暴行的士兵进行过处罚。 ”（《远速》，三十六号，载前引资料集1，第五
十六页）
如上述贝茨博士在证词中所说的那样，从二月六、七日左右开始，情况有所好
转，如果这是事实，那可以认为，这还是当时东京向南京派遣高级军官去整顿下级
军官和下士官这一事实所取得的直接效果。如果是确实产生这种效果的话. 那末，
中央为什么不及早采取措施呢？对此，至今甚为遗憾。
大本营派遣陆军高级武官前往南京，慎重宣布要整饬军纪，这似乎是外务大臣
广田弘毅同陆军大臣杉山元大将交涉的结果，因为广田看到了来自外务省派驻南京
机构的报告，也接到了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就日本军侵犯美国财产而提出的抗议。
根据检察方面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的证据（检证一九○六），格鲁在一
月三十一日给美国驻南京、北平（北京）、汉口大使馆拍发的电报中说：“今天，
大使馆陆军武官在陆军省得到秘密通知，本间大将（旁注原文如此――译者）作为
大本营的代表前往中国，为防止侵犯外国权益的情况发生，已向松井大将下达大本
营的训令。”格鲁又在二月四日向国务院拍发的电报中报告说：“今晨九时，向外
务大臣递交了正式通知……大臣作了答覆。最重大的训令由大本营发出，理应告知
在华的各司令官。其主要内容是必须停止这些掠夺行为，并派遣本间少将前往南京
进行调查，确保命令的执行。”（在检证一九○六中，这些电报未在法庭上宣读。
仅一月三十一日的电报收录在前引书1， 第一六三页中，二月四日的电报是一九○
六一六，第五十六至六十一页）
贝茨博士认为，日本军的高级军官来到南京是在二月五、六日左右，但根据美
国驻日大使馆的电报，本间少将离开日本似乎是在一月三十一日。松井大将在接受
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对向他提出的反问所作陈述是，本间陆军少将受参谋本部的
派遣，于一月下旬前往他在上海的司令部，说是东京当局看到了关于在华日本兵暴
行的有关报告， 非常担忧（《远速》，三二○号，载前引书1，第二八五页）。当
时就任外务省东亚局局长石射猪太郎也在上述审判时的宣誓供词中说：“记得是在
一九三八年一月底左右，陆军中央特别派人前往当地的军队。后来知道派来的是本
间少将。从此以后，南京大屠杀才停止下来”（《远速》，二八五号，载前引书1，
第二二○页）。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本间雅睛少将到达南京时，恐怕是在二月一日。
参谋本部以总长的名义发出了关于整饬军纪的训令，又派遣本间少将前往当地。
其结果，日本兵的暴行终算停下来了，而南京市民消除了不安情绪看来是在二月中
旬。
还有一个问题，即关于强奸事件。证人许传音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法庭上作证
说，也有这种情况：“这种野蛮行为逐渐减少，那是由于日华双方都为不再发生类
似问题而进行努力的结果。要说作了哪些努力，那首先是设立供日本兵游乐的场所，
即安慰所， 以使让妓女在那里卖淫。”（《远速》，三十五号，载前引书1，第三
十五页）
5 在“欢庆南京胜利”期间
违抗松井总司令官的命令而全军入城
十二月一日，松井司令官接到大本营下达的关于进攻南京的命令，于是向所属
部队发出追击令，同时训令说：
敌军中如有丧失抗战意志者，对他们采取最宽容慈悲的态度，而对一
般官民，要经常努力宣扰和爱护他们，皇军一过，要使所有官民景仰皇军
的威德，愉快地归顺于我（《南京屠杀事件与松井石根日记》，载《日本
周报》，第三九八号）。
日本军还根据松井大将的意见，组成了参谋部。松井的意见是：“南京是中国
的首都。进攻南京是世界性的事件，因此要慎重研究，进一步提高日本的声望，增
强中国民众的信赖。”十二月八日，在向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传达的命令中有这样
两条内容：
（三）中国军队投降时，只由从各师团选拔出来的两、三个大队和宪
兵队开进城内警备地图上所标明的负责警备的地区。
（四）中国不接受投降劝告时，从十二月十日下午开始进攻。在此情
况下，开进城内的部队，其行动按前面所述同样安排，要特别严肃军纪、
风纪，迅速恢复城内治安。
同时传达的《关于进攻南京和入城的注意事项》中，还训示（《远速》，二一
四号。载洞富雄编：日中战争史资料8《南京事件》1，第二○二页）说：
（一）皇军在外国首都入城，是有史以来的大事，鉴于这是值得永垂
青史的事迹和引起世界各国注目的重大事件，应堂堂正正地、以可成将来
之楷模的意图进城，绝对不容许各部队随便闯入城内、与友军相冲突和发
生不法行为。
（二）应特别严肃部队的军纪和风纪，使中国军民景仰和归顺在皇军
的威风之下，绝对不能发生诸如毁坏声誉的行为。
（四）入城的部队应由师团长特别选拔，使他们预先了解注意事项，
特别是彻底掌握城内属外国权益的地区，绝对不犯错误，必要时应放步哨。
（五）凡有掠夺行为或因不慎而失火者，应严加处罚。
应让许多宪兵和辅助宪兵与军队同时入城，防止发生不法行为。
（华中方面军参谋中山宁人宣誓口述〔辩证一三四五〕，部分从略）
接着，松井大将于十二月十日劝告守备南京的唐生智将军，要他不战而退，说：
“日本军对进行抵抗的人是残酷无情的，但对非战斗人员和对日本不怀敌意的中国
军队是亲切而宽大的。”日本军接近南京时，又从飞机上散发传单，宣布“日本军
极力保护善良的市民，努力使他们能够愉快地工作，和平地生活”。
在占领南京时，松井大将命令只许各师团选拔两、三个模范部队的大队和宪兵
队入城，由他们对城内负责警备的池区进行警备，其余部队留在城外。然而可以想
象，部队在补给不良的情况下，经过连续不断地艰苦战斗，当他们要大举入城时，
自然会出现混乱状态，发生不幸事件。可是，他们反对松井的命令，几乎全军入城，
结果终于在南京城内引起了大规模的掠夺和残虐事件（华中方面军副参谋武藤章讯
问记录〔辩证二六七九〕 ，载《远速》，四十四、三一三号，前引书1，第八十二
页）。
十七日举行入城式后，松井大将听到了许多日本军所犯的残虐事件，于是立即
向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司令官发出命令，要他们除保留警备南京所需的兵力外，其
余迅速撤出城外，并严肃处理破坏军纪、风纪的行为。
当时，华中方面军参谋中山宁人说，十二月十九日只要第十六师团留下来警备
南京，其他均后撤至扬子江北岸和上海方面（前引宣誓口述，载《远速》，二一四
号， 前引书1，第二○三页）。上海派遣军参谋长饭沼守也说：“同一天，除第十
六师团外，要他们全部远远撤至东部地区”；宣誓口述〔辩证二六二六〕，载《远
速》，三○九号， 前引书1，第二五二页）。诚然，十二月十九日那天，第十军为
了撤至杭州湾作战，返回到芜湖方面。但上海派遣军的主力从南京城内撤出来，时
间上好像稍迟一些，因为也存在宿舍和饮水问题（前引武藤章的宣誓口述）。
十二月二十一日，全军的部署作了调整，让各师团撤出南京。日本军并在这一
天任命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为南京地区警备司令官。南京地区的警备分为
东西两部，西部地区的警备司令官由中岛中将所属第三十旅团长佐佐木到一少将担
任。据佐佐木自己说，西部的警备区范围包括城内。关于城内的警备问题，由上海
派遣军司令官直接管辖（《一个军人的自传》，增订版，第三三四页）。这样，第
十六师团长于十二月二十一日奉命担任南京地区的警备司令官。就新的部署而言，
该师团实际上是在十二月二十三日以后负责南京城内外警备的（第十六师团参谋长
中泽三夫宣誓口述〔辩证二六六七〕 ，载《远速》，三○九号，前引书1，第二四
四页）。也可以认为，除第十六师团外，上海派遣军的部队是在此前后这段时间撤
出南京城内的。
令人可怕的南京地区警备司令官
就任南京地区警备司令官的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不但没有缓和过去
的方针，似乎反而更加严厉地执行过去的方针。他说，要一个不漏地找出隐藏在城
内的散兵，并加以处置。他对士兵们在普通老百姓中所犯下的暴行，好像不太关心。
昭和十三年元旦，松井总司令官会见了来自东京的陆军省人事局局长阿南，当
时阿南指责说：“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在战斗中的指导是违背人道的。”这一
点，前面已有介绍（第二十一至二十二页）。阿南局长也曾会见了中岛师团长，当
时，对中岛中将的信口开河有种种流传，说什么“‘中国人不论多少，统统杀掉’，
神气十足”啦，“日本兵放火烧中国人的房子，‘是为了取暖’，态度沉着，使对
方吃惊”啦，等等。据说，中岛中将对松井大将的提醒，也泰然处之，说：“强奸
在战争中是不得已的”（参照本书第二三二页）。这是说，他对杀人、强奸、放火
行为毫不在意。南京市民把“南京警备司令官”当作瘟神来迎接。
中岛中将是个知识分子，出身于陆军大学，曾留学法国，但似乎具有
不少虐待狂的倾向，性格反常。据说，中岛中将在胜屯于南京期间，曾住
在蒋介石的旧官邸，那时，他偷盗了蒋介石的财产带往内地，后来在就任
满洲的第四军司令官时被发觉，于是他被编入了预备役。
最近，从有关中岛今朝吾的那则出乎意料的报道（载《朝日新闻》一
九七一年十二月六日号）中获知这一事实，即他在开战后第二年六月就曾
向大本营提出意见书，主张与中国讲和。当时，中国军队企图阻止日本军
进击，曾在郑州附近的黄河决堤，中岛中将用毛笔在日本纸（一般习字用
纸，长二十四厘米，宽三十四厘米――译者）上写了十三张意见书，开头
这样说：
“中国转引黄河之水，形成一种新的自然困境。把华东分让给日本。
此固以人为，然其原因，实可视为在于天意也。此际我国立即收兵，朝向
建设皇道之国家奋勇迈进”（从照片上辨认）。遗憾的是无法继续看下去，
诚然，这是一种和平论调，但似乎不是撤兵论，而是分割中国论。中国方
面也无意接受这种观点，大本营对此意见可能也只是搁置了事。
秦郁彦对记者说：“占领南京后，难以自拔的战争仍然在扩大，所以
要那些人物考虑在昭和十三年六月这个时候停止战争，即表明整个日本陆
军对妥善处理战争的问题如何为难的情况。”
如前所述，中岛中将是整个南京地区的警备司令官，而奉命担任包括南京城内
的西部地区的警备司令官一职的，则是中岛中将的属下佐佐木到一少将，凡有关城
内的警备事宜，佐佐木少将直属上海派遣军司令官领导。不过，即使在形式上直属
上海派遣军司令官领导，但实际指挥佐佐木少将在南京负责城内警备任务的，则是
他的上司中岛中将。
对散兵和南京市民来说，这个佐佐木少将也是个令人可怕的瘟神，不亚于中岛
中将。佐佐木原先是个对国民党寄予深切同情的亲华派军人，但不久，面对中国革
命的迅速高涨，就转变为反对国民党的强硬派。这段期间的经过情况，他在其《进
攻南京纪实》中说：“站在南京城头上，我为能确认自己是首屈一指的人物而深感
激动。那是因为昭和四年夏天的情景历历在目。实际上，我在二十岁即自明治四十
四年以来，我梦寐以求的目标是解决满洲问题，为此、一直暗暗向国民党表示友好，
但由于他们采取容共政策，尤其是蒋介石所执行的亲英美的政策，与日本断绝关系，
从此，这个梦想破灭了。在排日、侮日的高潮中，我深感不快，觉得皇军的前途渺
茫，于是就愤然离开这里。（现在看来）这决不是出于私愤。背信弃义的人，必受
天罚。后来，这已成为我坚定不移的信念”（《一个军人的自传》，增订版，第二
五五至二五六页）。如果佐佐木对新生的中国抱有这种看法，那末他在占领南京时，
身为警备司令官，其态度之严厉是可想而知的。
佐佐木少将说过，从十二月二十一日到翌年一月二十二日，他身为南京西部地
区警备司令官，在此期间，十二月二十二日被任命为城内清洗委员会委员长；二十
六日又被任命为宣抚工作委员会委员长；二十四日开始进行查问工作，到翌年一月
五日停止这一查问工作为止，在十三天时间里查出了散兵两千人左右，收容在旧外
交部里；其余在安全地区牧师那里的伤兵，也被当作俘虏收容起来；日本军并对继
续在南京近郊有“不法行为”的数千名散兵陆续进行逮捕，在下关作了处置（前引
书，第二五九至二六○页）。他还说：“城内的清洗工作在于查出混在当地居民中
的散兵，粉碎危险分子的阴谋，与此同时，整饬我军的军纪和风纪，安定民心，迅
速恢复秩序和安宁。【我通过严厉的管制和监察、警卫，在二十天内基本上达到了
预期的目的。】”（【】内为笔者所加着重号。前引书，第二六○页）
这样，佐佐木少将自夸，他通过“严厉的管制和监察、警卫”，在奉命担任警
备司令官后的二十天时间内，成功地查出了散兵，并整饬了军纪和风纪。的确，也
许在最初两星期内结束了扫荡“便衣兵”的任务。可是，在整饬日本军的军纪和风
纪方面，却未能取得什么效果。为了整饬，我们不知道佐佐木少将作过什么样的努
力，但在占领南京后不久的十天中，接着在他就任警备司令官的所有三十天左右肘
间内，合起来共约四十天时间，日本军沉浸在“欢庆南京胜利的宴会”之中。一月
二十二日，警备司令官这个职务由第十一师团的天谷少将接替，其实不能不认为，
这是在追究佐佐木的责任。
至关重要的南京警备司令官所统率的部队，其军纪何等松懈，可以从上海派遣
军参谋长饭沼守少将的宣誓口述（辩证二六二六）中略知一二。他说：
尔后，军纪要求严格已极，诸如第十六师团已对法务部的处置提出了
抗议（《远速》，三○九号，载前引资料集1，第二五二页）。
从反面来解释上述说法，将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前参谋长说是“军纪要求严
格已极”，那末前面所详细叙述的那种军纪败坏情况，为什么始终制止不了呢？另
外，理应负责整饬军纪的前上海派遣军法务官冢本浩次，他作为辩护方面的证人站
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法庭上，针对检察官的反问作证说，从占领南京的十二月至翌
年一月（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就任南京警备司令官期间，是十二月二十一
日至翌年一月二十二日）这段时期，负责处理的事件仅十起左右。而且在其宣誓口
述中说： “在记忆中，未曾处置过纵火犯”（《远速》，二一一号，载前引书1，
第一九二页）。所谓很少通过军事审判加以处置，意味着宪兵未能对他们顺利进行
管束。即使对于如此的管束和处罚情况，第十六师团也向法务部提出了不满的“抗
议”。
顺便说一下，所谓“自由放任的掠夺和奸淫”，在第十军的官兵中已成默契，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松本重治：《上海时代》，中央公论新书版，下册，第二四二
页），宪兵队的活动也只能“仅仅逮捕那些实在不能容忍的现行犯”，对此，据说
某部队长还曾提出诘问：“这次带来的宪兵是日本军的宪兵，还是中国军队的宪兵？
管束得太严格了！”（上砂胜七：《宪兵三十一年》，第四四七页）对于这种抗议，
宪兵则说得更妙：“如果缺少点皇军的样子，那便是日本宪兵，否则，倒成了中国
宪兵了。”
日本军占领南京后疯狂到了极点的六个星期
于是，松井大将在入城后不久，奉命整饬军纪，不久又改变了军队的部署，决
定以第十六师团为警备部队留驻南京。然而军纪败坏的情况未能轻而易举地得到整
饬。也许已经看不到在入城式以前发生的那种规模的暴行，但依然不断发生屠杀、
奸淫、掠夺、放火等事件，这在出庭参加远东国际军事审判的检察方面的证人的证
词和他们在那里提出的许多宣誓口述中，说法都是一样的。另外，国际委员会的关
于日本军暴行的报告，作为直接的证据，则列举了清楚的事实。
松井大将入城后，南京城内的事态发展几乎也没有得到什么改善，对此，在第
4节《概况》 中已引用了马吉牧师（？）的信（本书第八十六至八十八页），驻南
京的纽约基督青年国际委员会主席菲奇在宣誓供词（检证一九四七）中也作了如下
叙述：
十二月十九日这一天，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军队纵火好几处，火焰
冲天，后来，还发生了多起火灾。许多地方美国国旗被撕破。军队当局未
能管制军队。十二月二十日星期日，野蛮行为和暴行得不到制止，继续发
生。市中心、最重要的商业区、太平路完全处于火灾的包围之中（《远速》，
五十八号，载前引资料集1，第一一五页）。
上面的叙述，根据他当时记下的日记，资料是可靠的，如果说是十九日，那末，
当时松井大将还在南京。金陵大学非常时期委员会主席贝茨博士也在法庭上作证说，
日本兵放火，从十九日或二十日开始，持续了六个星期（《远速》，三十六号，载
前引书1， 第五十一页）。南京占领军好像由于无视下令整饬军纪的松井司令官的
存在，他们的暴行疯狂到了极点。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会监陈瑞芳在宣誓口述（检证一七三六）中，主要谈了有
关该学院收容妇女和儿童的情况，但这位老妇人就当时连续发生对妇女的暴行事件
说：“最严重的行为是发生在起初四、五个星期里……沃特林女士曾几次前往日本
领事那里，报告军队的所作所为，要求保护妇女。使这种情况有所收敛，花了四、
五个星期，而到消除危险，则花了几个月时间”（《远速》，五十八号，载前引书
1， 第一一六页）。美国监理会派的牧师马吉也在法庭上说：“十二月二十一日，
据田中副领事对我说，当时来的军团是非常坏的军团，也有好的军团要来，因此到
十二月二十四日左右，可能事态会有明显好转。但即使到了十二月二十四日以及在
以后的日子里，决无迹象表明情况有所改善”（《远速》，四十八号，载前引书1，
第九十一页），尤其是关于日本军对普通老百姓继续施加暴行期间的情况，他作证
说：“六个星期后，这些情况逐渐有所减少. 但一些个别人犯的暴行层出不穷。”
（《远速》，四十九号，载前引书1，第九十九页）
关于这段时间的情况，当时留在南京负责难民救济工作的贝茨博士也在法庭上
说：“在此令人战栗的期间持续了两个星期半到三个星期，后来又发展为六个星期
到七个星期，情况更为严重”，“从二月六、七日左右开始，情况有明显好转，从
此以后到夏天来临前，虽发生过重大事件，但规模没有过去那么大了”（《远速》，
三十六号， 载前引书1，第五十六至五十七页）。他又在其口述（检证二二四一）
中说：“据说，为了惩处这些行为，开始采取了什么相应措施，那是在一九三八年
二月初的事。”关于贝茨博士的这一证词，连印度的帕尔博士（Radhabinod Pal）
――他曾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坚持了全体被告无罪的少数人意见――也认为，
“总而言之，正如本审判员所考察的那样，即使如数考虑了证据中可能有叙述不对
的情况，但日本兵在南京的行动是凶暴的，而且，正如贝茨博士所证实的那样，暴
行极为残酷，几乎长达三周，合计持续了六周，其严重程度是毫无疑问的。”他毫
不怀疑贝茨博士证词的可靠性（《共同研究・帕尔判决书》，第六七八页）。
南京红?字会副会长许传音博士在他的宣誓口述（检证一七三四。作为法庭证
据而被拒绝）中，就发生事态的最严重期间的情况这样说，南京陷落以后，日本兵
举行的“罪恶的宴会”持续了三个月之久，然后逐渐停下来。然而，正如陈瑞芳女
士、马吉牧师、贝茨博士等人所说的那样，欢庆南京胜利的宴会疯狂到了极点时，
那是在占领后六、七个星期，这似乎是事实。
如上所述，贝茨博士认为，从二月六、七日左右开始，情况有所好转，可是，
在美国驻南京大使馆秘书艾利森于二月十八日给当时在汉口的美国大使和国务卿拍
电报（检证一九○六，未在法庭上宣读）时说：
据报告说，这两、三天南京情况有显著好转，感到高兴。大部分中国
人从中国人所谓的“安全区”返回市区各地区他们以前居住的地方。关于
反映日本军人秩序混乱和不法行为的报告，在数量上有实质性的减少。日
本官宪保证，将努力改善居民的目前生活状况。
对外侨在行动上的限制逐渐放宽，美国的一所设施――南京大学医院
需要归还。
最近同意美籍医生返回南京（《远速》 五十九号，载前引资料集1，
第一六三页）。
整饬军纪、风纪
在占领后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里，徒有其名的警备兵像野兽一样，在南京城内
为所欲为。警备司令官自不待言，华中方面军和上海派遣军司令部无意也无力去取
缔军队的犯罪行为。中央对这种情况看不下去，到一月底，参谋总长发出“关于整
饬军纪的训示” （《军事警察勤务教程》，载续现代史资料4《军事警察》，第四
二八页），与此同时，特别派遣高级军官，着手整饬南京占领军的军纪、风纪。
关于这段时间的情况，贝茨博士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法庭上作证说：“据了解，
二月五日或六日左右。来了日本军的高级军官，把驻屯在南京的部队军官，主要是
尉级军官和下士官集中起来，向他们宣布，为了日本军的土气和名誉，必须立即停
止这种状态的发展。但当时未曾听到采取过什么有效措施，也未曾听到对犯有强奸
和其他暴行的士兵进行过处罚。 ”（《远速》，三十六号，载前引资料集1，第五
十六页）
如上述贝茨博士在证词中所说的那样，从二月六、七日左右开始，情况有所好
转，如果这是事实，那可以认为，这还是当时东京向南京派遣高级军官去整顿下级
军官和下士官这一事实所取得的直接效果。如果是确实产生这种效果的话. 那末，
中央为什么不及早采取措施呢？对此，至今甚为遗憾。
大本营派遣陆军高级武官前往南京，慎重宣布要整饬军纪，这似乎是外务大臣
广田弘毅同陆军大臣杉山元大将交涉的结果，因为广田看到了来自外务省派驻南京
机构的报告，也接到了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就日本军侵犯美国财产而提出的抗议。
根据检察方面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的证据（检证一九○六），格鲁在一
月三十一日给美国驻南京、北平（北京）、汉口大使馆拍发的电报中说：“今天，
大使馆陆军武官在陆军省得到秘密通知，本间大将（旁注原文如此――译者）作为
大本营的代表前往中国，为防止侵犯外国权益的情况发生，已向松井大将下达大本
营的训令。”格鲁又在二月四日向国务院拍发的电报中报告说：“今晨九时，向外
务大臣递交了正式通知……大臣作了答覆。最重大的训令由大本营发出，理应告知
在华的各司令官。其主要内容是必须停止这些掠夺行为，并派遣本间少将前往南京
进行调查，确保命令的执行。”（在检证一九○六中，这些电报未在法庭上宣读。
仅一月三十一日的电报收录在前引书1， 第一六三页中，二月四日的电报是一九○
六一六，第五十六至六十一页）
贝茨博士认为，日本军的高级军官来到南京是在二月五、六日左右，但根据美
国驻日大使馆的电报，本间少将离开日本似乎是在一月三十一日。松井大将在接受
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对向他提出的反问所作陈述是，本间陆军少将受参谋本部的
派遣，于一月下旬前往他在上海的司令部，说是东京当局看到了关于在华日本兵暴
行的有关报告， 非常担忧（《远速》，三二○号，载前引书1，第二八五页）。当
时就任外务省东亚局局长石射猪太郎也在上述审判时的宣誓供词中说：“记得是在
一九三八年一月底左右，陆军中央特别派人前往当地的军队。后来知道派来的是本
间少将。从此以后，南京大屠杀才停止下来”（《远速》，二八五号，载前引书1，
第二二○页）。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本间雅睛少将到达南京时，恐怕是在二月一日。
参谋本部以总长的名义发出了关于整饬军纪的训令，又派遣本间少将前往当地。
其结果，日本兵的暴行终算停下来了，而南京市民消除了不安情绪看来是在二月中
旬。
还有一个问题，即关于强奸事件。证人许传音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法庭上作证
说，也有这种情况：“这种野蛮行为逐渐减少，那是由于日华双方都为不再发生类
似问题而进行努力的结果。要说作了哪些努力，那首先是设立供日本兵游乐的场所，
即安慰所， 以使让妓女在那里卖淫。”（《远速》，三十五号，载前引书1，第三
十五页）
《南京大屠杀》(5)(ZT)
6 关于死亡人数的估计
掩埋普通老百姓尸体四万数千具
埃德加・斯诺根据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委员的估计，认为日本军在南京屠杀了
四万二千名中国人（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 ，这已在第4节（第八十三页）中作了
介绍。这个数字也许是他从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贝获博士那里听来的。
可是，贝茨博士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五日记下的记录中这样说；
据掩埋的证据材料告诉我们，近四万名非武装人员在南京城内或城门
附近被杀， 其中有百分之三十未曾当过兵（洞富雄编：日中战争史资料9
《南京事件》2，第四十七页）。
上面所说的四万名中有百分之三十，即一万二千名是普通老百姓，其余百分之
七十，即二万八千名是散兵（便农兵入关于这一万二千名的普通老百姓问题，贝茨
博士另外就安全区及其附近所作的调查结果，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法庭上作证说：
“在我们确实了解的范围内，结论是城内有一万二千名男女和儿童被杀。”他还作
了补充说明：“在市内其他地区（安全区以外的城内地区。――洞富雄注）有许多
人被杀，但我们无法调查被杀人数。另外市外（城外。―一洞富雄注）被杀的人数
也很多。 前面所说的， 全然不包括被屠杀的几万中国兵或曾当过中国兵的人。”
（《远速》，三十六号，载前引书1，第四十九页）
贝茨博士的记录，人们认为是在一月二十五日记下的（田伯烈编写的
书和《南京安全区档案》都这样说），他认为“据掩埋的证据材料告诉我
们”，被掩埋的尸体有四万具，这个根据是令人怀疑的。因为当时几个掩
埋队所处理的遗弃尸体还不到一万具。所以把他信中所记的日子认为是一
月二十五日，可能有什么错误。
斯诺认为是四万二千人，贝茨认为是四万人，差二千人。这些数字的若干出入，
不妨可以这样认为，斯诺的估计是根据贝茨博士的记录。然而，在被屠杀的四万二
千人中，不仅是普通老百姓，也包括“便衣兵”，但其区别并不明显。
这样，斯诺所写的，认为屠杀了市民四万二千人，这个数字与从事收容尸体的
红?字会南京分会救援队掩埋班所埋葬的数字是有联系的，这一点似乎也不是没有
考虑到。
这是红?字会这个慈善团体所掩埋的遗弃尸体数，但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
以检察方面的证据（检证一七○四）提出来的法庭证据所依据的是“世界红?字会
南京分会救援队掩埋班埋葬尸体数统计表”，认为是四万三千零七十一具，在一九
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至一九三八年五月一日之间得到了处理（前引书1， 第三七
八至三八○页）。关于这个尸体掩埋数，红?字会南京分会副会长许传音博士在远
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曾作为检察方面的证人出庭陈述：“我们立即掩埋了这些尸体。
这些尸体实际上有四万三千具，但这是过低的估计。我们无法明确说出实际数字到
底有多少。因为当时不容许发表正确数字。起初，我们未敢提出这个数字并写在公
开的文件中。于是我们将此记在私自的文件中。这个数字是我们掩埋的尸体数。这
些尸体都是普通中国老百姓， 其中没有一个中国兵。 我们与军人毫无关系。”（
《远速》，三十五号，载前引书1，第三十页）
许博士说，掩埋的遗体是四万三千具，都是普通老百姓。这与斯诺所说的大致
相同。但说是“没有一个中国兵”，也必须理解为：这中间当然包括已成为老百姓
的散兵，即“便衣兵”。四万三千零七十一具尸体，是红?字会掩埋的被遗弃的非
武装人员的尸体。关于整个死亡人数，许传音博士在宣誓口述（未在法庭上提出）
中说：“据我最恰当的估计，在南京市内外沦陷，中国人停止一切抵抗后，被日本
兵屠杀的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总数有二十万人左右。”（前引书1，第三十一页）
关于上述四万死亡人数，打算在后面再进行研究。
红?字会、崇善堂两掩埋队收容遗弃尸体十五万五千具
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红?字会南京分会副会长许传音以检察方面的证人身
份出庭，就该会掩埋遗弃尸体的情况作证说：“红?字会一般掩埋了人们无力进行
自费掩埋的尸体，但当时尸体太多了，难以处理。日本军当局却来人说：你们是掩
埋尸体的，请帮助我们清除尸体。因为得到日本军的同意，我们获得了可以前往市
中心的许可证或通行证。 于是， 为了进行这项工作，我们雇用了两百名工人。”
（《远速》，三十五号，载前引资料集1，第三十页）
上述证词说明，红?字会受日本军的委托，进行了掩埋遗弃尸体的工作，但不
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进行的，据许传音博士在宣誓口述中说：“南京陷落后第三
天，我进入市内。那是因为日本兵为商谈掩埋尸体事宜，来到了红四字协会。我出
去看看， 想了解情况究竟如何”（前引书1，第二十五页）。因此，可以认为是在
十二月十六日签订合同后立即着手掩埋尸体的工作。根据以前所记的掩埋情况表，
最初是在安全区内的清凉山后山掩埋了一百二十九具尸体。
在红?字会的报告――《日本军在南京屠杀中国老百姓和解除武装的
军人以及红?字会掩埋尸体的实际情况》（检证一七二八）――中可以看
到：“屠杀后，在南京及其近郊尸体堆积如山。红?字会方面说，为掩埋
这些尸体而要组织掩埋队。日本方面不同意，拖了大约有一个月时间。因
而在实际开始工作时，尸体几乎已经腐烂，变形，无法辨认”（前引书1，
第三八六页）。这可能是误传。
金陵大学非常时期委员会主席、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贝茨博士在远东国际军
事审判法庭上作证说：“大批中国兵在城外不远的地方投降，被解除武装，七十二
小时后，死于机枪的扫射下。事情发生在扬子江边。国际委员会为了掩埋三万士兵
的尸骸，雇用了工人。这是我们的劳动救济措施。投葬于扬子江中的尸体和用其他
方法掩埋的尸体， 数字无法统计”（《远速》，三十六号，载前引书1，第四十九
页）。这许多尸体并非由委员会自己掩埋的，恐怕是向红?字会提供经费，由红?
字会来从事这项工作的。在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致日本大使馆的公函中，似乎反映了
这一点：“星期二早晨，红?字会（根据该委员会指示进行工作的团体）出动卡车，
准备收容遗体时，卡车被夺走，出现了种种窘相，昨天被带走十四个进行掩埋工作
的工人。”（前引书2，第一二六页）
负责处理遗弃尸体的，不只是红?字会，另外还有慈善团体――崇善堂也组织
了崇字掩埋队，该队从昭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到十三年十月三十日共掩埋遗弃
尸体实际达十一万二千二百六十六具。这个数字也列在详细的“崇善堂掩埋队掩埋
尸体数统计表”中，它作为检察方面的证据（检证一七○三），在远东国际军事审
判时被提了出来，为法庭作为证据采用（前引书1，第三七六至三七八页）。
┏━━━━┳━━━━┯━━━┯━━┯━━━━┓
┃ ┃ 男 │ 女 │儿童│ 合 计 ┃
┣━━━━╋━━━━┿━━━┿━━┿━━━━┫
┃崇 善 堂┃109,362 │2,091 │ 813│112,266 ┃
┃红?字会┃ 42,942 │ 83 │ 46│ 43,071 ┃
┠────╂────┼───┼──┼────┨
┃ 合 计 ┃152,304 │2,174 │ 859│155,337 ┃
┗━━━━┻━━━━┷━━━┷━━┷━━━━┛
红?字会和崇善堂两个掩埋队所收容的遗弃尸体，总数达十五万五千三百三十
七具，其男女性别和儿童的分别统计，如上表所示。
红?字会和崇善堂的埋葬尸体记录，据说一部分被日本军发现后没收了。因此，
两个掩埋队的报告，作为检察方面的书面证据，曾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其
中所列处理尸体的数字，只是根据保存的记录（山冈繁：《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之
战争受害地区》，第十一页）。如果这是事实的话，两个掩埋队所处理的遗弃尸体，
其总数自然还要多得多。
红?字会和崇善堂列表所示尸体掩埋数的可靠性
红?字会掩埋队和崇字掩埋队的尸体掩埋统计资料，就其提出的情况而言，它
的可靠性不是无可怀疑的。因此，辩护方面最终提出如下论点：
前面提出的证据，是在日本军占领南京后，实际上是在十年后的一九
四六年调查所得的资料，不知道这种调查以什么样的资料为基础，尤其是，
要在十年后确定尸体的数字，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这里列举的数字，只能
说是完全想象出来的（中略）。
下面就这些证据所提供的数字，举例说明它是特意伪造的，是不可信
的。
据法庭证第三二四号的证词说：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至二十
八日崇字掩埋队共掩埋了四百零四具尸体，平均一天掩埋一百三十具。然
而，从一九三八年四月九日至十八日，在兵工厂、南花台等广大地区掩埋
了二万六千六百十二具尸体，平均一天掩埋二千六百具。如果将前后掩埋
尸体的情况比较一下，很明显，有其夸大和杜撰之处，难以令人置信。当
时，在日本军清理过的地区――雨花台一带，已是战斗后五个月了，自然
不存在这种尸体。在其他地方，如水西门一土坷、中山门－群马、通济门
－方山等等，也可以指出其类似的矛盾。
对红十字会的掩埋数来说，也可以指出如前所述的矛盾。例如，有说
一天处理六百七十二具尸体的，又有说一天处理九百九十六具尸体的，而
且突然说有处理四千六百八十五具（二月九日那天）的，有处理五千八百
零五具（二月二十一日那天）的。即使进行掩埋工作的工人人数有增减，
也不会出现那么大的差别，可以认为，那只是追求数字而已。
另外，在崇字掩埋队所列掩埋尸体的数字中，对所有被害男女和儿童
的人数都有适当减少的；尽管如此，在红?字会所列的数字中，都没有妇
女和儿童。当时，非战斗人员几乎已经逃走，没有人留在战场上，要是说
妇女和儿童介入了战场，那在常识上几乎也是不可信的。违反这种实际情
况的证据，只能理解为他们为日后便于伪造作准备。
再观察本表――它反映了有计划进行的尸体掩埋情况：红十字会从二
月十九日至二月二十二日，于下关鱼雷军营码头连续掩埋尸体，其间，于
二月二十一日掩埋了二百二十六具，但于十九日却掩埋了五百二十四具，
二十日只掩埋了一百九十七具，这是违反一般常识的，因为作为有计划进
行的掩埋工作，理应在头几天掩埋尸体多，以后逐渐减少。从煤炭港、兵
站处等其他地方的掩埋工作中也可以看出类似的矛盾（《远速》，四十二
号，载前引资料集1，第三七一至三七二页）。
尽管辩护方面是这样认为的，但这种看法究竟能否成为说明上述资料缺乏证据
的论证，那还是一个问题。疑问是并非绝对的。事实上是日本军命令这两个掩埋队
负责处理遗弃尸体，因而日本军队方面理当也保存着掩埋队所报告的资料。中国方
面虽大致推测日本军当局在战败时可能毁掉了这些资料，但肯定没有把握认为一定
销毁了。所以，中国方面不和能要危险的把戏，即向军事审判法庭提出可疑的证据。
◆ ◆ ◆ ◆ ◆
如果说以上只是消极性的反驳，那也可以。但从中可以看出有力的证据，它足
以彻底推翻辩护方面的批判。而且有趣的是，那些资料来自日本方面。
所谓那些资料，就是林田特派记者所写的一段消息，刊登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十
六日《大阪朝日新闻》的“华北版”上，标题是《南京通讯 第五章卫生之卷》。
在这段消息中还有一个标题，即《工作是整理尸体、控制瘟疫蔓延，防疫委员会也
四出活动》。这也是以前几乎未曾知道的重要资料，故将其有关部分如实介绍如下：
经战斗后，南京首先必须整理的是遗弃的敌人尸体。不知有几万具尸
体埋在壕沟里和小河中。尸体堆积如山，如让其遗弃在那里，就卫生和安
定人心而言，都有严重危害性。
于是，红?字会、自治委员会和日本山妙法寺所属的僧侣们携手合作，
着手进行处理。他们把腐烂的尸体装上卡车，同时口念“南无妙法莲华经”，
将尸体掩埋在一定的地方，但花费了相当多的物力和人力。他们忍受着令
人厌恶的臭气，日复一日地持续进行收尸掩埋工作，到最近为止，已在城
内处理了一千七百九十三具，在城外处理了三万零三百十一具。约花费用
一万一千元，出动了苦力五、六万人（旁注原文如此――译者）。但在城
外，山后还留着很多尸体，而且支出八千元左右，准备在盛夏来到前结束
尸体的处理工作（辩证二六九○〔未在法庭上提出〕 。全文见前引书1，
第三九三页）。
根据上述记录，红?字会、自治委员会和日本山妙法寺的僧侣们估计是在昭和
十三年三月底前处理尸体，城内有尸体一千七百九十三具，城外有三万零三百十一
具，合计达三万二千一百零四具。这里，看不到崇善堂掩埋队――据中国方面的资
料说，它曾掩埋遗弃尸体三分之二以上――的名字，是值得怀疑的。那是在开列掩
埋队队名时偶尔漏掉了崇善堂吗？还是在上述三万二千一百零四具中未包括崇善堂
掩埋队所处理的尸体？这都很难立即判断。为了研究这个问题，首先要从红?字会
和崇善堂两掩埋队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的明细表中，统计出这两个慈善团体
在昭和十三年四月初所掩埋的遗弃尸体数。
红十字会的掩埋队从昭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至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为止，
一在城内掩埋尸体一千七百九十三具（另外从十二月二十二日至翌年三月二十五日
为止，运往城外掩埋的尸体有一千九百八十六具），从十二月二十二日至翌年三月
二十七日为止，在城外掩埋尸体三万六千九百八十五只（其中一千九百八十六具是
从城内运往城外掩埋的），合计三万八千七百七十八具（另外，从六月三十日至十
月三十日为止，城内有四百零五具尸体被掩埋在城外；从四月十四已至五月三十一
日为止，城外有三千九百四十具尸体被掩埋在城外，合计四千三百四十五具。与四
月份以前掩埋的尸体合在一起，共四万三千一百二十三具）。
崇善堂的掩埋队从昭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十三年四月八日为止，在城内
掩埋尸体七千五百四十八具（另外，从四月九日至五月一日为止，有十万零四千七
百十八具尸体掩埋在城外。城内和城外合在一起，共掩埋了十一万二千二百六十六
县）。
在南京城内外，遗弃尸体的掩埋数归纳如下：
┏━━━━┳━━━━━━━┯━━━━━━━┯━━━━━━┓
┃ ┃ 红?字会 │ 崇善堂 │ 合 计 ┃
┣━━━━╋━━━━━━━┿━━━━━━━┿━━━━━━┫
┃三月份以┃ 城内 1,793 │ 城内7,548 │ 9,341 ┃
┃前 掩 埋┃ 城外 36,985 │ │ 36,985 ┃
┃ ┃ （计 38,778）│ （计7,548） │（计46,326）┃
┠────╂───────┼───────┼──────┨
┃四月份以┃ 城外 4,345 │城外 104,718 │ 109,063 ┃
┃后 掩 埋┃ │ │ ┃
┠────╂───────┼───────┼──────┨
┃ 合 计 ┃ 43,123 │ 112,266 │ 155, 389 ┃
┗━━━━┻━━━━━━━┷━━━━━━━┷━━━━━━┛
※崇善堂的数字，系四月八日以前的掩埋数。
我为了将它与刊登在《大阪朝日新闻》“华北版”上有关掩埋数作一比较，这
次首先整理了检察方面的书面证据――红?字会关于掩埋尸体的报告，其中城内一
千七百九十三具的掩埋数同前者的数字完全吻合，使人感到惊讶。而且，在城外的
遗弃尸体掩埋数，前者说是三万零三百十一具，后者说是三万六千九百八十五具，
两者的数字出入也不是很大。其中所相差的六千六首七十四具，可以看作是由南京
自治委员会和日本山妙法寺的僧侣们掩埋的。
总之，日中两国的资料所反映的遗弃尸体掩埋数，竟如此奇妙地相一致，由此
不妨认为，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的关于这一事件的书面证据，其可靠性得到
了确认。不管怎么说，辩护方面试图对红?字会掩埋尸体的情况进行常识性的批判，
显然是不恰当的。尤其是所谓“在红?字会所列的数字中，都没有妇女和儿童”云
云，是不是看错掩埋表了？还是弄虚作假？实在可笑。
尽管如此，崇善堂掩埋队从四月九日至五月～日仅二十三天时间里，在南京城
的南部和东部近郊掩埋了遗弃尸体十万零四千七百十八具，对此谁都有怀疑（该掩
埋队从十二月二十八日至翌年四月八日为止，在城内掩埋了七千五百四十八具尸体，
这有详细记录，可以说是证据确凿）。但数字也许稍有夸大，可决不能断定它是虚
构的资料。
正如前面所介绍的，《大阪朝日新闻》的“华北版”报道说，在三月底以前，
已总计雇用苦力五、六万人，花去费用一万一千元左右，掩埋了尸体三万二千一百
零四具（在此期间，另由崇善堂的掩埋队处理了尸体七千五百四十八具。自然还有
其他掩埋队掩埋的尸体），但还有许多尸体有待于掩埋。于是据说又拨款八千元，
“准备要结束处理尸体的工作”。如果说是八千元，它可以用来处理约二万四千具
被遗弃的尸体。凡是掩埋完了的尸体，合起来约有五万六千具。然而，说是二万四
千具，那也是个估计数，实际掩埋的尸体数，据说在十万具以上，这个数字也许是
令人吃惊的。
还有其他几个掩埋队
除红?字会和崇善堂的掩埋队外，还有其他几个掩埋队。根据远东国际军事审
判时的法庭证据《南京地方法院检察处敌人罪行调查》（检证一七○六）和《南京
慈善团体鲁?关于敌人大屠杀的报告》（检证一七○二），当时除上述两个掩埋队
外，另有下列三个掩埋队：
新河地区 掩埋二万八千七百三十具（掩埋者盛世征，昌开运证词）
兵工厂及南门外花神庙一带 掩埋七千余具（掩埋者芮芳缘、张鸿儒证词）
如山、马鞍、灵谷寺 掩埋三千余具（南京市长高冠晋之无主孤魂碑铭）
（《远速》，五十八号，载前引资料集1，第一四五、三七五页）
这三个掩埋队共掩埋尸体一万二千八百七十三具。如前所述，这一书面证据未
把那些掩埋数统计在红?字会和崇善堂的掩埋数内。其实，在这三处掩埋的情况中，
除了由南京市长所说掩埋一例以外，估计其他两处的情况都包括在红?字会和崇善
堂的掩埋队所处理的数字中。
检证一七○二就芮芳缘掩埋尸体的情况作了这样的记述：“从沙州圩
出发前往避难逢中，他看到许多尸体，就亲自协助进行尸体掩埋工作。当
时，红?字会给他一面该会的旗帜，委派为第一区公所的救济队。芮集中
了三十余名居民，组成一个义务团体，奋不顾身地进行尸体掩埋工作。从
阴历十一月六日开始工作，一直工作了四十天以上。”
此外，人们知道还有两个队进行尸体掩埋工作。一个前面已经提到，即国际委
员会雇用工人掩埋了三万余具尸体；另一个可从黄俊乡的宣誓口述（检证一七三三，
未在法庭上提出。 此人的住址、 年龄和职业等情况不明）中了解到：“由陶锡三
（他兼任地方维持会会长）任会长的南京赤十字会曾组织掩埋队，掩埋的尸体超过
六万具” （前引书1，第三八四页）。这些情况在前面南京地方法院的调查报告中
所列举的掩埋者分别掩埋的数目中，未见反映。贝茨博士所说国际委员会的掩埋数，
估计已包括在红?字会的掩埋数中，前面已有叙述（见第一八八、一八九页）。黄
俊乡所说南京赤十字会的掩埋数，实在太多，这可以理解为，它可能包括了崇善堂
的掩埋数。还有，赤十字会与红?字会名称相似，因此它与后者搞错，夸大了掩埋
数，这点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无论如何，必须注意的是，中国的检察方面虽然准备
了这一宣誓口述，但未曾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向法庭提出。
对死亡者（包括战死者）总数的估计
如果把前面所列举的遗弃尸体的掩埋情况合计一下，可达二十六万具。其中，
仅就南京地方法院的调查所得而列举的情况来看，合计掩埋了十六万七千二百十多
具尸体。除去其中可能认为是重复计算的部分，具体情况如下：
红?字会 掩埋四万三千零七十一具
崇善堂 掩埋十一万二千二百六十六县
南京市长高冠吾 掩埋三千具
合计 掩埋十五万八千三百三十七具
这就所以出现被掩埋的尸体达十六、七万具这个数字，但掩埋者自然不只是这
一些。当然，也有一些尸体是为亲友、熟人和日本军所掩埋的。日本军掩埋尸体的
情况， 可见第4节《概况》中介绍的冈本健三的证词。红?字会和崇善堂的掩埋队
府处理的尸体，妇女和儿童少，这也许是因为日本军和市民掩埋的尸体多系妇女和
儿童。
虽说掩埋了十六、七万具尸体，但似乎并不等于说所有被遗弃的尸体全都已经
处理完毕。逃离上海，去四川省峨眉山的从军僧释神仙和尚途经南京时，据说是在
昭和十四年夏天，即大屠杀后一年半时间。当时，那里屠杀后的痕迹还历历在目，
小河被尸骨埋没了（太平洋战争研究会：《太平洋战争记录：最前线情况异常・29
・对日本军的暴行深感悲叹而逃离出走的从军僧》，载《朝日艺能》，一九七一年
七月二十二日号）。
被投入在小河和池塘里的尸骸其善后处理进展很不顺利。对此，当时
在驻南京大使馆工作的下田武三曾以他自己的切身体验写了随笔刊登在
《每日新闻》上，他说：“我曾去池边钓鱼，因断线而未能钓成，于是就
回到使馆。这时，在使馆里工作的一个少年得知情况后就告诉我说，在南
京，池底里都是被日本军杀害的无数妇女、老人和儿童的尸体，现在都已
化为尸骨，堆叠在池底，如果钓钩与这些尸骨缠在一起，可能钓竿上的线
会被拉断。”下田觉得可怕，从此以后就不再去池边钓鱼了（羽仁五郎：
《南京事件的本质》，载《日中战争史资料》，附录二，第四页）。
然而，应该说，并不是所有被害者的尸体都被掩埋了。因此，要计算死者的总
数，还必须加上几万名。在被害人中，有的被枪杀后投入了扬子江，有的虽然逃出
北门和南门，但是他们在准备乘船和筏渡过扬子江时，却被机枪扫射而死。
以上合计，因日本军占领南京而牺牲的中国军民，不下于二十万人。
可是这还不能作为一个行政区的整个南京市内死亡者的总数。 正如第3节（第
七十页以下）所介绍的那样，从下关指着扬子江往下走，在幕府山后的大湾子（离
南京城墙四公里）、燕子矶即观音门（离南京城墙七公里）、乌龙山后（离南京城
墙五公里）、巴斗山附近（燕子矾与乌龙山之间）等地区，也有大量被害者，到底
各有几千或几万，确切的数目不清楚，但那是事实。关于这些事件的证据，既未在
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来，也无迹象表明已准备了书面证据，但这些情况不容忽
视。我认为，这是今后日中两国的研究工作者必须合作起来再进行调查的问题。
中华民国首都地方法院于一九四六年一月编制了“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掩埋地点”照相册，准备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作为检察方面的书面证据
（一七○一） 提出来（但未向法庭提出） 。下面所列情况，是从其说明
（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1， 第三八六至三八九页）中整理出来的。尸体的
掩埋数根据红?字会和崇善堂的掩埋情况表。掩埋的地点据说是全部掩埋
地点的四分之一。
（墓地） （掩埋遗体） （掩埋者）
1 阴阳营 北秀村 三百三十七具 红?字会
2 阴阳营 南秀村 六百六十二具 红?字会
3 古林寺山后 二百九十三具 红?字会
4 阴阳营南秀村金陵大学农场 一百二十五具 红?字会
5 上新河二道杆子 八百四十三具 红?字会
6 韩家巷西仓山 一百五十九具 红?字会
7 汉中门外二道杆子 一千一百二十三具 红?字会
8 上新河凤凰街附近 二百四十四具 红?字会
9 上新河二埂 八百五十具 红?字会
10 南京鱼雷军兵营附近 二万余具 红?字会
11 上新河棉花堤 一千八百六十余具 红?字会
12 上新北河口空地 三百八十具 红?字会
13 从下关主塔桥下永清寺边到草鞋峡石榴园治山根一带 五百余具
红?字会
14 中华门外望江矶一带 五百五十余具 崇善堂
15 中华门外普德寺附近 六千四百六十八具 崇善堂
16 中华门外望江矶高辇柏村 六百二十七具 红?字会
17－20 中华门外普德寺附近 二万六千六百十二具 崇善堂
21 莫愁湖广州公墓墓地附近 近二百七十二具 红?字会
另外，从崇善堂的掩埋情况来看，不少掩埋地点选在城墙下。
中国方面关于死亡人数的种种见解和在东京审判时判决书中所列数字
在南京大屠杀中，南京城内外（并非作为行政区的南京市整个城市）的被害人
数，据推算，不下于二十万人，这中间，当然包括相当数量的战死者。这些被害者
的详细情况，将在后面进行考察，现在先介绍一下中国方面对惨遭屠杀的人数有什
么看法，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又是怎么说的，并试对这些数字作一番研究。在日
本方面，也有一种倾向，说什么被害者是数万人，或一、两万人，但毫无根据，对
这种不负责任的话，这里不值一提。
首先，对中国方面的见解列举两、三个例子。
南京战犯军事法庭对前中将谷寿夫判决说（郭歧：《南京大屠杀》，一九七九
年出版，第二二一页）：
在中华门外花神庙、宝塔桥、石观音、下关、草鞋峡等地，被集体枪
杀的军民十九万余人
遭零星屠杀，其尸体由慈善团体掩埋者十五万余人
受害者总数三十万人以上
在《南京地方法院检察处敌人罪行调查报告》（检证一七○六。《远速》，五
十八号，载前引资料集1，第一四三至一四六页）中说：
一、确定为受害者三十万人
情况未得到确证者二十万人
二、被集体屠杀者二十万余人
三、受害者的确切数字三十四万人
被强奸和拒绝被强奸后惨遭杀害者二、三十人
被捕后生死情况下落不明者一百八十四人
四、被屠杀者二十七万九千五百八十六人
上海发行的日文报纸《改造日报》（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根据岛田胜
己：《进攻南京与屠杀事件》〔人物往来特辑〕，一九五六年六月号）说：
被第六师团屠杀者 二十三万人
被第十六师团屠杀者 十四万人
被第九师团屠杀者 六万人
合计 四十三万人
上面这些数字，根据不足，因而虽很遗憾，但应当说其缺乏可靠性。中国归来
者联络会代表团于一九六五年访问南京时，据说当地对外文化协会汪良作了这样的
说明：“当时在南京被屠杀的人数，据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统计，约二十万人。国
民党发表的数字约三十万人。但据后来国民党提出的犯罪调查报告中发表的数字有
三十九万人，也有五十万人。于是，人们议论纷纷，认为被屠杀的人数太多了。但
从统计数字看来，屠杀三十万人是具体报告中的数字，有犯罪调查统计的正确资料
根据。 所谓三十九万人、 五十万人的说法，没有根据，是估计数字”（山冈繁：
《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战争受害地区》，第七页）。汪良说；根据犯罪调查统计的
正确资料，被屠杀的人总数为三十万人。汪良还向访问团的人谈到了中国军民在燕
子矶遭受大屠杀的情况，因而可以认为，他所说的三十万人似乎包括这部分被屠杀
的人数。在南京整个城市，被害者的总数说是三十万人，或南京地方法院所列举的
数字――三十四万人，似乎可以说接近实际的数字。
◆ ◆ ◆ ◆ ◆
那末，在东京进行的远东国际军事审判中，是如何看待在南京事件中被害的总
人数的？在判决书中所写的要点如下：
南京被占领后，在最初两、三天中至少有一万二千名中国非战斗人员
――男女和儿童惨遭杀害，在占领后一个月中，在市内大约发生了两万起
强奸事件。日本军还说要扫荡已成为一般老百姓的中国兵，有二万名已到
服兵役年龄的中国男子遭到集体杀害，而且日本军还屠杀了三万多名俘虏。
另外，从南京逃难出来的市民中，有五万七千多名被日本军追上后，收容
起来，他们备受饥饿和刑讯，大部分终于死亡，而活下来的多被机枪和刺
刀杀害。
这样，远东国际军事审判的判决说南京事件的被害者总数约为十二万人，但该
判决书还接着这样说：
据后来估计，日本军在占领南京后的最初六个星期的时间里，在南京
及其附近被杀害的普通老百姓和俘虏，总数在二十万名以上。这些估计并
不夸大，那可以从掩埋队以及其他慈善团体所掩埋的尸骸达十五万五千具
这一事实得到证明―…・这些数字没有把被日本军焚烧后丢弃的、投入扬
子江的以及用其他方法处置的许多人计算在内（《远速》 ，载前引书1，
第三九六页）。
关于屠杀的人数问题，判决书的前半段说：被杀害的包括男女和儿童非战斗人
员有一万二千名、抓便衣兵时遭害的有二万名、俘虏被杀三万多名，合计六方名以
上。尤其是来到近郊避难的市民有五万七千名，他们有的饿死，有的被屠杀。
在占领南京后的两、三天时间中，至少有一万二千名非战斗人员――男女和儿
童惨遭杀害，这可以从前面介绍的金陵大学教授贝茨博士的证词，以及在后面介绍
的南京同际救济委员会在《南京地区战争受害情况》中所作注释推测（参照本书第
一八五页）。可是博士说的，不像判决书所指出的那样，在时间上局限于最初的两、
三天中。贝茨博士还作证说：被杀害的非战斗员一万二千名这个数字，是在安全地
区及其附近调查结果所获知的，日本兵还在市内外杀害了许多人，但无法调查这些
情况，而在前面提到的被害人数中，自然不包括俘虏，也不包括虽系一般老百姓却
被错当作穿上便衣的散兵的人。
日本兵抓便衣兵时杀害的两万名这个数字，似乎也可以认为是根据美国驻南京
副领事埃斯皮的报告（参照本书第一一六页），从占领南京时估计的便衣兵的数字
以及日本军残酷处置便衣兵的方针看来，说被害者达两万名这个数字，似乎决不夸
大。
三万名以上俘虏被杀，这恐怕是根据贝茨博士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法庭上的证
词，他说曾雇用工人掩埋了中国军队的士兵遗体三万具，由于那掩埋工作本身是由
红四字会负责的（参照本书第一八八、一九八页），可以推测，这三万具不仅仅是
士兵的尸体。不过，即使认为被屠杀的俘虏总数在三万名以上，也未必能说是言过
其实。
不过，在该判决中说逃到郊区避难而惨遭杀害的市民为五万七千人，这一点是
有问题的。很明显，那是基于前面列举的中国人鲁?的证词――见向远东国际军事
审判时提出的书面证据。据他说，“国军及难民男女老幼合计五万七千四百十八人”
被封锁在幕府山附近四、五个村庄里，许多人冻死饿死，其余都在草鞋峡被枪杀。
但这一证词中所说的五万七千四百十八人的被害人数存有疑问。因在大屠杀时，鲁
?脱离危险地区而目击了现场，他是从什么地方获知如此大量被屠杀的情况的？这
点全然不清楚（参照本书第四十二页）。
下面是在判决书的后半段中所说的关于南京事件的被害人数。
如前所述，在判决书中所指出的收葬遗弃尸体十五万五千具，这是红?字会和
崇善堂两个掩埋队所掩埋的数字（除此之外，也有几个掩埋队记录了有关尸体掩埋
情况，这些掩埋队也掩埋了十万零三千具尸体。但可以认为，其所掩埋的数字多半
已包括在上述两个掩埋队的掩埋数中）。如果认为这十五万五平具尸体掩埋数确实
可信，再加上其他被掩埋的尸体、屠杀后被投入扬子江的尸体、被投入池塘里和小
河中的未掩埋的尸体、在扬子江渡江撤退时遭日本军扫射而全部死亡的等等，那就
达二十万人，可见在判决书中所说的“日本军在占领南京后的最初六个星期的时间
里，在南京及其附近被杀害的普通老百姓和俘虏，总数在二十万名以上”这个数字，
未必夸大。在明华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中也说是屠杀二十余万人。
所谓“大宅考察组”也于一九六六年九月访问南京时，据该市对外文
化协会秘书长夏理亚说，从日本军入城的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起至到
年二月为止，三十万名中国人惨遭屠杀（《大宅考察组访华报告》〔《每
日星期周刊》，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日临时增刊〕，第七十八页）。
死亡人数中之军民比例
据估计，死于南京城内外的中国军民不下于二十万人，但这二十几万名死亡者
并非都是被屠杀的。他们自然包括许多战死者。前面已经谈了这样几种情况：在城
南雨花台激战后，撤退时有两、三万（？）中国兵在第六师团等的扫射下倒了下去；
从城西莫愁湖到扬子江岸边一段地带，许多中国兵也被第六师团的装甲部队歼灭了
（当时连累了许多普通老百姓）；还有多达数万（？）名的中国兵在扬子江渡江撤
退时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参照本书第二十六至二十八页）。
死于这种情况的中国兵，日本方面把他们看作为正当的战斗行动所引起的的，
但中国方面却认为是大屠杀。由于两方面解释不同，故在战死者与被屠杀者的数字
对比上有出入。这点姑且不谈，现对死亡者的类别作一研究。详细 情况如下：
一、因为是俘虏乃至散兵（所谓便衣兵）而遭集体屠杀者，以及被追
得走投无路而停止抵抗但仍遭扫射以致被全部歼灭者；
二、普通老百姓在南京陷落时成为日本军扫荡战的受害者，抓“便衣
兵”时受牵连而被强行拉走处置者，以及成为日本士兵疯狂屠杀的受害者；
三、在南京保卫战中战死者，以及一起撤出阵地或渡江撤退时受到扫
射而落得了被歼灭的悲惨命运者。
尽管可以分为上述三类情况，但其实际的死亡人数分别到底有多少？不消说情
况不确切，就是三者之间的比例也很难计算出来。
◆ ◆ ◆ ◆ ◆
要是提起南京普通老百姓在暴行事件中被屠杀的人数问题，可以考虑与此有关
的三个数字。其中之一是南京占领后第十一天，即从十二月二十四日至翌年一月五
日为止在全市人民中进行查问时，有十六万中国人进行登记这个事实（参照本书第
一○一、一五一页）。其中未包括十岁以下的儿童和老妇，如果加上他们的数字，
可以推测，清除散兵后的南京住有市民近二十万人。当日本军开始攻击南京时，据
说留在城内的市民是二十五万人乃至三十万人。如果是这样的话，所相差的十万人
乃至五万人，就是被屠杀的。不过，留下来多少人，实际数字不清楚，因而这种倒
轧帐的算法也许不太正确。
再有一个数字是日本军发表的关于中国军队的遗弃尸体数。举行南京入城式的
第二天――十二月十八日，日本军发表说：“敌人的遗弃尸体不下于八、九万具，
俘虏达数千人”（参照本书第九页）。十二月二十七日又发表说，十万中国车队约
有八万伤亡。其中遗弃尸体五万三千八百七十四具（南京日本会议所编：《南京》
〔昭和十六年出版〕，第六二六至六二七页。华中派遣军报道部编: 《南京战迹指
南》，第五至六页）；十二月二十九日发表说，遗弃尸体八万四千具。还有一个数
字是前面已作介绍的，即南京宪兵分队队长、栎派短歌[1] 作家崛川静夫大尉所吟
咏的：“弃尸八万，令人惊叹，有口难言。”（参照本书第六十五页）
十二月二十九日所发表的，是说保卫南京的中国军队总数为十万人，其中约有
八万人伤亡，即出现了战死、受伤和被俘等情况，遗弃尸体约有五万四千具。从全
部军队十万人中扣除八万人左右的伤亡数，剩下两万人是否就是脱逃者？伤亡八万
人左右与遗弃尸体五万四千具左右，相差二万六千，这个数字是否就是受伤者和俘
虏？当时据说有四万二千人被俘，但实际活下来的不但没有二万六千人，而且包括
受伤者在内，不过只有数千人而已（参照本书第九至十页）。
有人曾作过这样计算，但遗弃尸体五万三千八百七十四具，其零数是摆摆样子
的，仍还存在疑问。前后发表的八、九万具或八万四千具遗弃尸体的数字，可能亦
有类似情况。我看，日本军发表的数字等等可以认为是不太正确的。如果把普通老
百姓的死亡人数加在一起，遗弃尸体数与尸体掩埋数约十六万具便就一致了。
第三个数字，是上述日本军发表的保卫南京的中国军队的伤亡人数。据说防卫
南京的军队总数为十万人，其中伤亡八万人。假定说十万军队全部被歼，那末估计
得保守些，死亡总数二十万人地还相差十万人，而这十万人数字，可看作是普通老
百姓遭受屠杀的数字。然而，日本军发表说保卫南京的军队总数为十万人，这毕竟
还是一种估计，实际数字也许要多得多。如果这样，市民的被害人数当然要相对减
少。中国方面认为，保卫南京的军队是由十三、四个师组成的。
据中华民国国防研究院编写的《抗日战史》（一九六六年出版）说，
首都卫戍司令唐生智所属的南京守备部队由第二军（第四十师、第四十八
师）、第六十六军（第一五九师、第一六○师）、第七十一军（第八十七
师）、第七十二军（第八十八师）、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一师、第五十八
师）、第七十八军（第三十六师）、第八十三军（第一五四师、第一五六
师）、教导总队、第一○三师、第―一二师等组成（第五十四页）。
自然，通过倒轧帐的算法，未必能够确切知道普通老百姓遭受屠杀的人数。但
从上面所说的情况可以推测，把被屠杀的普通老百姓与士兵死亡人数相比，如战死
的、退却时被机枪扫射致死的、俘虏和在潜伏时被逮捕的散兵（便衣兵）遭到集体
屠杀的，其数字大致各占一半。两方面分别不下于十万人。在南京，军民的死亡情
况远远超过当时留在南京的外侨们的推断。把普通老百姓的死亡人数推算为十万人，
或许有点估计过头，应该视为七至八万人。即使这样，相差的两、三万人，应该加
在士兵的死亡人数中。
关于普通老百姓的死亡情况，秦郁彦有一个数字估计，这里想介绍一下。秦的
推算虽没有提出依据材料，但说是一万二千人至四万二千人，这个数字是有幅度的
（《日中战争史》，第二八五页）。
关于屠杀普通老百姓六千人问题的记录
对此问题有一份记录，这就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后身――南京国际救济
委员会的调查报告： 《南京地区战争受害情况》 （War damage in the Nanking
area， December，1937 to March, 1938.Urban and rual survey, by Dr.Lewis
Strong Casey, Smythe and assistants, on behalf of the Nanking
International Relief Committe, completed une, 1938. Shanghai, the
Mercury Press, 1938.table 4.）。根据该调查报告，日本军占领南京时，市民死
亡、被强行拉走（据推测，大半被杀）和受伤者的人数估计如下（洞富雄编前引资
料集2，第二五四页）：
因士兵的暴行而致死者二千四百人，被强行拉走后杀害者四千二百人，合起来
共为六千六百人。这个数字告诉我们，死亡中的市民人数之多是出乎意料的。可是，
基于实地调查的救济委员会的推算，在调查方法上是有问题的。
┏━━━━━━━━━┳━━━━━━━━━━━━━━━┓
┃ 时 间 ┃ 死亡原因 ┃
┃（1937～1938） ┠────┬─────┬────┨
┃ ┃军事行动│士兵的暴行│情况不明┃
┣━━━━━━━━━╋━━━━┿━━━━━┿━━━━┫
┃12月12日以前 ┃ 600 │ ／ │ ／ ┃
┃12月12、13日 ┃ 50 │ 250 │ ／ ┃
┃12月14日～1月13日 ┃ ／ │ 2,000 │ 150 ┃
┃1月14日～3月15日 ┃ ／ │ ／ │ ／ ┃
┃时间不明者 ┃ 200 │ 150 │ ／ ┃
┠─────────╂────┼─────┼────┨
┃合计 ┃ 850 │ 2,400 │ 150 ┃
┠─────────╂────┼─────┼────┨
┃12月13日以后发生 ┃ │ 89 │ ┃
┃暴行件数比率（％）┃ │ │ ┃
┗━━━━━━━━━┻━━━━┷━━━━━┷━━━━┛
注：“军事行动”指轰炸炮击和战场上的枪杀。
┏━━━━━━━━━┳━━━━━━━━━┯━━━┯━━━┯━━━━━┓
┃ ┃受伤原因 │被强行│伤亡者│因士兵的暴┃
┃ 时 间 ┠──┬───┬──┤拉走者│总 计│行而伤亡者┃
┃ （1937～1938） ┃军事│士兵的│情况│ ① │ │比率（％）┃
┃ ┃行动│暴行 │不明│ │ │ ┃
┣━━━━━━━━━╋━━┿━━━┿━━┿━━━┿━━━┿━━━━━┫
┃12月12日以前 ┃ 50 │ ／ │ ／ │ ／ │ 650 │ ／ ┃
┃12月12、13日 ┃ ／ │ 250 │ ／ │ 200 │ 550 │ 91 ┃
┃12月14日～1月13日 ┃ ／ │2,200 │200 │3,700 │4,550 │ 92 ┃
┃1月14日一3月15日 ┃ ／ │ ／ │ ／ │ 250 │ ／ │ ／ ┃
┃时间不明者 ┃ ／ │ 600 │ 50 │ 50 │1,000 │ 75 ┃
┠─────────╂──┼───┼──┼───┼───┼─────┨
┃合计 ┃ 50 │3,050 │250 │4,200 │3,750 │ 81 ┃
┠─────────╂──┼───┼──┼───┼───┼─────┨
┃12月13日以后发生 ┃ │ 90 │ │ │ │ ┃
┃暴行件数比率（％）┃ │ │ │ │ │ ┃
┗━━━━━━━━━┻━━┷━━━┷━━┷━━━┷━━━┷━━━━━┛
注①：这些被强行拉走者，大半全然下落不明。
这种调查方法是对一九三八年三月住在南京的市民，在每五十户房子中挑选一
户进行调查，然后对此调查结果所得的数字以十倍计算，就得出上述这个数字。这
里有个说明，即所指的房子“有时是在一个门牌号里住有几户的公寓和房屋，但决
定以‘房子的一个门牌号’为一户计算。三月间，许多出入口被封锁，要了解哪一
家有人居住，稍微有些困难，结果也许漏掉了若干家”（前引书，第二一七页）。
关于房屋的计算方法，据说是这样的：“街区的门牌号合计是三万九千二百个，其
中三万零五百个在城内，八千七百个在城外”（前引书，第二二八页）。这一街区
的门牌号可能不就是房子的门牌号之误吗？然而，这种调查方法果能得出接近事实
的推算吗？。
我认为这样调查太粗略了。加之，在南京城陷落时，由于扫荡，在城内外有的
全家老少死于非命，也有一个地区的人成群结队地外逃，聚集在比较远一点的山地
和江岸，结果遭到集体屠杀，这些情况当然未算在上述统计调查内。因此，在上表
所示十二月十三日以前的伤亡者一千二百人，只不过是当时一般死亡的市民人数之
几十分之一而已。
国际救济委员会本身也意识到这一点，认为根据他们推算出来的市民的死亡数
大大少于实际情况。因此在其调查报告中加了一个注：“仔细统计掩埋在市内和城
墙附近一带的尸体，有一万二千名普通老百姓死于暴行。其中不包括手无寸铁或被
解除武装的数万名中国兵。”（前引书2，第二二三页）
但在此一万二千名这个数字中也是有疑问的。当时，救济委员会成员、金陵大
学贝茨博士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作证，也提出一万二千名这个数宇，但正如已经
介绍的那样， 这只是在安全区及其附近调查结果所获知的情况， 并在附言中说；
“其他，在市内还有许多人被杀，但我们无法调查被杀的人数。另外在市外也有很
多人被杀。”（参照本书第一八五页）
贝茨博士除提出上述数字外，还说：从掩埋尸体的情况来看，在南京城内外被
屠杀的非武装人员不少于四万人，其中百分之三十左右系普通老百姓，其他为士兵
（“便衣兵”）。
贝茨博士所说四万名中的百分之三十，与前面提出的一万二千名这个数字相一
致。其余二万八千名，自然相当于国际救济委员会的报告中加注所说的数万名这个
数字，但前者只是便衣兵，后者的人数是便衣兵和俘虏合在一起。总之，把一万二
千名看作为普通老百姓的死亡者，这点，双方是一致的。但如前所述，贝茨博士并
不认为这是被害市民的全部人数。贝茨博士还认为，得出这个数字是“斯迈思教授
和我”经过种种调查、观察后所下的“结论”。而且贝茨博士和斯迈思教授都说，
那是根据掩埋尸体的情况推算出来的，另一方面又说：全部数字“无法调查”。
再重复一遍。斯迈思教授和贝茨博士推算，死亡的普通老百姓为一万二千名，
“便衣兵”为二万八千名（或便衣兵和俘虏合计为数万名）。自然，非武装人员的
被遗弃尸体共为四万具。然而，他们都没有就至关重要的遗弃尸体的掩埋情况作详
细的叙述。如前所述，根据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的确凿证据材料，共掩埋了
尸体二十多万具，但他们未触及到这一点。他们基于掩埋的情况，如何“仔细推算”
而得出这个数字，即非武装人员尸体四万民，其中普通老百姓的尸体一万二千具？
这还是个问号。我们未曾听说在掩埋的尸体数中有非武装人员和武装人员之分类统
计。
很明显，我认为上面所说的关于死亡人数的推算，基于国际救济委员会所作的
对当时南京市民之特殊统计调查也好，还是根据领导该调查工作的斯迈思教授在调
查报告中加注所说的情况也好，都不很正确。还可以知道这样一个事实：该调查报
告推算，女尸只不过六百五十具，可是仅就两个大掩埋队所处理的十五万五千三百
三十七具尸体的情况看来，其中女尸就有二千一百七十四具，另外性别不明的儿童
尸体有八百五十九具。
就是在进行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检察方面也未把此调查报告作为证据材料提
出来。这可能是由于不承认它的资料价值。再说，从被告看来，该调查报告倒是于
他们有利的证据，不过辩护方面未曾把它作为书面证据提出来。因为连辩护方面也
认为，该资料所反映的数字，其可靠性是有疑问的。
日本战败后不久，中国发表了关于在日华战争中初期损失的调查报告。
韩启桐编著的 《中国对日战争损失之估计（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三年） 》
（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丛刊第二十四种，一九四六年一月出版）
就是这样一类调查报告。他说，在南京市及其附近五个县的死伤居民达三
万七千八百二十八。这个数字是在《南京地区战争受害情况》中之第四表
和第二十五表所示南京市及其附近四、五个县的死亡人数的合计，即南京
市三千四百人，被强行拉走四千二百人，受伤三千三百五十人，共一万零
九百五十人；附近四、五个县二万六千八百七十人。附带提一下，中国方
面对“随便”发表上述数字――作为官方公布的数字――感到为难。
6 关于死亡人数的估计
掩埋普通老百姓尸体四万数千具
埃德加・斯诺根据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委员的估计，认为日本军在南京屠杀了
四万二千名中国人（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 ，这已在第4节（第八十三页）中作了
介绍。这个数字也许是他从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贝获博士那里听来的。
可是，贝茨博士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五日记下的记录中这样说；
据掩埋的证据材料告诉我们，近四万名非武装人员在南京城内或城门
附近被杀， 其中有百分之三十未曾当过兵（洞富雄编：日中战争史资料9
《南京事件》2，第四十七页）。
上面所说的四万名中有百分之三十，即一万二千名是普通老百姓，其余百分之
七十，即二万八千名是散兵（便农兵入关于这一万二千名的普通老百姓问题，贝茨
博士另外就安全区及其附近所作的调查结果，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法庭上作证说：
“在我们确实了解的范围内，结论是城内有一万二千名男女和儿童被杀。”他还作
了补充说明：“在市内其他地区（安全区以外的城内地区。――洞富雄注）有许多
人被杀，但我们无法调查被杀人数。另外市外（城外。―一洞富雄注）被杀的人数
也很多。 前面所说的， 全然不包括被屠杀的几万中国兵或曾当过中国兵的人。”
（《远速》，三十六号，载前引书1，第四十九页）
贝茨博士的记录，人们认为是在一月二十五日记下的（田伯烈编写的
书和《南京安全区档案》都这样说），他认为“据掩埋的证据材料告诉我
们”，被掩埋的尸体有四万具，这个根据是令人怀疑的。因为当时几个掩
埋队所处理的遗弃尸体还不到一万具。所以把他信中所记的日子认为是一
月二十五日，可能有什么错误。
斯诺认为是四万二千人，贝茨认为是四万人，差二千人。这些数字的若干出入，
不妨可以这样认为，斯诺的估计是根据贝茨博士的记录。然而，在被屠杀的四万二
千人中，不仅是普通老百姓，也包括“便衣兵”，但其区别并不明显。
这样，斯诺所写的，认为屠杀了市民四万二千人，这个数字与从事收容尸体的
红?字会南京分会救援队掩埋班所埋葬的数字是有联系的，这一点似乎也不是没有
考虑到。
这是红?字会这个慈善团体所掩埋的遗弃尸体数，但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
以检察方面的证据（检证一七○四）提出来的法庭证据所依据的是“世界红?字会
南京分会救援队掩埋班埋葬尸体数统计表”，认为是四万三千零七十一具，在一九
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至一九三八年五月一日之间得到了处理（前引书1， 第三七
八至三八○页）。关于这个尸体掩埋数，红?字会南京分会副会长许传音博士在远
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曾作为检察方面的证人出庭陈述：“我们立即掩埋了这些尸体。
这些尸体实际上有四万三千具，但这是过低的估计。我们无法明确说出实际数字到
底有多少。因为当时不容许发表正确数字。起初，我们未敢提出这个数字并写在公
开的文件中。于是我们将此记在私自的文件中。这个数字是我们掩埋的尸体数。这
些尸体都是普通中国老百姓， 其中没有一个中国兵。 我们与军人毫无关系。”（
《远速》，三十五号，载前引书1，第三十页）
许博士说，掩埋的遗体是四万三千具，都是普通老百姓。这与斯诺所说的大致
相同。但说是“没有一个中国兵”，也必须理解为：这中间当然包括已成为老百姓
的散兵，即“便衣兵”。四万三千零七十一具尸体，是红?字会掩埋的被遗弃的非
武装人员的尸体。关于整个死亡人数，许传音博士在宣誓口述（未在法庭上提出）
中说：“据我最恰当的估计，在南京市内外沦陷，中国人停止一切抵抗后，被日本
兵屠杀的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总数有二十万人左右。”（前引书1，第三十一页）
关于上述四万死亡人数，打算在后面再进行研究。
红?字会、崇善堂两掩埋队收容遗弃尸体十五万五千具
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红?字会南京分会副会长许传音以检察方面的证人身
份出庭，就该会掩埋遗弃尸体的情况作证说：“红?字会一般掩埋了人们无力进行
自费掩埋的尸体，但当时尸体太多了，难以处理。日本军当局却来人说：你们是掩
埋尸体的，请帮助我们清除尸体。因为得到日本军的同意，我们获得了可以前往市
中心的许可证或通行证。 于是， 为了进行这项工作，我们雇用了两百名工人。”
（《远速》，三十五号，载前引资料集1，第三十页）
上述证词说明，红?字会受日本军的委托，进行了掩埋遗弃尸体的工作，但不
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进行的，据许传音博士在宣誓口述中说：“南京陷落后第三
天，我进入市内。那是因为日本兵为商谈掩埋尸体事宜，来到了红四字协会。我出
去看看， 想了解情况究竟如何”（前引书1，第二十五页）。因此，可以认为是在
十二月十六日签订合同后立即着手掩埋尸体的工作。根据以前所记的掩埋情况表，
最初是在安全区内的清凉山后山掩埋了一百二十九具尸体。
在红?字会的报告――《日本军在南京屠杀中国老百姓和解除武装的
军人以及红?字会掩埋尸体的实际情况》（检证一七二八）――中可以看
到：“屠杀后，在南京及其近郊尸体堆积如山。红?字会方面说，为掩埋
这些尸体而要组织掩埋队。日本方面不同意，拖了大约有一个月时间。因
而在实际开始工作时，尸体几乎已经腐烂，变形，无法辨认”（前引书1，
第三八六页）。这可能是误传。
金陵大学非常时期委员会主席、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贝茨博士在远东国际军
事审判法庭上作证说：“大批中国兵在城外不远的地方投降，被解除武装，七十二
小时后，死于机枪的扫射下。事情发生在扬子江边。国际委员会为了掩埋三万士兵
的尸骸，雇用了工人。这是我们的劳动救济措施。投葬于扬子江中的尸体和用其他
方法掩埋的尸体， 数字无法统计”（《远速》，三十六号，载前引书1，第四十九
页）。这许多尸体并非由委员会自己掩埋的，恐怕是向红?字会提供经费，由红?
字会来从事这项工作的。在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致日本大使馆的公函中，似乎反映了
这一点：“星期二早晨，红?字会（根据该委员会指示进行工作的团体）出动卡车，
准备收容遗体时，卡车被夺走，出现了种种窘相，昨天被带走十四个进行掩埋工作
的工人。”（前引书2，第一二六页）
负责处理遗弃尸体的，不只是红?字会，另外还有慈善团体――崇善堂也组织
了崇字掩埋队，该队从昭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到十三年十月三十日共掩埋遗弃
尸体实际达十一万二千二百六十六具。这个数字也列在详细的“崇善堂掩埋队掩埋
尸体数统计表”中，它作为检察方面的证据（检证一七○三），在远东国际军事审
判时被提了出来，为法庭作为证据采用（前引书1，第三七六至三七八页）。
┏━━━━┳━━━━┯━━━┯━━┯━━━━┓
┃ ┃ 男 │ 女 │儿童│ 合 计 ┃
┣━━━━╋━━━━┿━━━┿━━┿━━━━┫
┃崇 善 堂┃109,362 │2,091 │ 813│112,266 ┃
┃红?字会┃ 42,942 │ 83 │ 46│ 43,071 ┃
┠────╂────┼───┼──┼────┨
┃ 合 计 ┃152,304 │2,174 │ 859│155,337 ┃
┗━━━━┻━━━━┷━━━┷━━┷━━━━┛
红?字会和崇善堂两个掩埋队所收容的遗弃尸体，总数达十五万五千三百三十
七具，其男女性别和儿童的分别统计，如上表所示。
红?字会和崇善堂的埋葬尸体记录，据说一部分被日本军发现后没收了。因此，
两个掩埋队的报告，作为检察方面的书面证据，曾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其
中所列处理尸体的数字，只是根据保存的记录（山冈繁：《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之
战争受害地区》，第十一页）。如果这是事实的话，两个掩埋队所处理的遗弃尸体，
其总数自然还要多得多。
红?字会和崇善堂列表所示尸体掩埋数的可靠性
红?字会掩埋队和崇字掩埋队的尸体掩埋统计资料，就其提出的情况而言，它
的可靠性不是无可怀疑的。因此，辩护方面最终提出如下论点：
前面提出的证据，是在日本军占领南京后，实际上是在十年后的一九
四六年调查所得的资料，不知道这种调查以什么样的资料为基础，尤其是，
要在十年后确定尸体的数字，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这里列举的数字，只能
说是完全想象出来的（中略）。
下面就这些证据所提供的数字，举例说明它是特意伪造的，是不可信
的。
据法庭证第三二四号的证词说：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至二十
八日崇字掩埋队共掩埋了四百零四具尸体，平均一天掩埋一百三十具。然
而，从一九三八年四月九日至十八日，在兵工厂、南花台等广大地区掩埋
了二万六千六百十二具尸体，平均一天掩埋二千六百具。如果将前后掩埋
尸体的情况比较一下，很明显，有其夸大和杜撰之处，难以令人置信。当
时，在日本军清理过的地区――雨花台一带，已是战斗后五个月了，自然
不存在这种尸体。在其他地方，如水西门一土坷、中山门－群马、通济门
－方山等等，也可以指出其类似的矛盾。
对红十字会的掩埋数来说，也可以指出如前所述的矛盾。例如，有说
一天处理六百七十二具尸体的，又有说一天处理九百九十六具尸体的，而
且突然说有处理四千六百八十五具（二月九日那天）的，有处理五千八百
零五具（二月二十一日那天）的。即使进行掩埋工作的工人人数有增减，
也不会出现那么大的差别，可以认为，那只是追求数字而已。
另外，在崇字掩埋队所列掩埋尸体的数字中，对所有被害男女和儿童
的人数都有适当减少的；尽管如此，在红?字会所列的数字中，都没有妇
女和儿童。当时，非战斗人员几乎已经逃走，没有人留在战场上，要是说
妇女和儿童介入了战场，那在常识上几乎也是不可信的。违反这种实际情
况的证据，只能理解为他们为日后便于伪造作准备。
再观察本表――它反映了有计划进行的尸体掩埋情况：红十字会从二
月十九日至二月二十二日，于下关鱼雷军营码头连续掩埋尸体，其间，于
二月二十一日掩埋了二百二十六具，但于十九日却掩埋了五百二十四具，
二十日只掩埋了一百九十七具，这是违反一般常识的，因为作为有计划进
行的掩埋工作，理应在头几天掩埋尸体多，以后逐渐减少。从煤炭港、兵
站处等其他地方的掩埋工作中也可以看出类似的矛盾（《远速》，四十二
号，载前引资料集1，第三七一至三七二页）。
尽管辩护方面是这样认为的，但这种看法究竟能否成为说明上述资料缺乏证据
的论证，那还是一个问题。疑问是并非绝对的。事实上是日本军命令这两个掩埋队
负责处理遗弃尸体，因而日本军队方面理当也保存着掩埋队所报告的资料。中国方
面虽大致推测日本军当局在战败时可能毁掉了这些资料，但肯定没有把握认为一定
销毁了。所以，中国方面不和能要危险的把戏，即向军事审判法庭提出可疑的证据。
◆ ◆ ◆ ◆ ◆
如果说以上只是消极性的反驳，那也可以。但从中可以看出有力的证据，它足
以彻底推翻辩护方面的批判。而且有趣的是，那些资料来自日本方面。
所谓那些资料，就是林田特派记者所写的一段消息，刊登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十
六日《大阪朝日新闻》的“华北版”上，标题是《南京通讯 第五章卫生之卷》。
在这段消息中还有一个标题，即《工作是整理尸体、控制瘟疫蔓延，防疫委员会也
四出活动》。这也是以前几乎未曾知道的重要资料，故将其有关部分如实介绍如下：
经战斗后，南京首先必须整理的是遗弃的敌人尸体。不知有几万具尸
体埋在壕沟里和小河中。尸体堆积如山，如让其遗弃在那里，就卫生和安
定人心而言，都有严重危害性。
于是，红?字会、自治委员会和日本山妙法寺所属的僧侣们携手合作，
着手进行处理。他们把腐烂的尸体装上卡车，同时口念“南无妙法莲华经”，
将尸体掩埋在一定的地方，但花费了相当多的物力和人力。他们忍受着令
人厌恶的臭气，日复一日地持续进行收尸掩埋工作，到最近为止，已在城
内处理了一千七百九十三具，在城外处理了三万零三百十一具。约花费用
一万一千元，出动了苦力五、六万人（旁注原文如此――译者）。但在城
外，山后还留着很多尸体，而且支出八千元左右，准备在盛夏来到前结束
尸体的处理工作（辩证二六九○〔未在法庭上提出〕 。全文见前引书1，
第三九三页）。
根据上述记录，红?字会、自治委员会和日本山妙法寺的僧侣们估计是在昭和
十三年三月底前处理尸体，城内有尸体一千七百九十三具，城外有三万零三百十一
具，合计达三万二千一百零四具。这里，看不到崇善堂掩埋队――据中国方面的资
料说，它曾掩埋遗弃尸体三分之二以上――的名字，是值得怀疑的。那是在开列掩
埋队队名时偶尔漏掉了崇善堂吗？还是在上述三万二千一百零四具中未包括崇善堂
掩埋队所处理的尸体？这都很难立即判断。为了研究这个问题，首先要从红?字会
和崇善堂两掩埋队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的明细表中，统计出这两个慈善团体
在昭和十三年四月初所掩埋的遗弃尸体数。
红十字会的掩埋队从昭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至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为止，
一在城内掩埋尸体一千七百九十三具（另外从十二月二十二日至翌年三月二十五日
为止，运往城外掩埋的尸体有一千九百八十六具），从十二月二十二日至翌年三月
二十七日为止，在城外掩埋尸体三万六千九百八十五只（其中一千九百八十六具是
从城内运往城外掩埋的），合计三万八千七百七十八具（另外，从六月三十日至十
月三十日为止，城内有四百零五具尸体被掩埋在城外；从四月十四已至五月三十一
日为止，城外有三千九百四十具尸体被掩埋在城外，合计四千三百四十五具。与四
月份以前掩埋的尸体合在一起，共四万三千一百二十三具）。
崇善堂的掩埋队从昭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十三年四月八日为止，在城内
掩埋尸体七千五百四十八具（另外，从四月九日至五月一日为止，有十万零四千七
百十八具尸体掩埋在城外。城内和城外合在一起，共掩埋了十一万二千二百六十六
县）。
在南京城内外，遗弃尸体的掩埋数归纳如下：
┏━━━━┳━━━━━━━┯━━━━━━━┯━━━━━━┓
┃ ┃ 红?字会 │ 崇善堂 │ 合 计 ┃
┣━━━━╋━━━━━━━┿━━━━━━━┿━━━━━━┫
┃三月份以┃ 城内 1,793 │ 城内7,548 │ 9,341 ┃
┃前 掩 埋┃ 城外 36,985 │ │ 36,985 ┃
┃ ┃ （计 38,778）│ （计7,548） │（计46,326）┃
┠────╂───────┼───────┼──────┨
┃四月份以┃ 城外 4,345 │城外 104,718 │ 109,063 ┃
┃后 掩 埋┃ │ │ ┃
┠────╂───────┼───────┼──────┨
┃ 合 计 ┃ 43,123 │ 112,266 │ 155, 389 ┃
┗━━━━┻━━━━━━━┷━━━━━━━┷━━━━━━┛
※崇善堂的数字，系四月八日以前的掩埋数。
我为了将它与刊登在《大阪朝日新闻》“华北版”上有关掩埋数作一比较，这
次首先整理了检察方面的书面证据――红?字会关于掩埋尸体的报告，其中城内一
千七百九十三具的掩埋数同前者的数字完全吻合，使人感到惊讶。而且，在城外的
遗弃尸体掩埋数，前者说是三万零三百十一具，后者说是三万六千九百八十五具，
两者的数字出入也不是很大。其中所相差的六千六首七十四具，可以看作是由南京
自治委员会和日本山妙法寺的僧侣们掩埋的。
总之，日中两国的资料所反映的遗弃尸体掩埋数，竟如此奇妙地相一致，由此
不妨认为，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的关于这一事件的书面证据，其可靠性得到
了确认。不管怎么说，辩护方面试图对红?字会掩埋尸体的情况进行常识性的批判，
显然是不恰当的。尤其是所谓“在红?字会所列的数字中，都没有妇女和儿童”云
云，是不是看错掩埋表了？还是弄虚作假？实在可笑。
尽管如此，崇善堂掩埋队从四月九日至五月～日仅二十三天时间里，在南京城
的南部和东部近郊掩埋了遗弃尸体十万零四千七百十八具，对此谁都有怀疑（该掩
埋队从十二月二十八日至翌年四月八日为止，在城内掩埋了七千五百四十八具尸体，
这有详细记录，可以说是证据确凿）。但数字也许稍有夸大，可决不能断定它是虚
构的资料。
正如前面所介绍的，《大阪朝日新闻》的“华北版”报道说，在三月底以前，
已总计雇用苦力五、六万人，花去费用一万一千元左右，掩埋了尸体三万二千一百
零四具（在此期间，另由崇善堂的掩埋队处理了尸体七千五百四十八具。自然还有
其他掩埋队掩埋的尸体），但还有许多尸体有待于掩埋。于是据说又拨款八千元，
“准备要结束处理尸体的工作”。如果说是八千元，它可以用来处理约二万四千具
被遗弃的尸体。凡是掩埋完了的尸体，合起来约有五万六千具。然而，说是二万四
千具，那也是个估计数，实际掩埋的尸体数，据说在十万具以上，这个数字也许是
令人吃惊的。
还有其他几个掩埋队
除红?字会和崇善堂的掩埋队外，还有其他几个掩埋队。根据远东国际军事审
判时的法庭证据《南京地方法院检察处敌人罪行调查》（检证一七○六）和《南京
慈善团体鲁?关于敌人大屠杀的报告》（检证一七○二），当时除上述两个掩埋队
外，另有下列三个掩埋队：
新河地区 掩埋二万八千七百三十具（掩埋者盛世征，昌开运证词）
兵工厂及南门外花神庙一带 掩埋七千余具（掩埋者芮芳缘、张鸿儒证词）
如山、马鞍、灵谷寺 掩埋三千余具（南京市长高冠晋之无主孤魂碑铭）
（《远速》，五十八号，载前引资料集1，第一四五、三七五页）
这三个掩埋队共掩埋尸体一万二千八百七十三具。如前所述，这一书面证据未
把那些掩埋数统计在红?字会和崇善堂的掩埋数内。其实，在这三处掩埋的情况中，
除了由南京市长所说掩埋一例以外，估计其他两处的情况都包括在红?字会和崇善
堂的掩埋队所处理的数字中。
检证一七○二就芮芳缘掩埋尸体的情况作了这样的记述：“从沙州圩
出发前往避难逢中，他看到许多尸体，就亲自协助进行尸体掩埋工作。当
时，红?字会给他一面该会的旗帜，委派为第一区公所的救济队。芮集中
了三十余名居民，组成一个义务团体，奋不顾身地进行尸体掩埋工作。从
阴历十一月六日开始工作，一直工作了四十天以上。”
此外，人们知道还有两个队进行尸体掩埋工作。一个前面已经提到，即国际委
员会雇用工人掩埋了三万余具尸体；另一个可从黄俊乡的宣誓口述（检证一七三三，
未在法庭上提出。 此人的住址、 年龄和职业等情况不明）中了解到：“由陶锡三
（他兼任地方维持会会长）任会长的南京赤十字会曾组织掩埋队，掩埋的尸体超过
六万具” （前引书1，第三八四页）。这些情况在前面南京地方法院的调查报告中
所列举的掩埋者分别掩埋的数目中，未见反映。贝茨博士所说国际委员会的掩埋数，
估计已包括在红?字会的掩埋数中，前面已有叙述（见第一八八、一八九页）。黄
俊乡所说南京赤十字会的掩埋数，实在太多，这可以理解为，它可能包括了崇善堂
的掩埋数。还有，赤十字会与红?字会名称相似，因此它与后者搞错，夸大了掩埋
数，这点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无论如何，必须注意的是，中国的检察方面虽然准备
了这一宣誓口述，但未曾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向法庭提出。
对死亡者（包括战死者）总数的估计
如果把前面所列举的遗弃尸体的掩埋情况合计一下，可达二十六万具。其中，
仅就南京地方法院的调查所得而列举的情况来看，合计掩埋了十六万七千二百十多
具尸体。除去其中可能认为是重复计算的部分，具体情况如下：
红?字会 掩埋四万三千零七十一具
崇善堂 掩埋十一万二千二百六十六县
南京市长高冠吾 掩埋三千具
合计 掩埋十五万八千三百三十七具
这就所以出现被掩埋的尸体达十六、七万具这个数字，但掩埋者自然不只是这
一些。当然，也有一些尸体是为亲友、熟人和日本军所掩埋的。日本军掩埋尸体的
情况， 可见第4节《概况》中介绍的冈本健三的证词。红?字会和崇善堂的掩埋队
府处理的尸体，妇女和儿童少，这也许是因为日本军和市民掩埋的尸体多系妇女和
儿童。
虽说掩埋了十六、七万具尸体，但似乎并不等于说所有被遗弃的尸体全都已经
处理完毕。逃离上海，去四川省峨眉山的从军僧释神仙和尚途经南京时，据说是在
昭和十四年夏天，即大屠杀后一年半时间。当时，那里屠杀后的痕迹还历历在目，
小河被尸骨埋没了（太平洋战争研究会：《太平洋战争记录：最前线情况异常・29
・对日本军的暴行深感悲叹而逃离出走的从军僧》，载《朝日艺能》，一九七一年
七月二十二日号）。
被投入在小河和池塘里的尸骸其善后处理进展很不顺利。对此，当时
在驻南京大使馆工作的下田武三曾以他自己的切身体验写了随笔刊登在
《每日新闻》上，他说：“我曾去池边钓鱼，因断线而未能钓成，于是就
回到使馆。这时，在使馆里工作的一个少年得知情况后就告诉我说，在南
京，池底里都是被日本军杀害的无数妇女、老人和儿童的尸体，现在都已
化为尸骨，堆叠在池底，如果钓钩与这些尸骨缠在一起，可能钓竿上的线
会被拉断。”下田觉得可怕，从此以后就不再去池边钓鱼了（羽仁五郎：
《南京事件的本质》，载《日中战争史资料》，附录二，第四页）。
然而，应该说，并不是所有被害者的尸体都被掩埋了。因此，要计算死者的总
数，还必须加上几万名。在被害人中，有的被枪杀后投入了扬子江，有的虽然逃出
北门和南门，但是他们在准备乘船和筏渡过扬子江时，却被机枪扫射而死。
以上合计，因日本军占领南京而牺牲的中国军民，不下于二十万人。
可是这还不能作为一个行政区的整个南京市内死亡者的总数。 正如第3节（第
七十页以下）所介绍的那样，从下关指着扬子江往下走，在幕府山后的大湾子（离
南京城墙四公里）、燕子矶即观音门（离南京城墙七公里）、乌龙山后（离南京城
墙五公里）、巴斗山附近（燕子矾与乌龙山之间）等地区，也有大量被害者，到底
各有几千或几万，确切的数目不清楚，但那是事实。关于这些事件的证据，既未在
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来，也无迹象表明已准备了书面证据，但这些情况不容忽
视。我认为，这是今后日中两国的研究工作者必须合作起来再进行调查的问题。
中华民国首都地方法院于一九四六年一月编制了“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掩埋地点”照相册，准备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作为检察方面的书面证据
（一七○一） 提出来（但未向法庭提出） 。下面所列情况，是从其说明
（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1， 第三八六至三八九页）中整理出来的。尸体的
掩埋数根据红?字会和崇善堂的掩埋情况表。掩埋的地点据说是全部掩埋
地点的四分之一。
（墓地） （掩埋遗体） （掩埋者）
1 阴阳营 北秀村 三百三十七具 红?字会
2 阴阳营 南秀村 六百六十二具 红?字会
3 古林寺山后 二百九十三具 红?字会
4 阴阳营南秀村金陵大学农场 一百二十五具 红?字会
5 上新河二道杆子 八百四十三具 红?字会
6 韩家巷西仓山 一百五十九具 红?字会
7 汉中门外二道杆子 一千一百二十三具 红?字会
8 上新河凤凰街附近 二百四十四具 红?字会
9 上新河二埂 八百五十具 红?字会
10 南京鱼雷军兵营附近 二万余具 红?字会
11 上新河棉花堤 一千八百六十余具 红?字会
12 上新北河口空地 三百八十具 红?字会
13 从下关主塔桥下永清寺边到草鞋峡石榴园治山根一带 五百余具
红?字会
14 中华门外望江矶一带 五百五十余具 崇善堂
15 中华门外普德寺附近 六千四百六十八具 崇善堂
16 中华门外望江矶高辇柏村 六百二十七具 红?字会
17－20 中华门外普德寺附近 二万六千六百十二具 崇善堂
21 莫愁湖广州公墓墓地附近 近二百七十二具 红?字会
另外，从崇善堂的掩埋情况来看，不少掩埋地点选在城墙下。
中国方面关于死亡人数的种种见解和在东京审判时判决书中所列数字
在南京大屠杀中，南京城内外（并非作为行政区的南京市整个城市）的被害人
数，据推算，不下于二十万人，这中间，当然包括相当数量的战死者。这些被害者
的详细情况，将在后面进行考察，现在先介绍一下中国方面对惨遭屠杀的人数有什
么看法，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又是怎么说的，并试对这些数字作一番研究。在日
本方面，也有一种倾向，说什么被害者是数万人，或一、两万人，但毫无根据，对
这种不负责任的话，这里不值一提。
首先，对中国方面的见解列举两、三个例子。
南京战犯军事法庭对前中将谷寿夫判决说（郭歧：《南京大屠杀》，一九七九
年出版，第二二一页）：
在中华门外花神庙、宝塔桥、石观音、下关、草鞋峡等地，被集体枪
杀的军民十九万余人
遭零星屠杀，其尸体由慈善团体掩埋者十五万余人
受害者总数三十万人以上
在《南京地方法院检察处敌人罪行调查报告》（检证一七○六。《远速》，五
十八号，载前引资料集1，第一四三至一四六页）中说：
一、确定为受害者三十万人
情况未得到确证者二十万人
二、被集体屠杀者二十万余人
三、受害者的确切数字三十四万人
被强奸和拒绝被强奸后惨遭杀害者二、三十人
被捕后生死情况下落不明者一百八十四人
四、被屠杀者二十七万九千五百八十六人
上海发行的日文报纸《改造日报》（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根据岛田胜
己：《进攻南京与屠杀事件》〔人物往来特辑〕，一九五六年六月号）说：
被第六师团屠杀者 二十三万人
被第十六师团屠杀者 十四万人
被第九师团屠杀者 六万人
合计 四十三万人
上面这些数字，根据不足，因而虽很遗憾，但应当说其缺乏可靠性。中国归来
者联络会代表团于一九六五年访问南京时，据说当地对外文化协会汪良作了这样的
说明：“当时在南京被屠杀的人数，据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统计，约二十万人。国
民党发表的数字约三十万人。但据后来国民党提出的犯罪调查报告中发表的数字有
三十九万人，也有五十万人。于是，人们议论纷纷，认为被屠杀的人数太多了。但
从统计数字看来，屠杀三十万人是具体报告中的数字，有犯罪调查统计的正确资料
根据。 所谓三十九万人、 五十万人的说法，没有根据，是估计数字”（山冈繁：
《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战争受害地区》，第七页）。汪良说；根据犯罪调查统计的
正确资料，被屠杀的人总数为三十万人。汪良还向访问团的人谈到了中国军民在燕
子矶遭受大屠杀的情况，因而可以认为，他所说的三十万人似乎包括这部分被屠杀
的人数。在南京整个城市，被害者的总数说是三十万人，或南京地方法院所列举的
数字――三十四万人，似乎可以说接近实际的数字。
◆ ◆ ◆ ◆ ◆
那末，在东京进行的远东国际军事审判中，是如何看待在南京事件中被害的总
人数的？在判决书中所写的要点如下：
南京被占领后，在最初两、三天中至少有一万二千名中国非战斗人员
――男女和儿童惨遭杀害，在占领后一个月中，在市内大约发生了两万起
强奸事件。日本军还说要扫荡已成为一般老百姓的中国兵，有二万名已到
服兵役年龄的中国男子遭到集体杀害，而且日本军还屠杀了三万多名俘虏。
另外，从南京逃难出来的市民中，有五万七千多名被日本军追上后，收容
起来，他们备受饥饿和刑讯，大部分终于死亡，而活下来的多被机枪和刺
刀杀害。
这样，远东国际军事审判的判决说南京事件的被害者总数约为十二万人，但该
判决书还接着这样说：
据后来估计，日本军在占领南京后的最初六个星期的时间里，在南京
及其附近被杀害的普通老百姓和俘虏，总数在二十万名以上。这些估计并
不夸大，那可以从掩埋队以及其他慈善团体所掩埋的尸骸达十五万五千具
这一事实得到证明―…・这些数字没有把被日本军焚烧后丢弃的、投入扬
子江的以及用其他方法处置的许多人计算在内（《远速》 ，载前引书1，
第三九六页）。
关于屠杀的人数问题，判决书的前半段说：被杀害的包括男女和儿童非战斗人
员有一万二千名、抓便衣兵时遭害的有二万名、俘虏被杀三万多名，合计六方名以
上。尤其是来到近郊避难的市民有五万七千名，他们有的饿死，有的被屠杀。
在占领南京后的两、三天时间中，至少有一万二千名非战斗人员――男女和儿
童惨遭杀害，这可以从前面介绍的金陵大学教授贝茨博士的证词，以及在后面介绍
的南京同际救济委员会在《南京地区战争受害情况》中所作注释推测（参照本书第
一八五页）。可是博士说的，不像判决书所指出的那样，在时间上局限于最初的两、
三天中。贝茨博士还作证说：被杀害的非战斗员一万二千名这个数字，是在安全地
区及其附近调查结果所获知的，日本兵还在市内外杀害了许多人，但无法调查这些
情况，而在前面提到的被害人数中，自然不包括俘虏，也不包括虽系一般老百姓却
被错当作穿上便衣的散兵的人。
日本兵抓便衣兵时杀害的两万名这个数字，似乎也可以认为是根据美国驻南京
副领事埃斯皮的报告（参照本书第一一六页），从占领南京时估计的便衣兵的数字
以及日本军残酷处置便衣兵的方针看来，说被害者达两万名这个数字，似乎决不夸
大。
三万名以上俘虏被杀，这恐怕是根据贝茨博士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法庭上的证
词，他说曾雇用工人掩埋了中国军队的士兵遗体三万具，由于那掩埋工作本身是由
红四字会负责的（参照本书第一八八、一九八页），可以推测，这三万具不仅仅是
士兵的尸体。不过，即使认为被屠杀的俘虏总数在三万名以上，也未必能说是言过
其实。
不过，在该判决中说逃到郊区避难而惨遭杀害的市民为五万七千人，这一点是
有问题的。很明显，那是基于前面列举的中国人鲁?的证词――见向远东国际军事
审判时提出的书面证据。据他说，“国军及难民男女老幼合计五万七千四百十八人”
被封锁在幕府山附近四、五个村庄里，许多人冻死饿死，其余都在草鞋峡被枪杀。
但这一证词中所说的五万七千四百十八人的被害人数存有疑问。因在大屠杀时，鲁
?脱离危险地区而目击了现场，他是从什么地方获知如此大量被屠杀的情况的？这
点全然不清楚（参照本书第四十二页）。
下面是在判决书的后半段中所说的关于南京事件的被害人数。
如前所述，在判决书中所指出的收葬遗弃尸体十五万五千具，这是红?字会和
崇善堂两个掩埋队所掩埋的数字（除此之外，也有几个掩埋队记录了有关尸体掩埋
情况，这些掩埋队也掩埋了十万零三千具尸体。但可以认为，其所掩埋的数字多半
已包括在上述两个掩埋队的掩埋数中）。如果认为这十五万五平具尸体掩埋数确实
可信，再加上其他被掩埋的尸体、屠杀后被投入扬子江的尸体、被投入池塘里和小
河中的未掩埋的尸体、在扬子江渡江撤退时遭日本军扫射而全部死亡的等等，那就
达二十万人，可见在判决书中所说的“日本军在占领南京后的最初六个星期的时间
里，在南京及其附近被杀害的普通老百姓和俘虏，总数在二十万名以上”这个数字，
未必夸大。在明华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中也说是屠杀二十余万人。
所谓“大宅考察组”也于一九六六年九月访问南京时，据该市对外文
化协会秘书长夏理亚说，从日本军入城的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起至到
年二月为止，三十万名中国人惨遭屠杀（《大宅考察组访华报告》〔《每
日星期周刊》，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日临时增刊〕，第七十八页）。
死亡人数中之军民比例
据估计，死于南京城内外的中国军民不下于二十万人，但这二十几万名死亡者
并非都是被屠杀的。他们自然包括许多战死者。前面已经谈了这样几种情况：在城
南雨花台激战后，撤退时有两、三万（？）中国兵在第六师团等的扫射下倒了下去；
从城西莫愁湖到扬子江岸边一段地带，许多中国兵也被第六师团的装甲部队歼灭了
（当时连累了许多普通老百姓）；还有多达数万（？）名的中国兵在扬子江渡江撤
退时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参照本书第二十六至二十八页）。
死于这种情况的中国兵，日本方面把他们看作为正当的战斗行动所引起的的，
但中国方面却认为是大屠杀。由于两方面解释不同，故在战死者与被屠杀者的数字
对比上有出入。这点姑且不谈，现对死亡者的类别作一研究。详细 情况如下：
一、因为是俘虏乃至散兵（所谓便衣兵）而遭集体屠杀者，以及被追
得走投无路而停止抵抗但仍遭扫射以致被全部歼灭者；
二、普通老百姓在南京陷落时成为日本军扫荡战的受害者，抓“便衣
兵”时受牵连而被强行拉走处置者，以及成为日本士兵疯狂屠杀的受害者；
三、在南京保卫战中战死者，以及一起撤出阵地或渡江撤退时受到扫
射而落得了被歼灭的悲惨命运者。
尽管可以分为上述三类情况，但其实际的死亡人数分别到底有多少？不消说情
况不确切，就是三者之间的比例也很难计算出来。
◆ ◆ ◆ ◆ ◆
要是提起南京普通老百姓在暴行事件中被屠杀的人数问题，可以考虑与此有关
的三个数字。其中之一是南京占领后第十一天，即从十二月二十四日至翌年一月五
日为止在全市人民中进行查问时，有十六万中国人进行登记这个事实（参照本书第
一○一、一五一页）。其中未包括十岁以下的儿童和老妇，如果加上他们的数字，
可以推测，清除散兵后的南京住有市民近二十万人。当日本军开始攻击南京时，据
说留在城内的市民是二十五万人乃至三十万人。如果是这样的话，所相差的十万人
乃至五万人，就是被屠杀的。不过，留下来多少人，实际数字不清楚，因而这种倒
轧帐的算法也许不太正确。
再有一个数字是日本军发表的关于中国军队的遗弃尸体数。举行南京入城式的
第二天――十二月十八日，日本军发表说：“敌人的遗弃尸体不下于八、九万具，
俘虏达数千人”（参照本书第九页）。十二月二十七日又发表说，十万中国车队约
有八万伤亡。其中遗弃尸体五万三千八百七十四具（南京日本会议所编：《南京》
〔昭和十六年出版〕，第六二六至六二七页。华中派遣军报道部编: 《南京战迹指
南》，第五至六页）；十二月二十九日发表说，遗弃尸体八万四千具。还有一个数
字是前面已作介绍的，即南京宪兵分队队长、栎派短歌[1] 作家崛川静夫大尉所吟
咏的：“弃尸八万，令人惊叹，有口难言。”（参照本书第六十五页）
十二月二十九日所发表的，是说保卫南京的中国军队总数为十万人，其中约有
八万人伤亡，即出现了战死、受伤和被俘等情况，遗弃尸体约有五万四千具。从全
部军队十万人中扣除八万人左右的伤亡数，剩下两万人是否就是脱逃者？伤亡八万
人左右与遗弃尸体五万四千具左右，相差二万六千，这个数字是否就是受伤者和俘
虏？当时据说有四万二千人被俘，但实际活下来的不但没有二万六千人，而且包括
受伤者在内，不过只有数千人而已（参照本书第九至十页）。
有人曾作过这样计算，但遗弃尸体五万三千八百七十四具，其零数是摆摆样子
的，仍还存在疑问。前后发表的八、九万具或八万四千具遗弃尸体的数字，可能亦
有类似情况。我看，日本军发表的数字等等可以认为是不太正确的。如果把普通老
百姓的死亡人数加在一起，遗弃尸体数与尸体掩埋数约十六万具便就一致了。
第三个数字，是上述日本军发表的保卫南京的中国军队的伤亡人数。据说防卫
南京的军队总数为十万人，其中伤亡八万人。假定说十万军队全部被歼，那末估计
得保守些，死亡总数二十万人地还相差十万人，而这十万人数字，可看作是普通老
百姓遭受屠杀的数字。然而，日本军发表说保卫南京的军队总数为十万人，这毕竟
还是一种估计，实际数字也许要多得多。如果这样，市民的被害人数当然要相对减
少。中国方面认为，保卫南京的军队是由十三、四个师组成的。
据中华民国国防研究院编写的《抗日战史》（一九六六年出版）说，
首都卫戍司令唐生智所属的南京守备部队由第二军（第四十师、第四十八
师）、第六十六军（第一五九师、第一六○师）、第七十一军（第八十七
师）、第七十二军（第八十八师）、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一师、第五十八
师）、第七十八军（第三十六师）、第八十三军（第一五四师、第一五六
师）、教导总队、第一○三师、第―一二师等组成（第五十四页）。
自然，通过倒轧帐的算法，未必能够确切知道普通老百姓遭受屠杀的人数。但
从上面所说的情况可以推测，把被屠杀的普通老百姓与士兵死亡人数相比，如战死
的、退却时被机枪扫射致死的、俘虏和在潜伏时被逮捕的散兵（便衣兵）遭到集体
屠杀的，其数字大致各占一半。两方面分别不下于十万人。在南京，军民的死亡情
况远远超过当时留在南京的外侨们的推断。把普通老百姓的死亡人数推算为十万人，
或许有点估计过头，应该视为七至八万人。即使这样，相差的两、三万人，应该加
在士兵的死亡人数中。
关于普通老百姓的死亡情况，秦郁彦有一个数字估计，这里想介绍一下。秦的
推算虽没有提出依据材料，但说是一万二千人至四万二千人，这个数字是有幅度的
（《日中战争史》，第二八五页）。
关于屠杀普通老百姓六千人问题的记录
对此问题有一份记录，这就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后身――南京国际救济
委员会的调查报告： 《南京地区战争受害情况》 （War damage in the Nanking
area， December，1937 to March, 1938.Urban and rual survey, by Dr.Lewis
Strong Casey, Smythe and assistants, on behalf of the Nanking
International Relief Committe, completed une, 1938. Shanghai, the
Mercury Press, 1938.table 4.）。根据该调查报告，日本军占领南京时，市民死
亡、被强行拉走（据推测，大半被杀）和受伤者的人数估计如下（洞富雄编前引资
料集2，第二五四页）：
因士兵的暴行而致死者二千四百人，被强行拉走后杀害者四千二百人，合起来
共为六千六百人。这个数字告诉我们，死亡中的市民人数之多是出乎意料的。可是，
基于实地调查的救济委员会的推算，在调查方法上是有问题的。
┏━━━━━━━━━┳━━━━━━━━━━━━━━━┓
┃ 时 间 ┃ 死亡原因 ┃
┃（1937～1938） ┠────┬─────┬────┨
┃ ┃军事行动│士兵的暴行│情况不明┃
┣━━━━━━━━━╋━━━━┿━━━━━┿━━━━┫
┃12月12日以前 ┃ 600 │ ／ │ ／ ┃
┃12月12、13日 ┃ 50 │ 250 │ ／ ┃
┃12月14日～1月13日 ┃ ／ │ 2,000 │ 150 ┃
┃1月14日～3月15日 ┃ ／ │ ／ │ ／ ┃
┃时间不明者 ┃ 200 │ 150 │ ／ ┃
┠─────────╂────┼─────┼────┨
┃合计 ┃ 850 │ 2,400 │ 150 ┃
┠─────────╂────┼─────┼────┨
┃12月13日以后发生 ┃ │ 89 │ ┃
┃暴行件数比率（％）┃ │ │ ┃
┗━━━━━━━━━┻━━━━┷━━━━━┷━━━━┛
注：“军事行动”指轰炸炮击和战场上的枪杀。
┏━━━━━━━━━┳━━━━━━━━━┯━━━┯━━━┯━━━━━┓
┃ ┃受伤原因 │被强行│伤亡者│因士兵的暴┃
┃ 时 间 ┠──┬───┬──┤拉走者│总 计│行而伤亡者┃
┃ （1937～1938） ┃军事│士兵的│情况│ ① │ │比率（％）┃
┃ ┃行动│暴行 │不明│ │ │ ┃
┣━━━━━━━━━╋━━┿━━━┿━━┿━━━┿━━━┿━━━━━┫
┃12月12日以前 ┃ 50 │ ／ │ ／ │ ／ │ 650 │ ／ ┃
┃12月12、13日 ┃ ／ │ 250 │ ／ │ 200 │ 550 │ 91 ┃
┃12月14日～1月13日 ┃ ／ │2,200 │200 │3,700 │4,550 │ 92 ┃
┃1月14日一3月15日 ┃ ／ │ ／ │ ／ │ 250 │ ／ │ ／ ┃
┃时间不明者 ┃ ／ │ 600 │ 50 │ 50 │1,000 │ 75 ┃
┠─────────╂──┼───┼──┼───┼───┼─────┨
┃合计 ┃ 50 │3,050 │250 │4,200 │3,750 │ 81 ┃
┠─────────╂──┼───┼──┼───┼───┼─────┨
┃12月13日以后发生 ┃ │ 90 │ │ │ │ ┃
┃暴行件数比率（％）┃ │ │ │ │ │ ┃
┗━━━━━━━━━┻━━┷━━━┷━━┷━━━┷━━━┷━━━━━┛
注①：这些被强行拉走者，大半全然下落不明。
这种调查方法是对一九三八年三月住在南京的市民，在每五十户房子中挑选一
户进行调查，然后对此调查结果所得的数字以十倍计算，就得出上述这个数字。这
里有个说明，即所指的房子“有时是在一个门牌号里住有几户的公寓和房屋，但决
定以‘房子的一个门牌号’为一户计算。三月间，许多出入口被封锁，要了解哪一
家有人居住，稍微有些困难，结果也许漏掉了若干家”（前引书，第二一七页）。
关于房屋的计算方法，据说是这样的：“街区的门牌号合计是三万九千二百个，其
中三万零五百个在城内，八千七百个在城外”（前引书，第二二八页）。这一街区
的门牌号可能不就是房子的门牌号之误吗？然而，这种调查方法果能得出接近事实
的推算吗？。
我认为这样调查太粗略了。加之，在南京城陷落时，由于扫荡，在城内外有的
全家老少死于非命，也有一个地区的人成群结队地外逃，聚集在比较远一点的山地
和江岸，结果遭到集体屠杀，这些情况当然未算在上述统计调查内。因此，在上表
所示十二月十三日以前的伤亡者一千二百人，只不过是当时一般死亡的市民人数之
几十分之一而已。
国际救济委员会本身也意识到这一点，认为根据他们推算出来的市民的死亡数
大大少于实际情况。因此在其调查报告中加了一个注：“仔细统计掩埋在市内和城
墙附近一带的尸体，有一万二千名普通老百姓死于暴行。其中不包括手无寸铁或被
解除武装的数万名中国兵。”（前引书2，第二二三页）
但在此一万二千名这个数字中也是有疑问的。当时，救济委员会成员、金陵大
学贝茨博士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作证，也提出一万二千名这个数宇，但正如已经
介绍的那样， 这只是在安全区及其附近调查结果所获知的情况， 并在附言中说；
“其他，在市内还有许多人被杀，但我们无法调查被杀的人数。另外在市外也有很
多人被杀。”（参照本书第一八五页）
贝茨博士除提出上述数字外，还说：从掩埋尸体的情况来看，在南京城内外被
屠杀的非武装人员不少于四万人，其中百分之三十左右系普通老百姓，其他为士兵
（“便衣兵”）。
贝茨博士所说四万名中的百分之三十，与前面提出的一万二千名这个数字相一
致。其余二万八千名，自然相当于国际救济委员会的报告中加注所说的数万名这个
数字，但前者只是便衣兵，后者的人数是便衣兵和俘虏合在一起。总之，把一万二
千名看作为普通老百姓的死亡者，这点，双方是一致的。但如前所述，贝茨博士并
不认为这是被害市民的全部人数。贝茨博士还认为，得出这个数字是“斯迈思教授
和我”经过种种调查、观察后所下的“结论”。而且贝茨博士和斯迈思教授都说，
那是根据掩埋尸体的情况推算出来的，另一方面又说：全部数字“无法调查”。
再重复一遍。斯迈思教授和贝茨博士推算，死亡的普通老百姓为一万二千名，
“便衣兵”为二万八千名（或便衣兵和俘虏合计为数万名）。自然，非武装人员的
被遗弃尸体共为四万具。然而，他们都没有就至关重要的遗弃尸体的掩埋情况作详
细的叙述。如前所述，根据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的确凿证据材料，共掩埋了
尸体二十多万具，但他们未触及到这一点。他们基于掩埋的情况，如何“仔细推算”
而得出这个数字，即非武装人员尸体四万民，其中普通老百姓的尸体一万二千具？
这还是个问号。我们未曾听说在掩埋的尸体数中有非武装人员和武装人员之分类统
计。
很明显，我认为上面所说的关于死亡人数的推算，基于国际救济委员会所作的
对当时南京市民之特殊统计调查也好，还是根据领导该调查工作的斯迈思教授在调
查报告中加注所说的情况也好，都不很正确。还可以知道这样一个事实：该调查报
告推算，女尸只不过六百五十具，可是仅就两个大掩埋队所处理的十五万五千三百
三十七具尸体的情况看来，其中女尸就有二千一百七十四具，另外性别不明的儿童
尸体有八百五十九具。
就是在进行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检察方面也未把此调查报告作为证据材料提
出来。这可能是由于不承认它的资料价值。再说，从被告看来，该调查报告倒是于
他们有利的证据，不过辩护方面未曾把它作为书面证据提出来。因为连辩护方面也
认为，该资料所反映的数字，其可靠性是有疑问的。
日本战败后不久，中国发表了关于在日华战争中初期损失的调查报告。
韩启桐编著的 《中国对日战争损失之估计（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三年） 》
（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丛刊第二十四种，一九四六年一月出版）
就是这样一类调查报告。他说，在南京市及其附近五个县的死伤居民达三
万七千八百二十八。这个数字是在《南京地区战争受害情况》中之第四表
和第二十五表所示南京市及其附近四、五个县的死亡人数的合计，即南京
市三千四百人，被强行拉走四千二百人，受伤三千三百五十人，共一万零
九百五十人；附近四、五个县二万六千八百七十人。附带提一下，中国方
面对“随便”发表上述数字――作为官方公布的数字――感到为难。
《南京大屠杀》(6)(zt)
7 南京暴行事件的责任
日本军在中国首都南京犯下的严重暴行事件， 分为集体屠杀俘虏、 散兵――
“便衣兵”和对普通老百姓进行屠杀、强奸、掠夺和放火，有必要追究其责任。
“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进入南京城，是在大半俘虏和“便衣兵”
已被处置以后，但进城后，抓散兵的活动仍在继续进行。那末，是谁下令干下那种
暴行的？
军部关于不按国际法处理俘虏问题的决定
不言而喻，杀害俘虏是国际法所不允许的。然而，日本军部在日华战争开始时
就作出决定，无视这样的国际法精神。
根据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对前中将武藤章所进行的讯问调查记录，武藤回答
说，由于日华战争是不宣而战的“事变”，所以“决定对被捕的中国人不作俘虏处
理” （《远速》，四十四号，第十九页，载洞富雄编：日中战争史资料8《南京事
件》 1，有缺漏）。这可以解释为对待俘虏问题不受国际法的约束，这是个残酷的
决定。让我们来看看它的具体表现吧！
在华中方面军司令部侵占苏州前，参谋部根据松井总司令官的命令作出如下决
定，那就是四项“关于进攻南京城的要领”和五项“关于进攻南京城以及入城的注
意事项”，并于十二月八日向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司令部作了传达。在决定这些命
令和训示时，曾就国际法和国际惯例问题听取了斋藤良卫博士的意见，但都丝毫没
有谈到对待俘虏的问题（前华中方面军情报参谋中山宁人宣誓供词〔辩证一三四五〕，
《远速》，二一四号，载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1，第二○一至二○二页）。
就这样，华中方面军司令部从未就对待俘虏问题发出过任何指示。检察方面在
向证人中山提出反问时，并未特别抓住这一点，但他提起前面谈到的武藤章的证词，
并谨慎地表示同意武藤的说法。对此，证人中山认为武藤大佐所说的情况涉及国际
法问题，并回答说：“日华事变是非常不幸的战争，其性质也极为复杂。所以我认
为，在对待俘虏问题上自然也未能按照国际法正式执行，但在当地，俘虏的待遇事
实上是基于国际法精神处理的。 ”（《远速》，二一五号，载前引书1，第二五一
页）
前华中方面军参谋只能作这种含意暧昧的回答。证人中山在宣誓供词中就俘虏
问题这样写着说：“听说在南京约有五千俘虏，这些俘虏未被屠杀，根据两军报告，
已适当把他们释放到扬子江对岸。”收容五千名左右的俘虏这可能是事实，但说是
另有人在扬子江对岸被释放，这毕竟是不可信的。事实证明，数万俘虏和散兵遭到
了集体屠杀。
军部中央和华中方面军司令部不按照国际法精神对待俘虏，不知道是不是考虑
到这样一个问题：不想让俘虏享受与原来当军人时所处地位相应的待遇。但如果说
不遵循国际法，自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下级的解释是不承认有俘虏存在，就是说，
即使屠杀俘虏也无妨，不，毋宁是要把他们斩尽杀绝。事实上，各军采取了屠杀俘
虏和散兵的方针。即使在未曾指明如何对待俘虏问题的华中方面军司令部里，许多
参谋的观点也可能是一致的。
然而，人们认为松井总司令官的想法没有那么残酷。在反问中，当问起枪杀散
兵（所谓便衣兵）不正是华中方面军的方针时，证人中山回答说：“绝对没有这回
事。”然后，他又说：“不仅没有这回事……在南京入城时，松井司令官如何朝着
这一方向（应同中国民众和平提携的信念。――洞富雄注）进行了努力，现在想来
也深为感动。”可以推测，这是在暗示在南京陷落后第四天入城的松井大将获知数
万俘虏和散兵遭到屠杀的事实后大吃一惊，想方设法予以制止。
屠杀俘虏和散兵是根据军部命令或师团长命令执行的，这一事实容后再谈。下
面要简单叙述的是当时军部中央的状况： 它越发傲慢， 竟然在并非“事变”而是
“战争”之际没有明文规定要遵守国际法，虽然这有点离开了现在所要叙述的问题。
没有提及遵守国际法的宣战诏书
在日清战争（指中日甲午战争――译者）的宣战诏书中有这样一句话：“若只
要不违反国际法，希与各权限相应地竭尽全力，决无遗憾。”另外，日俄战争的宣
战诏书说：“希于国际条规内竭尽全力，决无遗憾。”这些都把日本军队和国民的
战争行为限于国际法的许可范围内。然而，这次“大东亚战争”（即日本帝国主义
发动的太平洋战争――译者）的诏书却根本没有提到这一点。
对此，竹内好[1] 说：“也可以认为，它早已无须顾虑强国监视之目光，因而
自然遗漏了。另一方面，不必要地强调‘目存自卫’，与此相关，要‘冲破一切障
碍’，其‘障碍’可以理解为包括现有法律秩序在内”（《日本和亚洲》，第一七
八页）。井上清[2] 也解释说，践踏国际法，准备在宣战以前进行偷袭（偷袭珍珠
港），所以不可能把遵守国际法的内容写入诏书（《天皇的战争责任》，第一五二
页）。
宣战诏书所以没有提到遵守国际法问题，认为是“自然遗漏”，这也是一种看
法。其实并非如此，有确凿的证据说明，这种遗漏是有意识的。这方面的事实根据
是：东条英机在诏书的草案中曾用铅笔写上了关于旨在遵守国际法的内容，该草案
现收藏在防卫厅的战史室里。这是来自可靠方面的说法，确凿无疑。如果是这样的
话，未提到国际法不能说是自然遗漏，而是无视东条的修正草案。
如果确有上述东条的修正案一事，井上所认为最合理的解释似乎也存在问题了。
根据竹内好的说法，应该认为，军部中央显然抱有一种可怕的想法：要冲破国际法
这一现有法律秩序。这不仅是军部中央的想法，而且也可以看作为天皇的想法。我
认为，天皇可能是在充分研究了“迄今为止的诏书”的基础上（木户幸一[3]语），
不加修改地、原封不动地同意了这个原来的草案。
无疑中央在开始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时就有这种想法。如果这样，那就理所当
然地会导致当地军队的军纪败坏。于是，对诸如发生南京事件那样的事件，并且世
界各国纷纷指责当地军队，中央自然不会严厉处置应负责任的指挥官，而是采取补
救办法了事。
军部是否发出过关于全部杀光的命令
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的司令官、各师团的司令官在集体屠杀俘虏、散兵中有何
牵连？让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关于日本军指挥官在南京事件中的责任问题，在《周刊文卷》一九六五年二月
二十二日号上有一则报道，从中可以了解新鲜的事实。报道是根据大宅壮一和当时
众议院议员、自民党的一个单枪匹马的人――宇都宫德马所进行的一次座谈。据说，
这个众议院议员之父、陆军大将宇都宫太郎和松井石根、本庄繁[4] 两大将等人一
起，在中国革命时支持了新兴势力，是军部内的“南方派”的一个人物。大宅和宇
都宫两人曾谈到了关于处决战犯松井大将的问题，他们的对话如下：
大宅：松井大将真可悲！竟被绞死……。南方派少了一个人，实在可
惜。
宇都宫：我同松井家有交往。后来在电车上碰到过他的夫人。“我想
参加共产党……”夫人发起火来说道。松井君是南京屠杀的负责人，但在
事件发生的时候，据说他曾表示悲叹。日本军的军纪如此混乱，那还是第
一次……。那是柳川平助中将……
大宅：据说他在登陆时发表演说，“山川草木都是敌人”，并采取了
残酷的非常手段。我们曾在进入南京时见到他那兵团。
宇都宫：在日本陆军中也出现了投机取巧的思想。我曾在战争期间会
见了荒木贞夫大将。他说了声：“唉！日本已经不行了。”据说，到了横
滨，可以看到正在搬运的装有俘虏的棺材。那是一些木箱子，毫无遮盖。
“如果是过去的陆军，也得盖上黑布，献上一束花”……
由此可见，实际上与等于未掌握指挥权的松井司令官不同，第十军司令官柳川
中将似乎对南京事件实质上负有非常重大的责任。可是在日华战争刚开始并任关东
军参谋的田中隆吉在战败后著书说：“与〔上海派遣军〕相邻的柳川兵团未曾施加
任何暴行”（《受到审判的历史（战败密谈）》，第四十六页）。应该相信大宅和
宇都宫的证词呢？还是应该听信田中的说法？使人稍感迷惑，但十分清楚，军纪败
坏的情况同样反映在第十军和上海派遣军双方，这是事实的真相。姑且不去说那些
日本军队中一般军纪败坏的情况，事实上，在进攻南京时，军部是否发出过诸如促
使军纪败坏的命令，这是个问题。
关于荒木贞夫大将就处理俘虏问题的谈话，宇都官在《亚洲》杂志一
九七一年五月号上也发表了题为《回忆我的父亲、陆军大将宇都富太郎》
一文，谈了同样的情况。荒木大将曾看到正在搬运毫无遮盖的装有俘虏尸
体的棺材的情景，他悲叹地说：“唉！日本已经不行了。”在后期，日本
军队连对死去的敌兵也已如此残酷无情。后面在叙述松井大将举行慰灵祭
的情况时，还将谈到这一点。
第十军所属第六师团（？）的随军摄影记者河野公辉说，他应太平洋战争研究
会的要求进行采访， 看到在该师团的司令部里有一份传达命令的文件， 内容是：
“不容许共产主义的暴虐，为粉碎共匪的猖獗活动，农民、工人自不待言，直至妇
女儿童皆应杀戮之” （《太平洋战争文献；最前线情况异常》2《对杀戮现场作证
的随军摄影记者》，载《朝日艺能》，一九七一年一月十四日号。在森山康平编的
《证词记录：三光作战》〔第四十六页〕中，这条内容被删）。这一命令事实上也
许出自平松鹰史所著《乡土部队奋斗史》一书。根据该书记述，在向昆山进军中的
第六师团的司令部接到命令说：“不论妇女儿童，凡中国人一概都杀。房屋全部放
火焚烧。”当时，该师团的高级副官平冈力中佐说了一句：“会有这种愚蠢的命令？”
他跳了起来，因而这一命令就“不了了之”。这一命令是从什么地方下达的呢？据
平冈中佐说：“柳川兵团自然不会发出如此愚蠢的命令。虽然未能确认命令来自何
方，但恐怕是军司令部在上海苦战期间所发出的发疯的命令”（第四○六页）。第
六师团属第十军领导，它于十一月五日在杭州湾登陆，在松江西南独断专行，并企
图紧急向昆山进击，为此于十二日划归上海派遣军领导，十五日占领昆山后不久，
又重归第十军领导（《熊本兵团史》支那事变编，第九十五页）。如平冈中佐所说
的那样，第六师团司令部所接到的关于一概都杀的命令，也许是上海派遣军司令部
发出的。正如后面要介绍的，在上海派遣军司令部里，说不定会有平冈中佐所推测
的那些事实，因为那里也有像长勇中佐那样的参谋，他性格反常，本知是真是假，
他夸口说曾以自己独自的命令屠杀了三十万名俘虏。但如前所述，第十军司令官柳
川中将在杭州湾登陆时发表演说，说是“山川草木都是敌人”，因此不得不认为，
存在问题的命令也是在登陆当初从第十军司令部发出来的。无论如何，说“未能确
认”命令来自何方，则令人可笑。
找认为，上海派遣军或第十军，或双方都发出了如此残酷的命令，那是千真万
确的。但下达命令，是否取得军司令官的同意，这一点似乎还是个问题。进攻南京
的军队，其指挥系统混乱，岂止松井总司令官发出的要下级严格执行的命令得不到
贯彻，据说在他指挥下的两军团的司令官对其幕僚和所属师团长发出的关于严格执
行的命令也是不起作用的，当时情况不正是这样吗？据河边虎四郎少将在他写的回
忆录里说，柳川平助中将同松井石根大将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不好。这里，可能是
在统帅问题上有些意见分歧。据说，当时上海派遣军参谋西原曾对河边少将（当时
为大佐）说过：“师团司令部里的人对军司令部有意见是不行的。过去毫无怨言、
默默地表示服从的第九师团现在逐渐发起牢骚来了，那便是军司令部软弱无力的证
据。 ”（《河边虎四郎少将回忆对答录》，现代史资料12《日中战争》4，第四三
五至四三六页）
这样，在不敢落后的军官们中间，的确，任性的下克上的风气到处泛滥，因而
关于大量处决俘虏问题，也应该认为是在这种风气下所出现的各级指挥系统的独断
专行。
进攻新加坡的猛将山下[5] 大将在会见敌将领泼西勃尔时，他的那种
傲慢不逊的劝降态度在前往进行采访的摄影师和记者面前暴露无遗。三十
五年前，据说进攻旅顺的乃木大将在水师营会见欧将斯特塞尔时，拒绝国
内外记者参加和摄影，经记者再三请求，终于同意在“会见结束后，让斯
特塞尔将军及其下属佩着剑，以朋友的身份排在一起，拍摄一张照片”。
可是，对属下参谋们的态度，连这位山下大将也在他的日记中表示不满地
说：“他们大多是不够细心的参谋。总之，近来的参谋大多专业不精，缺
乏礼节，实为遗憾。”（佐佐木二郎：《战斗与士气》，载《传统与现代》，
一九六九年九月号）
在幕府山附近，会津若松的第六十五联队捕获的一万五千名左右俘虏被屠杀，
肯定是根据军司令部的命令执行的。山田旅团长在当时发生事件时所写记录中说，
师团长命令我们“处决俘虏”（参照本书第三一七页），师团长可能也是请示军司
令部后发出命令的。然而，虽说是军司令部的命令，但在这种场合，说不定或系一
部分参谋之独断专行。实际上，当时身为上海派遣军的情报主任参谋长勇中佐曾夸
口说， 后来，我对谁都擅自下令，一举屠杀了三十万俘虏。对此，已在第3节（第
六十六至七十页）中作了叙述，如在那里所说的那样，说是屠杀三十万俘虏是极其
夸大其词的，即使枪杀部分俘虏的命令来自上海派遣军司令部，也不能认为那是长
勇中佐一个人的独断专行。
总之，处决幕府山的俘虏问题等等，除特殊情况外，我不认为军司令部会发出
一个不留地杀害所有俘虏和散兵这种一般命令的。屠杀俘虏也好，处决散兵也好，
那可能主要是师团长及其部下联队长，在异乎寻常的气氛中失去正常判断能力的情
况下，独断专行地进行的。但后来得到了军司令部的默认，继续逮捕散兵。第十六
师团长中岛中将的部下助川联队长曾同铃木明谈起： “师团长说不要有俘虏。 ”
（《“南京大屠杀”之无稽之谈》，第二四九页）凡此种种，可能是师团长之独断
专行的结果。
松井大将挥泪提出警告也被当作耳边风
松井大将在南京事件中被追究责任，当他接到关于死刑的判决后不久，巢鸭拘
留所的教诲师、东京大学教授花山信胜曾见过大将一面，听他这样说：
南京事件，可耻之极。在南京入城后，举行慰灵祭时，我提出也要一
起祭祀死去的中国人，可是参谋长以下部属怎么也不理解，说是会影响日
本军的士气。【以师团长为首都是那么认为的。在日俄战争期间，我以大
尉身份参战，那时的师团长无疑要比现在的师团长好多了。】在日俄战争
期间，别说对中国人，就是对俄国人，日军在俘虏处置问题以及其他方面
都处理得很好，而这次却做不到这一点。自然，那可能是因为政府当局没
有这样考虑，【在武士道或人道这些方面，今日与当时全然不同了。】在
举行慰灵祭后不久，我把大家召集拢来，以军司令官的身份板着脸发起火
来。当时朝香宫也在场，柳川中将也是个方面军司令官，我说，【好不容
易树立起来的皇威，一下子由于那些士兵的暴行失去了光彩。可是，此后
大家却都笑了起来。尤为甚者，某师团长甚至说“那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仅我个人落到这样的结局，虽一个人，但能给当时军人们以更多、
更深刻的反省，就此意义而言，我感到非常高兴。我想，好歹已是这样了，
就让我这样死去吧！（《和平的发现》，第二二六页。【】内着重号系笔
者所加。）
这可能是他对军纪败坏的情况所发出的一种悲叹。由于师团长缺乏人道主义而
发出独断专行的命令，日本军集体屠杀了俘虏和散兵，并由此导致每个士兵犯下暴
行，师团长们对此却毫不在意。松井大将就师团长们的责任问题也在远东国际军事
审判时的讯问调查记录（检证一○一○四）中说：“朝香宫是在南京入城前来到部
队的，鉴于他在本部队的时间较短，我认为责任不在朝香宫。我想说，当事人的责
任在于师团长” （《远速》，四十四号，载前引资料集1，第七十七页）。然而，
他所说的责任问题，也许是就当时所处的地位而言。
松井大将曾说，要对战死的中国人一起进行慰灵祭，但说是会关系到日本军的
土气，遭到了参谋长们的反对，结果未能这样做。然而，前华中方面军参谋中山宁
人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的宣誓供词（辩证一三四五）中说：原想在进行慰灵
祭时祭扫战死的中国人， 后因祭文和其他准备工作来不及， 因而决定推迟时间（
《远速》 ，二一四号，载前引书1，第二○五页）。这种供词等于零，事实怎么会
歪曲到这种地步！
住在山梨县市都留郡的释神仙和尚，曾以预备役少将（一说少尉――译者）身
份应征入伍，但他在村公所的官员面前，当众撕掉了应征入伍的命令，因而竟在宪
兵队的拘留所里被整整监禁了一年时间，备受严刑拷打，结果当了从军僧，于一九
三九年三月前往中国，三天后很快就逃往重庆。和尚说：“提醒我的是，即使错了，
也应把敌兵当作佛像来对待。”这似乎是从军僧在离开日本前的观点（森山康平编：
《证词记录：三光作战》，第五十八页），他是在占领南京后一年半左右时间说这
些话的。从占领南京以后，当时日本人对中国人的看法和态度一般都是这样。顺便
介绍一下，据说和尚还说过：“要说有什么像样的军纪，是在迫近南京以前。”
◆ ◆ ◆ ◆ ◆
松井大将同花山信胜谈起的慰灵祭，是在举行入城式后的第二天（十二月十八
日）把军官们集中起来后进行的。当时，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也列席
参加，他对当时情况叙述如下：
我想，到此总该可以结束了吧。就在这时，最高指挥官松井忽地站了
起来，面对以朝香宫为首的全体参加祭祀的人们，开始进行说教式的演说。
〔报道部长］深掘中佐和我都纳闷地听着他说，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情，但
听到的却是一番申斥：“你们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皇成，一下子由于那些
部分士兵的暴行失去了光彩。”而且老将军的申斥是严肃的，他流着泪，
十分痛心。“你们干了些什么？这不是与皇军不相称吗？从今以后，你们
要始终严格执行军规，绝对不许虐待无辜人民。否则，那又将用供品祭祀
战死者了”云云，他的训戒是很痛切的。我在心里想：“松井君，做得好
啊！”我回头看了看深崛中佐，拜托他说：“现在，世界上都已知道日本
军的残暴行为。我想，要想个办法，将松井大将的训戒用消息发到世界各
国。务必希望得到报道部长的同意。”深崛中佐说：“松本君，我非常赞
成。但现在要马上取得方面军参谋的同意，情稍等一会儿。”（《上海时
代》，中央公论新书版，下册，第二四八页）
那时，华中方面军的参谋没有同意报道部长深崛提出的要求，但报道部长自己
承担责任，同意松本发布消息、拍电报。于是，关于松井大特的训词用英文发布了
消息。这个消息可能传到了世界各国，但在重要的日本，却未见报，那是不言而喻
的。
松井大将对日本军的军纪败坏情况表示愤慨，这件事很快地传到了中
国，作家林语堂在他当时写的《暴风雨中的树叶》中说：“战胜者日本军
与战败者中国军的崩溃相比，更暴露出了它那不光彩的样子。日本军热中
于暴淫， 不可能继续前进， 以致使日本军总司令官松井石根也这样说：
‘日本军是世界上风纪最坏的军队。’”
松井石根大将得知他那占领南京的所属部队之暴虐行为后，震动很大。对此，
当时在近卫内阁通讯省担任参与官的犬养健在其“零星记录”中说：“大肆进行掠
夺和暴行的谣传，似乎确有其事。松井大将听后，悲叹得几乎昏了过去。”（《扬
子江仍在奔流》，第三十七页）
松井大将之悲痛万分的训戒，一般官兵也把它当作耳边风。屠杀、强奸、掠夺、
放火行为依然如故，反覆出现。十二月二十一日以后，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
将被任命担任南京地区警备司令官，他也是个心狠手辣的人物。在到年一月初，他
对来自中央的人事局长阿南说：“中国人什么的，有多少杀多少。”师团长们哈哈
大笑，嘲笑松井大将的训戒，直到翌年二月初为止，欢庆南京胜利的宴会搞得乌烟
瘴气。
对掠夺、强奸表示默认
接着是日本兵对普通老百姓所犯下的毫无控制的暴行问题。军司令官、师团长
或司令部的参谋们，他们自然不会去奖励强奸和掠夺行为。但可以认为，他们事实
上在某种程度上默认了这种恶劣行径。
前面提到的前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根据他的同僚、第十军随军记
者所谈，在书中记述道：“柳川兵团之进击所以迅速，甚至可以这样说，那是由于
在官兵中间有一种‘可以随意进行掠夺和强奸的默契’”（《上海时代》，中央公
论新书版，下册，第二四二页）。小川平吉也在他于翌年――昭和十三年四月十八
日记下的日记中说，他同香港回来的佐藤安之助谈起，首先提到了日本军的军纪败
坏问题，认为“军纪败坏的情况出乎意料。有这样一件事情：在南京，日本军入城
后，把避难于教会学校里的妇女强行拉到兵营，施加暴行。牧师和领事偕同妇女前
往兵营了解情况，副领事遭到了殴打”。并说：“当中岛师团长（即上海派遣军所
属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南京警备司令官。――洞富雄注）向北挺进时，
针对松井（华中方面军总司令官松井石根。――洞富雄注）提出的警告，若无其事
地说什么强奸在战争中是不得已的，由此可见军纪败坏的程度。”师团长对士兵们
奸污中国妇女的行为无动于衷，令人吃惊（《小川平吉有关文件》1，第三七八页）。
如前所述，松井大将在南京人城式后第二天举行了慰灵祭，并说过“你们不是与星
军不相称吗？”当他痛切地申斥官兵时，“大家笑了起来，某师团长甚至说那是理
所当然的！”这里把官兵的暴行说成是理所当然的那位师团长，大概是中岛中将吧！
岂止是中岛，这里说的是“大家都笑了起来”。这是怎么回事？再从小川平吉的日
记中引用一下有关资料。他在同年二月九日那天写的日记中，可以看到这样一段话；
“从上海回来的松井七夫（石根之弟）那里，听到了新的情况：战地荒凉、掠夺和
强奸、一冲国要人在建立新政权问题上困难重重等，许多情况是一般人所不了解的。”
问题不在于劣等兵的百分比
日本军对南京市民犯下的暴行，其残酷的程度是无法辩解的。但也并非军队全
都兽性化了。
当时， 日本方面在上海出版的一本小册子 （Plain Speaking on the Sino-
Japanese conflict. Shanghai, 1937－38. 10－Moutains out of Mole Hills）
对此辩解说：“即使承认日本军有若干屠杀行为，承认日本军与外侨之间曾发生过
某些事件，但是干这些事件的人与整个在华日本军比较起来，仅占百分之零点一，
或百分之零点五，至多百分之一。即使承认百分之一的最高比率，这在拥有数十万
人的日本军中，难道算得上是‘大量’的‘坏分子’吗？公正的人是会清楚地回答
这个问题的。”
对小册子的这种强词夺理，田伯烈批判说：“其立论的方法，使人们想起女人
以‘孩子还小’为理由听凭孩子淘气的做法，为自己掩饰。如果有人认为报告中列
举的事件根据十足，那末很清楚，施暴的士兵在在华日本军中所占比例远远超过百
分之一，即有四千至五千人。如果有五千个士兵施加暴行，我英军当局感到极为不
安。而且，如果知道许多暴行事件是在军官的指挥下进行的，这种不安心理必将更
甚。 ”（《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载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第九十九至一○
○页）
田伯烈也认为，不能认为开进南京城的日本兵全都像野兽一样。以检察方面的
证人身份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出庭的马吉牧师作证说：“我遇到过少数作风正派
的日本兵， 但大部分只是些劣等兵而已”（《远速》，四十九号，载前引书1，第
一○二页）。这种判断稍微有点感情用事，在憎恨日本兵的外侨眼里，日本兵无疑
只是些劣等兵而已。胆敢施加暴行的人，恐怕是日本兵的几分之一。尽管如此，非
常遗憾的是无法彻底否定马吉牧师的证词。
并非没有外侨对温柔的日本人作过特别描写。在金陵大学附属医院――鼓楼医
院帮助工作的麦卡勒姆牧师也是其中之一。但他说，这样的日本人为数甚少。麦卡
勒姆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的宣誓口述（检证二四六六），其内容以当时的日
记为根据，这里，从中引录一下有关内容：“我遇到某些彬彬有礼而且尊敬我们的
令人愉快的日本人，而其他人都非常残忍，威胁并殴打我们，打我的耳光，等等。
里格斯（金陵大学）曾挨到一记厉害的耳光。我常常亲眼见到一个日本兵帮助几个
中国人，又把中国婴儿抱起来玩耍。不止一个日本兵同我们谈起，他们厌恶战争，
想回国。日本大使馆工作人员是亲切的，打算把我们救出来，但他们无能为力。有
良心的日本兵极少，微乎其微”（十二月二十九日那天日记）。“今天，医院里有
一半职工成功地登了记。我必须报告日本兵的良好行为。最近，有七、八名很好的
日本兵来医院看望。我们对他们说，给病人吃的食品十分缺乏。今天，他们带来了
一百斤大豆，并有若干数量的牛肉。我们在医院里已有一个月没有吃到牛肉什么的，
因而对他们送来这些东西甚表欢迎。他们问我们需要什么东西。”（一月三日那天
日记。在法庭上宣读时，这部分省略。同前引书1，弟一一八、一二三页）
五味川纯平[6] 谈过与此有关的情况，他说：“所有兵团有一个共同的倾向，
都不把中国人当人看待，态度傲慢。但不是所有的官兵都这样。即使傲慢的、毫无
人性的官兵为数不多，但在行动中则占了统治地位。”（《战争与人・10・热火的
猎人》，第二部，第一八八至一八九页）
在进攻南京的军队中，许多日本兵很恶劣，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问题不在于
他们在整个军队中所占的百分比。我们必须重新认识这一点：即使是一部分人，但
的确存在着胆敢无法无天地施加暴行的、毫无良心责备的军官和士兵，而军部当局
对他们违反军纪的现象又无意采取任何有效的抑制措施。
外侨视为日本最高军事当局的恐怖政策
南京大屠杀在世界上耸人听闻，各国纷纷对日本提出指责。陆军中央部对此虽
感到十分狼狈，但只于翌年二月把以“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上海派
遣军司令官朝香宫和第十军参谋长桥本欣五郎为首的约八十名参谋军官召回国内，
对他们提出警告，就此了事。
陆军中央部对在南京出现的恐怖状态，什么措施也没有采取，长时间来一直放
任不管，而对上层领导几乎未作出像样的处罚。因此，当时在外侨中有一种强烈的
意见，认为从南京事件等所见到的日本兵的残暴行为，是日本军最高当局所采取的
恐怖政策的反映。《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的编著者田伯烈提出的见解具有
代表性，他的意见在该书结尾时是这样论述的：
日本军在中国所犯种种暴行，难道只是士兵们在胜利的高潮中之越轨
行动的结果吗？还是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日本军当局所来取的有计划的恐
怖政策？也许有读者产生这样的疑问。事实告诉我们，结论是后者。军队
的暴行更发生在占领城市后不久，尤其是在这种占领使疲惫不堪的军队的
军事行动将要结束之后，即使没有分辨的余地，也是能够了解其情况的。
可是以南京为例――这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日本军的暴行在占领市区后持
续了三个月时间，直到笔者于一九三八年四月上旬离开中国时尚未停止。
因此，笔者不得不作出这样的结论：或是相当一部分的日本兵处身于
无人管束的状态之下，或是日本军当局企图以恐怖威慑中国人，以此迫使
中国人投降（前引书2，第一○○至一○一页）。
不言而喻，陆军中央部企图对中国民众采取恐怖政策，可以说是疑心生暗鬼。
然而当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了祖国的繁荣而发动战争时，我认为必须老老实实地承认
这一事实：他们只是丧失了人性。因为他们要牺牲“大东亚共荣圈”之一员，中国
的民众――即使这是他们自己空喊和倡导的，而毫无痛苦之感。
占领日本的盟军总司令部认为，发生在马尼拉的暴行事件，也是在陆
军中央部的命令下进行的，他们的见解是：“基于审讯俘虏、个人见闻和
没收文件所得的确凿证据，说明了如下令人吃惊时事实，那就是对马尼拉
市的掠夺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许多令人发抖的事件，并不是在该市处于困兽
犹斗的日本守备部队失去理性而发作的行动，而是日本军统帅部在事先冷
静地一手制订计划所产生的结果。把马尼拉全市置于死地的那项致命的命
令， 直接发自东京” （盟军总司令部谍报科编： 《马尼拉的悲剧》
Japanese atrocities inManila）。
军纪败坏的直接原因
松井大将对南京占领军的军纪败坏情况及其处置问题这样说：“我认为原因在
于：一、到上海以来，艰苦的作战使我官兵的同仇敌忾心理更加强烈；二、由于追
击战之激烈而迅速，我军的给养和其他补给不够充分”（《南京大屠杀事件与松井
石根日记》，载《日本周刊》，第三九八号）。一九三八年二月五日，日本大使馆
在南京举行的茶话会上，新任南京地区西部警备司令官天谷少将就士兵们军纪败坏
的原因，向各国外交代表提出了与松井大将类似的看法。第二天，美国驻华大使馆
二等秘书艾利森致电（检证一九○六）本国国务院，传达了天谷少将说明的要点，
内容如下；
少将认为，对日本军在南京所犯的暴行问题感到十分遗憾，各国收到
的报告特别强调这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所以发生掠夺和暴行，是由于长
期以来的紧张战斗和遇到中国军队出乎意料的顽强抵抗。迅速进军造成了
粮食供应不足，军队的疲惫导致了训练不够（《远速》，五十九号，载前
引书1，第一六二页）。
在日本军内出现目无军纪状态的一般原因，诚然，可以列举松井大将和天谷少
将所说的那几点。我认为还必须指出与此有关的问题，那就是作战毫无正义，或各
部队长为最先攻入南京而急于抢头功，强制部下的官兵进行艰苦的战斗，使士兵的
心理状态发生错乱。
在“华中方面军”内部，上海派遣军也由于上海事变以后的连续激战而感到疲
惫不堪。加之，需要补充人员，补给弹药和器材，因而当中国军队想从上海突围时，
方面军的参谋认为不能进行紧急追击，于是曾考虑停止向苏州、嘉兴一线进击。可
是，当中国军队开始总崩溃而退却时，日本军就放弃原来的方针，立即转向南京追
击。方面军的作战计划是要在过年后，正月中旬开始进攻南京城，预定足足需要一
个月时间，而实际上快一个半月，成功地占领了南京。由此看来，不难想象，士兵
们所强行展开的追击战和进攻南京的战斗是多么残酷！
激烈的战斗行为丧失人性
除了上述直接外因，似乎还有种种更带有根本性的原因导致军纪败坏。
首先，这次战争系不宣而战，帅出无名。这是一个很大原因，它无疑导致了官
兵的军纪败坏，使他们犹如一支进行掠夺的军队。
其次，是激烈的战斗行为使之丧失人性，这不仅限于日本的军队。前面提到的
石川达三所写《活着的士兵》这部小说，就以这样的战场为背景：为打开上海战线
处于胶着状态的局面，作为增援兵力的一翼，从华北调来了第十六师团所属的一支
小部队，在扬子江下游的白茆港敌前登陆，然后一鼓作气几经激战，终于攻占紫金
山，以至于进入南京城。石川所入伍的部队，是跟着攻打南京的特种部队，自然未
与士兵们一起经受过艰难困苦。然而，他在这部小说里，如实地描写了在反覆进行
的激烈战斗中，官兵们中间有人意识到了这种毫无反省的残酷性。
史沫特莱（Agnes Sinedley）女士在她的《中国的战歌》中，举了一个士兵―
―出身于东京都大森地区――的例子，说此人在反覆进行的战斗行为中逐渐养成了
残忍性。她说：“这个新四军的机关里，摆满了各种战利品，也有许多军旗，其中
有两面当作窗帘使用。在战利品中，还有两个邮包，里面分别装满了待寄往日本的
信件、来自日本的信件、堆积如山的日本兵所记下的日记等等。我请我的秘书和林
世福协助把其中一则日记泽成英文。那是一份署名为中村伍长的长篇记录，对人如
何逐渐变为畜生这一过程有较深的研究。……他们抓来了五个住在一起的居民，经
过严刑拷打后，全都把他们杀了。应征入伍的日本新兵们，看到了这些情景感到十
分恐惧。中村伍长对这些新兵的情况叙述如下：‘新兵总是这样的，但这些家伙不
久也会这样干的。’”
好像曾在第十军某部队入伍、参加过南京攻陷战的佐藤信助（笔名）说：“战
争改变了人，成了只考虑自己利害得失的人。在血腥的战场上的日日夜夜中，所谓
自制心或教养一下子全部丧失殆尽。谁都变得眼神可怕，开始出言粗暴，行动疯狂。
以若无其事的表情屠杀中国人民的一个中队长说自己是神主之子。现在，他也许以
崇敬的神情在神社的正殿供上了祝词。在缺乏教养的一伙人们中间，怕在战败后追
究他们为战犯，多少也有人化名后逃了回来。”（《纳粹党恬不知耻的野蛮行为》，
载《潮》，一九七一年七月号）
我想再举一个例子，虽然罗唆一些。山田支队曾沿着杨子江南岸向南京进击，
该支队的一个辎重兵看到了一个年轻军医也有野蛮行为。该士兵说，他在不断进行
手术过程中逐渐养成了残忍性，竟然能泰然自若地进行人体实验，最后色情狂地、
若无其事地剖开中国妇女的腹部，割碎了她内部的生殖器组织。他说道；“五个月
前，有个扮成男孩模样的女孩，由于受到迫击炮的袭击，伤口痛得厉害，眼看她就
要成为一个残废的女人，可是军医还半开玩笑地把她的身体剖了开来，而我也完全
成了同犯。我虽然在中途离场，但那并不是因为我对军医们表示厌恶、痛恨和抗议，
而只是由于看不惯，感到毛骨悚然。我拼命用泥土覆盖女尸――她被扔在院子里的
一个洞内，习以为常的我也不知不觉地害怕起来，想起了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那时
的情景。我再也不想回到老婆和孩子那里去了。”（藤原审尔编：《众所周知》，
第二十二至二十三页）
日本军在马尼拉犯下的暴行，是在山下奉文大将的司令部撤退后，为了破坏美
军登陆时的各种设施，留在那里的海军部队主要在被美军攻破的最后几天内犯下的
（前引《马尼拉的悲剧》，第一九一至三一九页）。南京事件与此相反，它发生在
日本军取得巨大战果后不久。无论如何，那是官兵们在反常心理状态下所干的事件，
使人深深感到战争的恐怖性。
诚然，也许战争离不开残酷行为。如果是第三者，也可以冷静地持这种观点。
在当事人看来，如果是被侵略的一方，或可以这样进行辩解。“然而，发动战争的
人不能抵赖说：战争离不开残酷行为”（森水哲郎：《日中问题的基点》，载《潮》，
一九七一年七月号）。日本军事上、政治上的大大小小的领导人应该对向中国发动
侵略战争负责，他们决不能作这样的辩解。
关于日本军队道德败坏的问题，还有必要把它与军国主义教育、军队教育联系
起来进行考虑。这里，就这个问题进行叙述。
郭沫若、林语堂、斯诺控告日本人
在具有国家性质的行动中丧失了人性，这是违反道德的现象，其责任也许不仅
在于一个军部。与军部相结合，仅在表面上建立近代国家的明治时期的政治家也必
须承担部分责任，毫无批判地予以配合的教育家和其他知识分子阶层也应负一定的
责任。
关于这一点，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已故的郭沫若所表明的见解。那就是他关于在
近代化日本成长的背后培植了日本国家、日本人的残酷性这一引人注目的解释。这
就是他为田伯烈编著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中译本所写的序。现将他于“民
国二十七年六月二十日夜”所作的序，全文介绍如下：
人类的正义在未能树立其绝对的权威之前，民族与民族或国家与国家
之间，为利害冲突而诉诸战争，原是难免的事。然而，这战事，至少要求
其为堂皇的决赛，要求其破坏的惨祸仅限于战斗的成员与战斗的设备，于
此等人员与设备之外不能任意波及。这是文明民族间所有的义务。然而，
把一切世界公约蹂躏尽了的日本军部，根本上便说不到这一步。自从“九
一八”以后，他们始终是以海盗的姿态出现，擅自造成酸祸的口实，因而
继之以不宣而战的大规模的侵略。毒气毒品，横施滥用，对于不设防城市
与无抵抗的老弱平民，任意施行轰炸，这已经是惨无人道，为世界各国所
一致谴责的行为，而残酷的暴行还要继续到每一次作战过程告了一个段落
之后。大规模的屠杀、奸淫、虏掠、破坏等等的惨剧，在每一个被占领了
的城市中都要表演出来，而且要继续到一月、二月、三月之久，不使成为
灭绝人烟的废墟不止。说到屠杀与奸淫的手段之酷烈，尤其有令人发指者。
已经解除了武装的士兵，被诳骗了去集体地加以扫射或焚烧。十一、二岁
的女孩，五、六十岁以上的老妪，均难免于淫欲者的魔手。有的在奸淫之
后还要继之以残杀，继之以死后的不可名状的侮辱。这罪孽，在人类史上，
实在是留下了不能洗刷的污迹的。
本来日本民族离开原始的区域并不甚远。在我隋朝时代，日本的俗习
还不冠不履，甚且是无盘无俎，以手进食的。隋朝以来输入了我国的文明
始逐渐开化，然而这德泽仅及于沐猴而冠者的上层，并未能浸润于一般的
民众。直至明治初年，日本的一般平民才开始有了姓氏，这原始的程度是
可以想见的。本来还是半开化的民族，侥幸地又受着了欧西文明的恩惠，
而统制者不能运用理智的力量以事统御，故成为文明利器的逆用，犯出了
人类空前的罪行。这罪行要斥之为野蛮，事实上单纯素朴的野蛮人并没有
这样的酷烈，这样的残忍。这儿，充分地表现出于人类社会的危机。文明
而无理智的统御，文明的利器而遭了逆用，这所招致的结果无疑地是人类
的毁灭。人是有自杀本能的动物，人类不也在开始自杀了吗？
我们中华民族十二万分地不幸是有了这样的一位“芳邻”，而遭受着
空前的浩劫。我们无数的同胞，无数的文化业绩，都在这浩劫中毁灭了，
并且还在继续毁灭着。我们是成为了文明逆用者的牺牲。然而这牺牲，在
我们不过是首当其冲而已。我们的牺牲，对于全世界全人类，绝不是毫无
意义的。由我们的牺牲警悟了爱好和平的民族，他们便知道了文明的逆用
是怎样危险的行为。由我们的牺牲控御了文明逆用者的越野蛮人――日本
的狂暴军部，使他们的兽行不至于像洪水一样立即泛滥于全世界。我们的
牺牲不仅在为自己的祖国，自己的文化筑着血肉的长城，同时，也在为全
世界的人类，全世界的文化筑着血肉的长城，我们是这样相信，这样坚决
地相信着。
《孟却斯德导报》 （Manchester Guardian，今译《曼彻斯特卫报》
――译者）的驻华记者田伯烈氏所编纂的这部《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
正是我们所筑着的血肉长城的一部分的写照了。这样公平的客观的写照在
我们自己是很难做到的，深赖明达的编者与本书中对于编者提供出宝贵资
料的国际的友人们，冒着莫大的危险与艰难，替我们做出了。这儿不仅横
溢着人类的同情，这儿更高涨着正义的呼声。编者在高呼着：“中国已经
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事态，对于全世界的人士，不管是集体安全主义者或
孤立主义者，都有切肤的关系……除非人类准备长期放弃决定是非曲直的
权利，除非人类甘愿冒绝大的危险，使中国目前所遭遇的无可名状的恐怖
苦难再演于将来，那末，全世界人士对于英勇抗战的中国，就不应该袖手
旁观，漠不关心呵。”是的，但我们相信，人类是决不“放弃决定是非曲
直的权利”，全世界人士对于我们也并不会“袖手旁观，漠不关心”的，
本书的编者和无数友邦人士正是无上的证明，本书的出世备受了全世界热
烈的欢迎，也正明白地表示着，我们的友人是布满于全世界的。
现在本书的译文又呈现在我们自己的眼前来了。我们对着这片血肉长
城的写照，我们相信，凡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必然会感受着无限的悲愤而
愈加勉力。我们要为死难及受害的同胞们致哀，要向同情于我们的国际友
人们致敬，而同时要倍加觉悟着自己的责任，要把保卫祖国、保卫人类、
保卫文化的使命，彻底地完成。我们相信，我们正是在执行着“决定是非
曲直的权利”的。抗战快满一周年，敌人已经在作最后的挣扎了。我们始
终相信者，人类的正义终必有树立其绝对的权威之一日。
要理解郭沫若的文章，必须考虑他在执笔时对逮捕他的日本帝国主义势力所流
露的强烈的敌意和厌恶感。但这且不说，我认为郭沫若是中国最著名的日本通，也
是优秀的学者和作家，应该虚心听取他对近代化日本文明所作的批评性的解释。
明治的领导人以和魂洋才为座右铭。所谓和魂，实际上以封建社会统治阶层的
意识形态为基调，他们甚至企图以此来改变本来就是异质性的民族精神。这里出现
了沟通统治者与民众的“国民思想”。
可以说，是明治文化给这种封建的和魂戴上洋才即以物质文明为主的欧美文明
的假面具。由于是前近代与近代的结合，所以未能充分协调，自然就产生畸形的东
西，由此就有了很大的可能性，产生出郭沫若所说的那种比野蛮人更残酷的文明野
蛮人的回家。
郭沫若所作的那篇序，未见收录在他的《抗日战争回忆录》里，也没
有收录在一九五八年出版的《沫若文集》第十一卷中的《羽书集》（五十
九篇）里。我觉得不可思议，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最近出版了上海图书馆
编纂的《郭沫若著译书目》，从该书目看来，一九四一年香港出版的《羽
书集》（七十四篇）和一九四五年重庆出版的《羽书集》（五十八篇）都
未收录这篇序文，由此可以想见，并不只是在战后出版的《沫若文集》里
没有收进这篇序文。另外，在一九三八年八月广东出版的《文艺与宣传》
和丁三编的《抗战中的郭沫若》 （战时小丛刊， 出版时间不明）第四编
《最近言论》等，也未收录这篇序文。
《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出版后不久，正当武汉陷落之际，因
而它失去了在国内广为流传的机会，连郭沫若自己手头也没有这本书，也
许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未能把这篇序文收录在他的那本《羽书集》里。
现在，在中国已很少能见到《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在上述书目
中“会集和选集”（包括部分郭沫若的著译）这个栏目里未编入这个书目，
由此也可以估计到这一点。
在郭沫若的文集里，未收录他的那篇序文问题，还有下列看法，也不
是不可以考虑的。
一种看法认为是别人随便利用郭沫若的名义。然而，难道有这样的人
吗？他利用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的名义，为在其身边汉口
发行的那本书作序？
另一种看法认为，这是一篇憎恨日本人的文章，感情色彩较强烈，因
而郭沫若作为日本通，他不想把这篇序文当作自己的东西留下来。这似乎
也有可能。
另外，郭沫若还写过论文，题为《日寇的残酷心理之解剖》（一九三八年三月
三十一日），它也没有被收录在上述《文艺与宣传》、《抗战中的郭沫若》
和《羽书集》中。
介绍了郭沫若的评语以后，接着想听听中国作家林语堂的意见。他也就日本军
的残酷性，向日本人提出了控告。一九四一年他用英文写的小说―一《暴风雨中的
树叶》，篇幅更长了一点，亦试引几段如下：
自从上帝创造人类以来，人类在今天才看到：士兵们轻蔑地一笑，把
婴儿抛到空中，然后让他巧妙地落在锋利的刺刀尖上，称它为体育运动。
今天又把俘虏――他们被蒙住眼睛而站在壕沟旁边――当作练习拚刺刀即
有组织地训练杀人的标靶。有两个士兵（事实上是两个少尉。――洞富雄
注）追踪着从苏州败退到南京的中国兵，他们互相打赌，看谁先砍杀一百
个人。两人的杀人记录每天引起了他们的同伙的热切关注。通过高尚的武
士的规范，大概可以向其封建社会的国民说明他们的行为。但是，这种说
明对其他各国的民众是行不通的。这种事情对正常的人来说是不可能发生
的。甚至在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里也不可能有。在非洲未开化的人们中
间也不可能有。在人类与大猩猩――在未开垦的原始森林中跳来跳去――
之间的亲缘关系的交往中也不可能有。从大猩猩本身来说，也是这样。大
猩猩只是为了自己的雌猩猩而进行搏斗和厮杀。甚至在文明的最初阶段，
在人类学上也没有那种为喜欢杀人而杀人的记录。
不，那种恐怖行为是人的行为，是一个种族的人对另一个种族的人所
采取的行为。大猩猩不会把囚禁的大猩猩集中起来，把它们关在草席棚里，
并浇上汽油，点起了儿而且笑个不停。大猩猩虽在白天肆无忌惮地进行交
配，但不会去看别的雄猩猩进行交配而从中取乐，也不会等在隐蔽的地方
轮到自己去交配。而且它也不会在完事后用刺刀戳入雌猩猩的生殖器内。
大猩猩的喜悦不至于达到这种程度；在进行强奸和污辱之际，强迫它的同
伙站在一旁。
这些事件，本来不应通过创作来反映。因为那很可能被认为是得了精
神分裂症的、想象力丰富的作家所设计的。不，这些事件只能应由中国战
争和日本帝国军队的相当可靠的考证史才能反映出来。它只有成为历史性
记录和国际委员会的正式报告才可信。创作是不可信的。我们对这些事件
只能谈这一些，因为我们不是搞历史的，而是搞创作的。可是，我们对一
种现象发生了兴趣，而这种现象，深深地隐藏在日本人的人种心理学研究
和以全人类为对象的人类学研究中难以理解的诸领域内……这些事实清楚
地反映了他们患有性暴露症。然而，具有武士传统的日本帝国军队在世界
人民面前竟不知羞耻地一起脱下裤子，进行自渎行为，同时让自已只想在
南京这个遥远的亚洲城市暴露自己，那如何来说明这一事实才好呢？如何
说明日本帝国军队才好呢？――如何说明其精神，如何说明其意识形态，
如何说明其战术的粗暴性，而又如何说明消化不良的西欧军国主义与同样
消化不良的中国儒教――在中世纪的结构上不彻底地移植于日本自身的封
建神道――相结合呢？日本的军官们对此是怎么考虑的？日本的士兵们对
他们自己是怎么考虑的？为什么日本的军官们要继续这样干？他们能够制
止这样干吗？或者他们愚蠢地想起恐怖战术，甚至奖励或强制士兵这样干？
如果这样，问题也许非常复杂了。所谓缺乏强制性的纪律，不能确切地说
明那种轻率的、不合情理的、而且是一概掠夺、缺德和兽性行为。
林语堂对日本军的暴虐，在理解上，悲愤之余可能也多少有些夸大。然而，该
小说的日译者竹内好对此说：“我一面翻译这部小说，一面由于手不时发抖而握不
住笔。真是残酷到了极点。当然，即使有些夸大或歪曲，但当我想到中国民众所经
受的悲惨遭遇，就没有勇气提出意见去纠正它。我在翻译这部小说时，实在觉得难
受，很想转移一下视线，但终于抑制了这种心情。”（日译本，第三二六页）
在日华战争开始后就在中国充分看到日本军的所作所为的埃德加・斯诺，也就
日本军的野蛮性问题叙述如下：
任何人种，在战争时往往很容易出现野蛮性。但即使承认这一点，在
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也不会有人像日本军队那样将人格堕落的形象深
刻、彻底而有组织地暴露出来，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为亚洲而战》）。
还有，如前所述，占领日本的盟军总司令部认为，马尼拉的暴行事件是在陆军
中央部的命令下发牛的，但对胆敢犯下这种暴行的日本人的心理状态，指出如下：
虽说有上级命令，但能够干下这种令人可怕的罪恶行为，究竟是一种
什么样的人？他们出生在日本国内各县、各城市，而且是在那里成长起来
的。他们的双亲和教师们现在仍生活在日本。他们的兄弟姊妹现在仍同我
们在一起。换句话说，他们同我们每天在街上看到的日本人没有什么两样。
这是值得惊叹的事实，是研究日本人心理的人们所要经常感到苦恼的课题
（永芳隆：《长崎之钟》，附录，第一九五页）。
这些发言都严厉拒绝这样的观点，即以战争中的普遍残酷性抹去日本军在南京
和马尼拉的暴行。
集体犯罪果真是日本人的原罪吗？
这里，我们认为有必要提出作田启一和高桥三郎的看法，它反映在载于一九六
五年八月号《展望》杂志上题为《我们内心的战争犯罪者》那篇文章里。这篇稿子
报道了这样一件事：在太平洋战争末期，驻屯在冲绳石垣岛上的日本海军警备队曾
屠杀三名美军飞行员。作者在详细介绍这一事件经过后，并就日本人的集体犯罪问
题断定如下：“我们日本人，作为单个的人，决不愚蠢，也不残酷。但如果一旦卷
入了某种集团，我们就会像狂人一样行动。同集团采取一致行动，有时成为我们的
长处，然而由此也会产生难以救药的愚蠢。……集体犯罪是日本人的原罪。据我们
推测，日本人对集体犯罪根本没有免疫力。”（作田启一：《重新考虑可耻的文化》，
第一○六至一○七页）
即使纳粹德国惨无人道的犯罪行为不值一谈，但它也有程度上的差别，无论什
么地方的军队，都有集体犯罪行为。要是说原罪，自然，那也可以说是人类的原罪。
不过，关于日本军队在后期的道德性问题，有必要从社会学的、历史的、心理学的
角度进一步进行综合分析。当时中野好夫已在论坛时事评述中指出了这一点（《每
日新闻》，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号文化栏）。中野好夫说：“笔者们怀疑这也
许是日本人的原罪。也许是这样的。不过，我总觉得，这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日本
人的原罪，就像社会上人们经常议论渎职的议员那样，斩首、刺杀等行为已成为军
队的一种习惯，而战争末期的日本军队难道不正是这样的吗？”对此，笔者们也承
认石垣岛事件是“日本军队制度上的结构与一时的群众心理相互补充和强化而出现
的惨状”。对于日本军队的末期症状，似乎尤其需要作“军队社会病理学”的诊断。
诚然，日本的现代军队――中野称之为“末期的日本军队”，它随着时代的发
展，其残酷的程度，后来越来越厉害了。
作田提到的是，在冲绳发生的日本军对美国兵所采取的暴行事件，冲
绳，日本军在中国大陆所犯下的暴行在那里投下了阴影，以至于日本军在
冲绳决战时集体自杀。据说当时该岛有几个守备队长要求岛民集体自杀。
但从庆良间群岛的渡嘉敷岛事件看来，事实真相是命令岛民玉碎的与其说
是驻屯部队毋宁说是岛上的警察和村长要岛民自发地集结到玉碎场。对此，
有个岛民作证说： “村长是在中国参加野战后回来的。 安里警察是本岛
（冲绳本岛）的中城村人，也是在中国参加野战后回来的。日本军在中国
施加了暴行，如果一旦失败，情况将会怎么样？那是一清二楚的啊！”对
此，谷川健一说：“在支那事变时，安里警察和古波藏村长都是现役军从
而且是同一时期的。他们亲眼看到日本军抓走了中国居民，杀死男的，奸
污女的。从日本军对中国居民的犯罪行为看来，他们对美军也采取了同样
的举动，这一点是深信不疑的。”（《冲绳的日本兵》，载《展望》，一
九七一年八月号）
渐趋堕落的日本现代军队
在明治维新的变革中诞生的日本现代军队，似乎从某个时候起就已渐趋堕落。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七日，?俊六大将接替松井石根大将担任了“华中方面军”
司令官。他说：
“说起来已是过去的事情了，在日俄战争中也没有听说发生过掠夺和
暴行之类的事件，而在这次战争中却发生了若干暴行事件。……我这样认
为， 这难道不是日本的道德观念的基础比日俄战争的时候差了吗？ ”（
《南京屠杀确有其事吗？》，载《丸》，一○六号：《大陆军战史》）
?大将认为，日本兵对待战场上的民众和散兵，其态度，在日俄战争与日华战
争相比时有天壤之别。 对此， 在“华中方面军”担区副参谋长职务的武藤章中将
（当时为大佐）也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的检事审问书中说：日本军队胆敢施加暴
行，那是从一九一五年出兵西伯利亚时开始的，在日清战争和日俄战争时，“这种
暴行在日本陆军中没有先例” （《远速》，一五九号，载前引资料集1，第一七三
页）。
可以这样理解；?和武藤两人所说的日本军队之道德败坏，一般是从日俄战争
以后开始的，其显著表现是在出兵西伯利亚时。这一事实，自然同日俄战争以后出
现日本军国主义的结构直接相关，两人的发言是引人注目的证词。
这种道德败坏，不只限于士兵。似乎在师团长以下的全体军官中也都能看到这
种情况。松井石根大将在同花山信胜谈话时，对师团长一级道德败坏问题激烈地指
出。“在日俄战争期间，我以大尉身份参战，那时的师团长无疑要比现在的师团长
好多了。”（参照本书第二二七至二二八页）
如前所述，?和武藤两人就日本军队的军纪败坏倾向所提出的证词内容，考虑
到与日俄战争后日本军国主义的结构所反映出来的事实有关，但是否可以下这样的
结论，好像还是个问题。
我对?和武藤两人所说的话，一开始就产生若干怀疑。因为在中学生时代，通
过军事教练的教师、退伍老军官所谈的亲身经历，曾听到过当年暴行的事实。我又
通过家永三郎所著《太平洋战争》一书，看到了当年在台湾发生的有关暴行的照片，
那是他从他父亲家永宜太郎――一八九五年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后委以陆军步兵少
尉而前往台湾赴任――少将的遗物中发现的。
其实，在《亚洲》杂志一九七一年八月号所载《南京大屠杀》一文中提出的所
谓在“日俄战争以后”云云等观点，立即受到了鹈野晋太郎――曾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特别军事法庭上和藤田茂中将等七人一起被判了罪的当事人――的批判，他的批
判文章发表在该杂志同年九月号，题为《〈南京大屠杀〉读后》，提出了不同看法。
他说：“事实上，日本军在日清战争时，攻入旅顺后不久，进行了如同在南京发生
的那样的大屠杀，杀害两万人，这段历史应如何看待？……从明治政府建立侵略性
的天皇制军队那一天起，就开始了宣传活动，说要进行‘征伐台湾’的大屠杀，直
到‘八・一五’日本帝国主义崩溃为止，其残酷性始终不变，这一点是令人难忘的。”
虽然已有上述批判，但我重视?和武藤的证词，在一九七二年出版的《南京事
件》中，详细地介绍了鹈野的批判文章，并对他们两人的证词表示有若干疑问，即
使这样，我仍固执己见，不想修正自己的观点。原因之一，那是因为献身中国人长
达四十年之久的传教医师克里斯蒂――一八八三年来到奉天（沈阳）――在其所著
《奉天三十年》 （Dygald Christie; Thirty years in Mukden, 1883-1913,
London, 1914. ）一书中，说是在日清战争时，日本军的军纪严正，出乎意料（上
册），根本没有提及在旅顺所发生的屠杀事件。
克里斯蒂牧师在战争开始后即去牛庄（营口）避难。如果发生了鹈野所说的多
达两万市民被杀之大屠杀事件，这一传闻当然会传到在牛庄避难的牧师耳边，他理
应把它写入自己的那本书中，但该书却看不到这方面的叙述。该书的日译本是由矢
内原忠雄翻译的，在战争期间出版。人们认为，可能由于书要被检查，因此他对某
些情况略而未译，但看了原著后，才知道它还是一个全译本。那末，克里斯蒂为什
么不去特别写旅顺大屠杀事件呢？实在令人费解。但在该书中也可看到关于日本军
暴行的若干叙述，兹介绍如下：
日本军不断进军，一个城市又一个城市地占领了旅顺、开州、海州等。
几个城镇和村庄遭到破坏，许多无辜市民被杀，几百个人在严寒的冬天流
离失所。
克里斯蒂所说遭到破坏后许多居民被杀的“几个城镇”，其中当然包括旅顺，
但那里平时人口只有五千左右，即使附近有多少人为战火所迫而逃入该市，或有许
多散兵换上便衣后混入到市中心，但我不信会有多达两万的中国人被屠杀。
在陆奥宗光的《蹇蹇录》（第九章）、有贺长雄的《日清战役国际法论》和中
冢明的《日清战争研究》中，都提到了旅顺屠杀事件，虽然我过去不知道这些情况，
但也决没有想到会发生那么严重的大事件。
然而，作为历史家来说，这是天大的无知，其可耻的失策已经到了无地自容的
地步。旅顺大屠杀事实上是存在的。
我是通过藤岛守内的《屠杀之地‘满洲’之行归来》其一、二（载《潮》，一
九七二年九、十月号）才确认这一事实的。据说，藤岛从沈阳辽宁大学的教师们那
里获知旅顺大屠杀的有关资料，那就是事件的目击者英籍船员詹姆斯・艾伦所写的
《旅顺落难记》（中译本）。藤岛回国后，在国会图书馆里找到了艾伦用亲身经历
写的原著（Under the Dragon Flag, 1898.），并对其内容大要作了介绍。书中说，
一受害者达六万人。
不久，我又看了一九七三年十月上源淳道写的《“东方史”和“亚洲史”》一
文（收录在《近代日本历史学的发展》，下册，青木书店出版），了解到范文澜在
《中国近代史》 的记述及其所引英籍国际法学者霍兰德著书（Thomas E. Holand;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law, 1898. ）研究的情况，不要说是受害人数达六万
人，就是说两万人也言过其实。尽管如此，我觉得居住在旅顺或在那里避难的中国
人多半被残酷杀害，这是必须确认的事实。与此有关，还可看到两、三幅随军画家
所画屠杀的场面，那是公开出版的。
在已经获知这一事实的今天，摆在我面前的新的任务，是要对日本军的残暴性
弄个清楚。
◆ ◆ ◆ ◆ ◆
诚然，日本军队残暴成性，由来已久。但事实上, 这个军队随着时代的发展，
越发残暴。对于在日本军队中所反映出来的这种素质变化，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年轻军官“勇猛”无比
在检查官审问武藤中将的记录中，还能发现如下问题。检查官问：“你知道在
中国和菲律宾许多无辜妇女和儿童被杀害，有的被强奸，不感到良心上的责备吗？”
武藤中将答：“在南京和马尼拉发生暴行后，自己觉得身为与这两起事件有关的参
谋官员， 感到在日本多队的教育中缺少点什么。 ”检查官认为好极了，就插话：
“你认为在军事教育中缺少些什么？”武藤避开话题说：“在南京和马尼拉施加暴
行的军队是紧急动员来的，未受过正规的军队教育。”他还就日本军队的暴行以南
京事件为契机在高级军官中有所反映的倾向发表议论说：“这证明日本人的素质和
人格逐渐降低。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改善家庭和学校教育。”这是非正式的议论，
它归罪于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
像武藤中将所认为的那样，南京占领军之素质所以差，那是因为日本军的大部
分是未经教育的补充兵和未接受再教育而被迫赶赴战场的预备役士兵，也许可以这
样说。对此，崛场一雄大佐也在他那《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七五九页）中说
“这些问题应当仅指责军队吗？军队的成员大部分是应征入伍的，毋宁说国民的反
省很有必要，何况是未经教育且年纪较大，而应征入伍的人素质较差且问题较多，
则是经常性的。”
但据我的曾当过南京占领军通讯兵的义弟说，满不在乎地施加暴行的，主要是
年轻军官和士官候补生。所谓“年轻军官和上官候补生”云云，在旧著《日本近代
战史之谜》中有所记述，但根据以平冈正明为中心的五人采访小组的调查、采访、
研究和执笔的《日本人的三光作战》一文中，引用了这些情况，说：“这可能像洞
富雄所说的那样。我在这次调查范围内，也从旧军人的回忆中，听说日本军的顽强
性和残暴性，主要在于下士官和年轻军官。他们亲自参与屠杀，并作示范，也叫新
兵这样干，进行了杀人教育”（《日本人的三光作战》，载《日本之秋》季刊2）。
当时参与南京事件的年轻军官， 现在自然都已上了年纪。 在《日本记录》中所收
《花冈事件》一文的笔者野添宪治也说：“现在，在我周围上了年纪的旧军人中，
很多人在酒醉后傲慢地说，他们在大陆的行为是野蛮的”（《强行带走的结果》，
载《潮》，一九七一年七月号）。年轻军官是典型的日本军人，是单纯地培养其军
人精神的，由此可以说，它很明显地反映了军队教育与对敌对国家人民犯下暴行之
间的联系。
关于这些年轻军官的残暴性，我们曾经听到过下列证词。鹈野晋太郎自己承认：
“在担任见习士官、少尉和中尉期间，大约直接杀了四十五个人，命令部下虐待俘
虏而间接杀害了二百二十五人以上。”他说：“曾入侵中国大陆多达数百万的日本
军官兵，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尉级军官，是在战争中犯下罪行的最狂暴的重要人物，
我们所作所为，说是凶恶的化身也不过分。”（前引《〈南京大屠杀〉读后》。鹈
野也在《世界》杂志一九七一年十月号上发表了一篇手记，题为《以被控告的立场
进行控诉》）
由此联想到，当进攻南京的追击战开始时，有一个传闻，说是片桐部队的两个
少尉相互进行在“占领南京前谁先杀死一百个人”的比赛（《东京日日新闻》，昭
和十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十二月六日、十三日报道）。所谓谁先杀死一百个人的比
赛，事实上是从无锡出发，到攻打紫金山时结束。这两个少尉，一个杀了一百零六
人，一个杀了一百零五人。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竟能分别杀死一百多名中国兵，
这是正当战斗行为的结果吗？还是屠杀？铃木二郎――当时作为《东京日日新闻》
的随军记者曾向报社发了关于这一杀人比赛的消息――在他前几年写的报告文学中
提到：两个军官说过，“两人一起逃跑的就不杀”（《我目击了那次“南京的悲剧”》，
载《丸》，一九七一年十一月特大号――日中战争全貌）。然而，据当时报道，说
M少尉（指向井敏明少尉， 一九四七年引渡来华。经审讯后作为战犯被判死刑――
译者）在横林镇战斗中杀死了五十五人，他果真能在一次夜战中杀死这么多进行抵
抗的对手吗？可以断定，他杀的多半是俘虏来的不抵抗的士兵。当时两个军官所说
的， 是一种隐瞒事实的抵赖。志志目彰曾听当年进行欢杀百人比赛的N少尉（指野
田毅少尉，一九四七年引渡来华，经审讯后作为战犯被判死刑――译者）谈起过攻
打南京的情况，那是他来到母校――鹿儿岛县立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向小学生说的。
当时，他听到该少尉这样说：
报上说是乡土出身的勇士，或进行砍杀百人比赛的勇士，那是指我干
的事……
实际上，我在突击过程中遇到白刃战时，只杀了四、五个人……
我向已经占领的敌人壕沟那边叫喊：“你――来来！（用中国话叫喊，
原文如此――译者）”于是中国兵一个个向我们这边跑来。我们要他们排
在一边，逐个杀死。……
说是砍杀百人，实际上真正杀的差不多是这个数字……
我们两人进行了比赛，后来常有人问我，你没什么事？我说，我没什
么事……（《砍杀百人比赛》，载《中国》杂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号）
“砍杀百人比赛” ，也是一种屠杀。N少尉屠杀了一百多个中国兵，却满不在
乎地说：“我没什么事，”这就是年轻军官肆无忌惮的精神状态。
大约在十年前，伊赛亚・本・达桑、山本七平、铃木明三人曾提出执
拗的主张，认为发表在《东京日日新闻》上关于“砍杀百人比赛”的报道，
纯属虚构。
我的那篇对此虚假说进行详细批判的论文，收录在《驳南京大屠杀是
“无稽之谈”论》第一部（第十四至一三八页，现代史出版会出版）里。
另外，五味川纯平认为“砍杀百人”的行为。并非像报道所说的那样威武
勇敢，实际上是屠杀俘虏，他在《战争与人》10一书中说：“在彼此进行
白刃战时，他们自己杀了多少人是记不清的，谁也不会确认其所杀的人数。
要确定，必须有在场的目击者作证。当时的情况并非是白刃战，他们所杀
的，无非是被他们抓来的人，是丧失斗志、如同难民或俘虏那样的一些人，
是在进军途中抓到的散兵。这已不是什么威武勇敢，而应该说是残忍。”
（第一八九至一九○页）
关于年轻军官的这种残暴性，也有人――亲身经历过战争的人――同我的理解
抱不同看法。据作田启一所著《重新考虑可耻的文化》，据说，当他在《展望》杂
志上发表上述考证性的论文时，前参谋崛江芳孝曾向他发表如下意见：“在中国时，
我觉得上了年纪的士官、下士官和士兵中，有许多人强烈要求让他们去处决俘虏，
为了拒绝他们的要求，负责人需要有很强的信念和统率力。否则就会出现这样的情
况：为下面的要求所左右，对他们处决俘虏表示默认。可是，在出身于农村和学徒
的士兵中，相反有不少人想保全俘虏的性命（第一○七页）。不错，这样的士兵肯
定是有的。但怎么能说明这是普遍倾向呢？何况，似乎从中可以看出，那是职业军
人瞧不起少尉和下士官――他们是由预备役应征入伍一年后提升为志愿兵的。
军国主义教育、军队教育和官兵的道德观念
在南京占领军中所以出现军纪败坏的情况，其原因，如前所述，可以举出很多，
但最重要的是错误的军国主义教育和军队教育，导致官兵的道德败坏，这是个最大
的问题，必须研究。
?大将和武藤中将企图从日本人道德观念普遍薄弱中，找出日本军士兵的军纪、
风纪败坏的根源，但我决不能同意在日本军队教育中处于负责地位的、那种第三者
的发言。如果即使有这种倾向，但土兵的道德败坏难道不是由于错误的军国主义教
育和军队教育所引起的吗？对此，?大将内心里丝毫没有反省，我感到很遗憾。特
别是日本军官鼓吹对中国及其民众的根深蒂固的蔑视，鼓吹无视对方民族感情的同
仇敌忾之心，使日本士兵的心情受到了可怖的影响。对这种影响，可以认为不只是
?大将一个人没有感觉到，恐怕陆军首脑部里的人都没有感觉到。
这里介绍一个著名军官的例子，他曾肆无忌惮地说过瞧不起中国人。
据说，昭和十一年五月，当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在新京（当
时伪满首都，即今长春――译者）同关东军负责谋略工作的参谋田中隆吉
中佐举行会谈时，田中参谋竟敢说：
“坦率地讲，对中国人的看法，你和我根本不同。你似乎把中国人当
作人看待，我认为中国人是猪猡。对他们怎么干都行。”
松本听后，曾在文章中写过；
“不论他说得多么坦率，但我从日本军人那里听到如此荒谬的看法和
如此粗鲁的语言，这还是第一次。想不到让这样的小子操纵着关东军的谋
略工作，我不仅感到可叹，而且替日本觉得可悲。”（《上海时代》，中
册，第二○九页）
正如松本所说，听到这种粗暴的语言是“第一次”，但蔑视中国人，
可以说是军官，从而是士兵的共同看法，只是在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当
时陆军中央得悉南京大屠杀的情报后，曾派人事局长阿南前往当地了解情
况，南京警备司令官中岛今朝吾中将竟敢对他说：“中国人不论多少，统
统杀掉。”他如果不极端蔑视中国人，说话就自然不会用这种口气。
再举一个士兵的例子。一九三九年在和歌山参加第二十八联队的大前
嘉就他自己当时的精神状态说：
“那时，中国人是蝼蚁之辈。我们接受的教育就是这样。杀死蝼蚁之
辈，还会受到什么良心责备吗？”（创价学会青年部反战出版委员会编：
《致不懂战争的一代・42・和歌山编〔在中国大陆的日本兵〕》，第一四
九页）
在这一编中收录了二十多篇手记，全都毫不掩饰地揭露了屠杀、拷打、
强奸、掠夺等各自所犯下的疯狂罪行。其中有一篇题为《在野性的那边…
…》，结尾时这样说：
“我未能杀过蝼蚁之辈。但我不得不承认，在自己身上兽性的一面，
潜伏着难以捉摸的魔鬼般的生命力――以杀人为游戏而从中取乐。所谓战
场，意味着在这块土地上予那妖魔以生存的观利。”
我觉得这时使用这种语言，稍感踌躇。但其实是最出色的。
中国派遣军的情报员、下士官山冈繁，在日本战败后曾作为战犯在苏联和中国
关押了十年，他从少年时代开始就接受了军国主义教育，并在日本军队的“军人精
神”熏陶下，产生了令人可怕的精神状态。对此，他这样说：
当时，我们对日本民族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优越感，而对其他民族采
取蔑视态度。还有一种残忍的武士道精神，把杀人当作英雄行为，并从崇
拜天皇的极权主义出发，产生了非人道的思想，即对强者、掌握权力的人
绝对服从，对弱者、不掌握权力的人使之服从。这些思想是从少年时代就
开始接受教育，在军队里通过军人精神的熏陶而形成的。正由于有这些思
想， 才把侵略战争视为正义战争， 若无其事地干下了惨无人道的行为（
《我的体验：控告侵略战争》，载《新评》，一九七一年九月号）
徐平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担任助理检察官，中国解放后，即一九五六年六月，
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上对日本战犯――包括山冈繁――进行审判时，他担
任第五十九师团长藤田茂中将和其他两师团长的辩护律师。他有机会去详细查明三
个被告当作战犯处理的原因，因而明确说：“他们为什么如此野蛮残酷？为什么公
然侵犯国际法规？他们从什么时候开始敌视中国人民的？我曾详细问清了这些问题。
他们的回答大体一致。他们在小时候也和其他国家的儿童们一样天真烂漫，一旦进
入小学，学习教科书，他们中间就开始滋长军国主义思想。‘欲征服亚洲，必先征
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思想在青少年时代已逐渐形成。后来，他
们入陆军学校，从事军务。从此，东条、广田等人鼓吹侵略战争的言论就成了他们
的主导思想，以至最后狂热地执行军国主义政策，屠杀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中国人民如何反对日本文部省篡改教科书的行为》，载《人民中国》，一九八
二年十月号记者采访记）
“在这次战争中，当军部处于败北之时，一亿玉碎的思想在他们中间
高涨起来。于是，在冲绳本岛陷落时，十六万以上居民与守军共命运，被
置于死地，甚至在几个所属的岛屿上，还发生了强制居民集体自杀的事件
（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结果部队长却活下来当了俘虏）。不仅如此，当
迎击美军进行本土决战时，甚至有像大本营某参谋那样的人向坦克部队发
出指示：开过去，对挤在路上正要逃向内地避难的民众们，毫不客气地压
死他们，前进！”（司马辽太郎和鹤见俊辅对谈：《历史中的狂与死》，
载《朝日杂志》，一九七一年一月号）军人们不许本国民众投降，以至于
要他们一起干，直至战斗到死，并为进行有效的战斗，竟然用咱己的双手，
通过残酷的手段，把他们当作牺牲品而毫不介意。
军人们的精神状态自然，可能是其在战争本期所反映出来的一种疯狂
性，而其本质必然归之于通过军队教育所灌输的“军人精神即法西斯主义
者的精神结构”。
像山冈所说的那样，日本人所以若无其事地对中国人施加暴行，也可以说是由
于对中国人采取了强烈的蔑视态度。日本人在中国土地上胆敢做出蔑视中国人的行
为，还是从日俄战争后不久开始的。
那是发生在东北地方（旧满洲）的事情，前面提到的克里斯蒂牧师这样说：
日本军在以前的战争（日清战争）中的正义和仁慈得到赞扬，而一切
放荡行为却被忘记得一干二净。今天是战胜者应同满洲农民结为永久友谊
的大好机会。屡次苦于战乱的这些农民们，把日本人当作兄弟和救星表示
热烈欢迎。于是就很容易地开拓了长期占有这块国土之途径。而且许多人
是这样希望的。可是不管日本当局的领导人和高级官员目的何在，普通士
兵和来到满洲的一般人民是没有能力认识他们这种地位的。他们的看法是：
打败了一个大国的人民，日本是最优秀的，应该无视中国。由于他们头脑
中存在这种思想，因而不是作为救星而是作为胜利者来到中国，把中国人
看成为被征服者，予以轻蔑对待。
一旦取得和平，日本国内最低下、最恶劣的一部分群众进入中国。中
国人像以前那样继续受苦，失望的情绪越发使他们怒不可遏。今天战争已
经结束，留下来不走的许多低下的普通人民继续进行剥削和不法行为，因
此中国人很不理解。正如有人所说：“俄国人有时也没收我们的财产，但
许多人则付出了四倍于价值的钱。日本人尽管说要付钱，而实际上却连价
值的四分之一的钱也没有付给我们。于是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不幸的是对
日本人表示厌恶，对他们的动机存有猜疑，不愿同他们合作共事，这种倾
向有增无减。要彻底消除这种感情是困难的。”（《奉天三十年》”，下
册，第二六三至二六四页）
克里斯蒂牧师把日俄战争后来到东北的日本人说成为“日本国民中最低下、最
恶劣的一部分群众”。诚然，在他们中间可能有许多低下、下流的人。尽管如此，
是否能说他们是日本人中间最差的呢？如果他们坏，是否可以说，那是反映了日本
人普遍坏，或变得坏起来了呢？
◆ ◆ ◆ ◆ ◆
前面谈到的是预备役兵和补充兵的暴行问题，现在想消微研究一下出身于农村
的士兵的“残暴性”问题，这是个与上述问题有关的经常遇到的问题。
崛田善卫以南京事件为背景写了一篇小说，题目为《时间》（发表在一九五三
年十一月号《世界》上）。作者通过主人公中国人陈某的口提到岛田这个农村出身
的朴素的勤务兵，说：“朴素――但我知道，与城市工人相比，他们更加残忍。”
在胆敢进行残酷行为的士兵中，较多的人出身于农村，这或许是真的。但即使
有这种事实，那也不能说明农民本来是残酷的或野蛮的。因此，我很难同意这样的
看法：“我深深感到，日本军的残暴性是潜伏在日本社会日常生活中的残暴性在这
种场合的反映。当时，我即想到了日本士兵和日本农村的落后性。”（《朝日新闻》
专栏，一九七○年一月二十日）
我认为，日本农民本来是善良和朴素的。正如前面所述，他们在维新变革后，
有一种封建的、恐怕带有残暴性的武士社会的思想和习惯，作为“国民道德”强加
在他们头上，而且还得到了神国思想和军国主义思想的灌输。于是，朴素的农民一
直接受这种思想的灌输，他们成了法西斯军队的凶猛的战士。我们必须这样理解。
占领日本的盟军总司令部认为：“日本人强加于人道的令人可怕的罪过，是日本五
十年来宣扬‘皇道’和‘大和魂’之必然而不可避免的结果”（前引《马尼拉的悲
剧》，第一九六页）。中国作家夏衍也这样认为：“在过去一段时期里，军阀、浪
人和背叛革命的人统治了整个日本，他们把自己本阶级的性格强加在日本人民头上。
完全推盖了‘人民的特性’。”（玉岛信义译编：《中国之日本观》，第一四九页）
他们不仅成了政治思想上十分残忍而凶猛的战士。谁都知道，旧日本军队的非
人的训练时常是残酷的， 因而把他们培养成为“凶猛的战斗力”（野间宏 [7] ：
《真空地带》）。家永三郎认为，这种作为凶猛的战斗力培养起来的士兵，不仅成
为战争时的劲旅，而且从中“不可避免地派生出热衷于对俘虏和当地非战斗人员施
加暴行的后果”。并又认为：“应该说，平素受到压抑的心理，在无视人类理性的
破坏行动中使其爆发出不满情绪；自己的人权全被人们无视的人，他们采取行动，
无视置于自己实力之下的弱者的人权，那是必然的”（《太平洋战争》，第七十三、
二八六页）。五味川纯平也说：“在军队生活中，得不到当人看待的士兵，极少有
可能把被自己打败的外国人当人看待。”（《战争与人》10，第一九三页）
世界语工作者长谷川照子[8] （一九三七年四月，即在战争爆发前四个月，她
跟随中国丈夫到了上海了不久前往内地参加抗日战争，一九四七年在东北地方――
旧满洲因病逝世） 于一九四五年在重庆出版了《在战斗的中国》 一书，她在其中
《在上海》一文中这样说；“一位墨西哥作家曾在什么时候写道，日本人是魔鬼的
魔鬼。有的人说日本兵像野兽，还有人坚持说，他们的野蛮程度远远超过野兽。我，
作为他们的同胞，绝不对此提出抗议。但我觉得，这种比拟有些枉然。他们是法西
斯侵略军。难道这还不够吗？难道从他们身上我们还能希望得到什么好处吗？”
渡部升一曾有这样一句惊人的说法，说是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一切传闻和文献
的起因”，只是在一个“美国牧师马吉的蛊惑人心的宣传”中“提及”，但他也不
得不承认，日本军队带有极度的残酷性。于是，企图把“从日华事变到太平洋战争
所出现的突出的非常残酷的例子”，归因于“当时的日本军队已为一种政治思想所
支配”（《读史方法》，第一三三至一三四、一三六页）。他虽没有提到“一种政
治思想”的根源是什么，但可以认为，恐怕指的是极端的天皇主义和对天皇的崇拜。
天皇形象在毫无畏惧、敢于残酷进行“战斗行动”的日本人的精神状态中，对
此，竹内实[9] 有另外一种理解，他主张：“在实际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天皇的存
在使平凡、胆怯的日本有了勇气和信念，有可能说服自己去进行侵略和杀戮，这是
无可否认的事实。天皇本人是否喜欢这样做，这个问题这里避而不谈。在日本人一
般的精神状态中，天皇的存在就是如此”（《观察中国的出发点》（中央公论丛书，
一九七五年），第一七七页）。对此，五味川纯平也是这样解释的：“要我去刺杀，
我就怀着愉快的心情去刺杀，这种心理状态似乎在日本兵中特别多。南京事件不能
与索姆米事件[10]相比，但那种奉命行事、恬不知耻的思想意识，在确立天皇制的
过程中深入到日本人的意识结构里。”（座谈会笔记：《“五十年战争”的意义―
―小说、电影（战争与人）漫谈》，载《历史评论》，一九七二年一月号）
◆ ◆ ◆ ◆ ◆
在后期的日本军队中，充满了下克上的风气，因此军纪紊乱，这是不言而喻的。
泷川政次郎博士特别提到“南京事件”，认为发生这起事件的最大原因就在于“军
队丧失统率力，军纪紊乱”，并说：“在培植私人武装力量的军队里，必然会出现
下克上的风气。军队的实权很快转到了佐官级、尉官级，到头来转到了下士官级手
中。 在不听从军官命令的F主官的统率下，士兵们的暴行和掠夺是不可避免的。”
（《新版：评东京审判》，下册，第九十六至九十七页）
关于这种下克上的风气与暴行事件之间的联系问题，早在西雅图发行的日文报
纸《稍息》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第四号上，以《在法西斯统治威胁下的日本》为题，
作了这样的论述：“关于如此大规模的惨绝人寰的暴行，其原因，得出的结论是：
对桥本大佐以下的军官们之下克上的擅自行动，未予惩处，这种情况对一般士兵带
来很坏影响，军规完全混乱。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发动这次战争是不正义的，所以
思想松懈。”（《出版警察报》，第一一一号）
渡边和泷川博士也许认为，日本军队是在昭和时期以后开始变坏的。日本军队
性格残暴的严重发展，无疑是在这个时期。但应该看到的是，其根源却在很久以前
就早已存在了。
这是早就应该介绍的，一九七一年，新岛淳良在日中友好协会（正统）
永福支部编辑出版了《南京大屠杀》小册子。他在小册子里提出父母子女
一同自杀的看法，作为南京大屠杀事件的一个原因。对此，引起了人们的
批判，同年六月二十四日，新岛似乎为了对此批判作出回答，他在东京大
学教养学部就“南京大屠杀”问题作了“自我批评”，这个“自我批评”
全文刊于同年出版的八月号《情况》中，题目为《我所了解的南京大屠杀》，
而且归纳了几个要点，同样刊于八月号的《新评》中，题目为《立体结构
――南京大屠杀》。新岛还在以前访问过南京，调查了事件的情况，并以
调查报告的形式发表了两篇文章：《所谓三十万人生命被夺的“南京事件”》
（载《东风新闻》，一九六七年七月三日号）和《在雨花台“听取南京大
屠杀情况”》（《文化大革命下的中国纪行》3，载《大安》，第十三卷，
九号）。
满铁南京事务所所长西义显的惨痛感受
最后，在结束本书第一编的叙述时，介绍一下已故南满洲铁道公司南京事务所
所长西义显所写《悲剧的证人》中的一篇文章……（删去三句未译――译者）
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日本军全部占领南京，十
七日，以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为首举行了入城式。在这五天内，穿上了
军服的日本民族成了一大群恶鬼罗刹和妖魔鬼怪，穷凶极恶，惨无人道，
凶暴到了极点。其残酷的发疯程度，在历史上是空前的。不要说是掠夺和
强奸，就连收容在城外下关的数万名俘虏也被机枪扫射，遭到了屠杀。下
关的街道被浇上了汽油，烧得精光，呼救声响彻大地，一片垂死挣扎的哭
叫声，火舌把天空染红，汽油燃烧冒出阵阵黑烟，机枪在咆哮，死尸散发
出恶臭，著名的南京古城墙到处血流成河，扬子江的混浊江水也染得血红。
这幅巨大的地狱画卷在现实中出现，成为一种愤怒，笼罩着江南的旷
野，中国四亿民众的精神的旋风震撼着大地……（删去四句未译――译者）
然而，在当时军人中是否有人看了这些文章而无动于衷，毫无痛心之感？
我提出这个问题。但对离不了军国主义的“大和魂”和思想顽固的人来说，我
的提问也许是毫无意义的。
战争罪犯感觉迟钝，不只是军人。承认自己在“使国民走上错误道路”这个问
题上应承担政治责任的风见章[11]（第一次近卫内阁的内阁书记官长、第二次近卫
内阁的司法大臣），他在中国归来者联络会汇编的犯下暴行的日本战犯的白白书―
―《三光》（昭和三十二年出版，后改名为《侵略》）一书中作序说：“我认为，
过去那些强制这些人去施加暴行、使这些人如此丧失人性的政治，以及应对此负责
的人才是罪有应得的。”然而，在当时日本的领导人中，有过这一点点自我反省的，
除风见外，还有几个呢？
7 南京暴行事件的责任
日本军在中国首都南京犯下的严重暴行事件， 分为集体屠杀俘虏、 散兵――
“便衣兵”和对普通老百姓进行屠杀、强奸、掠夺和放火，有必要追究其责任。
“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进入南京城，是在大半俘虏和“便衣兵”
已被处置以后，但进城后，抓散兵的活动仍在继续进行。那末，是谁下令干下那种
暴行的？
军部关于不按国际法处理俘虏问题的决定
不言而喻，杀害俘虏是国际法所不允许的。然而，日本军部在日华战争开始时
就作出决定，无视这样的国际法精神。
根据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对前中将武藤章所进行的讯问调查记录，武藤回答
说，由于日华战争是不宣而战的“事变”，所以“决定对被捕的中国人不作俘虏处
理” （《远速》，四十四号，第十九页，载洞富雄编：日中战争史资料8《南京事
件》 1，有缺漏）。这可以解释为对待俘虏问题不受国际法的约束，这是个残酷的
决定。让我们来看看它的具体表现吧！
在华中方面军司令部侵占苏州前，参谋部根据松井总司令官的命令作出如下决
定，那就是四项“关于进攻南京城的要领”和五项“关于进攻南京城以及入城的注
意事项”，并于十二月八日向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司令部作了传达。在决定这些命
令和训示时，曾就国际法和国际惯例问题听取了斋藤良卫博士的意见，但都丝毫没
有谈到对待俘虏的问题（前华中方面军情报参谋中山宁人宣誓供词〔辩证一三四五〕，
《远速》，二一四号，载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1，第二○一至二○二页）。
就这样，华中方面军司令部从未就对待俘虏问题发出过任何指示。检察方面在
向证人中山提出反问时，并未特别抓住这一点，但他提起前面谈到的武藤章的证词，
并谨慎地表示同意武藤的说法。对此，证人中山认为武藤大佐所说的情况涉及国际
法问题，并回答说：“日华事变是非常不幸的战争，其性质也极为复杂。所以我认
为，在对待俘虏问题上自然也未能按照国际法正式执行，但在当地，俘虏的待遇事
实上是基于国际法精神处理的。 ”（《远速》，二一五号，载前引书1，第二五一
页）
前华中方面军参谋只能作这种含意暧昧的回答。证人中山在宣誓供词中就俘虏
问题这样写着说：“听说在南京约有五千俘虏，这些俘虏未被屠杀，根据两军报告，
已适当把他们释放到扬子江对岸。”收容五千名左右的俘虏这可能是事实，但说是
另有人在扬子江对岸被释放，这毕竟是不可信的。事实证明，数万俘虏和散兵遭到
了集体屠杀。
军部中央和华中方面军司令部不按照国际法精神对待俘虏，不知道是不是考虑
到这样一个问题：不想让俘虏享受与原来当军人时所处地位相应的待遇。但如果说
不遵循国际法，自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下级的解释是不承认有俘虏存在，就是说，
即使屠杀俘虏也无妨，不，毋宁是要把他们斩尽杀绝。事实上，各军采取了屠杀俘
虏和散兵的方针。即使在未曾指明如何对待俘虏问题的华中方面军司令部里，许多
参谋的观点也可能是一致的。
然而，人们认为松井总司令官的想法没有那么残酷。在反问中，当问起枪杀散
兵（所谓便衣兵）不正是华中方面军的方针时，证人中山回答说：“绝对没有这回
事。”然后，他又说：“不仅没有这回事……在南京入城时，松井司令官如何朝着
这一方向（应同中国民众和平提携的信念。――洞富雄注）进行了努力，现在想来
也深为感动。”可以推测，这是在暗示在南京陷落后第四天入城的松井大将获知数
万俘虏和散兵遭到屠杀的事实后大吃一惊，想方设法予以制止。
屠杀俘虏和散兵是根据军部命令或师团长命令执行的，这一事实容后再谈。下
面要简单叙述的是当时军部中央的状况： 它越发傲慢， 竟然在并非“事变”而是
“战争”之际没有明文规定要遵守国际法，虽然这有点离开了现在所要叙述的问题。
没有提及遵守国际法的宣战诏书
在日清战争（指中日甲午战争――译者）的宣战诏书中有这样一句话：“若只
要不违反国际法，希与各权限相应地竭尽全力，决无遗憾。”另外，日俄战争的宣
战诏书说：“希于国际条规内竭尽全力，决无遗憾。”这些都把日本军队和国民的
战争行为限于国际法的许可范围内。然而，这次“大东亚战争”（即日本帝国主义
发动的太平洋战争――译者）的诏书却根本没有提到这一点。
对此，竹内好[1] 说：“也可以认为，它早已无须顾虑强国监视之目光，因而
自然遗漏了。另一方面，不必要地强调‘目存自卫’，与此相关，要‘冲破一切障
碍’，其‘障碍’可以理解为包括现有法律秩序在内”（《日本和亚洲》，第一七
八页）。井上清[2] 也解释说，践踏国际法，准备在宣战以前进行偷袭（偷袭珍珠
港），所以不可能把遵守国际法的内容写入诏书（《天皇的战争责任》，第一五二
页）。
宣战诏书所以没有提到遵守国际法问题，认为是“自然遗漏”，这也是一种看
法。其实并非如此，有确凿的证据说明，这种遗漏是有意识的。这方面的事实根据
是：东条英机在诏书的草案中曾用铅笔写上了关于旨在遵守国际法的内容，该草案
现收藏在防卫厅的战史室里。这是来自可靠方面的说法，确凿无疑。如果是这样的
话，未提到国际法不能说是自然遗漏，而是无视东条的修正草案。
如果确有上述东条的修正案一事，井上所认为最合理的解释似乎也存在问题了。
根据竹内好的说法，应该认为，军部中央显然抱有一种可怕的想法：要冲破国际法
这一现有法律秩序。这不仅是军部中央的想法，而且也可以看作为天皇的想法。我
认为，天皇可能是在充分研究了“迄今为止的诏书”的基础上（木户幸一[3]语），
不加修改地、原封不动地同意了这个原来的草案。
无疑中央在开始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时就有这种想法。如果这样，那就理所当
然地会导致当地军队的军纪败坏。于是，对诸如发生南京事件那样的事件，并且世
界各国纷纷指责当地军队，中央自然不会严厉处置应负责任的指挥官，而是采取补
救办法了事。
军部是否发出过关于全部杀光的命令
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的司令官、各师团的司令官在集体屠杀俘虏、散兵中有何
牵连？让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关于日本军指挥官在南京事件中的责任问题，在《周刊文卷》一九六五年二月
二十二日号上有一则报道，从中可以了解新鲜的事实。报道是根据大宅壮一和当时
众议院议员、自民党的一个单枪匹马的人――宇都宫德马所进行的一次座谈。据说，
这个众议院议员之父、陆军大将宇都宫太郎和松井石根、本庄繁[4] 两大将等人一
起，在中国革命时支持了新兴势力，是军部内的“南方派”的一个人物。大宅和宇
都宫两人曾谈到了关于处决战犯松井大将的问题，他们的对话如下：
大宅：松井大将真可悲！竟被绞死……。南方派少了一个人，实在可
惜。
宇都宫：我同松井家有交往。后来在电车上碰到过他的夫人。“我想
参加共产党……”夫人发起火来说道。松井君是南京屠杀的负责人，但在
事件发生的时候，据说他曾表示悲叹。日本军的军纪如此混乱，那还是第
一次……。那是柳川平助中将……
大宅：据说他在登陆时发表演说，“山川草木都是敌人”，并采取了
残酷的非常手段。我们曾在进入南京时见到他那兵团。
宇都宫：在日本陆军中也出现了投机取巧的思想。我曾在战争期间会
见了荒木贞夫大将。他说了声：“唉！日本已经不行了。”据说，到了横
滨，可以看到正在搬运的装有俘虏的棺材。那是一些木箱子，毫无遮盖。
“如果是过去的陆军，也得盖上黑布，献上一束花”……
由此可见，实际上与等于未掌握指挥权的松井司令官不同，第十军司令官柳川
中将似乎对南京事件实质上负有非常重大的责任。可是在日华战争刚开始并任关东
军参谋的田中隆吉在战败后著书说：“与〔上海派遣军〕相邻的柳川兵团未曾施加
任何暴行”（《受到审判的历史（战败密谈）》，第四十六页）。应该相信大宅和
宇都宫的证词呢？还是应该听信田中的说法？使人稍感迷惑，但十分清楚，军纪败
坏的情况同样反映在第十军和上海派遣军双方，这是事实的真相。姑且不去说那些
日本军队中一般军纪败坏的情况，事实上，在进攻南京时，军部是否发出过诸如促
使军纪败坏的命令，这是个问题。
关于荒木贞夫大将就处理俘虏问题的谈话，宇都官在《亚洲》杂志一
九七一年五月号上也发表了题为《回忆我的父亲、陆军大将宇都富太郎》
一文，谈了同样的情况。荒木大将曾看到正在搬运毫无遮盖的装有俘虏尸
体的棺材的情景，他悲叹地说：“唉！日本已经不行了。”在后期，日本
军队连对死去的敌兵也已如此残酷无情。后面在叙述松井大将举行慰灵祭
的情况时，还将谈到这一点。
第十军所属第六师团（？）的随军摄影记者河野公辉说，他应太平洋战争研究
会的要求进行采访， 看到在该师团的司令部里有一份传达命令的文件， 内容是：
“不容许共产主义的暴虐，为粉碎共匪的猖獗活动，农民、工人自不待言，直至妇
女儿童皆应杀戮之” （《太平洋战争文献；最前线情况异常》2《对杀戮现场作证
的随军摄影记者》，载《朝日艺能》，一九七一年一月十四日号。在森山康平编的
《证词记录：三光作战》〔第四十六页〕中，这条内容被删）。这一命令事实上也
许出自平松鹰史所著《乡土部队奋斗史》一书。根据该书记述，在向昆山进军中的
第六师团的司令部接到命令说：“不论妇女儿童，凡中国人一概都杀。房屋全部放
火焚烧。”当时，该师团的高级副官平冈力中佐说了一句：“会有这种愚蠢的命令？”
他跳了起来，因而这一命令就“不了了之”。这一命令是从什么地方下达的呢？据
平冈中佐说：“柳川兵团自然不会发出如此愚蠢的命令。虽然未能确认命令来自何
方，但恐怕是军司令部在上海苦战期间所发出的发疯的命令”（第四○六页）。第
六师团属第十军领导，它于十一月五日在杭州湾登陆，在松江西南独断专行，并企
图紧急向昆山进击，为此于十二日划归上海派遣军领导，十五日占领昆山后不久，
又重归第十军领导（《熊本兵团史》支那事变编，第九十五页）。如平冈中佐所说
的那样，第六师团司令部所接到的关于一概都杀的命令，也许是上海派遣军司令部
发出的。正如后面要介绍的，在上海派遣军司令部里，说不定会有平冈中佐所推测
的那些事实，因为那里也有像长勇中佐那样的参谋，他性格反常，本知是真是假，
他夸口说曾以自己独自的命令屠杀了三十万名俘虏。但如前所述，第十军司令官柳
川中将在杭州湾登陆时发表演说，说是“山川草木都是敌人”，因此不得不认为，
存在问题的命令也是在登陆当初从第十军司令部发出来的。无论如何，说“未能确
认”命令来自何方，则令人可笑。
找认为，上海派遣军或第十军，或双方都发出了如此残酷的命令，那是千真万
确的。但下达命令，是否取得军司令官的同意，这一点似乎还是个问题。进攻南京
的军队，其指挥系统混乱，岂止松井总司令官发出的要下级严格执行的命令得不到
贯彻，据说在他指挥下的两军团的司令官对其幕僚和所属师团长发出的关于严格执
行的命令也是不起作用的，当时情况不正是这样吗？据河边虎四郎少将在他写的回
忆录里说，柳川平助中将同松井石根大将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不好。这里，可能是
在统帅问题上有些意见分歧。据说，当时上海派遣军参谋西原曾对河边少将（当时
为大佐）说过：“师团司令部里的人对军司令部有意见是不行的。过去毫无怨言、
默默地表示服从的第九师团现在逐渐发起牢骚来了，那便是军司令部软弱无力的证
据。 ”（《河边虎四郎少将回忆对答录》，现代史资料12《日中战争》4，第四三
五至四三六页）
这样，在不敢落后的军官们中间，的确，任性的下克上的风气到处泛滥，因而
关于大量处决俘虏问题，也应该认为是在这种风气下所出现的各级指挥系统的独断
专行。
进攻新加坡的猛将山下[5] 大将在会见敌将领泼西勃尔时，他的那种
傲慢不逊的劝降态度在前往进行采访的摄影师和记者面前暴露无遗。三十
五年前，据说进攻旅顺的乃木大将在水师营会见欧将斯特塞尔时，拒绝国
内外记者参加和摄影，经记者再三请求，终于同意在“会见结束后，让斯
特塞尔将军及其下属佩着剑，以朋友的身份排在一起，拍摄一张照片”。
可是，对属下参谋们的态度，连这位山下大将也在他的日记中表示不满地
说：“他们大多是不够细心的参谋。总之，近来的参谋大多专业不精，缺
乏礼节，实为遗憾。”（佐佐木二郎：《战斗与士气》，载《传统与现代》，
一九六九年九月号）
在幕府山附近，会津若松的第六十五联队捕获的一万五千名左右俘虏被屠杀，
肯定是根据军司令部的命令执行的。山田旅团长在当时发生事件时所写记录中说，
师团长命令我们“处决俘虏”（参照本书第三一七页），师团长可能也是请示军司
令部后发出命令的。然而，虽说是军司令部的命令，但在这种场合，说不定或系一
部分参谋之独断专行。实际上，当时身为上海派遣军的情报主任参谋长勇中佐曾夸
口说， 后来，我对谁都擅自下令，一举屠杀了三十万俘虏。对此，已在第3节（第
六十六至七十页）中作了叙述，如在那里所说的那样，说是屠杀三十万俘虏是极其
夸大其词的，即使枪杀部分俘虏的命令来自上海派遣军司令部，也不能认为那是长
勇中佐一个人的独断专行。
总之，处决幕府山的俘虏问题等等，除特殊情况外，我不认为军司令部会发出
一个不留地杀害所有俘虏和散兵这种一般命令的。屠杀俘虏也好，处决散兵也好，
那可能主要是师团长及其部下联队长，在异乎寻常的气氛中失去正常判断能力的情
况下，独断专行地进行的。但后来得到了军司令部的默认，继续逮捕散兵。第十六
师团长中岛中将的部下助川联队长曾同铃木明谈起： “师团长说不要有俘虏。 ”
（《“南京大屠杀”之无稽之谈》，第二四九页）凡此种种，可能是师团长之独断
专行的结果。
松井大将挥泪提出警告也被当作耳边风
松井大将在南京事件中被追究责任，当他接到关于死刑的判决后不久，巢鸭拘
留所的教诲师、东京大学教授花山信胜曾见过大将一面，听他这样说：
南京事件，可耻之极。在南京入城后，举行慰灵祭时，我提出也要一
起祭祀死去的中国人，可是参谋长以下部属怎么也不理解，说是会影响日
本军的士气。【以师团长为首都是那么认为的。在日俄战争期间，我以大
尉身份参战，那时的师团长无疑要比现在的师团长好多了。】在日俄战争
期间，别说对中国人，就是对俄国人，日军在俘虏处置问题以及其他方面
都处理得很好，而这次却做不到这一点。自然，那可能是因为政府当局没
有这样考虑，【在武士道或人道这些方面，今日与当时全然不同了。】在
举行慰灵祭后不久，我把大家召集拢来，以军司令官的身份板着脸发起火
来。当时朝香宫也在场，柳川中将也是个方面军司令官，我说，【好不容
易树立起来的皇威，一下子由于那些士兵的暴行失去了光彩。可是，此后
大家却都笑了起来。尤为甚者，某师团长甚至说“那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仅我个人落到这样的结局，虽一个人，但能给当时军人们以更多、
更深刻的反省，就此意义而言，我感到非常高兴。我想，好歹已是这样了，
就让我这样死去吧！（《和平的发现》，第二二六页。【】内着重号系笔
者所加。）
这可能是他对军纪败坏的情况所发出的一种悲叹。由于师团长缺乏人道主义而
发出独断专行的命令，日本军集体屠杀了俘虏和散兵，并由此导致每个士兵犯下暴
行，师团长们对此却毫不在意。松井大将就师团长们的责任问题也在远东国际军事
审判时的讯问调查记录（检证一○一○四）中说：“朝香宫是在南京入城前来到部
队的，鉴于他在本部队的时间较短，我认为责任不在朝香宫。我想说，当事人的责
任在于师团长” （《远速》，四十四号，载前引资料集1，第七十七页）。然而，
他所说的责任问题，也许是就当时所处的地位而言。
松井大将曾说，要对战死的中国人一起进行慰灵祭，但说是会关系到日本军的
土气，遭到了参谋长们的反对，结果未能这样做。然而，前华中方面军参谋中山宁
人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的宣誓供词（辩证一三四五）中说：原想在进行慰灵
祭时祭扫战死的中国人， 后因祭文和其他准备工作来不及， 因而决定推迟时间（
《远速》 ，二一四号，载前引书1，第二○五页）。这种供词等于零，事实怎么会
歪曲到这种地步！
住在山梨县市都留郡的释神仙和尚，曾以预备役少将（一说少尉――译者）身
份应征入伍，但他在村公所的官员面前，当众撕掉了应征入伍的命令，因而竟在宪
兵队的拘留所里被整整监禁了一年时间，备受严刑拷打，结果当了从军僧，于一九
三九年三月前往中国，三天后很快就逃往重庆。和尚说：“提醒我的是，即使错了，
也应把敌兵当作佛像来对待。”这似乎是从军僧在离开日本前的观点（森山康平编：
《证词记录：三光作战》，第五十八页），他是在占领南京后一年半左右时间说这
些话的。从占领南京以后，当时日本人对中国人的看法和态度一般都是这样。顺便
介绍一下，据说和尚还说过：“要说有什么像样的军纪，是在迫近南京以前。”
◆ ◆ ◆ ◆ ◆
松井大将同花山信胜谈起的慰灵祭，是在举行入城式后的第二天（十二月十八
日）把军官们集中起来后进行的。当时，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也列席
参加，他对当时情况叙述如下：
我想，到此总该可以结束了吧。就在这时，最高指挥官松井忽地站了
起来，面对以朝香宫为首的全体参加祭祀的人们，开始进行说教式的演说。
〔报道部长］深掘中佐和我都纳闷地听着他说，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情，但
听到的却是一番申斥：“你们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皇成，一下子由于那些
部分士兵的暴行失去了光彩。”而且老将军的申斥是严肃的，他流着泪，
十分痛心。“你们干了些什么？这不是与皇军不相称吗？从今以后，你们
要始终严格执行军规，绝对不许虐待无辜人民。否则，那又将用供品祭祀
战死者了”云云，他的训戒是很痛切的。我在心里想：“松井君，做得好
啊！”我回头看了看深崛中佐，拜托他说：“现在，世界上都已知道日本
军的残暴行为。我想，要想个办法，将松井大将的训戒用消息发到世界各
国。务必希望得到报道部长的同意。”深崛中佐说：“松本君，我非常赞
成。但现在要马上取得方面军参谋的同意，情稍等一会儿。”（《上海时
代》，中央公论新书版，下册，第二四八页）
那时，华中方面军的参谋没有同意报道部长深崛提出的要求，但报道部长自己
承担责任，同意松本发布消息、拍电报。于是，关于松井大特的训词用英文发布了
消息。这个消息可能传到了世界各国，但在重要的日本，却未见报，那是不言而喻
的。
松井大将对日本军的军纪败坏情况表示愤慨，这件事很快地传到了中
国，作家林语堂在他当时写的《暴风雨中的树叶》中说：“战胜者日本军
与战败者中国军的崩溃相比，更暴露出了它那不光彩的样子。日本军热中
于暴淫， 不可能继续前进， 以致使日本军总司令官松井石根也这样说：
‘日本军是世界上风纪最坏的军队。’”
松井石根大将得知他那占领南京的所属部队之暴虐行为后，震动很大。对此，
当时在近卫内阁通讯省担任参与官的犬养健在其“零星记录”中说：“大肆进行掠
夺和暴行的谣传，似乎确有其事。松井大将听后，悲叹得几乎昏了过去。”（《扬
子江仍在奔流》，第三十七页）
松井大将之悲痛万分的训戒，一般官兵也把它当作耳边风。屠杀、强奸、掠夺、
放火行为依然如故，反覆出现。十二月二十一日以后，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
将被任命担任南京地区警备司令官，他也是个心狠手辣的人物。在到年一月初，他
对来自中央的人事局长阿南说：“中国人什么的，有多少杀多少。”师团长们哈哈
大笑，嘲笑松井大将的训戒，直到翌年二月初为止，欢庆南京胜利的宴会搞得乌烟
瘴气。
对掠夺、强奸表示默认
接着是日本兵对普通老百姓所犯下的毫无控制的暴行问题。军司令官、师团长
或司令部的参谋们，他们自然不会去奖励强奸和掠夺行为。但可以认为，他们事实
上在某种程度上默认了这种恶劣行径。
前面提到的前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根据他的同僚、第十军随军记
者所谈，在书中记述道：“柳川兵团之进击所以迅速，甚至可以这样说，那是由于
在官兵中间有一种‘可以随意进行掠夺和强奸的默契’”（《上海时代》，中央公
论新书版，下册，第二四二页）。小川平吉也在他于翌年――昭和十三年四月十八
日记下的日记中说，他同香港回来的佐藤安之助谈起，首先提到了日本军的军纪败
坏问题，认为“军纪败坏的情况出乎意料。有这样一件事情：在南京，日本军入城
后，把避难于教会学校里的妇女强行拉到兵营，施加暴行。牧师和领事偕同妇女前
往兵营了解情况，副领事遭到了殴打”。并说：“当中岛师团长（即上海派遣军所
属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南京警备司令官。――洞富雄注）向北挺进时，
针对松井（华中方面军总司令官松井石根。――洞富雄注）提出的警告，若无其事
地说什么强奸在战争中是不得已的，由此可见军纪败坏的程度。”师团长对士兵们
奸污中国妇女的行为无动于衷，令人吃惊（《小川平吉有关文件》1，第三七八页）。
如前所述，松井大将在南京人城式后第二天举行了慰灵祭，并说过“你们不是与星
军不相称吗？”当他痛切地申斥官兵时，“大家笑了起来，某师团长甚至说那是理
所当然的！”这里把官兵的暴行说成是理所当然的那位师团长，大概是中岛中将吧！
岂止是中岛，这里说的是“大家都笑了起来”。这是怎么回事？再从小川平吉的日
记中引用一下有关资料。他在同年二月九日那天写的日记中，可以看到这样一段话；
“从上海回来的松井七夫（石根之弟）那里，听到了新的情况：战地荒凉、掠夺和
强奸、一冲国要人在建立新政权问题上困难重重等，许多情况是一般人所不了解的。”
问题不在于劣等兵的百分比
日本军对南京市民犯下的暴行，其残酷的程度是无法辩解的。但也并非军队全
都兽性化了。
当时， 日本方面在上海出版的一本小册子 （Plain Speaking on the Sino-
Japanese conflict. Shanghai, 1937－38. 10－Moutains out of Mole Hills）
对此辩解说：“即使承认日本军有若干屠杀行为，承认日本军与外侨之间曾发生过
某些事件，但是干这些事件的人与整个在华日本军比较起来，仅占百分之零点一，
或百分之零点五，至多百分之一。即使承认百分之一的最高比率，这在拥有数十万
人的日本军中，难道算得上是‘大量’的‘坏分子’吗？公正的人是会清楚地回答
这个问题的。”
对小册子的这种强词夺理，田伯烈批判说：“其立论的方法，使人们想起女人
以‘孩子还小’为理由听凭孩子淘气的做法，为自己掩饰。如果有人认为报告中列
举的事件根据十足，那末很清楚，施暴的士兵在在华日本军中所占比例远远超过百
分之一，即有四千至五千人。如果有五千个士兵施加暴行，我英军当局感到极为不
安。而且，如果知道许多暴行事件是在军官的指挥下进行的，这种不安心理必将更
甚。 ”（《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载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第九十九至一○
○页）
田伯烈也认为，不能认为开进南京城的日本兵全都像野兽一样。以检察方面的
证人身份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出庭的马吉牧师作证说：“我遇到过少数作风正派
的日本兵， 但大部分只是些劣等兵而已”（《远速》，四十九号，载前引书1，第
一○二页）。这种判断稍微有点感情用事，在憎恨日本兵的外侨眼里，日本兵无疑
只是些劣等兵而已。胆敢施加暴行的人，恐怕是日本兵的几分之一。尽管如此，非
常遗憾的是无法彻底否定马吉牧师的证词。
并非没有外侨对温柔的日本人作过特别描写。在金陵大学附属医院――鼓楼医
院帮助工作的麦卡勒姆牧师也是其中之一。但他说，这样的日本人为数甚少。麦卡
勒姆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的宣誓口述（检证二四六六），其内容以当时的日
记为根据，这里，从中引录一下有关内容：“我遇到某些彬彬有礼而且尊敬我们的
令人愉快的日本人，而其他人都非常残忍，威胁并殴打我们，打我的耳光，等等。
里格斯（金陵大学）曾挨到一记厉害的耳光。我常常亲眼见到一个日本兵帮助几个
中国人，又把中国婴儿抱起来玩耍。不止一个日本兵同我们谈起，他们厌恶战争，
想回国。日本大使馆工作人员是亲切的，打算把我们救出来，但他们无能为力。有
良心的日本兵极少，微乎其微”（十二月二十九日那天日记）。“今天，医院里有
一半职工成功地登了记。我必须报告日本兵的良好行为。最近，有七、八名很好的
日本兵来医院看望。我们对他们说，给病人吃的食品十分缺乏。今天，他们带来了
一百斤大豆，并有若干数量的牛肉。我们在医院里已有一个月没有吃到牛肉什么的，
因而对他们送来这些东西甚表欢迎。他们问我们需要什么东西。”（一月三日那天
日记。在法庭上宣读时，这部分省略。同前引书1，弟一一八、一二三页）
五味川纯平[6] 谈过与此有关的情况，他说：“所有兵团有一个共同的倾向，
都不把中国人当人看待，态度傲慢。但不是所有的官兵都这样。即使傲慢的、毫无
人性的官兵为数不多，但在行动中则占了统治地位。”（《战争与人・10・热火的
猎人》，第二部，第一八八至一八九页）
在进攻南京的军队中，许多日本兵很恶劣，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问题不在于
他们在整个军队中所占的百分比。我们必须重新认识这一点：即使是一部分人，但
的确存在着胆敢无法无天地施加暴行的、毫无良心责备的军官和士兵，而军部当局
对他们违反军纪的现象又无意采取任何有效的抑制措施。
外侨视为日本最高军事当局的恐怖政策
南京大屠杀在世界上耸人听闻，各国纷纷对日本提出指责。陆军中央部对此虽
感到十分狼狈，但只于翌年二月把以“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上海派
遣军司令官朝香宫和第十军参谋长桥本欣五郎为首的约八十名参谋军官召回国内，
对他们提出警告，就此了事。
陆军中央部对在南京出现的恐怖状态，什么措施也没有采取，长时间来一直放
任不管，而对上层领导几乎未作出像样的处罚。因此，当时在外侨中有一种强烈的
意见，认为从南京事件等所见到的日本兵的残暴行为，是日本军最高当局所采取的
恐怖政策的反映。《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的编著者田伯烈提出的见解具有
代表性，他的意见在该书结尾时是这样论述的：
日本军在中国所犯种种暴行，难道只是士兵们在胜利的高潮中之越轨
行动的结果吗？还是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日本军当局所来取的有计划的恐
怖政策？也许有读者产生这样的疑问。事实告诉我们，结论是后者。军队
的暴行更发生在占领城市后不久，尤其是在这种占领使疲惫不堪的军队的
军事行动将要结束之后，即使没有分辨的余地，也是能够了解其情况的。
可是以南京为例――这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日本军的暴行在占领市区后持
续了三个月时间，直到笔者于一九三八年四月上旬离开中国时尚未停止。
因此，笔者不得不作出这样的结论：或是相当一部分的日本兵处身于
无人管束的状态之下，或是日本军当局企图以恐怖威慑中国人，以此迫使
中国人投降（前引书2，第一○○至一○一页）。
不言而喻，陆军中央部企图对中国民众采取恐怖政策，可以说是疑心生暗鬼。
然而当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了祖国的繁荣而发动战争时，我认为必须老老实实地承认
这一事实：他们只是丧失了人性。因为他们要牺牲“大东亚共荣圈”之一员，中国
的民众――即使这是他们自己空喊和倡导的，而毫无痛苦之感。
占领日本的盟军总司令部认为，发生在马尼拉的暴行事件，也是在陆
军中央部的命令下进行的，他们的见解是：“基于审讯俘虏、个人见闻和
没收文件所得的确凿证据，说明了如下令人吃惊时事实，那就是对马尼拉
市的掠夺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许多令人发抖的事件，并不是在该市处于困兽
犹斗的日本守备部队失去理性而发作的行动，而是日本军统帅部在事先冷
静地一手制订计划所产生的结果。把马尼拉全市置于死地的那项致命的命
令， 直接发自东京” （盟军总司令部谍报科编： 《马尼拉的悲剧》
Japanese atrocities inManila）。
军纪败坏的直接原因
松井大将对南京占领军的军纪败坏情况及其处置问题这样说：“我认为原因在
于：一、到上海以来，艰苦的作战使我官兵的同仇敌忾心理更加强烈；二、由于追
击战之激烈而迅速，我军的给养和其他补给不够充分”（《南京大屠杀事件与松井
石根日记》，载《日本周刊》，第三九八号）。一九三八年二月五日，日本大使馆
在南京举行的茶话会上，新任南京地区西部警备司令官天谷少将就士兵们军纪败坏
的原因，向各国外交代表提出了与松井大将类似的看法。第二天，美国驻华大使馆
二等秘书艾利森致电（检证一九○六）本国国务院，传达了天谷少将说明的要点，
内容如下；
少将认为，对日本军在南京所犯的暴行问题感到十分遗憾，各国收到
的报告特别强调这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所以发生掠夺和暴行，是由于长
期以来的紧张战斗和遇到中国军队出乎意料的顽强抵抗。迅速进军造成了
粮食供应不足，军队的疲惫导致了训练不够（《远速》，五十九号，载前
引书1，第一六二页）。
在日本军内出现目无军纪状态的一般原因，诚然，可以列举松井大将和天谷少
将所说的那几点。我认为还必须指出与此有关的问题，那就是作战毫无正义，或各
部队长为最先攻入南京而急于抢头功，强制部下的官兵进行艰苦的战斗，使士兵的
心理状态发生错乱。
在“华中方面军”内部，上海派遣军也由于上海事变以后的连续激战而感到疲
惫不堪。加之，需要补充人员，补给弹药和器材，因而当中国军队想从上海突围时，
方面军的参谋认为不能进行紧急追击，于是曾考虑停止向苏州、嘉兴一线进击。可
是，当中国军队开始总崩溃而退却时，日本军就放弃原来的方针，立即转向南京追
击。方面军的作战计划是要在过年后，正月中旬开始进攻南京城，预定足足需要一
个月时间，而实际上快一个半月，成功地占领了南京。由此看来，不难想象，士兵
们所强行展开的追击战和进攻南京的战斗是多么残酷！
激烈的战斗行为丧失人性
除了上述直接外因，似乎还有种种更带有根本性的原因导致军纪败坏。
首先，这次战争系不宣而战，帅出无名。这是一个很大原因，它无疑导致了官
兵的军纪败坏，使他们犹如一支进行掠夺的军队。
其次，是激烈的战斗行为使之丧失人性，这不仅限于日本的军队。前面提到的
石川达三所写《活着的士兵》这部小说，就以这样的战场为背景：为打开上海战线
处于胶着状态的局面，作为增援兵力的一翼，从华北调来了第十六师团所属的一支
小部队，在扬子江下游的白茆港敌前登陆，然后一鼓作气几经激战，终于攻占紫金
山，以至于进入南京城。石川所入伍的部队，是跟着攻打南京的特种部队，自然未
与士兵们一起经受过艰难困苦。然而，他在这部小说里，如实地描写了在反覆进行
的激烈战斗中，官兵们中间有人意识到了这种毫无反省的残酷性。
史沫特莱（Agnes Sinedley）女士在她的《中国的战歌》中，举了一个士兵―
―出身于东京都大森地区――的例子，说此人在反覆进行的战斗行为中逐渐养成了
残忍性。她说：“这个新四军的机关里，摆满了各种战利品，也有许多军旗，其中
有两面当作窗帘使用。在战利品中，还有两个邮包，里面分别装满了待寄往日本的
信件、来自日本的信件、堆积如山的日本兵所记下的日记等等。我请我的秘书和林
世福协助把其中一则日记泽成英文。那是一份署名为中村伍长的长篇记录，对人如
何逐渐变为畜生这一过程有较深的研究。……他们抓来了五个住在一起的居民，经
过严刑拷打后，全都把他们杀了。应征入伍的日本新兵们，看到了这些情景感到十
分恐惧。中村伍长对这些新兵的情况叙述如下：‘新兵总是这样的，但这些家伙不
久也会这样干的。’”
好像曾在第十军某部队入伍、参加过南京攻陷战的佐藤信助（笔名）说：“战
争改变了人，成了只考虑自己利害得失的人。在血腥的战场上的日日夜夜中，所谓
自制心或教养一下子全部丧失殆尽。谁都变得眼神可怕，开始出言粗暴，行动疯狂。
以若无其事的表情屠杀中国人民的一个中队长说自己是神主之子。现在，他也许以
崇敬的神情在神社的正殿供上了祝词。在缺乏教养的一伙人们中间，怕在战败后追
究他们为战犯，多少也有人化名后逃了回来。”（《纳粹党恬不知耻的野蛮行为》，
载《潮》，一九七一年七月号）
我想再举一个例子，虽然罗唆一些。山田支队曾沿着杨子江南岸向南京进击，
该支队的一个辎重兵看到了一个年轻军医也有野蛮行为。该士兵说，他在不断进行
手术过程中逐渐养成了残忍性，竟然能泰然自若地进行人体实验，最后色情狂地、
若无其事地剖开中国妇女的腹部，割碎了她内部的生殖器组织。他说道；“五个月
前，有个扮成男孩模样的女孩，由于受到迫击炮的袭击，伤口痛得厉害，眼看她就
要成为一个残废的女人，可是军医还半开玩笑地把她的身体剖了开来，而我也完全
成了同犯。我虽然在中途离场，但那并不是因为我对军医们表示厌恶、痛恨和抗议，
而只是由于看不惯，感到毛骨悚然。我拼命用泥土覆盖女尸――她被扔在院子里的
一个洞内，习以为常的我也不知不觉地害怕起来，想起了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那时
的情景。我再也不想回到老婆和孩子那里去了。”（藤原审尔编：《众所周知》，
第二十二至二十三页）
日本军在马尼拉犯下的暴行，是在山下奉文大将的司令部撤退后，为了破坏美
军登陆时的各种设施，留在那里的海军部队主要在被美军攻破的最后几天内犯下的
（前引《马尼拉的悲剧》，第一九一至三一九页）。南京事件与此相反，它发生在
日本军取得巨大战果后不久。无论如何，那是官兵们在反常心理状态下所干的事件，
使人深深感到战争的恐怖性。
诚然，也许战争离不开残酷行为。如果是第三者，也可以冷静地持这种观点。
在当事人看来，如果是被侵略的一方，或可以这样进行辩解。“然而，发动战争的
人不能抵赖说：战争离不开残酷行为”（森水哲郎：《日中问题的基点》，载《潮》，
一九七一年七月号）。日本军事上、政治上的大大小小的领导人应该对向中国发动
侵略战争负责，他们决不能作这样的辩解。
关于日本军队道德败坏的问题，还有必要把它与军国主义教育、军队教育联系
起来进行考虑。这里，就这个问题进行叙述。
郭沫若、林语堂、斯诺控告日本人
在具有国家性质的行动中丧失了人性，这是违反道德的现象，其责任也许不仅
在于一个军部。与军部相结合，仅在表面上建立近代国家的明治时期的政治家也必
须承担部分责任，毫无批判地予以配合的教育家和其他知识分子阶层也应负一定的
责任。
关于这一点，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已故的郭沫若所表明的见解。那就是他关于在
近代化日本成长的背后培植了日本国家、日本人的残酷性这一引人注目的解释。这
就是他为田伯烈编著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中译本所写的序。现将他于“民
国二十七年六月二十日夜”所作的序，全文介绍如下：
人类的正义在未能树立其绝对的权威之前，民族与民族或国家与国家
之间，为利害冲突而诉诸战争，原是难免的事。然而，这战事，至少要求
其为堂皇的决赛，要求其破坏的惨祸仅限于战斗的成员与战斗的设备，于
此等人员与设备之外不能任意波及。这是文明民族间所有的义务。然而，
把一切世界公约蹂躏尽了的日本军部，根本上便说不到这一步。自从“九
一八”以后，他们始终是以海盗的姿态出现，擅自造成酸祸的口实，因而
继之以不宣而战的大规模的侵略。毒气毒品，横施滥用，对于不设防城市
与无抵抗的老弱平民，任意施行轰炸，这已经是惨无人道，为世界各国所
一致谴责的行为，而残酷的暴行还要继续到每一次作战过程告了一个段落
之后。大规模的屠杀、奸淫、虏掠、破坏等等的惨剧，在每一个被占领了
的城市中都要表演出来，而且要继续到一月、二月、三月之久，不使成为
灭绝人烟的废墟不止。说到屠杀与奸淫的手段之酷烈，尤其有令人发指者。
已经解除了武装的士兵，被诳骗了去集体地加以扫射或焚烧。十一、二岁
的女孩，五、六十岁以上的老妪，均难免于淫欲者的魔手。有的在奸淫之
后还要继之以残杀，继之以死后的不可名状的侮辱。这罪孽，在人类史上，
实在是留下了不能洗刷的污迹的。
本来日本民族离开原始的区域并不甚远。在我隋朝时代，日本的俗习
还不冠不履，甚且是无盘无俎，以手进食的。隋朝以来输入了我国的文明
始逐渐开化，然而这德泽仅及于沐猴而冠者的上层，并未能浸润于一般的
民众。直至明治初年，日本的一般平民才开始有了姓氏，这原始的程度是
可以想见的。本来还是半开化的民族，侥幸地又受着了欧西文明的恩惠，
而统制者不能运用理智的力量以事统御，故成为文明利器的逆用，犯出了
人类空前的罪行。这罪行要斥之为野蛮，事实上单纯素朴的野蛮人并没有
这样的酷烈，这样的残忍。这儿，充分地表现出于人类社会的危机。文明
而无理智的统御，文明的利器而遭了逆用，这所招致的结果无疑地是人类
的毁灭。人是有自杀本能的动物，人类不也在开始自杀了吗？
我们中华民族十二万分地不幸是有了这样的一位“芳邻”，而遭受着
空前的浩劫。我们无数的同胞，无数的文化业绩，都在这浩劫中毁灭了，
并且还在继续毁灭着。我们是成为了文明逆用者的牺牲。然而这牺牲，在
我们不过是首当其冲而已。我们的牺牲，对于全世界全人类，绝不是毫无
意义的。由我们的牺牲警悟了爱好和平的民族，他们便知道了文明的逆用
是怎样危险的行为。由我们的牺牲控御了文明逆用者的越野蛮人――日本
的狂暴军部，使他们的兽行不至于像洪水一样立即泛滥于全世界。我们的
牺牲不仅在为自己的祖国，自己的文化筑着血肉的长城，同时，也在为全
世界的人类，全世界的文化筑着血肉的长城，我们是这样相信，这样坚决
地相信着。
《孟却斯德导报》 （Manchester Guardian，今译《曼彻斯特卫报》
――译者）的驻华记者田伯烈氏所编纂的这部《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
正是我们所筑着的血肉长城的一部分的写照了。这样公平的客观的写照在
我们自己是很难做到的，深赖明达的编者与本书中对于编者提供出宝贵资
料的国际的友人们，冒着莫大的危险与艰难，替我们做出了。这儿不仅横
溢着人类的同情，这儿更高涨着正义的呼声。编者在高呼着：“中国已经
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事态，对于全世界的人士，不管是集体安全主义者或
孤立主义者，都有切肤的关系……除非人类准备长期放弃决定是非曲直的
权利，除非人类甘愿冒绝大的危险，使中国目前所遭遇的无可名状的恐怖
苦难再演于将来，那末，全世界人士对于英勇抗战的中国，就不应该袖手
旁观，漠不关心呵。”是的，但我们相信，人类是决不“放弃决定是非曲
直的权利”，全世界人士对于我们也并不会“袖手旁观，漠不关心”的，
本书的编者和无数友邦人士正是无上的证明，本书的出世备受了全世界热
烈的欢迎，也正明白地表示着，我们的友人是布满于全世界的。
现在本书的译文又呈现在我们自己的眼前来了。我们对着这片血肉长
城的写照，我们相信，凡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必然会感受着无限的悲愤而
愈加勉力。我们要为死难及受害的同胞们致哀，要向同情于我们的国际友
人们致敬，而同时要倍加觉悟着自己的责任，要把保卫祖国、保卫人类、
保卫文化的使命，彻底地完成。我们相信，我们正是在执行着“决定是非
曲直的权利”的。抗战快满一周年，敌人已经在作最后的挣扎了。我们始
终相信者，人类的正义终必有树立其绝对的权威之一日。
要理解郭沫若的文章，必须考虑他在执笔时对逮捕他的日本帝国主义势力所流
露的强烈的敌意和厌恶感。但这且不说，我认为郭沫若是中国最著名的日本通，也
是优秀的学者和作家，应该虚心听取他对近代化日本文明所作的批评性的解释。
明治的领导人以和魂洋才为座右铭。所谓和魂，实际上以封建社会统治阶层的
意识形态为基调，他们甚至企图以此来改变本来就是异质性的民族精神。这里出现
了沟通统治者与民众的“国民思想”。
可以说，是明治文化给这种封建的和魂戴上洋才即以物质文明为主的欧美文明
的假面具。由于是前近代与近代的结合，所以未能充分协调，自然就产生畸形的东
西，由此就有了很大的可能性，产生出郭沫若所说的那种比野蛮人更残酷的文明野
蛮人的回家。
郭沫若所作的那篇序，未见收录在他的《抗日战争回忆录》里，也没
有收录在一九五八年出版的《沫若文集》第十一卷中的《羽书集》（五十
九篇）里。我觉得不可思议，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最近出版了上海图书馆
编纂的《郭沫若著译书目》，从该书目看来，一九四一年香港出版的《羽
书集》（七十四篇）和一九四五年重庆出版的《羽书集》（五十八篇）都
未收录这篇序文，由此可以想见，并不只是在战后出版的《沫若文集》里
没有收进这篇序文。另外，在一九三八年八月广东出版的《文艺与宣传》
和丁三编的《抗战中的郭沫若》 （战时小丛刊， 出版时间不明）第四编
《最近言论》等，也未收录这篇序文。
《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出版后不久，正当武汉陷落之际，因
而它失去了在国内广为流传的机会，连郭沫若自己手头也没有这本书，也
许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未能把这篇序文收录在他的那本《羽书集》里。
现在，在中国已很少能见到《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在上述书目
中“会集和选集”（包括部分郭沫若的著译）这个栏目里未编入这个书目，
由此也可以估计到这一点。
在郭沫若的文集里，未收录他的那篇序文问题，还有下列看法，也不
是不可以考虑的。
一种看法认为是别人随便利用郭沫若的名义。然而，难道有这样的人
吗？他利用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的名义，为在其身边汉口
发行的那本书作序？
另一种看法认为，这是一篇憎恨日本人的文章，感情色彩较强烈，因
而郭沫若作为日本通，他不想把这篇序文当作自己的东西留下来。这似乎
也有可能。
另外，郭沫若还写过论文，题为《日寇的残酷心理之解剖》（一九三八年三月
三十一日），它也没有被收录在上述《文艺与宣传》、《抗战中的郭沫若》
和《羽书集》中。
介绍了郭沫若的评语以后，接着想听听中国作家林语堂的意见。他也就日本军
的残酷性，向日本人提出了控告。一九四一年他用英文写的小说―一《暴风雨中的
树叶》，篇幅更长了一点，亦试引几段如下：
自从上帝创造人类以来，人类在今天才看到：士兵们轻蔑地一笑，把
婴儿抛到空中，然后让他巧妙地落在锋利的刺刀尖上，称它为体育运动。
今天又把俘虏――他们被蒙住眼睛而站在壕沟旁边――当作练习拚刺刀即
有组织地训练杀人的标靶。有两个士兵（事实上是两个少尉。――洞富雄
注）追踪着从苏州败退到南京的中国兵，他们互相打赌，看谁先砍杀一百
个人。两人的杀人记录每天引起了他们的同伙的热切关注。通过高尚的武
士的规范，大概可以向其封建社会的国民说明他们的行为。但是，这种说
明对其他各国的民众是行不通的。这种事情对正常的人来说是不可能发生
的。甚至在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里也不可能有。在非洲未开化的人们中
间也不可能有。在人类与大猩猩――在未开垦的原始森林中跳来跳去――
之间的亲缘关系的交往中也不可能有。从大猩猩本身来说，也是这样。大
猩猩只是为了自己的雌猩猩而进行搏斗和厮杀。甚至在文明的最初阶段，
在人类学上也没有那种为喜欢杀人而杀人的记录。
不，那种恐怖行为是人的行为，是一个种族的人对另一个种族的人所
采取的行为。大猩猩不会把囚禁的大猩猩集中起来，把它们关在草席棚里，
并浇上汽油，点起了儿而且笑个不停。大猩猩虽在白天肆无忌惮地进行交
配，但不会去看别的雄猩猩进行交配而从中取乐，也不会等在隐蔽的地方
轮到自己去交配。而且它也不会在完事后用刺刀戳入雌猩猩的生殖器内。
大猩猩的喜悦不至于达到这种程度；在进行强奸和污辱之际，强迫它的同
伙站在一旁。
这些事件，本来不应通过创作来反映。因为那很可能被认为是得了精
神分裂症的、想象力丰富的作家所设计的。不，这些事件只能应由中国战
争和日本帝国军队的相当可靠的考证史才能反映出来。它只有成为历史性
记录和国际委员会的正式报告才可信。创作是不可信的。我们对这些事件
只能谈这一些，因为我们不是搞历史的，而是搞创作的。可是，我们对一
种现象发生了兴趣，而这种现象，深深地隐藏在日本人的人种心理学研究
和以全人类为对象的人类学研究中难以理解的诸领域内……这些事实清楚
地反映了他们患有性暴露症。然而，具有武士传统的日本帝国军队在世界
人民面前竟不知羞耻地一起脱下裤子，进行自渎行为，同时让自已只想在
南京这个遥远的亚洲城市暴露自己，那如何来说明这一事实才好呢？如何
说明日本帝国军队才好呢？――如何说明其精神，如何说明其意识形态，
如何说明其战术的粗暴性，而又如何说明消化不良的西欧军国主义与同样
消化不良的中国儒教――在中世纪的结构上不彻底地移植于日本自身的封
建神道――相结合呢？日本的军官们对此是怎么考虑的？日本的士兵们对
他们自己是怎么考虑的？为什么日本的军官们要继续这样干？他们能够制
止这样干吗？或者他们愚蠢地想起恐怖战术，甚至奖励或强制士兵这样干？
如果这样，问题也许非常复杂了。所谓缺乏强制性的纪律，不能确切地说
明那种轻率的、不合情理的、而且是一概掠夺、缺德和兽性行为。
林语堂对日本军的暴虐，在理解上，悲愤之余可能也多少有些夸大。然而，该
小说的日译者竹内好对此说：“我一面翻译这部小说，一面由于手不时发抖而握不
住笔。真是残酷到了极点。当然，即使有些夸大或歪曲，但当我想到中国民众所经
受的悲惨遭遇，就没有勇气提出意见去纠正它。我在翻译这部小说时，实在觉得难
受，很想转移一下视线，但终于抑制了这种心情。”（日译本，第三二六页）
在日华战争开始后就在中国充分看到日本军的所作所为的埃德加・斯诺，也就
日本军的野蛮性问题叙述如下：
任何人种，在战争时往往很容易出现野蛮性。但即使承认这一点，在
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也不会有人像日本军队那样将人格堕落的形象深
刻、彻底而有组织地暴露出来，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为亚洲而战》）。
还有，如前所述，占领日本的盟军总司令部认为，马尼拉的暴行事件是在陆军
中央部的命令下发牛的，但对胆敢犯下这种暴行的日本人的心理状态，指出如下：
虽说有上级命令，但能够干下这种令人可怕的罪恶行为，究竟是一种
什么样的人？他们出生在日本国内各县、各城市，而且是在那里成长起来
的。他们的双亲和教师们现在仍生活在日本。他们的兄弟姊妹现在仍同我
们在一起。换句话说，他们同我们每天在街上看到的日本人没有什么两样。
这是值得惊叹的事实，是研究日本人心理的人们所要经常感到苦恼的课题
（永芳隆：《长崎之钟》，附录，第一九五页）。
这些发言都严厉拒绝这样的观点，即以战争中的普遍残酷性抹去日本军在南京
和马尼拉的暴行。
集体犯罪果真是日本人的原罪吗？
这里，我们认为有必要提出作田启一和高桥三郎的看法，它反映在载于一九六
五年八月号《展望》杂志上题为《我们内心的战争犯罪者》那篇文章里。这篇稿子
报道了这样一件事：在太平洋战争末期，驻屯在冲绳石垣岛上的日本海军警备队曾
屠杀三名美军飞行员。作者在详细介绍这一事件经过后，并就日本人的集体犯罪问
题断定如下：“我们日本人，作为单个的人，决不愚蠢，也不残酷。但如果一旦卷
入了某种集团，我们就会像狂人一样行动。同集团采取一致行动，有时成为我们的
长处，然而由此也会产生难以救药的愚蠢。……集体犯罪是日本人的原罪。据我们
推测，日本人对集体犯罪根本没有免疫力。”（作田启一：《重新考虑可耻的文化》，
第一○六至一○七页）
即使纳粹德国惨无人道的犯罪行为不值一谈，但它也有程度上的差别，无论什
么地方的军队，都有集体犯罪行为。要是说原罪，自然，那也可以说是人类的原罪。
不过，关于日本军队在后期的道德性问题，有必要从社会学的、历史的、心理学的
角度进一步进行综合分析。当时中野好夫已在论坛时事评述中指出了这一点（《每
日新闻》，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号文化栏）。中野好夫说：“笔者们怀疑这也
许是日本人的原罪。也许是这样的。不过，我总觉得，这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日本
人的原罪，就像社会上人们经常议论渎职的议员那样，斩首、刺杀等行为已成为军
队的一种习惯，而战争末期的日本军队难道不正是这样的吗？”对此，笔者们也承
认石垣岛事件是“日本军队制度上的结构与一时的群众心理相互补充和强化而出现
的惨状”。对于日本军队的末期症状，似乎尤其需要作“军队社会病理学”的诊断。
诚然，日本的现代军队――中野称之为“末期的日本军队”，它随着时代的发
展，其残酷的程度，后来越来越厉害了。
作田提到的是，在冲绳发生的日本军对美国兵所采取的暴行事件，冲
绳，日本军在中国大陆所犯下的暴行在那里投下了阴影，以至于日本军在
冲绳决战时集体自杀。据说当时该岛有几个守备队长要求岛民集体自杀。
但从庆良间群岛的渡嘉敷岛事件看来，事实真相是命令岛民玉碎的与其说
是驻屯部队毋宁说是岛上的警察和村长要岛民自发地集结到玉碎场。对此，
有个岛民作证说： “村长是在中国参加野战后回来的。 安里警察是本岛
（冲绳本岛）的中城村人，也是在中国参加野战后回来的。日本军在中国
施加了暴行，如果一旦失败，情况将会怎么样？那是一清二楚的啊！”对
此，谷川健一说：“在支那事变时，安里警察和古波藏村长都是现役军从
而且是同一时期的。他们亲眼看到日本军抓走了中国居民，杀死男的，奸
污女的。从日本军对中国居民的犯罪行为看来，他们对美军也采取了同样
的举动，这一点是深信不疑的。”（《冲绳的日本兵》，载《展望》，一
九七一年八月号）
渐趋堕落的日本现代军队
在明治维新的变革中诞生的日本现代军队，似乎从某个时候起就已渐趋堕落。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七日，?俊六大将接替松井石根大将担任了“华中方面军”
司令官。他说：
“说起来已是过去的事情了，在日俄战争中也没有听说发生过掠夺和
暴行之类的事件，而在这次战争中却发生了若干暴行事件。……我这样认
为， 这难道不是日本的道德观念的基础比日俄战争的时候差了吗？ ”（
《南京屠杀确有其事吗？》，载《丸》，一○六号：《大陆军战史》）
?大将认为，日本兵对待战场上的民众和散兵，其态度，在日俄战争与日华战
争相比时有天壤之别。 对此， 在“华中方面军”担区副参谋长职务的武藤章中将
（当时为大佐）也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的检事审问书中说：日本军队胆敢施加暴
行，那是从一九一五年出兵西伯利亚时开始的，在日清战争和日俄战争时，“这种
暴行在日本陆军中没有先例” （《远速》，一五九号，载前引资料集1，第一七三
页）。
可以这样理解；?和武藤两人所说的日本军队之道德败坏，一般是从日俄战争
以后开始的，其显著表现是在出兵西伯利亚时。这一事实，自然同日俄战争以后出
现日本军国主义的结构直接相关，两人的发言是引人注目的证词。
这种道德败坏，不只限于士兵。似乎在师团长以下的全体军官中也都能看到这
种情况。松井石根大将在同花山信胜谈话时，对师团长一级道德败坏问题激烈地指
出。“在日俄战争期间，我以大尉身份参战，那时的师团长无疑要比现在的师团长
好多了。”（参照本书第二二七至二二八页）
如前所述，?和武藤两人就日本军队的军纪败坏倾向所提出的证词内容，考虑
到与日俄战争后日本军国主义的结构所反映出来的事实有关，但是否可以下这样的
结论，好像还是个问题。
我对?和武藤两人所说的话，一开始就产生若干怀疑。因为在中学生时代，通
过军事教练的教师、退伍老军官所谈的亲身经历，曾听到过当年暴行的事实。我又
通过家永三郎所著《太平洋战争》一书，看到了当年在台湾发生的有关暴行的照片，
那是他从他父亲家永宜太郎――一八九五年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后委以陆军步兵少
尉而前往台湾赴任――少将的遗物中发现的。
其实，在《亚洲》杂志一九七一年八月号所载《南京大屠杀》一文中提出的所
谓在“日俄战争以后”云云等观点，立即受到了鹈野晋太郎――曾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特别军事法庭上和藤田茂中将等七人一起被判了罪的当事人――的批判，他的批
判文章发表在该杂志同年九月号，题为《〈南京大屠杀〉读后》，提出了不同看法。
他说：“事实上，日本军在日清战争时，攻入旅顺后不久，进行了如同在南京发生
的那样的大屠杀，杀害两万人，这段历史应如何看待？……从明治政府建立侵略性
的天皇制军队那一天起，就开始了宣传活动，说要进行‘征伐台湾’的大屠杀，直
到‘八・一五’日本帝国主义崩溃为止，其残酷性始终不变，这一点是令人难忘的。”
虽然已有上述批判，但我重视?和武藤的证词，在一九七二年出版的《南京事
件》中，详细地介绍了鹈野的批判文章，并对他们两人的证词表示有若干疑问，即
使这样，我仍固执己见，不想修正自己的观点。原因之一，那是因为献身中国人长
达四十年之久的传教医师克里斯蒂――一八八三年来到奉天（沈阳）――在其所著
《奉天三十年》 （Dygald Christie; Thirty years in Mukden, 1883-1913,
London, 1914. ）一书中，说是在日清战争时，日本军的军纪严正，出乎意料（上
册），根本没有提及在旅顺所发生的屠杀事件。
克里斯蒂牧师在战争开始后即去牛庄（营口）避难。如果发生了鹈野所说的多
达两万市民被杀之大屠杀事件，这一传闻当然会传到在牛庄避难的牧师耳边，他理
应把它写入自己的那本书中，但该书却看不到这方面的叙述。该书的日译本是由矢
内原忠雄翻译的，在战争期间出版。人们认为，可能由于书要被检查，因此他对某
些情况略而未译，但看了原著后，才知道它还是一个全译本。那末，克里斯蒂为什
么不去特别写旅顺大屠杀事件呢？实在令人费解。但在该书中也可看到关于日本军
暴行的若干叙述，兹介绍如下：
日本军不断进军，一个城市又一个城市地占领了旅顺、开州、海州等。
几个城镇和村庄遭到破坏，许多无辜市民被杀，几百个人在严寒的冬天流
离失所。
克里斯蒂所说遭到破坏后许多居民被杀的“几个城镇”，其中当然包括旅顺，
但那里平时人口只有五千左右，即使附近有多少人为战火所迫而逃入该市，或有许
多散兵换上便衣后混入到市中心，但我不信会有多达两万的中国人被屠杀。
在陆奥宗光的《蹇蹇录》（第九章）、有贺长雄的《日清战役国际法论》和中
冢明的《日清战争研究》中，都提到了旅顺屠杀事件，虽然我过去不知道这些情况，
但也决没有想到会发生那么严重的大事件。
然而，作为历史家来说，这是天大的无知，其可耻的失策已经到了无地自容的
地步。旅顺大屠杀事实上是存在的。
我是通过藤岛守内的《屠杀之地‘满洲’之行归来》其一、二（载《潮》，一
九七二年九、十月号）才确认这一事实的。据说，藤岛从沈阳辽宁大学的教师们那
里获知旅顺大屠杀的有关资料，那就是事件的目击者英籍船员詹姆斯・艾伦所写的
《旅顺落难记》（中译本）。藤岛回国后，在国会图书馆里找到了艾伦用亲身经历
写的原著（Under the Dragon Flag, 1898.），并对其内容大要作了介绍。书中说，
一受害者达六万人。
不久，我又看了一九七三年十月上源淳道写的《“东方史”和“亚洲史”》一
文（收录在《近代日本历史学的发展》，下册，青木书店出版），了解到范文澜在
《中国近代史》 的记述及其所引英籍国际法学者霍兰德著书（Thomas E. Holand;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law, 1898. ）研究的情况，不要说是受害人数达六万
人，就是说两万人也言过其实。尽管如此，我觉得居住在旅顺或在那里避难的中国
人多半被残酷杀害，这是必须确认的事实。与此有关，还可看到两、三幅随军画家
所画屠杀的场面，那是公开出版的。
在已经获知这一事实的今天，摆在我面前的新的任务，是要对日本军的残暴性
弄个清楚。
◆ ◆ ◆ ◆ ◆
诚然，日本军队残暴成性，由来已久。但事实上, 这个军队随着时代的发展，
越发残暴。对于在日本军队中所反映出来的这种素质变化，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年轻军官“勇猛”无比
在检查官审问武藤中将的记录中，还能发现如下问题。检查官问：“你知道在
中国和菲律宾许多无辜妇女和儿童被杀害，有的被强奸，不感到良心上的责备吗？”
武藤中将答：“在南京和马尼拉发生暴行后，自己觉得身为与这两起事件有关的参
谋官员， 感到在日本多队的教育中缺少点什么。 ”检查官认为好极了，就插话：
“你认为在军事教育中缺少些什么？”武藤避开话题说：“在南京和马尼拉施加暴
行的军队是紧急动员来的，未受过正规的军队教育。”他还就日本军队的暴行以南
京事件为契机在高级军官中有所反映的倾向发表议论说：“这证明日本人的素质和
人格逐渐降低。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改善家庭和学校教育。”这是非正式的议论，
它归罪于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
像武藤中将所认为的那样，南京占领军之素质所以差，那是因为日本军的大部
分是未经教育的补充兵和未接受再教育而被迫赶赴战场的预备役士兵，也许可以这
样说。对此，崛场一雄大佐也在他那《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七五九页）中说
“这些问题应当仅指责军队吗？军队的成员大部分是应征入伍的，毋宁说国民的反
省很有必要，何况是未经教育且年纪较大，而应征入伍的人素质较差且问题较多，
则是经常性的。”
但据我的曾当过南京占领军通讯兵的义弟说，满不在乎地施加暴行的，主要是
年轻军官和士官候补生。所谓“年轻军官和上官候补生”云云，在旧著《日本近代
战史之谜》中有所记述，但根据以平冈正明为中心的五人采访小组的调查、采访、
研究和执笔的《日本人的三光作战》一文中，引用了这些情况，说：“这可能像洞
富雄所说的那样。我在这次调查范围内，也从旧军人的回忆中，听说日本军的顽强
性和残暴性，主要在于下士官和年轻军官。他们亲自参与屠杀，并作示范，也叫新
兵这样干，进行了杀人教育”（《日本人的三光作战》，载《日本之秋》季刊2）。
当时参与南京事件的年轻军官， 现在自然都已上了年纪。 在《日本记录》中所收
《花冈事件》一文的笔者野添宪治也说：“现在，在我周围上了年纪的旧军人中，
很多人在酒醉后傲慢地说，他们在大陆的行为是野蛮的”（《强行带走的结果》，
载《潮》，一九七一年七月号）。年轻军官是典型的日本军人，是单纯地培养其军
人精神的，由此可以说，它很明显地反映了军队教育与对敌对国家人民犯下暴行之
间的联系。
关于这些年轻军官的残暴性，我们曾经听到过下列证词。鹈野晋太郎自己承认：
“在担任见习士官、少尉和中尉期间，大约直接杀了四十五个人，命令部下虐待俘
虏而间接杀害了二百二十五人以上。”他说：“曾入侵中国大陆多达数百万的日本
军官兵，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尉级军官，是在战争中犯下罪行的最狂暴的重要人物，
我们所作所为，说是凶恶的化身也不过分。”（前引《〈南京大屠杀〉读后》。鹈
野也在《世界》杂志一九七一年十月号上发表了一篇手记，题为《以被控告的立场
进行控诉》）
由此联想到，当进攻南京的追击战开始时，有一个传闻，说是片桐部队的两个
少尉相互进行在“占领南京前谁先杀死一百个人”的比赛（《东京日日新闻》，昭
和十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十二月六日、十三日报道）。所谓谁先杀死一百个人的比
赛，事实上是从无锡出发，到攻打紫金山时结束。这两个少尉，一个杀了一百零六
人，一个杀了一百零五人。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竟能分别杀死一百多名中国兵，
这是正当战斗行为的结果吗？还是屠杀？铃木二郎――当时作为《东京日日新闻》
的随军记者曾向报社发了关于这一杀人比赛的消息――在他前几年写的报告文学中
提到：两个军官说过，“两人一起逃跑的就不杀”（《我目击了那次“南京的悲剧”》，
载《丸》，一九七一年十一月特大号――日中战争全貌）。然而，据当时报道，说
M少尉（指向井敏明少尉， 一九四七年引渡来华。经审讯后作为战犯被判死刑――
译者）在横林镇战斗中杀死了五十五人，他果真能在一次夜战中杀死这么多进行抵
抗的对手吗？可以断定，他杀的多半是俘虏来的不抵抗的士兵。当时两个军官所说
的， 是一种隐瞒事实的抵赖。志志目彰曾听当年进行欢杀百人比赛的N少尉（指野
田毅少尉，一九四七年引渡来华，经审讯后作为战犯被判死刑――译者）谈起过攻
打南京的情况，那是他来到母校――鹿儿岛县立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向小学生说的。
当时，他听到该少尉这样说：
报上说是乡土出身的勇士，或进行砍杀百人比赛的勇士，那是指我干
的事……
实际上，我在突击过程中遇到白刃战时，只杀了四、五个人……
我向已经占领的敌人壕沟那边叫喊：“你――来来！（用中国话叫喊，
原文如此――译者）”于是中国兵一个个向我们这边跑来。我们要他们排
在一边，逐个杀死。……
说是砍杀百人，实际上真正杀的差不多是这个数字……
我们两人进行了比赛，后来常有人问我，你没什么事？我说，我没什
么事……（《砍杀百人比赛》，载《中国》杂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号）
“砍杀百人比赛” ，也是一种屠杀。N少尉屠杀了一百多个中国兵，却满不在
乎地说：“我没什么事，”这就是年轻军官肆无忌惮的精神状态。
大约在十年前，伊赛亚・本・达桑、山本七平、铃木明三人曾提出执
拗的主张，认为发表在《东京日日新闻》上关于“砍杀百人比赛”的报道，
纯属虚构。
我的那篇对此虚假说进行详细批判的论文，收录在《驳南京大屠杀是
“无稽之谈”论》第一部（第十四至一三八页，现代史出版会出版）里。
另外，五味川纯平认为“砍杀百人”的行为。并非像报道所说的那样威武
勇敢，实际上是屠杀俘虏，他在《战争与人》10一书中说：“在彼此进行
白刃战时，他们自己杀了多少人是记不清的，谁也不会确认其所杀的人数。
要确定，必须有在场的目击者作证。当时的情况并非是白刃战，他们所杀
的，无非是被他们抓来的人，是丧失斗志、如同难民或俘虏那样的一些人，
是在进军途中抓到的散兵。这已不是什么威武勇敢，而应该说是残忍。”
（第一八九至一九○页）
关于年轻军官的这种残暴性，也有人――亲身经历过战争的人――同我的理解
抱不同看法。据作田启一所著《重新考虑可耻的文化》，据说，当他在《展望》杂
志上发表上述考证性的论文时，前参谋崛江芳孝曾向他发表如下意见：“在中国时，
我觉得上了年纪的士官、下士官和士兵中，有许多人强烈要求让他们去处决俘虏，
为了拒绝他们的要求，负责人需要有很强的信念和统率力。否则就会出现这样的情
况：为下面的要求所左右，对他们处决俘虏表示默认。可是，在出身于农村和学徒
的士兵中，相反有不少人想保全俘虏的性命（第一○七页）。不错，这样的士兵肯
定是有的。但怎么能说明这是普遍倾向呢？何况，似乎从中可以看出，那是职业军
人瞧不起少尉和下士官――他们是由预备役应征入伍一年后提升为志愿兵的。
军国主义教育、军队教育和官兵的道德观念
在南京占领军中所以出现军纪败坏的情况，其原因，如前所述，可以举出很多，
但最重要的是错误的军国主义教育和军队教育，导致官兵的道德败坏，这是个最大
的问题，必须研究。
?大将和武藤中将企图从日本人道德观念普遍薄弱中，找出日本军士兵的军纪、
风纪败坏的根源，但我决不能同意在日本军队教育中处于负责地位的、那种第三者
的发言。如果即使有这种倾向，但土兵的道德败坏难道不是由于错误的军国主义教
育和军队教育所引起的吗？对此，?大将内心里丝毫没有反省，我感到很遗憾。特
别是日本军官鼓吹对中国及其民众的根深蒂固的蔑视，鼓吹无视对方民族感情的同
仇敌忾之心，使日本士兵的心情受到了可怖的影响。对这种影响，可以认为不只是
?大将一个人没有感觉到，恐怕陆军首脑部里的人都没有感觉到。
这里介绍一个著名军官的例子，他曾肆无忌惮地说过瞧不起中国人。
据说，昭和十一年五月，当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在新京（当
时伪满首都，即今长春――译者）同关东军负责谋略工作的参谋田中隆吉
中佐举行会谈时，田中参谋竟敢说：
“坦率地讲，对中国人的看法，你和我根本不同。你似乎把中国人当
作人看待，我认为中国人是猪猡。对他们怎么干都行。”
松本听后，曾在文章中写过；
“不论他说得多么坦率，但我从日本军人那里听到如此荒谬的看法和
如此粗鲁的语言，这还是第一次。想不到让这样的小子操纵着关东军的谋
略工作，我不仅感到可叹，而且替日本觉得可悲。”（《上海时代》，中
册，第二○九页）
正如松本所说，听到这种粗暴的语言是“第一次”，但蔑视中国人，
可以说是军官，从而是士兵的共同看法，只是在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当
时陆军中央得悉南京大屠杀的情报后，曾派人事局长阿南前往当地了解情
况，南京警备司令官中岛今朝吾中将竟敢对他说：“中国人不论多少，统
统杀掉。”他如果不极端蔑视中国人，说话就自然不会用这种口气。
再举一个士兵的例子。一九三九年在和歌山参加第二十八联队的大前
嘉就他自己当时的精神状态说：
“那时，中国人是蝼蚁之辈。我们接受的教育就是这样。杀死蝼蚁之
辈，还会受到什么良心责备吗？”（创价学会青年部反战出版委员会编：
《致不懂战争的一代・42・和歌山编〔在中国大陆的日本兵〕》，第一四
九页）
在这一编中收录了二十多篇手记，全都毫不掩饰地揭露了屠杀、拷打、
强奸、掠夺等各自所犯下的疯狂罪行。其中有一篇题为《在野性的那边…
…》，结尾时这样说：
“我未能杀过蝼蚁之辈。但我不得不承认，在自己身上兽性的一面，
潜伏着难以捉摸的魔鬼般的生命力――以杀人为游戏而从中取乐。所谓战
场，意味着在这块土地上予那妖魔以生存的观利。”
我觉得这时使用这种语言，稍感踌躇。但其实是最出色的。
中国派遣军的情报员、下士官山冈繁，在日本战败后曾作为战犯在苏联和中国
关押了十年，他从少年时代开始就接受了军国主义教育，并在日本军队的“军人精
神”熏陶下，产生了令人可怕的精神状态。对此，他这样说：
当时，我们对日本民族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优越感，而对其他民族采
取蔑视态度。还有一种残忍的武士道精神，把杀人当作英雄行为，并从崇
拜天皇的极权主义出发，产生了非人道的思想，即对强者、掌握权力的人
绝对服从，对弱者、不掌握权力的人使之服从。这些思想是从少年时代就
开始接受教育，在军队里通过军人精神的熏陶而形成的。正由于有这些思
想， 才把侵略战争视为正义战争， 若无其事地干下了惨无人道的行为（
《我的体验：控告侵略战争》，载《新评》，一九七一年九月号）
徐平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担任助理检察官，中国解放后，即一九五六年六月，
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上对日本战犯――包括山冈繁――进行审判时，他担
任第五十九师团长藤田茂中将和其他两师团长的辩护律师。他有机会去详细查明三
个被告当作战犯处理的原因，因而明确说：“他们为什么如此野蛮残酷？为什么公
然侵犯国际法规？他们从什么时候开始敌视中国人民的？我曾详细问清了这些问题。
他们的回答大体一致。他们在小时候也和其他国家的儿童们一样天真烂漫，一旦进
入小学，学习教科书，他们中间就开始滋长军国主义思想。‘欲征服亚洲，必先征
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思想在青少年时代已逐渐形成。后来，他
们入陆军学校，从事军务。从此，东条、广田等人鼓吹侵略战争的言论就成了他们
的主导思想，以至最后狂热地执行军国主义政策，屠杀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中国人民如何反对日本文部省篡改教科书的行为》，载《人民中国》，一九八
二年十月号记者采访记）
“在这次战争中，当军部处于败北之时，一亿玉碎的思想在他们中间
高涨起来。于是，在冲绳本岛陷落时，十六万以上居民与守军共命运，被
置于死地，甚至在几个所属的岛屿上，还发生了强制居民集体自杀的事件
（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结果部队长却活下来当了俘虏）。不仅如此，当
迎击美军进行本土决战时，甚至有像大本营某参谋那样的人向坦克部队发
出指示：开过去，对挤在路上正要逃向内地避难的民众们，毫不客气地压
死他们，前进！”（司马辽太郎和鹤见俊辅对谈：《历史中的狂与死》，
载《朝日杂志》，一九七一年一月号）军人们不许本国民众投降，以至于
要他们一起干，直至战斗到死，并为进行有效的战斗，竟然用咱己的双手，
通过残酷的手段，把他们当作牺牲品而毫不介意。
军人们的精神状态自然，可能是其在战争本期所反映出来的一种疯狂
性，而其本质必然归之于通过军队教育所灌输的“军人精神即法西斯主义
者的精神结构”。
像山冈所说的那样，日本人所以若无其事地对中国人施加暴行，也可以说是由
于对中国人采取了强烈的蔑视态度。日本人在中国土地上胆敢做出蔑视中国人的行
为，还是从日俄战争后不久开始的。
那是发生在东北地方（旧满洲）的事情，前面提到的克里斯蒂牧师这样说：
日本军在以前的战争（日清战争）中的正义和仁慈得到赞扬，而一切
放荡行为却被忘记得一干二净。今天是战胜者应同满洲农民结为永久友谊
的大好机会。屡次苦于战乱的这些农民们，把日本人当作兄弟和救星表示
热烈欢迎。于是就很容易地开拓了长期占有这块国土之途径。而且许多人
是这样希望的。可是不管日本当局的领导人和高级官员目的何在，普通士
兵和来到满洲的一般人民是没有能力认识他们这种地位的。他们的看法是：
打败了一个大国的人民，日本是最优秀的，应该无视中国。由于他们头脑
中存在这种思想，因而不是作为救星而是作为胜利者来到中国，把中国人
看成为被征服者，予以轻蔑对待。
一旦取得和平，日本国内最低下、最恶劣的一部分群众进入中国。中
国人像以前那样继续受苦，失望的情绪越发使他们怒不可遏。今天战争已
经结束，留下来不走的许多低下的普通人民继续进行剥削和不法行为，因
此中国人很不理解。正如有人所说：“俄国人有时也没收我们的财产，但
许多人则付出了四倍于价值的钱。日本人尽管说要付钱，而实际上却连价
值的四分之一的钱也没有付给我们。于是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不幸的是对
日本人表示厌恶，对他们的动机存有猜疑，不愿同他们合作共事，这种倾
向有增无减。要彻底消除这种感情是困难的。”（《奉天三十年》”，下
册，第二六三至二六四页）
克里斯蒂牧师把日俄战争后来到东北的日本人说成为“日本国民中最低下、最
恶劣的一部分群众”。诚然，在他们中间可能有许多低下、下流的人。尽管如此，
是否能说他们是日本人中间最差的呢？如果他们坏，是否可以说，那是反映了日本
人普遍坏，或变得坏起来了呢？
◆ ◆ ◆ ◆ ◆
前面谈到的是预备役兵和补充兵的暴行问题，现在想消微研究一下出身于农村
的士兵的“残暴性”问题，这是个与上述问题有关的经常遇到的问题。
崛田善卫以南京事件为背景写了一篇小说，题目为《时间》（发表在一九五三
年十一月号《世界》上）。作者通过主人公中国人陈某的口提到岛田这个农村出身
的朴素的勤务兵，说：“朴素――但我知道，与城市工人相比，他们更加残忍。”
在胆敢进行残酷行为的士兵中，较多的人出身于农村，这或许是真的。但即使
有这种事实，那也不能说明农民本来是残酷的或野蛮的。因此，我很难同意这样的
看法：“我深深感到，日本军的残暴性是潜伏在日本社会日常生活中的残暴性在这
种场合的反映。当时，我即想到了日本士兵和日本农村的落后性。”（《朝日新闻》
专栏，一九七○年一月二十日）
我认为，日本农民本来是善良和朴素的。正如前面所述，他们在维新变革后，
有一种封建的、恐怕带有残暴性的武士社会的思想和习惯，作为“国民道德”强加
在他们头上，而且还得到了神国思想和军国主义思想的灌输。于是，朴素的农民一
直接受这种思想的灌输，他们成了法西斯军队的凶猛的战士。我们必须这样理解。
占领日本的盟军总司令部认为：“日本人强加于人道的令人可怕的罪过，是日本五
十年来宣扬‘皇道’和‘大和魂’之必然而不可避免的结果”（前引《马尼拉的悲
剧》，第一九六页）。中国作家夏衍也这样认为：“在过去一段时期里，军阀、浪
人和背叛革命的人统治了整个日本，他们把自己本阶级的性格强加在日本人民头上。
完全推盖了‘人民的特性’。”（玉岛信义译编：《中国之日本观》，第一四九页）
他们不仅成了政治思想上十分残忍而凶猛的战士。谁都知道，旧日本军队的非
人的训练时常是残酷的， 因而把他们培养成为“凶猛的战斗力”（野间宏 [7] ：
《真空地带》）。家永三郎认为，这种作为凶猛的战斗力培养起来的士兵，不仅成
为战争时的劲旅，而且从中“不可避免地派生出热衷于对俘虏和当地非战斗人员施
加暴行的后果”。并又认为：“应该说，平素受到压抑的心理，在无视人类理性的
破坏行动中使其爆发出不满情绪；自己的人权全被人们无视的人，他们采取行动，
无视置于自己实力之下的弱者的人权，那是必然的”（《太平洋战争》，第七十三、
二八六页）。五味川纯平也说：“在军队生活中，得不到当人看待的士兵，极少有
可能把被自己打败的外国人当人看待。”（《战争与人》10，第一九三页）
世界语工作者长谷川照子[8] （一九三七年四月，即在战争爆发前四个月，她
跟随中国丈夫到了上海了不久前往内地参加抗日战争，一九四七年在东北地方――
旧满洲因病逝世） 于一九四五年在重庆出版了《在战斗的中国》 一书，她在其中
《在上海》一文中这样说；“一位墨西哥作家曾在什么时候写道，日本人是魔鬼的
魔鬼。有的人说日本兵像野兽，还有人坚持说，他们的野蛮程度远远超过野兽。我，
作为他们的同胞，绝不对此提出抗议。但我觉得，这种比拟有些枉然。他们是法西
斯侵略军。难道这还不够吗？难道从他们身上我们还能希望得到什么好处吗？”
渡部升一曾有这样一句惊人的说法，说是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一切传闻和文献
的起因”，只是在一个“美国牧师马吉的蛊惑人心的宣传”中“提及”，但他也不
得不承认，日本军队带有极度的残酷性。于是，企图把“从日华事变到太平洋战争
所出现的突出的非常残酷的例子”，归因于“当时的日本军队已为一种政治思想所
支配”（《读史方法》，第一三三至一三四、一三六页）。他虽没有提到“一种政
治思想”的根源是什么，但可以认为，恐怕指的是极端的天皇主义和对天皇的崇拜。
天皇形象在毫无畏惧、敢于残酷进行“战斗行动”的日本人的精神状态中，对
此，竹内实[9] 有另外一种理解，他主张：“在实际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天皇的存
在使平凡、胆怯的日本有了勇气和信念，有可能说服自己去进行侵略和杀戮，这是
无可否认的事实。天皇本人是否喜欢这样做，这个问题这里避而不谈。在日本人一
般的精神状态中，天皇的存在就是如此”（《观察中国的出发点》（中央公论丛书，
一九七五年），第一七七页）。对此，五味川纯平也是这样解释的：“要我去刺杀，
我就怀着愉快的心情去刺杀，这种心理状态似乎在日本兵中特别多。南京事件不能
与索姆米事件[10]相比，但那种奉命行事、恬不知耻的思想意识，在确立天皇制的
过程中深入到日本人的意识结构里。”（座谈会笔记：《“五十年战争”的意义―
―小说、电影（战争与人）漫谈》，载《历史评论》，一九七二年一月号）
◆ ◆ ◆ ◆ ◆
在后期的日本军队中，充满了下克上的风气，因此军纪紊乱，这是不言而喻的。
泷川政次郎博士特别提到“南京事件”，认为发生这起事件的最大原因就在于“军
队丧失统率力，军纪紊乱”，并说：“在培植私人武装力量的军队里，必然会出现
下克上的风气。军队的实权很快转到了佐官级、尉官级，到头来转到了下士官级手
中。 在不听从军官命令的F主官的统率下，士兵们的暴行和掠夺是不可避免的。”
（《新版：评东京审判》，下册，第九十六至九十七页）
关于这种下克上的风气与暴行事件之间的联系问题，早在西雅图发行的日文报
纸《稍息》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第四号上，以《在法西斯统治威胁下的日本》为题，
作了这样的论述：“关于如此大规模的惨绝人寰的暴行，其原因，得出的结论是：
对桥本大佐以下的军官们之下克上的擅自行动，未予惩处，这种情况对一般士兵带
来很坏影响，军规完全混乱。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发动这次战争是不正义的，所以
思想松懈。”（《出版警察报》，第一一一号）
渡边和泷川博士也许认为，日本军队是在昭和时期以后开始变坏的。日本军队
性格残暴的严重发展，无疑是在这个时期。但应该看到的是，其根源却在很久以前
就早已存在了。
这是早就应该介绍的，一九七一年，新岛淳良在日中友好协会（正统）
永福支部编辑出版了《南京大屠杀》小册子。他在小册子里提出父母子女
一同自杀的看法，作为南京大屠杀事件的一个原因。对此，引起了人们的
批判，同年六月二十四日，新岛似乎为了对此批判作出回答，他在东京大
学教养学部就“南京大屠杀”问题作了“自我批评”，这个“自我批评”
全文刊于同年出版的八月号《情况》中，题目为《我所了解的南京大屠杀》，
而且归纳了几个要点，同样刊于八月号的《新评》中，题目为《立体结构
――南京大屠杀》。新岛还在以前访问过南京，调查了事件的情况，并以
调查报告的形式发表了两篇文章：《所谓三十万人生命被夺的“南京事件”》
（载《东风新闻》，一九六七年七月三日号）和《在雨花台“听取南京大
屠杀情况”》（《文化大革命下的中国纪行》3，载《大安》，第十三卷，
九号）。
满铁南京事务所所长西义显的惨痛感受
最后，在结束本书第一编的叙述时，介绍一下已故南满洲铁道公司南京事务所
所长西义显所写《悲剧的证人》中的一篇文章……（删去三句未译――译者）
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日本军全部占领南京，十
七日，以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为首举行了入城式。在这五天内，穿上了
军服的日本民族成了一大群恶鬼罗刹和妖魔鬼怪，穷凶极恶，惨无人道，
凶暴到了极点。其残酷的发疯程度，在历史上是空前的。不要说是掠夺和
强奸，就连收容在城外下关的数万名俘虏也被机枪扫射，遭到了屠杀。下
关的街道被浇上了汽油，烧得精光，呼救声响彻大地，一片垂死挣扎的哭
叫声，火舌把天空染红，汽油燃烧冒出阵阵黑烟，机枪在咆哮，死尸散发
出恶臭，著名的南京古城墙到处血流成河，扬子江的混浊江水也染得血红。
这幅巨大的地狱画卷在现实中出现，成为一种愤怒，笼罩着江南的旷
野，中国四亿民众的精神的旋风震撼着大地……（删去四句未译――译者）
然而，在当时军人中是否有人看了这些文章而无动于衷，毫无痛心之感？
我提出这个问题。但对离不了军国主义的“大和魂”和思想顽固的人来说，我
的提问也许是毫无意义的。
战争罪犯感觉迟钝，不只是军人。承认自己在“使国民走上错误道路”这个问
题上应承担政治责任的风见章[11]（第一次近卫内阁的内阁书记官长、第二次近卫
内阁的司法大臣），他在中国归来者联络会汇编的犯下暴行的日本战犯的白白书―
―《三光》（昭和三十二年出版，后改名为《侵略》）一书中作序说：“我认为，
过去那些强制这些人去施加暴行、使这些人如此丧失人性的政治，以及应对此负责
的人才是罪有应得的。”然而，在当时日本的领导人中，有过这一点点自我反省的，
除风见外，还有几个呢？
南京大屠杀(6)(zt)
第二编
驳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论
1 “砍杀百人比赛”果真是虚假报道吗？
本・达桑、铃木明和山本七平三人对新闻报道提出的批评
本书第二编正文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写成的，即从旧著《驳南京大屠杀是“无稽
之谈”论》中剔除第一编《“砍杀百人比赛”是虚假报道吗》，并对第二编《“南
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吗》作了若干补充和修改。
旧著第一编对本・达桑、铃木明和山本七平三人的“砍杀百人比赛虚假说”逐
一进行了批判。 这次略去了该编正文，而采用了旧著《序言》以及第一编之第2、
3小节中多少有关的报道，对它加以整理，遂成本书第二编之第1小节。
所谓“砍杀百人比赛”是“勇武之谈”，说的是上海派遣军所属第十六师团M、
N两少尉在攻陷南京战斗的途中， 从无锡开始砍杀百人比赛，一直砍杀到南京郊外
紫金山，两人都达到了目标，不分胜负。这次比赛过程，已由《东京日日新闻》随
军记者分四次作了报道。本・达桑一伙人认为这次“砍杀百人比赛”的报道是虚假
的。
我认为，这次“砍杀百人比赛”，无论是就其所进行的时间而论，还是就其所
发生的地方来说，在叙述“南京大屠杀”时则是大可不必引起注意的事件。然而，
对虚假报道论者在其主张中秘而不宣的政治用心，我不能保持缄默，所以对他们三
人的虚假报道论作了详尽的批判。前面所说第一编《驳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
论》是对当时刊登在《历史评论》上的论稿（载该刊第二六九、二七七、二七八号）
作了补充和修正，由此汇编而成的。现在这本书，其中有关事实确凿的部分业已省
略，倘若哪位先生有兴趣，则请参阅旧著。不过，该书已经绝版，恐怕难以到手。
在这种情况下，如是有关铃木明的论点的，请参阅上述刊登在《历史评论》上的论
稿；如是有关山本七平的论点的，请看本多胜一编的《笔杆子的阴谋》（一九七七
年九月，潮出版社出版）中录自我旧著的拙文。
伊赛亚・本・达桑自称是犹太人，虽说是国籍不明，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日本
通。他在《诸君》杂志上撰文批评了本多胜一在《朝日新闻》连载的《中国之旅》，
竟道出真正有识之士不多见的、 悖理的话来， 说什么在《中国之旅》中所介绍的
“砍杀百人比赛”是由中国人臆造出来的传说，后来遭到本多胜一的抨击，被驳得
体无完肽。正如部分人士所认为的那样，本・达桑道出如此悖理的话来，看来仍还
是一个真正的“冒牌”日本人。之所以这样认为，那是因为他虽是一个精明的日本
通，却像容易健忘的日本人一样，不知道外国人本应知道的、臭名昭著的“砍杀百
人比赛”一事。
本・达桑甚至说过，如果说“砍杀百人比赛”是“传说”的说法是错的话，那
“我就收回自己所写的文章”。然而，他似乎已将此话忘得了干二净，抛到九霄云
外了，今天又旧话量提，开始强词夺理，说刊登在《东京日日新闻》上的报道本身
就是随军记者的虚假报道，而它则成了中国方面流传的“砍杀百人比赛”的根据。
争论的当事人即本多胜一说：“‘知识的卫道士’们、边作‘学习发表会’式的游
戏，一边信口雌黄，这些人包括本・达桑先生在内，今后恕我不再奉陪了。我想将
我生命中有限的时间用在我原先认为最为‘重要’的工作上。”本多胜一已对“砍
杀百人比赛” 虚假报道论不予理会了。 在此以后，本・达桑在《诸君》上连载的
《关于日本教》这一专题内连篇累牍地展开空洞无物的议论，却也未能掩饰他的败
局。
此时，铃木明作为代理人粉墨登场了。本多胜一在一九七二年四月号《诸君》
杂志上撰文驳倒了本・达桑的“砍杀百人比赛传说论”后，便宣布退出论争。然而，
在同期《诸君》上业已刊登铃木明的《“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一文。至于该
篇论文在《诸君》上刊登的前后过程，那就留待以后再作叙述。以此为契机，铃木
明受他人怂恿，为声援本・达桑而参加了关于“砍杀百人比赛”的论争。铃木明对
有关人员的采访报道异常活跃，两篇是有关“砍杀百人比赛”的报道，继而两篇是
有关南京事件本身的报道，都相继刊登在《诸君》杂志上。这一系列追本溯源的采
访报道与第一篇论文不久就汇编成册，以《“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为题，于
一九七三年三月由文艺春秋出版社出版，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本・达桑在《诸君》上连载的《关于日本教》一文，至一九七二年第十号连载
完毕。当时，在该期《诸君》杂志上已在刊登山本七平的连载文章：《我所认识的
日本军队》第三回，题目是《“战场上的牛皮和无稽之谈”的产生》。文章是山本
七平以自己的名字撰写的，他原先自称是本・达桑的“译者”。这次，山本七平从
他这篇文章开始取代本・达桑对“砍杀百人比赛的报道”进行了批评。这场批评实
在是纠缠不休，在每回连载《我所认识的日本军队》里都夹带一些，持续三年之久。
山本的《我所认识的日本军队》一文至一九七四年四月才连载结束，是一篇多
达二十一回的长篇大论。但是，最后两回才从正面提到“南京大屠杀”事件本身，
表现出一副比铃木明更甚的、 咄咄逼人的武断姿态。 他蛮横无理地断定：不是“
‘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而是“‘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在稍后一些
时间，即一九七五年十一、十二月，《我所认识的日本军队》改题为《我所认识的
日本军》，由文艺春秋出版社出版。
评论家、作家对虚假论的评价
如前所述，文艺春秋出版社出版的铃木明著《“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一
书， 收编了两篇有关两个少尉的“砍杀百人比赛” 的采访报道，以及三篇几乎说
“南京大屠杀”本身就是“无稽之谈”的采访报道形式的考证文章（各篇在收入单
行本时，都作了大量增补，如第三稿那样，彻底作了改写）。在上述五篇文章中，
最初三篇（《“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和两篇有关“砍杀百人比赛”的文章）
在第三稿发表时，曾以《‘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为题，成为文艺春秋出版社
大宅壮一报告文学奖的候选作品，评选员是扇谷正造先生等人。这三篇文章，加上
两篇有关南京大屠杀事件的采访报道，后编成单行本，由文艺春秋出版社隆重出版，
并同时获大宅奖，而且还作了大肆宣传，似乎单行本本身就是获奖作品。
在评选员当中，或许也有人因这种精心策划的阴谋而对出版社的安排感到难堪
吧。
尽管如此，评选员们选择了以题为《“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的文章作为
获奖作品，却是事实。那末，评选员们又是如何评价该作品的呢？
田井吉见评论说：“该文讲清楚了特讯就是娱乐，即企图通过特派记者的署名
文章使后方人民的话题活跃起来的无稽之谈。”扇谷正造评论说：“所谓错误报道
或‘虚假报道’，是怎样败坏当事人的名誉这一意义而言，或许会成为促使现代新
闻界进行一次反省的基础。”此外，草柳大藏评价说：“这是一部令人敬佩的作品。”
开高健甚至发言说：“这部作品恰好道出了新闻界幼稚、不负责任和谄媚的情况，
我最欣赏铃木明的勇气。就我自己而言，我认为如从正面加以揭露则更好”（以上
均摘自《文艺春秋》，一九七三年五月号）。总之，评选员都没有谈及三篇文章中
的第一篇，只是提到说“砍杀百人比赛”是虚假报道的两篇文章。
评选员们或许对铃木明的追本溯源的能力和文笔功力感到佩服，从而相信“砍
杀百人比赛”是虚构的。不过，我以为，他们尚不至于认为“‘南京大屠杀’是无
稽之谈”。尽管如此，评选员们恐怕难免有轻率之嫌。
除评选员外，平野谦也谈到：“我对铃木明那种刻意求工的追本溯源的态度感
叹不已，如向井少尉，此人是作为对南京屠杀事件负有罪责的人而被处决的，作为
一个读者，我认为对他的处决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每日新闻》一九七三年三
月二十三日晚刊所载《昭和文学论》）
大宅壮一奖的评选员恐怕没有读过批判“砍杀百人比赛虚假报道论”的文章，
但我读了评选员的评语，对采访报道的感人力量之大也感到无比惊愕。评选员们毫
无批判地全盘接受了铃木明的看法，即说“砍杀百人比赛”是臆造出来的。
关于这次获奖，我想再说一句。我认为，传说在攻陷南京之前的进攻作战中所
发生的砍杀百人比赛，实际上确有其事。评选员们即使相信“砍杀百人比赛”如铃
木明等人所说是虚构的，却为何在评语中只提虚假报道论，而选择了题为《“南京
大屠杀”的无稽之谈》这篇文章作为获奖作品，这又是出于何种考虑呢？虽然采用
了《“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这一含糊不清的表现手法，实际上却让读者认为
“‘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或者是“无稽之谈的‘南京大屠杀’”。在任何人
眼里，铃木明及其幕后人的意图岂不是昭然若揭了吗？虽然铃木明本人断言，他从
未说过“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但这是支吾其词。当然，也有可能这一标
题是编辑擅自加上去的，违背了笔者的意图。
《朝日新闻》一九七三年五月四日刊载《铅字的周围》一文，笔者“东洋佛”
也在其《采访报道的危险陷阱》一文中谈到：“如果不存在‘砍杀百人’这起事件，
读者甚至会联想到‘南京大屠杀’也是无稽之谈。这里存在着此类采访报道所能发
挥的危险的作用。”而且，这位笔者为《“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单行本写了
评语。他评论说：“当然，只要看不到历史的主流，无论罗列多少事实，也发现不
了真实。在这方面就存在着采访报道的陷阱。不过，捡出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材料，
而对肯定南京大屠杀的材料逐一表示怀疑，这种作法稍有不慎，便有可能成为历史
的失误。”
小田实也在与大宅壮一采访报道奖评选员开高健的对谈中批评了著者铃木明以
及文艺春秋出版社。 这次谈话刊登在《群像》 一九七三年八月号上。小田实说：
“有这么一本书吧，是由铃木明撰写、你推荐并获得大宅壮一奖的《‘南京大屠杀’
的无稽之谈》。那可是一本以部分事实歪曲整体的书哟！本多胜一撰写的关于‘南
京大屠杀’的报道中提到‘砍杀百人’的军官。不过，那次所谓砍杀百人的事件本
身事实上纯属子虚乌有。铃木明要证明那则报道是捏造出来的。证明到此就行了嘛！
可是，我读了铃木明那本书所感受到的却是：他虽积累了极少部分资料，但把整体
推到一个方向，其中尤为明显的是书名《‘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我认为，
这是一个糟糕透顶的书名。起书名叫《砍杀百人的无稽之谈》也可以，却人不知鬼
不觉地换了书名，成了《‘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巧妙
的手法，企图把没有砍杀百人比赛一事改写成没有南京大屠杀。”菊地昌典对《读
书人周刊》的编辑也说：“我认为，从《‘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这种夸张地
起书名的方式中，笔者和出版社的本意已暴露无遗”（《读书人周刊》，一九七三
年五月二十八日号）。总之，他们一针见血地说出了铃木明等人的用心。令人遗憾
的是，小田实也全然偏信铃木明所说“向井少尉为何被杀”的话，断言“那所谓砍
杀百人的事件事实上纯属子虚乌有”。铃木明的采访报道真有那么大的说服力吗，
竟使小田实也说出那种话来，我实在感到怀疑。
关于铃木明及其幕后人的意图，有一则刊登在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八日《读书
人周刊》上的饶有兴味的消息，从中可知个中的情况。据该消息说，当时《诸君》
总编辑曾谈到：“当时，新闻界对《南京大屠杀》一书议论纷纷。去过南京的人们
回来都说：‘事实并非像《南京大屠杀》所说的那样。’因此，我们便试图找出事
件发生的原委，并作出了安排。”据说，在作出这种安排时，总编辑就指定仍然相
识的铃木明为执笔人。
据上述刊登的消息说，前往中国访问后回来的人们就日本流传的南京事件都说
“事实并非那样”，但我认为，恰恰相反，“事实并非如上述消息所说的那样”。
最为主要的是去中国旅行的日本人不可能都想弄清此事。
然而，尽管“事实并非如上述消息所说的那样”，但《诸君》编辑部不知从何
处听到“南京大屠杀实际上是‘无稽之谈’”的议论，便认为它会成为吸引人的报
道，并作出安排，指定铃木明为调查该事件的执笔人。这就是《读书人周刊》刊登
的消息内容。由此炮制出来的可能就是铃木明的第一稿《“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
谈》。这篇文章，就其作为铃木明的作品而言，还不能说是有说服力的作品，也不
是报告文学作品。
如前所述，本・达桑在《诸君》刊登文章，对本多胜一的《中国之旅》进行了
批评，一口断定“砍杀百人比赛”是由中国人臆造出来的，他的论点被本多胜一驳
得体无完肤。不过，这同样也暴露了该杂志编辑非常轻率。于是，气急败坏的《诸
君》编辑部企图挽回声誉，这次便怂恿铃木明出面，使之不遗余力地就“砍杀百人
比赛”问题进行采访，企图证明已成为在中国传闻的“砍杀百人比赛”的根据，即
《东京日日新闻》分四次刊登的报道，实际上是随军记者的虚假报道。我认为，这
就是事情的经过。
这点姑且不论。我认为，铃木明的长篇大论的采访报道抛了出来，但有关人的
目的还未能达到。但不知何故，仅就“砍杀百人”这个问题，单纯地相信虚假报道
论的作家和评论家却为数不少，甚至连《朝日新闻》的书评也对铃木明的有关人员
不在的“调查”深信不疑，令人吃惊。
于是乎，好几位著名的作家和评论家都对铃木明的“砍杀百人比赛虚假报道论”
信以为真。不过，其中也有人再次提到这个问题，他就是平野谦。他在为《每日新
闻》晚刊撰写的《昭和文学论》（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三日发表）中叙述如下：
说实在的，我是在与我同在一所学校工作的阪东宏先生提醒之下，才
看了《历史评论》昭和四十七年十一月号、昭和四十八年六月号和七月号
上刊登的洞富雄的论文。因此，我想结合洞富雄的那篇论文，在此记下我
的说明。
我为铃木明的文章标题所吸引，并拟用该文作为石川达三所著《活着
的士兵》的一份参考文献，就不知不觉地一口气读完了它。我对铃木明的
追本溯源的能力感到钦佩，他认为所谓关于砍杀百人的新闻报道是根据传
闻写出来的，是不确切的报道。
我未读过《诸君》这本杂志，因而也全然不知道该杂志刊登本多胜一
与伊赛亚・本・达桑的争论文章的过程；也全然不知道铃木明为这场争论
所吸引，在同一期杂志上连载了查明砍杀百人事件真相的过程。我就是在
这种情况下，偶然看了《“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并觉得该文章颇
有说服力。
我之所以有这种印象，并非由于铃木明的文章是第一流出版社出版的。
只是此番看了洞富雄的严谨的论文，再次切身体会到认识事实多么不易，
同时也不得不改变认识，觉得片面地对铃木明的文笔功力感到钦佩是何等
地轻率。
然而，我的这种预感以及危惧心理可以说在那时或多或少已经萌生，
即与其说我通过洞富雄的论文得到了教益，毋宁说对铃木明的文章感到钦
佩，而铃木明也着重说明不是否定南京屠杀事件本身，继而我又读了佐佐
木元胜的文章，并以它作为我判断的基础。总之，对于诸如南京事件这些
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像我这样的外行人应当持慎重态度，不要轻率地发
表意见，故在此补充加以说明。
平野说：“对于诸如南京事件这些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像我这样的外行人应
当持慎重态度，不要轻率地发表意见。”可是，我们历史学家期待着作家、评论家
们毫无拘束地畅所欲言，一直希望大家共同弄清历史真相。
◆ ◆ ◆ ◆ ◆
仅就“砍杀百人比赛” 而言， 山本七平所著《我所认识的日本军队》第七回
《煽动报道与专家的义务》和第八回《道出了一切的“白色遗发”》两篇文章甚为
唠叨，而我却认为并非是怎么有说服力的文章，这又是为什么呢？像泷泽克己这样
的人，在其《日本人的精神结构――答伊赛亚・本・达桑》一书中是这样说的：
如果要对有争议的“砍杀百人比赛”事件本身说一句话，那就是说它
是虚构的， 事实并非如此。 关于这一点，在山本七平有关这方面的文章
（载《诸君》二月号的《煽动报道与专家的义务》、（载同上杂志三月号
的《道出了一切的“白色遗发”》）已经问世的今天，恐怕已无反驳余地。
而且，如前面所说的，在这些报道偶尔也会铸成的“失误”之中，确实潜
伏着非常严重的、深不可测的东西。关于这一点，我们对伊赛亚・本・达
桑的警告无论引起多大的注意也不为过分（《日本人的精神结构――答伊
赛亚・本・达桑》，第二六四至二六五页）。
由此可以推断，泷泽也肯定了本・达桑的关于“砍杀百人比赛”的报道是虚假
报道的论点。而且，对我们最为关心的问题，泷泽则表明了他为本・达桑进行辩护
的立场。他说：“我深为担忧，本多胜一的幽默貌似恭维而实为轻蔑。这种表达方
式，似乎有点过分，最终只能在我们这些本应互相帮助，取长补短的值得重视的作
家中间，进而在全体国民中间，虽能取得必要的成果，但更会招致愈加深刻的分裂
和毫无结果的争执。”他还说：“这并不是说，那样提出‘砍杀百人比赛’，其间
有着伊赛亚・本・达桑已意识到的阴谋。”他说：“总而言之，此类报道几乎绝对
未曾在日本的报纸和杂志上刊登出来。这是极为奇怪的。此事本身不论对中国来说，
抑或就日本自身而言，也肯定是极其危险的。”可是，他的这番表白总给人一种当
面撒谎的感觉。
顺笔写来，虽有不恭之处，但我还想介绍一件事。那就是，在历史学家中间最
终也有人出来，对山本七平就“砍杀百人比赛”的报道所进行的批评，表示无条件
投降，不，是无条件地责示赞同。我至今仍还对形势的“发展”之神速感到惊讶不
已。那个历史学家就是东京大学文学系国史科教授伊藤隆。他对《中央公论》一九
七四年五月号上刊登的城山三郎所写《夕阳在燃烧》一文，撰写书评说：
《诸君》连载的山本七平就“砍杀百人比赛”问题所作的寻访报道，
分析精辟，如同教科书一样，表明了什么是现代史研究中的史料批判。
从“最高学府”的先生处得到这样“精辟”的赞语，山本也该会格外高兴了吧。
伊藤隆是一个道地的现代史研究家，而我在现代史研究方面还不过是个初出茅庐的
历史学家。此事倒也无关紧要，但作为历史学者，伊藤隆对山本的论证说是“分析
精辟”，给了他最美好的赞语。因此，我这个历史学家中的无名小卒，期望伊藤隆
或许也能给我对山本七平所作的批判给予某种评语。
以上，我一字未改地采用了旧版本的文章，但是，现将我批判山本论点的时间
与伊藤隆赞赏山本论点的时间作一番比较，感到滑稽，我竟会期望得到压根儿都不
第二编
驳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论
1 “砍杀百人比赛”果真是虚假报道吗？
本・达桑、铃木明和山本七平三人对新闻报道提出的批评
本书第二编正文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写成的，即从旧著《驳南京大屠杀是“无稽
之谈”论》中剔除第一编《“砍杀百人比赛”是虚假报道吗》，并对第二编《“南
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吗》作了若干补充和修改。
旧著第一编对本・达桑、铃木明和山本七平三人的“砍杀百人比赛虚假说”逐
一进行了批判。 这次略去了该编正文，而采用了旧著《序言》以及第一编之第2、
3小节中多少有关的报道，对它加以整理，遂成本书第二编之第1小节。
所谓“砍杀百人比赛”是“勇武之谈”，说的是上海派遣军所属第十六师团M、
N两少尉在攻陷南京战斗的途中， 从无锡开始砍杀百人比赛，一直砍杀到南京郊外
紫金山，两人都达到了目标，不分胜负。这次比赛过程，已由《东京日日新闻》随
军记者分四次作了报道。本・达桑一伙人认为这次“砍杀百人比赛”的报道是虚假
的。
我认为，这次“砍杀百人比赛”，无论是就其所进行的时间而论，还是就其所
发生的地方来说，在叙述“南京大屠杀”时则是大可不必引起注意的事件。然而，
对虚假报道论者在其主张中秘而不宣的政治用心，我不能保持缄默，所以对他们三
人的虚假报道论作了详尽的批判。前面所说第一编《驳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
论》是对当时刊登在《历史评论》上的论稿（载该刊第二六九、二七七、二七八号）
作了补充和修正，由此汇编而成的。现在这本书，其中有关事实确凿的部分业已省
略，倘若哪位先生有兴趣，则请参阅旧著。不过，该书已经绝版，恐怕难以到手。
在这种情况下，如是有关铃木明的论点的，请参阅上述刊登在《历史评论》上的论
稿；如是有关山本七平的论点的，请看本多胜一编的《笔杆子的阴谋》（一九七七
年九月，潮出版社出版）中录自我旧著的拙文。
伊赛亚・本・达桑自称是犹太人，虽说是国籍不明，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日本
通。他在《诸君》杂志上撰文批评了本多胜一在《朝日新闻》连载的《中国之旅》，
竟道出真正有识之士不多见的、 悖理的话来， 说什么在《中国之旅》中所介绍的
“砍杀百人比赛”是由中国人臆造出来的传说，后来遭到本多胜一的抨击，被驳得
体无完肽。正如部分人士所认为的那样，本・达桑道出如此悖理的话来，看来仍还
是一个真正的“冒牌”日本人。之所以这样认为，那是因为他虽是一个精明的日本
通，却像容易健忘的日本人一样，不知道外国人本应知道的、臭名昭著的“砍杀百
人比赛”一事。
本・达桑甚至说过，如果说“砍杀百人比赛”是“传说”的说法是错的话，那
“我就收回自己所写的文章”。然而，他似乎已将此话忘得了干二净，抛到九霄云
外了，今天又旧话量提，开始强词夺理，说刊登在《东京日日新闻》上的报道本身
就是随军记者的虚假报道，而它则成了中国方面流传的“砍杀百人比赛”的根据。
争论的当事人即本多胜一说：“‘知识的卫道士’们、边作‘学习发表会’式的游
戏，一边信口雌黄，这些人包括本・达桑先生在内，今后恕我不再奉陪了。我想将
我生命中有限的时间用在我原先认为最为‘重要’的工作上。”本多胜一已对“砍
杀百人比赛” 虚假报道论不予理会了。 在此以后，本・达桑在《诸君》上连载的
《关于日本教》这一专题内连篇累牍地展开空洞无物的议论，却也未能掩饰他的败
局。
此时，铃木明作为代理人粉墨登场了。本多胜一在一九七二年四月号《诸君》
杂志上撰文驳倒了本・达桑的“砍杀百人比赛传说论”后，便宣布退出论争。然而，
在同期《诸君》上业已刊登铃木明的《“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一文。至于该
篇论文在《诸君》上刊登的前后过程，那就留待以后再作叙述。以此为契机，铃木
明受他人怂恿，为声援本・达桑而参加了关于“砍杀百人比赛”的论争。铃木明对
有关人员的采访报道异常活跃，两篇是有关“砍杀百人比赛”的报道，继而两篇是
有关南京事件本身的报道，都相继刊登在《诸君》杂志上。这一系列追本溯源的采
访报道与第一篇论文不久就汇编成册，以《“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为题，于
一九七三年三月由文艺春秋出版社出版，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本・达桑在《诸君》上连载的《关于日本教》一文，至一九七二年第十号连载
完毕。当时，在该期《诸君》杂志上已在刊登山本七平的连载文章：《我所认识的
日本军队》第三回，题目是《“战场上的牛皮和无稽之谈”的产生》。文章是山本
七平以自己的名字撰写的，他原先自称是本・达桑的“译者”。这次，山本七平从
他这篇文章开始取代本・达桑对“砍杀百人比赛的报道”进行了批评。这场批评实
在是纠缠不休，在每回连载《我所认识的日本军队》里都夹带一些，持续三年之久。
山本的《我所认识的日本军队》一文至一九七四年四月才连载结束，是一篇多
达二十一回的长篇大论。但是，最后两回才从正面提到“南京大屠杀”事件本身，
表现出一副比铃木明更甚的、 咄咄逼人的武断姿态。 他蛮横无理地断定：不是“
‘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而是“‘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在稍后一些
时间，即一九七五年十一、十二月，《我所认识的日本军队》改题为《我所认识的
日本军》，由文艺春秋出版社出版。
评论家、作家对虚假论的评价
如前所述，文艺春秋出版社出版的铃木明著《“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一
书， 收编了两篇有关两个少尉的“砍杀百人比赛” 的采访报道，以及三篇几乎说
“南京大屠杀”本身就是“无稽之谈”的采访报道形式的考证文章（各篇在收入单
行本时，都作了大量增补，如第三稿那样，彻底作了改写）。在上述五篇文章中，
最初三篇（《“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和两篇有关“砍杀百人比赛”的文章）
在第三稿发表时，曾以《‘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为题，成为文艺春秋出版社
大宅壮一报告文学奖的候选作品，评选员是扇谷正造先生等人。这三篇文章，加上
两篇有关南京大屠杀事件的采访报道，后编成单行本，由文艺春秋出版社隆重出版，
并同时获大宅奖，而且还作了大肆宣传，似乎单行本本身就是获奖作品。
在评选员当中，或许也有人因这种精心策划的阴谋而对出版社的安排感到难堪
吧。
尽管如此，评选员们选择了以题为《“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的文章作为
获奖作品，却是事实。那末，评选员们又是如何评价该作品的呢？
田井吉见评论说：“该文讲清楚了特讯就是娱乐，即企图通过特派记者的署名
文章使后方人民的话题活跃起来的无稽之谈。”扇谷正造评论说：“所谓错误报道
或‘虚假报道’，是怎样败坏当事人的名誉这一意义而言，或许会成为促使现代新
闻界进行一次反省的基础。”此外，草柳大藏评价说：“这是一部令人敬佩的作品。”
开高健甚至发言说：“这部作品恰好道出了新闻界幼稚、不负责任和谄媚的情况，
我最欣赏铃木明的勇气。就我自己而言，我认为如从正面加以揭露则更好”（以上
均摘自《文艺春秋》，一九七三年五月号）。总之，评选员都没有谈及三篇文章中
的第一篇，只是提到说“砍杀百人比赛”是虚假报道的两篇文章。
评选员们或许对铃木明的追本溯源的能力和文笔功力感到佩服，从而相信“砍
杀百人比赛”是虚构的。不过，我以为，他们尚不至于认为“‘南京大屠杀’是无
稽之谈”。尽管如此，评选员们恐怕难免有轻率之嫌。
除评选员外，平野谦也谈到：“我对铃木明那种刻意求工的追本溯源的态度感
叹不已，如向井少尉，此人是作为对南京屠杀事件负有罪责的人而被处决的，作为
一个读者，我认为对他的处决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每日新闻》一九七三年三
月二十三日晚刊所载《昭和文学论》）
大宅壮一奖的评选员恐怕没有读过批判“砍杀百人比赛虚假报道论”的文章，
但我读了评选员的评语，对采访报道的感人力量之大也感到无比惊愕。评选员们毫
无批判地全盘接受了铃木明的看法，即说“砍杀百人比赛”是臆造出来的。
关于这次获奖，我想再说一句。我认为，传说在攻陷南京之前的进攻作战中所
发生的砍杀百人比赛，实际上确有其事。评选员们即使相信“砍杀百人比赛”如铃
木明等人所说是虚构的，却为何在评语中只提虚假报道论，而选择了题为《“南京
大屠杀”的无稽之谈》这篇文章作为获奖作品，这又是出于何种考虑呢？虽然采用
了《“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这一含糊不清的表现手法，实际上却让读者认为
“‘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或者是“无稽之谈的‘南京大屠杀’”。在任何人
眼里，铃木明及其幕后人的意图岂不是昭然若揭了吗？虽然铃木明本人断言，他从
未说过“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但这是支吾其词。当然，也有可能这一标
题是编辑擅自加上去的，违背了笔者的意图。
《朝日新闻》一九七三年五月四日刊载《铅字的周围》一文，笔者“东洋佛”
也在其《采访报道的危险陷阱》一文中谈到：“如果不存在‘砍杀百人’这起事件，
读者甚至会联想到‘南京大屠杀’也是无稽之谈。这里存在着此类采访报道所能发
挥的危险的作用。”而且，这位笔者为《“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单行本写了
评语。他评论说：“当然，只要看不到历史的主流，无论罗列多少事实，也发现不
了真实。在这方面就存在着采访报道的陷阱。不过，捡出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材料，
而对肯定南京大屠杀的材料逐一表示怀疑，这种作法稍有不慎，便有可能成为历史
的失误。”
小田实也在与大宅壮一采访报道奖评选员开高健的对谈中批评了著者铃木明以
及文艺春秋出版社。 这次谈话刊登在《群像》 一九七三年八月号上。小田实说：
“有这么一本书吧，是由铃木明撰写、你推荐并获得大宅壮一奖的《‘南京大屠杀’
的无稽之谈》。那可是一本以部分事实歪曲整体的书哟！本多胜一撰写的关于‘南
京大屠杀’的报道中提到‘砍杀百人’的军官。不过，那次所谓砍杀百人的事件本
身事实上纯属子虚乌有。铃木明要证明那则报道是捏造出来的。证明到此就行了嘛！
可是，我读了铃木明那本书所感受到的却是：他虽积累了极少部分资料，但把整体
推到一个方向，其中尤为明显的是书名《‘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我认为，
这是一个糟糕透顶的书名。起书名叫《砍杀百人的无稽之谈》也可以，却人不知鬼
不觉地换了书名，成了《‘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巧妙
的手法，企图把没有砍杀百人比赛一事改写成没有南京大屠杀。”菊地昌典对《读
书人周刊》的编辑也说：“我认为，从《‘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这种夸张地
起书名的方式中，笔者和出版社的本意已暴露无遗”（《读书人周刊》，一九七三
年五月二十八日号）。总之，他们一针见血地说出了铃木明等人的用心。令人遗憾
的是，小田实也全然偏信铃木明所说“向井少尉为何被杀”的话，断言“那所谓砍
杀百人的事件事实上纯属子虚乌有”。铃木明的采访报道真有那么大的说服力吗，
竟使小田实也说出那种话来，我实在感到怀疑。
关于铃木明及其幕后人的意图，有一则刊登在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八日《读书
人周刊》上的饶有兴味的消息，从中可知个中的情况。据该消息说，当时《诸君》
总编辑曾谈到：“当时，新闻界对《南京大屠杀》一书议论纷纷。去过南京的人们
回来都说：‘事实并非像《南京大屠杀》所说的那样。’因此，我们便试图找出事
件发生的原委，并作出了安排。”据说，在作出这种安排时，总编辑就指定仍然相
识的铃木明为执笔人。
据上述刊登的消息说，前往中国访问后回来的人们就日本流传的南京事件都说
“事实并非那样”，但我认为，恰恰相反，“事实并非如上述消息所说的那样”。
最为主要的是去中国旅行的日本人不可能都想弄清此事。
然而，尽管“事实并非如上述消息所说的那样”，但《诸君》编辑部不知从何
处听到“南京大屠杀实际上是‘无稽之谈’”的议论，便认为它会成为吸引人的报
道，并作出安排，指定铃木明为调查该事件的执笔人。这就是《读书人周刊》刊登
的消息内容。由此炮制出来的可能就是铃木明的第一稿《“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
谈》。这篇文章，就其作为铃木明的作品而言，还不能说是有说服力的作品，也不
是报告文学作品。
如前所述，本・达桑在《诸君》刊登文章，对本多胜一的《中国之旅》进行了
批评，一口断定“砍杀百人比赛”是由中国人臆造出来的，他的论点被本多胜一驳
得体无完肤。不过，这同样也暴露了该杂志编辑非常轻率。于是，气急败坏的《诸
君》编辑部企图挽回声誉，这次便怂恿铃木明出面，使之不遗余力地就“砍杀百人
比赛”问题进行采访，企图证明已成为在中国传闻的“砍杀百人比赛”的根据，即
《东京日日新闻》分四次刊登的报道，实际上是随军记者的虚假报道。我认为，这
就是事情的经过。
这点姑且不论。我认为，铃木明的长篇大论的采访报道抛了出来，但有关人的
目的还未能达到。但不知何故，仅就“砍杀百人”这个问题，单纯地相信虚假报道
论的作家和评论家却为数不少，甚至连《朝日新闻》的书评也对铃木明的有关人员
不在的“调查”深信不疑，令人吃惊。
于是乎，好几位著名的作家和评论家都对铃木明的“砍杀百人比赛虚假报道论”
信以为真。不过，其中也有人再次提到这个问题，他就是平野谦。他在为《每日新
闻》晚刊撰写的《昭和文学论》（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三日发表）中叙述如下：
说实在的，我是在与我同在一所学校工作的阪东宏先生提醒之下，才
看了《历史评论》昭和四十七年十一月号、昭和四十八年六月号和七月号
上刊登的洞富雄的论文。因此，我想结合洞富雄的那篇论文，在此记下我
的说明。
我为铃木明的文章标题所吸引，并拟用该文作为石川达三所著《活着
的士兵》的一份参考文献，就不知不觉地一口气读完了它。我对铃木明的
追本溯源的能力感到钦佩，他认为所谓关于砍杀百人的新闻报道是根据传
闻写出来的，是不确切的报道。
我未读过《诸君》这本杂志，因而也全然不知道该杂志刊登本多胜一
与伊赛亚・本・达桑的争论文章的过程；也全然不知道铃木明为这场争论
所吸引，在同一期杂志上连载了查明砍杀百人事件真相的过程。我就是在
这种情况下，偶然看了《“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并觉得该文章颇
有说服力。
我之所以有这种印象，并非由于铃木明的文章是第一流出版社出版的。
只是此番看了洞富雄的严谨的论文，再次切身体会到认识事实多么不易，
同时也不得不改变认识，觉得片面地对铃木明的文笔功力感到钦佩是何等
地轻率。
然而，我的这种预感以及危惧心理可以说在那时或多或少已经萌生，
即与其说我通过洞富雄的论文得到了教益，毋宁说对铃木明的文章感到钦
佩，而铃木明也着重说明不是否定南京屠杀事件本身，继而我又读了佐佐
木元胜的文章，并以它作为我判断的基础。总之，对于诸如南京事件这些
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像我这样的外行人应当持慎重态度，不要轻率地发
表意见，故在此补充加以说明。
平野说：“对于诸如南京事件这些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像我这样的外行人应
当持慎重态度，不要轻率地发表意见。”可是，我们历史学家期待着作家、评论家
们毫无拘束地畅所欲言，一直希望大家共同弄清历史真相。
◆ ◆ ◆ ◆ ◆
仅就“砍杀百人比赛” 而言， 山本七平所著《我所认识的日本军队》第七回
《煽动报道与专家的义务》和第八回《道出了一切的“白色遗发”》两篇文章甚为
唠叨，而我却认为并非是怎么有说服力的文章，这又是为什么呢？像泷泽克己这样
的人，在其《日本人的精神结构――答伊赛亚・本・达桑》一书中是这样说的：
如果要对有争议的“砍杀百人比赛”事件本身说一句话，那就是说它
是虚构的， 事实并非如此。 关于这一点，在山本七平有关这方面的文章
（载《诸君》二月号的《煽动报道与专家的义务》、（载同上杂志三月号
的《道出了一切的“白色遗发”》）已经问世的今天，恐怕已无反驳余地。
而且，如前面所说的，在这些报道偶尔也会铸成的“失误”之中，确实潜
伏着非常严重的、深不可测的东西。关于这一点，我们对伊赛亚・本・达
桑的警告无论引起多大的注意也不为过分（《日本人的精神结构――答伊
赛亚・本・达桑》，第二六四至二六五页）。
由此可以推断，泷泽也肯定了本・达桑的关于“砍杀百人比赛”的报道是虚假
报道的论点。而且，对我们最为关心的问题，泷泽则表明了他为本・达桑进行辩护
的立场。他说：“我深为担忧，本多胜一的幽默貌似恭维而实为轻蔑。这种表达方
式，似乎有点过分，最终只能在我们这些本应互相帮助，取长补短的值得重视的作
家中间，进而在全体国民中间，虽能取得必要的成果，但更会招致愈加深刻的分裂
和毫无结果的争执。”他还说：“这并不是说，那样提出‘砍杀百人比赛’，其间
有着伊赛亚・本・达桑已意识到的阴谋。”他说：“总而言之，此类报道几乎绝对
未曾在日本的报纸和杂志上刊登出来。这是极为奇怪的。此事本身不论对中国来说，
抑或就日本自身而言，也肯定是极其危险的。”可是，他的这番表白总给人一种当
面撒谎的感觉。
顺笔写来，虽有不恭之处，但我还想介绍一件事。那就是，在历史学家中间最
终也有人出来，对山本七平就“砍杀百人比赛”的报道所进行的批评，表示无条件
投降，不，是无条件地责示赞同。我至今仍还对形势的“发展”之神速感到惊讶不
已。那个历史学家就是东京大学文学系国史科教授伊藤隆。他对《中央公论》一九
七四年五月号上刊登的城山三郎所写《夕阳在燃烧》一文，撰写书评说：
《诸君》连载的山本七平就“砍杀百人比赛”问题所作的寻访报道，
分析精辟，如同教科书一样，表明了什么是现代史研究中的史料批判。
从“最高学府”的先生处得到这样“精辟”的赞语，山本也该会格外高兴了吧。
伊藤隆是一个道地的现代史研究家，而我在现代史研究方面还不过是个初出茅庐的
历史学家。此事倒也无关紧要，但作为历史学者，伊藤隆对山本的论证说是“分析
精辟”，给了他最美好的赞语。因此，我这个历史学家中的无名小卒，期望伊藤隆
或许也能给我对山本七平所作的批判给予某种评语。
以上，我一字未改地采用了旧版本的文章，但是，现将我批判山本论点的时间
与伊藤隆赞赏山本论点的时间作一番比较，感到滑稽，我竟会期望得到压根儿都不
南京大屠杀(8)(zt)
2 铃木明之异乎寻常的采访活动
中国和美国真的未把南京事件看×髦卮笫录?穑?
铃木明在《诸君》 一九七二年八月号和十月号上刊登文章， 再现了其就论证
“砍杀百人比赛”所进行的马不停蹄的采访情况，继此之后他又在十二月号和翌年
一月号上连载了《南京；昭和十二年十一月》这篇文章，他对第十三师团和第十六
师团有关人员的采访以及对随军记者和摄影记者的寻访都十分活跃，实在令人瞠目
而视。从中也可得知在《诸君》编辑部的干劲里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但是，他
们诚如当事人尤其是编辑部负责人那样，不想道出真实情况。不，对绝不会道出真
实情况这一点体会最深的恐怕还是铃木明本人吧。
我看了曾参加南京攻菡降母呒毒?倜且灾と松矸莩鐾ゲ渭釉抖??示?律笈?
时提供的证词后，已深深地感受到这一点。从铃木明的采访报道中得知第十三师团
和第十六师团有关人员的谈话，则加深了这种感受。
采访当事人，道出事实情况，这种采访报道诚然是～种历史的叙述。可是，我
们的历史学家往往只是把这种采访报道当作史料来处理。因此，我认为与已有的记
录史料一样，对采访报道当然也需要进行史料批判，尤为难得的是进行采访报道的
作者本人批判性地听取当事人的谈话。在开始采访时就抱有使之成功的想法去采访，
那怎么能期望他会有批判性的态度呢？如果预先说出结论性的话，那本煞玫慕峁?
自然也一样了。
◆ ◆ ◆ ◆ ◆
作为反映南京事件的有关历史著作，我写过《近代战史之谜》（一九七六年人
物来往社出版）。而且，我之所以将该书的后半部分的增订版《南京事件》（一九
七二年新人物往来社出版）公开出版，夸张地说则是出于一种使命感。其中之一就
是出于自己必须捷足先登的好胜心理，因为当时有关远东国际军事审判的资料，除
了我与之有联系的大学图书馆有收藏外，尚未公开。因此，看到铃木明对南京事件
的批判性文章后，我自然不能保持缄默，视而不见，结果便成了不伦不类的“专家”。
那时铃木明已在《诸君》一九七二年四月号上发表《“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
谈》文章，但该文还不是采访报道。对此，我在拙著《南京事件》书后的追记中叙
述了如下感想：
据说，铃木明曾经将田伯烈编著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和《远
东国际军事审判速记记录》逐字逐句地反覆阅读数遍。在此基础上，他提
出质问；“这里面所写的有多少是真实情况？”而且，他说，姑且不说中
国人和外国人的证词，即便是日本人的“坦白”（尽管几乎没有什么坦白），
其内容也根本不存在能使研究者得到认可的东西。这就是说，我们迄今为
止一直信以为真的“大屠杀”是一种“无稽之谈”。
正因为是一起非常重大的事件，自然会出现传说。然而，如果不对我
们现今能利用的全部资料进行批判地研究，就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区别真实
与无稽之谈。就此意义而言，这次《南京事件》重新出版，自然为此起到
了提供资料的作用。不过，笔者另外还在为南京事件等手进行资料集的编
辑出版准备工作。
此外，据铃木明说，防卫厅资料室（或是战史室）指出，自昭和九年
起迅急增加的日本军队“素质下降”是在南京发生屠杀事件的原因。这种
看法是：因兵员的激增，训练忙不过来，结果难以维护军队纪律。颇为有
名的日本的军队教育果真是那样差吗？而且，这种看法似乎把军队看成是
把劣质的“平民百姓”训练成坚如不屈的战士的练武场所。但是，我们的
看法却与此截然相反。正如本文所叙述的那样，军队正是这样的场所，即：
通过训练与教育，将单纯的青年培养成无动于衷地干出残酷行为的那种凶
猛的士兵。恰如美国青年在海军陆战队的军队生活中通过彻底的杀人合理
化教育，成了职业杀人者（参见麦克林著、铃木主税译《人性的崩溃：在
越南的美国士兵的证词》）。
关于《诸君》一九七二年四月号所载文章，我不想再作叙述了。我阅读了收编
在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里的文章，发现有相当一部分是后来补充
进去的，其中也包括若干有问题的记述。此外，有的记述尽管是很重要的，却被删
除了。同此，我想就这些问题谈几句。
在单行本中删除的，是有关“砍杀百人比赛”的文章，它虽是与本文无直接关
系的问题，但我还是先将它提出来。铃木明在原来的文章中是这样叙述的：
我看过刊登在《中国》杂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号上的报道，内容是说
“我亲耳听到N少尉说过关于砍杀百人的话”，其中有“N少尉作为战犯在
南京被枪决”这么一句。可是，关于此事已无从查证。
在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里，这段报道干脆给删掉了，却不知
是什么原因。当事人N少尉在母校的小学生面前恬不知耻地说，当时，“砍杀百人”
就是砍杀俘虏，这一事实曾刊登在《中国》杂志上，而且作者的名字也很清楚。可
是，铃木明不惜耗费财力，不辞辛劳地进行了采访，却为何偏偏不去采访此人，不
写此人的采访报道呢？铃木明不仅没有这样做，甚至连前面已经引用过的报道也删
除不用。 当然，N少尉的实情话对“砍杀百人比赛虚假报道论”的确是不利的反证
资料。所以，他连那种用词模棱两可的报道也不想照原样保留下来。
◆ ◆ ◆ ◆ ◆
其次提一提增补的部分。我们可以从《“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中看到这
样一段文字。那就是：“《生活》杂志反映了当时美国的社会舆论，一直保持着极
端‘反日’的格调，从一九三七年底至一九三八年在关于‘东洋发生的事’的报道
中，五、六月间大量出现关于谴责日本空军空袭的报道，但关于‘在南京发生的事
件’的报道，却一行也没有。”（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三十
七页）
铃木明如此叙述，并断言，由此可见“当时在南京发生的事件并没有被看作像
‘对武汉空袭’的事件那样重大”。
不过，铃木明果真能够浏览当时全部《生活》杂志吗？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
我这里有证据。我所说的证据，就是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号《生活》上，有一个
标题，即《海外摄影――征服者日本军在中国国民政府首都“地狱般的一周”》，
刊登了惨不忍睹的照片，并加了说明。这一期《生活》杂志在日本国内是禁止发行
的（我是从《出版警察报》获知这一事实的），幸好在国际基督教大学图书馆里收
藏了一套《生活》 杂志。 所以，我复印了一份，得以用作旧著《驳南京大屠杀是
“无稽之谈”论》的插图（见本书原著第一九四至一九五页）。所谓“在《生活》
杂志上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报道一行也没有”，那是谎言。
◆ ◆ ◆ ◆ ◆
铃木明还推测说，郭沫若在其《抗日战争回忆录》中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
之所以一行也没有提及，乃是没有把它看作是重大事件（单行本《“南京大屠杀”
的无稽之谈》，第三十六至三十七页）。然而，说是“一行也没有提及”却也令人
莫名其妙。郭沫若乘船从武汉撤离时，在甲板上目睹着沦陷前夕的武汉三镇，感慨
万千。他在叙述当时情景时，明确地写道：“忽然一片淋漓的血景展开在我眼前，
使我不得不睁大眼睛凝视。那是南京大屠杀的血景！明天谁又能保定：不就在这武
汉三镇再一次展开呢？……”（见《洪波曲》第十三章第六节――译者）
不仅如此，正如铃木明也知道的那样，郭沫若不是为田伯烈编著的《外人目睹
中之日军暴行》一书中译本写了长篇序言，慷慨激昂地揭露过日本人吗？（参见本
书第二四三页以后）
实际上，铃木明这种“什么也没有”的说法在杂志上刊登的原来的文稿中已有
若干叙述，因而我想在此作些叙述。
铃木明提到了史沫特莱在她那《八路军从军记》中的记述。他说，我读了此书，
发觉“从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至一月九日，每天都有日记记述”，但“不知为什么，
关于‘南京屠杀’的记述一行也没有”（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
第三十页）。不言而喻，他是说中国方面并没有把南京发生的事件当作重大事件。
据铃木明说， 史沫特莱在她的著作中写道： “来自汉口的报纸要晚一个星期”，
“电台广播传来重大事件”。但是，史沫特莱之所以什么也没有写，那只能看作是
当时有关南京暴行的详细情况尚未传到八路军那里。南京沦陷后三天，《纽约时报》
的记者德丁仍在该地采访，写下了关于十二月十八日（接着是翌年一月九日）那天
南京悲惨情景的详细报道。难道还有人读了这篇报道后仍然不承认南京暴行是重大
事件吗？
再有就是这样一段记叙：在三铃书房出版的《现代史资料》中有关南京事件的
第一手资料，一篇也没有收编进去，由此似可得出“不存在南京事件”的假设（单
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十三页），依然是“什么也没有”. 关
于这一点，且放在其他章节再作探讨。
◆ ◆ ◆ ◆ ◆
在此，最后介绍一下铃木明随心所欲地搬弄资料的例子。他列举了如下两篇报
道：
第一篇报道是：《东京朝日新闻》昭和十二年十二月七日作为“来自
纽约”消息，从《纽约时报》的报道中转载了这样一段内容：在南京的美
籍飞行员佩特森说：‘由于国军放火焚毁了南京郊区十英里内的村庄，现
在南京因那些难民以及溃败的士兵等蜂拥而至，极度混乱。全市人口达两
万的镇江成了一片火海。这是国军自己焚烧的，我认为全是毫无意义的破
坏，也只能说全是令人可怖的破坏。”
第二篇报道是；埃德加・斯诺所著名《为亚洲而战》一文说：“逃回
南京的国军纪律严明，没有作出抢掠等非法行为。所有的掠夺都是因胜利
而耀武扬威的日本军队干出来的。”（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
谈》，第四十九至五十页）
铃木明把这两篇报道当作“同一情况”的报道，说；‘这两篇同是美国人写的
截然相反的报道，该相信哪一篇呢？我不敢置喙。”这就令人奇怪了。一篇报道的
是关于中国军队战术性地破坏南京城周围地区的情况，而另几篇则叙述了被围困在
南京城内的中国军队纪律之严明。前一篇报道内容与军队纪律无关，因而两篇报道
不是“截然相反的报道”。我认为，这两篇报道都叙述了真实情况。至于中国军队
纪律之严明，那是留在南京城内的外侨一致公认的，而斯诺只是如实转告而已。
有关南京事件的第一手史料未必缺乏
在三铃书房出版的多卷本现代史资料中，有关南京事件的资料一行字都没有，
因而我为此询问了这套丛书的编辑部，得到的答覆说，关于南京事件，几乎没有可
认为是“同时代的第一手资料”，所以未能收编进去――铃木明这样说道（单行本
《“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十三页）。
日本战败后不久，外务省烧毁了所有有关日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资料。陆海
军当然也对机密文件作了同样处理。由此看来，不妨认为有关南京事件的机密文件
均已销毁。
在中央，有关南京屠杀事件的资料已被销毁，但参加南京攻陷战的部队官兵们
的手记之类以及部队的记录等资料已有几种公开发表，而且似乎还可有待于新的发
现。
事实上，在现代史资料中也收编了《第九师团作战经过概要》一文，里面记述
了在南京城内进行扫荡时“歼灭七千余名散兵”（另有中国军队四千五百名战死）
的情况。
此外，应对南京事件负责、已在南京城外雨花台处以极刑的第六师团长谷寿夫
中将就南京攻陷战所写的“军情报告”，作为其旧著《机密日俄战史》战后版的附
录，已公开发表。该报告也记述了惨无人道的歼灭战的情况。有一份中国方面的资
料，作为南京审判战犯谷寿夫中将的有关记录，办法务大臣官房司法法制调查部收
藏（《战争审判记录有关资料目录》，第一五四至一五五页），包括给检察官的陈
述书、给检察官的辩明陈述书、起诉书、对起诉书的申辩书、辩论、最终发言、判
决书、申辩书（上诉书）、不服申辩书（补充上诉书）等。其中一部分收录在五岛
广作编的《南京作战真相》以及郭歧所著《南京大屠杀》等书中。而且，据五岛广
作说，谷寿夭中将的《阵日记》现存放在防卫厅战史室，尚有八万八千字的《血泪
南京狱中记》之类的手记保存在他的遗族那里。
现在，我们可以翻阅一下两篇长短不一的手记，它们都是参加南京攻陷战的旅
团长的亲笔记录。
其中一篇是第十六师团第三十旅团长佐佐木到一少将写的手记，他对攻陷南京
时处置俘虏和残兵败卒的情况也作了忠实记录，收编在《一个军人的自传》（增订
新版）中。另一篇则是第十三师团第一○三旅团长山田丹二少将的笔记，其中有关
于在南京郊区草鞋峡大量屠杀俘虏的情况。对此，在铃木明所著《“南京大屠杀”
的无稽之谈》 一书中已有抄录和介绍（单行本《 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
一九一至一九五页）。
在山田少将指挥下实际执行大量枪杀俘虏任务的是第六十五联队长两角大住。
最近，在旧书展出目录中写着：“中国派遣军两角部队阵中日志，昭和十三、四年，
四卷”，现归高崎隆治所有。既然有了这四卷日志，那么有关南京事件的可称为至
关重要的记录――昭和十二年两角部队阵中日志也就可能被藏在什么地方了。
此外，我们还知道，在参加南京攻陷战的士兵日记中对南京事件也有某种程度
的记述。例如，佐佐木旅团长率领的支队所属西田的手记，以及已故外贺关次（卫
生队担架兵）的详细日记便是（参见本书第十八至二十一页）。这些材料尚未公开
发表。
再者，佐佐木元胜更不是战斗人员，却以野战邮政局长身份从军。他在战前所
著《野战邮政旗》里缀文描述了不知押往何处的俘虏和散兵的队伍、在下关发生的
大批枪杀以及扬子江岸边的凄惨情景。此书内容竟能获准出版，令人不可思议。当
然，有的地方也被删掉几个字，但它已于去年以新版的形式由现代史出版会出版了。
我认为，仅从上述介绍中就充分说明，所谓“几乎没有可认为是‘同时代的第
一手资料’”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第十三师团两角部队对俘虏斩尽杀绝的“回忆录”
我的旧著《南京事件》以及本书关于南京暴行的记述，都是从介绍《东京朝日
新闻》的报道开始的。《东京朝日新闻》报道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四日，两角
部队即第十三师团所属合律若松步兵第六十五联队，在南京近郊的幕府山炮台附近
俘虏了从南京城内溃逃而来的数达一万五千名中国士兵，包括士官学校大部分学生。
而且，该报援引了该部队随军作家秦贤助的“回忆录”（载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五
日号《日本周报》）说，这批俘虏数日后在扬子江岸边草鞋峡全被枪杀（枪杀地点
为草鞋峡，是根据中国方面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的书面证词）。
不过，铃木明曾经对福岛、仙台方面的第十三师团有关人员进行过采访，他指
责我们所说的情况与事实不符。并认为秦贤助所写的文章不可信（载《诸君》一九
七二年十二月号）。
至为重要的“回忆录”作者秦贤助已经故世。于是，铃木明访问了坂本，打听
秦贤助的情况。坂本在日华战争爆发同时，以《福岛民友》特派记者身份从军，参
加华中战线的乡土部队（若松步兵第六十五联队于昭和十二年九月编成，十月出征）。
据坂本说，秦贤助第一次前往中国时是昭和十四年。如果此是事实，那么秦贤助的
文章便不是“回忆录”，充其量也只能是传闻记录而已。我曾根据秦贤助文章后面
署有“原白虎部队随军作家”这一点，马上断定他的文章是“回忆录”，看来这是
我的误断。由此来看，秦贤助的文章里的确没有片言只字说他是描述了在现场所目
击的事实，这种传闻缺乏有力的证据。
我也看过秦贤助写的文章，有一点感到怀疑，即：两角部队既然已将为数一万
多名的大批俘虏押进南京城内，却为何又从太平门押出城外，再把他们全部杀光。
秦贤助说，两角部队将大群俘虏押进南京城内，当是入城之际，而且从四面八方陆
续不断地进入市京城的部队都带着人数众多的俘虏。对于带着这些俘虏进城之事，
铃木明说：“虽说‘从四面八方进入南京城的部队都带着大批俘虏’，但就连孩子
也知道，带着俘虏的战斗部队是不能攻打南京的。我试向前面提到的许多记者查明
此事，毋庸赘述，不可能有‘带着俘虏的部队’。”（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
无稽之谈》，第一八七页）
我也知道，带着俘虏的部队从四面八方进入南京城，这件情况不合常情，但也
未必不可能。“带着俘虏的战斗部队”并不是“进攻南京”，事实上却是在一部分
部队在南京城的扫射大体结束后，众多部队无视华中方面军司令官的命令，蜂拥而
进入南京城。因此，这些部队将在城外“抓到”的若干俘虏押进城内，这种情况是
可以想象到的。不过，仅就两角部队来考虑，这种情况的设想看来是不能成立的。
而且，铃木明说：“即便将幕府山的两万名俘虏押过城内行走，穿过太平门，
再带到从草鞋峡至下关一带予以杀害，但是两万名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大批啊！
让如此众多的俘虏在来回三十多公里的地方行走，从常识上来看也是不可想象的。
相信此事的人也觉得奇怪”（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一八七页）。
但是，估计要大批俘虏行走的路程有三十多公里，却有点夸大其词了。从幕府山经
和平门入城（约三公里），沿中央路向前走，到中山北路路口向东拐弯到太平门，
出太平门外，通过城外玄武湖东岸出和平门外，再到草鞋峡，如果沿着这条路线走，
其间路程约有二十公里（即使从金川门入城，沿着中山北路走，也只是多一公里而
己）。即便绕点远道，沿中山东路走，也只二十二、三公里之多。要走这些路程，
未必不可能。然而，强迫几天没有吃饱饭的俘虏走二十几公里的路程，未免太残酷
了。
在秦贤助的文章里写有这种可能与事实不相符的情况。而且，一般记事体文章
本身便是传闻记事。然而，能否因此断言秦贤助的文章所写情况都是虚构的呢？大
可怀疑。因为秦贤助后来随军，参加了两角部队，那时或许就该部队在南京的行动
获知了许多情况。因此，我认为，秦贤助所写的关于两角部队在幕府山下“抓到”
的大批俘虏的结局情况，是不能这样一概加以否定的。
铃木明所抓住的“事实”
铃木明否定了秦贤助在其传闻记事文章中所说的屠杀全部俘虏的事实。那末，
他在寻访报道中又是如何抓住“事实”的呢？
铃木明来到若松步兵第六十五联队所属第十三师团编组所在地仙台，访问了两
角联队长的上级指挥官山田旅团长，接着会见了被称为“第六十五联队的活字典”
平林以及“现仍在郊区从事农业生产的铃木”等人，从他们那里听到许多有关南京
事件的情况。这三人所谈的一个“事实”内容如下。
根据以山田旅团长为首的几个有关人员的证词说，山田旅团长决意违抗军司令
部关于“处理”俘虏的命令，毅然而然地将一万几千名俘虏带到扬子江对岸予以释
放，在举行入城式的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七日晚，要俘虏在扬子江岸边集中。关于
这天晚上在集中俘虏的地方所发生的事件，铃木明叙述如下：
总而言之，费了相当长的时间，俘虏们才抵达扬子江岸边，此时已是
漆黑一片了。俘虏们跟从着来到江岸，是相信了日本军所作的“送到北岸”
的许诺呢，还是一直忍耐着等待时机呢，现在就不得而知了。事实上，他
们不知道船只来了没有，也不知道日本军作了何种程度的准备。此时，在
俘虏中突然发生暴动。深夜，俘虏们在一片漆黑之中一齐逃跑。步枪和机
枪向俘虏扫射，这一点是确信无疑的。日本军方面也由于遭到了突然袭击，
显得一片混乱。后来情况怎样，那就不得而知了。第二天早晨天大亮时，
已有八具日本兵和一具日本军官的尸体，夹杂在一千多具（也有说几千具）
的俘虏尸体中间。这名日本军官战死在那里的情况，充分说明这起事件不
是纯属“单方面屠杀俘虏”（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
一九六至一九七页）。
看来，铃木明毋庸讳言地全盘相信了有关人员所谈的情况。可是，我却觉得铃
木明所采访的谈话内容里有不少疑点。
首先，我觉得可疑之处是，从收容所到扬子江岸边近在咫尺，却费了几个小时
时间押送俘虏。平林说：“出发时还是白天，仅几公里（一公里左右？）路，却走
了几小时。总之，到岸边集中时已是夜里。”山田说话的内容似乎相同，铃木明写
道；“费了相当长的时间，俘虏们才抵达扬子江岸边，此时已是漆黑一片了。”为
什么花费了这么长的时间，而且在一片漆黑的夜里要俘虏集中在岸边呢？
我们姑且先来研究一下花费时间押送俘虏这个问题吧。我在前面说过，秦贤助
说到在扬子江岸边屠杀全部俘虏前先让俘虏在南京城内走过，我认为大可不必如此
残酷。不过，我注意到从收容所押送俘虏到扬子江岸边所需时间，大体上相当于从
收容所到南京城内来回走二十公里路需要的时间，不由怀疑前面所作的推断是否妥
当？
其次，问题是为什么到夜里才要一万多名俘虏集中在扬于江岸边。铃木明曾问
山田，当时是用什么办法将俘虏押送到对岸的。关于渡船问题，铃木明问：“船有
多大，有几艘？”山田回答说：“大概有几艘吧，我看到一艘，能乘数十人，因而
是相当大的船罗。 在长江里是没有小船的。 ”据铃木明说：“他说话声音微弱”
（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一九五页）。难以想象，要动用数艘
这种能乘几十人的船只，将这么一大批俘虏渡过那么宽阔的长江，送到对岸，那是
何等困难。而且，夜间进行此事，显然要发生很大混乱。部队长官果然有这种信心
吗？只有一千人左右的部队要顺利完成这项繁重任务，这实在是莫大的冒险！即使
日本军方面有意释放俘虏，但在夜间将俘虏全部集中，而且又没有充分准备好渡船，
俘虏自当心怀疑虑，担心可能会遭到屠杀，因而企图一齐逃跑。即使发生这种事态，
也是必然的。这种危险，开始就应当充分预料到。如果发生这种事态，结果就会出
现日本军方面对大批俘虏进行机枪扫射、斩尽杀绝的情况，个中的道理岂不是一开
始就昭然若揭了吗？
我觉得，要释放大批俘虏到扬子江对岸，还有一个重大障碍。山田旅团长似乎
漫不经心地说过：“本应有一部分日本军渡江到北岸，但当时却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且不说“一部分”有多少，在南京对岸浦口，已经由从芜湖附近出发渡江到对岸的
第五师团的国崎支队占领。而且，与山田支队同属第十三师团的另一支队已由镇江
渡江，进攻北岸，切断了津浦线。这就是说，听凭可称之为赤手空拳的一万五千多
名敌军在那里附近一带活动。也就是说，自己周围一带虽有几万友军防守着，但山
田旅团也对大批俘虏束手无策，只好将他们送到扬子江对岸地区，由少量友军去处
置。谁能容忍这种令人担忧的作法？所谓“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是不负责任的遁
词。如此，我想说的是山田旅团根本没有打算释放俘虏，把他们送到对岸。
如果这种看法没有错，那就可断定要大批俘虏在晚间到江岸集中，是从―开始
就预料到会发现若干混乱而加以枪杀的一种策略。在这种情况下，俘虏或许已经意
识到了这种迹象，便在扫射命令下达之前发起了铃木明所说的“暴动”。因此，我
认为山田旅团有关人员关于在俘虏中出现“暴动”的证词，仅就这一点而言，并不
是虚构的。
有关这次“暴动”，铃木明说：“这名日本军官战死在那里的情况，充分说明
这起事件不是纯属‘单方面屠杀俘虏’。”铃木明似乎想说，在下关枪杀俘虏不是
“单方面的屠杀”，而是在释放俘虏过程中由于偶然发生的“暴动”所引起的事故。
正如我刚才所说的那样，“暴动”就是在扫射前也有可能发生，何况在开始扫射之
际，当然会发生很大混乱。在这种情况下，不难推测，加害于人的一方也会有人丧
亡。一名军官的死亡，未必能断言归之于在释放俘虏过程中发生“暴动”所引起的。
至于“释放俘虏”问题，还有许多地方需要研究。山田似乎对铃木明说过，打
算让俘虏逃到对岸。然而，据平林说，“俘虏由船渡过扬子江，送回到镇江的师团”。
根据平林的说法，不是“释放俘虏”，而是“将俘虏押送到后方”。这就相差很远
了，究竟谁对，谁错？尽管他们都否认“处死俘虏”，但同是有关人员的谈话，却
大相径庭。
据说， 山田旅团长让来自军司令部进行巡视的宪兵军官看了大批俘虏， 说：
“你看，这些俘虏能杀吗？”而且，听说俘虏了一万五千名残兵败卒的两角联队长
素以有人情味的部队长而闻名（现已去世）。他们这样一些旅团的首脑人物，不知
为什么，却为释放俘虏而苦思焦虑。然而，作为旅团长，果真能这样擅自采取行动
吗？“处理掉俘虏”，这是军司令部的命令。要违抗这项军司令部的命令，当然需
有必要的思想准备。即使这项命令出于那个担任上海派遣军情报主任参谋长中佐的
异常自信的独断决定，总之也是以军司令官朝香宫的名义发出的命令。旅团长对这
项军司令部和师团的命令置之不理，以自己的擅自决定来释放一万多名俘虏，这无
论如何也是不可想象的。
结果枪杀了俘虏，而本来是预定要释放俘虏并把他们送到对岸的――山田部队
的部分军官这样对铃木明说。他们难道不是十分内疚地强忍着而不愿说出其真相吗？
在审判时，应对事件负责任的人，如果其证词没有附上客观的证据，反而会显得缺
乏说服力，这是常识。因此，关于这起事件，当时肯定是很需要有士兵这样的有关
人的证词。我想，在两角部队的士兵中，尽管有不少人对俘虏是“处理掉”还是释
放问题一无所知，但对押送俘虏走一、两公里路却费了几个小时，这一点可能是会
记忆犹新的。如果能了解个中的情况，那就更能清楚地判断秦贤助所记述的文章之
证据资料的价值，而他的文章说两角部队根据军司令部的命令屠杀了一万五千名俘
虏。
此外，这已是三十五年前的事，谁也难免会记得不那么确切。例如铃木明说，
尽管坂本明确地说秦贤助是在一九三九年从军的，但他本人在攻陷南京时从军参加
两角部队，却对该部队抓了大批俘虏而无法处置一事也“全然不得要领”。铃木明
说：“从其面部表情来看，我不能说他在撒谎，看来多半是真的不知道。”与其说
不知道，不如说可能已从记忆中消失了，或坂本也不想讲出这起事件的真相来？
铃木明在采访中，也采访了曾攻占幕府山炮台的角田中队长，听到的内容，与
平林和铃木（现居仙台）的谈话大同小异。不过，在此前一天，铃木明事先没有联
系就去访问角田。据说角田醉醺醺的，说话颠三倒四，但那时角田目不转睛地盯着
铃木明说：“是我！我就是南京大屠杀的真正凶犯，你从谁那里听到这件事的？”
而且，他还对其妻子说：“怎么样？我和你，在日中邦交正常化后一起到中国去道
歉” （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1○○至二○一页）。据铃木明
说，喝得酩酊大醉的角田说话时“颠三倒四”。但是，他在三十五年前的处境非常
困难，作为当时“内疚于心而活着的”与事件有关的人员的证词，是头脑清醒时斟
字酌句地谈话，还是醉后随口而言，吐露了事件的真相？我们至今也很难作出判断。
◆ ◆ ◆ ◆ ◆
就提出证据的方式，本・达桑批评了《中国之旅》的著者本多胜一的态度，说：
“为了使人在证据面前表示沉默，提出的证据都是说明同一情况的，而省略、剔除
了不说明同一情况的证据”（《诸君》，一九七二年六月号，第二五一页）。但是
（本多胜一在《诸君》同年四月号上提出四个有关“砍杀百人”比赛的证据，所谓
“省略、剔除”那“不说明同一情况的”证据，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且不要说本
多胜一，就是本・达桑本人也肯定不知道有那种证据的），就这一点而言，铃木明
的采访报道的确是真实的，就连“不说明同一情况的证据”，也于采访后予以介绍，
诚可谓是难得的资料。在采访报道里看不到随心所欲的剪裁，即：对与事件有关人
员说出“事实”的谈话加以选择、取舍，只把与他所相信的事件情节相符之处适当
保存下来。即使前后有矛盾，也把听到的全都记下来。因此，我自然也能从他的文
章中得出与他不同的看法。
铃木明对拙著和其他文章进行了批评，说：“看了这些文章，我感到惊异的是，
这些人几乎都对对方所作的‘坦白’和文章之类的东西不加怀疑，都作为‘事实’
来构成事件。例如，社会上认为‘南京大屠杀’的主犯是中岛师团（我看未必如此。
――洞富雄注）。如果确是中岛师团，为何不去找一下中岛师团，听听该师团的人
的说法呢？秦贤助和今井‘目睹’了‘事件’，因而理应还有许多其他当时在南京
看到现场的人”（我虽也打算致力于尽可能进行资料批判，但就是没有亲自走访和
听取意见，寻找资料，对于这一点，我甘愿接受批评）。铃木明从这一批评出发，
努力“集‘目击’者的谈话之大成”，以期获知更具体的“事实”（单行本《“南
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一四八页）。暂且不论铃木明作了多少努力，但其此
番四出采访的行程，我认为恐怕也是到了采访的极限了。这一点，如果我推测有出
入，希能获得谅解。
山田旅团长的笔记
对以山田旅团长为首及其麾下几名军官对铃木明所作的谈话，我是这样认为的，
而且铃木的文章还介绍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料，故请允许我能转抄其中的一部分，
试对其内容作一探讨。这部分资料便是山田旅团长在占领南京时所写的笔记。这份
笔记才可说是第一手史料。
十三日 穿越阵地纵横的区域，寻找宿营地，但只见一片焦土，毫无
办法。前进中，获悉先遣田山大队占领了乌龙山炮台。南京城内已处于各
师团的扫射中。向前行进了一段距商，就宿于邵家塘。
十四日 要是被其他师团攻下幕府山炮台，有失面子。凌晨四时半出
发，向幕府山挺进，至炮台附近，前来投降的士兵甚多，感到难以处理。
附近的住宅、村庄皆被敌人焚毁。
十五日 为处置俘虏一事，正要委派本间少尉前往师团之际，接到的
命令是“处理掉”。各部队已无军粮，陷入困境。从被俘军官中获悉在幕
府山有粮食，遂去搬运。要给俘虏吃饭颇成问题。
十六日 派相田中佐前往军司令部，商量处理俘虏问题。监视俘虏，
实是田山大队长的重大任务。
十七日 举行入城式，参观中山陵、军官学校。军官学校比〔日本〕
陆军士官学校堂皇得多。下午五时返回。
十八日 为俘虏之事殚精竭虑。视察江岸。
十九日 为俘虏之事延期出发，上午全体出动加以处置。从军司令部
得到补给，吃日本米。
二十日 从下关前往浦口。途中尸体累累。十时至浦口，见到了国东
支队长（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一九一至一九五页）。
看了这些笔记，没有一处写有其企图违背军司令部的命令释放俘虏，以及这一
企图失败后结果发生屠杀俘虏的情况。相反，我们却看到这样意味深长的记述：十
五日那天，“为处置俘虏一事，正要委派本间少尉前往师团之际（师团总部设在后
方镇江。――洞富雄注），接到的命令是‘处理掉’”；十九日那天，“为俘虏之
事延期出发，上午全体出动处置俘虏”。
假设山田旅团长所写的和所说的，除这部分记录外没有其他的了，那么我们将
这部分记录与《东京朝日新闻》记者横田的报道联系起来看，即报道说山田旅团长
所属两角大佐率领第六十五联队在幕府山一举俘虏了中国军队官兵一万四千七百七
十七名，就立即可以确认这样一个事实；“山田旅团长遵照由第十三师团长下达的
军司令部的命令，于十九日上午下令两角联队长‘处理掉’俘虏，也就是说，在扬
子江岸边枪杀了全部一万五千名俘虔”。而且，我认为把这两份资料联系起来而得
出的推断，并不怎么有逻辑性的跳跃。
然而，根据山田旅团长的笔记而作出上述那种联想，并非没有问题。首先，是
发生事件的日期和时间。根据山田旅团长的笔记，可以估计那是在十九日上午。但
是，先前所介绍的住在仙台的铃木却说：“时间是在举行入城式的那天夜里。我记
得，我待入城式结束后回来，便听说回来得正好，现在就去押送”（单行本《“南
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页）。入城式是在十七日举行的。而且，据说
事件是发生在夜间。如前所述，平林所说的时间也一样。因此，我认为可以断定事
件是发生在夜间，而日期是十七日还是十九日，抑或是两天之间的十八日？这就不
甚清楚了。在拙著《南京事件》里推测为事件发生在十六日夜间，这当然是搞错了。
住在仙台的铃木说，屠杀的日期和时间是十七日夜间，实际上这一点不是没有
旁证材料。当时，南京金陵大学的战时见证人贝茨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作为检察
方面的证人出席了法庭。贝茨博士当时作证说：“中国军队大部分就在城外不远处
投降，并被解除了武装，七十二小时后被机枪扫射而死。地点就在扬子江岸边。”
此外，顺便介绍一下，贝茨博士继上述证词后，又说：“国际委员会雇用了工人，
旨在掩埋三万名士兵的尸骸。这是按我们的工作方针而进行的。葬身在扬子江里的
尸体以及用其他办法掩埋的尸体不计其数”（《远速》，第三十六号，洞富雄编日
中战争史资料8《南京事件》1，第四十九页）。贝茨博士所说的可能是十四日在幕
府山附近被俘的大批中国军队官兵。他说这批俘虏遭到屠杀是在十四日以后七十二
小时，即整整三天之后。因此，那是十七日发生的事件。然而，虽说是七十二小时
以后发生的事件，但它果真是正确的日期和时间吗？这一点尚有问题吗？
关于十七日的情况，还有一份资料。《野战邮政旗》的著者佐佐木元胜曾在十
二月十七日下午三时半左右入城式结束后，乘卡车前往紫金山参拜中山陵。傍晚，
他回到中山门时，在那里看到了一批被俘的中国军队。对此，他写道：“乘卡车回
城，在中山门前又遇到大批解除了武装的中国士兵，是〔大约七千二百名〕许多乞
丐似的长长的行列。没有一个人值得可怜”（新版《野战邮政旗》上卷，第二二○
页，一九七三年，现代史出版会出版）。方括号内所记的“大约七千二百名”这几
个字在初版时是没有的，但在新版时又恢复了。从这个数字来看，这大约是两角部
队在幕府山下抓获俘虏的半数。而且，那时这些俘虏似乎是在被屠杀的那天，在城
内示众后出太平门的。因此，佐佐木于十七日在中山门外看到的七千二百名俘虏，
与前面所说的不同，应当看作为是在当天或其他日子遭到集体屠杀的俘虏。
如此一来，日期与时间也有种种可疑之处，因而试图重新看一下山田旅团长的
笔记。结果便可以这样认为，十九日那天所记的“上午全体出动加以处置”，是出
动旅团的所有兵力，把前夜用机枪扫射而“处理掉”的俘虏尸体抛到扬子江里，这
天上午的“处理” 也就是“善后处理” 了。如果是这样，那末十八日那天所记的
“为俘虏之事殚精竭虑，视察江岸”的“殚精竭虑”意味着什么，使一清二楚了。
看来，事件似乎还是在十八日夜间发生的。自以为似乎不会有错的铃木（住在仙台）
所说十七日夜里这一记忆难道就不会记错吗？再者，关于这一点，南京国防部审判
战犯军事法庭对第六师团长谷寿夫中将的判决也说，十二月十八日夜间估计包括上
述一万五千名俘虏在内的幕府山下被俘军民五万七千四百十八人，在下关草鞋峡遭
到了屠杀（郭岐：《南京大屠杀》，第二二一页，一九七三年台北出版）。可以推
测，有关这起事件的判决，其依据显然是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的检察方面的
书证一七○二，即《根据南京慈善团体以及平民鲁?所报告的敌人大屠杀》中“鲁
?向南京地方法院提出的上述证词” （洞富雄编：《日中战争史资料》1，第一四
一页）。我想，将原来证据中关于十二月十六日的事件，在判决中改写为十八日，
是另有根据的。
十八日“处理掉”的俘虏尸体，其最后的清除工作（大概是抛进扬子
江）似乎十九日还没有结束。据铃木明说，“山田族团长委托驻军‘清除’
（指清除尸体）后开拔”（二十日前往扬子过对岸浦口。――洞窗雄注；
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五三页）。铃木明在先前说
过：“十七日至二十日的笔记只记了这一些”（单行本《“南京大屠杀”
的无稽之谈》 ， 第一九五页）。从其笔记的写法上来看，应当认为所谓
“清除”云云，似乎是根据笔记的记述。
俘虏的实际人数果真是八千吗？
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当时会津若松联队所抓获的“俘虏”一万四千七百七十七
人并非都是战斗人员。 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纂的《支那事变陆军作战》1对
这一万四千七百七十七人的处置问题是这样叙述的：“释放了非战斗人员，收容了
约八千余人。当夜，有半数潜逃。由于戒备的兵力和补给不足等原因，旅团长为处
置俘虏一事颇伤脑筋，便于十七日夜间准备将俘虏释放到扬子江对岸。正要向扬子
江岸边押送时，俘虏发动了暴动，并袭击了戒备的士兵，遇到危险的日本兵向俘虏
开枪射击，因而约有一千名俘虏被枪杀，其余逃跑，日本军也有军官等七人死亡。”
（《支那事变陆军作战》，第四三七页）
在防卫厅战史室编纂的战史里，仅对上述记述没有标明依据，这种情况是不多
见的。不过，这些叙述无疑是根据铃木明所写《“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一书。
因为除此之外，别无有关这起事件的第一手资料之类的东西了。但是，铃木明果真
撰写了与此相同的事情吗？
据铃木明的采访报道，山田旅团长说，他和两角部队长两人曾“逐一辨认当时
的‘俘虏’是否果真是军人”，并将战斗人员收容在用竹篱笆围起来的一所学校里。
这大概是说非战斗人员被释放了，但就实际收容的人数问题，铃木明写道：“听两
角部队长说，大概是八千人左右。”铃木明还曾访问了前少佐（战败时）平林，就
死者人数问题提问道： “嗯……该不是一干人吧， 是不是三千人？”（单行本《
“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一九二、一九九页）
铃木明仅提出这个数字，但战史室的有关人员操纵了这些数字，最后竟然在堪
称正史的战史上进行了不负责任的编造， 说是收容的战斗人员约八千， 半数潜逃
（这是编造） ， 在扫射中牺牲的俘虏约一千人，其余（大概是说三千人吧）逃跑
（这也是编造）。
另外，前面所说的数字，是山田部队有关人员对付本明说的，难道他们就不会
在记忆上有出入吗？ 本书第一编第1节开头所介绍的朝日新闻社记者横田的报道注
明是十六日，其中全然没有提及这样的内容：一半是非战斗人员，已予释放，收容
的战斗人员也在十四日夜里逃跑一半啦，等等。而且，收容的地方也并非是山田旅
团长所说的那种围有竹篱笆的学校，而是“二十二栋大营房”。我们认为，就资料
所具有的可靠性这一点而言，与其相信三十多年后写的回忆录，还不如相信当时在
现场的记者对耳闻目睹所写的报道。
铃木明怀疑，认为俘虏有一万四千七百七十七名略嫌太多了，也许是这个数字
的一半左右。我介绍一下，参谋本部在战时编纂的《支那事变陆战概说》也明确记
述了抓获俘虏一万四千人（《支那事变陆军作战》1，第四二八页）。
第十六师团有关官兵所说的“真相”
铃木明所采访的第十六师团有关军官和士兵达十人之多，在此我不能一一论及，
故列举该师团前参谋长中泽三夫少将的谈话要点，研究一下中泽三夫是否说出了真
相。
据说，中泽三夫先强调说：“所谓南京屠杀之谈，战后我在东京审判时才首次
听到，为之一愣。”继而他又断言：“我们负责城内警备，因而无疑是知道的，比
如，在难民区必设岗哨，不让士兵等入内。据悉，宪兵人手不够，但辅助宪兵则相
当多，宪兵过于严厉，以致遭到其他部队的抗议。所谓来自难民区的表示不满的报
告，从未听说过。在东京审判时引人注意的则是侵犯外国权益问题。然而，这却是
由于中国人打着外国的旗帜企图蒙骗而引起的纠纷。揭发难民区内的便衣兵，这是
日本军义不容辞的行动，绝无随意带走平民百姓而加以杀害之类的事情，而带走的
士兵则以俘虏对待。当时，我恰在南京。如果因南京城外以南有无数墓地，而以尸
骨之数说日本人杀害了多少人，那是大错特错了。”（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
无稽之谈》，第二三四页）
中泽三夫虽然这样说，但他作为中岛师团长的部下，又是参谋长，果真对南京
暴行一无所知吗？ 中岛师团长在南京攻陷战中， 曾受到松井军司令官的指责，说
“中岛今朝吾第十六师团长的战斗指挥违反人道”。可是，中岛不久便当上了南京
警备司令官，使中国人觉得可怕。对此，据说同属第十六师团的第三十八联队的助
川联队长也对铃木明说；“我记得，虽前往南京，但我对南京所发生的事件一无所
知，听说自己也许要在东京审判时成为犯人（助川未被起诉）大吃一惊。对我来说，
说是事件，真可谓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
第二四九页）。助川是佐佐木到一旅团长麾下的部队长官，而佐佐尔到一则是著有
《一个军人的自传》的性格刚毅的将军，他掌握着“南京事件”的关键。这个助川
还能说什么事实一无所知吗？而且，东京审判是审判甲级战犯的法庭，像助川这样
的联队长担心成为被告，也令人可笑。因此，不言而喻，铃木明所注“助川未被起
诉”并非是事实。
据说，当铃木明就田伯烈和埃德加・斯诺的著作提出问题时，中泽三夫简单地
下结论说：“我们没有干过，仅此而已。”对此，铃木明说；“明快而又坦率，是
无可反驳的发言。”铃木明并不否定南京事件的存在，却又为何对中泽三夫的全盘
否定，写出“无可反驳的发言”这篇可理解为全面支持中泽三夫的文章呢？这篇文
章是在欺骗读者。
这一点暂且不说，但我认为，在中泽三夫的谈话中否定暴行的每一句话，都是
伪证，对此，只要看一下本书第一编和本节后面所述，便一清二楚。
最后，我想对前面所引的前少将中泽三夫的谈话置一言。他在谈话结束时说：
“中国方面从南京附近收集尸骨，说尸体有多少具。然而，南京城外以南有无数墓
地，以尸骨之数说日本人杀害了多少人，却是大错特错了。”说这话的人难道真是
当时在场的负责人吗？连上海派遣军所发表的关于占领南京的战果，也说遗弃尸体
有八、九万具（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或说有八万四千具（昭和十二月二十
九日）。日本人说，中国方面特地抛开坟墓，挖出尸骨，并把它计算在南京沦陷时
的遗弃尸体中，等等。我们不妨想一想，中国人听到这种编造出来的谎言，将会多
么愤慨！
◆ ◆ ◆ ◆ ◆
铃木明在寻访第十六师团有关人员的旅行中，必定已发现了该师团第三十三联
队的一位名叫西田的士兵（住于三重县久居）每天写的随军日记。
对于西田所记之事，铃木明说：“他说得生动，较之军官说的更为出色”（单
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四三页）。我们与其尊重三十五年后写
的回忆录，还不如尊重当时在场者的每天所记内容。介绍山田旅团长的笔记是铃木
明在《诸君》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号上刊登的采访报道的压卷之作。今后如能在杂志
上原封不动地全文介绍这份稀有的宝贵资料，将不胜感激。《“南京大屠杀”的无
稽之谈》一书从西田手记中摘取了十一月份中的六天笔记作了介绍（第二四四至二
四五页）。但是，其中至关重要的在占领南京时所记的日记却被人隐藏了，这样就
无从知道事件的详细情况。
前军事有关人员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的证词
第十六师团前参谋长中泽三夫少将接受了铃木明的采访，就南京事件发责了谈
话。他在战后不久开庭的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亦曾作为辩护方面的证人出庭作证。
如此叙说，虽然偏离了对铃木明观点的批判，但我想在此让读者看一看日本军中有
关事件的负责人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采取了什么态度。
毋庸赘述，松井司令官不是下令屠杀俘虏、残兵败卒和对普通老百姓施加暴行
的人。他力图阻止这种行为，那也是事实。然而，他的部下官兵却无视他的有关严
肃军纪的训令，妄自采取了残暴行动。松井大将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被追究其
作为最高司令官应对部下的这种行为负责，判处了绞刑。我认为，这虽实属不幸，
却也出于无奈。山下大将在马尼拉进行军事审判时自然也处于同样的境地。
日本军在南京所犯大规模暴行是无可抵赖的确凿的事实。不言而喻，松井大将
也在前面所引的手记和谈话中承认了这一事实（参照本书第二二八、二三七页）。
尽管如此，松井大将为什么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没有如实承认这一客观事实呢？
事实上，他可能离开南京后就卧病在床，因而不了解事件的整个情况。不过他非但
没有一问三不知，而且对检察官就屠杀事件所作的审问，一口断定：“这绝对弄错
了，决没有理由存在这种罪状。我能以名誉起誓担保，并陈述如上”（一九四六年
三月八日审问调查书〔检证一○一○四〕 ，《远速》，四十四号，载前引资料1，
第七十七页）。此外，松井大将在宣誓供词（辩证二七三八）中也说：我相信，绝
对没有进行过像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检察方面所主张的那种有计划的集体屠杀这一
事实（《远速》 ，三二○号，载前引书1，二七六页）。他坚持这一主张，可能丝
毫没有考虑要减轻部下和他本人的罪责。那末，他为什么不肯如实承认事实，向中
国人民赔罪呢？
◆ ◆ ◆ ◆ ◆
对于日本军的暴行，不仅松井大将，就是站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法庭上的华中
方面军有关人员都异口同声地加以否定。举例如下：
当时华中方面军参谋中山宁人少佐的宣誓供词（辩证一三四五）说：
“我在南京举行入城式前后赴南京时，巡视了市内，所看到的中国人尸体
只有在下关附近一百具左右以及亚洲公园附近三十具左右，这可能是战死
的中国军人的尸体。除此之外，我没有看到平民的尸体和被屠杀的尸体。
听说，在南京俘虏约有五千名，而这些俘虏不仅没有被屠杀，而且据两军
的报告，已妥善地释放到扬子江对岸。”（《远速》，二一四号，载前引
书1，第二○四页）
当时在华中方面军参谋长武藤章大佐的审问调查书（检证第一○一○
五）中说：“我在南京正式入城时，随松井大将前往。而且，当时已发生
了十至二十起事件……我决不相信，也难以想象会有几千起事件发生。”
（《远速》，八十四号，载前引书1，第八十四页）
当时在第十六师团参谋长中泽三夫少将的宣誓供词（辩证二六六七）
中说：“在南京根本不存在日本军有计划地进行强奸的事实。我知道，虽
有少数触犯风纪的人，但这些人均已绳之以法.”（《运速》，三○九号，
载前引书1，第二四五页）
当时在上海派遣军参谋长饭沼守少将的宣誓供词（辩证二六六七）中
说：“我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六日、二十日、年底三次巡视了南京城内，
从未在城内看到尸体，只是在下关附近看到几十具战死的尸体，做梦也没
有想到会有几万具被屠杀的尸体。”（《远速》，三○九号，载前引书1，
第二五二页）
当时在第九师团山炮兵第九联队第七中队代理队长大内义秀少尉的宣
誓供词（辩证二六六八）中说：“中国兵的尸体，我只是在扬子江岸边看
到少许，未曾看到被屠杀的尸体等等。”（《远速》，三○九号，载前引
书1，第二三九页）
当时在第九师团第三十六联队长胁坂次郎大佐的宣誓供词（辩证二六
三七）中说：“我在十二月二十四日凌晨前一直留在南京，但我的部下没
有一个人犯罪……攻下南京后，未在南京城内外听到枪声。如果有机枪等
扫射情况，理当听得见，但从未听到过这种枪声。”（《远速》，三○九
号，载前引书1，第二三九页）
当时在上海派遣军参谋?原主计的宣誓供词（辩证二二三七）中说：
“所谓南京发生火灾，那也是日本军占领南京之前的事，占领后就没有发
生大规模的火灾。据我所知，只有极小部分地方失火，大部分市街并没有
烧到。”（《远速》，三一○，载前引书1，第二五八页）
当时在第十军法务部长小川关治郎的宣誓供词（辩证二七○八）中说：
“我于十二月十四日中午左右进入南京，下午巡视了第十军的部分警备地
区（南京城内南部）。当时仅看到六、七具战死的中国兵尸体，没有看到
其他尸体。”（《远速》，三一○号，载前引书1，第二五六页）
所举例子似乎有点过于繁冗，我觉得这些证词竟然说他们都是清白无辜的。可
是，武藤章中将在上述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日的审问（检证一○一○五）后，于四
月二十二日进行的审问（检证二二七三）中不得不承认发生过暴行事件，回答说：
“在南京，原决定由两个或三个大队进入市内，可是结果全军都入了城，终于在南
京发生了掠夺暴行事件。”（《远速》，一五九号，载前引书1，第一七二页）
◆ ◆ ◆ ◆ ◆
关于前面所引小川关治郎法务官的证词，最近公开发表了他亲笔写的资料，颇
为有趣地暴露了那完全是伪证。《军事警察（宪兵和军法会议）》第六卷作为《现
代史资料续编》出版，第一次分发给订购者，书中收录了《第十军法务部阵中日志》。
这份日志是不值一提的记录，但在附录“月报”中刊有小川的部分随军笔记却是引
人注目的资料。值得庆幸的是，通过随军笔记可以检验小川宣誓供词记述内容的可
靠性。
如前所述，前法务官小川在其宣誓供词中说，他在巡视第十军的部分警备地区
（南京城内南部）时“仅看到六、七具战死的中国兵尸体，没有看到其他尸体”。
然而，事实又是如何呢？在这份随军笔记里记下了如下事实。
〔十二月十四日〕上午十一时，乘汽车外出，与兽医部长同车出发。
据说，到南京有十八里路程……驶近城墙南门（中华门。――《第十军法
务部阵中日志》注）。为货车、载客汽车、车辆等所阻，不能前进，停车
约一个多小时……路上看到中国正规军士兵的尸体重重叠叠，并着了火在
焚烧。日本兵看到足下横卧着的尸骸，也几乎都不以为然。由于路上全是
尸体，有的士兵在行走时跨过正在焚烧的尸体，犹如对人类的尸体之类已
无感知。渐至南门前（下午三时三十分。――《第十军法务部阵中日志》
注）……进入南门后，看到路边两侧中国兵的尸体成堆。
〔翌日十五日〕下午，外出视察市内情况。所有十字路口均设置了铁
丝网，而在铁丝网旁边又有几个中国正规军的士兵倒毙在地，日本兵并在
其衣服上点火焚烧。目睹此状，我别无异样感受。日本兵也几乎毫无感受，
视之犹如路边之物，这种情景不是身在战场上所能看得到的，各处依然是
熊熊烈火，黑烟冲天。
对两种记述作一番比较，便可看出供词的伪造情况，甚至令人感到滑稽可笑。
如果说不愿涉及与己不利的事实，尚情有可原，但在这里竟篡改事实，敢于作伪证。
从这一例子中可以窥知，他们所说的和所写的，如在法庭上宣誓后所提供的证言、
宣誓供词等，大都令人难以置信。
且说小川这篇随军笔记，它是在现场每天记下来的，还是后来整理后加以誉写
的，不看到原件则不可断言。可是，该随军笔记收藏在什么地方？我们却一无所知。
这点姑且不说，但可以推测，这份随军笔记是反映南京事件真相的重要资料。
不知何故，至关重要的十二月十六日至十九日的日记却没有介绍出来，令人不胜遗
憾。
◆ ◆ ◆ ◆ ◆
关于就日本军所犯违法事件的处置问题，两位负责人即两个军团的法务官在其
宣誓供词中提供了如下证词。第十军于十二月十三日进入南京城，同月十九日调防。
该军的法务部长小川关治郎说：“在驻留南京期间，我未曾听到关于日本兵有违法
行为的传闻，而且也没有人对违法事件进行起诉。因为日本军处于作战状态之中，
军纪颇为严格”（前引宣誓供词）。上海派遣军法务官兼检察官冢本浩次说：“对
破坏军纪、风纪者则予以严肃处置。十二月和第二年一月中所调查的事件仅十起左
右。在处分者中，军官有四、五人，其余大都是士兵所犯下的零星事件，从未处理
过集体屠杀案犯。”（宣誓供词〔辩证一○七四〕，《远速》，第二―一号，载前
引资料集1，第一九二页）
松井大将也在他那前面介绍过的手记中说，受到军法会议处置的，包括军官在
内有数十人。因此，我认为这两个法务官所说的情况基本上是事实。
且看小川法务官所说的情况。诚然，看了前面所说的《第十军法务部阵中日志》，
可知在十二月十三日占领南京前，触犯风纪者，如对中国人进行杀人、强奸、猥亵、
放火、掠夺等情况，收到宪兵队提交的报告有二十二份（此外，关于伤害军马、威
胁上司、临阵脱逃者各一份），但在十四日至十九日第十军驻留南京期间却没有受
理过一份搜查报告。也就是说，仅就军法会议而言，宣誓供词所说的并无虚假。
不过，不应该由于起诉的件数少，就说触犯风纪者也少；也不能由于在南京无
一份搜查报告，因而说没有违法事件发生。法务部没有对罪犯进行搜查的权利，只
有直属军司令部的宪兵押来嫌疑犯时才能起诉。因此，虽有违法事件，但宪兵不拟
搜查，或者违法事件频繁发生，无法处理，这时审判等于零。最重要的是，当初在
占领南京之际，甚至连非常重要的宪兵也寥寥无几，捉襟见时，这在前面已有详细
叙述（参照本书第一○七页以后）。
日本军对俘虏和便衣兵进行集体屠杀，无疑是根据命令执行的，因而，这些执
行者当然不能成为惩罚的对象。对普通老百姓的残暴行为，出于维护军纪的需要，
理应根据从严惩处的方针加以处置。然而，如前所述，南京由于日本军的占领，已
成为地狱。在那里，暴行屡屡发生，不计其数，陷入无法处理的状态之中，因而事
实上不可能对犯罪行为进行惩处。于是，就发生的事件，提出不足几百分之一的例
子，判处轻罪，敷衍了事。
◆ ◆ ◆ ◆ ◆
以中泽三夫少将为首的许多参加南京攻陷战的高级军官，以辩护方面的证人身
份出庭参加了远东国际军事审判，他们都否认曾进行过大屠杀这一事实。这不只是
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出庭的证人的态度，而且也是当事人一致表现出来的态度。
唯独一个有关人员肯定了这一事件的存在，他便是在南京的特别军事法庭上以大屠
杀事件的负责人身份被判处死刑的第六师团长谷寿夫中将。以B・C级战犯而成为这
起事件的被告人仅谷寿夫师团长一人，其他军司令官、部队长官以及参谋长等人均
免予起诉。然而，谷寿夫中将虽认为自己无罪，却也承认有大屠杀之事实，并要求
惩处大屠杀的负责人。谷寿夫中将在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一日被宣判死刑的第二天提
出上诉，说：“应当先向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许多部队长查明事实的全部情况，然
后确定真正的犯人。”（五岛广作编：《南京作战的真相》，第二三六页）
还有一份冈村宁次大将所作的有关记录，当时，他是派遣军首脑人物，他作了
承认南京事件的发言。冈村宁次中将曾经于―九三八年八月担任第十一军司令官，
他在其回忆录中谈到：“在上海登陆后一、两天内，从先遣部队宫崎参谋、华中派
遣军特务部长原田少将（一九三七年七月任驻华使馆武官。――洞富雄注）、杭州
特务机关长荻原中佐等人那里听取了情况，总的情况如下：一、攻陷南京时，事实
上确实发生了对数万市民大肆进行掠夺、强奸等暴行；二、第一线部队有以补给为
名杀害俘虏之弊端。”（《冈村宁次大将资料》，上册，第二九一页）
对遗弃尸体掩埋表之怀疑以及市民受害之“实际数字”
关于遗弃尸体的掩埋数字，铃木明对中国方面的主张也是持极端批判态度的。
负责掩埋南京城内外遗弃尸体的，生要是慈善团体即红?字会和崇善堂。据它们在
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的书面证据，认为处理的尸体数目惊人：红?字会处理了
四万三千零七十一具；崇善堂处理了十一万二千二百六十六具。
铃木明与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的辩护团体一样，认为这个数字缺乏可靠性，他
说：“即使充分理解红?字会和崇善堂的善意，南京有关人员也一眼即可看出这个
数字是夸大的”（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一五页）。不仅是
铃木明，可能谁都会对这一过于庞大的数目，表示怀疑，都想说，在未看到原始资
料前不能妄加评论。然而，日本方面理当预料得到，掩埋队提交的报告尚在，所以，
可想而知不必担心中国方面也会向法庭提出虚构材料作证的。现在，我认为前面所
说的数目是完全可信的（关于遗弃尸体的数目问题， 另参照本书第一编第6节以及
以后的第三三四至三三六页、第四○七至四○八页）
总而言之，遗弃尸体的数目相当大。处理尸体花了近一年时间也丝毫不足为奇。
因此，所谓“在业已清除过的中山门附近等地，五个月后不可能还有那么多尸体”
的反驳是不能成立的。据说，五个月、十个月后，甚至一年半后，在部分小河里还
填满了白骨（参照本书第一九八页）。
◆ ◆ ◆ ◆ ◆
铃木明也批评了中国方面关于在特定地点遭受屠杀的说法。为此，我对此作一
叙述。
据悉，在南京市当局编印的某本《南京大屠杀摄影集》里开头刊登的“大屠杀
地图”上，在雨花台处附有“万余人被杀”的说明。对此，铃木明说，那里附近民
房全部焚毁，绝无居民，即使后来有人被带到这里来遭受杀害，也不能认为是大量
的。他还介绍了雨花台永宁寺住持的证词，说“决没有在这一带杀过人”，以为这
是事实（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六二页），那是铃木明于一
九三八年一月前后从前独立大队炮兵联队石松那里听来的。
诚然，南京攻陷战结束后，没有在雨花台进行大量屠杀的事实，我认为这一点
是可信的。不过，当时这一带几个月来遍地都是大量遗弃尸体，那也是事实。据崇
善堂掩埋队留下的资料，一九三八年四月九日至十八日，在城外的兵工厂、雨花台
地区掩埋了二万六千六百十二具尸体。
这样多的遗弃尸体，可以说不是由于屠杀造成的，而是通过歼灭战这一正当的
战斗行动导致的伤亡的结果。然而，中国方面看来，这却是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据
说，在雨花台，有两、三万中国兵在撤退时遭到日本军的扫射，哭声连天、尸骨成
堆、血流过胫，一片惨状（参照本书第二十六页）。
由此看来，在“大屠杀地图”上的雨花台处附有“万余人被杀”的说明，也就
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了。顺便介绍一下，从正面进攻雨花台的第六师团，分出其一
部分部队迂回到南京城西侧，在该地区也取得了骇人听闻的“战果”（参照本书第
二十六至二十七页）。
此外，据说在“大屠杀地图”上这样写着：在离南京城东北八公里左右的扬子
江岸边燕子矶有数万普通平民百姓遭到屠杀，在其附近的观音门有三万普通老百姓
遭到屠杀。对此，铃木明表示怀疑：数万普通老百姓逃进这一地势险要的山地，是
“绝难想象”的。他还特地说，南京附近的人们若要躲避战火，是不可能向日本军
进攻过来的东南方向或正东方向逃跑的。不过，日本军的进攻出乎意料地迅速，南
京附近的居民如有人不能渡江到对岸，不能前往平地开阔的南面或西南面，那就要
么进入南京城内，要么即使与日本军的进攻路线相遇，也宁可逃进东北面的“形势
险要”的山地，认为那是“安全之地”。我认为这不足为奇。当然，正如我在旧着
《南京事件》中所指出的那样（参照本书第七十二至七十三页），发生在燕子矾和
观音门的这起大屠杀是怎么回事，由于检察方面未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来，
所以对牺牲的人数尚存有疑问。然而，不管怎样，总不能认为中国方面捏造了这种
谣传。
◆ ◆ ◆ ◆ ◆
关于金陵大学教授史迈思博士负责进行的南京地区战争受害情况的调查结果
（Lewis S. C. Smythe, War damage in Naking area, December, 1937 to
March, 1938, Shanghai，1938.），前面已作了介绍，并进行了批判（参照本书第
二一二页以后）。铃木明也提到了这个调查，他认为在每五十户房子中挑选一户进
行调查是极为精确的实况调查（顺便说一句，人们经常谈论的视听率调查比例是在
一万七千余人中挑选一个人。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五九页）。
根据这次调查，可以推算出南京城内居民的受害情况，即因日本军的暴行而致死者
二千四百五十人，受伤者三千零五十人，被强行拉走者四千二百人。被强行拉走者
后来由于下落不明，这个数字与死亡的人数相加，估计有六千六百名市民遭到了屠
杀。
如前所述，铃木明认为这次调查是“极为精确”的调查，但另一方面，他又说
“这些数字在调查方法及其他方面有多大的正确性，现在无法断定”。但是，铃木
不相信掩埋队处理尸体的数目，却断言：“仅就这起‘南京事件’而言，这是唯一
重要的数字。”
是不是“唯一重要的数字”暂且不论，就连那史迈思教授也意识到由此推算而
得出的市民牺牲的人数太少了。于是，史边思教授在报告中注明，根据城内外掩埋
的情况谨慎推算，结果表明有一万二千名市民遭到屠杀。关于一万二千名这一数目，
同是金陵大学的贝茨博士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法庭上作证说：“史迈思教授和我经
过种种调查和观察，结果得出一致结论，即：在我们确切所知范围内，城内包括男
女和儿童在内的非战斗人员有一万二千人遭到杀害。”不过，这一万二千人仅限于
在“安全地带及其附近地区”调查所得的数字。贝茨博士进一步作证说：“市内其
他地区还有许多人遭到杀害，而我们无法调查这些人数。而且，在市区外被杀害的
人也相当多。我前面所说的，不包括屠杀中国兵，也不包括屠杀曾经当过兵的几万
中国人。”（《远速》，第三十六号，载前引资料集1，第四十九页）
可想而知，这次南京地区战争受害情况的调查，在南京事件构成起诉原因而进
行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毋宁说是有利于被告的证据。但是，辩护方面最终没有将
这份报告作为书面证据提出来。我想，这可能是因为连辩护方面也对这份资料所示
数字的可靠性表示怀疑。在《南京地区战争受害情况》中所统计的有关死者的数字，
不能照用， 这在本书第一编第6节《关于牺牲人数的估计》中已有详尽的叙述，故
在此不再重复。然而，一段时间来没有提到南京事件的铃木明，却又打破了沉默，
在一九八二年十月号的《文艺春秋》上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敬告〈人民日报〉
总编阁下》。他在文章中重又提出了在史迈思的调查报告中所见到的受害市民人数
的统计。当然，他一句也没有提及我对该调查报告所作的批判。对于他，只能将他
定为是一个“企图蒙骗不太明了事实的读者” 的人物（参照本书第二编第1节中的
《对批判未予答覆的铃木明和山本两人》）。
马吉牧师的批判当否？
田伯烈所著《日军在华暴行》（中译本题为《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在
书后附有“难民委员会对日本提出的抗议书”，列举了四百二十八起（正确地说应
是四百四十四起。――洞富雄注）日本军的暴行事件。铃木明说，根据这些报告来
看，在占领南京后的六十天左右时间内，他们所能知道的强奸事件约有八十起（单
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一五页）。不过，田伯烈在其书后附录的，
自然不是国际委员会所列举的日本军暴行的全部事件，实际上只不过是四百四十四
起中的一百三十起左右而已。因此，可以把八十起强奸事件视为这一百三十起左右
中的一部分。
此外，铃木明还说：“马吉牧师的证词抽象而夸张地解释了这份记录（安全区
国际委员会关于日本军暴行的报告），不具体。马吉牧师在信中说：‘十六日有一
千名妇女被强奸。’但在《难民委员会记录》中关于十六日那天的报告写的是受害
人数充其量总共只有十二名”（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四八
页）。铃木明所说的马吉牧师的信，就是田伯烈在书中所引用的、马吉致其在上海
的妻子的那封日记体的信。铃木明所依据的是从该书中译本翻译过来的转译本，其
中说：“昨天（十六日。――洞富雄注）白天和夜里遭到强奸的妇女至少在千人以
上。”但是在马吉牧师的信中，此处应正确译为“自昨晚到今天（十七日。――洞
富雄注）白天，有一千名妇女被强奸”（前引资料集2，第三十四页）。
铃木明把十六日的受害人数充其量定为十二人，这自然是根据《南京安全区档
案》定出来的。不过，正确地应当说这是一起由八个以上军官和士兵所强奸的超过
七名妇女的案件。因此，应把“充其量总共只有十二名”改为“至少也有十二名”。
此外，我还想提请注意该委员会所报告的一个事实：在广东路某处，从十三日至十
七日，有三十多名妇女被强奸。根据南京安全区档案，，第二天即十七日还有三十
四名（十七起）妇女被强奸。除此而外，大学对面和第二条马路，各处都有人被强
奸，而且在五台山小学也有许多人被强奸。
然而，这只是在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记录中所看到的，不能认为是在安全区发
生的强奸事件的全部。马吉牧师在其上述信中，又就十六日那天的强奸事件写道：
“从那天早晨起似乎就有人来报告强奸事件。即使在我们熟悉的人们当中，亦有一
百多名妇女被日本兵强行带走，其中十七人是大学图书馆的职员。但在自己家里被
强奸的人肯定要多几倍” （前引书2，第三十三页）。而且，前面所说的贝茨博士
是当时管理金陵大学的负责人，该校收容了三万名难民。他和安全区委员会分别每
天向日本人使馆报告在其管辖范围内所发生的日本军的暴行事件。他后来还作为证
人出席了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法庭，当时曾就十六、十七日所发生的强奸事件作证说：
“我曾报告，十二月十六日，日本军从南京大学带走了许多妇女，而且又于第二天
报告说，前一天晚上日本军强奸了三十名妇女。在十二月十七日向日本官宪报告说：
‘你所见之处以及你的邻居所见之处，正在继续发生令人可怕的残酷行为。’我于
十二月十八日的信中又报告了前一天晚上发生在南京大学（金陵大学。――洞富雄
注）校园内六座建筑物里持续进行的强奸事件。”（前引书2，第五十三页）
铃木明难道也能断定这些证词是虚假的吗？
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马吉牧师把十六日夜里至十七日白天被强奸的妇女定为
一千人，这也是大致推测，但仅根据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所列举的，说实际受害人是
十二人啦、四十人啦、一百人啦等等，都是令人可笑的。在留在南京市内的二十五
万乃至三十万市民中，有十五万以上的市民在安全区内避难。管理这一包括十个难
民收容所在内的安全区委员有十五人，即使加上中国的委员助理，其人数也是屈指
可数的。在这种情况下，委员们不可能听到发生在安全区内的所有事件。而且，可
以想象，即使收到了报告，也不可能如数报告日本大使馆，而且关于强奸等情况，
受害人及其家属大都隐情不报（参照本书第八十六至八十七页）。再有，就安全区
的委员们而言，在安全区以外的市区内发生了什么事件，他们就不得而知了。
马吉牧师估计，从十六日至十七日，在南京被强奸的妇女有一千名，这是根据
日本兵横行不法。使全市处于恐怖状态之中和兽性大发作的传闻而作出的大致推测。
当然， 这可以说“不具体” 。但马吉牧帅所说的一千名妇女被强奸”，铃木明说
“是抽象而夸张地解释了这份记录”（即表示受害人有十二人的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的记录。――洞富雄注；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四八页）。
对铃木明的这种简单的解释，我不能同意。
前面提到的金陵大学博士贝茨曾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作为证人作证说，仅根
据“安全地带的国际委员会报告”，在南京占领后不到一个月，“估计发生强奸事
件八千起” （《远速》，第三十六号，载前引资料集1，第五十页）。另一方面，
国际委员会主席、德国人拉贝在一月十四日致德国驻上海总领事的信中写道：“强
奸了约两万名妇女” （《远速》，第五十九号，载前引书1，第一六六页）。拉贝
所说的两万人大概是对全市被害人数的估计数。说八千起事件也好，两万人也好，
我也不是不觉得有些夸张，但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也是辩护人的博学之士泷川政
次郎博士，曾于南京沦陷后半年访问那里时记下了这样一段话；“据我所乘的人力
车车夫对我说，现在南京市内，没有一个姑娘不遭到日本兵的暴行。”（《新版：
评东京审判》，下册，第九十六页）
对马吉牧师的手记表示怀疑的铃木明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他说：
试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在十二月二十八日那天手记里马吉写有这样一
段话：“星期二。天气恶劣，先下微雨，继降大雪，这是我们一向所恐惧
的。难民区的几乎所有草棚都漏雨，简直等于狗窝，遍地泥泞，难以插足。”
二十八日是星期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查阅了当时记录，二十八日
却是晴天。第二天，即二十九日，早晨稍微降了一点小雪，但很快就停了，
转为阴天。除二十九日外，几乎都是“晴天”（这段记录，在《诸君》一
九七三年一月号里没有刊登，在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
一一三至一一四页里有补充记述）。
铃木明根据“当时的记录”指出，十二月二十九日早晨稍微降了一点小雪，随
后便转阴，但在此前后，每天都是“晴天”，而马吉牧师却把十二月二十八日那天
写成下大雪。如后面所述，若是十二月二十一日以前每天的气候情况，我也知道一
些，但后来的情况就不甚清楚了。如果有记有占领南京当初的每天气候情况的“当
时记录”，我很想查阅一下。
或许正如铃木明所说的那样，二十八日是个晴天。据铃木明说，马吉牧师把十
二月二十八日的气候情况写成先下微雨，继降大雪。不过，这种说法却略有舛误。
铃木明所依据的是中译本《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我查阅了英文原文，在书中
是这样写的：“十二月二十八日，星期二。我们所担忧的是天气恶劣。先是下起蒙
蒙细雨，随即下起雪来。虽说是草棚，但大多简直就象狗窝，住在里面的可怜的难
民，其境遇更为悲惨。因为这些草棚大多数不能避雨，而且遍地泥泞”（洞富雄编
前引资料集2， 第四十一页）。乍降即露的小雪与“大雪”，情况殊不相同。要批
评别人所写的文章，严谨地弄清其所写内容，则是个前提。在这方面，理所当然，
不应该根据有出入的译文，而是必须根据原文进行研究。
这点暂且不说，也许如铃木明所说的那样，二十九日那天下雪，而在那前一天
则是晴天。尽管马吉牧师误写为二十八日下小雪，恐怕也不能据此怀疑那位牧师的
手记的可靠性。即使是日记体的手记，也有不少是在隔天记写的情况，因此，在执
笔时由于记忆错误，将发生事件或事实的时间前后错写一天，遗误于后世的研究工
作者，这种例子可以举出不少。但我想再次请教铃木明，希能告知记有十二月二十
八日是晴天，翌日二十九日是小雪的那份“记录”的名称。
铃水明说：“田伯烈所写的主要是以难民区为中心的南京城内发生的事件。而
且， 至于有关南京的事件， 则主要是美国牧师――估计是马吉的手记”（单行本
《“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一一页）。对此，正确地说，田伯烈编著的
那本书是由正文十章（包括序和结论在内）和附录资料七篇组成，正文的前三章内
容是有关南京的，在这部分里，马吉牧师的手记占百分之五十五，贝茨博士的手记
占百分之三十五。不过，在田伯烈所编著的那本书中收录的有关南京事件的记录，
不仅仅是这一些。作为附录，该书还大量收录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向日本大使
馆提出的关于日本军的暴行报告和公函。尽管如此，仅就田伯烈编著的那本书的正
文而言，可以说“至于有关南京的事件，则主要是马吉牧师的手记”。马吉牧师也
出庭参加了远东国际军事审判，他和贝茨博士、许传音博士一起就南京暴行事件作
了长时间的陈述，并各都准备了长篇大论的宣誓口述。
如此，马吉牧师是有关南京大屠杀事件的重要证人，这是事实。虽然铃木明试
图指出这位马吉牧师的证词有矛盾和悖谬之处，但如前面所看到的，其批评没有作
用。然而，一部分人对铃木明的著作――包括他对马吉牧师的批评在内的评价依然
很高，如渡部升一，他作为导演活跃于社会，博学而声誉颇高。他挥笔疾书，竟然
这样说：“‘南京大屠杀’使我们羞对世界尤其是羞对中国，这是所谓日本军在南
京杀害三、四十万士兵和男女平民百姓的事件。但是，此事也通过铃木明的详尽的
调查报告即《“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一书而真相大白，这种事件无论如何想
象都不可能存在。它证明，这次大屠杀的所有传说以及文件的来源都集中到一处。
南京大清杀是美国牧师马吉造的谣，而且查到底，这些谣言无一能找出像样的事实
根据。总之，日本人由于一个不负责任的外国人的造谣，而被打上了集体屠杀几十
万中国人的烙印。”（《历史的阅读方法》，第一三五至一三七页）
这实在是粗暴的议论，尤其是针对马吉牧师的议论，应当说是无视事实的造谣
生事。即使铃木明本人也决没有说过这种活。看来，渡部升一大概没有仔细看过铃
木明的那本著作。
所谓“经常是同一个目击者”
南京的姜福根曾接受了本多胜一为写《中国之旅》而进行的采访，后来又同访
问南京的三留理男见了面（《中国报道》，载《每日周刊》，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
九日）。姜福根还亲自投稿《控诉南京大屠杀》一文，刊登在《人民中国》一九七
二年七月号上。南京的外事工作人员曾多次向日本人介绍了姜福根在少年时代的痛
苦遭遇，这种心情，我想是十分容易理解的。不过，铃木明却由此产生了一个残忍
的提问，说：“能介绍南京大屠杀的，难道只有当时年仅七岁的姜福根一个人吗？”
（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一九页。）每当想起看到此文的南
京人的愤恨和中国人民的满腔怒火，我的心情便十分沉痛。
南京的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审判战犯法庭（后改为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仅
审判了应对南京事件负责的第六师团长谷寿夫中将，并处以死刑。据谷寿夫中将的
遗书《血录南京狱中记》说，这次审判仅让受害市民七十五名男子、二十五名女子
作为证人出庭（五岛广作著：《第六师团无事实根据》，一九六六年在《熊本广播》
连载）。当然，这并非说受害人只有这些，而是考虑到审判的进行，仅选出了一百
个受害者。在这些人当中，尚有几十个人健在，何不找他们采访一下呢？倘若此事
不成，即使去台湾，自然也能从与蒋介石一起逃到那里的中国人中间找到南京暴行
的受害者。我也间接地知道一个人，此人是身负三处刀伤而活在世上的南京事件的
受害者。
在南京开设的战犯军事法庭上对谷寿夫中将的审判，如本书正文所述，
似有一百名证人出庭作证。据在这次审判中“对起诉的申辩书”所说，谷
寿夫中将被追究的罪责是杀害九百多人，强奸四十多人。而且，据“不服
判决补充呈报书”所说，自十二月十二日至二十一日，第六师团在中华门
一带所犯事件共达三百七十八起（五岛广作编：《南京作战的真相》，第
二二八、二三六页）。
顺便说一句，在南京的战犯军事法庭受审的与南京事件有关人员，除
谷寿夫中将外，还有第十六师团的两个少尉（有砍杀百人比赛的嫌疑）、
一个大尉（有砍杀三百人的嫌疑？），共计四人，都被判处死刑（法务大
臣官房司法法制调查部编：《战争犯罪裁判史概要》〔一九七三年八月〕，
第三五○至三五一页。同调查部：《战争审判记录有关资料目录》〔一九
三三年七月〕，第一五四至一五五页）。除谷寿夫中将外，其余三人可以
说是在“南京大屠杀事件”前参与屠杀的人，因而应该认为与南京事件无
直接关系。
德丁记者的报道
铃木明说，要揭示事件的真相，第三国人的资料是最为可信的。他找到了《纽
约时报》 南京特派记者德丁寄往报社的报道与电报， 并介绍了其中的一部分内容
（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一六六至一六七页）。这位记者在南
京被占领时的三、四天内，详细目睹了日本军的行径。
铃木明在前面提到的那本书中说：“过期的《纽约时报》沉睡在东京大学新闻
研究所的地下仓库的深处，散发着一种独特而又浓烈的书蠹霉味。事实上，我万万
没有想到能如此轻而易举地看到《纽约时报》的原件，不禁哑然。在洞富雄编撰的
书籍里有一篇文章说：‘德丁的报道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刊登在《纽约时
报》上’（根据检察方面为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而提出的德丁的宣誓口述〔检证一
七九二，未提交〕，不过记错了时间，参照后面的记述。――洞富雄注）。洞富雄
之所以没有发现它，我想是因为要找到过期的《纽约时报》相当困难。”铃木明还
谈了他那煞费苦心地寻找该报的经过：我们俩花了两天时间，逐页翻阅了十二月份
和一月份每天多达六十页的《纽约时报》，寻找德丁这个署名，结果缺少了引人注
目的十二月二十四日那天的报纸，后来总算在一月九日出版的那天报纸上发现有十
二月二十二日由上海航空邮寄的长篇大论的报道。据他说，那是在“盛夏，在没有
空调机的阅览室里”进行的艰苦劳动。其实，我早在此几个月之前就想到把这些资
料收进南京事件资料集里，充作《日本战争史资料》中的两册。我怀着希望或许能
找到德丁的报道的侥幸心理，查阅了东京大学以及其他各处所收藏的《纽约时报》
原件。
正如铃木明所说的那样，我迄今为止没有看到过引人注目的那一天的《纽约时
报》。我想，这些刊有德丁记者撰写报道的报纸当然被检查后没收了。战后制成的
该报缩微胶卷，因日本各地都没有日华战争爆发前后出版的那些报纸，所以没有努
力去查找。不过，我自我检查，觉得这样编撰资料集是太疏忽大意了。于是，我明
知也许劳而无功，还是想去东京市内各处收藏《纽约时报》的地方大体上把它创览
一遍。就这样，我决定先去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查阅了该报的索引。幸好，在该
所阅览室里也偶然备有一套刊有引人注目的那些报道的前后几年《纽约时报》的索
引。最近，似乎有一整套影印版的索引上架收藏。我记得，那时，即一九三七年至
一九三八年的。纽约时报》索引肯定是日本银行的旧藏本。这对我来说实在太幸运
了。
查找的结果表明，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和翌年一月九日出版的《纽约时
报》上曾刊登了署名德丁写的有关南京事件的报道，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出版的《纽约时报》上刊登了题为《美国传教士笔下的南京恐怖统治》（American
missionaries describe Nanking region of terror）的报道。于是，我决定查阅
国立国会图书馆、 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 庆应大学和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所收藏的
《纽约时报》，看看有无前面所说的两个月份的《纽约时报》。结果，我知道前面
所说的三天《纽约时报》在上述四处共十二份中，看来保存下来的只有两份：一份
在早稻田大学，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出版的；一份在东京大学，是一九三八
年一月九日出版的。 在十二份中， 有十份因捡查而被没收，唯独这两份免遭厄运
（东京大学所收藏的那一份并非像铃木明所说的那样，仅缺少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
十四日出版的那一份，也缺少刊登德丁记者第一篇报道的同月十八日出版的那一份。
因此，德丁记者刊登在一九三八年一月九日出版的《纽约时报》上的报道，自然并
非“世界上最先发表的有关‘南京事件’的报道”）。现在，虽然无人自报姓名，
但在东京大学和早稻田大学的师生中理应有人看过《纽约时报》 ， 了解南京事件
（藏在早稻田大学的那一份报纸个别地方有破损，已用薄纸修补）。但我虽是与早
稻田大学有关的人员，当时也没有看过这则报道，也未从谁那里了解到这一事实。
不要说是当时，就是近十年来潜心研究南京事件、并撰写了有关专著的作者――我，
竟然如此不知身边就有报纸刊登着德丁记者所写的报道，深感惭愧。
铃木明似乎也翻译了刊登在一月九日出版的《纽约时报》上的那篇报道，那是
小号字体占满了整整一个版面的长篇文章，连同上一年十二月十八日的报道（这篇
文章约占三分之一版面）合在一起，其译文均收录在《日中战争史资料》里。
此外，在日本军占领南京时尚留在那里的，除德丁记者外，还有《芝加哥每日
新闻》的斯蒂尔、美联社的麦克丹尼尔、路透社的史密斯三位记者，以及第一流电
影摄影师门肯。他们和德丁记者一样，于十五日或十六日前往上海。这些记者当然
也给他们的通讯社和报社寄去了关于南京事件的重要新闻。
伦敦的《泰晤士报》也肯定刊登了有关南京暴行的报道。这也和《纽约时报》
的情况一样，可以说，这些报纸报道的原件在日本几乎不可能看到，最近，该报从
创刊号起的缩微胶卷在日本各处都已上架收藏，因而也尽可查阅了。这些情况是通
过《出版警察报》才知道的。该报特派记者麦克唐纳（日本军占领前一直留在南京，
后乘美国炮舰“帕奈号”逃出。该舰在南京扬子江上游二十八英里的和县附近被日
本海军飞机击沉）在乘坐返回上海的美国救护舰“奥阿胡号”途经南京时，从留在
那里的外侨那里听到了目击者的谈话，并于十二月十七日由上海发出电讯，报道了
这些情况。
关于前面提到的门肯摄影师的情况，拙著《南京事件》对他作了叙述：“门肯
摄影师既然是在美国国旗下进行工作的，虽会受到占领军的严重干涉，也必然摄下
了凄惨事件的某些片断，并带出南京”（该书第一一四页）。铃木明也提及此事说：
“上述洞富雄的著作（指旧著《近代战史之谜》 。 ――洞富雄注）虽也写道，他
‘理应拍电将详细消息送回去’，‘必雄摄下了事件的情况，并带出南京’。但是，
洞富华却没有写出消息刊登在何处，拍摄的影片在何处上映。”（单行本《“南京
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十四页）
我大致认为门肯把十二月十三日至十五日所目击的惨状亲自拍下了胶卷，并带
出南京，但这种推测看来很难成立，因为日本军是不允许让这种新闻电影的底片带
出去的。这样，即使门肯本人虽然未能把胶卷带出去，但似乎已由马吉牧师偷偷带
回美国，广泛上映。此胶卷是马吉牧师继门肯摄下后又加以补充拍摄的呢，还是整
卷胶卷都是马吉牧师拍摄的，其经过情况就不甚清楚。关于这卷胶卷，贝尔加米尼
在他引人瞩目的著作《日本天皇的阴谋》中叙述如下：
约翰・马吉牧师――一战后他是耶鲁大学的牧师，是战争诗人伊安・
马吉的父亲――用摄影机记录了他所见到的情景。这部黑白影片―一他后
来郑重声明，该影片没有适当地反映出“黑色帐篷和红色帐篷的真实情况”
被偷偷地带回美国。人们感到影片中显示的那残缺不全的尸体、溅满血迹
的房屋和挑在刺刀上的婴儿实在惨不忍睹，不堪公演，因而仅有少数人观
看了影片。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影片的某些片断被“‘美国第一’委员会”
这个组织拿去广为上演，旨在说明卷入外国事务是无益的。
据贝尔加米尼说，他为收集资料和撰写《日本天皇的阴谋》一书而来到日本，
逗留了三年左右时间，当他即将启程回国，其行李放在神户的一个栈桥上待运时，
“两本笔记本和一卷摄有‘南京屠杀’的胶卷从他的六只书箱里失踪了”。贝尔加
米尼是从什么地方把这卷“南京屠杀”的胶卷搞到手的呢？在纪念“七七”的广播
电视屏幕上，有时会出现有关“南京屠杀”的片断面面，我也觉得奇怪，但在日本
毕竟也有这卷胶卷。贝尔加米尼这个人搜集资料真是非同寻常。这位美国人不知采
取什么手段把铃木明、我以至几乎所有日本人都不知道的这种胶卷的复印件搞到手
的。
◆ ◆ ◆ ◆ ◆
《每日新闻》前坂俊之撰写的《受到检查的南京大屠杀》一文刊登在最新一期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现代之眼》上，我在它即将定稿前，曾拜读过。这篇文章
根据《出版警察报》对受到查禁的有关南京事件的外国新闻报道作了介绍，并调查
了遭查禁处分的数量。
双方不宜对残暴的照片过于认真
铃木明提出了两张众所周知的惨不忍睹的照片问题（单行本《“南京大屠杀”
的无稽之谈。，第二六二至二六六页），而这两张照片曾刊登在本多胜一所著《中
国之旅》、《在中国的日本军》以及三留理男所著。抗日战争记录》中。
一张照片是日本兵举起军刀，正欲砍杀一位已万念俱灰的中国青年，而站在后
面的日本兵面露笑容地观看此情景。另一张照片是一个日本海军士兵一手提着一把
出鞘的军刀，一手提着一个中国人的人头，得意忘形。我想，这两张照片都陈列在
似乎是位于南京紫金山麓丛林中的南京事件资料馆里。
本多胜一说，刊登在他那本著作里揭露残暴行为场面的照片是从南京
大屠杀影集里翻拍过来的。从照片下面的说明文字奇大这一点，可以推测
影集里的照片是根据展览用的镜框里的照片翻拍下来的。这种镜框大概就
是前面所说的资料馆里专供展览用的。迄今为止，中国的这个陈列馆是不
向日本人公开的，据我所知，仅给已故的高野实一人参观过。此事，我是
直接从他那儿听来的。
且说前面提到的照片问题，铃木明怀疑说：“这张照片真是‘日本人在南京砍
杀中国人’时拍摄的照片吗？”他说：“具体说来，没有一个说明这种情况的证据。”
诚然，这样的怀疑是存在的。我也知道在南京陈列的照片中就有两张是一九三○年
间岛事件的照片。看来，当时似乎有不少日本兵在身上藏有色情、变态的照片和惨
不忍睹的照片。为此，我认为研究工作者不宜把出处不明、反覆多次翻印的照片当
作资料看待。当然，这并不是说这张引人注目的照片不是占领南京时拍摄的照片，
因而我认为铃木明也大可不必对这张照片过于认真。
至于另一张照片，铃木明举出证据说，它拍的不是全景，而是剪去下半部摄有
似是身体的部分，修剪成日本兵提着刚砍下的人头的模样。这张全景照片并不怎么
稀奇，以前我也觉得奇怪，认为这张照片或许正如铃木明所说的那样。可是，我在
后来看到了一张印得较好的照片，对那个站着的手提人头的日本水兵的脚下边的地
方看得清清楚楚。也就是说，照片上只照出中国人的人头，没有照出身体。因此，
南京的这张照片显然不是故意修剪而成，使人看上去如同提着一个刚砍下的人头似
的。
这点暂且不谈，铃木明说：“查阅了所有关于‘南京暴行’的记录，全然未能
找到日本海军登陆的事实。”对铃木明的这种说法，我不能同意。我之所以这样说，
是因为《纽约时报》记者德丁在为了乘上十二月十五日开往上海的轮船而前往下关
码头时，曾亲眼目睹了如下事件。
本记者在乘上开往上海的轮船前，在江边看到两百个人被处决。这次
残杀前后花了十分钟时间，两百个人在墙边排成一行，然后遭到了枪杀。
随后，许多佩带手枪的日本兵在横七竖八地躺着的中国人尸体旁边，满不
在乎地走动着，还踩在尸体上面，一旦发现还有人未断气，手脚在抽动，
便再补上一枪。
陆军士兵一边干着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一边从停泊在江面上的军
舰里叫来海军士兵，让他们观看这种情景。围观此景的许多军人似乎大感
兴趣（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第二八一页）。
我认为，既然有德丁记者所看到的那种事实，在下关登陆的部分海军中自然会
有人干出照片上所拍出来的那种事。总之，这张照片也与前面提到的照片一样，不
能认为是伪造的照片。我相信，它无疑是日本兵特意干出来的残暴行为的确凿证据。
然而，即使是陈列在南京的陈列馆里的，也不能立即把它看作是与南京事件有关的
照片，实际上也有与间岛事件有关的照片。当然，所陈列的照片镜框里的说明文字，
也没有下结论说那是南京事件的照片。
重复说一遍，我认为，对这类照片不宜过于认真。如果判明这些照片是伪造的
照片时，就必然会有一批人说要着看这些照片，从而断定南京屠杀事件是“无稽之
谈”。我想起了一九八○年上映香港电影《旭日》时的情况。当时，电影进口公司
曾企图以影片中有关南京屠杀事件的几个场面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问题，挑起一场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论争”，用它来进行宣传。这种论争十分危险。
驻南京大使馆有关人员与暴行事件
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几乎全部收录了《诸君》杂志上连载
的文章，并作了相当篇幅的增补，同样有的地方也删掉了大段文字。这已在前面作
了叙述。在一处增补的地方，就有从日高信六郎那里听来的记录。日高在日本军占
领南京时曾以外务省参事官身份进入南京。这篇记录是令人感兴趣的资料，它说，
日高信六郎先就田伯烈编写《日军在华暴行》一书的内容谈到：“由于在南京的外
侨更为强烈地申诉他们自己的困境，其内容当然不可能不掺进许多夸张的成分。然
而，琐碎的小事可以姑且不说，但就其所写的基本情况来说，我也认为有很多地方
不能同意。我本人认为田伯烈绝对不会是个反日的人，毋宁说他是个天真的反战主
义者……”（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一二五页）。接着，他对
日本军占领南京后的第四天，即十二月十六日进入南京时的情况叙述如下：
我进入南京的十六日那天，没有一位外国记者。那里的情况是，街上
空无一人，连一只猫跑出来也会吓人一跳。在下关那里，还留有尸体。我
一到那里，就获知在占领时日本军与当地市民之间发生了许多磨擦。于是，
我便逐个拜访了日本军方面的有关人员，要求妥善处理。日本军方面也对
这类问题大伤脑筋，于是我连夜拜访了宪兵队长等人，他们紧急召集全体
宪兵，加强巡视。尽管如此，在众多事件中，可能发生了田伯烈在他书中
所写的那类事件（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一二七至一
二八页）。
日高信六郎也曾对作家城山三郎谈到他进入南京时所目击的情况。不过，他对
城山三郎所谈的与对铃木明所谈的却有不少微妙的出入。据城山三郎所著《南京事
件与广田弘毅》（上册）（载《潮》一九七二年十月号）说，日高信六郎的谈话是
这样的：
可厉害了，那一带死了许多人。走在路上，只听到一阵阵砰砰的枪声，
是开枪打人的声音。我想，这样下去可要不得，便朝宪兵队长大尉那里走
去。
我对他说：“到街上去看看！要是有一个士兵手里没有拿着什么，我
就向你敬礼。”
宪兵队长说，宪兵只有十四个，而且正在为明天（即十七日）的入城
式作准备，忙得不可开交。所以……可是，由于我再三劝说，他虽刚洗好
澡，还是穿上军服，带领部下，坐上卡车出去了。而且，据说还抽打了正
在进行掠夺的士兵和正在强奸妇女的士兵，连军刀也打弯了。
继此之后，城山三郎根据高回信六郎的谈话，作了如下的叙述。
暴行事件连日来不断发生，夜里日本军进行掠夺后，还放火焚烧，到
处是烈火熊熊。
日高信六郎拜访了上海方面（旁注原文如此――作者）派遣军司令官
朝香宫，告诉他说：“在南京的行动已引起世界上极大的关注。”他对第
十军司令官柳川中将也提出了警告。
最有问题的是第十六师团。该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曾任宪兵司令官。
又是拿破仑的崇拜者。他在攻城战中曾负过伤，大有纵虎归山之感。
日高信六郎的往访，是作好了思想准备的，准备在与中岛今朝鲁中将
交涉时挨打。可是，中将不在，见到了和蔼的参谋长（即中泽三夫。――
洞富雄注），并转致了对他的警告。
城山三郎转述的关于日高信六郎的谈话是相当具体的。
毋庸赘述，铃木明和城山三郎两人所转述的谈话，都是从日高信六郎那里听来
并记录的原话。不过，同一个人在几乎同一个时间所讲的有关同一事实的谈话，也
会由于听者所采取的态度不同而不同，这很有趣。
再说，城山三郎也作了这样的记述。在日高信六郎参事官于一九三七年正月访
问松井大将时，松井说；“看来，我的部下确实干出了悖理的事。”为此，日高信
六郎问；“是不是命令没有到达下面？”松井大将说；“不，上面也有干坏事的家
伙。”关于师团长们在南京事件中应负的责任，松井大将在其死刑判决书下达后不
久，也对教诲师花山信胜谈过，这在本书的第一编（第二二七页）中已作了介绍，
这里从路。
◆ ◆ ◆ ◆ ◆
趁提出日高信六郎的谈话之便，我想就日本驻南京大使馆面对严重暴行事件所
采取的态度，略写几句。
如前所述，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每天向在南京的日本大使馆提出了有关日本军暴
行的报告。关于提出这些报告的事实，日本军有关人员却坚持说当时不知道这些情
况（检察官对中山宁人、冢本浩次、饭沼守等人的反审问，载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
1，第一九五、二一一、二五四页）。
可是，从常识上来看，他们的说法是不可能成立的。事实上，以巡回总领事身
份从上海前来日本驻南京大使馆的冈崎胜男，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准备提出的宣
誓供词（检证二一七一，未提交法庭）中说：“我在日本驻南京领事馆曾收到了南
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提出的报告，当时便将该报告的大概内容致电东京，并将报告
也邮寄东京外务省。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下半月，每天，几乎每天收
到这类报告。日本驻南京领事馆每当收到这类报告后，就提请松井大将及其所属军
官注意。我在南京期间，松井大将也来到过那里。关于在南京不断发生的事件，后
来与松井大将谈话时， 松井大将说：‘无言可以辩解’。”（前引书1，第三八三
页）
当然，关于这一点，贝茨博士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法庭上作证说：“我每天携
带有关前一天的报告前往大使馆。我会晤的官员是福井，他身居领事之职。还有副
领事田中和福田笃泰，他现在是吉田总理大臣的秘书官。这些日本官员虽然在非常
困难的情况下，还是尽可能地努力作一些事，但他们对军部怀有强烈的恐惧心理。
而且，他们所能办得到的，只是将这些报告通过上海转达东京。”这就是说，外交
官们害怕军部，没有将贝茨博士以及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报告内容转告军部（《远
速》，三十六号，载前引书1，第五十二页）。
除此之外，还有英国驻上海使馆一月十五日电（检证一九○六）也转达了日本
驻南京使馆馆员的苦衷。电报说：“据将这些报告带给本馆的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
会博因顿牧师（Rev. Boynton，又译鲍引登、包引登――译者）说，日本大使馆馆
员在日本军进入南京后不久抵达南京，他们看到日本兵公然在难民区内外酩酊大醉
地饮酒作乐、杀戮、强奸和掠夺等行为后，也会不寒而栗。虽然他们提醒军司令官
注意，却毫无效果。结果，他们观察认为，由于其司令官之冷酷无情、漠不关心的
态度，来到南京后故意放松采取惩罚的措施。而且，他们虽曾想拍电与东京联络，
但因军队控制而不能拍电报。为此，大使馆馆员甚至对牧师说，是否由牧师们试向
日本国内公开这些事实，使日本政府通过舆论来抑制军队。”（《远速》，五十八
号，载前引书1，第一四九页）
如果是这种情况，那末是否就像冈崎所说的那样，果真每次都与上海派遣军司
令部取得联系，转告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报告内容，这点姑且存疑。
不过，在南京的日本外交官员们似乎不会像贝茨博士如上所说的那样毫无自尊
心。
正如前面所介绍的那样，据城山三郎往访日高信六郎时所听到的谈话说，日高
信六郎在前去向大有“纵虎归山”之感的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进行交涉时，
作好了思想准备，准备挨打。
而且，福井淳领事说，因为要制止土兵的暴行，也曾感到了自身危险。当时，
在外务省任东亚局局长的石射猪太郎也提到了这一点。他在其所著《外交官的一生》
中有如下叙述：
南京在十二月十三日陷落，随我军返回南京的福井领事拍来了电报，
接着上海总领事寄来了书面报告，使我等不胜慨叹。这些报告都反映了日
本军在南京入城后对中国人的掠夺、强奸、纵火、屠杀的情况。宪兵虽有，
但人数寥寥无几，不起监督作用。甚至报告说，福并领事因为进行了制止，
而感到自己有生命危险。我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六日那天的日记中说：“上
海来信详尽报告了我军在南京的野蛮行为。掠夺、强奸，惨不忍睹。呜呼，
这难道是皇军？或许是日本国民民心在颓废，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中
略）。”
这就叫做圣战，叫做皇军的形象。当时，我就习惯地称这起事件为南
京暴行。因为它有比“暴虐”这一汉语更为确切的语感（一九七二年新版，
第二六七至二六八页）。
此外，从这段记述中可以看到，除有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提交给日本驻南京使馆
的有关日本军暴行事件的报告送回日本外务省外，还有福井淳领事等人的相当于亲
笔记录的情况非常详尽的报告也寄回了日本外务省（〔据外务省说〕这些文献以及
有关日华战争、太平洋战争的记录均在战败时“烧毁”）。
还有一件事。想顺便介绍一下。那就是田伯烈在其编著的《战争是什
么――日军在华暴行》的序言中不指名地赞扬了三位日本人高尚的人品。
关于这三位日本人的实际情况，我获知如下。
在这三位日本人中，有一个就是前面所说城山三郎已提到其为人的日
高信六郎。我暂先引用田伯烈的叙述：
“本书的目的决非挑起对日本人民的仇视。我有许多日本朋友，我非
常尊敬他们，我在这里不想指出他们的姓名。尤其是其中有一位身居要职；
还有一位，其才智之高超，情操之高尚，不易多见，在上海任职属于半官
方性质。不仅在人道主义的事业上，而且在各个方面，我和他们彼此双方
能够进行接触，这是我引以为荣的。他们在十分困难的环境下，仍然给我
以同情的合作与友谊，我对此表示衷心感谢。同时，我还要向日本某军官
表示敬意。去年九月上旬，在松江附近发生轰诈载有难民的列车事件，大
批中国市民无辜遭到屠杀。他对此以私人名义表示遗憾。这些人士――像
这样的人士无疑还有许多――值得赞扬和尊敬，因为他们处于这样一个时
代：万一他们的真情实意向本国人泄露了，就会遭到生命危险，并名誉扫
地。”（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第二十页）
日高于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一日曾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同检察官莫
罗（Colonel Morrow）上校会谈过（或受过他的审问）。根据当时的记录
――没想到最近才看到―一说，在田伯烈编著的那本书的序言中出现的日
本人，最先提到的是日高，后两人是松本重治和宇都宫少佐。松本当时是
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著有回忆录《上海时代》。第三位宇都宫少佐，
现查明，他是担任华中方面军参谋的宇都官都贤（战败时任少将）。据悉，
宇都宫都贤曾直接从田伯烈那里得到他所编著的《战争是什么――日军在
华暴行》两册，但已在战火中遗失。能够查明外国人证实日本人的良心的
三位日本人姓名，可庆可贺。
松本重治本人在其《上海时代》 （中央公论社新书） 中这样写道；
“第二年四月，曾与我一起在某难民区工作过的田伯烈来到总社办事处，
告知说他编著出版了《日军在华暴行》 一书。 而且，他推心置腹地说：
‘诚然，这对善良的日本人来说有所不恭，但我想让世界各国广泛知道战
争改变了人这一可悲又可憎的事。然而，尤其是对日高先生和松本先生，
我在建立〔上海〕南市的难民区时取得了你们两人的合作，但事实上我却
编著了反日的书籍，这是一种恩将仇报，自己也惴惴不安。为此，出于时
局考虑，我不直接指名，但我在序言中对你们两人衷心表示敬意。务必请
你们将此书始终作为反战的书籍来接受。’”（《上海时代》，下册，第
二四九至二五○页）
随军记者、摄影师所谈的“真相”
铃木明就南京暴行事件采访第十三师团、第十六师团有关人员，要他们提供证
词，另外还采访了这样一些人：在随军参加过南京攻陷战的新闻记者和摄影师中，
有《东京朝日新闻》的今井正刚、平松、近藤和角野等四人，《东京日日新闻》的
佐藤振寿，《读卖新闻》的真柄和波冈两人，《报知新闻》的二村；在电影界里有
白井、藤井两人；作家有中村正常等人。
他的采访报道刊于《南京：昭和十二年十二月》的正编和续编。在正编中，仅
介绍了《东京日日新闻》的摄影师佐藤振寿的谈话（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
稽之谈》，第一四八至一五○页）。据悉，佐藤说，他从南京陷落后的十二月十三
日至二十四日这段时间逗留在那里，其间，他实际看到集体屠杀的仅一次，即在中
国军队第八十八师司令部营房内，约有一百名俘虏被枪杀。除佐藤振寿外，对其他
人的谈话，铃木明则断言：“问题的焦点是关于‘南京事件’，几乎未能听到比佐
藤的亲身经历谈话更多的东西。”
看了这段文字，我觉得，尽管铃木明作了力所能及的努力，但仅介绍佐藤振寿
一个人的谈话，则过于简略，因而想请告知采访这些人的所有内容。尤其是想知道
写有《南京城内的大屠杀》一文（载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出版的《文艺春秋特辑》）
的《东京朝日新闻》随军记者今井正刚重又谈了些什么。另外，我还想听一听《东
京日日新闻》随军记者铃木二郎的意见，他曾发表过《我目击了那次“南京的悲剧”》
一文（载《潮》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号：《日中战争的全貌》）。而且，铃木明没有
对今井正刚和铃木二郎两个记者的手记提出批评，这样，他的采访报道使缺乏说服
力，因而我也朝望铃木明在这方面作出努力。
不过，看了续篇后，发现他在文中重又介绍了上述随军记者、摄影师的谈话，
并对今井正刚和铃木二郎两人的回忆录进行了批评。
首先是对新闻界人士的采访。诚如铃木明所说，听了这些新闻界人士的谈话，
除今井正刚谈话外，都没有“比佐藤的亲身经历谈话有更多的了”。在他们中间，
有的是漫不经心的摄影师，竟“全然没有注意到难民营的存在”；有的是令人莫名
其妙的作家，竟遇见了鹿地亘的幽灵，看见他在南京陷落后还在上海“大摇大摆地
逛街”，而其实此人已于十一月间脱离险境逃往香港了（鹿地亘用双氧水染红了头
发，装扮成西洋人与中国人的混血儿，他的妻幸子则装扮成南洋的华侨。见《在上
海战役中》）；有的则是缺乏毅力的纪录电影的制片人，他们尽管是可以“自由出
入于难民区”的新闻界人士，却“因拍电影而想找一些姑娘”，最后“没有找到姑
娘”只好作罢――虽然在安全区内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里也收容了四千多名女难民。
仅从铃木明的叙述中就可以知道，这些新闻界人士实在不可信，因而这次采访看来
也不太可靠。而且，最为重要的是，无论是哪一个记者、摄影师，当他们受到陌生
人的突然来访（铃木明说，这是报告文学作家所进行的有效的方法），被问及重大
问题时，果真会推心置腹地讲出真实情况来吗？关于这一点，铃木二郎在上述手记
中说：“现在，作为现场记者总算有勇气写出一些证词来。”对此，希望铃木明能
很好地想一想。
◆ ◆ ◆ ◆ ◆
其次是铃木明对今井正刚、铃木二郎两位特派记者的回忆录（参照本书第三十
八至四十一页、第六十二至六十四页）所进行的批评。他严厉批判说：“这两个人
的手记，其文字和结构都非常高明，乍一看，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他们似乎亲
眼目睹了‘大屠杀’的现场。实际上，对真实情况什么也没有描绘出来。”他甚至
下结论说：“就其内容本身的资料价值而言，我并不认为有多大价值。”（单行本
《“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一五、二一七页）
我也同意，铃木二郎记者所看到的屠杀俘虏情况“与‘大屠杀’的情景稍有不
同”。但是，对于今井正刚的手记，铃木明说他没有看到现场，因而“对真实情况
什么也没有描绘出来”，进而怀疑说“既无电灯，又无煤油灯，在一片漆黑中，又
能看清到什么程度？”这是怎么回事呢？
首先是关于一片漆黑问题。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五日相当于阴历十一月十三日，
今井正刚尾随在长长的俘虏行列的后面，直至下关。或许是天色阴暗的缘故吧，但
说成是黑夜，却也令人奇怪了。要是晴天，那天晚上必是月明之夜。此事发生在第
二天，即十六日，出庭参加远东国际军事审判的梁廷芳上尉在其陈述书中说：“下
午七时左右到达江岸，捆绑俘虏，枪击俘虏，持续了两个小时。当时，月色明亮，
那里的情形清晰可见，而且手表也戴在手上。”（《远速》，四十三号，载前引资
料集1，第七十三页）。
今井正刚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我们跟在队伍后面，沿着漆黑一片的街道，一
个劲地向前赶路。”据说，他对前来访问自己――当时住在彦根――的铃木明说：
“总之，一片漆黑。”谁都会记忆错误，若有闲工夫去拘泥于这一点，那就应当翻
看一下日历，弄清楚那天晚上是漆黑一片还是有月亮。即使是阴天，也不一定就是
漆黑一片呀。承蒙一位朋友的善意，我看到了第九师团卫生队绷带所的业务报告。
根据该报告，我了解到在十二月十二日至二十一日这十天内，只有十八日、二十日、
二十一日三天是阴天，其余几天，包括引人注意的十五日在内，全都是晴天。个井
正刚记者跟在大批俘虏后面前往下关的那天，正是将近望月的银辉皎皎的夜晚。
其次是关于有没有看到扫射现场的问题。由于现场是不可能让新闻记者靠近的，
今并正刚即使跟在俘虏行列的后面来到江岸附近，也不可能看到现场。因此，他不
能把当时呼救惨叫的场面描绘出来。但对黎明后清楚地看到的下关码头的惨状，都
与得清清楚楚。令人困惑不解的是，铃木明把我的名字也提了出来，说：“洞富雄
的著作等介绍了今井正刚的手记，说他‘看到了下关两万人的大屠杀’。”他甚至
说；“细细地读来，今井正刚所说的真实情况就是‘夜里，向发出枪声的下关走去，
发现似乎在枪杀俘虏。于是，我就向身边的人打听枪杀了多少人，回答说是两万人’。”
这是不是“巧妙的文章”，暂且不论，但用五十多个字来概括用两千四百余字写成
的一篇好文章，却令人难以接受。何况，这样概括故意歪曲了今井正刚所写的文章，
它使没有着过原文的读者理解为“真实情况什么也没有描述出来”。还有，“身边
的人”也不是处身于现场之外的“人”，而是前一天晚上指挥枪杀俘虏、黎明时站
在成堆尸体面前的“军官”之一。
铃木明在批评铃木二郎的回忆录时，说什么南京守军不可能有红枪会那样非正
规的部队，又宛如亲眼目睹似地认为重型坦克在光华门附近狭窄的马路上转来转去，
那是不可想象的，几乎是说铃木二郎记述的是根本没有的情况。铃木明的批评总给
人一种有点文不对题的感觉（关于这一点，参照本书第三七八、三八四、三九一至
三九七页）。
同盟通讯社随军记者的眼睛
留在南京当地的人们对在那里发生的事件，或对那里的情况，出乎意料地无知。
这些事例已在前面有所叙述。前不久刚出版了前田雄二所写的《在战争的浪潮中》
一书，在书中也似乎可以看到类似情况，因而我想在批判铃木明的论点之后，略作
批判性的叙述。这是因为我在前田雄二的著作中看到了有可能误解南京事件的真相
的记述。
前田雄二作为同盟通讯社的随军记者，与日本军占领南京的同时入城，此后在
南京逗留了约一个星期。他这样说：“占领南京后，外电流传说在难民区内发生了
大规模的掠夺、暴行和纵火事件。我们得悉此事后，觉得莫名其妙……同盟社小组
也于十八日（后面介绍的另一记述说是十七日）迁移到在难民区内的原分社。这是
在难民区内的治安得到了恢复之后。就在此后不久，从上海传出了日本兵在难民区
内‘胡作非为’的说法……我们都面面相觑了。新井、掘川、中村农夫（分社长。
――洞富雄注），还有在市区内不辞辛劳地到处走动的摄影记者、拍电影的人，谁
都不知道恢复治安以后发生暴行一事。扫荡残敌以及检举揭发逃入难民区内并潜伏
下来的中国兵，这些工作也在十四日就已告结束。要是有上述不法行为，不只是一
个同盟社，还有各报社组成的百人报道阵容，他们不可能都不知道。即使在警备司
令部的记者招待会上，也没有正面提出的气氛，照例是‘诸多辛苦’。如果说在难
民区内发生大规模的掠夺、暴行和纵火事件是确有其事，那末我们这些新闻记者便
是睁眼瞎了。”（《在战争的浪潮中》，第一二五页）
前田雄二在《在战争的浪潮中》一书出版后不久，又将《目击者的证词：“南
京大屠杀”的真相》一文寄给桶谷繁雄主办的《星期一评论》，他在文中也这样说
道：
日本军自占领南京后的第二天，即十四日起，指定市民的居住地区为
“难民区”，禁止日本官兵入内，在各处要地有宪兵站岗放哨，维持秩序。
由于同盟通讯社的原分社在难民区内，自十七日起难民区内的分社恢复工
作后，我们以此为活动基地。在难民区内，商店、饮食店、钱庄等已经开
门营业，人们恢复了日常生活。中国人多次经历过战乱，我们对他们的顽
强的生活能力瞠目结舌。于是，在恢复和平的居民区里，日本军不可能胡
作非为，即使有胡作非为之事，也逃不出开始生活在该区内的我们的情报
网。
前田这样记述道：“十四日，在难民区内搜捕便衣兵的工作也已结束，治安得
到了恢复。记者们谁都不知道后来日本军在难民区内发生过暴行之类的事。”然而，
这果真是事实吗？
◆ ◆ ◆ ◆ ◆
在研究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谈几句话，因为后来在前田所发表的文章中发
现，他在前一部分的记述里有自相矛盾之处。
“难民区”，正确地说是“安全区”，而这种安全区并不是等于“市民居住区”。
当时，留在南京城内有二十五万至三十万市民，其中划入安全区的，即使在高峰时
期也只是十三万人左右。所谓日本军在十四日指定了安全区，是什么意思，不得而
知。然而，日本军绝对不会承认国际委员会管理的这种安全区是治外法权区。
其次是在各处要地都有宪兵站岗放哨这一点。最初，在南京只有十四、五名宪
兵，不久似乎增加了十七名。仅这些宪兵，如何监督得了在南京城内横行不法的五
万多名日本兵呢。而且，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再三要求日本军当局派卫兵前往安全区
的各入口处和收容所，要求宪兵在安全区内巡逻。但是，给安全区配备宪兵则是前
田离开南京的那天，即十二月二十一日以后。
再有，那就是安全区内搜捕散兵的问题。前田说，搜捕散兵的工作在十四日就
已结束了。不过，这一记忆也有错误。实际上，似乎是前田所说的第二天即十五日
以后才开始在安全区内搜捕散兵的（参照本书第一二三页以后）。
在安全区内，没有一兵一卒的宪兵和卫兵在维持治安，日本军惨无人道地搜捕
散兵，并将其强行押走，连普通的市民也被牵连进去。在这种情况下，市民生活怎
么能安定下来，自不必问了。
◆ ◆ ◆ ◆ ◆
我也不认为在安全区内会发生“大规模的掠夺、暴行和纵火事件”。但是，不
能说“在恢复和平的居民区内，日本军不可能胡作非为”等等。虽说“恢复和平”，
“恢复治安”，但在安全区内，南京陷落时本来就没有进行过扫荡。所谓在安全区
十四日已恢复治安的说法，是莫名其妙的。如前所述，搜捕散兵也是从十五日才开
始的。
持续不断的纵火，使整个南京城的房屋焚毁了百分之十三，主要商业区有百分
之六十五的房屋被焚毁（参照本书第一编第一四三至一四四页上的表格），但在安
全区内却几乎没有纵火。可是，就是在前田雄二所说的“恢复治安”之后，三五成
群在安全区内到处游进的日本兵强奸、掠夺和伤害市民之事住胜枚举。因搜捕散兵
而发生的大批人被强行带走和屠杀的事件也层出不穷。
关于这方面情况， 在前一章第4节已有详细例证。因此，似乎已无必要再作说
明。在此，我想仅就前田在南京的这段时间，对安全区内居民的悲惨情景尽可能避
免重复地作一些叙述。
贝茨博士既是金陵大学的负责人，又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委员。他在为
提交给远东国际军事审判而准备的宣誓口述书（检证二二四七）中，根据有关在该
大学校园内难民收容所（安全区内最大的）里发生的日本兵暴行事件而每天提出的
报告（给日本大使馆），作了如下叙述。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六日，我写信报告了在前一天和前两天内发生的
掠夺、破坏门窗、撕破美国国旗和美国大使馆的布告及抢夺妇女等情况，
也报告了十二月十五日晚发生在大学校园内的污辱妇女――包括在大学的
一幢建筑物内污辱三十名妇女――等问题。
十二月十七日，我写道：“从阁下的建筑物附近的建筑物里可以清楚
地看到，恐怖和暴行每天不断地发生。”（中略）
十二月十八日，我这样报告说：“不幸的是，由于士兵的强奸、暴行
和盗窃，到处都使人感到恐怖。”就在前一天晚上，大学附中里有八名妇
女遭到凌辱，在惊恐万状的情况下发出叫喊声的儿童被刺刀戳死，其余的
儿童都负了伤。美国的国旗在一片嘲笑声中被士兵撕破。我详尽地叙述了
在大学的其他五幢建筑物内所发生的凌辱妇女事件。我说：“士兵不分昼
夜地数次登上墙头。 许多人在这三天内不敢睡觉， （为此）产生了一种
‘歇斯底里’的恐怖心理。如果这种恐怖和绝望发展到反抗士兵们袭击妇
女的话，那就会发生应由阁下等官宪负责的残酷的杀伤事件。”官宪虽答
应派卫兵来守卫大学的建筑物，但没有卫兵前来。我要大使馆的官员跟我
来，并对他们说：“大街小巷都有人在流着泪凄惨地说，只要有日本兵在
场，不论哪个人和哪个家庭都得不到安全。”我还说；“就离阁下这幢建
筑物最近的地方，仍有几处尚处于这种恐怖和苦恼之中。”（洞富雄编前
引资料集1，第五十五页）
马吉牧师（？）和贝茨博士一样，也是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他在致其在上
海的妻子的那封信里也详尽地叙述了那段时间安全区内的治安情况。这已作了介绍，
所以在此只列举那封信所写的主要内容。
十二月十五日，在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部附近的一所收容所里，全部
难民一千三百人被强行带走，带到了屠杀的地方。
十六日，早晨开始就接到了关于强奸事件的报告，在熟知的人们中起
码也有一百多名妇女被士兵们拉走。在自己家里遭到强奸的，无疑是此数
的几倍。白天，日本军将收容在司令部和最高法院里的难民全都强行拉走。
十七日，掠夺、杀人、强奸事件毫无收敛之迹象，还在继续发生，即
使粗略地计算一下，从昨夜至今天白天，也有一千名妇女被强奸。
十九日，全然是毫无秩序的一天。由士兵纵火而引起的重大火灾屡有
发生。
二十日，野蛮行为和暴力未见停止，继续发生。整个南京城已被有组
织地焚毁（前引书2，第三十二至三十三页。抄录）。
十二月十六日发生了这样一起事件：除安全区内的华侨招待所外，还有两个难
民收容所里的五千名（当然，确切数目不详）散兵被带走，在下关中山码头被枪杀。
这起事件在外侨的资料中未见反映，但中国方面和日本方面都有确凿的证据，是无
可置疑的事实（参照本书第四十三至四十四页）。
由于发生事件的时间不详，所以这起事件未能成为批判前田雄二的论点的直接
资料。许传音博士同样也是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该委员会仅有一名中国人），
并是慈善团体“红?字会”南京分会副会长。他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法庭上就如下
严重的集体轮奸事例作证说：一伙日本兵分乘三辆卡车来到安全区内的一个难民收
容所，带走了所有归女，并在走廊里进行强奸。许传音博士想去制止这种暴行，但
无济于事（前引书1，第二十七页）。
举例太多，似嫌罗嗦，但最后介绍一下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提交日本大使馆的关
于日本军暴行事件的记录（该记录未包括在金陵大学校园内的难民收容所里发生的
暴行事件）内容。根据初期阶段的记录记载，调查了十二月十四日至二十日发生的
事件，总数达一百三十四起（报告数是一百零五起，但在一起中大多涉及两起事件）。
细目如下：杀伤十八起，掠夺五十一起，强奸（有很多情况是一起中有数人轮奸）
五十一起，强行带走十四起。时间分别是：十四日九起，十五日十九起，十六日二
十二起，十七日三十五起，十八日十一起，十九日十六起，二十日二十二起（前引
书2， 第一○三至一一○页，第一六七至一七三页）。一百三十四起是一个相当大
的数目，但在整个安全区内所发生的日本兵的暴行事件，肯定不止这些。该记录还
说，此外不断有人报告发生亲眼目睹却没有时间捡查，也没有时间记录的事件（前
引书1， 第一六七至一六八页）。而且，最主要是安全区相当大，仅几个外侨委员
和中国职员肯定是不能了解暴行事件的全部情况的。而且，也正如贝茨博士所说的
那样， 被害人怕报复，大多隐情不报（前引书1，第五十七页）。理当能够禁止日
本兵进入的安全区，竟然也每天发生这样多的暴行事件。
◆ ◆ ◆ ◆ ◆
前田雄二说，安全区已在十五日恢复了治安，在此以后就根本没有看到也没有
听到有关日本兵在安全区内的不法行为。然而，上述引证的各种记录，可说是一种
反证的资料，望能加以研究和探讨。
尽管这样说，但我并不就此认为以前田为首的许多随军记者是“睁眼睛”，是
伪证者。主要是特定的人看问题的角度相当狭窄。我认为，在现实中所看到的的确
是事实，而他们的眼睛是雪亮的。不过，我要说的是，只要这些随军记者出来作证，
说出事态的全部情况，那就有危险性。
我所作的批判稍许详尽了一点，但那是担心前田的记述影响很大。事实上，渡
部升一在《诸君》十月号上撰写了题为《万犬虚吠的教科书问题》一文，很快就提
到前田的著作，他在阐述南京事件时，认为铃木明的《“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
一书应当作为共同研究讨论的基本资料。
◆ ◆ ◆ ◆ ◆
再者，前田雄二企图不承认所谓的“南京大屠杀”。在发生事件的当时，松本
重治是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他在自己所写的《上海时代》中介绍了据说是随
军参与南京攻陷战的前田雄二、新井正义、深泽干藏等前同盟通讯社记者所说的、
对被屠杀的人数所作的估计。松本重治说：“三人都是相当老练的记者。他们说，
似乎没有发生过几十万人的大屠杀事件，并说在非战斗中被屠杀的人数最初可能是
一、两万人”（中央公论社新书版，下册，第二五二页）。前田是松个重治提到的
三名记者中的一个。但是，他本人在其《在战争的浪潮中》只字未提关于一、两万
人的估计，在叙述了他亲眼目睹的屠杀情况后，只写道；“难道不正是以这些事实
为核心，让谣言广为传播，以致战争受害者的人数也不断增多，膨胀到一个巨大的
数目”（《在战争的浪潮中》，第一二四页）。不过，他在上述《星期一评论》上
刊登的文章中写道：“受害人数合起来无论如何也不到万位数，总数可能是三千人
左右。”
同盟通讯社的各位记者所说“一、两万人”，是根据什么资料推算出来的呢？
尤其是前田所说的“三千人左右”，难道说是由“老练的记者”推算出来的吗？仅
被屠杀的俘虏和“便衣兵”人数就是此数的几倍、几十倍。如此重大的事件，仅根
据自己看到的进行估计，这是相当危险的。我希望前田能在充分研究有关资料的基
础上再作负责的发言。
2 铃木明之异乎寻常的采访活动
中国和美国真的未把南京事件看×髦卮笫录?穑?
铃木明在《诸君》 一九七二年八月号和十月号上刊登文章， 再现了其就论证
“砍杀百人比赛”所进行的马不停蹄的采访情况，继此之后他又在十二月号和翌年
一月号上连载了《南京；昭和十二年十一月》这篇文章，他对第十三师团和第十六
师团有关人员的采访以及对随军记者和摄影记者的寻访都十分活跃，实在令人瞠目
而视。从中也可得知在《诸君》编辑部的干劲里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但是，他
们诚如当事人尤其是编辑部负责人那样，不想道出真实情况。不，对绝不会道出真
实情况这一点体会最深的恐怕还是铃木明本人吧。
我看了曾参加南京攻菡降母呒毒?倜且灾と松矸莩鐾ゲ渭釉抖??示?律笈?
时提供的证词后，已深深地感受到这一点。从铃木明的采访报道中得知第十三师团
和第十六师团有关人员的谈话，则加深了这种感受。
采访当事人，道出事实情况，这种采访报道诚然是～种历史的叙述。可是，我
们的历史学家往往只是把这种采访报道当作史料来处理。因此，我认为与已有的记
录史料一样，对采访报道当然也需要进行史料批判，尤为难得的是进行采访报道的
作者本人批判性地听取当事人的谈话。在开始采访时就抱有使之成功的想法去采访，
那怎么能期望他会有批判性的态度呢？如果预先说出结论性的话，那本煞玫慕峁?
自然也一样了。
◆ ◆ ◆ ◆ ◆
作为反映南京事件的有关历史著作，我写过《近代战史之谜》（一九七六年人
物来往社出版）。而且，我之所以将该书的后半部分的增订版《南京事件》（一九
七二年新人物往来社出版）公开出版，夸张地说则是出于一种使命感。其中之一就
是出于自己必须捷足先登的好胜心理，因为当时有关远东国际军事审判的资料，除
了我与之有联系的大学图书馆有收藏外，尚未公开。因此，看到铃木明对南京事件
的批判性文章后，我自然不能保持缄默，视而不见，结果便成了不伦不类的“专家”。
那时铃木明已在《诸君》一九七二年四月号上发表《“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
谈》文章，但该文还不是采访报道。对此，我在拙著《南京事件》书后的追记中叙
述了如下感想：
据说，铃木明曾经将田伯烈编著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和《远
东国际军事审判速记记录》逐字逐句地反覆阅读数遍。在此基础上，他提
出质问；“这里面所写的有多少是真实情况？”而且，他说，姑且不说中
国人和外国人的证词，即便是日本人的“坦白”（尽管几乎没有什么坦白），
其内容也根本不存在能使研究者得到认可的东西。这就是说，我们迄今为
止一直信以为真的“大屠杀”是一种“无稽之谈”。
正因为是一起非常重大的事件，自然会出现传说。然而，如果不对我
们现今能利用的全部资料进行批判地研究，就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区别真实
与无稽之谈。就此意义而言，这次《南京事件》重新出版，自然为此起到
了提供资料的作用。不过，笔者另外还在为南京事件等手进行资料集的编
辑出版准备工作。
此外，据铃木明说，防卫厅资料室（或是战史室）指出，自昭和九年
起迅急增加的日本军队“素质下降”是在南京发生屠杀事件的原因。这种
看法是：因兵员的激增，训练忙不过来，结果难以维护军队纪律。颇为有
名的日本的军队教育果真是那样差吗？而且，这种看法似乎把军队看成是
把劣质的“平民百姓”训练成坚如不屈的战士的练武场所。但是，我们的
看法却与此截然相反。正如本文所叙述的那样，军队正是这样的场所，即：
通过训练与教育，将单纯的青年培养成无动于衷地干出残酷行为的那种凶
猛的士兵。恰如美国青年在海军陆战队的军队生活中通过彻底的杀人合理
化教育，成了职业杀人者（参见麦克林著、铃木主税译《人性的崩溃：在
越南的美国士兵的证词》）。
关于《诸君》一九七二年四月号所载文章，我不想再作叙述了。我阅读了收编
在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里的文章，发现有相当一部分是后来补充
进去的，其中也包括若干有问题的记述。此外，有的记述尽管是很重要的，却被删
除了。同此，我想就这些问题谈几句。
在单行本中删除的，是有关“砍杀百人比赛”的文章，它虽是与本文无直接关
系的问题，但我还是先将它提出来。铃木明在原来的文章中是这样叙述的：
我看过刊登在《中国》杂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号上的报道，内容是说
“我亲耳听到N少尉说过关于砍杀百人的话”，其中有“N少尉作为战犯在
南京被枪决”这么一句。可是，关于此事已无从查证。
在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里，这段报道干脆给删掉了，却不知
是什么原因。当事人N少尉在母校的小学生面前恬不知耻地说，当时，“砍杀百人”
就是砍杀俘虏，这一事实曾刊登在《中国》杂志上，而且作者的名字也很清楚。可
是，铃木明不惜耗费财力，不辞辛劳地进行了采访，却为何偏偏不去采访此人，不
写此人的采访报道呢？铃木明不仅没有这样做，甚至连前面已经引用过的报道也删
除不用。 当然，N少尉的实情话对“砍杀百人比赛虚假报道论”的确是不利的反证
资料。所以，他连那种用词模棱两可的报道也不想照原样保留下来。
◆ ◆ ◆ ◆ ◆
其次提一提增补的部分。我们可以从《“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中看到这
样一段文字。那就是：“《生活》杂志反映了当时美国的社会舆论，一直保持着极
端‘反日’的格调，从一九三七年底至一九三八年在关于‘东洋发生的事’的报道
中，五、六月间大量出现关于谴责日本空军空袭的报道，但关于‘在南京发生的事
件’的报道，却一行也没有。”（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三十
七页）
铃木明如此叙述，并断言，由此可见“当时在南京发生的事件并没有被看作像
‘对武汉空袭’的事件那样重大”。
不过，铃木明果真能够浏览当时全部《生活》杂志吗？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
我这里有证据。我所说的证据，就是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号《生活》上，有一个
标题，即《海外摄影――征服者日本军在中国国民政府首都“地狱般的一周”》，
刊登了惨不忍睹的照片，并加了说明。这一期《生活》杂志在日本国内是禁止发行
的（我是从《出版警察报》获知这一事实的），幸好在国际基督教大学图书馆里收
藏了一套《生活》 杂志。 所以，我复印了一份，得以用作旧著《驳南京大屠杀是
“无稽之谈”论》的插图（见本书原著第一九四至一九五页）。所谓“在《生活》
杂志上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报道一行也没有”，那是谎言。
◆ ◆ ◆ ◆ ◆
铃木明还推测说，郭沫若在其《抗日战争回忆录》中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
之所以一行也没有提及，乃是没有把它看作是重大事件（单行本《“南京大屠杀”
的无稽之谈》，第三十六至三十七页）。然而，说是“一行也没有提及”却也令人
莫名其妙。郭沫若乘船从武汉撤离时，在甲板上目睹着沦陷前夕的武汉三镇，感慨
万千。他在叙述当时情景时，明确地写道：“忽然一片淋漓的血景展开在我眼前，
使我不得不睁大眼睛凝视。那是南京大屠杀的血景！明天谁又能保定：不就在这武
汉三镇再一次展开呢？……”（见《洪波曲》第十三章第六节――译者）
不仅如此，正如铃木明也知道的那样，郭沫若不是为田伯烈编著的《外人目睹
中之日军暴行》一书中译本写了长篇序言，慷慨激昂地揭露过日本人吗？（参见本
书第二四三页以后）
实际上，铃木明这种“什么也没有”的说法在杂志上刊登的原来的文稿中已有
若干叙述，因而我想在此作些叙述。
铃木明提到了史沫特莱在她那《八路军从军记》中的记述。他说，我读了此书，
发觉“从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至一月九日，每天都有日记记述”，但“不知为什么，
关于‘南京屠杀’的记述一行也没有”（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
第三十页）。不言而喻，他是说中国方面并没有把南京发生的事件当作重大事件。
据铃木明说， 史沫特莱在她的著作中写道： “来自汉口的报纸要晚一个星期”，
“电台广播传来重大事件”。但是，史沫特莱之所以什么也没有写，那只能看作是
当时有关南京暴行的详细情况尚未传到八路军那里。南京沦陷后三天，《纽约时报》
的记者德丁仍在该地采访，写下了关于十二月十八日（接着是翌年一月九日）那天
南京悲惨情景的详细报道。难道还有人读了这篇报道后仍然不承认南京暴行是重大
事件吗？
再有就是这样一段记叙：在三铃书房出版的《现代史资料》中有关南京事件的
第一手资料，一篇也没有收编进去，由此似可得出“不存在南京事件”的假设（单
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十三页），依然是“什么也没有”. 关
于这一点，且放在其他章节再作探讨。
◆ ◆ ◆ ◆ ◆
在此，最后介绍一下铃木明随心所欲地搬弄资料的例子。他列举了如下两篇报
道：
第一篇报道是：《东京朝日新闻》昭和十二年十二月七日作为“来自
纽约”消息，从《纽约时报》的报道中转载了这样一段内容：在南京的美
籍飞行员佩特森说：‘由于国军放火焚毁了南京郊区十英里内的村庄，现
在南京因那些难民以及溃败的士兵等蜂拥而至，极度混乱。全市人口达两
万的镇江成了一片火海。这是国军自己焚烧的，我认为全是毫无意义的破
坏，也只能说全是令人可怖的破坏。”
第二篇报道是；埃德加・斯诺所著名《为亚洲而战》一文说：“逃回
南京的国军纪律严明，没有作出抢掠等非法行为。所有的掠夺都是因胜利
而耀武扬威的日本军队干出来的。”（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
谈》，第四十九至五十页）
铃木明把这两篇报道当作“同一情况”的报道，说；‘这两篇同是美国人写的
截然相反的报道，该相信哪一篇呢？我不敢置喙。”这就令人奇怪了。一篇报道的
是关于中国军队战术性地破坏南京城周围地区的情况，而另几篇则叙述了被围困在
南京城内的中国军队纪律之严明。前一篇报道内容与军队纪律无关，因而两篇报道
不是“截然相反的报道”。我认为，这两篇报道都叙述了真实情况。至于中国军队
纪律之严明，那是留在南京城内的外侨一致公认的，而斯诺只是如实转告而已。
有关南京事件的第一手史料未必缺乏
在三铃书房出版的多卷本现代史资料中，有关南京事件的资料一行字都没有，
因而我为此询问了这套丛书的编辑部，得到的答覆说，关于南京事件，几乎没有可
认为是“同时代的第一手资料”，所以未能收编进去――铃木明这样说道（单行本
《“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十三页）。
日本战败后不久，外务省烧毁了所有有关日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资料。陆海
军当然也对机密文件作了同样处理。由此看来，不妨认为有关南京事件的机密文件
均已销毁。
在中央，有关南京屠杀事件的资料已被销毁，但参加南京攻陷战的部队官兵们
的手记之类以及部队的记录等资料已有几种公开发表，而且似乎还可有待于新的发
现。
事实上，在现代史资料中也收编了《第九师团作战经过概要》一文，里面记述
了在南京城内进行扫荡时“歼灭七千余名散兵”（另有中国军队四千五百名战死）
的情况。
此外，应对南京事件负责、已在南京城外雨花台处以极刑的第六师团长谷寿夫
中将就南京攻陷战所写的“军情报告”，作为其旧著《机密日俄战史》战后版的附
录，已公开发表。该报告也记述了惨无人道的歼灭战的情况。有一份中国方面的资
料，作为南京审判战犯谷寿夫中将的有关记录，办法务大臣官房司法法制调查部收
藏（《战争审判记录有关资料目录》，第一五四至一五五页），包括给检察官的陈
述书、给检察官的辩明陈述书、起诉书、对起诉书的申辩书、辩论、最终发言、判
决书、申辩书（上诉书）、不服申辩书（补充上诉书）等。其中一部分收录在五岛
广作编的《南京作战真相》以及郭歧所著《南京大屠杀》等书中。而且，据五岛广
作说，谷寿夭中将的《阵日记》现存放在防卫厅战史室，尚有八万八千字的《血泪
南京狱中记》之类的手记保存在他的遗族那里。
现在，我们可以翻阅一下两篇长短不一的手记，它们都是参加南京攻陷战的旅
团长的亲笔记录。
其中一篇是第十六师团第三十旅团长佐佐木到一少将写的手记，他对攻陷南京
时处置俘虏和残兵败卒的情况也作了忠实记录，收编在《一个军人的自传》（增订
新版）中。另一篇则是第十三师团第一○三旅团长山田丹二少将的笔记，其中有关
于在南京郊区草鞋峡大量屠杀俘虏的情况。对此，在铃木明所著《“南京大屠杀”
的无稽之谈》 一书中已有抄录和介绍（单行本《 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
一九一至一九五页）。
在山田少将指挥下实际执行大量枪杀俘虏任务的是第六十五联队长两角大住。
最近，在旧书展出目录中写着：“中国派遣军两角部队阵中日志，昭和十三、四年，
四卷”，现归高崎隆治所有。既然有了这四卷日志，那么有关南京事件的可称为至
关重要的记录――昭和十二年两角部队阵中日志也就可能被藏在什么地方了。
此外，我们还知道，在参加南京攻陷战的士兵日记中对南京事件也有某种程度
的记述。例如，佐佐木旅团长率领的支队所属西田的手记，以及已故外贺关次（卫
生队担架兵）的详细日记便是（参见本书第十八至二十一页）。这些材料尚未公开
发表。
再者，佐佐木元胜更不是战斗人员，却以野战邮政局长身份从军。他在战前所
著《野战邮政旗》里缀文描述了不知押往何处的俘虏和散兵的队伍、在下关发生的
大批枪杀以及扬子江岸边的凄惨情景。此书内容竟能获准出版，令人不可思议。当
然，有的地方也被删掉几个字，但它已于去年以新版的形式由现代史出版会出版了。
我认为，仅从上述介绍中就充分说明，所谓“几乎没有可认为是‘同时代的第
一手资料’”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第十三师团两角部队对俘虏斩尽杀绝的“回忆录”
我的旧著《南京事件》以及本书关于南京暴行的记述，都是从介绍《东京朝日
新闻》的报道开始的。《东京朝日新闻》报道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四日，两角
部队即第十三师团所属合律若松步兵第六十五联队，在南京近郊的幕府山炮台附近
俘虏了从南京城内溃逃而来的数达一万五千名中国士兵，包括士官学校大部分学生。
而且，该报援引了该部队随军作家秦贤助的“回忆录”（载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五
日号《日本周报》）说，这批俘虏数日后在扬子江岸边草鞋峡全被枪杀（枪杀地点
为草鞋峡，是根据中国方面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的书面证词）。
不过，铃木明曾经对福岛、仙台方面的第十三师团有关人员进行过采访，他指
责我们所说的情况与事实不符。并认为秦贤助所写的文章不可信（载《诸君》一九
七二年十二月号）。
至为重要的“回忆录”作者秦贤助已经故世。于是，铃木明访问了坂本，打听
秦贤助的情况。坂本在日华战争爆发同时，以《福岛民友》特派记者身份从军，参
加华中战线的乡土部队（若松步兵第六十五联队于昭和十二年九月编成，十月出征）。
据坂本说，秦贤助第一次前往中国时是昭和十四年。如果此是事实，那么秦贤助的
文章便不是“回忆录”，充其量也只能是传闻记录而已。我曾根据秦贤助文章后面
署有“原白虎部队随军作家”这一点，马上断定他的文章是“回忆录”，看来这是
我的误断。由此来看，秦贤助的文章里的确没有片言只字说他是描述了在现场所目
击的事实，这种传闻缺乏有力的证据。
我也看过秦贤助写的文章，有一点感到怀疑，即：两角部队既然已将为数一万
多名的大批俘虏押进南京城内，却为何又从太平门押出城外，再把他们全部杀光。
秦贤助说，两角部队将大群俘虏押进南京城内，当是入城之际，而且从四面八方陆
续不断地进入市京城的部队都带着人数众多的俘虏。对于带着这些俘虏进城之事，
铃木明说：“虽说‘从四面八方进入南京城的部队都带着大批俘虏’，但就连孩子
也知道，带着俘虏的战斗部队是不能攻打南京的。我试向前面提到的许多记者查明
此事，毋庸赘述，不可能有‘带着俘虏的部队’。”（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
无稽之谈》，第一八七页）
我也知道，带着俘虏的部队从四面八方进入南京城，这件情况不合常情，但也
未必不可能。“带着俘虏的战斗部队”并不是“进攻南京”，事实上却是在一部分
部队在南京城的扫射大体结束后，众多部队无视华中方面军司令官的命令，蜂拥而
进入南京城。因此，这些部队将在城外“抓到”的若干俘虏押进城内，这种情况是
可以想象到的。不过，仅就两角部队来考虑，这种情况的设想看来是不能成立的。
而且，铃木明说：“即便将幕府山的两万名俘虏押过城内行走，穿过太平门，
再带到从草鞋峡至下关一带予以杀害，但是两万名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大批啊！
让如此众多的俘虏在来回三十多公里的地方行走，从常识上来看也是不可想象的。
相信此事的人也觉得奇怪”（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一八七页）。
但是，估计要大批俘虏行走的路程有三十多公里，却有点夸大其词了。从幕府山经
和平门入城（约三公里），沿中央路向前走，到中山北路路口向东拐弯到太平门，
出太平门外，通过城外玄武湖东岸出和平门外，再到草鞋峡，如果沿着这条路线走，
其间路程约有二十公里（即使从金川门入城，沿着中山北路走，也只是多一公里而
己）。即便绕点远道，沿中山东路走，也只二十二、三公里之多。要走这些路程，
未必不可能。然而，强迫几天没有吃饱饭的俘虏走二十几公里的路程，未免太残酷
了。
在秦贤助的文章里写有这种可能与事实不相符的情况。而且，一般记事体文章
本身便是传闻记事。然而，能否因此断言秦贤助的文章所写情况都是虚构的呢？大
可怀疑。因为秦贤助后来随军，参加了两角部队，那时或许就该部队在南京的行动
获知了许多情况。因此，我认为，秦贤助所写的关于两角部队在幕府山下“抓到”
的大批俘虏的结局情况，是不能这样一概加以否定的。
铃木明所抓住的“事实”
铃木明否定了秦贤助在其传闻记事文章中所说的屠杀全部俘虏的事实。那末，
他在寻访报道中又是如何抓住“事实”的呢？
铃木明来到若松步兵第六十五联队所属第十三师团编组所在地仙台，访问了两
角联队长的上级指挥官山田旅团长，接着会见了被称为“第六十五联队的活字典”
平林以及“现仍在郊区从事农业生产的铃木”等人，从他们那里听到许多有关南京
事件的情况。这三人所谈的一个“事实”内容如下。
根据以山田旅团长为首的几个有关人员的证词说，山田旅团长决意违抗军司令
部关于“处理”俘虏的命令，毅然而然地将一万几千名俘虏带到扬子江对岸予以释
放，在举行入城式的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七日晚，要俘虏在扬子江岸边集中。关于
这天晚上在集中俘虏的地方所发生的事件，铃木明叙述如下：
总而言之，费了相当长的时间，俘虏们才抵达扬子江岸边，此时已是
漆黑一片了。俘虏们跟从着来到江岸，是相信了日本军所作的“送到北岸”
的许诺呢，还是一直忍耐着等待时机呢，现在就不得而知了。事实上，他
们不知道船只来了没有，也不知道日本军作了何种程度的准备。此时，在
俘虏中突然发生暴动。深夜，俘虏们在一片漆黑之中一齐逃跑。步枪和机
枪向俘虏扫射，这一点是确信无疑的。日本军方面也由于遭到了突然袭击，
显得一片混乱。后来情况怎样，那就不得而知了。第二天早晨天大亮时，
已有八具日本兵和一具日本军官的尸体，夹杂在一千多具（也有说几千具）
的俘虏尸体中间。这名日本军官战死在那里的情况，充分说明这起事件不
是纯属“单方面屠杀俘虏”（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
一九六至一九七页）。
看来，铃木明毋庸讳言地全盘相信了有关人员所谈的情况。可是，我却觉得铃
木明所采访的谈话内容里有不少疑点。
首先，我觉得可疑之处是，从收容所到扬子江岸边近在咫尺，却费了几个小时
时间押送俘虏。平林说：“出发时还是白天，仅几公里（一公里左右？）路，却走
了几小时。总之，到岸边集中时已是夜里。”山田说话的内容似乎相同，铃木明写
道；“费了相当长的时间，俘虏们才抵达扬子江岸边，此时已是漆黑一片了。”为
什么花费了这么长的时间，而且在一片漆黑的夜里要俘虏集中在岸边呢？
我们姑且先来研究一下花费时间押送俘虏这个问题吧。我在前面说过，秦贤助
说到在扬子江岸边屠杀全部俘虏前先让俘虏在南京城内走过，我认为大可不必如此
残酷。不过，我注意到从收容所押送俘虏到扬子江岸边所需时间，大体上相当于从
收容所到南京城内来回走二十公里路需要的时间，不由怀疑前面所作的推断是否妥
当？
其次，问题是为什么到夜里才要一万多名俘虏集中在扬于江岸边。铃木明曾问
山田，当时是用什么办法将俘虏押送到对岸的。关于渡船问题，铃木明问：“船有
多大，有几艘？”山田回答说：“大概有几艘吧，我看到一艘，能乘数十人，因而
是相当大的船罗。 在长江里是没有小船的。 ”据铃木明说：“他说话声音微弱”
（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一九五页）。难以想象，要动用数艘
这种能乘几十人的船只，将这么一大批俘虏渡过那么宽阔的长江，送到对岸，那是
何等困难。而且，夜间进行此事，显然要发生很大混乱。部队长官果然有这种信心
吗？只有一千人左右的部队要顺利完成这项繁重任务，这实在是莫大的冒险！即使
日本军方面有意释放俘虏，但在夜间将俘虏全部集中，而且又没有充分准备好渡船，
俘虏自当心怀疑虑，担心可能会遭到屠杀，因而企图一齐逃跑。即使发生这种事态，
也是必然的。这种危险，开始就应当充分预料到。如果发生这种事态，结果就会出
现日本军方面对大批俘虏进行机枪扫射、斩尽杀绝的情况，个中的道理岂不是一开
始就昭然若揭了吗？
我觉得，要释放大批俘虏到扬子江对岸，还有一个重大障碍。山田旅团长似乎
漫不经心地说过：“本应有一部分日本军渡江到北岸，但当时却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且不说“一部分”有多少，在南京对岸浦口，已经由从芜湖附近出发渡江到对岸的
第五师团的国崎支队占领。而且，与山田支队同属第十三师团的另一支队已由镇江
渡江，进攻北岸，切断了津浦线。这就是说，听凭可称之为赤手空拳的一万五千多
名敌军在那里附近一带活动。也就是说，自己周围一带虽有几万友军防守着，但山
田旅团也对大批俘虏束手无策，只好将他们送到扬子江对岸地区，由少量友军去处
置。谁能容忍这种令人担忧的作法？所谓“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是不负责任的遁
词。如此，我想说的是山田旅团根本没有打算释放俘虏，把他们送到对岸。
如果这种看法没有错，那就可断定要大批俘虏在晚间到江岸集中，是从―开始
就预料到会发现若干混乱而加以枪杀的一种策略。在这种情况下，俘虏或许已经意
识到了这种迹象，便在扫射命令下达之前发起了铃木明所说的“暴动”。因此，我
认为山田旅团有关人员关于在俘虏中出现“暴动”的证词，仅就这一点而言，并不
是虚构的。
有关这次“暴动”，铃木明说：“这名日本军官战死在那里的情况，充分说明
这起事件不是纯属‘单方面屠杀俘虏’。”铃木明似乎想说，在下关枪杀俘虏不是
“单方面的屠杀”，而是在释放俘虏过程中由于偶然发生的“暴动”所引起的事故。
正如我刚才所说的那样，“暴动”就是在扫射前也有可能发生，何况在开始扫射之
际，当然会发生很大混乱。在这种情况下，不难推测，加害于人的一方也会有人丧
亡。一名军官的死亡，未必能断言归之于在释放俘虏过程中发生“暴动”所引起的。
至于“释放俘虏”问题，还有许多地方需要研究。山田似乎对铃木明说过，打
算让俘虏逃到对岸。然而，据平林说，“俘虏由船渡过扬子江，送回到镇江的师团”。
根据平林的说法，不是“释放俘虏”，而是“将俘虏押送到后方”。这就相差很远
了，究竟谁对，谁错？尽管他们都否认“处死俘虏”，但同是有关人员的谈话，却
大相径庭。
据说， 山田旅团长让来自军司令部进行巡视的宪兵军官看了大批俘虏， 说：
“你看，这些俘虏能杀吗？”而且，听说俘虏了一万五千名残兵败卒的两角联队长
素以有人情味的部队长而闻名（现已去世）。他们这样一些旅团的首脑人物，不知
为什么，却为释放俘虏而苦思焦虑。然而，作为旅团长，果真能这样擅自采取行动
吗？“处理掉俘虏”，这是军司令部的命令。要违抗这项军司令部的命令，当然需
有必要的思想准备。即使这项命令出于那个担任上海派遣军情报主任参谋长中佐的
异常自信的独断决定，总之也是以军司令官朝香宫的名义发出的命令。旅团长对这
项军司令部和师团的命令置之不理，以自己的擅自决定来释放一万多名俘虏，这无
论如何也是不可想象的。
结果枪杀了俘虏，而本来是预定要释放俘虏并把他们送到对岸的――山田部队
的部分军官这样对铃木明说。他们难道不是十分内疚地强忍着而不愿说出其真相吗？
在审判时，应对事件负责任的人，如果其证词没有附上客观的证据，反而会显得缺
乏说服力，这是常识。因此，关于这起事件，当时肯定是很需要有士兵这样的有关
人的证词。我想，在两角部队的士兵中，尽管有不少人对俘虏是“处理掉”还是释
放问题一无所知，但对押送俘虏走一、两公里路却费了几个小时，这一点可能是会
记忆犹新的。如果能了解个中的情况，那就更能清楚地判断秦贤助所记述的文章之
证据资料的价值，而他的文章说两角部队根据军司令部的命令屠杀了一万五千名俘
虏。
此外，这已是三十五年前的事，谁也难免会记得不那么确切。例如铃木明说，
尽管坂本明确地说秦贤助是在一九三九年从军的，但他本人在攻陷南京时从军参加
两角部队，却对该部队抓了大批俘虏而无法处置一事也“全然不得要领”。铃木明
说：“从其面部表情来看，我不能说他在撒谎，看来多半是真的不知道。”与其说
不知道，不如说可能已从记忆中消失了，或坂本也不想讲出这起事件的真相来？
铃木明在采访中，也采访了曾攻占幕府山炮台的角田中队长，听到的内容，与
平林和铃木（现居仙台）的谈话大同小异。不过，在此前一天，铃木明事先没有联
系就去访问角田。据说角田醉醺醺的，说话颠三倒四，但那时角田目不转睛地盯着
铃木明说：“是我！我就是南京大屠杀的真正凶犯，你从谁那里听到这件事的？”
而且，他还对其妻子说：“怎么样？我和你，在日中邦交正常化后一起到中国去道
歉” （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1○○至二○一页）。据铃木明
说，喝得酩酊大醉的角田说话时“颠三倒四”。但是，他在三十五年前的处境非常
困难，作为当时“内疚于心而活着的”与事件有关的人员的证词，是头脑清醒时斟
字酌句地谈话，还是醉后随口而言，吐露了事件的真相？我们至今也很难作出判断。
◆ ◆ ◆ ◆ ◆
就提出证据的方式，本・达桑批评了《中国之旅》的著者本多胜一的态度，说：
“为了使人在证据面前表示沉默，提出的证据都是说明同一情况的，而省略、剔除
了不说明同一情况的证据”（《诸君》，一九七二年六月号，第二五一页）。但是
（本多胜一在《诸君》同年四月号上提出四个有关“砍杀百人”比赛的证据，所谓
“省略、剔除”那“不说明同一情况的”证据，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且不要说本
多胜一，就是本・达桑本人也肯定不知道有那种证据的），就这一点而言，铃木明
的采访报道的确是真实的，就连“不说明同一情况的证据”，也于采访后予以介绍，
诚可谓是难得的资料。在采访报道里看不到随心所欲的剪裁，即：对与事件有关人
员说出“事实”的谈话加以选择、取舍，只把与他所相信的事件情节相符之处适当
保存下来。即使前后有矛盾，也把听到的全都记下来。因此，我自然也能从他的文
章中得出与他不同的看法。
铃木明对拙著和其他文章进行了批评，说：“看了这些文章，我感到惊异的是，
这些人几乎都对对方所作的‘坦白’和文章之类的东西不加怀疑，都作为‘事实’
来构成事件。例如，社会上认为‘南京大屠杀’的主犯是中岛师团（我看未必如此。
――洞富雄注）。如果确是中岛师团，为何不去找一下中岛师团，听听该师团的人
的说法呢？秦贤助和今井‘目睹’了‘事件’，因而理应还有许多其他当时在南京
看到现场的人”（我虽也打算致力于尽可能进行资料批判，但就是没有亲自走访和
听取意见，寻找资料，对于这一点，我甘愿接受批评）。铃木明从这一批评出发，
努力“集‘目击’者的谈话之大成”，以期获知更具体的“事实”（单行本《“南
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一四八页）。暂且不论铃木明作了多少努力，但其此
番四出采访的行程，我认为恐怕也是到了采访的极限了。这一点，如果我推测有出
入，希能获得谅解。
山田旅团长的笔记
对以山田旅团长为首及其麾下几名军官对铃木明所作的谈话，我是这样认为的，
而且铃木的文章还介绍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料，故请允许我能转抄其中的一部分，
试对其内容作一探讨。这部分资料便是山田旅团长在占领南京时所写的笔记。这份
笔记才可说是第一手史料。
十三日 穿越阵地纵横的区域，寻找宿营地，但只见一片焦土，毫无
办法。前进中，获悉先遣田山大队占领了乌龙山炮台。南京城内已处于各
师团的扫射中。向前行进了一段距商，就宿于邵家塘。
十四日 要是被其他师团攻下幕府山炮台，有失面子。凌晨四时半出
发，向幕府山挺进，至炮台附近，前来投降的士兵甚多，感到难以处理。
附近的住宅、村庄皆被敌人焚毁。
十五日 为处置俘虏一事，正要委派本间少尉前往师团之际，接到的
命令是“处理掉”。各部队已无军粮，陷入困境。从被俘军官中获悉在幕
府山有粮食，遂去搬运。要给俘虏吃饭颇成问题。
十六日 派相田中佐前往军司令部，商量处理俘虏问题。监视俘虏，
实是田山大队长的重大任务。
十七日 举行入城式，参观中山陵、军官学校。军官学校比〔日本〕
陆军士官学校堂皇得多。下午五时返回。
十八日 为俘虏之事殚精竭虑。视察江岸。
十九日 为俘虏之事延期出发，上午全体出动加以处置。从军司令部
得到补给，吃日本米。
二十日 从下关前往浦口。途中尸体累累。十时至浦口，见到了国东
支队长（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一九一至一九五页）。
看了这些笔记，没有一处写有其企图违背军司令部的命令释放俘虏，以及这一
企图失败后结果发生屠杀俘虏的情况。相反，我们却看到这样意味深长的记述：十
五日那天，“为处置俘虏一事，正要委派本间少尉前往师团之际（师团总部设在后
方镇江。――洞富雄注），接到的命令是‘处理掉’”；十九日那天，“为俘虏之
事延期出发，上午全体出动处置俘虏”。
假设山田旅团长所写的和所说的，除这部分记录外没有其他的了，那么我们将
这部分记录与《东京朝日新闻》记者横田的报道联系起来看，即报道说山田旅团长
所属两角大佐率领第六十五联队在幕府山一举俘虏了中国军队官兵一万四千七百七
十七名，就立即可以确认这样一个事实；“山田旅团长遵照由第十三师团长下达的
军司令部的命令，于十九日上午下令两角联队长‘处理掉’俘虏，也就是说，在扬
子江岸边枪杀了全部一万五千名俘虔”。而且，我认为把这两份资料联系起来而得
出的推断，并不怎么有逻辑性的跳跃。
然而，根据山田旅团长的笔记而作出上述那种联想，并非没有问题。首先，是
发生事件的日期和时间。根据山田旅团长的笔记，可以估计那是在十九日上午。但
是，先前所介绍的住在仙台的铃木却说：“时间是在举行入城式的那天夜里。我记
得，我待入城式结束后回来，便听说回来得正好，现在就去押送”（单行本《“南
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页）。入城式是在十七日举行的。而且，据说
事件是发生在夜间。如前所述，平林所说的时间也一样。因此，我认为可以断定事
件是发生在夜间，而日期是十七日还是十九日，抑或是两天之间的十八日？这就不
甚清楚了。在拙著《南京事件》里推测为事件发生在十六日夜间，这当然是搞错了。
住在仙台的铃木说，屠杀的日期和时间是十七日夜间，实际上这一点不是没有
旁证材料。当时，南京金陵大学的战时见证人贝茨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作为检察
方面的证人出席了法庭。贝茨博士当时作证说：“中国军队大部分就在城外不远处
投降，并被解除了武装，七十二小时后被机枪扫射而死。地点就在扬子江岸边。”
此外，顺便介绍一下，贝茨博士继上述证词后，又说：“国际委员会雇用了工人，
旨在掩埋三万名士兵的尸骸。这是按我们的工作方针而进行的。葬身在扬子江里的
尸体以及用其他办法掩埋的尸体不计其数”（《远速》，第三十六号，洞富雄编日
中战争史资料8《南京事件》1，第四十九页）。贝茨博士所说的可能是十四日在幕
府山附近被俘的大批中国军队官兵。他说这批俘虏遭到屠杀是在十四日以后七十二
小时，即整整三天之后。因此，那是十七日发生的事件。然而，虽说是七十二小时
以后发生的事件，但它果真是正确的日期和时间吗？这一点尚有问题吗？
关于十七日的情况，还有一份资料。《野战邮政旗》的著者佐佐木元胜曾在十
二月十七日下午三时半左右入城式结束后，乘卡车前往紫金山参拜中山陵。傍晚，
他回到中山门时，在那里看到了一批被俘的中国军队。对此，他写道：“乘卡车回
城，在中山门前又遇到大批解除了武装的中国士兵，是〔大约七千二百名〕许多乞
丐似的长长的行列。没有一个人值得可怜”（新版《野战邮政旗》上卷，第二二○
页，一九七三年，现代史出版会出版）。方括号内所记的“大约七千二百名”这几
个字在初版时是没有的，但在新版时又恢复了。从这个数字来看，这大约是两角部
队在幕府山下抓获俘虏的半数。而且，那时这些俘虏似乎是在被屠杀的那天，在城
内示众后出太平门的。因此，佐佐木于十七日在中山门外看到的七千二百名俘虏，
与前面所说的不同，应当看作为是在当天或其他日子遭到集体屠杀的俘虏。
如此一来，日期与时间也有种种可疑之处，因而试图重新看一下山田旅团长的
笔记。结果便可以这样认为，十九日那天所记的“上午全体出动加以处置”，是出
动旅团的所有兵力，把前夜用机枪扫射而“处理掉”的俘虏尸体抛到扬子江里，这
天上午的“处理” 也就是“善后处理” 了。如果是这样，那末十八日那天所记的
“为俘虏之事殚精竭虑，视察江岸”的“殚精竭虑”意味着什么，使一清二楚了。
看来，事件似乎还是在十八日夜间发生的。自以为似乎不会有错的铃木（住在仙台）
所说十七日夜里这一记忆难道就不会记错吗？再者，关于这一点，南京国防部审判
战犯军事法庭对第六师团长谷寿夫中将的判决也说，十二月十八日夜间估计包括上
述一万五千名俘虏在内的幕府山下被俘军民五万七千四百十八人，在下关草鞋峡遭
到了屠杀（郭岐：《南京大屠杀》，第二二一页，一九七三年台北出版）。可以推
测，有关这起事件的判决，其依据显然是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的检察方面的
书证一七○二，即《根据南京慈善团体以及平民鲁?所报告的敌人大屠杀》中“鲁
?向南京地方法院提出的上述证词” （洞富雄编：《日中战争史资料》1，第一四
一页）。我想，将原来证据中关于十二月十六日的事件，在判决中改写为十八日，
是另有根据的。
十八日“处理掉”的俘虏尸体，其最后的清除工作（大概是抛进扬子
江）似乎十九日还没有结束。据铃木明说，“山田族团长委托驻军‘清除’
（指清除尸体）后开拔”（二十日前往扬子过对岸浦口。――洞窗雄注；
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五三页）。铃木明在先前说
过：“十七日至二十日的笔记只记了这一些”（单行本《“南京大屠杀”
的无稽之谈》 ， 第一九五页）。从其笔记的写法上来看，应当认为所谓
“清除”云云，似乎是根据笔记的记述。
俘虏的实际人数果真是八千吗？
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当时会津若松联队所抓获的“俘虏”一万四千七百七十七
人并非都是战斗人员。 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纂的《支那事变陆军作战》1对
这一万四千七百七十七人的处置问题是这样叙述的：“释放了非战斗人员，收容了
约八千余人。当夜，有半数潜逃。由于戒备的兵力和补给不足等原因，旅团长为处
置俘虏一事颇伤脑筋，便于十七日夜间准备将俘虏释放到扬子江对岸。正要向扬子
江岸边押送时，俘虏发动了暴动，并袭击了戒备的士兵，遇到危险的日本兵向俘虏
开枪射击，因而约有一千名俘虏被枪杀，其余逃跑，日本军也有军官等七人死亡。”
（《支那事变陆军作战》，第四三七页）
在防卫厅战史室编纂的战史里，仅对上述记述没有标明依据，这种情况是不多
见的。不过，这些叙述无疑是根据铃木明所写《“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一书。
因为除此之外，别无有关这起事件的第一手资料之类的东西了。但是，铃木明果真
撰写了与此相同的事情吗？
据铃木明的采访报道，山田旅团长说，他和两角部队长两人曾“逐一辨认当时
的‘俘虏’是否果真是军人”，并将战斗人员收容在用竹篱笆围起来的一所学校里。
这大概是说非战斗人员被释放了，但就实际收容的人数问题，铃木明写道：“听两
角部队长说，大概是八千人左右。”铃木明还曾访问了前少佐（战败时）平林，就
死者人数问题提问道： “嗯……该不是一干人吧， 是不是三千人？”（单行本《
“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一九二、一九九页）
铃木明仅提出这个数字，但战史室的有关人员操纵了这些数字，最后竟然在堪
称正史的战史上进行了不负责任的编造， 说是收容的战斗人员约八千， 半数潜逃
（这是编造） ， 在扫射中牺牲的俘虏约一千人，其余（大概是说三千人吧）逃跑
（这也是编造）。
另外，前面所说的数字，是山田部队有关人员对付本明说的，难道他们就不会
在记忆上有出入吗？ 本书第一编第1节开头所介绍的朝日新闻社记者横田的报道注
明是十六日，其中全然没有提及这样的内容：一半是非战斗人员，已予释放，收容
的战斗人员也在十四日夜里逃跑一半啦，等等。而且，收容的地方也并非是山田旅
团长所说的那种围有竹篱笆的学校，而是“二十二栋大营房”。我们认为，就资料
所具有的可靠性这一点而言，与其相信三十多年后写的回忆录，还不如相信当时在
现场的记者对耳闻目睹所写的报道。
铃木明怀疑，认为俘虏有一万四千七百七十七名略嫌太多了，也许是这个数字
的一半左右。我介绍一下，参谋本部在战时编纂的《支那事变陆战概说》也明确记
述了抓获俘虏一万四千人（《支那事变陆军作战》1，第四二八页）。
第十六师团有关官兵所说的“真相”
铃木明所采访的第十六师团有关军官和士兵达十人之多，在此我不能一一论及，
故列举该师团前参谋长中泽三夫少将的谈话要点，研究一下中泽三夫是否说出了真
相。
据说，中泽三夫先强调说：“所谓南京屠杀之谈，战后我在东京审判时才首次
听到，为之一愣。”继而他又断言：“我们负责城内警备，因而无疑是知道的，比
如，在难民区必设岗哨，不让士兵等入内。据悉，宪兵人手不够，但辅助宪兵则相
当多，宪兵过于严厉，以致遭到其他部队的抗议。所谓来自难民区的表示不满的报
告，从未听说过。在东京审判时引人注意的则是侵犯外国权益问题。然而，这却是
由于中国人打着外国的旗帜企图蒙骗而引起的纠纷。揭发难民区内的便衣兵，这是
日本军义不容辞的行动，绝无随意带走平民百姓而加以杀害之类的事情，而带走的
士兵则以俘虏对待。当时，我恰在南京。如果因南京城外以南有无数墓地，而以尸
骨之数说日本人杀害了多少人，那是大错特错了。”（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
无稽之谈》，第二三四页）
中泽三夫虽然这样说，但他作为中岛师团长的部下，又是参谋长，果真对南京
暴行一无所知吗？ 中岛师团长在南京攻陷战中， 曾受到松井军司令官的指责，说
“中岛今朝吾第十六师团长的战斗指挥违反人道”。可是，中岛不久便当上了南京
警备司令官，使中国人觉得可怕。对此，据说同属第十六师团的第三十八联队的助
川联队长也对铃木明说；“我记得，虽前往南京，但我对南京所发生的事件一无所
知，听说自己也许要在东京审判时成为犯人（助川未被起诉）大吃一惊。对我来说，
说是事件，真可谓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
第二四九页）。助川是佐佐木到一旅团长麾下的部队长官，而佐佐尔到一则是著有
《一个军人的自传》的性格刚毅的将军，他掌握着“南京事件”的关键。这个助川
还能说什么事实一无所知吗？而且，东京审判是审判甲级战犯的法庭，像助川这样
的联队长担心成为被告，也令人可笑。因此，不言而喻，铃木明所注“助川未被起
诉”并非是事实。
据说，当铃木明就田伯烈和埃德加・斯诺的著作提出问题时，中泽三夫简单地
下结论说：“我们没有干过，仅此而已。”对此，铃木明说；“明快而又坦率，是
无可反驳的发言。”铃木明并不否定南京事件的存在，却又为何对中泽三夫的全盘
否定，写出“无可反驳的发言”这篇可理解为全面支持中泽三夫的文章呢？这篇文
章是在欺骗读者。
这一点暂且不说，但我认为，在中泽三夫的谈话中否定暴行的每一句话，都是
伪证，对此，只要看一下本书第一编和本节后面所述，便一清二楚。
最后，我想对前面所引的前少将中泽三夫的谈话置一言。他在谈话结束时说：
“中国方面从南京附近收集尸骨，说尸体有多少具。然而，南京城外以南有无数墓
地，以尸骨之数说日本人杀害了多少人，却是大错特错了。”说这话的人难道真是
当时在场的负责人吗？连上海派遣军所发表的关于占领南京的战果，也说遗弃尸体
有八、九万具（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或说有八万四千具（昭和十二月二十
九日）。日本人说，中国方面特地抛开坟墓，挖出尸骨，并把它计算在南京沦陷时
的遗弃尸体中，等等。我们不妨想一想，中国人听到这种编造出来的谎言，将会多
么愤慨！
◆ ◆ ◆ ◆ ◆
铃木明在寻访第十六师团有关人员的旅行中，必定已发现了该师团第三十三联
队的一位名叫西田的士兵（住于三重县久居）每天写的随军日记。
对于西田所记之事，铃木明说：“他说得生动，较之军官说的更为出色”（单
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四三页）。我们与其尊重三十五年后写
的回忆录，还不如尊重当时在场者的每天所记内容。介绍山田旅团长的笔记是铃木
明在《诸君》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号上刊登的采访报道的压卷之作。今后如能在杂志
上原封不动地全文介绍这份稀有的宝贵资料，将不胜感激。《“南京大屠杀”的无
稽之谈》一书从西田手记中摘取了十一月份中的六天笔记作了介绍（第二四四至二
四五页）。但是，其中至关重要的在占领南京时所记的日记却被人隐藏了，这样就
无从知道事件的详细情况。
前军事有关人员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的证词
第十六师团前参谋长中泽三夫少将接受了铃木明的采访，就南京事件发责了谈
话。他在战后不久开庭的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亦曾作为辩护方面的证人出庭作证。
如此叙说，虽然偏离了对铃木明观点的批判，但我想在此让读者看一看日本军中有
关事件的负责人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采取了什么态度。
毋庸赘述，松井司令官不是下令屠杀俘虏、残兵败卒和对普通老百姓施加暴行
的人。他力图阻止这种行为，那也是事实。然而，他的部下官兵却无视他的有关严
肃军纪的训令，妄自采取了残暴行动。松井大将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被追究其
作为最高司令官应对部下的这种行为负责，判处了绞刑。我认为，这虽实属不幸，
却也出于无奈。山下大将在马尼拉进行军事审判时自然也处于同样的境地。
日本军在南京所犯大规模暴行是无可抵赖的确凿的事实。不言而喻，松井大将
也在前面所引的手记和谈话中承认了这一事实（参照本书第二二八、二三七页）。
尽管如此，松井大将为什么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没有如实承认这一客观事实呢？
事实上，他可能离开南京后就卧病在床，因而不了解事件的整个情况。不过他非但
没有一问三不知，而且对检察官就屠杀事件所作的审问，一口断定：“这绝对弄错
了，决没有理由存在这种罪状。我能以名誉起誓担保，并陈述如上”（一九四六年
三月八日审问调查书〔检证一○一○四〕 ，《远速》，四十四号，载前引资料1，
第七十七页）。此外，松井大将在宣誓供词（辩证二七三八）中也说：我相信，绝
对没有进行过像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检察方面所主张的那种有计划的集体屠杀这一
事实（《远速》 ，三二○号，载前引书1，二七六页）。他坚持这一主张，可能丝
毫没有考虑要减轻部下和他本人的罪责。那末，他为什么不肯如实承认事实，向中
国人民赔罪呢？
◆ ◆ ◆ ◆ ◆
对于日本军的暴行，不仅松井大将，就是站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法庭上的华中
方面军有关人员都异口同声地加以否定。举例如下：
当时华中方面军参谋中山宁人少佐的宣誓供词（辩证一三四五）说：
“我在南京举行入城式前后赴南京时，巡视了市内，所看到的中国人尸体
只有在下关附近一百具左右以及亚洲公园附近三十具左右，这可能是战死
的中国军人的尸体。除此之外，我没有看到平民的尸体和被屠杀的尸体。
听说，在南京俘虏约有五千名，而这些俘虏不仅没有被屠杀，而且据两军
的报告，已妥善地释放到扬子江对岸。”（《远速》，二一四号，载前引
书1，第二○四页）
当时在华中方面军参谋长武藤章大佐的审问调查书（检证第一○一○
五）中说：“我在南京正式入城时，随松井大将前往。而且，当时已发生
了十至二十起事件……我决不相信，也难以想象会有几千起事件发生。”
（《远速》，八十四号，载前引书1，第八十四页）
当时在第十六师团参谋长中泽三夫少将的宣誓供词（辩证二六六七）
中说：“在南京根本不存在日本军有计划地进行强奸的事实。我知道，虽
有少数触犯风纪的人，但这些人均已绳之以法.”（《运速》，三○九号，
载前引书1，第二四五页）
当时在上海派遣军参谋长饭沼守少将的宣誓供词（辩证二六六七）中
说：“我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六日、二十日、年底三次巡视了南京城内，
从未在城内看到尸体，只是在下关附近看到几十具战死的尸体，做梦也没
有想到会有几万具被屠杀的尸体。”（《远速》，三○九号，载前引书1，
第二五二页）
当时在第九师团山炮兵第九联队第七中队代理队长大内义秀少尉的宣
誓供词（辩证二六六八）中说：“中国兵的尸体，我只是在扬子江岸边看
到少许，未曾看到被屠杀的尸体等等。”（《远速》，三○九号，载前引
书1，第二三九页）
当时在第九师团第三十六联队长胁坂次郎大佐的宣誓供词（辩证二六
三七）中说：“我在十二月二十四日凌晨前一直留在南京，但我的部下没
有一个人犯罪……攻下南京后，未在南京城内外听到枪声。如果有机枪等
扫射情况，理当听得见，但从未听到过这种枪声。”（《远速》，三○九
号，载前引书1，第二三九页）
当时在上海派遣军参谋?原主计的宣誓供词（辩证二二三七）中说：
“所谓南京发生火灾，那也是日本军占领南京之前的事，占领后就没有发
生大规模的火灾。据我所知，只有极小部分地方失火，大部分市街并没有
烧到。”（《远速》，三一○，载前引书1，第二五八页）
当时在第十军法务部长小川关治郎的宣誓供词（辩证二七○八）中说：
“我于十二月十四日中午左右进入南京，下午巡视了第十军的部分警备地
区（南京城内南部）。当时仅看到六、七具战死的中国兵尸体，没有看到
其他尸体。”（《远速》，三一○号，载前引书1，第二五六页）
所举例子似乎有点过于繁冗，我觉得这些证词竟然说他们都是清白无辜的。可
是，武藤章中将在上述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日的审问（检证一○一○五）后，于四
月二十二日进行的审问（检证二二七三）中不得不承认发生过暴行事件，回答说：
“在南京，原决定由两个或三个大队进入市内，可是结果全军都入了城，终于在南
京发生了掠夺暴行事件。”（《远速》，一五九号，载前引书1，第一七二页）
◆ ◆ ◆ ◆ ◆
关于前面所引小川关治郎法务官的证词，最近公开发表了他亲笔写的资料，颇
为有趣地暴露了那完全是伪证。《军事警察（宪兵和军法会议）》第六卷作为《现
代史资料续编》出版，第一次分发给订购者，书中收录了《第十军法务部阵中日志》。
这份日志是不值一提的记录，但在附录“月报”中刊有小川的部分随军笔记却是引
人注目的资料。值得庆幸的是，通过随军笔记可以检验小川宣誓供词记述内容的可
靠性。
如前所述，前法务官小川在其宣誓供词中说，他在巡视第十军的部分警备地区
（南京城内南部）时“仅看到六、七具战死的中国兵尸体，没有看到其他尸体”。
然而，事实又是如何呢？在这份随军笔记里记下了如下事实。
〔十二月十四日〕上午十一时，乘汽车外出，与兽医部长同车出发。
据说，到南京有十八里路程……驶近城墙南门（中华门。――《第十军法
务部阵中日志》注）。为货车、载客汽车、车辆等所阻，不能前进，停车
约一个多小时……路上看到中国正规军士兵的尸体重重叠叠，并着了火在
焚烧。日本兵看到足下横卧着的尸骸，也几乎都不以为然。由于路上全是
尸体，有的士兵在行走时跨过正在焚烧的尸体，犹如对人类的尸体之类已
无感知。渐至南门前（下午三时三十分。――《第十军法务部阵中日志》
注）……进入南门后，看到路边两侧中国兵的尸体成堆。
〔翌日十五日〕下午，外出视察市内情况。所有十字路口均设置了铁
丝网，而在铁丝网旁边又有几个中国正规军的士兵倒毙在地，日本兵并在
其衣服上点火焚烧。目睹此状，我别无异样感受。日本兵也几乎毫无感受，
视之犹如路边之物，这种情景不是身在战场上所能看得到的，各处依然是
熊熊烈火，黑烟冲天。
对两种记述作一番比较，便可看出供词的伪造情况，甚至令人感到滑稽可笑。
如果说不愿涉及与己不利的事实，尚情有可原，但在这里竟篡改事实，敢于作伪证。
从这一例子中可以窥知，他们所说的和所写的，如在法庭上宣誓后所提供的证言、
宣誓供词等，大都令人难以置信。
且说小川这篇随军笔记，它是在现场每天记下来的，还是后来整理后加以誉写
的，不看到原件则不可断言。可是，该随军笔记收藏在什么地方？我们却一无所知。
这点姑且不说，但可以推测，这份随军笔记是反映南京事件真相的重要资料。
不知何故，至关重要的十二月十六日至十九日的日记却没有介绍出来，令人不胜遗
憾。
◆ ◆ ◆ ◆ ◆
关于就日本军所犯违法事件的处置问题，两位负责人即两个军团的法务官在其
宣誓供词中提供了如下证词。第十军于十二月十三日进入南京城，同月十九日调防。
该军的法务部长小川关治郎说：“在驻留南京期间，我未曾听到关于日本兵有违法
行为的传闻，而且也没有人对违法事件进行起诉。因为日本军处于作战状态之中，
军纪颇为严格”（前引宣誓供词）。上海派遣军法务官兼检察官冢本浩次说：“对
破坏军纪、风纪者则予以严肃处置。十二月和第二年一月中所调查的事件仅十起左
右。在处分者中，军官有四、五人，其余大都是士兵所犯下的零星事件，从未处理
过集体屠杀案犯。”（宣誓供词〔辩证一○七四〕，《远速》，第二―一号，载前
引资料集1，第一九二页）
松井大将也在他那前面介绍过的手记中说，受到军法会议处置的，包括军官在
内有数十人。因此，我认为这两个法务官所说的情况基本上是事实。
且看小川法务官所说的情况。诚然，看了前面所说的《第十军法务部阵中日志》，
可知在十二月十三日占领南京前，触犯风纪者，如对中国人进行杀人、强奸、猥亵、
放火、掠夺等情况，收到宪兵队提交的报告有二十二份（此外，关于伤害军马、威
胁上司、临阵脱逃者各一份），但在十四日至十九日第十军驻留南京期间却没有受
理过一份搜查报告。也就是说，仅就军法会议而言，宣誓供词所说的并无虚假。
不过，不应该由于起诉的件数少，就说触犯风纪者也少；也不能由于在南京无
一份搜查报告，因而说没有违法事件发生。法务部没有对罪犯进行搜查的权利，只
有直属军司令部的宪兵押来嫌疑犯时才能起诉。因此，虽有违法事件，但宪兵不拟
搜查，或者违法事件频繁发生，无法处理，这时审判等于零。最重要的是，当初在
占领南京之际，甚至连非常重要的宪兵也寥寥无几，捉襟见时，这在前面已有详细
叙述（参照本书第一○七页以后）。
日本军对俘虏和便衣兵进行集体屠杀，无疑是根据命令执行的，因而，这些执
行者当然不能成为惩罚的对象。对普通老百姓的残暴行为，出于维护军纪的需要，
理应根据从严惩处的方针加以处置。然而，如前所述，南京由于日本军的占领，已
成为地狱。在那里，暴行屡屡发生，不计其数，陷入无法处理的状态之中，因而事
实上不可能对犯罪行为进行惩处。于是，就发生的事件，提出不足几百分之一的例
子，判处轻罪，敷衍了事。
◆ ◆ ◆ ◆ ◆
以中泽三夫少将为首的许多参加南京攻陷战的高级军官，以辩护方面的证人身
份出庭参加了远东国际军事审判，他们都否认曾进行过大屠杀这一事实。这不只是
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出庭的证人的态度，而且也是当事人一致表现出来的态度。
唯独一个有关人员肯定了这一事件的存在，他便是在南京的特别军事法庭上以大屠
杀事件的负责人身份被判处死刑的第六师团长谷寿夫中将。以B・C级战犯而成为这
起事件的被告人仅谷寿夫师团长一人，其他军司令官、部队长官以及参谋长等人均
免予起诉。然而，谷寿夫中将虽认为自己无罪，却也承认有大屠杀之事实，并要求
惩处大屠杀的负责人。谷寿夫中将在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一日被宣判死刑的第二天提
出上诉，说：“应当先向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许多部队长查明事实的全部情况，然
后确定真正的犯人。”（五岛广作编：《南京作战的真相》，第二三六页）
还有一份冈村宁次大将所作的有关记录，当时，他是派遣军首脑人物，他作了
承认南京事件的发言。冈村宁次中将曾经于―九三八年八月担任第十一军司令官，
他在其回忆录中谈到：“在上海登陆后一、两天内，从先遣部队宫崎参谋、华中派
遣军特务部长原田少将（一九三七年七月任驻华使馆武官。――洞富雄注）、杭州
特务机关长荻原中佐等人那里听取了情况，总的情况如下：一、攻陷南京时，事实
上确实发生了对数万市民大肆进行掠夺、强奸等暴行；二、第一线部队有以补给为
名杀害俘虏之弊端。”（《冈村宁次大将资料》，上册，第二九一页）
对遗弃尸体掩埋表之怀疑以及市民受害之“实际数字”
关于遗弃尸体的掩埋数字，铃木明对中国方面的主张也是持极端批判态度的。
负责掩埋南京城内外遗弃尸体的，生要是慈善团体即红?字会和崇善堂。据它们在
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的书面证据，认为处理的尸体数目惊人：红?字会处理了
四万三千零七十一具；崇善堂处理了十一万二千二百六十六具。
铃木明与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的辩护团体一样，认为这个数字缺乏可靠性，他
说：“即使充分理解红?字会和崇善堂的善意，南京有关人员也一眼即可看出这个
数字是夸大的”（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一五页）。不仅是
铃木明，可能谁都会对这一过于庞大的数目，表示怀疑，都想说，在未看到原始资
料前不能妄加评论。然而，日本方面理当预料得到，掩埋队提交的报告尚在，所以，
可想而知不必担心中国方面也会向法庭提出虚构材料作证的。现在，我认为前面所
说的数目是完全可信的（关于遗弃尸体的数目问题， 另参照本书第一编第6节以及
以后的第三三四至三三六页、第四○七至四○八页）
总而言之，遗弃尸体的数目相当大。处理尸体花了近一年时间也丝毫不足为奇。
因此，所谓“在业已清除过的中山门附近等地，五个月后不可能还有那么多尸体”
的反驳是不能成立的。据说，五个月、十个月后，甚至一年半后，在部分小河里还
填满了白骨（参照本书第一九八页）。
◆ ◆ ◆ ◆ ◆
铃木明也批评了中国方面关于在特定地点遭受屠杀的说法。为此，我对此作一
叙述。
据悉，在南京市当局编印的某本《南京大屠杀摄影集》里开头刊登的“大屠杀
地图”上，在雨花台处附有“万余人被杀”的说明。对此，铃木明说，那里附近民
房全部焚毁，绝无居民，即使后来有人被带到这里来遭受杀害，也不能认为是大量
的。他还介绍了雨花台永宁寺住持的证词，说“决没有在这一带杀过人”，以为这
是事实（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六二页），那是铃木明于一
九三八年一月前后从前独立大队炮兵联队石松那里听来的。
诚然，南京攻陷战结束后，没有在雨花台进行大量屠杀的事实，我认为这一点
是可信的。不过，当时这一带几个月来遍地都是大量遗弃尸体，那也是事实。据崇
善堂掩埋队留下的资料，一九三八年四月九日至十八日，在城外的兵工厂、雨花台
地区掩埋了二万六千六百十二具尸体。
这样多的遗弃尸体，可以说不是由于屠杀造成的，而是通过歼灭战这一正当的
战斗行动导致的伤亡的结果。然而，中国方面看来，这却是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据
说，在雨花台，有两、三万中国兵在撤退时遭到日本军的扫射，哭声连天、尸骨成
堆、血流过胫，一片惨状（参照本书第二十六页）。
由此看来，在“大屠杀地图”上的雨花台处附有“万余人被杀”的说明，也就
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了。顺便介绍一下，从正面进攻雨花台的第六师团，分出其一
部分部队迂回到南京城西侧，在该地区也取得了骇人听闻的“战果”（参照本书第
二十六至二十七页）。
此外，据说在“大屠杀地图”上这样写着：在离南京城东北八公里左右的扬子
江岸边燕子矶有数万普通平民百姓遭到屠杀，在其附近的观音门有三万普通老百姓
遭到屠杀。对此，铃木明表示怀疑：数万普通老百姓逃进这一地势险要的山地，是
“绝难想象”的。他还特地说，南京附近的人们若要躲避战火，是不可能向日本军
进攻过来的东南方向或正东方向逃跑的。不过，日本军的进攻出乎意料地迅速，南
京附近的居民如有人不能渡江到对岸，不能前往平地开阔的南面或西南面，那就要
么进入南京城内，要么即使与日本军的进攻路线相遇，也宁可逃进东北面的“形势
险要”的山地，认为那是“安全之地”。我认为这不足为奇。当然，正如我在旧着
《南京事件》中所指出的那样（参照本书第七十二至七十三页），发生在燕子矾和
观音门的这起大屠杀是怎么回事，由于检察方面未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来，
所以对牺牲的人数尚存有疑问。然而，不管怎样，总不能认为中国方面捏造了这种
谣传。
◆ ◆ ◆ ◆ ◆
关于金陵大学教授史迈思博士负责进行的南京地区战争受害情况的调查结果
（Lewis S. C. Smythe, War damage in Naking area, December, 1937 to
March, 1938, Shanghai，1938.），前面已作了介绍，并进行了批判（参照本书第
二一二页以后）。铃木明也提到了这个调查，他认为在每五十户房子中挑选一户进
行调查是极为精确的实况调查（顺便说一句，人们经常谈论的视听率调查比例是在
一万七千余人中挑选一个人。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五九页）。
根据这次调查，可以推算出南京城内居民的受害情况，即因日本军的暴行而致死者
二千四百五十人，受伤者三千零五十人，被强行拉走者四千二百人。被强行拉走者
后来由于下落不明，这个数字与死亡的人数相加，估计有六千六百名市民遭到了屠
杀。
如前所述，铃木明认为这次调查是“极为精确”的调查，但另一方面，他又说
“这些数字在调查方法及其他方面有多大的正确性，现在无法断定”。但是，铃木
不相信掩埋队处理尸体的数目，却断言：“仅就这起‘南京事件’而言，这是唯一
重要的数字。”
是不是“唯一重要的数字”暂且不论，就连那史迈思教授也意识到由此推算而
得出的市民牺牲的人数太少了。于是，史边思教授在报告中注明，根据城内外掩埋
的情况谨慎推算，结果表明有一万二千名市民遭到屠杀。关于一万二千名这一数目，
同是金陵大学的贝茨博士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法庭上作证说：“史迈思教授和我经
过种种调查和观察，结果得出一致结论，即：在我们确切所知范围内，城内包括男
女和儿童在内的非战斗人员有一万二千人遭到杀害。”不过，这一万二千人仅限于
在“安全地带及其附近地区”调查所得的数字。贝茨博士进一步作证说：“市内其
他地区还有许多人遭到杀害，而我们无法调查这些人数。而且，在市区外被杀害的
人也相当多。我前面所说的，不包括屠杀中国兵，也不包括屠杀曾经当过兵的几万
中国人。”（《远速》，第三十六号，载前引资料集1，第四十九页）
可想而知，这次南京地区战争受害情况的调查，在南京事件构成起诉原因而进
行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毋宁说是有利于被告的证据。但是，辩护方面最终没有将
这份报告作为书面证据提出来。我想，这可能是因为连辩护方面也对这份资料所示
数字的可靠性表示怀疑。在《南京地区战争受害情况》中所统计的有关死者的数字，
不能照用， 这在本书第一编第6节《关于牺牲人数的估计》中已有详尽的叙述，故
在此不再重复。然而，一段时间来没有提到南京事件的铃木明，却又打破了沉默，
在一九八二年十月号的《文艺春秋》上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敬告〈人民日报〉
总编阁下》。他在文章中重又提出了在史迈思的调查报告中所见到的受害市民人数
的统计。当然，他一句也没有提及我对该调查报告所作的批判。对于他，只能将他
定为是一个“企图蒙骗不太明了事实的读者” 的人物（参照本书第二编第1节中的
《对批判未予答覆的铃木明和山本两人》）。
马吉牧师的批判当否？
田伯烈所著《日军在华暴行》（中译本题为《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在
书后附有“难民委员会对日本提出的抗议书”，列举了四百二十八起（正确地说应
是四百四十四起。――洞富雄注）日本军的暴行事件。铃木明说，根据这些报告来
看，在占领南京后的六十天左右时间内，他们所能知道的强奸事件约有八十起（单
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一五页）。不过，田伯烈在其书后附录的，
自然不是国际委员会所列举的日本军暴行的全部事件，实际上只不过是四百四十四
起中的一百三十起左右而已。因此，可以把八十起强奸事件视为这一百三十起左右
中的一部分。
此外，铃木明还说：“马吉牧师的证词抽象而夸张地解释了这份记录（安全区
国际委员会关于日本军暴行的报告），不具体。马吉牧师在信中说：‘十六日有一
千名妇女被强奸。’但在《难民委员会记录》中关于十六日那天的报告写的是受害
人数充其量总共只有十二名”（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四八
页）。铃木明所说的马吉牧师的信，就是田伯烈在书中所引用的、马吉致其在上海
的妻子的那封日记体的信。铃木明所依据的是从该书中译本翻译过来的转译本，其
中说：“昨天（十六日。――洞富雄注）白天和夜里遭到强奸的妇女至少在千人以
上。”但是在马吉牧师的信中，此处应正确译为“自昨晚到今天（十七日。――洞
富雄注）白天，有一千名妇女被强奸”（前引资料集2，第三十四页）。
铃木明把十六日的受害人数充其量定为十二人，这自然是根据《南京安全区档
案》定出来的。不过，正确地应当说这是一起由八个以上军官和士兵所强奸的超过
七名妇女的案件。因此，应把“充其量总共只有十二名”改为“至少也有十二名”。
此外，我还想提请注意该委员会所报告的一个事实：在广东路某处，从十三日至十
七日，有三十多名妇女被强奸。根据南京安全区档案，，第二天即十七日还有三十
四名（十七起）妇女被强奸。除此而外，大学对面和第二条马路，各处都有人被强
奸，而且在五台山小学也有许多人被强奸。
然而，这只是在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记录中所看到的，不能认为是在安全区发
生的强奸事件的全部。马吉牧师在其上述信中，又就十六日那天的强奸事件写道：
“从那天早晨起似乎就有人来报告强奸事件。即使在我们熟悉的人们当中，亦有一
百多名妇女被日本兵强行带走，其中十七人是大学图书馆的职员。但在自己家里被
强奸的人肯定要多几倍” （前引书2，第三十三页）。而且，前面所说的贝茨博士
是当时管理金陵大学的负责人，该校收容了三万名难民。他和安全区委员会分别每
天向日本人使馆报告在其管辖范围内所发生的日本军的暴行事件。他后来还作为证
人出席了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法庭，当时曾就十六、十七日所发生的强奸事件作证说：
“我曾报告，十二月十六日，日本军从南京大学带走了许多妇女，而且又于第二天
报告说，前一天晚上日本军强奸了三十名妇女。在十二月十七日向日本官宪报告说：
‘你所见之处以及你的邻居所见之处，正在继续发生令人可怕的残酷行为。’我于
十二月十八日的信中又报告了前一天晚上发生在南京大学（金陵大学。――洞富雄
注）校园内六座建筑物里持续进行的强奸事件。”（前引书2，第五十三页）
铃木明难道也能断定这些证词是虚假的吗？
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马吉牧师把十六日夜里至十七日白天被强奸的妇女定为
一千人，这也是大致推测，但仅根据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所列举的，说实际受害人是
十二人啦、四十人啦、一百人啦等等，都是令人可笑的。在留在南京市内的二十五
万乃至三十万市民中，有十五万以上的市民在安全区内避难。管理这一包括十个难
民收容所在内的安全区委员有十五人，即使加上中国的委员助理，其人数也是屈指
可数的。在这种情况下，委员们不可能听到发生在安全区内的所有事件。而且，可
以想象，即使收到了报告，也不可能如数报告日本大使馆，而且关于强奸等情况，
受害人及其家属大都隐情不报（参照本书第八十六至八十七页）。再有，就安全区
的委员们而言，在安全区以外的市区内发生了什么事件，他们就不得而知了。
马吉牧师估计，从十六日至十七日，在南京被强奸的妇女有一千名，这是根据
日本兵横行不法。使全市处于恐怖状态之中和兽性大发作的传闻而作出的大致推测。
当然， 这可以说“不具体” 。但马吉牧帅所说的一千名妇女被强奸”，铃木明说
“是抽象而夸张地解释了这份记录”（即表示受害人有十二人的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的记录。――洞富雄注；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四八页）。
对铃木明的这种简单的解释，我不能同意。
前面提到的金陵大学博士贝茨曾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作为证人作证说，仅根
据“安全地带的国际委员会报告”，在南京占领后不到一个月，“估计发生强奸事
件八千起” （《远速》，第三十六号，载前引资料集1，第五十页）。另一方面，
国际委员会主席、德国人拉贝在一月十四日致德国驻上海总领事的信中写道：“强
奸了约两万名妇女” （《远速》，第五十九号，载前引书1，第一六六页）。拉贝
所说的两万人大概是对全市被害人数的估计数。说八千起事件也好，两万人也好，
我也不是不觉得有些夸张，但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也是辩护人的博学之士泷川政
次郎博士，曾于南京沦陷后半年访问那里时记下了这样一段话；“据我所乘的人力
车车夫对我说，现在南京市内，没有一个姑娘不遭到日本兵的暴行。”（《新版：
评东京审判》，下册，第九十六页）
对马吉牧师的手记表示怀疑的铃木明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他说：
试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在十二月二十八日那天手记里马吉写有这样一
段话：“星期二。天气恶劣，先下微雨，继降大雪，这是我们一向所恐惧
的。难民区的几乎所有草棚都漏雨，简直等于狗窝，遍地泥泞，难以插足。”
二十八日是星期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查阅了当时记录，二十八日
却是晴天。第二天，即二十九日，早晨稍微降了一点小雪，但很快就停了，
转为阴天。除二十九日外，几乎都是“晴天”（这段记录，在《诸君》一
九七三年一月号里没有刊登，在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
一一三至一一四页里有补充记述）。
铃木明根据“当时的记录”指出，十二月二十九日早晨稍微降了一点小雪，随
后便转阴，但在此前后，每天都是“晴天”，而马吉牧师却把十二月二十八日那天
写成下大雪。如后面所述，若是十二月二十一日以前每天的气候情况，我也知道一
些，但后来的情况就不甚清楚了。如果有记有占领南京当初的每天气候情况的“当
时记录”，我很想查阅一下。
或许正如铃木明所说的那样，二十八日是个晴天。据铃木明说，马吉牧师把十
二月二十八日的气候情况写成先下微雨，继降大雪。不过，这种说法却略有舛误。
铃木明所依据的是中译本《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我查阅了英文原文，在书中
是这样写的：“十二月二十八日，星期二。我们所担忧的是天气恶劣。先是下起蒙
蒙细雨，随即下起雪来。虽说是草棚，但大多简直就象狗窝，住在里面的可怜的难
民，其境遇更为悲惨。因为这些草棚大多数不能避雨，而且遍地泥泞”（洞富雄编
前引资料集2， 第四十一页）。乍降即露的小雪与“大雪”，情况殊不相同。要批
评别人所写的文章，严谨地弄清其所写内容，则是个前提。在这方面，理所当然，
不应该根据有出入的译文，而是必须根据原文进行研究。
这点暂且不说，也许如铃木明所说的那样，二十九日那天下雪，而在那前一天
则是晴天。尽管马吉牧师误写为二十八日下小雪，恐怕也不能据此怀疑那位牧师的
手记的可靠性。即使是日记体的手记，也有不少是在隔天记写的情况，因此，在执
笔时由于记忆错误，将发生事件或事实的时间前后错写一天，遗误于后世的研究工
作者，这种例子可以举出不少。但我想再次请教铃木明，希能告知记有十二月二十
八日是晴天，翌日二十九日是小雪的那份“记录”的名称。
铃水明说：“田伯烈所写的主要是以难民区为中心的南京城内发生的事件。而
且， 至于有关南京的事件， 则主要是美国牧师――估计是马吉的手记”（单行本
《“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一一页）。对此，正确地说，田伯烈编著的
那本书是由正文十章（包括序和结论在内）和附录资料七篇组成，正文的前三章内
容是有关南京的，在这部分里，马吉牧师的手记占百分之五十五，贝茨博士的手记
占百分之三十五。不过，在田伯烈所编著的那本书中收录的有关南京事件的记录，
不仅仅是这一些。作为附录，该书还大量收录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向日本大使
馆提出的关于日本军的暴行报告和公函。尽管如此，仅就田伯烈编著的那本书的正
文而言，可以说“至于有关南京的事件，则主要是马吉牧师的手记”。马吉牧师也
出庭参加了远东国际军事审判，他和贝茨博士、许传音博士一起就南京暴行事件作
了长时间的陈述，并各都准备了长篇大论的宣誓口述。
如此，马吉牧师是有关南京大屠杀事件的重要证人，这是事实。虽然铃木明试
图指出这位马吉牧师的证词有矛盾和悖谬之处，但如前面所看到的，其批评没有作
用。然而，一部分人对铃木明的著作――包括他对马吉牧师的批评在内的评价依然
很高，如渡部升一，他作为导演活跃于社会，博学而声誉颇高。他挥笔疾书，竟然
这样说：“‘南京大屠杀’使我们羞对世界尤其是羞对中国，这是所谓日本军在南
京杀害三、四十万士兵和男女平民百姓的事件。但是，此事也通过铃木明的详尽的
调查报告即《“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一书而真相大白，这种事件无论如何想
象都不可能存在。它证明，这次大屠杀的所有传说以及文件的来源都集中到一处。
南京大清杀是美国牧师马吉造的谣，而且查到底，这些谣言无一能找出像样的事实
根据。总之，日本人由于一个不负责任的外国人的造谣，而被打上了集体屠杀几十
万中国人的烙印。”（《历史的阅读方法》，第一三五至一三七页）
这实在是粗暴的议论，尤其是针对马吉牧师的议论，应当说是无视事实的造谣
生事。即使铃木明本人也决没有说过这种活。看来，渡部升一大概没有仔细看过铃
木明的那本著作。
所谓“经常是同一个目击者”
南京的姜福根曾接受了本多胜一为写《中国之旅》而进行的采访，后来又同访
问南京的三留理男见了面（《中国报道》，载《每日周刊》，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
九日）。姜福根还亲自投稿《控诉南京大屠杀》一文，刊登在《人民中国》一九七
二年七月号上。南京的外事工作人员曾多次向日本人介绍了姜福根在少年时代的痛
苦遭遇，这种心情，我想是十分容易理解的。不过，铃木明却由此产生了一个残忍
的提问，说：“能介绍南京大屠杀的，难道只有当时年仅七岁的姜福根一个人吗？”
（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一九页。）每当想起看到此文的南
京人的愤恨和中国人民的满腔怒火，我的心情便十分沉痛。
南京的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审判战犯法庭（后改为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仅
审判了应对南京事件负责的第六师团长谷寿夫中将，并处以死刑。据谷寿夫中将的
遗书《血录南京狱中记》说，这次审判仅让受害市民七十五名男子、二十五名女子
作为证人出庭（五岛广作著：《第六师团无事实根据》，一九六六年在《熊本广播》
连载）。当然，这并非说受害人只有这些，而是考虑到审判的进行，仅选出了一百
个受害者。在这些人当中，尚有几十个人健在，何不找他们采访一下呢？倘若此事
不成，即使去台湾，自然也能从与蒋介石一起逃到那里的中国人中间找到南京暴行
的受害者。我也间接地知道一个人，此人是身负三处刀伤而活在世上的南京事件的
受害者。
在南京开设的战犯军事法庭上对谷寿夫中将的审判，如本书正文所述，
似有一百名证人出庭作证。据在这次审判中“对起诉的申辩书”所说，谷
寿夫中将被追究的罪责是杀害九百多人，强奸四十多人。而且，据“不服
判决补充呈报书”所说，自十二月十二日至二十一日，第六师团在中华门
一带所犯事件共达三百七十八起（五岛广作编：《南京作战的真相》，第
二二八、二三六页）。
顺便说一句，在南京的战犯军事法庭受审的与南京事件有关人员，除
谷寿夫中将外，还有第十六师团的两个少尉（有砍杀百人比赛的嫌疑）、
一个大尉（有砍杀三百人的嫌疑？），共计四人，都被判处死刑（法务大
臣官房司法法制调查部编：《战争犯罪裁判史概要》〔一九七三年八月〕，
第三五○至三五一页。同调查部：《战争审判记录有关资料目录》〔一九
三三年七月〕，第一五四至一五五页）。除谷寿夫中将外，其余三人可以
说是在“南京大屠杀事件”前参与屠杀的人，因而应该认为与南京事件无
直接关系。
德丁记者的报道
铃木明说，要揭示事件的真相，第三国人的资料是最为可信的。他找到了《纽
约时报》 南京特派记者德丁寄往报社的报道与电报， 并介绍了其中的一部分内容
（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一六六至一六七页）。这位记者在南
京被占领时的三、四天内，详细目睹了日本军的行径。
铃木明在前面提到的那本书中说：“过期的《纽约时报》沉睡在东京大学新闻
研究所的地下仓库的深处，散发着一种独特而又浓烈的书蠹霉味。事实上，我万万
没有想到能如此轻而易举地看到《纽约时报》的原件，不禁哑然。在洞富雄编撰的
书籍里有一篇文章说：‘德丁的报道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刊登在《纽约时
报》上’（根据检察方面为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而提出的德丁的宣誓口述〔检证一
七九二，未提交〕，不过记错了时间，参照后面的记述。――洞富雄注）。洞富雄
之所以没有发现它，我想是因为要找到过期的《纽约时报》相当困难。”铃木明还
谈了他那煞费苦心地寻找该报的经过：我们俩花了两天时间，逐页翻阅了十二月份
和一月份每天多达六十页的《纽约时报》，寻找德丁这个署名，结果缺少了引人注
目的十二月二十四日那天的报纸，后来总算在一月九日出版的那天报纸上发现有十
二月二十二日由上海航空邮寄的长篇大论的报道。据他说，那是在“盛夏，在没有
空调机的阅览室里”进行的艰苦劳动。其实，我早在此几个月之前就想到把这些资
料收进南京事件资料集里，充作《日本战争史资料》中的两册。我怀着希望或许能
找到德丁的报道的侥幸心理，查阅了东京大学以及其他各处所收藏的《纽约时报》
原件。
正如铃木明所说的那样，我迄今为止没有看到过引人注目的那一天的《纽约时
报》。我想，这些刊有德丁记者撰写报道的报纸当然被检查后没收了。战后制成的
该报缩微胶卷，因日本各地都没有日华战争爆发前后出版的那些报纸，所以没有努
力去查找。不过，我自我检查，觉得这样编撰资料集是太疏忽大意了。于是，我明
知也许劳而无功，还是想去东京市内各处收藏《纽约时报》的地方大体上把它创览
一遍。就这样，我决定先去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查阅了该报的索引。幸好，在该
所阅览室里也偶然备有一套刊有引人注目的那些报道的前后几年《纽约时报》的索
引。最近，似乎有一整套影印版的索引上架收藏。我记得，那时，即一九三七年至
一九三八年的。纽约时报》索引肯定是日本银行的旧藏本。这对我来说实在太幸运
了。
查找的结果表明，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和翌年一月九日出版的《纽约时
报》上曾刊登了署名德丁写的有关南京事件的报道，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出版的《纽约时报》上刊登了题为《美国传教士笔下的南京恐怖统治》（American
missionaries describe Nanking region of terror）的报道。于是，我决定查阅
国立国会图书馆、 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 庆应大学和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所收藏的
《纽约时报》，看看有无前面所说的两个月份的《纽约时报》。结果，我知道前面
所说的三天《纽约时报》在上述四处共十二份中，看来保存下来的只有两份：一份
在早稻田大学，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出版的；一份在东京大学，是一九三八
年一月九日出版的。 在十二份中， 有十份因捡查而被没收，唯独这两份免遭厄运
（东京大学所收藏的那一份并非像铃木明所说的那样，仅缺少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
十四日出版的那一份，也缺少刊登德丁记者第一篇报道的同月十八日出版的那一份。
因此，德丁记者刊登在一九三八年一月九日出版的《纽约时报》上的报道，自然并
非“世界上最先发表的有关‘南京事件’的报道”）。现在，虽然无人自报姓名，
但在东京大学和早稻田大学的师生中理应有人看过《纽约时报》 ， 了解南京事件
（藏在早稻田大学的那一份报纸个别地方有破损，已用薄纸修补）。但我虽是与早
稻田大学有关的人员，当时也没有看过这则报道，也未从谁那里了解到这一事实。
不要说是当时，就是近十年来潜心研究南京事件、并撰写了有关专著的作者――我，
竟然如此不知身边就有报纸刊登着德丁记者所写的报道，深感惭愧。
铃木明似乎也翻译了刊登在一月九日出版的《纽约时报》上的那篇报道，那是
小号字体占满了整整一个版面的长篇文章，连同上一年十二月十八日的报道（这篇
文章约占三分之一版面）合在一起，其译文均收录在《日中战争史资料》里。
此外，在日本军占领南京时尚留在那里的，除德丁记者外，还有《芝加哥每日
新闻》的斯蒂尔、美联社的麦克丹尼尔、路透社的史密斯三位记者，以及第一流电
影摄影师门肯。他们和德丁记者一样，于十五日或十六日前往上海。这些记者当然
也给他们的通讯社和报社寄去了关于南京事件的重要新闻。
伦敦的《泰晤士报》也肯定刊登了有关南京暴行的报道。这也和《纽约时报》
的情况一样，可以说，这些报纸报道的原件在日本几乎不可能看到，最近，该报从
创刊号起的缩微胶卷在日本各处都已上架收藏，因而也尽可查阅了。这些情况是通
过《出版警察报》才知道的。该报特派记者麦克唐纳（日本军占领前一直留在南京，
后乘美国炮舰“帕奈号”逃出。该舰在南京扬子江上游二十八英里的和县附近被日
本海军飞机击沉）在乘坐返回上海的美国救护舰“奥阿胡号”途经南京时，从留在
那里的外侨那里听到了目击者的谈话，并于十二月十七日由上海发出电讯，报道了
这些情况。
关于前面提到的门肯摄影师的情况，拙著《南京事件》对他作了叙述：“门肯
摄影师既然是在美国国旗下进行工作的，虽会受到占领军的严重干涉，也必然摄下
了凄惨事件的某些片断，并带出南京”（该书第一一四页）。铃木明也提及此事说：
“上述洞富雄的著作（指旧著《近代战史之谜》 。 ――洞富雄注）虽也写道，他
‘理应拍电将详细消息送回去’，‘必雄摄下了事件的情况，并带出南京’。但是，
洞富华却没有写出消息刊登在何处，拍摄的影片在何处上映。”（单行本《“南京
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十四页）
我大致认为门肯把十二月十三日至十五日所目击的惨状亲自拍下了胶卷，并带
出南京，但这种推测看来很难成立，因为日本军是不允许让这种新闻电影的底片带
出去的。这样，即使门肯本人虽然未能把胶卷带出去，但似乎已由马吉牧师偷偷带
回美国，广泛上映。此胶卷是马吉牧师继门肯摄下后又加以补充拍摄的呢，还是整
卷胶卷都是马吉牧师拍摄的，其经过情况就不甚清楚。关于这卷胶卷，贝尔加米尼
在他引人瞩目的著作《日本天皇的阴谋》中叙述如下：
约翰・马吉牧师――一战后他是耶鲁大学的牧师，是战争诗人伊安・
马吉的父亲――用摄影机记录了他所见到的情景。这部黑白影片―一他后
来郑重声明，该影片没有适当地反映出“黑色帐篷和红色帐篷的真实情况”
被偷偷地带回美国。人们感到影片中显示的那残缺不全的尸体、溅满血迹
的房屋和挑在刺刀上的婴儿实在惨不忍睹，不堪公演，因而仅有少数人观
看了影片。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影片的某些片断被“‘美国第一’委员会”
这个组织拿去广为上演，旨在说明卷入外国事务是无益的。
据贝尔加米尼说，他为收集资料和撰写《日本天皇的阴谋》一书而来到日本，
逗留了三年左右时间，当他即将启程回国，其行李放在神户的一个栈桥上待运时，
“两本笔记本和一卷摄有‘南京屠杀’的胶卷从他的六只书箱里失踪了”。贝尔加
米尼是从什么地方把这卷“南京屠杀”的胶卷搞到手的呢？在纪念“七七”的广播
电视屏幕上，有时会出现有关“南京屠杀”的片断面面，我也觉得奇怪，但在日本
毕竟也有这卷胶卷。贝尔加米尼这个人搜集资料真是非同寻常。这位美国人不知采
取什么手段把铃木明、我以至几乎所有日本人都不知道的这种胶卷的复印件搞到手
的。
◆ ◆ ◆ ◆ ◆
《每日新闻》前坂俊之撰写的《受到检查的南京大屠杀》一文刊登在最新一期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现代之眼》上，我在它即将定稿前，曾拜读过。这篇文章
根据《出版警察报》对受到查禁的有关南京事件的外国新闻报道作了介绍，并调查
了遭查禁处分的数量。
双方不宜对残暴的照片过于认真
铃木明提出了两张众所周知的惨不忍睹的照片问题（单行本《“南京大屠杀”
的无稽之谈。，第二六二至二六六页），而这两张照片曾刊登在本多胜一所著《中
国之旅》、《在中国的日本军》以及三留理男所著。抗日战争记录》中。
一张照片是日本兵举起军刀，正欲砍杀一位已万念俱灰的中国青年，而站在后
面的日本兵面露笑容地观看此情景。另一张照片是一个日本海军士兵一手提着一把
出鞘的军刀，一手提着一个中国人的人头，得意忘形。我想，这两张照片都陈列在
似乎是位于南京紫金山麓丛林中的南京事件资料馆里。
本多胜一说，刊登在他那本著作里揭露残暴行为场面的照片是从南京
大屠杀影集里翻拍过来的。从照片下面的说明文字奇大这一点，可以推测
影集里的照片是根据展览用的镜框里的照片翻拍下来的。这种镜框大概就
是前面所说的资料馆里专供展览用的。迄今为止，中国的这个陈列馆是不
向日本人公开的，据我所知，仅给已故的高野实一人参观过。此事，我是
直接从他那儿听来的。
且说前面提到的照片问题，铃木明怀疑说：“这张照片真是‘日本人在南京砍
杀中国人’时拍摄的照片吗？”他说：“具体说来，没有一个说明这种情况的证据。”
诚然，这样的怀疑是存在的。我也知道在南京陈列的照片中就有两张是一九三○年
间岛事件的照片。看来，当时似乎有不少日本兵在身上藏有色情、变态的照片和惨
不忍睹的照片。为此，我认为研究工作者不宜把出处不明、反覆多次翻印的照片当
作资料看待。当然，这并不是说这张引人注目的照片不是占领南京时拍摄的照片，
因而我认为铃木明也大可不必对这张照片过于认真。
至于另一张照片，铃木明举出证据说，它拍的不是全景，而是剪去下半部摄有
似是身体的部分，修剪成日本兵提着刚砍下的人头的模样。这张全景照片并不怎么
稀奇，以前我也觉得奇怪，认为这张照片或许正如铃木明所说的那样。可是，我在
后来看到了一张印得较好的照片，对那个站着的手提人头的日本水兵的脚下边的地
方看得清清楚楚。也就是说，照片上只照出中国人的人头，没有照出身体。因此，
南京的这张照片显然不是故意修剪而成，使人看上去如同提着一个刚砍下的人头似
的。
这点暂且不谈，铃木明说：“查阅了所有关于‘南京暴行’的记录，全然未能
找到日本海军登陆的事实。”对铃木明的这种说法，我不能同意。我之所以这样说，
是因为《纽约时报》记者德丁在为了乘上十二月十五日开往上海的轮船而前往下关
码头时，曾亲眼目睹了如下事件。
本记者在乘上开往上海的轮船前，在江边看到两百个人被处决。这次
残杀前后花了十分钟时间，两百个人在墙边排成一行，然后遭到了枪杀。
随后，许多佩带手枪的日本兵在横七竖八地躺着的中国人尸体旁边，满不
在乎地走动着，还踩在尸体上面，一旦发现还有人未断气，手脚在抽动，
便再补上一枪。
陆军士兵一边干着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一边从停泊在江面上的军
舰里叫来海军士兵，让他们观看这种情景。围观此景的许多军人似乎大感
兴趣（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第二八一页）。
我认为，既然有德丁记者所看到的那种事实，在下关登陆的部分海军中自然会
有人干出照片上所拍出来的那种事。总之，这张照片也与前面提到的照片一样，不
能认为是伪造的照片。我相信，它无疑是日本兵特意干出来的残暴行为的确凿证据。
然而，即使是陈列在南京的陈列馆里的，也不能立即把它看作是与南京事件有关的
照片，实际上也有与间岛事件有关的照片。当然，所陈列的照片镜框里的说明文字，
也没有下结论说那是南京事件的照片。
重复说一遍，我认为，对这类照片不宜过于认真。如果判明这些照片是伪造的
照片时，就必然会有一批人说要着看这些照片，从而断定南京屠杀事件是“无稽之
谈”。我想起了一九八○年上映香港电影《旭日》时的情况。当时，电影进口公司
曾企图以影片中有关南京屠杀事件的几个场面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问题，挑起一场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论争”，用它来进行宣传。这种论争十分危险。
驻南京大使馆有关人员与暴行事件
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几乎全部收录了《诸君》杂志上连载
的文章，并作了相当篇幅的增补，同样有的地方也删掉了大段文字。这已在前面作
了叙述。在一处增补的地方，就有从日高信六郎那里听来的记录。日高在日本军占
领南京时曾以外务省参事官身份进入南京。这篇记录是令人感兴趣的资料，它说，
日高信六郎先就田伯烈编写《日军在华暴行》一书的内容谈到：“由于在南京的外
侨更为强烈地申诉他们自己的困境，其内容当然不可能不掺进许多夸张的成分。然
而，琐碎的小事可以姑且不说，但就其所写的基本情况来说，我也认为有很多地方
不能同意。我本人认为田伯烈绝对不会是个反日的人，毋宁说他是个天真的反战主
义者……”（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一二五页）。接着，他对
日本军占领南京后的第四天，即十二月十六日进入南京时的情况叙述如下：
我进入南京的十六日那天，没有一位外国记者。那里的情况是，街上
空无一人，连一只猫跑出来也会吓人一跳。在下关那里，还留有尸体。我
一到那里，就获知在占领时日本军与当地市民之间发生了许多磨擦。于是，
我便逐个拜访了日本军方面的有关人员，要求妥善处理。日本军方面也对
这类问题大伤脑筋，于是我连夜拜访了宪兵队长等人，他们紧急召集全体
宪兵，加强巡视。尽管如此，在众多事件中，可能发生了田伯烈在他书中
所写的那类事件（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一二七至一
二八页）。
日高信六郎也曾对作家城山三郎谈到他进入南京时所目击的情况。不过，他对
城山三郎所谈的与对铃木明所谈的却有不少微妙的出入。据城山三郎所著《南京事
件与广田弘毅》（上册）（载《潮》一九七二年十月号）说，日高信六郎的谈话是
这样的：
可厉害了，那一带死了许多人。走在路上，只听到一阵阵砰砰的枪声，
是开枪打人的声音。我想，这样下去可要不得，便朝宪兵队长大尉那里走
去。
我对他说：“到街上去看看！要是有一个士兵手里没有拿着什么，我
就向你敬礼。”
宪兵队长说，宪兵只有十四个，而且正在为明天（即十七日）的入城
式作准备，忙得不可开交。所以……可是，由于我再三劝说，他虽刚洗好
澡，还是穿上军服，带领部下，坐上卡车出去了。而且，据说还抽打了正
在进行掠夺的士兵和正在强奸妇女的士兵，连军刀也打弯了。
继此之后，城山三郎根据高回信六郎的谈话，作了如下的叙述。
暴行事件连日来不断发生，夜里日本军进行掠夺后，还放火焚烧，到
处是烈火熊熊。
日高信六郎拜访了上海方面（旁注原文如此――作者）派遣军司令官
朝香宫，告诉他说：“在南京的行动已引起世界上极大的关注。”他对第
十军司令官柳川中将也提出了警告。
最有问题的是第十六师团。该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曾任宪兵司令官。
又是拿破仑的崇拜者。他在攻城战中曾负过伤，大有纵虎归山之感。
日高信六郎的往访，是作好了思想准备的，准备在与中岛今朝鲁中将
交涉时挨打。可是，中将不在，见到了和蔼的参谋长（即中泽三夫。――
洞富雄注），并转致了对他的警告。
城山三郎转述的关于日高信六郎的谈话是相当具体的。
毋庸赘述，铃木明和城山三郎两人所转述的谈话，都是从日高信六郎那里听来
并记录的原话。不过，同一个人在几乎同一个时间所讲的有关同一事实的谈话，也
会由于听者所采取的态度不同而不同，这很有趣。
再说，城山三郎也作了这样的记述。在日高信六郎参事官于一九三七年正月访
问松井大将时，松井说；“看来，我的部下确实干出了悖理的事。”为此，日高信
六郎问；“是不是命令没有到达下面？”松井大将说；“不，上面也有干坏事的家
伙。”关于师团长们在南京事件中应负的责任，松井大将在其死刑判决书下达后不
久，也对教诲师花山信胜谈过，这在本书的第一编（第二二七页）中已作了介绍，
这里从路。
◆ ◆ ◆ ◆ ◆
趁提出日高信六郎的谈话之便，我想就日本驻南京大使馆面对严重暴行事件所
采取的态度，略写几句。
如前所述，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每天向在南京的日本大使馆提出了有关日本军暴
行的报告。关于提出这些报告的事实，日本军有关人员却坚持说当时不知道这些情
况（检察官对中山宁人、冢本浩次、饭沼守等人的反审问，载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
1，第一九五、二一一、二五四页）。
可是，从常识上来看，他们的说法是不可能成立的。事实上，以巡回总领事身
份从上海前来日本驻南京大使馆的冈崎胜男，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准备提出的宣
誓供词（检证二一七一，未提交法庭）中说：“我在日本驻南京领事馆曾收到了南
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提出的报告，当时便将该报告的大概内容致电东京，并将报告
也邮寄东京外务省。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下半月，每天，几乎每天收
到这类报告。日本驻南京领事馆每当收到这类报告后，就提请松井大将及其所属军
官注意。我在南京期间，松井大将也来到过那里。关于在南京不断发生的事件，后
来与松井大将谈话时， 松井大将说：‘无言可以辩解’。”（前引书1，第三八三
页）
当然，关于这一点，贝茨博士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法庭上作证说：“我每天携
带有关前一天的报告前往大使馆。我会晤的官员是福井，他身居领事之职。还有副
领事田中和福田笃泰，他现在是吉田总理大臣的秘书官。这些日本官员虽然在非常
困难的情况下，还是尽可能地努力作一些事，但他们对军部怀有强烈的恐惧心理。
而且，他们所能办得到的，只是将这些报告通过上海转达东京。”这就是说，外交
官们害怕军部，没有将贝茨博士以及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报告内容转告军部（《远
速》，三十六号，载前引书1，第五十二页）。
除此之外，还有英国驻上海使馆一月十五日电（检证一九○六）也转达了日本
驻南京使馆馆员的苦衷。电报说：“据将这些报告带给本馆的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
会博因顿牧师（Rev. Boynton，又译鲍引登、包引登――译者）说，日本大使馆馆
员在日本军进入南京后不久抵达南京，他们看到日本兵公然在难民区内外酩酊大醉
地饮酒作乐、杀戮、强奸和掠夺等行为后，也会不寒而栗。虽然他们提醒军司令官
注意，却毫无效果。结果，他们观察认为，由于其司令官之冷酷无情、漠不关心的
态度，来到南京后故意放松采取惩罚的措施。而且，他们虽曾想拍电与东京联络，
但因军队控制而不能拍电报。为此，大使馆馆员甚至对牧师说，是否由牧师们试向
日本国内公开这些事实，使日本政府通过舆论来抑制军队。”（《远速》，五十八
号，载前引书1，第一四九页）
如果是这种情况，那末是否就像冈崎所说的那样，果真每次都与上海派遣军司
令部取得联系，转告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报告内容，这点姑且存疑。
不过，在南京的日本外交官员们似乎不会像贝茨博士如上所说的那样毫无自尊
心。
正如前面所介绍的那样，据城山三郎往访日高信六郎时所听到的谈话说，日高
信六郎在前去向大有“纵虎归山”之感的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进行交涉时，
作好了思想准备，准备挨打。
而且，福井淳领事说，因为要制止土兵的暴行，也曾感到了自身危险。当时，
在外务省任东亚局局长的石射猪太郎也提到了这一点。他在其所著《外交官的一生》
中有如下叙述：
南京在十二月十三日陷落，随我军返回南京的福井领事拍来了电报，
接着上海总领事寄来了书面报告，使我等不胜慨叹。这些报告都反映了日
本军在南京入城后对中国人的掠夺、强奸、纵火、屠杀的情况。宪兵虽有，
但人数寥寥无几，不起监督作用。甚至报告说，福并领事因为进行了制止，
而感到自己有生命危险。我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六日那天的日记中说：“上
海来信详尽报告了我军在南京的野蛮行为。掠夺、强奸，惨不忍睹。呜呼，
这难道是皇军？或许是日本国民民心在颓废，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中
略）。”
这就叫做圣战，叫做皇军的形象。当时，我就习惯地称这起事件为南
京暴行。因为它有比“暴虐”这一汉语更为确切的语感（一九七二年新版，
第二六七至二六八页）。
此外，从这段记述中可以看到，除有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提交给日本驻南京使馆
的有关日本军暴行事件的报告送回日本外务省外，还有福井淳领事等人的相当于亲
笔记录的情况非常详尽的报告也寄回了日本外务省（〔据外务省说〕这些文献以及
有关日华战争、太平洋战争的记录均在战败时“烧毁”）。
还有一件事。想顺便介绍一下。那就是田伯烈在其编著的《战争是什
么――日军在华暴行》的序言中不指名地赞扬了三位日本人高尚的人品。
关于这三位日本人的实际情况，我获知如下。
在这三位日本人中，有一个就是前面所说城山三郎已提到其为人的日
高信六郎。我暂先引用田伯烈的叙述：
“本书的目的决非挑起对日本人民的仇视。我有许多日本朋友，我非
常尊敬他们，我在这里不想指出他们的姓名。尤其是其中有一位身居要职；
还有一位，其才智之高超，情操之高尚，不易多见，在上海任职属于半官
方性质。不仅在人道主义的事业上，而且在各个方面，我和他们彼此双方
能够进行接触，这是我引以为荣的。他们在十分困难的环境下，仍然给我
以同情的合作与友谊，我对此表示衷心感谢。同时，我还要向日本某军官
表示敬意。去年九月上旬，在松江附近发生轰诈载有难民的列车事件，大
批中国市民无辜遭到屠杀。他对此以私人名义表示遗憾。这些人士――像
这样的人士无疑还有许多――值得赞扬和尊敬，因为他们处于这样一个时
代：万一他们的真情实意向本国人泄露了，就会遭到生命危险，并名誉扫
地。”（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第二十页）
日高于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一日曾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同检察官莫
罗（Colonel Morrow）上校会谈过（或受过他的审问）。根据当时的记录
――没想到最近才看到―一说，在田伯烈编著的那本书的序言中出现的日
本人，最先提到的是日高，后两人是松本重治和宇都宫少佐。松本当时是
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著有回忆录《上海时代》。第三位宇都宫少佐，
现查明，他是担任华中方面军参谋的宇都官都贤（战败时任少将）。据悉，
宇都宫都贤曾直接从田伯烈那里得到他所编著的《战争是什么――日军在
华暴行》两册，但已在战火中遗失。能够查明外国人证实日本人的良心的
三位日本人姓名，可庆可贺。
松本重治本人在其《上海时代》 （中央公论社新书） 中这样写道；
“第二年四月，曾与我一起在某难民区工作过的田伯烈来到总社办事处，
告知说他编著出版了《日军在华暴行》 一书。 而且，他推心置腹地说：
‘诚然，这对善良的日本人来说有所不恭，但我想让世界各国广泛知道战
争改变了人这一可悲又可憎的事。然而，尤其是对日高先生和松本先生，
我在建立〔上海〕南市的难民区时取得了你们两人的合作，但事实上我却
编著了反日的书籍，这是一种恩将仇报，自己也惴惴不安。为此，出于时
局考虑，我不直接指名，但我在序言中对你们两人衷心表示敬意。务必请
你们将此书始终作为反战的书籍来接受。’”（《上海时代》，下册，第
二四九至二五○页）
随军记者、摄影师所谈的“真相”
铃木明就南京暴行事件采访第十三师团、第十六师团有关人员，要他们提供证
词，另外还采访了这样一些人：在随军参加过南京攻陷战的新闻记者和摄影师中，
有《东京朝日新闻》的今井正刚、平松、近藤和角野等四人，《东京日日新闻》的
佐藤振寿，《读卖新闻》的真柄和波冈两人，《报知新闻》的二村；在电影界里有
白井、藤井两人；作家有中村正常等人。
他的采访报道刊于《南京：昭和十二年十二月》的正编和续编。在正编中，仅
介绍了《东京日日新闻》的摄影师佐藤振寿的谈话（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
稽之谈》，第一四八至一五○页）。据悉，佐藤说，他从南京陷落后的十二月十三
日至二十四日这段时间逗留在那里，其间，他实际看到集体屠杀的仅一次，即在中
国军队第八十八师司令部营房内，约有一百名俘虏被枪杀。除佐藤振寿外，对其他
人的谈话，铃木明则断言：“问题的焦点是关于‘南京事件’，几乎未能听到比佐
藤的亲身经历谈话更多的东西。”
看了这段文字，我觉得，尽管铃木明作了力所能及的努力，但仅介绍佐藤振寿
一个人的谈话，则过于简略，因而想请告知采访这些人的所有内容。尤其是想知道
写有《南京城内的大屠杀》一文（载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出版的《文艺春秋特辑》）
的《东京朝日新闻》随军记者今井正刚重又谈了些什么。另外，我还想听一听《东
京日日新闻》随军记者铃木二郎的意见，他曾发表过《我目击了那次“南京的悲剧”》
一文（载《潮》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号：《日中战争的全貌》）。而且，铃木明没有
对今井正刚和铃木二郎两个记者的手记提出批评，这样，他的采访报道使缺乏说服
力，因而我也朝望铃木明在这方面作出努力。
不过，看了续篇后，发现他在文中重又介绍了上述随军记者、摄影师的谈话，
并对今井正刚和铃木二郎两人的回忆录进行了批评。
首先是对新闻界人士的采访。诚如铃木明所说，听了这些新闻界人士的谈话，
除今井正刚谈话外，都没有“比佐藤的亲身经历谈话有更多的了”。在他们中间，
有的是漫不经心的摄影师，竟“全然没有注意到难民营的存在”；有的是令人莫名
其妙的作家，竟遇见了鹿地亘的幽灵，看见他在南京陷落后还在上海“大摇大摆地
逛街”，而其实此人已于十一月间脱离险境逃往香港了（鹿地亘用双氧水染红了头
发，装扮成西洋人与中国人的混血儿，他的妻幸子则装扮成南洋的华侨。见《在上
海战役中》）；有的则是缺乏毅力的纪录电影的制片人，他们尽管是可以“自由出
入于难民区”的新闻界人士，却“因拍电影而想找一些姑娘”，最后“没有找到姑
娘”只好作罢――虽然在安全区内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里也收容了四千多名女难民。
仅从铃木明的叙述中就可以知道，这些新闻界人士实在不可信，因而这次采访看来
也不太可靠。而且，最为重要的是，无论是哪一个记者、摄影师，当他们受到陌生
人的突然来访（铃木明说，这是报告文学作家所进行的有效的方法），被问及重大
问题时，果真会推心置腹地讲出真实情况来吗？关于这一点，铃木二郎在上述手记
中说：“现在，作为现场记者总算有勇气写出一些证词来。”对此，希望铃木明能
很好地想一想。
◆ ◆ ◆ ◆ ◆
其次是铃木明对今井正刚、铃木二郎两位特派记者的回忆录（参照本书第三十
八至四十一页、第六十二至六十四页）所进行的批评。他严厉批判说：“这两个人
的手记，其文字和结构都非常高明，乍一看，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他们似乎亲
眼目睹了‘大屠杀’的现场。实际上，对真实情况什么也没有描绘出来。”他甚至
下结论说：“就其内容本身的资料价值而言，我并不认为有多大价值。”（单行本
《“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一五、二一七页）
我也同意，铃木二郎记者所看到的屠杀俘虏情况“与‘大屠杀’的情景稍有不
同”。但是，对于今井正刚的手记，铃木明说他没有看到现场，因而“对真实情况
什么也没有描绘出来”，进而怀疑说“既无电灯，又无煤油灯，在一片漆黑中，又
能看清到什么程度？”这是怎么回事呢？
首先是关于一片漆黑问题。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五日相当于阴历十一月十三日，
今井正刚尾随在长长的俘虏行列的后面，直至下关。或许是天色阴暗的缘故吧，但
说成是黑夜，却也令人奇怪了。要是晴天，那天晚上必是月明之夜。此事发生在第
二天，即十六日，出庭参加远东国际军事审判的梁廷芳上尉在其陈述书中说：“下
午七时左右到达江岸，捆绑俘虏，枪击俘虏，持续了两个小时。当时，月色明亮，
那里的情形清晰可见，而且手表也戴在手上。”（《远速》，四十三号，载前引资
料集1，第七十三页）。
今井正刚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我们跟在队伍后面，沿着漆黑一片的街道，一
个劲地向前赶路。”据说，他对前来访问自己――当时住在彦根――的铃木明说：
“总之，一片漆黑。”谁都会记忆错误，若有闲工夫去拘泥于这一点，那就应当翻
看一下日历，弄清楚那天晚上是漆黑一片还是有月亮。即使是阴天，也不一定就是
漆黑一片呀。承蒙一位朋友的善意，我看到了第九师团卫生队绷带所的业务报告。
根据该报告，我了解到在十二月十二日至二十一日这十天内，只有十八日、二十日、
二十一日三天是阴天，其余几天，包括引人注意的十五日在内，全都是晴天。个井
正刚记者跟在大批俘虏后面前往下关的那天，正是将近望月的银辉皎皎的夜晚。
其次是关于有没有看到扫射现场的问题。由于现场是不可能让新闻记者靠近的，
今并正刚即使跟在俘虏行列的后面来到江岸附近，也不可能看到现场。因此，他不
能把当时呼救惨叫的场面描绘出来。但对黎明后清楚地看到的下关码头的惨状，都
与得清清楚楚。令人困惑不解的是，铃木明把我的名字也提了出来，说：“洞富雄
的著作等介绍了今井正刚的手记，说他‘看到了下关两万人的大屠杀’。”他甚至
说；“细细地读来，今井正刚所说的真实情况就是‘夜里，向发出枪声的下关走去，
发现似乎在枪杀俘虏。于是，我就向身边的人打听枪杀了多少人，回答说是两万人’。”
这是不是“巧妙的文章”，暂且不论，但用五十多个字来概括用两千四百余字写成
的一篇好文章，却令人难以接受。何况，这样概括故意歪曲了今井正刚所写的文章，
它使没有着过原文的读者理解为“真实情况什么也没有描述出来”。还有，“身边
的人”也不是处身于现场之外的“人”，而是前一天晚上指挥枪杀俘虏、黎明时站
在成堆尸体面前的“军官”之一。
铃木明在批评铃木二郎的回忆录时，说什么南京守军不可能有红枪会那样非正
规的部队，又宛如亲眼目睹似地认为重型坦克在光华门附近狭窄的马路上转来转去，
那是不可想象的，几乎是说铃木二郎记述的是根本没有的情况。铃木明的批评总给
人一种有点文不对题的感觉（关于这一点，参照本书第三七八、三八四、三九一至
三九七页）。
同盟通讯社随军记者的眼睛
留在南京当地的人们对在那里发生的事件，或对那里的情况，出乎意料地无知。
这些事例已在前面有所叙述。前不久刚出版了前田雄二所写的《在战争的浪潮中》
一书，在书中也似乎可以看到类似情况，因而我想在批判铃木明的论点之后，略作
批判性的叙述。这是因为我在前田雄二的著作中看到了有可能误解南京事件的真相
的记述。
前田雄二作为同盟通讯社的随军记者，与日本军占领南京的同时入城，此后在
南京逗留了约一个星期。他这样说：“占领南京后，外电流传说在难民区内发生了
大规模的掠夺、暴行和纵火事件。我们得悉此事后，觉得莫名其妙……同盟社小组
也于十八日（后面介绍的另一记述说是十七日）迁移到在难民区内的原分社。这是
在难民区内的治安得到了恢复之后。就在此后不久，从上海传出了日本兵在难民区
内‘胡作非为’的说法……我们都面面相觑了。新井、掘川、中村农夫（分社长。
――洞富雄注），还有在市区内不辞辛劳地到处走动的摄影记者、拍电影的人，谁
都不知道恢复治安以后发生暴行一事。扫荡残敌以及检举揭发逃入难民区内并潜伏
下来的中国兵，这些工作也在十四日就已告结束。要是有上述不法行为，不只是一
个同盟社，还有各报社组成的百人报道阵容，他们不可能都不知道。即使在警备司
令部的记者招待会上，也没有正面提出的气氛，照例是‘诸多辛苦’。如果说在难
民区内发生大规模的掠夺、暴行和纵火事件是确有其事，那末我们这些新闻记者便
是睁眼瞎了。”（《在战争的浪潮中》，第一二五页）
前田雄二在《在战争的浪潮中》一书出版后不久，又将《目击者的证词：“南
京大屠杀”的真相》一文寄给桶谷繁雄主办的《星期一评论》，他在文中也这样说
道：
日本军自占领南京后的第二天，即十四日起，指定市民的居住地区为
“难民区”，禁止日本官兵入内，在各处要地有宪兵站岗放哨，维持秩序。
由于同盟通讯社的原分社在难民区内，自十七日起难民区内的分社恢复工
作后，我们以此为活动基地。在难民区内，商店、饮食店、钱庄等已经开
门营业，人们恢复了日常生活。中国人多次经历过战乱，我们对他们的顽
强的生活能力瞠目结舌。于是，在恢复和平的居民区里，日本军不可能胡
作非为，即使有胡作非为之事，也逃不出开始生活在该区内的我们的情报
网。
前田这样记述道：“十四日，在难民区内搜捕便衣兵的工作也已结束，治安得
到了恢复。记者们谁都不知道后来日本军在难民区内发生过暴行之类的事。”然而，
这果真是事实吗？
◆ ◆ ◆ ◆ ◆
在研究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谈几句话，因为后来在前田所发表的文章中发
现，他在前一部分的记述里有自相矛盾之处。
“难民区”，正确地说是“安全区”，而这种安全区并不是等于“市民居住区”。
当时，留在南京城内有二十五万至三十万市民，其中划入安全区的，即使在高峰时
期也只是十三万人左右。所谓日本军在十四日指定了安全区，是什么意思，不得而
知。然而，日本军绝对不会承认国际委员会管理的这种安全区是治外法权区。
其次是在各处要地都有宪兵站岗放哨这一点。最初，在南京只有十四、五名宪
兵，不久似乎增加了十七名。仅这些宪兵，如何监督得了在南京城内横行不法的五
万多名日本兵呢。而且，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再三要求日本军当局派卫兵前往安全区
的各入口处和收容所，要求宪兵在安全区内巡逻。但是，给安全区配备宪兵则是前
田离开南京的那天，即十二月二十一日以后。
再有，那就是安全区内搜捕散兵的问题。前田说，搜捕散兵的工作在十四日就
已结束了。不过，这一记忆也有错误。实际上，似乎是前田所说的第二天即十五日
以后才开始在安全区内搜捕散兵的（参照本书第一二三页以后）。
在安全区内，没有一兵一卒的宪兵和卫兵在维持治安，日本军惨无人道地搜捕
散兵，并将其强行押走，连普通的市民也被牵连进去。在这种情况下，市民生活怎
么能安定下来，自不必问了。
◆ ◆ ◆ ◆ ◆
我也不认为在安全区内会发生“大规模的掠夺、暴行和纵火事件”。但是，不
能说“在恢复和平的居民区内，日本军不可能胡作非为”等等。虽说“恢复和平”，
“恢复治安”，但在安全区内，南京陷落时本来就没有进行过扫荡。所谓在安全区
十四日已恢复治安的说法，是莫名其妙的。如前所述，搜捕散兵也是从十五日才开
始的。
持续不断的纵火，使整个南京城的房屋焚毁了百分之十三，主要商业区有百分
之六十五的房屋被焚毁（参照本书第一编第一四三至一四四页上的表格），但在安
全区内却几乎没有纵火。可是，就是在前田雄二所说的“恢复治安”之后，三五成
群在安全区内到处游进的日本兵强奸、掠夺和伤害市民之事住胜枚举。因搜捕散兵
而发生的大批人被强行带走和屠杀的事件也层出不穷。
关于这方面情况， 在前一章第4节已有详细例证。因此，似乎已无必要再作说
明。在此，我想仅就前田在南京的这段时间，对安全区内居民的悲惨情景尽可能避
免重复地作一些叙述。
贝茨博士既是金陵大学的负责人，又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委员。他在为
提交给远东国际军事审判而准备的宣誓口述书（检证二二四七）中，根据有关在该
大学校园内难民收容所（安全区内最大的）里发生的日本兵暴行事件而每天提出的
报告（给日本大使馆），作了如下叙述。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六日，我写信报告了在前一天和前两天内发生的
掠夺、破坏门窗、撕破美国国旗和美国大使馆的布告及抢夺妇女等情况，
也报告了十二月十五日晚发生在大学校园内的污辱妇女――包括在大学的
一幢建筑物内污辱三十名妇女――等问题。
十二月十七日，我写道：“从阁下的建筑物附近的建筑物里可以清楚
地看到，恐怖和暴行每天不断地发生。”（中略）
十二月十八日，我这样报告说：“不幸的是，由于士兵的强奸、暴行
和盗窃，到处都使人感到恐怖。”就在前一天晚上，大学附中里有八名妇
女遭到凌辱，在惊恐万状的情况下发出叫喊声的儿童被刺刀戳死，其余的
儿童都负了伤。美国的国旗在一片嘲笑声中被士兵撕破。我详尽地叙述了
在大学的其他五幢建筑物内所发生的凌辱妇女事件。我说：“士兵不分昼
夜地数次登上墙头。 许多人在这三天内不敢睡觉， （为此）产生了一种
‘歇斯底里’的恐怖心理。如果这种恐怖和绝望发展到反抗士兵们袭击妇
女的话，那就会发生应由阁下等官宪负责的残酷的杀伤事件。”官宪虽答
应派卫兵来守卫大学的建筑物，但没有卫兵前来。我要大使馆的官员跟我
来，并对他们说：“大街小巷都有人在流着泪凄惨地说，只要有日本兵在
场，不论哪个人和哪个家庭都得不到安全。”我还说；“就离阁下这幢建
筑物最近的地方，仍有几处尚处于这种恐怖和苦恼之中。”（洞富雄编前
引资料集1，第五十五页）
马吉牧师（？）和贝茨博士一样，也是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他在致其在上
海的妻子的那封信里也详尽地叙述了那段时间安全区内的治安情况。这已作了介绍，
所以在此只列举那封信所写的主要内容。
十二月十五日，在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部附近的一所收容所里，全部
难民一千三百人被强行带走，带到了屠杀的地方。
十六日，早晨开始就接到了关于强奸事件的报告，在熟知的人们中起
码也有一百多名妇女被士兵们拉走。在自己家里遭到强奸的，无疑是此数
的几倍。白天，日本军将收容在司令部和最高法院里的难民全都强行拉走。
十七日，掠夺、杀人、强奸事件毫无收敛之迹象，还在继续发生，即
使粗略地计算一下，从昨夜至今天白天，也有一千名妇女被强奸。
十九日，全然是毫无秩序的一天。由士兵纵火而引起的重大火灾屡有
发生。
二十日，野蛮行为和暴力未见停止，继续发生。整个南京城已被有组
织地焚毁（前引书2，第三十二至三十三页。抄录）。
十二月十六日发生了这样一起事件：除安全区内的华侨招待所外，还有两个难
民收容所里的五千名（当然，确切数目不详）散兵被带走，在下关中山码头被枪杀。
这起事件在外侨的资料中未见反映，但中国方面和日本方面都有确凿的证据，是无
可置疑的事实（参照本书第四十三至四十四页）。
由于发生事件的时间不详，所以这起事件未能成为批判前田雄二的论点的直接
资料。许传音博士同样也是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该委员会仅有一名中国人），
并是慈善团体“红?字会”南京分会副会长。他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法庭上就如下
严重的集体轮奸事例作证说：一伙日本兵分乘三辆卡车来到安全区内的一个难民收
容所，带走了所有归女，并在走廊里进行强奸。许传音博士想去制止这种暴行，但
无济于事（前引书1，第二十七页）。
举例太多，似嫌罗嗦，但最后介绍一下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提交日本大使馆的关
于日本军暴行事件的记录（该记录未包括在金陵大学校园内的难民收容所里发生的
暴行事件）内容。根据初期阶段的记录记载，调查了十二月十四日至二十日发生的
事件，总数达一百三十四起（报告数是一百零五起，但在一起中大多涉及两起事件）。
细目如下：杀伤十八起，掠夺五十一起，强奸（有很多情况是一起中有数人轮奸）
五十一起，强行带走十四起。时间分别是：十四日九起，十五日十九起，十六日二
十二起，十七日三十五起，十八日十一起，十九日十六起，二十日二十二起（前引
书2， 第一○三至一一○页，第一六七至一七三页）。一百三十四起是一个相当大
的数目，但在整个安全区内所发生的日本兵的暴行事件，肯定不止这些。该记录还
说，此外不断有人报告发生亲眼目睹却没有时间捡查，也没有时间记录的事件（前
引书1， 第一六七至一六八页）。而且，最主要是安全区相当大，仅几个外侨委员
和中国职员肯定是不能了解暴行事件的全部情况的。而且，也正如贝茨博士所说的
那样， 被害人怕报复，大多隐情不报（前引书1，第五十七页）。理当能够禁止日
本兵进入的安全区，竟然也每天发生这样多的暴行事件。
◆ ◆ ◆ ◆ ◆
前田雄二说，安全区已在十五日恢复了治安，在此以后就根本没有看到也没有
听到有关日本兵在安全区内的不法行为。然而，上述引证的各种记录，可说是一种
反证的资料，望能加以研究和探讨。
尽管这样说，但我并不就此认为以前田为首的许多随军记者是“睁眼睛”，是
伪证者。主要是特定的人看问题的角度相当狭窄。我认为，在现实中所看到的的确
是事实，而他们的眼睛是雪亮的。不过，我要说的是，只要这些随军记者出来作证，
说出事态的全部情况，那就有危险性。
我所作的批判稍许详尽了一点，但那是担心前田的记述影响很大。事实上，渡
部升一在《诸君》十月号上撰写了题为《万犬虚吠的教科书问题》一文，很快就提
到前田的著作，他在阐述南京事件时，认为铃木明的《“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
一书应当作为共同研究讨论的基本资料。
◆ ◆ ◆ ◆ ◆
再者，前田雄二企图不承认所谓的“南京大屠杀”。在发生事件的当时，松本
重治是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他在自己所写的《上海时代》中介绍了据说是随
军参与南京攻陷战的前田雄二、新井正义、深泽干藏等前同盟通讯社记者所说的、
对被屠杀的人数所作的估计。松本重治说：“三人都是相当老练的记者。他们说，
似乎没有发生过几十万人的大屠杀事件，并说在非战斗中被屠杀的人数最初可能是
一、两万人”（中央公论社新书版，下册，第二五二页）。前田是松个重治提到的
三名记者中的一个。但是，他本人在其《在战争的浪潮中》只字未提关于一、两万
人的估计，在叙述了他亲眼目睹的屠杀情况后，只写道；“难道不正是以这些事实
为核心，让谣言广为传播，以致战争受害者的人数也不断增多，膨胀到一个巨大的
数目”（《在战争的浪潮中》，第一二四页）。不过，他在上述《星期一评论》上
刊登的文章中写道：“受害人数合起来无论如何也不到万位数，总数可能是三千人
左右。”
同盟通讯社的各位记者所说“一、两万人”，是根据什么资料推算出来的呢？
尤其是前田所说的“三千人左右”，难道说是由“老练的记者”推算出来的吗？仅
被屠杀的俘虏和“便衣兵”人数就是此数的几倍、几十倍。如此重大的事件，仅根
据自己看到的进行估计，这是相当危险的。我希望前田能在充分研究有关资料的基
础上再作负责的发言。
3 山本七平的“史料批判”
山本七平在《诸君》杂志上连载的《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一文，一直执拗地夹
叙夹议地谈论“砍杀百人比赛是虚假报道”，在其最后两回《“出于时代的逻辑”
而杀人》（一九七四年三月号）和《最后的“话”》（同年四月号）中首次提及所
谓“南京大屠杀”的一部分问题（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二六八
至三二三页）。
山本七平所提及的是，取道“砍杀百人比赛”的前《每日新闻》记者浅海一男
的同事――铃木三郎记者所写的凄惨的经历谈：《我目击了那次“南京的悲剧”》
（载《潮》，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号），以及上海派遣军所发表的关于遗弃在南京城
内外的尸体数。
前记者铃木二郎所写的“亲眼目睹的经历谈”，内容都是虚构的（载于四月号
的文章），说是根本没有屠杀中国军队的官兵，其阵亡人数也不过四、五千人（载
三月号文章八――山本七平这样解释“南京大屠杀”的“真相”。这种发言实在令
人吃惊，也令人可怕。
随军参加南京攻陷战，目击了南京的悲剧的记者、评论家和作家达一百余人。
其中，以亲身体会在战后发表关于南京暴行的谈话的，只有两人，即前《每日新闻》
记者铃木二郎和前《朝日新闻》记者今井正刚。对今井的亲眼目睹的经历谈，铃木
明提到了它，臆断为是骗人的谈话。这次则是山本七平对铃木二郎的亲眼目睹经历
谈发起了挑战。山本七平的挑战是否奏效，“南京大屠杀”的“传说”是否能被揭
穿？我们就先从这些问题开始探讨。
N、Y两人证词的可靠性。
铃木二郎记者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登上了为炮火击毁的中山门，进入南
京城。“第二天即十三日，一行数十人包括后来接踵而来的中川纪元画家、已故大
宅壮一等人在内的《大阪每日新闻》和《东京日日新闻》记者、摄影师，就以马路
边一座砖瓦结构、空无人影的旅馆为前线总部开展活动”，而铃木又重返中山门。
他就是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了“令人可怖的悲惨的大屠杀”。当时的情景是“在二十
五米（宽）的城墙上排成一行的俘虏，一个个被刺落到城外”。据他说，这些俘虏
“在死神面前，有的露出满意的微笑，有的时而哈哈大笑，等待着死亡的到来”。
前《每日新闻》记者铃木二郎这样说。但是，山本七平对此亲眼目睹的经历谈
却作了批判，说是在时间上首先不对头。山本批判的根据是第九师团（金泽）富士
井部队（第三十五联队）第一大队本部军曹N写给铃木明的信。据N说，第三十联队
于十二月十一日开始进攻中山门，十二日下午六时攻至中山门以东四百米一线，但
在城门和城墙上的敌人不甚强劲，“那天半夜，敌人的枪声突然稀少，第二中队因
此断定敌人有撤退的迹象，便派出侦察军官前往中山门，那里已无敌人抵抗，于是
就占领了该地。而且，第二中队于十三日黎明时完全占领了中山门及其附近一带”
（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二九三页）。
由于南京城的城门已被攻破，中山门的守军担心退路被切断，便在十二日半夜
放弃了中山门。山本把南京攻陷战说成是“无流血、无战斗的入城”，但仅就攻占
中山门而言，近似“无流血、无战斗的入城”，或许是事实。
这点暂且不谈。 据N军曹说，攻占中山门的是富士井部队第一大队第二中队的
侦察军官。不过，据《东京日日新闻》报道，前往攻占中山门的是第九师团所属富
士井、伊佐、大野各部队，中山门于十三日凌晨二时三十分由大野部队全盘占领，
其中最先登上城门的则是侦察军官藤作、金谷两个少尉和其他九人（其全部人员的
姓名已作了介绍）。《东京日日新闻》还报道说，十三日凌晨三时二十分，“大野
部队的一部” 攻占了中山门。关于N军曹所在部队――富士井部队和伊佐部队的情
况，报道说：十三日拂晓，它们在工兵队的支援下，用铁驳船渡过一百米宽的护城
河，从“中山门旁边两个”炸毁处一起攻入城内。。
一九八○年八月上映的香港影片《旭日》（原名《Rising Sun》，日
译《惨痛的战争》――译者）中出现。了这样一个场面：在中山门的城墙
上写有“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凌晨三时十分，大野部队占领”几个大
字。这一场面的照片，《朝日画报》（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号）也
曾登载过。
从这些报道中， 可知N军曹所说最先登上中山门的富士井部队的侦察军官，则
是严重的记忆错误。山本对N军曹的话深信不疑，但从N军曹上述活来看，他们其他
谈话的可靠性也令人怀疑。
再说，《东京日日新闻》报道说是凌晨二时三十分，而《东京朝日新闻》则报
道说是凌晨三时二十分，两者时间相差近一个小时。但是，认为第九师团的一部于
十三日凌晨三时左右占领了中山门，则是肯定的。由此看来，铃木二郎说从中山门
进入城内是在十二月十二日，正如山本所指出的那样，显然与事实不符。那应该是
第二天，即十三日，铃木二郎将时间搞错了一天。
N军曹进一步说： “我与大队总部一起于（十二月十三日。――洞富雄补记）
上午八时左右从中山门进入城内（中略）。在铃木二郎（即铃木特派记者）的报道
中似乎有这样一段话：‘十三日在中山门的城墙上有排成一行的俘虏……’可是，
即使想抓俘虏也没有敌兵可抓。 ”山本七平听信了N军曹这番记述，也攻击铃木二
郎，说：“铃木二郎所说的十三日，是几点钟，那就不得而知了。如果是在十二时
前，那正是各中队依次入城的时候；如果是在十二时以后，那时联队本部刚刚抵达
中山门，而且大概正是部队以联队本部为核心向前作扇形散开完毕的时候。也就是
说，这支部队尚在中山门这里成战斗队形散开，不可能出现铃木特派记者所看到的
那种情景。 而且那种情景，如果不是从城墙外面看，则是不可能看到的。这样，N
军曹所说的‘当时，我没有看到一个敌兵、俘虏或居民’是真实情况，而铃木二郎
特派记者的报道是虚假的。”（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二九五至
二九六页，第二九九至三○○页）
然而，这似乎有点寻衅找碴。山本也在同一本书的别的地方谈到：“人的记忆
中最先容易模糊的实际上是‘时间’”（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
三○七页）。铃木二郎记者把十三日进入南京误以为十二日进入南京，因而他所说
的于第二天看到在中山门的城墙上集体屠杀俘虏的情景，实际上是指十四日，这并
无什么牵强附会之处。据说，在扬子江岸边和城门外屠杀俘虏，从十四日开始的几
天内，相当残酷。因此，即使在十四日目击中山门附近的城墙上的惨状，也没有什
么可大惊小怪的。当然，俘虏并不是在被俘的地方当即遭到屠杀的。
铃木二郎记者在入南京城的时间与目击“城墙上的屠杀”的时间问题上的质疑，
于此总可以解决了。再说，即使记忆错误，把日期搞错一天，那也不能成为把铃木
二郎的“亲眼目睹经历谈”当作荒诞之说的根据。
再者，山本七平介绍了这样的“证词”说：从引人注目的中山门外到紫金山脚
下没有发现一具尸体。如果这是事实的话，对“南京大屠杀无稽之谈论”来说，便
成为有力的证据。因此，在进入正式讨论之前，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山本七平提出的证据，是与“砍杀百人”的M少尉同一部队的T这个人的信件。
据山本七平说， T在他的信中说，在举行入城式的前一天（即十二月十六日）奉命
扫清南京城外的马路，向中山门外清扫了约五公里，但“没有看见一具中国兵的尸
体，只是闲逛了一下”（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三○○页）。可
是，情况果真如此吗？
T所说的话，我不能全部相信。我因此想试举一、两个例子，与T的证词作一对
照。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检察方面向法庭提交了书面证词，其中有一份资料，
即有关从中山门外往东路上掩埋遗弃尸体的资料《崇善堂掩埋队掩埋尸体数统计表》
（检证一七○三，法证三二五）：
年 月 日 “自昭和十三年四月七日至昭和十三年四月二十日”
发现尸体的地点“从中山门外至马群”
男“三万三千六百零一具”
女“一百九十一具、
儿童“三十六具”
合计 “三万三千八百二十八具”
（洞富雄编：《日中战争史资料》1，第三七七至三七八页）
这里所说的马群，地处紫金山南麓东端，从公路上走，离中山门外不到六公里
路。
T说“向中山门外清扫了约五公里……闲逛了一下” ，因而可以认为他还是到
过马群的。如果根据上述书面证词，从中山门外到紫金山南麓，则掩埋了遗弃尸体
达三万具以上。 当然，并不是说这些尸体全都横在T所闲逛的马路上，或走在马路
上所见之处都横陈著尸体，而再，说遗弃尸体达到三万三千八百二十八具，这个数
字也许有问题。尽管如此，走了近六公里路，没有看到一具遗弃尸体，却也令人奇
怪。我想，仅是阵亡的中国兵的尸体，应当也有相当数量没有埋葬。
同是在十二月十六日那天，野战邮政局的佐佐木元胜乘坐汽车从相反方向沿着
T所走过的马路进入南京城。 他在《野战邮政旗》上写道：“自麒麟门前，在右首
的工路试验所的广场上，有许多身着青灰色服装、像是苦力模样的人蹲在那里，那
是四千名被解除了武装的中国兵。马路边上也有许多中国兵。他们睁大着眼睛四处
张望，眼神令人可怖。马群镇原先是集积弹药的地方。在那里对二百名散兵进行了
扫荡”（《野战邮政旗》复印本，上册，第二一五页）。麒麟门位于马群三至五公
里之处，这里在行政区划上仍属南京市内。可以推测，佐佐木在那里所见到的四千
名俘虏的命运是死亡。而且，毋庸赘述，“对二百名散兵的扫荡”则是斩尽杀绝。
从前面所说的中山门到马群一带的公路中段，再由此往紫金山方向走不到三公
里处有一个很大的寺庙，叫灵谷寺。一九三九年一月，南京市伪市长高冠吾在这寺
庙里建立了“南京无缘遭难者碑”（碑文收载于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的书面证
词。根据南京慈善团体及人民鲁?的报告所反映的敌人大屠杀情况。〔验证一七○
二，法证三二四〕中）。其中也记述道：“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据报告说布山、马
鞍、灵谷寺等地有许多尸体，请求掩埋。余命令公共卫生局派出人夫，收集尸体的
残骸遗骨。 其数逾三千，厚葬于灵谷寺东边”（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1，第三七五
页）。山本难道也把这个证词说成是捏造的证据吗？
此外.关于在南京城内的遗弃尸体，山本说：“N在信中写道，在市内没有看到
一具遗弃尸体” （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三○○页）。N在信里
果真写有这句话吗？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便想对该信的整个内容的可靠性打上一个
极大的问号。 这，只要看一下本书第一编第2节《城内扫荡的惨状》，便可知道。
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城内扫荡后的悲惨情景，惨不忍睹。由此看来，山本大概是把
N的信里所写的关于从中山门入城时的情况， 即把“城门附近没有看到一具敌我双
方的尸体”（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二九五页）这句话看错了，
把“城门附近”当作“市内”了。对于如此重要的情况，希能正确地引证。
“今世地狱图”
铃木二郎记者看到了从南郭的光华门进城一路上的惨状，并对其地狱般的情景
作了这样的描述：
在通往光华门的马路两边，可以看到弯弯曲曲的战壕。里面填满了无
数烧焦并已腐烂的尸体；铺放在马路上的许多原木下面，也躺着尸体，胳
膊和腿露在外面；其情景真是一幅今世地狱图。
山本七平对这种“地狱图”也抓住不放，企图证明它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虚假的
图景。
山本说，铃木二郎记者大概是从上述引文中所说的光华门进入南京城内的。虽
然报道也有给人以这样的印象：似乎铃木二郎记者是从中山门入城的，但从时间上
看来，事实不可能这样。山本七平认为，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铃木二郎记者写的是
在“阴天的十二日晌午”已经入城，而此时此刻，日本军尚未攻破中山门。然而，
说铃木二郎记者是从光华门入城的，而不是从中山门进城的，那应该说是山本七平
的错误判断。
诚然，铃木二郎记者说他是在十二日进入南京城的，但正如前面所述，这却是
铃木二郎记者的记忆错误。铃木二郎记者是在十三日早晨中山门被攻破之后，才从
那里入城的。山本说：“令人非常奇怪的是，铃木二郎特派记者没有明确地记述自
己是从哪个城门入城的”（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三○一页）。
不过，这却是山本看漏了，铃木二郎记者显然“明确地记述”了从中山门入城一事，
他说：“在我们于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登上了已被炮弹击毁的中山门而进入南
京城以前……”
所以要拘泥于铃木二郎记者入城的城门和入城的时间，那是因为山本七平说过
一些话。
山本说，如果铃木二郎记者在光华门路上看到那悲惨的情景，那应当是十二日
从光华门入城的时候；如果确是如此，那末报道中所谓坦克云云就“令人费解”了。
山本认为，因为“即使在那时（十二日。――洞富雄注），而且恐怕即使在十三日、
十四日也没有坦克”，所以铃木二郎记者描绘了一幅虚假的地狱图（单行本《我所
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三○一至三○二页）。
诚如山本所说，“城门的入口处都已用土袋加固，车辆自然不可能迅即畅通”。
当时，尚留在南京城内的《纽约时报》记者德丁也报道说：“城门内侧由堆积得二
十英尺厚的砂袋支撑着， 而且还用钢筋水泥来加固。”《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1，
第二九一页）
此外，在南京降落后十八天入城的作家林芙美子在其随军日记中也写道：“听
说，光华门是胁坂部队最先攻入的地方。可是，我一边穿过堆满土袋的城门，一边
为攻破这个城门而深为感叹。”这个城门“以惊人的土木建筑的才能，把基础筑得
如此坚固，安如磐石”（《我的昆虫记》，第十一、四十五页）。
不过，日本军既然占领了南京城，就必然会立即清除那堆积在各城门内侧的障
碍物，以便让部队、车辆和坦克通过。林芙美子也不会看到南京守军用土袋构筑的
防御工事全无破坏，原样保存在那里的吧。因此，“即使在十三、十四日也没有坦
克”――山本七平的这一判断就令人费解了。再说，即使光华门和其他一些城门仍
然如封锁时的那样原封不动，恐怕也不能因此说光华门通往中山东路的马路上日本
军不需要坦克！
事实上，也无必要提起这些令人感到麻烦的事情。高崎隆治不愧是研究战争文
学的第一个人，他所写的《空中楼阁的幕后》一文收录在一九七七年出版的本多胜
一所编《笔杆子的阴谋》里。他在文章中明确地写着，在中山门堆积如山的土袋已
被清除，“城门洞开，坦克于四时入城（十三日。―一洞富雄注）”（摘自大宅壮
一日记《外地的迷惑》）。而且，当天夜晚“为扫荡残敌，坦克声隆隆，枪声激烈”
（摘自偶然与高崎隆治同属第三十五联队的第一大队副渡边年应经理中尉的日记），
从根本上推翻了山本所谓”十三、十四日没有坦克的说法”（第一四六、一四九页）。
铃木二郎记者大概是于十三日或十四日在光华门路上看到惨状的吧。
◆ ◆ ◆ ◆ ◆
山本又说：“所谓马路两边的散兵，战壕里都是尸体的说法其实莫名其妙，这
样的巷战准备，我有点不可想象。首先，无论看哪个人的记述，都未认为南京城内
已作好了巷战准备。而且，也绝无记述发生过巷战的情况”（单行本《我所认识的
日本军》，下册，第三○二页）。关于这一点，拟引用上述德丁记者的部分报道，
聊以解答山本提出的问题。所谓“马路两边的战壕”是指什么呢？我也不得而知。
但是，在南京城内，为准备巷战，挖掘了战壕，也确有其事。德丁记者说：
躲藏在战壕内横洞里的一小群士兵被抓获，他们在防空壕的入口处，
不是被枪杀，就是被戳杀。然后，他们的尸体被扔进并填埋在战壕内横洞
里。也有用坦克的炮口对准被捆绑起来的士兵们进行轰击的。当然，一般
处死的方法是用手枪射击的（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第二九一页）。
关于有无发生巷战的问题，这一点，我想指出的是德丁记者曾这样写道：“星
期一（十三日）一整天，一部分中国军队在市内东部以及西北部继续与日本军进行
战斗……星期二深夜，日本军经零星战斗之后占领了市内的南部、东南部和西部池
区。星期二（即十四日）中午以前，日本军全部肃清了仍然拿着武器进行抵抗的中
国兵， 完全控制了南京市”（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第二九一页）。关于发生过
巷战的记述并非“完全没有”。山本若无其事地说什么“查阅了所有记录”，“都
没有记述”。我是历史学家，即使进行了慎重的调查，也绝对不敢这样说。
铃木二郎记者记述说：“铺放在马路上的许多原木下面，也躺着尸体。”对此，
山本也说：“我无法理解坦克会在铺在尸体上面的原木上开过。铺放原木，经得起
坦克的重压这件事本身，就是比清除尸体要繁重得多。而且，躺在原木下面的尸体
软绵绵的，坦克的两条履带若不是同时成直角地压在原木两端，就会使原木蹦跳起
来。我自己就曾驾驶过自行炮车，像前面听说的那种蠢事是不会有人干的，即使下
令干，也不会有人去干。”（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二○三页）
诚如山本所假想的那样，如果地上躺着尸体，就没有必要干出特地在尸体上铺
放原木让坦克开过去的那种蠢事。因为只要简单地清除尸体后坦克就可以通行。可
是，在南京的部分城门附近所看到的被遗弃的中国人的尸体，可不是那么轻易清除
得掉的，以致日本军竟在数天内不打算清除尸体，不，是尸体多到怎么也清除不了
的程度。我们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说明军用卡车曾无情地压碾在那些累累尸骸――
或堆积如山的尸体上开过去的。
《纽约时报》记者德丁亲眼看到了这种情况，他说：
由于日本军占领了下关门（挹江门。――洞富雄注），便对守军进行
了大屠杀。中国兵的尸体堆积在砂袋之间，有六英尺高。星期三（十五日）
深夜，日本军也没有清除尸体，而且在整整两天内，重型军用卡车无情地
压碾在人、狗和马的残骸上面摇摇晃晃地开过去（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
第二八三页）。
而且，《时报》特派记者麦克唐纳也对留在南京的外侨就目睹的惨状所谈情况
进行了报道，其中（《时报》十二月十七日上海讯，十八日出版）谈到：“在通往
江岸的下关门，人和马的尸体恐怕堆得有四英尺高，两轮马车和载货卡车在尸体上
面开过，出入于城门。”
关于通往下关的出口处――挹江门附近的惨状，有个外侨，估计是南京安全区
国际委员会委员、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马吉牧师，在私下寄往上海的日记
体书信中也这样写道：
那天（十二月十五日。――洞富雄注）下午，我抢在那个粗鲁的少佐
之前抄近路来到了下关。在城门处遭到了盘问，但因与路透社的史密斯和
斯蒂尔（《芝加哥每日新闻》特派记者。――洞富雄注）在一起，总算放
行。他们俩乘坐原先那艘驱逐舰走了。关于城门的情况，如前所述。我们
不得不驱车越过死人之山。那种情景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我决不会忘
记乘坐这辆车外出时所看到的情景（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 第三十一至
三十二页）。
关于德丁记者和马吉牧师等外侨在挹江门附近所看到的情景，藤井慎一也说：
“挹江门附近全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尸堆，以致在尸骸上铺放木板，汽车在上面通行”
（《“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二八页）。藤井曾接受了山本的同伙铃木
明的现场采访，并在影片《南京》中负责录音工作。
这是日本兵在西门外看到的亲身经历之谈：参加攻陷南京城的牧师井之胁定―
―在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晚上八时日本广播协会播放的《映像的证词》中露过
面――说，在西门外挖掘了三十米宽的防坦克的壕沟，而这种壕沟已被尸体所填没，
马拉辎重车在上面通过。
再举一例。一九六五年，中国归来者联络会代表团访问了南京，当地的汪良对
代表团成员就屠杀事件谈了许多情况。其中谈到，在南京沦陷后的十二月十三日的
扫荡战，使路上堆满了尸体，第二天坦克车队的履带在那些尸体上压碾而过（山冈
繁：《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争受害地区》，第十六页）。
山本难道也说这些外侨和日本人就亲眼目睹的事实所提供的证词也都是谎言吗？
正因为是这种情况，所以如铃本二郎记者在光华门附近所看到的那样，即使是
坦克，也只能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面铺放原木或厚木板才能通行。“怎么会有如此
残酷的事？”――这是现实，在日本军当初占领南京时存在过这种情况，而铃水二
郎正是亲眼看到了此种情景，才说“真是一幅今世地狱图”。
如前所述，铃木二郎在《丸》杂志上发表了重要证词，但据山本七平说，那全
都是伪证。铃木二郎打破了长达三十五年来的沉默，说道：“现在，我作为现场记
者，总算有勇气写出这些‘证词’。”山本对铃木二郎的这种真情企图残酷地否定。
铃木二郎并非是一个处于这样困境的人，即：不作伪证，自己就会被问罪。像他这
样的人，为什么敢作可能被误解为侮辱民族的发言呢？我希望人们认真地考虑这一
点。
“城墙上的屠杀”
又说引起争议的“城墙上的屠杀”问题。诚然，红枪会的战士们是具有大无畏
精神的中国兵，也是铃木二郎记者在中山门附近城墙上所看到的那些人，他们的勇
猛精神已为日本军所熟知。山本七平称这个红枪会为红枪会匪（红枪匪），把它的
性质解释成“当时中国为数众多的封建的私人武装力量中狂热而又盲目的、可以说
是‘敢死队’性质的集团……他们对企图推行‘西欧化’的蒋介石进行了彻底反抗
……他们的宗旨是一直‘为战斗而死’，因而也绝对不会成为日本军的俘虏。他们
虽有个别人在不省人事的情况下当了俘虏，但他们手持红缨枪出现在机关枪面前的
行动，与集体投降却是不相容的”（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二九
八页）。山本七平就是这样看待日华战争爆发时的红枪会的，因而认为他们参加蒋
介石政府的首都保卫战或集体成为俘虏，是不可思议的。
然而，红枪会果真是山本七平所说的那种集团吗？红枪会成立于民国五、六年
（即一九一六、一九一七年）以后，中心在河南，从山东、河北（直隶）、山西、
陕西扩大到安徽、江苏、湖北的北部地区，发展成为一股拥有数百万会员的巨大势
力。它是农村的一个具有宗教秘密组织性质的武装自卫团，在遭到军阀或土匪骚扰
时就起来与之进行斗争。除红论会外，中国北方各省各地区还兴起了同样与秘密结
社组织有联系的农村自卫团体，如黄枪会、黑枪会、大刀会、天门会等，总而言之，
它们可称之为枪会运动。
前一个时期， 有关枪会运动的出色研究文章相继问世。 那就是山本秀夫所著
《农民解放斗争的新发展――中国共产党与农民战争》（收录于《现代中国讲座》
2《中国革命》 ，一九六九年）、三谷孝所著《国民革命时期的北方农民暴动――
以河南红枪会为中心》（收录于野泽丰所编《中国国民革命史的研究》，一九七四
年），以及马场毅所著《红枪会运动序说》（收录于青年中国研究者会议所编《中
国民众反叛的世界》，一九七四年）。根据这些研究文章，我对枪会运动略作一些
叙述。
据悉，枪会在国民革命时期展开了高涨的同军阀的斗争，但在一九二八年北伐
战争结束，继而在一九三○年爆发的阎冯联军与蒋介石军队的。中原大战”，也以
蒋介石获胜而告结束，于是各省的枪会运动便失去了活力，开始瓦解。
然而，在一九三○年前后枪会运动低落时期，暂时出现了类似山本七平所说的
“他们对企图推行‘西欧化’的蒋介石进行了彻底反抗”的状态，这看来是事实。
那就是在江苏、安徽、山东西南部的各地发起了大规模的暴动，对国民政府加强政
治上的统治进行了反抗，而国民政府试图“改革风俗”，即禁止“迷信邪术”（秘
密结社）。
关于三十年代日华战争爆发前的枪会运动，好像几乎没有什么资料。后来也没
有迹象表明发生过这类暴动。即使政府也放宽了“改革风俗”的政策，可想而知，
对以隐蔽的形式秘密组织的集团的存在视而不见。因此，一直到一九三七年日华战
争爆发时，无法想象在农民中间会有“对蒋介石进行了彻底反抗”的那种强有力的
抵抗。假使在枪
山本七平在《诸君》杂志上连载的《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一文，一直执拗地夹
叙夹议地谈论“砍杀百人比赛是虚假报道”，在其最后两回《“出于时代的逻辑”
而杀人》（一九七四年三月号）和《最后的“话”》（同年四月号）中首次提及所
谓“南京大屠杀”的一部分问题（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二六八
至三二三页）。
山本七平所提及的是，取道“砍杀百人比赛”的前《每日新闻》记者浅海一男
的同事――铃木三郎记者所写的凄惨的经历谈：《我目击了那次“南京的悲剧”》
（载《潮》，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号），以及上海派遣军所发表的关于遗弃在南京城
内外的尸体数。
前记者铃木二郎所写的“亲眼目睹的经历谈”，内容都是虚构的（载于四月号
的文章），说是根本没有屠杀中国军队的官兵，其阵亡人数也不过四、五千人（载
三月号文章八――山本七平这样解释“南京大屠杀”的“真相”。这种发言实在令
人吃惊，也令人可怕。
随军参加南京攻陷战，目击了南京的悲剧的记者、评论家和作家达一百余人。
其中，以亲身体会在战后发表关于南京暴行的谈话的，只有两人，即前《每日新闻》
记者铃木二郎和前《朝日新闻》记者今井正刚。对今井的亲眼目睹的经历谈，铃木
明提到了它，臆断为是骗人的谈话。这次则是山本七平对铃木二郎的亲眼目睹经历
谈发起了挑战。山本七平的挑战是否奏效，“南京大屠杀”的“传说”是否能被揭
穿？我们就先从这些问题开始探讨。
N、Y两人证词的可靠性。
铃木二郎记者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登上了为炮火击毁的中山门，进入南
京城。“第二天即十三日，一行数十人包括后来接踵而来的中川纪元画家、已故大
宅壮一等人在内的《大阪每日新闻》和《东京日日新闻》记者、摄影师，就以马路
边一座砖瓦结构、空无人影的旅馆为前线总部开展活动”，而铃木又重返中山门。
他就是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了“令人可怖的悲惨的大屠杀”。当时的情景是“在二十
五米（宽）的城墙上排成一行的俘虏，一个个被刺落到城外”。据他说，这些俘虏
“在死神面前，有的露出满意的微笑，有的时而哈哈大笑，等待着死亡的到来”。
前《每日新闻》记者铃木二郎这样说。但是，山本七平对此亲眼目睹的经历谈
却作了批判，说是在时间上首先不对头。山本批判的根据是第九师团（金泽）富士
井部队（第三十五联队）第一大队本部军曹N写给铃木明的信。据N说，第三十联队
于十二月十一日开始进攻中山门，十二日下午六时攻至中山门以东四百米一线，但
在城门和城墙上的敌人不甚强劲，“那天半夜，敌人的枪声突然稀少，第二中队因
此断定敌人有撤退的迹象，便派出侦察军官前往中山门，那里已无敌人抵抗，于是
就占领了该地。而且，第二中队于十三日黎明时完全占领了中山门及其附近一带”
（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二九三页）。
由于南京城的城门已被攻破，中山门的守军担心退路被切断，便在十二日半夜
放弃了中山门。山本把南京攻陷战说成是“无流血、无战斗的入城”，但仅就攻占
中山门而言，近似“无流血、无战斗的入城”，或许是事实。
这点暂且不谈。 据N军曹说，攻占中山门的是富士井部队第一大队第二中队的
侦察军官。不过，据《东京日日新闻》报道，前往攻占中山门的是第九师团所属富
士井、伊佐、大野各部队，中山门于十三日凌晨二时三十分由大野部队全盘占领，
其中最先登上城门的则是侦察军官藤作、金谷两个少尉和其他九人（其全部人员的
姓名已作了介绍）。《东京日日新闻》还报道说，十三日凌晨三时二十分，“大野
部队的一部” 攻占了中山门。关于N军曹所在部队――富士井部队和伊佐部队的情
况，报道说：十三日拂晓，它们在工兵队的支援下，用铁驳船渡过一百米宽的护城
河，从“中山门旁边两个”炸毁处一起攻入城内。。
一九八○年八月上映的香港影片《旭日》（原名《Rising Sun》，日
译《惨痛的战争》――译者）中出现。了这样一个场面：在中山门的城墙
上写有“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凌晨三时十分，大野部队占领”几个大
字。这一场面的照片，《朝日画报》（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号）也
曾登载过。
从这些报道中， 可知N军曹所说最先登上中山门的富士井部队的侦察军官，则
是严重的记忆错误。山本对N军曹的话深信不疑，但从N军曹上述活来看，他们其他
谈话的可靠性也令人怀疑。
再说，《东京日日新闻》报道说是凌晨二时三十分，而《东京朝日新闻》则报
道说是凌晨三时二十分，两者时间相差近一个小时。但是，认为第九师团的一部于
十三日凌晨三时左右占领了中山门，则是肯定的。由此看来，铃木二郎说从中山门
进入城内是在十二月十二日，正如山本所指出的那样，显然与事实不符。那应该是
第二天，即十三日，铃木二郎将时间搞错了一天。
N军曹进一步说： “我与大队总部一起于（十二月十三日。――洞富雄补记）
上午八时左右从中山门进入城内（中略）。在铃木二郎（即铃木特派记者）的报道
中似乎有这样一段话：‘十三日在中山门的城墙上有排成一行的俘虏……’可是，
即使想抓俘虏也没有敌兵可抓。 ”山本七平听信了N军曹这番记述，也攻击铃木二
郎，说：“铃木二郎所说的十三日，是几点钟，那就不得而知了。如果是在十二时
前，那正是各中队依次入城的时候；如果是在十二时以后，那时联队本部刚刚抵达
中山门，而且大概正是部队以联队本部为核心向前作扇形散开完毕的时候。也就是
说，这支部队尚在中山门这里成战斗队形散开，不可能出现铃木特派记者所看到的
那种情景。 而且那种情景，如果不是从城墙外面看，则是不可能看到的。这样，N
军曹所说的‘当时，我没有看到一个敌兵、俘虏或居民’是真实情况，而铃木二郎
特派记者的报道是虚假的。”（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二九五至
二九六页，第二九九至三○○页）
然而，这似乎有点寻衅找碴。山本也在同一本书的别的地方谈到：“人的记忆
中最先容易模糊的实际上是‘时间’”（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
三○七页）。铃木二郎记者把十三日进入南京误以为十二日进入南京，因而他所说
的于第二天看到在中山门的城墙上集体屠杀俘虏的情景，实际上是指十四日，这并
无什么牵强附会之处。据说，在扬子江岸边和城门外屠杀俘虏，从十四日开始的几
天内，相当残酷。因此，即使在十四日目击中山门附近的城墙上的惨状，也没有什
么可大惊小怪的。当然，俘虏并不是在被俘的地方当即遭到屠杀的。
铃木二郎记者在入南京城的时间与目击“城墙上的屠杀”的时间问题上的质疑，
于此总可以解决了。再说，即使记忆错误，把日期搞错一天，那也不能成为把铃木
二郎的“亲眼目睹经历谈”当作荒诞之说的根据。
再者，山本七平介绍了这样的“证词”说：从引人注目的中山门外到紫金山脚
下没有发现一具尸体。如果这是事实的话，对“南京大屠杀无稽之谈论”来说，便
成为有力的证据。因此，在进入正式讨论之前，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山本七平提出的证据，是与“砍杀百人”的M少尉同一部队的T这个人的信件。
据山本七平说， T在他的信中说，在举行入城式的前一天（即十二月十六日）奉命
扫清南京城外的马路，向中山门外清扫了约五公里，但“没有看见一具中国兵的尸
体，只是闲逛了一下”（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三○○页）。可
是，情况果真如此吗？
T所说的话，我不能全部相信。我因此想试举一、两个例子，与T的证词作一对
照。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检察方面向法庭提交了书面证词，其中有一份资料，
即有关从中山门外往东路上掩埋遗弃尸体的资料《崇善堂掩埋队掩埋尸体数统计表》
（检证一七○三，法证三二五）：
年 月 日 “自昭和十三年四月七日至昭和十三年四月二十日”
发现尸体的地点“从中山门外至马群”
男“三万三千六百零一具”
女“一百九十一具、
儿童“三十六具”
合计 “三万三千八百二十八具”
（洞富雄编：《日中战争史资料》1，第三七七至三七八页）
这里所说的马群，地处紫金山南麓东端，从公路上走，离中山门外不到六公里
路。
T说“向中山门外清扫了约五公里……闲逛了一下” ，因而可以认为他还是到
过马群的。如果根据上述书面证词，从中山门外到紫金山南麓，则掩埋了遗弃尸体
达三万具以上。 当然，并不是说这些尸体全都横在T所闲逛的马路上，或走在马路
上所见之处都横陈著尸体，而再，说遗弃尸体达到三万三千八百二十八具，这个数
字也许有问题。尽管如此，走了近六公里路，没有看到一具遗弃尸体，却也令人奇
怪。我想，仅是阵亡的中国兵的尸体，应当也有相当数量没有埋葬。
同是在十二月十六日那天，野战邮政局的佐佐木元胜乘坐汽车从相反方向沿着
T所走过的马路进入南京城。 他在《野战邮政旗》上写道：“自麒麟门前，在右首
的工路试验所的广场上，有许多身着青灰色服装、像是苦力模样的人蹲在那里，那
是四千名被解除了武装的中国兵。马路边上也有许多中国兵。他们睁大着眼睛四处
张望，眼神令人可怖。马群镇原先是集积弹药的地方。在那里对二百名散兵进行了
扫荡”（《野战邮政旗》复印本，上册，第二一五页）。麒麟门位于马群三至五公
里之处，这里在行政区划上仍属南京市内。可以推测，佐佐木在那里所见到的四千
名俘虏的命运是死亡。而且，毋庸赘述，“对二百名散兵的扫荡”则是斩尽杀绝。
从前面所说的中山门到马群一带的公路中段，再由此往紫金山方向走不到三公
里处有一个很大的寺庙，叫灵谷寺。一九三九年一月，南京市伪市长高冠吾在这寺
庙里建立了“南京无缘遭难者碑”（碑文收载于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的书面证
词。根据南京慈善团体及人民鲁?的报告所反映的敌人大屠杀情况。〔验证一七○
二，法证三二四〕中）。其中也记述道：“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据报告说布山、马
鞍、灵谷寺等地有许多尸体，请求掩埋。余命令公共卫生局派出人夫，收集尸体的
残骸遗骨。 其数逾三千，厚葬于灵谷寺东边”（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1，第三七五
页）。山本难道也把这个证词说成是捏造的证据吗？
此外.关于在南京城内的遗弃尸体，山本说：“N在信中写道，在市内没有看到
一具遗弃尸体” （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三○○页）。N在信里
果真写有这句话吗？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便想对该信的整个内容的可靠性打上一个
极大的问号。 这，只要看一下本书第一编第2节《城内扫荡的惨状》，便可知道。
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城内扫荡后的悲惨情景，惨不忍睹。由此看来，山本大概是把
N的信里所写的关于从中山门入城时的情况， 即把“城门附近没有看到一具敌我双
方的尸体”（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二九五页）这句话看错了，
把“城门附近”当作“市内”了。对于如此重要的情况，希能正确地引证。
“今世地狱图”
铃木二郎记者看到了从南郭的光华门进城一路上的惨状，并对其地狱般的情景
作了这样的描述：
在通往光华门的马路两边，可以看到弯弯曲曲的战壕。里面填满了无
数烧焦并已腐烂的尸体；铺放在马路上的许多原木下面，也躺着尸体，胳
膊和腿露在外面；其情景真是一幅今世地狱图。
山本七平对这种“地狱图”也抓住不放，企图证明它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虚假的
图景。
山本说，铃木二郎记者大概是从上述引文中所说的光华门进入南京城内的。虽
然报道也有给人以这样的印象：似乎铃木二郎记者是从中山门入城的，但从时间上
看来，事实不可能这样。山本七平认为，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铃木二郎记者写的是
在“阴天的十二日晌午”已经入城，而此时此刻，日本军尚未攻破中山门。然而，
说铃木二郎记者是从光华门入城的，而不是从中山门进城的，那应该说是山本七平
的错误判断。
诚然，铃木二郎记者说他是在十二日进入南京城的，但正如前面所述，这却是
铃木二郎记者的记忆错误。铃木二郎记者是在十三日早晨中山门被攻破之后，才从
那里入城的。山本说：“令人非常奇怪的是，铃木二郎特派记者没有明确地记述自
己是从哪个城门入城的”（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三○一页）。
不过，这却是山本看漏了，铃木二郎记者显然“明确地记述”了从中山门入城一事，
他说：“在我们于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登上了已被炮弹击毁的中山门而进入南
京城以前……”
所以要拘泥于铃木二郎记者入城的城门和入城的时间，那是因为山本七平说过
一些话。
山本说，如果铃木二郎记者在光华门路上看到那悲惨的情景，那应当是十二日
从光华门入城的时候；如果确是如此，那末报道中所谓坦克云云就“令人费解”了。
山本认为，因为“即使在那时（十二日。――洞富雄注），而且恐怕即使在十三日、
十四日也没有坦克”，所以铃木二郎记者描绘了一幅虚假的地狱图（单行本《我所
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三○一至三○二页）。
诚如山本所说，“城门的入口处都已用土袋加固，车辆自然不可能迅即畅通”。
当时，尚留在南京城内的《纽约时报》记者德丁也报道说：“城门内侧由堆积得二
十英尺厚的砂袋支撑着， 而且还用钢筋水泥来加固。”《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1，
第二九一页）
此外，在南京降落后十八天入城的作家林芙美子在其随军日记中也写道：“听
说，光华门是胁坂部队最先攻入的地方。可是，我一边穿过堆满土袋的城门，一边
为攻破这个城门而深为感叹。”这个城门“以惊人的土木建筑的才能，把基础筑得
如此坚固，安如磐石”（《我的昆虫记》，第十一、四十五页）。
不过，日本军既然占领了南京城，就必然会立即清除那堆积在各城门内侧的障
碍物，以便让部队、车辆和坦克通过。林芙美子也不会看到南京守军用土袋构筑的
防御工事全无破坏，原样保存在那里的吧。因此，“即使在十三、十四日也没有坦
克”――山本七平的这一判断就令人费解了。再说，即使光华门和其他一些城门仍
然如封锁时的那样原封不动，恐怕也不能因此说光华门通往中山东路的马路上日本
军不需要坦克！
事实上，也无必要提起这些令人感到麻烦的事情。高崎隆治不愧是研究战争文
学的第一个人，他所写的《空中楼阁的幕后》一文收录在一九七七年出版的本多胜
一所编《笔杆子的阴谋》里。他在文章中明确地写着，在中山门堆积如山的土袋已
被清除，“城门洞开，坦克于四时入城（十三日。―一洞富雄注）”（摘自大宅壮
一日记《外地的迷惑》）。而且，当天夜晚“为扫荡残敌，坦克声隆隆，枪声激烈”
（摘自偶然与高崎隆治同属第三十五联队的第一大队副渡边年应经理中尉的日记），
从根本上推翻了山本所谓”十三、十四日没有坦克的说法”（第一四六、一四九页）。
铃木二郎记者大概是于十三日或十四日在光华门路上看到惨状的吧。
◆ ◆ ◆ ◆ ◆
山本又说：“所谓马路两边的散兵，战壕里都是尸体的说法其实莫名其妙，这
样的巷战准备，我有点不可想象。首先，无论看哪个人的记述，都未认为南京城内
已作好了巷战准备。而且，也绝无记述发生过巷战的情况”（单行本《我所认识的
日本军》，下册，第三○二页）。关于这一点，拟引用上述德丁记者的部分报道，
聊以解答山本提出的问题。所谓“马路两边的战壕”是指什么呢？我也不得而知。
但是，在南京城内，为准备巷战，挖掘了战壕，也确有其事。德丁记者说：
躲藏在战壕内横洞里的一小群士兵被抓获，他们在防空壕的入口处，
不是被枪杀，就是被戳杀。然后，他们的尸体被扔进并填埋在战壕内横洞
里。也有用坦克的炮口对准被捆绑起来的士兵们进行轰击的。当然，一般
处死的方法是用手枪射击的（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第二九一页）。
关于有无发生巷战的问题，这一点，我想指出的是德丁记者曾这样写道：“星
期一（十三日）一整天，一部分中国军队在市内东部以及西北部继续与日本军进行
战斗……星期二深夜，日本军经零星战斗之后占领了市内的南部、东南部和西部池
区。星期二（即十四日）中午以前，日本军全部肃清了仍然拿着武器进行抵抗的中
国兵， 完全控制了南京市”（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第二九一页）。关于发生过
巷战的记述并非“完全没有”。山本若无其事地说什么“查阅了所有记录”，“都
没有记述”。我是历史学家，即使进行了慎重的调查，也绝对不敢这样说。
铃木二郎记者记述说：“铺放在马路上的许多原木下面，也躺着尸体。”对此，
山本也说：“我无法理解坦克会在铺在尸体上面的原木上开过。铺放原木，经得起
坦克的重压这件事本身，就是比清除尸体要繁重得多。而且，躺在原木下面的尸体
软绵绵的，坦克的两条履带若不是同时成直角地压在原木两端，就会使原木蹦跳起
来。我自己就曾驾驶过自行炮车，像前面听说的那种蠢事是不会有人干的，即使下
令干，也不会有人去干。”（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二○三页）
诚如山本所假想的那样，如果地上躺着尸体，就没有必要干出特地在尸体上铺
放原木让坦克开过去的那种蠢事。因为只要简单地清除尸体后坦克就可以通行。可
是，在南京的部分城门附近所看到的被遗弃的中国人的尸体，可不是那么轻易清除
得掉的，以致日本军竟在数天内不打算清除尸体，不，是尸体多到怎么也清除不了
的程度。我们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说明军用卡车曾无情地压碾在那些累累尸骸――
或堆积如山的尸体上开过去的。
《纽约时报》记者德丁亲眼看到了这种情况，他说：
由于日本军占领了下关门（挹江门。――洞富雄注），便对守军进行
了大屠杀。中国兵的尸体堆积在砂袋之间，有六英尺高。星期三（十五日）
深夜，日本军也没有清除尸体，而且在整整两天内，重型军用卡车无情地
压碾在人、狗和马的残骸上面摇摇晃晃地开过去（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
第二八三页）。
而且，《时报》特派记者麦克唐纳也对留在南京的外侨就目睹的惨状所谈情况
进行了报道，其中（《时报》十二月十七日上海讯，十八日出版）谈到：“在通往
江岸的下关门，人和马的尸体恐怕堆得有四英尺高，两轮马车和载货卡车在尸体上
面开过，出入于城门。”
关于通往下关的出口处――挹江门附近的惨状，有个外侨，估计是南京安全区
国际委员会委员、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马吉牧师，在私下寄往上海的日记
体书信中也这样写道：
那天（十二月十五日。――洞富雄注）下午，我抢在那个粗鲁的少佐
之前抄近路来到了下关。在城门处遭到了盘问，但因与路透社的史密斯和
斯蒂尔（《芝加哥每日新闻》特派记者。――洞富雄注）在一起，总算放
行。他们俩乘坐原先那艘驱逐舰走了。关于城门的情况，如前所述。我们
不得不驱车越过死人之山。那种情景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我决不会忘
记乘坐这辆车外出时所看到的情景（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 第三十一至
三十二页）。
关于德丁记者和马吉牧师等外侨在挹江门附近所看到的情景，藤井慎一也说：
“挹江门附近全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尸堆，以致在尸骸上铺放木板，汽车在上面通行”
（《“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二八页）。藤井曾接受了山本的同伙铃木
明的现场采访，并在影片《南京》中负责录音工作。
这是日本兵在西门外看到的亲身经历之谈：参加攻陷南京城的牧师井之胁定―
―在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晚上八时日本广播协会播放的《映像的证词》中露过
面――说，在西门外挖掘了三十米宽的防坦克的壕沟，而这种壕沟已被尸体所填没，
马拉辎重车在上面通过。
再举一例。一九六五年，中国归来者联络会代表团访问了南京，当地的汪良对
代表团成员就屠杀事件谈了许多情况。其中谈到，在南京沦陷后的十二月十三日的
扫荡战，使路上堆满了尸体，第二天坦克车队的履带在那些尸体上压碾而过（山冈
繁：《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争受害地区》，第十六页）。
山本难道也说这些外侨和日本人就亲眼目睹的事实所提供的证词也都是谎言吗？
正因为是这种情况，所以如铃本二郎记者在光华门附近所看到的那样，即使是
坦克，也只能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面铺放原木或厚木板才能通行。“怎么会有如此
残酷的事？”――这是现实，在日本军当初占领南京时存在过这种情况，而铃水二
郎正是亲眼看到了此种情景，才说“真是一幅今世地狱图”。
如前所述，铃木二郎在《丸》杂志上发表了重要证词，但据山本七平说，那全
都是伪证。铃木二郎打破了长达三十五年来的沉默，说道：“现在，我作为现场记
者，总算有勇气写出这些‘证词’。”山本对铃木二郎的这种真情企图残酷地否定。
铃木二郎并非是一个处于这样困境的人，即：不作伪证，自己就会被问罪。像他这
样的人，为什么敢作可能被误解为侮辱民族的发言呢？我希望人们认真地考虑这一
点。
“城墙上的屠杀”
又说引起争议的“城墙上的屠杀”问题。诚然，红枪会的战士们是具有大无畏
精神的中国兵，也是铃木二郎记者在中山门附近城墙上所看到的那些人，他们的勇
猛精神已为日本军所熟知。山本七平称这个红枪会为红枪会匪（红枪匪），把它的
性质解释成“当时中国为数众多的封建的私人武装力量中狂热而又盲目的、可以说
是‘敢死队’性质的集团……他们对企图推行‘西欧化’的蒋介石进行了彻底反抗
……他们的宗旨是一直‘为战斗而死’，因而也绝对不会成为日本军的俘虏。他们
虽有个别人在不省人事的情况下当了俘虏，但他们手持红缨枪出现在机关枪面前的
行动，与集体投降却是不相容的”（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二九
八页）。山本七平就是这样看待日华战争爆发时的红枪会的，因而认为他们参加蒋
介石政府的首都保卫战或集体成为俘虏，是不可思议的。
然而，红枪会果真是山本七平所说的那种集团吗？红枪会成立于民国五、六年
（即一九一六、一九一七年）以后，中心在河南，从山东、河北（直隶）、山西、
陕西扩大到安徽、江苏、湖北的北部地区，发展成为一股拥有数百万会员的巨大势
力。它是农村的一个具有宗教秘密组织性质的武装自卫团，在遭到军阀或土匪骚扰
时就起来与之进行斗争。除红论会外，中国北方各省各地区还兴起了同样与秘密结
社组织有联系的农村自卫团体，如黄枪会、黑枪会、大刀会、天门会等，总而言之，
它们可称之为枪会运动。
前一个时期， 有关枪会运动的出色研究文章相继问世。 那就是山本秀夫所著
《农民解放斗争的新发展――中国共产党与农民战争》（收录于《现代中国讲座》
2《中国革命》 ，一九六九年）、三谷孝所著《国民革命时期的北方农民暴动――
以河南红枪会为中心》（收录于野泽丰所编《中国国民革命史的研究》，一九七四
年），以及马场毅所著《红枪会运动序说》（收录于青年中国研究者会议所编《中
国民众反叛的世界》，一九七四年）。根据这些研究文章，我对枪会运动略作一些
叙述。
据悉，枪会在国民革命时期展开了高涨的同军阀的斗争，但在一九二八年北伐
战争结束，继而在一九三○年爆发的阎冯联军与蒋介石军队的。中原大战”，也以
蒋介石获胜而告结束，于是各省的枪会运动便失去了活力，开始瓦解。
然而，在一九三○年前后枪会运动低落时期，暂时出现了类似山本七平所说的
“他们对企图推行‘西欧化’的蒋介石进行了彻底反抗”的状态，这看来是事实。
那就是在江苏、安徽、山东西南部的各地发起了大规模的暴动，对国民政府加强政
治上的统治进行了反抗，而国民政府试图“改革风俗”，即禁止“迷信邪术”（秘
密结社）。
关于三十年代日华战争爆发前的枪会运动，好像几乎没有什么资料。后来也没
有迹象表明发生过这类暴动。即使政府也放宽了“改革风俗”的政策，可想而知，
对以隐蔽的形式秘密组织的集团的存在视而不见。因此，一直到一九三七年日华战
争爆发时，无法想象在农民中间会有“对蒋介石进行了彻底反抗”的那种强有力的
抵抗。假使在枪
我认识的鬼子兵
方军
为《我认识的鬼子兵》作序
吕正操
《我认识的鬼子兵》一书的作者方军，其父辈都是抗日战
士，曾任抗日区长的叔父，就是被日军抓住后用刺刀扎死的。
在日酋冈村宁次实行杀光、烧光、抢光“三光”政策期间，他
的家乡变成了“无人区”。作者对日本侵略者怀有刻骨仇恨，
利用在日本留学的机会，有意接触到一些还活着的侵华日本兵，
根据他们所述亲身经历和提供的材料，写成一部纪实作品，既
有极其珍贵的史料价值，更有警惕来者的教育作用。
作为一名出生在东北的抗日老战士，我对侵华日军的残暴
罪行，以及中国人民不堪忍受日军侵略的英勇顽强的反抗精神，
更是有着切身的体验。在我的少年时代，曾经目睹和经历了日
本侵略者对家乡人民的压榨与杀害。乡亲们常常挨日本人的打
骂，我的祖父、伯父都被日本人砍伤过。我的老师过铁路人行
横道，被日本人用战刀砍得头破血流。门前小河涨水，水深行
人难以过往，日本人却不许中国人过桥。有个乡亲从桥上走过，
碰到日本人，一刺刀挑死就推到了河里。我恨透了日本人，总
想长大当兵打日本，报仇雪恨。正是怀着这样一个目的，17岁
那年我参加了东北军。
“七七”事变，中国全面抗战爆发。我遵照中共北方局的
指示，率部留在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7年10月11日，在
河北蒿城梅花镇与敌发生激烈战斗。我军凭借梅花镇坚固的城
墙，重创骄横大意的日军，致使敌人伤亡七八百名，我军阵亡
一名连长、一名班长和20余名战士，受伤40多名。这是敌人在
河北遭受的首次沉重打击，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这也使当地人民看到，日本侵略者是可以打败的，中国军队也
是能打的，从而大长了中国人民抗日的志气，灭了侵略者的威
风。但是敌人对梅花镇的群众，却进行了惨绝人寰的报复。我
部撤离梅花镇时，曾特意掩护群众撤出，但人们这时还不曾了
解敌人的残暴，大部分居民没动，只有一部分群众和给我部抬
担架的人，随着部队撤出来。敌人在梅花镇连续烧杀4天4夜。
梅花镇共有550户人家，2500人，被敌人杀死1547人，有46户被
杀绝。烧毁房屋、店铺660余间。另外，还有到梅花镇来的外地
人，打短工的、做小买卖的、讨饭的等等，也被杀死400多人。
敌人疯狂报复制造的血腥惨案，燃起了梅花镇人民熊熊的抗日
烈火。不久，这一带便组织起一支抗日的武装。梅花镇未遭敌
人残杀幸存的青年，纷纷走上抗日前线。他们怀着民族的深仇
大恨，在抗日战场上英勇杀敌，有的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全中国都是这样。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罪行，强烈地激起了
中国人民的义愤和视死如归的抗日决心，并且升华为高昂的爱
国主义精神，掀起了不可阻挡的抗日洪流。尤其是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的敌后战场，不仅有八路军、新四军的浴血战斗，更
有男女老幼群众的广泛发动，献计献策，发明创造，和侵略者
进行殊死斗争。抗日高于一切，抗日需要什么，群众就献出什
么，生死都已置之度外。
侵华日军在中国大肆进行屠杀，这是日本长期进行武士道
教育的必然后果。大多数日本人民也是被迫接受这种教育的，
他们同是战争的受害者。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
要由上层军国主义分子负责。直到现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
阴魂还未散尽，叫喊“中国威胁论”，这是贼心不死，倒打一
耙，为其军国主义招魂。这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的高度警惕和
愤懑。中国现在不称霸，永远也不会称霸。中国人民受尽百多
年被侵略的苦难，不会也不可能去给别人制造战争创伤。中国
有句古话：“得民者昌，失民者亡。”中国人民不会去侵略别
人，但当别人侵略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把自己的血肉筑成新的
长城，和侵略者进行前仆后继的斗争，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
历史证明，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具有这种优良传统。
1997年10月15日
书前要说的话
我是中国陆军的退役军人，自以为多年的军人生涯已使我
的心肠变得如铁石般坚硬。但当我步入日本社会，采访仍然活
着的日本军队老兵，听他们回忆在侵华战争中犯下的罪行，讲
述中国同胞在战争中受到的苦难以及抗日将士壮烈殉国的情形
时，常常悲愤得放声大哭，情不能禁。就在东京的大街上，在
无数日本人困惑的目光中……
我想采访侵华日军也不是偶然的。我是老八路的后代，亲
人告诉我，我故乡河北省满城县方顺桥村，在日寇侵华期间多
次被烧成一片片火海。1942年，日本鬼子对冀中平原大扫荡时，
我的故乡方圆数百里竟成了“无人区”。
我叔父是共产党区长，被日本鬼子抓住后宁死不屈。日寇
当着全村父老乡亲的面逼问他：“投降不？”叔父怒视鬼子，
摇摇头。日本鬼子兵照着他的胸膛就是一刺刀。全村的乡亲们
不忍看叔父死亡前最后的抽搐，都悲愤地低下头去。这一事件
被乡亲们刻在村头石碑上，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剥蚀，字迹
依然清晰。
“日本鬼子是一伙什么样的人？我能否有机会面对面地采
访他们？”我常这样想。1991年初春，我以留学生的身份乘中
国民航客机降落在日本东京成田国际机场。机会来了，我想。
我在日本留学6年，从未回过国，主要靠在饭店送外卖的工
作挣钱交学费。送外卖使我有机会走进成百上千个日本人的家
庭，接触到各行各业各种类型的人物，其中就包括原侵华鬼子
兵。目前大约还有30―40万侵华日军老兵活在世上。他们大都
老态龙钟，疾病缠身，行将就木。趁他们还活着的时候，抢救
出他们侵华时的日记、照片等物证，了解他们对那场战争的看
法和今日的心态，就成为我在日本留学期间的重要任务。
我先后采访的十几个原侵华鬼子兵，在我回国前已有4人去
世。如果我不去和他们交谈的话，许多罪恶和经过半个多世纪
沉淀的深刻反思，将会随着他们离世而永远埋进坟墓。他们中
有人曾向我阐述：侵华战争是不能篡改的史实，战争使人变成
鬼，发动战争的人才是罪魁祸首；侵华战争从害人开始，以害
己告终；我们的青春时代是罪恶的时代……但也有人声称：我
们在南京没杀那么多人，中国人不抵抗，我们不会杀人……
请读者原谅，我在书中展示了日本军国主义那么多的丑恶、
秽行和血腥，让亲爱的同胞们污目，令他们难过得不忍卒读。
我重提那段历史，只是为了让人们永远记住它，永远避免它；
只是为了警示后人，勿忘国耻。
我祈愿在今后的世纪里，在我们祖国锦绣山河之上，永不
出现类似的噩梦。
中国退役军人方军
我认识的鬼子兵
方军
一、人肉馅饺子
这个题目本来我是准备放在后面写的。谁知身在北京的父
亲、姐姐看了我的写作提纲，都非常吃惊。父亲打国际长途电
话跟我说：“日本人在东北的731部队用人体作实验，把马血注
射到人身子里，把毒品放在炸药里，放在咱中国人身边引爆，
这些事确实有过。但鬼子兵再坏也没听说过他们吃人肉。纪实
作品要真实，一是一、二是二，千万不能有什么虚构。”父亲
是少见多怪。日寇在青岛对中国婴儿挖眼、剖腹，他们的肝脏
大部分被日本军官吃掉，这有照片为证。河北省阜平县罗峪村
妇救会主任刘耀梅被日军抓去后，坚贞不屈，惨遭杀害。日军
割下她大腿上的肉，剁碎了包饺子吃。这也有当时拍下的照片
作证明。这促使我把“人肉馅饺子”这一章先写出来，写完把
草稿寄给父亲他们，让他们过目。
写“人肉馅饺子”这一章的立意，是从给侵华日军老鬼子
包饺子而引发的，而我又是怎么认识老鬼子山下的呢？
我6年前去日本时，遇上一位非常和善的老头儿当保人，他
又介绍我认识了一群老太太。于是我就去那帮老太太办的工厂
里打工。
那帮老太太开了一家食品公司，每天供应周围5家工厂和两
所大学的午饭。她们才20来人，要赶做出这么多盒饭，多忙、
多累自不必说，连我这个小伙子都累得腰酸腿痛，眼前直冒小
金龙。金龙舞动之时，屈指一算，以一盒饭一分利为计算单位，
吃了一惊! 这伙老太太喝棒子面粥――发了。
正是这帮老太太给我介绍了他。
有一天，平田老太太找我，说给你介绍个老人，他家离咱
公司不远，请你去给他包饺子。包饺子也算打工，他会付你工
资。到日本人家去包饺子？有意思。
那是个80多岁的老头子，姓山下，住在离我们公司不远的
地方。平田老太太开车把我送到他家，老头子早在门口等候了。
平田老太太告诉我，山下从来不到门口迎客。你是第一个受这
种礼遇的人，应该算贵客。山下老头儿个不高，较胖，目光威
严，看来身体还好。我们见面的第一句话，他用中文说“你好
”，又用日文告诉我：“有30多年没见过中国人了，请进。”
走进这座从外面看来挺一般的日式住宅，大吃一惊，里面
一片富丽堂皇。客厅的桌子上堆着水果，老头子说：“吃! 吃!
”
我一边吃一边说：“您让我来是包饺子吧？面、油、菜、
葱、姜、糖、味精，我都带来了。您有擀面杖吗？”
老头说：“擀面杖？日本人不常吃面，怎么能有那东西。
”
我说：“你有和面的盆吗？”
他说：“是不是北京的瓦盆？没有。随便什么盆都可以吗？
”
我说：“什么盆都可以。没有擀面杖也不要紧，有酒瓶子
就成。我在中国铁道兵时包饺子就用酒瓶子。不过那盆嘛，早
晨洗脸，晚上洗脚，没有锅时，它就是锅，用来煮白菜。塔克
拉玛干沙漠的冬天，白菜就是佳肴。当然那盆还用来和面，包
饺子。您去过戈壁滩吗？”
老头子一听笑了。他说：“我在中国抚顺看过中国报纸，
知道中国军队中有个铁道兵兵种。它建于1947年，司令叫吕正
操。1937年，卢沟桥事变时，他是政府军53军691团团长，是坚
决抗日的军官。1950年在中国援助朝鲜的战争中，这个兵种也
去了。好像是1984年，这个兵种在中国军队建制中取消了。”
我心里想：“这老头儿是干什么的，怎么什么都知道呢？
”
老头儿说：“我半个世纪前在北京，就住在北海边上有个
叫‘东厂’的胡同。”
我说我怎么不知道东厂是什么地方，没听说过。
老头儿又乐了，我看见他整整齐齐的两排假牙。“你是北
京人吗？怎么连东厂胡同都不知道。明朝时，东厂是你们中国
的特务机关。当时的东厂和锦衣卫掌管诏狱，最为残酷，可以
胡作非为，不受任何法律限制。我们日本军进驻是1937年秋天。
”
我听了他的话，眼眶睁大得可以放进一辆自行车了。我问
他：“那你曾是日本兵了？”
他说是，军衔是中尉，是监狱长一类的小官。“1945年4月
我被一名游击队员用手枪顶住腰眼，当时我正在一家小饭馆里
吃一种叫肚丝的菜，没办法跟他进了胡同。1949年，我被转到
抚顺监狱，1954年得到中国政府的宽大，回国至今……我在中
国整整住了17年哪! 我十分感谢中国，我们迫害过中国人，中国
人却宽大了我们，让人难以相信。和我们一起被捕的中国人，
你们叫汉奸，却几乎都枪毙了。我的观点曾在日本《每日新闻
》上的‘大家说话广场’上发表过，我赞成日中之间应该世世
代代友好下去。今天，我见到你这个中国留学生感到很高兴。
”
那团面在我手里揉来揉去，正像我那颗复杂的心。“我面
前这个人是个侵华日军，他曾是战犯，是监狱长。那么东厂胡
同在哪儿呢？”我在脑海里搜索着。
山下说：“你们北京的小吃在北海、什刹海一带最多，在
那些小胡同里商人小店排列有序，鳞次栉比。还有很多人挑着
担子沿街叫卖。那个担子很特别，前面有火炉，后面有锅、碗
和各种调料。”
他担心我不懂，给我画出这种“厨房搬家”式的“挑子”。
看着他的画儿，我感到这老头子倒有点像个孩子。
我按中国的习惯，先做出几个饺子煮熟让他尝尝。山下一
吃，说：绝了，是北京的味道!
80多岁的老头子吃得高兴，就又扯起了北京胡同里挑担叫
卖人的吆喝声。
“你为什么能背下北京人的吆喝呢？”我感到奇怪，于是
向老头子提出疑问。老头子说他的上司叫土肥原贤二。土肥原
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并且还会讲几种方言。他在给北平的
日本特务机关训话时说：“要善于交际，广泛结交中国的军政
要人，就先要从中国的吆喝学起。”
“那么你所在的监狱关的都是中国人了？”对我所要知道
的东西，必须单刀直入。
“那是很遥远的事儿了，我都80多岁了，我记不清了。”
他的回答无疑是我的失败。
“那么，你能和我说说关于日本战犯的事儿吗？”
“在中国大陆方面，我们这些侵华日军虽然有罪，但是19
56年中国政府却把我们战犯全部释放了，一个也没枪毙，一个
也没受过虐待，真是让人难以相信。抚顺收容所中有84名中国
人被中国大陆军事法庭宣布死刑，中国人把他们称之为汉奸。
意思是他们帮助侵华日军屠杀中国人。
我们富士支部里还有两个被中国政府释放的人。这几年日
本国内右翼势力不断掀起战争无罪的思潮，我们三人是从不附
和的。”
“富士支部是什么组织呢？”我问。
他说：“我们日本人特别爱组织起来。你们中国人是一人
一条龙，我们日本人是10人一条龙。日中战争时，我们日军在
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有战斗力，是因为你们中国人之间不团
结，没完没了地互相打。噢，你想看看我们富士支部的影集吗？
你看看我们这帮老头儿，每年都死掉几个，越来越少，越来越
少了。”
他嘟囔着，走到书房里取来影集摆在我面前。这本影集一
开始介绍这个支部建立于1957年，是几个从苏联西伯利亚劳改
营回国的日本兵创办的。影集中还有一些照片，都是记录富士
支部成员原身份、兵种、参加不同战斗的照片。对他们而言，
悲惨也好，胜利也好，这都是历史的轨迹。一个日本兵的历史，
正是一个国家历史的缩影。这时，山下老头子又去书房取来一
本书，书名叫《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中国・激动的40年》。
老头子说一帧题为《希望》的照片，他很喜欢。《希望》
拍摄的是一个中国老太太慈祥地看着手中充满生机的一只小鸡，
表现出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和憧憬。老太太土布土衣，却干净安
详。这种安详是和平的环境下才会有的心情。
老鬼子山下老头说：1942年在中国华北丰润县实行三光政
策，他见过同样的老太太在村子一片废墟的烟雾里抱着孙子烧
成黑炭的尸体欲哭无泪的景象……没有一个日本兵敢走过去，
再刺老太太一刀。大家都站在那儿，看着、听着，默默无声。
只有燃烧着的房屋噼叭作响……
“日本在中国打了14年，也没把中国人打得卧地而降，没
把中国变成大东亚共荣圈里的成员。战事，每天都发生，每天
都有抓进来的人……现在总算太平了。中国人现在生活幸福，
我非常高兴，我们老军人都高兴呢”。他说，“所以，我们都
喜欢这张照片。”
翻到富士支部照片集的最后，有两张照片，让我惊呆了，
一时失语。我的灵魂完全走进了照片，走进了那个遥远但并不
陌生的年代……
老头子说：“这两张照片是为我而收集的，原因是我曾经
在北京的一所监狱工作过。这两张照片常常引起我无尽的回想
……那个年代太残酷了。我作为原侵华日军的成员，实在是对
不起中国人……”
把我征服的两张照片，一张是敌人抓住女战士成本华，这
个中国女人在日本鬼子的枪口前不在乎，不屈服，置生死于不
顾，代表了中国女性的英勇气概。这张照片，忠实地记录了历
史的瞬间，表现了语言所无法表现的一切。
这张照片中的形象，是中国自解放以来被中国作家们无数
次地表现过的英雄行为。中国的小说、电影、戏剧、故事里共
产党员的形象都是这个模式，都是这种英雄形象。
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这种教育，所以我看到这张照片，
心灵中的震动并不太强烈。让我吃惊的只是那中日战争中原始
的一瞬间，连鬼子的军装都那么破旧，与今天身着漂亮西服进
出北京饭店的日本人大相径庭。
另一张照片给我的感受只有四个字：“真实”和“沉重”。
那个女游击队员被鬼子抓住，她面对镜头表现出作为女人的真
实的恐惧、无奈，表现出要应付强奸、殴打、酷刑的一个女性
的软弱，表现出日本鬼子的残暴和强悍。她面对的是日本鬼子
的镜头，而不是你、我、他这些她的兄弟姐妹们。她的目光中
充满着绝望，―――这个目光也是最真实的瞬间。日本侵略者
杀害了我国3000万同胞，她将是其中的一个。她虽然表现出怯
懦，但她也是英雄。她是在抗日斗争的最前线让日本鬼子抓住
的，她不愧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好儿女。
每当我回想起我们中华民族的屈辱史，我会马上就想到她。
在她的目光注视下，我们中国的男儿们应该感到羞愧难当。她
明明是你热恋着的情人，是你的妻子，是你的姐姐或者是妹妹，
或者是您的女儿呀! 请你再仔细看看这张由日本鬼子兵拍的照片，
你不认识她吗？
作为男人，我愿意在战斗中献出生命，但我再不愿看到侵
略者拍下的这张照片。看到这张照片，我的心就隐隐作痛。我
认为这是中国被外国列强侵略屈辱的见证，是中国军人的耻辱。
经过老头子的同意，我用照相机把这两张照片拍了下来，
用的是尼康FM2、400°胶片、1／15秒、光圈4、35―75变焦镜
头。原照片在室内灯光反射下，不能尽善尽美地感光，实在是
可惜之至。但那传神的目光，毕竟完好地通过侵华老日本鬼子
之手传给了我们。
“您能告诉我在监狱中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吗？”
我实在不甘心，于是再一次发起试探性进攻。这是一种职
业上的习惯，这是不抱任何希望的军事性试探，这是最后一炮。
他如果说“忘了”，我就再也不问了，因为已经下午3点了，才
给人家包了4个饺子，而且吃了人家大量的水果! 不像话，我是
在给人家打工啊。
他说：“我永远忘不了一个人，他是政府军冀察第29军步
兵4师的机枪营长，少校军衔。一次在和我们日本军战斗中他腿
部中弹而被俘。这位政府军少校宁死不屈。没办法，用大刑。
东厂监狱里的刑具许多是中国明朝就使用的，比方老虎凳。”
他怕我不懂，在纸上画出这东西。
“打手有日本兵，但最凶狠的还是中国打手。那些流氓为
了讨好我们，往往下得去手，残酷之极。这个中国军官的另一
条腿就是中国打手在老虎凳上弄断的。”
“我亲自去和这个政府军少校聊天，他一直很少说话。后
来得知，他是河北省人、农家子弟，父母送他去保定军校，毕
业后就去军队，直至被俘。自从腿断了，他常昏死过去。他不
吃不喝，就那么一天天饿着。
“后来，他一直不说，只能枪决。执行前突然他要找我说
话。
“我很高兴。我跑去看他，我不希望他死。他是少数能和
我交谈的中国军人之一，况且临死前回心转意的人很多。谁知，
他的要求是穿上他那件有军衔的破军装。他说，我是少校，你
不过是个中尉。他说得到这个军衔是耀祖光宗，农家子弟不比
军阀子弟，也不比财主大老爷的孩子们，晋升十分不容易。
“再一个要求就是要站着死，面对枪口。我想他两条腿都
断了，怎么站着？于是我同意他坐着，穿军装，看着枪口。我
们日军崇尚武士。
“别人行刑前都是拖出去，惟独他，我命令用担架抬着…
…这不光因为他是军官，也不仅仅是为了我们都进过军校……
“中国军人俘虏分几种：临刑前一种是破口大骂，一种是
苦苦哀求，一种是听任摆布。他却要求站着死!
“把他抬出去的情景，我至今鲜明地记得：他看了我一眼，
并点点头……这种人生最后的安详、平静和礼貌给我心灵的震
撼极大……”
此时此刻我心里难过得没办法，我说不出话来，悲愤像一
块石头压在我的心头，我喉头发哽，他说的日语我完全听不懂
了，我把头深深地低下去。
我问山下有没有少校的照片，我想看看。山下摇摇头说：
“没有―――很可惜，多少年过去了，我还常常想起这个人来。
”
我忽然联想到少校的母亲，她一定会站在村口盼望自己的
儿子，但她的儿子永远回不来了，连张照片都没留下来。
山下老头说：“1944年10月，日本特务机关在北京长辛店
工厂抓到一批共产党嫌疑犯，抓到后一律灌辣椒水，坐老虎凳，
放狼狗撕咬。后来这批人被押送到石家庄监狱，因为有人想逃
跑，所以把他们300多人都剥去上衣，反绑双手，由40多日本兵
动手，一次就砍去180多人的头颅。然后把这些头颅挂在监狱中
电线杆子上、厕所里、食堂里、大门边、通道上、牢房里，让
别的中国犯人天天看着。
“1944年11月，我在北平地区特务机关联席会上，听到这
些‘经验’，都吓出一身冷汗。
“在联席会上听北平沙滩北京大学红楼的日本宪兵队队长
介绍，他们抓到抗日分子后，煮一大锅开水，前面放一群狼狗
咬，抗日分子后退，就要跌进煮着开水的大锅，不退，就要看
着狼狗撕咬自己脚上腿上的肌肉……
“长辛店宪兵队长吉田介绍，他练就一套杀中国人不眨眼
的方法，他可以砍开人的胸腔取出心脏和胆。他把中国女青年
头砍下来，放在锅里煮，把煮熟的肉掏净，把雪白的头骨放在
桌子上当装饰品……
“包饺子，做饺子，给你添麻烦了，年轻人。”
我用筷子把肉搅一搅，由于时间长，肉馅表面已经变成深
红色。我的脑袋发木，我感到手中盆里的肉就是鲜红的人肉!这
是东厂监狱那吃人魔窟里的人肉呀!日本侵略中国期间，多少中
国的好男儿在那里受到折磨，又有多少好男儿为抗击日寇在那
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呀。可我今天却在这儿，给当年的侵华日
军老鬼子包饺子!
我把盆一下摔到桌上，我告诉老日本鬼子：
“这是人肉!我看它像!老子我不能给你做人肉馅饺子!”
我大步迈出他的家，泪水随着悲愤的情绪忍不住终于涌了
出来，眼前的世界变成一片模糊。
无意中，我惊讶地发现老鬼子山下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坐
着。他坐在庄稼地里，他看见我哭了!他一直悄悄地跟着我!
他不声不响地坐在那儿，一直注视着我。
风吹着他那银白的头发上下舞动，那头发和我当八路军爹
的头发一样白!作为战犯，中国政府早把他给释放了。我的心一
下软了。在突如其来的风雨中，我真担心把他淋病了。我几步
蹿过去，用背心顶在他头上，扶他向家里走去。
平田老太太开车接我来了。她看见我们两人走在庄稼地里，
不知刚才发生了什么。平田是很善良的人，她惊呆了。她手中
的伞“砰”地一声被风倒背过去，又“哗”地一声被风吹走了。
把老头儿、老太太扶回家后，我扭头就走，光着大板儿脊
梁。
拉开门，外面是一片水的世界，哗―――哗―――哗地响
成一片。呼呼作响的风把从天上落在地面上的水，吹成一片片
白花花的颜色，让人分不清这从天而降的是雨水还是泪水。
我默默在风雨中走着，走着。我不感到冷，只感到胸中有
一股火在燃烧。
二、最后的军礼
有个朋友十分想到外国去，他常给我来信，问我到日本的
体会，这样便于他出国前做些准备。我实在编不出什么美丽的
花环送给他，左思右想，只好实话告诉他：“你如果在北京活
腻味了的话，不妨到日本浪漫一下；不过只能浪漫一天，因为
日本是全世界生活费用最昂贵的国家。”
我在日本6年很少穿西装，和教授谈话时常因头发里沾满拆
房子的沙土而感到尴尬；和日本同学在一起时，我摔伤的腿和
压伤的脚一瘸一拐的，狼狈不堪，惨不忍睹。除去倒霉之外，
命运还捉弄我，让我经常和一个原侵华日军老鬼子金井互敬军
礼。现在回想起来，简直不可思议。我父亲是1939年参加八路
军的老战士，他和日本侵略者除去兵戎相见、你死我活外，不
可能互敬军礼。他连日本侵略军1945年投降时在中国30多处缴
枪仪式上的最后一个军礼都没见过。父亲至今说起这件事都遗
憾万分。据父亲回忆，1945年10月8日，在八路军察哈尔省委宣
传部工作时，他接到上级指示，要他采访日军在北平的投降仪
式。他披星戴月往北平赶，等赶到时已经晚了一天。父亲只好
从八路军前方总部派人潜入北平的战友那里得到前一天的消息。
后来父亲以《投降的军礼》为题，在《察哈尔抗战报》上
发表一篇通讯。
作为八路军的老战士，父亲和侵略中国的日本鬼子进行过
无数次面对面的战斗。他目睹了多少村庄被鬼子烧毁，多少乡
亲被日本鬼子杀害，多少八路军战友就在他身边倒了下去，流
尽了最后一滴血。他能活下来，应该说是幸运的。所以我特别
理解他的仇恨，他的遗憾。日本侵华日军放下屠刀，向中国军
队宣布无条件投降而向中国军民致敬的最后一个军礼，父亲确
实是希望亲眼见到的，可是，谁让他晚了一天才赶到北平呢。
父亲想见没见到的事，偏偏让我常常能见到，你说怪不怪？
这事儿不是有点风马牛不相及，“关公战秦琼”吗？因为我虽
曾是中国陆军铁道兵的战士，和原侵华日军老鬼子金井到底是
两个时代的军人。命运却偏偏安排我们不止一次地互敬军礼，
这不是一大邪事吗？
如果有人，在东京街头或北京饭店门口拉住一个日本老头
儿，问他是否打过中国，十有八九会得到肯定答复。至于敬不
敬军礼就不好说了，旧日本军礼已经很难被世人见到了，尽管
目前还有40万当年的侵华日本军人依然活到了今天。
金井老头儿作为日本关东军老兵曾在中国东北多年，他第
一眼就认出我是中国人，而我是经过和他讲话才确定他是侵华
鬼子兵的。自从他知道我是中国人后，就天天给我们店来电话
订饭了。而且，这个侵华老兵还天天主动和我说话。开始阶段，
我们之间的谈话是“管丈母娘叫大嫂子―――没话搭拉话”，
慢慢地就转入了实质性的话题。到后来，我们之间发展到还没
相见已经有许多思想要等待交流了。互相敬军礼就是这时候发
生的事。
金井有一次和我聊天时说他崇拜中国军人，并崇拜了整整
半个世纪之久。我问金井：“理由是什么？”他对我说：“我
们旧日本军关东军司令叫东条英机。1945年9月11日他自杀时不
敢双手握住军刀扎入自己的腹腔，而用小手枪照自己并不要害
的地方开了一枪，没有自杀成。光让别人当武士，但自己不当
武士。我一直记着东条英机的训话：国民，要像武士那样为了
天皇尽忠赴死。武士道和武士文化是全体国民的价值标准和行
动规范。‘武运长久’就是皇运和国运长久的保障，可他自己
食言了。”金井接着说：“战争对于每个军人来说，都有穷途
末路的时候。多少旧日本军人遵照最高指挥官的命令，效忠天
皇，双手握住军刀扎进自己的腹部，他们真傻呀。”金井为他
们表现出一脸的遗憾和惋惜。
金井老头儿认为中国军人才是真正的武士。我对他的“奉
承”付之一笑。我说：“我们中国的东北军不是遵照蒋委员长
的指示败退关里，拱手让出东北三省了吗？我们中国的大小汪
精卫还少吗？”
我说，“武士”这个词不能像评论中国菜那样，样样都说
好吃。奉承菜可以，奉承人可不成。“武士”一词按日本人的
习惯有“英雄”的含义，这顶帽子不好给全体中国军人戴上。
如果中国军人都是武士的话，中国的大部分土地怎么让你们日
本军队占领了14年之久呢？
金井听了我的话摇摇头，表示不赞成。半晌，他说：“你
只是个毛头孩子而已。”
自从他惊讶地知道我也是中国陆军的退役军人后，就常常
立正站好，规规矩矩地给我敬一个军礼。我们都没穿军装，我
们根本不是一个时代的人，但我马上以在中国陆军服役7年养成
的习惯立正站好，还了一个军礼。他庄重我不能不庄重，我们
同是退役军人呀。
有一次他跟我详细描述林中打猎的情景。只见他双手模拟
端着三八枪，移动着步子追踪跑动中的黑熊；然后右手食指扣
动扳机的同时，嘴里“叭”的一声。“倒下了”。他告诉我。
我忽然想到了什么，不由得浑身一震。我问他：“向中国人射
击时是不是也这样？”他急忙摆摆手，低下头说：“别说了，
那是罪恶。”
稍停，我对金井说：“我年年‘8・15’那天都去靖国神社，
看当年的日本兵穿上当年的军服在靖国神社内参拜，后天是‘
8・15’，咱们俩一起去靖国神社呀。你如果同意，我今天就去
向老板请假。”
金井说：“确切地说，我只去过一次靖国神社，那是50多
年前的事了。1937年部队去中国前，我们是在横滨上的船。当
时，我们长野大队集体去过靖国神社参拜、宣誓。记得从那里
出来，我们浑身都是劲，更紧地握住了军刀和三八枪，我们要
去保卫我们日本国的海外领土―――满洲国。我们恨不能立刻
开到中国前线去，我们恨不能立刻变成靖国神社墙上的壁画和
石雕。”
金井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窗外。窗外是阳光
炙热的夏天，气温高达38℃。
金井回忆说：“我1953年从苏联回国，船还是在横滨港靠
的岸。当年和我们一起出国的长野县的战友们几乎没有几个人
了。从苏联纳霍德卡军港坐船，穿过津轻海峡，途经函馆、仙
台，我在船上一看，全是俘虏营新组合的队伍：有北海道的兵，
有四国的兵，也有本州和九州的兵。在横滨港欢迎我们的人群
和欢送我们的人群场面不一样，来的几乎全是亲友，有人已经
在这儿等了几周。没有鲜花，没有呼喊，没有歌声，没有一片
片闪亮的头盔和枪刺，没有军乐队，没有挥动的旗帜，也没有
欢声笑语。我们的军服也由新到旧、缝了又缝。迎接者的目光
飞快地在人群里寻找，找到了亲属的人，就大声喊叫起来。多
少母亲眼里含着泪水在归国大队中找寻自己的儿子，多少妇女
拉着孩子在人群中寻找自己的丈夫，多少女人想找到自己的哥
哥或弟弟，多少女人在寻找自己热恋过的男人。可是多数人没
能回来呀，他们永远留在异国他乡了。
“靖国神社，它留下了我的青春，我的希望，留下了我为
日本流的满腔热血。我再不希望走近它一步，因为我从不幻想
在那儿能找回我失去的一切。想起过去，我就感到悲伤。
“我可以陪你去日本的任何地方，我为你当向导，我和你
在一起时感到年轻。我爱回味中国的异国风情，我虽去过中国，
却头一次真正认识了中国人。我们去海边、去登山，你拉我这
个老头子一把，我都感到由衷的感谢，我曾追杀过你的父老哇
……
“但我不能答应去靖国神社，靖国神社是我青春的祭场。
我们长野大队一多半的灵魂都在那里呀，他们确实变成了武士。
他们没错，我也没错，我们是为国家去打仗，不是为了自己! ”
金井向我瞪起了眼睛，我这个人有个“从不对牛弹琴”的
习惯，因此我没说话。
“今天是什么日子？”两天之后我又遇到金井，问他。
“今天是‘8・15’日本战败50周年。”他和我聊天从来没
有过“终战”这个歪词。
老鬼子金井曾是关东军，后被苏联红军捉到西伯利亚，在
俘虏营服了8年苦役。他说：“在苏联饥饿难忍的时候就挖草根
吃，嚼着嚼着就落泪了，不吃不知道草根的滋味儿呀! 杨靖宇将
军、马占山的士兵胃里都是树皮呀。”金井告诉我：“当时我
们强制配给中国东北人民的粮食叫‘共和面’，里面还有锯末
呢。这种‘粮食’连我们的军马都不吃。
“1944年，部队在哈尔滨南大岗驻防。一个中国老太太拨
开我们日本军马的马粪，从里面拾出豆子来。我看了上前一脚
就把她给踢翻了。我说：滚蛋！你他妈的不是人呀，吃马粪。
老太太一边哭一边拾散落在地上的豆子。我说：你他妈的再哭，
我就在这儿刺死你。我舞着枪刺在她眼前吼着，可老太太不走，
她舍不得那些粮食。为此，老太太跪在地上一个劲儿地给我磕
头说：‘皇军！皇军！’
“在苏联俘虏营饥饿难忍时，我嚼着草根，就想到这个中
国老太太，我好后悔呀……”
金井转身打开保险柜，小心取出一幅照片。他戴上老花镜
给我讲解：“这是你们中国东北抗日联军司令杨靖宇将军的遗
照。你是第一次看见杨将军的照片？我也只见过杨将军一次，
而且近在咫尺，那就是杨将军的人头。
“那时，关东军司令部感到杨将军虽然死了，但是还有巨
大的威胁，于是命令：把杨将军的头颅砍下来示众，告诉中国
人：抗日的话，这就是下场！”
金井仔细看着照片说：“我开始不喜欢他，他毕竟是我们
关东军的敌人。他所领导的抗日联军一直坚决抵抗，我们连队
的许多军人都在他们的抵抗中阵亡了。你当过军人，你应该理
解我的心情。当看到自己的朋友被打死，是一定要报复的。可
我一直在想，那时杨将军如果投降了，可以去新京做官，那时，
中国已经没有了；新京就是满洲国的首都。中国的正规军都撤
了，关东军一共有70万部队，日本是决心占领这片土地的，我
不明白杨将军抵抗意义何在？不理解他的同时，我却佩服他。
他的军队一共三千人，没有重武器，没有任何援助，他却没有
后退一步。到后来，也就是现在，我的想法全变了，我感到杨
靖宇是个伟大的人物。一个到外国去征战的军士，表现得再英
勇也只是短暂的英勇；而一个为保卫自己祖国而战的勇士，才
具有永恒的意义。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这张照片我保存了55年啊。”
我看着杨将军的照片想了许多。我在日本留学期间一直交
党费。“为什么呢？”许多留学生这样问我。今天老鬼子拿出
的照片不就是答案吗：半个世纪前中国共产党人在外国侵略者
面前高举起红旗，宁死不投降；今天中国人民的敌人，就是贫
困。我们中国的广大农村，还有几千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难道中国共产党人忘记了吃树皮、吃棉花在冰天雪地里苦斗的
抗日联军了吗？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先民众的苦而苦、后民
众的乐而乐的党吗？这样的旗帜难道能在我们中国人民心目中
倒下去吗？
我们中国人的旗帜上有杨将军和几百万革命者的鲜血呀，
有我们几代人为之奋斗的信仰呀！我就是为了这个坚持交党费
的。
想到这儿，我立正站好，给杨靖宇将军敬了一个中国退役
军人的军礼。他饿死了还站在那，他是一种精神。
金井严肃地说：“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一直崇敬杨将军。
他是真正的武士，他的军衔应该和我们关东军司令一样高，可
他和普通士兵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睡一样的床，实在是
不可思议！作为原日本关东军二等兵，我已经76岁了，我还活
着，他却早已离开了这个世界。我愿意把最后的军礼敬给这位
坚强的中国军人。”
说完他也立正站好，给杨靖宇将军敬了一个原日本军人的
军礼。我吃惊地看着这一场面。
我不喜欢他把杨靖宇说成是武士，我纠正他说：“杨靖宇
不是武士，他是我们中国军队的将军，或者说是我们中国共产
党的高级干部。简称‘高干’。”
“今天是‘8・15’，为了50年前的噩梦不再重演，让我们
握握手吧。”金井小声建议道。
“成！我代表我爹和牺牲的叔。”我把脏手在裤子上蹭蹭，
于是八路儿子的手和原关东军老鬼子的手握在一起了。这是两
只拉过枪栓的手，是两只普通人的手，是向往和平的人的手。
握着侵华日军老鬼子的手，我一下想起张爱萍将军1987年
5月29日接见日本防卫厅长官栗原佑幸的谈话：“中华人民共和
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既不是中华民国那个时候的中国，更不
是满清时候的中国了。”我现在握着的这只老手，不也从根本
上改变了意义了吗？50多年前，它正挥舞着军刀在中国的土地
上杀人放火哪！
金井郑重地把他珍藏的杨靖宇将军遗容照片送给了我。
这个时间是1995年8月15日。50年前的这一天，清晨，日本
陆相阿南惟几大将自刃死亡；中午，日本裕仁天皇用无线电播
放诏书，向全世界宣布：日本国接受波茨坦宣言，无条件投降。
我想那一天，世界的天空都应该是湛蓝、湛蓝的。
三、山西遗梦
送外卖使我有机会走进成百上千个日本人的家庭，迈入机
关、学校、工厂、寺庙、妓院、商场、赌场、警察所、消防队、
日本自卫队、黑社会组织，见到职员、教授、木工、僧侣、妓
女、流氓、军人、主妇、政治家、消防队员。他们有的文雅、
有的粗俗，有的丑恶、有的善良，有的独身、有的同居，形形
色色，三教九流，无所不遇。
送外卖给我的良机就是能更多地采访侵华鬼子兵。
外地人的北京话再好，我们也可以听出他地方语中所带来
的蛛丝马迹，更何况我们中国人在日本呢。当铃木老人证实我
是中国人后，他就再没敢直视我的目光。可从那之后，他再不
预定别人饭店的外卖，只给我们店来电话。
他想看到我这个中国人。我想。
后来，他告诉我他的右臂留在中国山西省了。而且一瞬间
所发生的事情就变成了永恒。
铃木的年龄应该在77到80岁之间。他每天还在颤颤巍巍地
工作，是一家土产公司的经理。他的公司前面是个大仓库，里
面放着大豆、玉米之类的杂粮，后面是他的办公室。办公室宽
阔敞亮，正面墙上挂着一幅大油画，画下白色有机玻璃上写着
“山西景色”四个字，译成中文应叫“山西风光”。画中表现
的是秋阳下开镰收割的情景。铃木老头儿告诉我：“这位日本
画家根本没去过中国山西，可我付了钱，‘山西景色’就跃然
纸上了。久而久之，我觉得这就是我印象中的山西。”老人驼
背，仰着脑袋，用仅有的一只手指指划划地介绍着。“您去过
中国的山西省？”我问他。
老人似乎没听懂，他并不回答我的问题，只是茫然地看着
他的画儿发呆。我感到这里面肯定有故事，又不便开口直接问，
于是也欣赏起这幅画来。《山西风光》中的中国农民，都光着
脚，撅着屁股挥镰收割庄稼。我感到不对劲儿，便告诉铃木老
头：“山西农民的穿着打扮不是这样的，这有点像冲绳的农民
在收割稻子。把油画上后面的群山抹去，叫《冲绳风光》算啦。
”铃木老头拍拍脑袋，笑了。他说：“这画儿看了几十年，感
到里面有问题，但始终没找到它的错误在哪儿。”
铃木老头的办公室里有各种通讯设备，计算机设备。他用
一只手打英文传真，打日本文记录、报告书和统计表。办公室
前有个大水池，里面有悠然自得的大金鱼。办公室前后道路上
种着绿色植物。尽管铃木老头工作条件、生活条件都好，可他
却总是很忧郁，有点像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地、富、反、
坏、右分子，随时准备被拉上去，坐土飞机、挨批斗。仿佛生
活给予他的毫无幸福可言，连“幸福过”都没有。久而久之，
他终于和我谈起了往事，断断续续地说了很长时间。
我只在中国呆过一年又三个月就回国了。在中国东北辽阔
的土地上，我们的师团没有受到过任何抵抗，可以说长驱直入。
由于北平的宋哲元将军指挥的政府军29军在卢沟桥坚决抵抗，
我们的部队不得不奉命撤退待命，那是第一次撤退。
我们日军一方面以和谈为烟幕，一方面从朝鲜和日本国内
增调部队进关，准备大举进攻。
当时指挥官集合队部训话：蒋介石一直命令宋哲元将军执
行“不屈服、不扩大”的方针，所以宋一直举棋不定。蒋介石
的发言，往往是我们日军最关心的消息。如果他开始就强硬，
把各地的部队都调入北平，支持北平的29军，那将会大大地影
响我们的军心。当时的局势是，我们打到东北，东北军败退，
华北无动于衷；打到华北，山西和华东又无动于衷。中国既大
又小，一个军阀管一片天地。宋哲元将军决心一战是在1937年
7月下旬，并于1937年7月27日通电全国。
接着我们的师团进攻山西。在山西，共产党军队于1937年
9月25日首战平型关，使我们第5师团的运输部队一千多人战亡。
这次伤亡人数超过与29军的战斗。情报迅速传达，使我们受到
震撼。在中国的土地上有强劲的敌人，我们要寻找他们、消灭
他们。跟着又有一支共产党八路军在行动，120师从陕西富平地
区出发，到达山西叫北神池的地区，归山西的地方军阎锡山将
军指挥。只一仗，我们就知道了共产党的八路军坚强有力。他
们军队人数虽少，但这次混同人数众多的山西地方军一同抗日，
使我们受到很大威胁。
有一天得到一个情报，说有个山区刚刚隐藏进一批八路军
115师的伤员，他们曾参加过平型关战役。这批人夜间行动，白
天休息，已经转移了4个地方。他们有马匹，有枪支，还有医务
人员，看他们的最终目标可能是西渡黄河，移师陕西境内的共
产党区域。
那片山区的村子穷极了，连饮用水都没有。井深在20―30
米，但听说是八路军的据点。晨露未干，我们悄悄包围了那个
村子，被我们赶到一起的一百多男女老幼全都对我们怒目而视，
没人说出八路藏在山林里什么位置。在林立的枪刺面前，他们
居然敢无视我们。
面对我们包围的沉默人群，山田上尉大声吼道：“开始吧！
”随即伍长命令我把面前一个仅一二岁的小男孩刺死，以此逼
迫人们说出实情。白刃战，我敢端上枪刺狂吼着迎上去。杀小
孩，我可不敢，我迟疑。伍长怒了。他大喊一声，拉出那个孩
子就是一刀，孩子没哼一声就死了。我吓得两腿哆嗦。人们都
低下头去，畏缩成一团。只有一个老头冲出人群，他不管不顾
地用嘴吸吮孩子从身体里涌出的鲜血，并大声叫孩子的名字。
他满脸都是血和泪水，几百人听他悲惨的叫喊。
伍长吼叫着命令我把老头也干掉：“浑蛋! 看看这群人说不
说。”我上去一枪刺就扎进老头的腹部，没想到他双手紧紧抓
住我的枪不放手，他竭力嘶喊着什么，我用尽全身力量也没能
拔出枪刺，只是把老人拖了几米远。
“轰”的一声，人群炸了。他们顶着雪亮的枪刺赤手空拳
向我们扑来。用牙咬，用手抓，用石头，用农具……女人的哭
叫，男人的狂呼、哀号与日本兵嚎叫连成一片，像地下的岩浆
一下子涌进了这山村的野林。混乱中，一个青年跳过来一柴刀
就砍下了我的左臂，边上一个日本兵一声嚎叫又一枪刺扎进他
的胸膛。那一瞬间永远记在我的脑海里：那老人自己双手拔出
了三八枪，然后睁眼倒在地上!我当时一点不感到痛，只感到有
股热流从刀砍的地方向外喷涌。卫生兵冲过来使劲勒住我断臂
上部，我立即昏死过去。
后来听说这一百多村民全部被我们三百多日军杀了……村
里的房全烧了，后来山林也起火了，烧到我们日军撤离那一天
还在烧……
由于感染化脓，我的左臂残余被我们军医彻底锯掉了。再
后来不久，我和一批战伤者一起回国了。
半天，我问他：“那中国老头儿喊什么呢？”
“‘瓶（拼）了吧，瓶（拼）了吧! ’我去过中国，我只记
住这一句中文，我永远忘不了这句话。那是在愤怒和绝望之中，
我们人类由于被残杀而发出的最后的呻吟，是一个长者面对死
亡而向他的村落发出的最后命令。”
他始终看着窗外，但夜晚的窗外什么也看不清，可是铃木
还在努力地看着。他的背深深地驼下去，青筋毕露的右手放在
膝上。他坐在那儿像一尊泥塑。
万籁俱寂，我能听到任何一个细微的声音，热闹的东京好
像已经死了。我仔细寻找那撕心裂肺的嘈杂，我想闻到血腥，
我想重新回味那来自人间地狱的一切。但东京的夜晚静悄悄，
东京的夜晚像东京人，他们在本能地掩饰过去。
“人间地狱”本是人类社会所制造出来的宗教恐怖概念。
自从有了日本兵，我们中国的土地上四处都变成了活生生的人
间地狱。今天，我面前的独臂老鬼子又一次重新揭开了这历史
的一幕。半个世纪前，他们就是人间的恶魔呀!天气并不冷，但
我却浑身哆嗦。我知道我的脸色是铁青的，我捏紧拳头，不知
是怎么走出的那个办公室。
他为什么要向我讲述这些惨烈的人生经历呢？是不是只告
诉过我这个中国留学生？如果他的胳膊没有被中国农民砍掉，
他会向我讲述这一切吗？半个世纪前这非人道的故事是必须要
向谁倾诉的吗？
那个星期是我送外卖出错最多的日子。悲愤像一块大石头
压在我的心头。有时我一边开摩托，一边大哭起来。就在东京
的大街上，在无数人困惑的目光中，我这个男人忍不下去呀，
我不断用脏手使劲抹去我眼中涌出的泪水。我为同胞们感到悲
哀，我为中国人的悲惨遭遇而感到难过。我们中国人是牛还是
马？任你们杀! 我们一个堂堂大国就是因为不团结、不强大呀!
我的心情无论如何也平静不下来。
有一天，老鬼子铃木突然抬起头，直视我的目光。他那混
浊的目光中充满了警惕和戒备。他说：“我看你像个记者，因
为你跟我聊天时总在你的工作服上记着什么。”我说？我并没
问你什么，全是你自己告诉我的。再说，全世界您见过我这样
邋遢的记者吗？穿一身破白工作服，骑一辆破摩托，咱是打工
的穷留学生而已，何来记者？”
最后一次给他送饭，我把饭菜的包装拆去，整齐地放好。
再把衣冠不整的他收拾一下，把衣服扣子系上，把裤子给他提
一提，他现在是残疾人。战争的风云已经飘过去了，需要站在
高一点的地方，才能看见它黑压压的外貌。
我要走了，和他告别，告诉他我的续任是个日本高中学生，
请他多关照。请他自己也多保重，健康比钱还重要，能休息就
别工作了……
他显出无限的伤感，告诉我：“你要走啦，你走了，我就
不订你们店的饭了，不好吃，不好吃。如果你还在东京，请你
一定来看我，一定来呀。……中国人好，中国青年好。我正在
联系进口中国的大豆，第一批货最近就要到了。只要我还有一
口气，就想去山西的那个村子去看看。过去是一个不堪回首的
噩梦，我要为死者的灵魂祈祷安宁，也让自己的心灵得到安宁。
你陪我一起去好吗？”他用仅有的一只手抓着我，仿佛怕我跑
掉了。
他终于直视我，让我感到他的忏悔是真诚的。他的眼睛里
充满了混浊的老泪，右眼应该说有角膜云翳。我始终认为战争
的罪犯不应该是他，也始终认为人类应该尽可能地避免战争。
因为战争的行为是普通人之间的厮杀，而发动战争的人倒坐在
一边看着，而且这些人还在梦想着复活日本军国主义。
独臂老人，你的右臂半个世纪前留在中国山西省的土地上
了，因为战争发动者的罪恶。你常常告诉我，那是一场不堪回
首的噩梦。既然你还活着，并且有所忏悔，所以我希望你健康
地活下去，并把你的故事也能讲给日本青年们听听。毕竟，你
已经走到历史博物馆的门口了，再上两个台阶，敲不敲门，那
扇门都会自动打开了……
四、你爹是八路
老鬼子山田已经病入膏肓了。他鼻子里插着氧气管，说一
句话要喘上三喘。我最后一次看见他是在离我打工的饭店不远
的街上。他拉着氧气瓶车，走两步喘一喘，走三步停一停。我
猜想他是希望最后一次看看东京的阳光、东京的街头吧。他以
军人的习惯勉强挺起胸，风把他稀稀拉拉的白发吹得颠三倒四。
我喊了他一声，他没听见。我又喊他一声，他还是没听见。我
知道他已经几个月、甚至一年没见过阳光了。我想此时他在人
生最后的时刻重新体验生活的喧闹，一定很高兴。我把车停在
他跟前，他才看见我。他给我行了一个军礼，嘴里咕噜着什么，
似乎有几只蚊子嗡嗡哼叫。我大声说：“你能走出来，太好了。
你要保重哇，感冒了可不得了。”他伸出右手放在耳边，听着
笑了，露出几颗长长的老牙。他又向我行了个军礼，并企图立
正站稳。氧气瓶小车的车把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像一把晃动的
军刀。
“真是个老鬼子，妈的。”我心里讲话。
老鬼子山田住在我们饭店后面一间小屋子里。他是每天都
订饭的客户。他还有一个家在住宅区边上的寺庙里。他为什么
搬到我们店后面小屋里一个人生活，我不得而知。他寺庙里的
老家我也去过。门口牌楼的石柱有三米高，那牌楼上的红字匾
额依稀可辨，全部是汉字。寺庙的院子里长满野草，到处是青
苔。问山田的街坊才知道他住院了，而且永远不会回来了。
山田的老婆倒有模有样，看上去大约比他小10岁。她一周
来看山田一次，给他带来一些常用的东西。山田的老婆在另外
的地方住。他们为什么分居？是离婚了还是怎么的，我也无从
问起。山田的女儿在横滨一所大学当助教，可从来不看他。从
山田口里我得知她比我小一岁。我非常想见见这位助教，可一
次机遇也没有。老鬼子山田为什么不去养老院，为什么不住进
医院，为什么一个人在小屋里挺着，我至今都弄不明白。山田
每天打电话来订饭，送一次饭就够他吃一天。每次去送饭，他
都非常有礼貌地说：“给你添麻烦了，请下班后过来聊天吧。
”每次他都把用完的饭碗和方便筷子整齐地放在门口，然后接
过新送去的饭。通过跟他聊天，才得知他的经历。
1937年12月，山田参加过南京大屠杀。可他从不说南京大
屠杀是对的还是不对的，从1937年到1945年间，他多次参加过
与国民党军的大战役，无数次与八路军以及游击队作战。他是
一个身经百战的人。他讲起战争来，很生动，常常做出一些军
事动作。
他说：“听枪声，我就知道对方是什么部队，是否训练有
素，是正规军还是地方军。中国政府军打仗是枪炮齐鸣，他们
往往拉开很大的架势。八路军是不到150米不开枪，在这突发的
枪声面前如果不迅速作出反应，那么几分钟以后，八路军就已
经端着刺刀冲到你眼前。
“我们卧倒在那儿，一枪枪向目标打去。如果是逆光，不
但枪尖的准星上有虚影，而且不太容易看清敌人，那时就见我
身边的人‘噗’地歪倒一个，‘当’地一声响又倒下一个。子
弹嗖嗖地从身边飞过去，只有把身子放得更低，匍匐着移动。
“我们的长官这时候不骂敌人，他趴在那儿大声骂我们。
因为军事动作姿势要低，而且不能总呆在一个地方。敌人能顺
光清楚地看见你，他一枪打到你右边，冒起一股土烟，他修正
后打出第二枪，那时你就完了。”他笑时，我发现他几颗长长
的老牙。
“如果是正面200米，子弹打中钢盔，人也就完了。子弹“
当”的一声擦钢盔的边飞过去也不得了，像用大木棒朝你脑袋
抡了一棍一样。
“我发现把钢盔摘掉好。钢盔反光，而对方的中国军队都
把草顶在头上，要想看清他们很难。我照此办理，悄悄抬起头，
不但看清了对方运动着的部队，而且没招来像飞蝗一样的子弹。
我的长官对我嚷‘混蛋！戴上！’我趴在地上对他比划：这东
西反光，老远就能看见。在钢盔上面扎上草，扎少了跟本不管
事，还是反光。结果，我的中尉队长也把钢盔摘了下来。战后
我们俩都活着。”
我问他当年最怕谁。他说：“我所在的部队最怕民团。这
些人和我们有杀父灭子之仇、辱妻之恨、烧家之愤，他们身上
涂有草药。说是刀枪不入。这些人狂呼呐喊着向我们冲来，前
赴后继，令人心悸。他们不懂战术，不会利用地形、地物，武
器是土枪、土炮、大刀、农具。民团的人甚至用原木抬着清朝
的土炮来和我们作战。他们英勇至今让我感到心颤。……我反
对对平民烧光、杀光。实施冈村宁次将军的这一命令使我们日
本军在中国人心目中完全变了鬼畜军队。对正规军是军人之间
的战役，那另当别论。
“第二怕八路。八路军训练有素，英勇顽强，夜战如神，
行军如风。”
我告诉他我父亲就是八路。
“什么! 你爹也是八路？”他瞪大眼睛大声喘息着，右手下
意识地往边上摸了两把，本能地想起身坐起来。这是军人才有
的防卫动作。
我问他：“你要找枪？”我们都笑了。
“我对八路军印象不好，”他镇静下来慢慢地说，“他们
往往以小股部队吃掉我们更小的部队，然后迅速转移。这使我
们的火炮、飞机、坦克、卡车都失去作用。战争打的是钢铁、
教育、科技和指挥。八路军狡猾地避开了我们的优势和锐气。
”
“尤其是八路军游击队，神出鬼没。1942年之后，八路游
击队更猖狂，弄得我们分不清楚什么人是游击队，什么人是情
报人员，什么人是一般平民，好像中国人都成了八路军游击队。
一天夜里，我记得很清楚，枪声在村头不远的地方响起，听枪
声就知道他们不过十几个人，我们一个中队全体出动，结果谁
也没抓到。回来睡觉，枪声又响。我们又是全体出动，还是没
找到一个对手。又回来睡，又响起枪声。中队长佐藤大尉说，
别理他们，游击队没什么大动作。果然，枪声渐渐远去了，可
以安心休息了。连续几个星期战斗、行军、出击，大家都太累
了，很快都睡着了。谁知就在这时，一颗炸弹在窗台上爆炸了。
我们一屋子人被炸死6个。几十年过去了，我一直心惊肉跳，从
没能安安心心地睡过觉，八路军游击队那颗炸弹总响在我耳边，
八路军游击队不好，最坏! ”
我给山田送过一年多的饭，久而久之，熟了。我问他：“
你女儿怎么不来看你，是亲生的吗？”山田用直勾勾的目光看
了我好一会儿，才告诉我一个内心世界的秘密。
山田对我说，他回国后就当高中教师。由于结婚晚，1955
年才有了自己心爱的女儿。他一直用心教育她，希望她上最好
的大学。那年女儿高考成绩不佳，他大发雷霆。女儿退缩在墙
角哭了起来。山田说：“我一听到这哭声惊呆了。这声音让我
想起几十年前发生在中国乡村的场面。那个被我强暴过的小姑
娘也退缩成一团，惊恐万状地浑身哆嗦。她小声的哭泣绝对是
悲惨、绝望的。从那以后，我没责备过我的女儿，我感到我对
不起她。从此我和女儿渐渐疏远了，她不理我，从不和我联系。
多少年来，我内心世界的东西，从来没告诉过女儿和老婆。
在她们面前，我永远昂起男人的头。”
外面下雨了。雨落在房顶上哗哗地响。雨水又顺着房檐的
水槽流下来，也哗哗地响。这是天上落下来的泪水，为了受尽
苦难的中国人，为了中国人当亡国奴的悲惨历史，为了那个被
强暴过的小姑娘。在我心目中日本鬼子兵是些杀人不眨眼的家
伙。被强暴过的中国妇女在提裤子之前没再被刺一刀就算好的
了。想不到他强奸完中国小姑娘后她那缩成一团、吓得浑身哆
嗦的悲惨哭声，伴随他整整半个世纪的人生路程，甚至影响到
了他父女的关系!
山田看着窗外的无尽雨丝，呼吸艰难地告诉我：“我根本
就不管你是哪国人，你怎么看这件事，只因为你常常来看我这
个孤独的老人，所以我告诉你。―――她，是我的亲生女儿。
”
我喜欢和山田聊天。他很坦率，坚持自己的观点。不知为
什么，他骂八路军，我听了特高兴。那些日子，笑就像两块膏
药贴在我脸上。我在东京大街上送外卖，一边开摩托车一边放
声高唱：
“向前向前向前! 嘿!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嘿!
脚踏着祖国的大地，嘿!
背负着人民的希望，嘿!
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在牛奶公司门口，一群日本老太太看见我都说：“猴枪（
我名字的日本语发音）干吗这么高兴？”我用中文说：“猴枪，
还狗牌撸子呢! ”日本老太太听不懂我说的中国话，知道我又犯
各呢。她们聚一块儿担心地说：“你们看，今天猴枪哪儿不对
了，他那脖子一拧一拧的，嘿! 嘿! 嘿起没完了。”
为了积累资料，我拿着照相机，带着闪光灯去拜访山田。
山田很警惕地瞄了一眼我带去的家伙。他说：“你喜欢照相？
”我说：“咱俩照张相呀。”他说：“为什么呢？”我说：“
将来回国好看看呀。”他说：“可以照，但一定要换上西服，
把头发整理好。”我说：“不用，就这样挺好。”
形容原汁原味的日语叫“搔闹妈妈”，可是山田不同意“
搔闹妈妈”。他说你的照片一定有用意，如果用于友谊，应该
穿西服；用于新闻，应该“搔闹妈妈”，“你是什么用意呢？
”他问我。
没办法，我对他实说：“你参加过南京大屠杀，可你从不
说那次大屠杀的对与错。我想把你的心态‘搔闹妈妈’地介绍
给中国读者。记者的责任是如实地反映情况。我虽然不是记者，
却有这个如实反映的习惯。照片怎么样没关系，清楚就行了。
你们日本国不是常常说‘国民有知情的权力’吗？”
听了我的评论，山田急了，他大声喘息着：“快把氧气给
我插上。”我感到死神已经揪住了他的后脖领子，马上就要把
他押走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缓过劲来：
“不能照，不能照! 我在南京杀过人，不能照! 我不能让南
京人看见我! 我说了，不能照。”
我说：“好，好，不照，放心吧。―――但是咱们作为朋
友，照一张，将来回国我看看，成不成？我绝对不在报纸上用。
”
山田老头子吸足了一口氧气，慢慢坐起来，瞪圆了眼睛，
命令道：“不能照! ”他那贴成一团的白发先倒了下去，他才慢
慢地倒下去，空气凝固了。屋里有一股子酸臭的味道，老人显
然几个月没洗澡了。我又想起他的女儿来。唉，她是一个什么
样的人呢？没准穿得挺漂亮的吧。
我悻悻地把家伙收起来，告诉他：“我不照了，你放心吧。
”他喘息地告诉我：“对不起，实在对不起，―――我在南京
杀过人呀。我相信佛教已经30年了，你不能让我再回去呀!”
这次轮到我惊讶万端了，我说：“佛教能把人活生生地带
到想去的地方？!那么，我特别想回北京，佛能带我回去吗。”
山田说：“我指的是灵魂，是意念上的东西，它既存在又
不存在。”
我一下就想到南京城的战火硝烟和死亡的30万人，我用眼
睛问他：那30万人有没有灵魂？如果有灵魂，在同一个世界里
你们相遇将会怎么样呢？但我没有开口，只是呆呆地站在门口。
山田完全明白我的意思，他直勾勾地看着我，又急忙回避
开我的目光，空气又凝固住了。灯光不声不响地亮在我们之间
……灯光应该是人类社会进程中的历史见证人，它目睹了一切，
又都一言不发。
东京的夜晚静悄悄，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在
这样的夜晚，人与人无声地交流，但拿出佛教也好，什么教也
好，哪个能掷地有声地向世界宣布“一切皆无”了呢。一个病
入膏肓、半个世纪前亲手杀害中国人的老日本兵，此时的目光
都不敢与我平和的目光对视，那么这种教义，这种信仰，这种
“道义上”的护身符又怎能安慰犯罪者的心灵？
如果能的话，我倒想读一读佛经了。
我向山田要几十年前的照片看看。他笑了，像个孩子。他
说：“绝对不能给你看，你是一个很狡猾的人，是一个很坏的
人，我要提防你。”但是他却向我要我们家庭的照片看。我没
什么见不得人的，就拿给他看。我一共带到日本十几张家庭照
片，这十几张照片在山田手里翻来复去看，爱不释手。其中，
有父亲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访问的照片。我告诉山田其中一张
双人照，那上面叫林忠的人是驻外大使，也是个八路。山田拿
着照片感慨地说：“头发都白了，都白了，大家都成老头子了。
”
山田向我提一个要求：他想要一张我父亲的照片。他说：
“你父亲过去是八路军，和我们打过仗；不过从照片上，能看
出原八路军的风采。你爸爸身体健康，精神饱满，穿着中山装，
挺起胸膛有官员的模样和军人的风度。”他还说他喜欢爹的灰
色中山装。他喜欢灰色？灰色是华中、华北一带八路军军服的
颜色。
他挑出父亲的一张照片、捏在手里。我如果说不，他会失
望一辈子。
山田长时间地端详这张照片，嘴里反复念叨着：“你爹是
八路，这就是五十多年前的八路军。”他看着看着笑了。我看
见他没有门牙，没有槽牙，只有两颗犬牙。
五、轰炸重庆
松井老头儿一开始就帮过我的忙，这使我非常感激他。
事情是这样的：开摩托车去松井家要经过一个长100米的坡
道。如果中途不停车，问题倒不大，可以一直顺利开上去。偏
偏那天在这个坡道上有家人订饭，我得停一下。等我再起动时，
由于油门过大，摩托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大吼着从我裤裆里窜
了出去。只见它“轰”的一声，腾空而起，又重重地摔在坡道
上。惊魂未定，我发现松井老头订的饭已从箱子里甩出来，在
坡道上不紧不慢地跳着华尔兹。它一转一歪、一转一歪，顺坡
而下。阳光照着它圆润的身体，忽明忽暗，忽暗忽明。
松井老头的家在坡道拐弯处。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按响
了他家的门铃。一个一瘸一拐的老人开了门，露出一张慈祥的
脸，无疑这就是松井先生。我老实对他说：“对不起，让您久
等了。您订的饭看着很干净，其实它已经在马路中间跳过华尔
兹舞了―――我刚才在坡道上翻过车，实在抱歉。”
“华尔兹？你说它跳过华尔兹？”松井老头乐了。他慈祥
地看了我一眼，说：“你是中国留学生吧？咱们初次见面。既
然这碗饭跳过华尔兹了，那么你就放在这儿吧。我吃不吃没关
系，关键是你的老板他要不高兴的。他不会关心你翻不翻车，
他关心的是这碗中华盖浇饭的利润。这碗先放下吧，一会儿你
再给我送一碗来。小伙子，驾驶摩托和驾驶飞机一样危险，你
可要小心。”
善解人意，助人为乐。这是松井老头儿留给我的第一个印
象。
老鬼子松井眉清目秀，不过他的左腿细得像根歪扁担。我
摸过那条腿，是条没有肌肉的真腿。通过多次聊天我才知道，
松井原是飞行员，二战中轰炸重庆时被中国军队击伤飞机而致
残。我每次送饭，都要和他聊一聊。和他聊，我感到比听大学
教授讲课还有意思。后来聊不过瘾，干脆休息日常去这个残疾
老人的家。
松井先生温文尔雅，松井夫人也是个和善的日本妇女。她
到处做临时工，每天勤奋地早出晚归。我就看见过她在离我们
饭店不远的一家日本料理店里洗过盘子，昏天黑地猛干。她像
外国留学生那样，她比松井先生小三十多岁。看着她轻盈的背
景，我小声告诉松井一句中国的俗话：你是“老驴吃嫩草”。
但是，她知道他在侵华战争时轰炸过重庆。
老鬼子松井爱飞机。他迅速从书架上找出几本杂志，信手
翻出其中的章节，给我讲解今日美国战斗机、中国战斗机、苏
联战斗机、北欧战斗机的各种性能。他说今天的飞机和过去的
飞机不同，备有自动装置。即使飞行员受了伤，自动装置也会
帮助人安全降落。对此，我将信将疑。当他讲到侵华战争中日
本的各种飞机和舰只时，我就专心地听。
“战前我受过高等教育，卢沟桥事变之后我就被卷了进去。
我一开始就在空军。我驾驶过三种飞机，轰炸过重庆市。那个
年代，不去是不行的。我的轰炸机被中国政府军地面部队击伤。
我回国后，冷静地思考了几十年。
“1942年我回国后，躺在东京的防空壕里，听着轰轰隆隆
的美国飞机声、炸弹爆炸声，我就想：我们去轰炸别人，所以
别人才轰炸我们。美国人为什么和中国人在一起报复我们呢？
我们日本国那么多敌人，全是我们自己树立起来的。
当时美国飞机几乎天天来轰炸日本，我的腿在轰炸重庆时
被中国地面炮火击伤的部位还在恢复中，所以就天天躺在防空
壕里。那时的日本，除去地震就是轰炸，大地总在波动。整个
日本列岛处在恐慌和烈火之中。这烈火是我们日本兵在中国、
朝鲜、菲律宾、马来西亚和美国燃起的。如今，它烧到了日本
本土。”
松井先生在谈到飞机时，总用一本书或一双筷子在空中比
划着。他又拿出1945年在防空壕里写下的日记给我看：
“1945年3月10日，美军空袭东京，一夜之间夺去10万人的
生命，使100万人失去家园。
从1942年4月18日开始，美军开始利用在太平洋上航空母舰
起飞的飞机轰炸日本。空袭日本以来，美国飞机飞行一万七千
多架次，共投下炸弹10万吨，使日本国民死35万人，伤42万人，
有221万户受灾。”
松井先生说：“我当时一边写日记，一边鲜明地感到，这
地面不断传来的爆炸声，正是世界人民对我们日本民族的怒吼
和报复。
“1940年和1941年，我多次飞往重庆投过炸弹。我的飞机
被击伤后，我非常害怕飞机落下去。被摔死的恐惧和被中国人
捉住的恐惧交织在一起，尽管缺氧，我用尽生命的力量驾机往
回飞行。
现在日本右翼势力竭力主张为当年发动的侵略战争辩护，
我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感到，这种辩护对日本民族的将来，没
有任何好处。忘记战争，就没有和平。光说东京挨炸不好，这
样会使日本年轻一代产生错觉。我们日本产品要融入世界，心
理也要融入世界，为各国人民所接受。”
松井给我看美军在广岛投下原子弹的照片，给我看空袭日
本的照片，日本兵死亡的照片和日本国民在战争中受害的照片，
还给我看轰炸重庆的照片。
看轰炸重庆的照片时，我问他是他亲手拍的吗？他笑了。
他说那时的飞机进行投弹时要俯冲，可没有今天美国空军在海
湾战争中所使用的现代化军事科技。万米以下是非常危险的，
不可能自己摄影。面对轰炸重庆的照片，我心情沉重。我告诉
松井：“1973年，我当铁道兵时去过重庆，建设歌乐山火车站。
那时，我们铁道兵修建的襄渝铁路的终点就是重庆。一个夏日
的夜晚，我和一个战友去红港码头散步，看到山城的灯光和满
天的繁星连成一片倒映在江水之中。面对码头上一对对依偎在
一起的情侣，闻着婀娜多姿的南国植物所飘散过来的阵阵幽香，
我感到重庆就是人间天堂。”
我不断翻弄着松井收集的历史照片，可是我印象中的美丽
山城与面前的被轰炸的重庆对不上号。
我这个人城府不深，是个喜怒哀乐溢于言表的人。我冷下
脸来告诉松井，我在中国军队服役时是优秀射击手。要是抗战
时我在重庆，今天你就别订饭了。松井老头儿听了并不生气，
表示理解。聊到很晚，松井夫妇竟打电话让电器商把一台音响
送到我家里，说是要表达他们难言的心境。
我打开包装，插上电源，已是满天星斗，听着带有重低音
的提琴曲，我总感到那是松井操纵的重型轰炸机在重庆上空向
下俯冲。那细细的高8度，似乎是被炸死的重庆少女冤魂的呐喊，
充满了悲愤和苍凉。
我不能说这台CD音响上沾有中国人的鲜血，但我想到我叔
叔是被侵华日军杀死的，他被晋察冀军区追认为战斗英雄；村
里父老乡亲为他建的抗日勇士纪念碑至今仍屹立在村头。想到
这些，我就趁着夜色，把音响端出门外，扔到垃圾堆里。抬头
望月，那个夜晚的月亮特别圆。我相信那明月就是我叔叔的目
光。
每年“8．15”前，日本电视台都要播放二战的纪录片。看
到其中有轰炸重庆的片断，我急忙给松井去电话。天空上布满
一架架齐头并进的日本轰炸机，紧跟着就是一架架地向下俯冲；
轰炸嘉陵江和长江汇合点重庆。松井老头在电话里大叫了起来：
“这就是55年以前! ”看到浓烟滚滚、烈火熊熊、尸骨遍地、断
壁残垣的山城重庆，松井说他也很难过。他在电话里告诉我：
“是我，是日本给中国人民带去了灾难，带去了不幸。”
“8・15”前后，在日本出版的中文报纸上刊登了二次世界
大战期间中国各地挨炸的文章。其中有一篇《蒋经国之母遇难
经过》，我看了忙用日文电脑译出，交给松井先生。
松井看后感慨万千。他头一次知道，连蒋介石的老婆都让
日本空军炸死了。
松井说每年“8・15”前日本电视网都播二战纪录片，虽然
教科书上没有这些历史，但不少日本学生从纪录片中都模糊地
知道一些历史事实。松井特别赞赏德国人对侵略战争认罪的开
明态度。他认为这正是经济、政治大国与狭隘岛国国民心理的
鲜明对照。
他给我看1996年8月21日《每日新闻》上的一篇文章。该文
说德国根据纳粹犯下的罪行，用法律规定下来对受害国家与个
人进行认真赔偿。
“从1956年《关于对纳粹迫害牺牲者赔偿联邦法》制定以
来，截至1993年1月，德国对犹太人付了710亿马克的赔款。对
英、法、荷兰等欧洲12个国家支付了9亿9千万马克的赔款，还
对以色列单独支付了34亿马克的赔款。东西德合并后，德国又
对俄罗斯、乌克兰等三个国家支付10亿马克，对波兰支付5亿马
克的战争赔款，而且没有宣告结束。目前总共支付了905亿马克
的赔款，估计到下个世纪，德国将付出7200亿马克。
“相比较之下，我们日本付了多少战争赔款呢？日本从19
54年到今天总共向18个国家付了相当于德国战争赔偿费零头的
6565亿9000万日元的战争赔款费，其中包括法国、西班牙、荷
兰等欧洲国家，却未给中国一分一文。而且，就此宣告结束了
所有战争赔款问题。”
“中国的舆论有过要求战争赔偿的呼吁。”松井翻出一份
国民党监察员于树德等撰写的《对日和约的意见》。这篇文章
发表于《大公报》1947年9月15日，日本报纸曾经转载：
“吾国乃缺乏资金之国家。拆旧工厂，作为赔偿，我国必
须准备偌大资金作为搬运装置开工等费，故赔偿中不能不要求
一部分现金。过去我国对日战争，每次缔和，日本都要赔款若
千万两。他们却以我们的赔款，发展他们的工商业。日本经济
发展之所以有今天，实多借助于我国的赔偿。今日本战败，我
们按例要求一部分现金赔偿，实属正当合理，应该据理力争，
不容稍存客气。”
松井说：“中国放弃战争赔款的文件、理论、谈话，我至
今没有看到过书面文字。我这个侵华日军，我这个当年开飞机
轰炸过重庆的老飞行员，感到不可理解。为什么不要战争赔款？
这不但要说服亿万中国人民，也应该让我们日本国民理解。你
当过记者，请你无论如何找到相关文件给我看看。我总会死去，
但离开这个世界前，我不愿再有什么遗憾了，我要坚持到头脑
清醒的最后一刻。”
“最近，民间赔偿和慰安妇赔偿问题又重新提出，日本国
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对中国人民表示歉意。如果一拖再拖，死活
不认账，这既不符合中国国民的民意，也不合乎大部分日本国
民的愿望。”
每一次去老鬼子松井家，我都要飞速地跑出去几次，到日
夜都开门的小店里复印我记不住的东西。我对他说：“对不起，
松井教授，我想复印一份可以吗？”他说：“你管我叫教授？
我可当不了那玩艺。不过，几十年来，我一直都是坐在家里看
书。我想我看的书可能不比教授少。但是我的学生经常窜出窜
进，这可不成。”
作为50多年前就在中国领空横行的老飞行员，松井有他见
识独到的一面。他认为侵华日军较之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区别就
在于有文化。日本兵大都受过初等教育，而中国兵多是文盲。
在经济力量上，至1937年，日本的现代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总
产值中已占80L，各种轻重工业产品均能制造；而当时中国的现
代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总值中仅占10L。在农业方面，日本当时
已使用机械，而中国几乎全部依靠人力畜力。1937年，日本工
业总产值为60亿美元，而中国仅13亿美元。生铁产量，日本为
239万吨；中国95万吨；钢产量，日本735万吨，中国仅55万吨；
石油产量日本为39万吨，中国仅0．02万吨。
松井说两国之间另一差距就是军事工业。1937年，日本军
事工业投资达22亿日元，能大规模生产重炮、坦克、飞机、军
舰。而中国的军事工业薄弱，除光绪年间生产的“汉阳造”步
枪外，不能制造重武器。“汉阳造”还是光绪年间中国的张之
洞、辜鸿铭请德国克虏伯工厂建造的。国民党军队有少量飞机，
还是外国制造的，而共产党军队一架飞机也没有。1941年，日
本已有用于作战的飞机5088架。
听着老鬼子松井说侵华战争中中国的落后，我既感到无奈，
又感到不高兴。他不等我说什么，就敲着一大摞航空杂志，对
我发议论：“不过，战争的最后胜败不在武器。零式战斗机好
不好？日本国不照样在1945年8月15日在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签
字投降吗？战败50年来，我一直关注世界局势。美国军队武器
好不好？还不是败在越南人手里! 这和我们日本人在中国的失败
是同一个道理。”
眼前的老鬼子松井令我困惑：
他曾驾驶零式战斗机拦截中国政府军战斗机，曾驾驶重型
轰炸机轰炸重庆，亲手炸死的中国人起码在3位数字以上；但他
今天如此的明智又在日本政府大臣之上，他究竟是怎样一个日
本人呢？我又将如何将这样的日本人向中国的年轻一代作介绍
呢？
我一直思考着这些问题。
六、“土匪马占山”英雄马占山
我用一万日元买了一台大摩托。许多中国人对一万日元的
概念比较模糊，一万日元相当于一个日本男人一天的工资。中
国人用一天的工资买一台旧摩托的时代还没有到来，而在日本
社会这已经是不足为奇的事儿了。我的教授借给我一本书，叫
《大量生产、大量浪费》，讲的就是畸形发展的日本社会。这
本书用我的话简单地说就是：一个工人白天撅着屁股猛干，下
班一杯清酒下肚，转身就把大彩电抱出去扔了，还能看呢，好
好的，就是旧点。
有了摩托我就鸟枪换炮了。去大学上课或者去打工，都增
加了机动性和灵活性。夏天大学放假，我就多次骑上它纵贯日
本，去东京或富士山下打工去。大学开学，我再骑上它往回返。
一次，在翻越富士山与东京之间的箱根山时，我遇上了瓢泼大
雨。在一个急转弯的地方，我一捏前闸，连车带人整个横着飞
了出去。痛得休克之后，大雨又把我浇醒，拉回到人间。睁眼
看看，大摩托躺在我身上睡着了。我铆足了劲把它推开，仔细
一看，完了，我右腿上全是鲜血，不用脱裤子就看见了膝关节
上的白骨。“这下完了。”我心里想。我的教授常说你们中国
留学生就只知道打工、赚钱，不重视学习。为了改变他这一印
象，我决定爬也要爬回去。
我从背包里掏出工具修理。先在附近找了一棵合适的树。
绑上前轮，把车把正过来，然后再修别的地方。如果实在修不
好，我只好和它离异了，瘸着腿自己先到东京再想办法。
折腾了几个小时，我的摩托终于恢复了一点儿本来面目。
虽然用右腿踩不了发动机起动柄，但我把它挂上档从山上往下
溜，发动机又嘟嘟地叫了起来。下山去! 先去找车铺，把车灯都
装上，要不还是寸步难行。
从箱根山上下来，我的第一件事是去东京的中国大使馆，
我的朋友小曲、小边在那儿，他们会帮助我。
车开到中国大使馆门口，两个日本警察用眼睛搜查我全身
后，问我：“带手枪了吗？”他们看我右腿上包扎着毛巾，鲜
血顺着裤子滴下来，猜想没准我刚才抢过哪个银行。中国使馆
的医生给我受伤的腿进行了治疗，还送我两支药。小曲和小边
把我送上由东京驶往北海道的轮船。没有他们的帮助，大学开
学之前我是绝对回不去了。
这次坐日本船，我先瘸着腿四处参观。绝了，到底是工业
现代化的国家，造出的船就是漂亮。这艘客船有四层，长200米，
只有12名乘客。连我算在内，乘客都是骑摩托或开车的人，没
有交通工具的人都坐火车或飞机。因为乘客少，所以多数客房
都关着门。船里有电影院、有健身房。客厅里有大彩电，吃的、
喝的要比陆上贵一倍。船内电话可以通往世界各地。船里的洗
澡设备也特别好，由于没人说，那我就不客气了。我一跳进大
浴池，腿上的伤就冒血，活像一条正在分娩的大鱼。一边洗我
一边想，戈壁滩上我们铁道兵的弟兄们什么时候能洗上这样的
澡该有多好呀。
就十几个乘客，大家都坐在客厅里聊天，于是我也瘸着腿
加入进去。痛得受不了，就喷喷大使馆医生送我的药。
由于药劲过去了，我这一比划，腿痛得不行，只好一屁股
坐在地毯上，众人大笑。他们说你不应该当留学生，应该当漫
才师（相声演员）或是喜剧演员。这时一个日本老头儿为我解
围，他说别笑别笑，中国的气功真能治病呢。
这个老头儿叫吉村，从我一上船他就老跟着我，我上哪儿
他准上哪。我成了瘸子，有时上楼梯时不方便，他马上会出现，
扶我上去。我不好意思，就说老先生您请到自己喜欢的地方吧。
他用中国话说：“你喜欢溜达的地方，正好我也喜欢溜达溜达。
”他的东北口音着实让我吃了一惊。我说我上哪，您就上哪，
那您不就成了警卫员了吗。老头儿笑笑说，50多年前，我正是
关东军一个师团长的警卫员。我仔细看了看这个老头儿，身高
不足1．5米，戴一副金丝眼镜，三八枪都比他高，上前线和抗
日联军干是不够条件，所以天生是当警卫员的材料。于是我们
成了谈天的朋友，我的腿后来痛得厉害，离开他的搀扶，就寸
步难行了。
尽管他对中国人友好，但他的思想却是成问题。他的第一
个观点是日本去中国是帮助中国搞建设。他说日本在东北修建
了许多铁路，建了矿山，还建了一个满洲国。“现在中国人用
的东北铁路不还是我们当年在中国修建的吗？而且我们的开拓
团前后去了31万人，去开垦东北的荒地。”他用一只手画着圈
圈，好像他前面有幅地图。
我告诉我面前的关东军小老头吉村：日本军队到东北是侵
略、掠夺，决不是建设。我告诉小老头：“关于日中战争，有
一次我和教授还争论了起来。教授说他父亲是‘满铁’技师，
年轻时抛家舍业，呕心沥血，一直帮中国建设。教授让我看看
今天的中国地图，量量铁路线，然后写一篇《日本人帮助中国
人建设东北》的论文。”
关东军小老头乐了，他拍着大腿说：“你好好调查，这篇
论文很有意思。”我告诉他我利用这次暑假，一边打工，一边
去当地图书馆，调查了一个月，用了三个晚上一个星期天才写
成。
“讲一讲，快点讲一讲。”关东军小老头高兴地用眼睛扫
扫众乘客。他用形体语言告诉大家事实胜于雄辩。
我说，据我调查，1931年10月23日，“满铁”在关东军司
令部支持下，拼凑成立了一个伪交通委员会。它是日本侵华日
军攫取东北路权的工具。东北的全部国有、省有和民有的十余
条铁路（总长3000公里）均被劫夺归并入“满铁”。就连“中
俄合办”的中东铁路（全长1700余公里）及其附属财产，也于
1935年3月被从苏联手中仅用1亿7千万元的代价收买去了，改名
为“北满铁路”。至此，“满铁”完全垄断了东北的铁路及交
通运输业。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日本所需的38种重要军需原料，有
24种是依赖东北提供的。
日本在中国修的铁路完全是为侵华战争服务的。我国东北
所生产的铁必须运往日本去炼钢。东北冶炼的少量的钢，也必
须运到日本去轧制钢材。
再说“开拓团”。侵华日军侵占我国东北后，便把东北农
村置于它的殖民统治之下。日本大量向东北移民，强占东北农
民的土地。“九一八”前，东京的拓务省是日本向东北移民的
主管机关。侵华日军在1936年制订了向东北移民的庞大侵略计
划，计划在20年内向东北移民100万户，500万人。到1945年8月
日军投降为止，共向东北移民10万零6千户，31万8千人，强占
土地3900多万垧。
例如1932年在沈阳等地，日军以每亩30元或40元的低价，
强行租借农民土地，使我国东北广大农民失去了土地。
侵华日军在东北强迫农民种稻，但却禁止东北人民吃大米。
“偷运”或食用大米者，被判为“经济犯”。“七七”事变后，
随着“粮食出荷”的加紧，扩大了“经济制裁”的范围。行人
携带粮食二三斤，即被日军指定为贩运粮食，重则杀头，轻则
下狱。这就是我论文的梗概。
船上的乘客陆陆续续地来，又陆陆续续地走了，只留下关
东军小老头和几个男人。为了缓和气氛，吉村老头提议大家喝
啤酒。船上的啤酒很贵，但小老头不在乎，他让服务员给所有
男人送啤酒，最后他付钱。大家坐在沙发上或地毯上喝啤酒，
默不作声，空气紧张，只有我站着，或者一拐一瘸地走一走。
女船员看见了走过来，她拿一条白色湿药布把我受伤的地方包
扎起来。我感到这个女船员漂亮极了，倾国倾城，她穿着黑色
的船员服，肩章上两条线是黄色的，浑身散发着淡淡的清香。
她说：“下了船请您立刻去看医生。所有的来客，都是我们的
客人，包括您。但今天在船上我能提供给您的服务只能是这样
微不足道，非常抱歉，请您原谅。”听了她的话，我心里舒服
之极。在船上，只要不谈战争，中国人和日本人是能够友好相
处的，―――我一直这么认为。
但是吉村不老实，他又掀起了风波。
他当着大家讲起了“马匪”的故事。他一口一个“马匪”，
一口一个“马贼”，讲起了他年轻时在中国东北的故事。他讲
得绘声绘色，指手划脚，吸引着日本乘客听下去。
他说，在中国东北，日中战争时有个土匪叫马占山。马占
山是个神出鬼没的人物，狡猾之极。我们和他打了十几年仗，
可到日本投降了，他还活着。当时我所在的师团的任务，是专
门剿灭他。有他的部队和杨靖宇的部队在，关东军就不能安静
地生存下去。大大小小，我们和马匪不知打了多少仗，他还投
降了一次。好，这下你就归顺吧。谁知第二天，又把我们小股
部队吃掉了。一问谁干的，马占山! 马匪! 你说气人不气人!
一次我们师团包围了他们数百人。大兴安岭的群山里，白
雪皑皑，森林密布，连我都看见了马匪的部队。师团长命令：
坚决围住，全部消灭。我们围了三天，不少日本兵手脚都冻黑
了，走到近前一看，有几百人生存过的痕迹，连生过的火还在
冒烟呢。可人都到哪去了，难道他们会插翅飞出去不成？我们
几千人，没吃没喝，受累挨冻，能跟他们痛痛快快打一场也好
呀! 可对手跑啦! 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
还有一次，我跟着师团长的马走，太困、太累，一不留神
从山上滑了下去，陷进七八米深的雪窝里，差点儿被冻死。这
种经历你们谁有？他问大家。
一次，马匪的游击队潜入我们军营，在井边立了块牌子，
上面写着“有毒”。我们连人带马两天没敢用井水吃喝。抓来
几个中国人，强迫他们喝，嗨！屁事没有，多气人！
一次我们一千多人行军，居然有马匪小部队袭击我们。枪
声一响，群山回荡。师团长腿部中弹翻落马下，等我们布置好
作战队形，他们20多人早在雪面上飞滑而去，那速度连子弹都
追不上。抬着十几个死伤者往回走时，我们愤怒之极。
“有能耐的话，咱们面对面干嘛。”他对我说。
我告诉他：“我可不是马占山啊。”
吉村说：1940年10月，我亲眼见过一次马占山，是一次秘
密接触。他约见我们师团长，却不许我们带枪。他的警卫部队
一律马步枪、驳壳手枪、马刀，一个个精神抖擞，精明强干，
身高马大，怒目而视。马占山本人精瘦、光头、黑胡子、黑马
褂，50岁上下，脸上没有一点笑模样。
我要和师团长一起进马占山的房子，被他的卫兵抓着后脖
领子给提了出来。混蛋!马占山的兵都不会说话!你说话呀，我
听得懂!
一会儿，师团长也从马占山房里走出来，脸色铁青。师团
长说：让我站着，他坐着!混蛋!土匪!有一天我要亲手把他的头
砍下来!
我和师团长去过不少大人物家，奉天市长也好，公安局长
也好，都非常有礼貌。中国的礼节不比日本人差。独独他，十
分蛮横，这个土匪。当天夜里，师团长亲自率领马队急行军50
多公里直扑白天秘密约会地点，可是马占山早就溜了。在附近
几个村庄拉网搜查，还是没有。当时漫天大雪，师团长感叹道：
“不是关东军无能，而是漫天飘来的大雪帮了马占山的忙。”
关东军骑兵要把这几个村庄都烧掉，把村民都杀掉。师团长反
对，他说漆黑的夜晚村庄要是烧起大火的话，几十公里以外都
能看见。这次不烧也不杀。说不定马占山这个狡猾的土匪头子
还会找机会秘密约见他。可是后来始终没有找到机会报复他。
自从关东军小老头吉村给我讲了马占山的故事，在我脑海
里“马占山”这三个字就永远磨灭不掉了。
再去东京，我一头扎进国立图书馆，找到一本日本人写的
《马占山传》。我在国内时愣没看过《马占山传》，而日本人
倒写了一本《马占山传》。
《马占山传》开篇，日本作者引用中国学者的文字介绍马
占山：
1885―1950，字秀芳。祖籍河北丰润，生于辽宁怀德（今
属吉林）。1911年，投靠奉天后路巡防营充哨长。1913年，任
骑兵第二旅连长。1918年，剿围有功升任营长。1920年，随吴
俊升赴黑龙江，升任骑兵团长。1925年，任东北陆军第五旅长。
1928年，任黑龙江省剿匪司令。1929年，任黑龙江骑兵总指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任黑龙江省代理政府主席，率军民
抗日。12月，任黑龙江省政府主席。1932年，马投降侵华日军，
4月，在黑河通电反正，重举抗日义旗。不久与李杜等部组成东
北救国抗日联合军，自称总司令。11月战败，12月率残部退入
苏联境内。1937年“七七”事变后，任东北挺进军司令，兼管
东北四省招抚事宜。1948年底，参与北平和平解放工作。1950
年，因患肺癌在北京去世。
图书馆要关门了，我急忙往后看。马占山去世前告诫子女：
“为人民做事，为祖国做事，做普通人，做老实人。”看到此
处，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来了，她说：“人家都出去了，就剩你
一个人了，请你放下书出去。”我依依不舍地放下《马占山传
》，怏怏地走出图书馆大门。
当时我在东京一家医院里打工看仓库，把仓库里几个纸箱
摞起来，就成了我的桌子。休息时间，就是我写作《“土匪”
马占山“英雄”马占山》的时间。医院病人中也有一个老鬼子，
他的部队在河南。他也知道马占山，做肾透析一上床就是四小
时。看他病历有梅毒，问他后才得知在中国打仗时传染上的。
这个老头管马占山也叫“土匪”。他还知道关东军多少年来一
直没能把“土匪”马占山消灭掉。他评论道：“马占山最狡猾。
”
后来我找到了国内出版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史》一书。书
中写道：1940年，马占山在困境中表示：“日本固有新奇的武
器，我当以热血应付；日本固有猛烈的枪炮，我当以头颅拼挡。
”他在一次营团以上军官会议上慷慨誓言：“作为军人，志在
以身报国，苟有一线之机不减，自应鼓舞勇气，而为国家尽其
最后之牺牲。凡为官为吏，不过一时职业之选择，民族之保存，
始为骨头之归宿! ”马占山部队和义勇军战士在天寒地冻的北国，
军需供应异常困难。战士们渴饮积雪，饿食马肉，冷燃马骨，
奋勇杀敌的情景令我异常感动。
感动之时，一股复杂的思绪涌上心头，1991年我出国时，
心目中的抗日英雄几乎都是共产党人，出国后，从原侵华日军
嘴里才得知有个“土匪马占山”，让他们铭心刻骨胆战心惊50
年!
什么“土匪马占山”，分明是英雄马占山!
七、日本的情报战
在北海道留学时，让人最感头痛的事，不是刺骨的寒冷，
漫天的大雪，中国留学生的稀少，而是工作机会的难找！找不
到工作的话，别说交大学学费，连生存下去都困难。交房租水
电煤气的钱哪儿来？买粮食、蔬菜的钱哪儿来？所以，必须找
到工作。再苦再累的工作也要咬牙去干。
初到札幌，几周没找到工作。眼看着坐吃山空，正急呢，
找到一份洗盘子的工作。老板一看，洗得可以，就把另一位洗
盘子的日本学生，调换到端盘子的工作岗位上去。上下二层的
饭店，70张桌子，洗盘子至少要两个人，现在这个繁重的任务
全由我一人承担了。看老板存心要累死我，只好自己开除自己。
于是又失业月余，后来又找到一个拆房子的工作。干这个活时
遇到了北海道大学的硕士老崔，我们成了朋友。但札幌并不天
天拆房子，我俩只好挥手相别。后来我去扛酱油，巧遇三浦老
头儿。三浦老头儿和我住在同一条街上，又常见面，这次到同
一个公司当临时工，自然高兴。
三浦老头儿今年76岁，身体健康，热情善谈，心胸开阔，
是个充满奇谈怪论的人。我知道他家有传真机，每天看报，爱
看书，喜做笔记。他夫妻恩爱，两个儿子、三个孙子，都在东
京工作学习。由于我们两个临时工经常失业，所以老在札幌图
书馆的同一张桌子旁遇到。
日本全国无论走到哪里，最好的建筑都是图书馆和学校。
图书馆里文明优雅，冬暖夏凉，因此，从星期一到星期五的读
者群除去学者就是失业者。作为“馆友”，没几天我就了解到
他曾是日本海军少尉，1937年11月他所在的军舰还炮击过上海
政府军阵地。他去过中国的南海、东海、黄海。1941年在台湾
海峡，击沉过中国海军的几艘小炮艇。在那次海战中，他的军
舰中弹六发，爆炸的炮弹弹片击中他的腹部、腿部，随即退出
现役，复员回家。由于那个年代的男人都上了前线，他马上在
当地找到了一个如意老婆。本想就此安心生活了，1942年又被
应征入伍，还当海军。他的舰艇在1945年初于北纬45度、东经
150度的千岛群岛海面上被美国飞机炸沉。他被别的日本海军舰
只救起，不久，日本投降。
所谓“扛酱油”的工作，是在一家旅日华人开的公司送货。
这家公司垄断了札幌全市的调味。札幌全市所有的大饭店，每
天把需要的调味品用传真的方式送进这家公司。接到传真后，
这家公司迅速派人把清单上的调味品送去。由于北海道打工机
会很少，所以这家公司给我的印象是比日本公司还刻薄。新年
前后忙劲儿刚一完，三浦老头就被开除了。没两天，我也被开
除出来。
有一天早晨我和三浦老头又在札幌图书馆我们的大办公桌
前见了面。他见我有几分沮丧，便安慰我说：“嗨! 这有什么，
人生就是海中漂浮的船，不要悲伤。你没饭吃，可以去我家吃
饭，不必客气。从今天起，我带你去北海道各地观光。我们俩
这几天把‘书’开除了，好不好？”
我不同意，对三浦说：“今天不成，今天已经来了，而且
教授布置的几本书不看完，开研讨会时我说什么呢？”三浦说：
“好，那就明天。”
第二天，我和三浦去了洞爷湖。北海道有两个洞爷湖，每
个湖的面积都有10平方公里以上，统称洞爷湖国立公园。湖边
森林茂密，温泉相连，宾馆旅社星罗棋布。由于没有工业污染，
故湖水清澈，曲径通幽，鸟语花香，是个旅游胜地。描写洞爷
湖的课文，我在大学三年级的精读课里学过，那是一篇非常优
美的散文。作者是东京人，1965年曾来观光过。步入洞爷湖畔，
风光果然不凡。原始森林参天蔽日，满目碧绿，一片幽静。这
里是鸟的天堂，鸟儿可以自由鸣叫，自由飞翔。小松鼠竖起尾
巴在树枝间来回跳跃。小汽车在林中小路上悄悄地滑行，惟恐
打破了这里的宁静。一对对情侣，脚踩阳光，眼含羞涩，手拉
着手静静地漫步。
依山傍湖处是天然的大温泉。这些温泉都高于洞爷湖的湖
面，故沐浴者一边洗温泉一边可以极目远眺，观赏湖上的风光。
夕阳像渐渐冷却的红锅，把微温的余晖洒到洞爷湖水面上，
反射出碎金般的闪光。
我们迎着湖边夕阳散步，一前一后。他沉思的身影长长地
落在我前面。遥望夕阳。他慢慢地回忆：“1937年11月，炮击
上海也是在夕阳之中。在隐约可闻的爆炸声之后，在上海城市
几幢高楼的后面升腾起来的是遮天蔽日的黑烟。
“作为日本海军，我没有踏上过中国的一寸土地，却无数
次遥望过那幅员辽阔的国家。我知道我们日本军人在你们中国
所犯下的罪行。
对于日本侵华军人给中国人带去的灾难，中国人肯定仇恨
我们，不仇恨就奇怪了。”
“但是……”他看着我说，“……战争的责任在我这儿，
战争的责任又不在我这儿，我不过是个海军少尉……。我希望
今后中国和日本间永不再战，日本人、中国人都在和平的环境
中生活，就像眼前的景色。”他用手指着前方回头看我。
前方是天地之间优美的夕阳，它正慢慢地，静静地落入地
平线。那优美、静谧的远方，就是我可爱的祖国。
极目远眺，我头一次感到那橘红色的落日和噗啦啦飞动的
白色鸽群一样都象征着和平。
方军
为《我认识的鬼子兵》作序
吕正操
《我认识的鬼子兵》一书的作者方军，其父辈都是抗日战
士，曾任抗日区长的叔父，就是被日军抓住后用刺刀扎死的。
在日酋冈村宁次实行杀光、烧光、抢光“三光”政策期间，他
的家乡变成了“无人区”。作者对日本侵略者怀有刻骨仇恨，
利用在日本留学的机会，有意接触到一些还活着的侵华日本兵，
根据他们所述亲身经历和提供的材料，写成一部纪实作品，既
有极其珍贵的史料价值，更有警惕来者的教育作用。
作为一名出生在东北的抗日老战士，我对侵华日军的残暴
罪行，以及中国人民不堪忍受日军侵略的英勇顽强的反抗精神，
更是有着切身的体验。在我的少年时代，曾经目睹和经历了日
本侵略者对家乡人民的压榨与杀害。乡亲们常常挨日本人的打
骂，我的祖父、伯父都被日本人砍伤过。我的老师过铁路人行
横道，被日本人用战刀砍得头破血流。门前小河涨水，水深行
人难以过往，日本人却不许中国人过桥。有个乡亲从桥上走过，
碰到日本人，一刺刀挑死就推到了河里。我恨透了日本人，总
想长大当兵打日本，报仇雪恨。正是怀着这样一个目的，17岁
那年我参加了东北军。
“七七”事变，中国全面抗战爆发。我遵照中共北方局的
指示，率部留在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7年10月11日，在
河北蒿城梅花镇与敌发生激烈战斗。我军凭借梅花镇坚固的城
墙，重创骄横大意的日军，致使敌人伤亡七八百名，我军阵亡
一名连长、一名班长和20余名战士，受伤40多名。这是敌人在
河北遭受的首次沉重打击，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这也使当地人民看到，日本侵略者是可以打败的，中国军队也
是能打的，从而大长了中国人民抗日的志气，灭了侵略者的威
风。但是敌人对梅花镇的群众，却进行了惨绝人寰的报复。我
部撤离梅花镇时，曾特意掩护群众撤出，但人们这时还不曾了
解敌人的残暴，大部分居民没动，只有一部分群众和给我部抬
担架的人，随着部队撤出来。敌人在梅花镇连续烧杀4天4夜。
梅花镇共有550户人家，2500人，被敌人杀死1547人，有46户被
杀绝。烧毁房屋、店铺660余间。另外，还有到梅花镇来的外地
人，打短工的、做小买卖的、讨饭的等等，也被杀死400多人。
敌人疯狂报复制造的血腥惨案，燃起了梅花镇人民熊熊的抗日
烈火。不久，这一带便组织起一支抗日的武装。梅花镇未遭敌
人残杀幸存的青年，纷纷走上抗日前线。他们怀着民族的深仇
大恨，在抗日战场上英勇杀敌，有的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全中国都是这样。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罪行，强烈地激起了
中国人民的义愤和视死如归的抗日决心，并且升华为高昂的爱
国主义精神，掀起了不可阻挡的抗日洪流。尤其是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的敌后战场，不仅有八路军、新四军的浴血战斗，更
有男女老幼群众的广泛发动，献计献策，发明创造，和侵略者
进行殊死斗争。抗日高于一切，抗日需要什么，群众就献出什
么，生死都已置之度外。
侵华日军在中国大肆进行屠杀，这是日本长期进行武士道
教育的必然后果。大多数日本人民也是被迫接受这种教育的，
他们同是战争的受害者。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
要由上层军国主义分子负责。直到现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
阴魂还未散尽，叫喊“中国威胁论”，这是贼心不死，倒打一
耙，为其军国主义招魂。这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的高度警惕和
愤懑。中国现在不称霸，永远也不会称霸。中国人民受尽百多
年被侵略的苦难，不会也不可能去给别人制造战争创伤。中国
有句古话：“得民者昌，失民者亡。”中国人民不会去侵略别
人，但当别人侵略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把自己的血肉筑成新的
长城，和侵略者进行前仆后继的斗争，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
历史证明，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具有这种优良传统。
1997年10月15日
书前要说的话
我是中国陆军的退役军人，自以为多年的军人生涯已使我
的心肠变得如铁石般坚硬。但当我步入日本社会，采访仍然活
着的日本军队老兵，听他们回忆在侵华战争中犯下的罪行，讲
述中国同胞在战争中受到的苦难以及抗日将士壮烈殉国的情形
时，常常悲愤得放声大哭，情不能禁。就在东京的大街上，在
无数日本人困惑的目光中……
我想采访侵华日军也不是偶然的。我是老八路的后代，亲
人告诉我，我故乡河北省满城县方顺桥村，在日寇侵华期间多
次被烧成一片片火海。1942年，日本鬼子对冀中平原大扫荡时，
我的故乡方圆数百里竟成了“无人区”。
我叔父是共产党区长，被日本鬼子抓住后宁死不屈。日寇
当着全村父老乡亲的面逼问他：“投降不？”叔父怒视鬼子，
摇摇头。日本鬼子兵照着他的胸膛就是一刺刀。全村的乡亲们
不忍看叔父死亡前最后的抽搐，都悲愤地低下头去。这一事件
被乡亲们刻在村头石碑上，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剥蚀，字迹
依然清晰。
“日本鬼子是一伙什么样的人？我能否有机会面对面地采
访他们？”我常这样想。1991年初春，我以留学生的身份乘中
国民航客机降落在日本东京成田国际机场。机会来了，我想。
我在日本留学6年，从未回过国，主要靠在饭店送外卖的工
作挣钱交学费。送外卖使我有机会走进成百上千个日本人的家
庭，接触到各行各业各种类型的人物，其中就包括原侵华鬼子
兵。目前大约还有30―40万侵华日军老兵活在世上。他们大都
老态龙钟，疾病缠身，行将就木。趁他们还活着的时候，抢救
出他们侵华时的日记、照片等物证，了解他们对那场战争的看
法和今日的心态，就成为我在日本留学期间的重要任务。
我先后采访的十几个原侵华鬼子兵，在我回国前已有4人去
世。如果我不去和他们交谈的话，许多罪恶和经过半个多世纪
沉淀的深刻反思，将会随着他们离世而永远埋进坟墓。他们中
有人曾向我阐述：侵华战争是不能篡改的史实，战争使人变成
鬼，发动战争的人才是罪魁祸首；侵华战争从害人开始，以害
己告终；我们的青春时代是罪恶的时代……但也有人声称：我
们在南京没杀那么多人，中国人不抵抗，我们不会杀人……
请读者原谅，我在书中展示了日本军国主义那么多的丑恶、
秽行和血腥，让亲爱的同胞们污目，令他们难过得不忍卒读。
我重提那段历史，只是为了让人们永远记住它，永远避免它；
只是为了警示后人，勿忘国耻。
我祈愿在今后的世纪里，在我们祖国锦绣山河之上，永不
出现类似的噩梦。
中国退役军人方军
我认识的鬼子兵
方军
一、人肉馅饺子
这个题目本来我是准备放在后面写的。谁知身在北京的父
亲、姐姐看了我的写作提纲，都非常吃惊。父亲打国际长途电
话跟我说：“日本人在东北的731部队用人体作实验，把马血注
射到人身子里，把毒品放在炸药里，放在咱中国人身边引爆，
这些事确实有过。但鬼子兵再坏也没听说过他们吃人肉。纪实
作品要真实，一是一、二是二，千万不能有什么虚构。”父亲
是少见多怪。日寇在青岛对中国婴儿挖眼、剖腹，他们的肝脏
大部分被日本军官吃掉，这有照片为证。河北省阜平县罗峪村
妇救会主任刘耀梅被日军抓去后，坚贞不屈，惨遭杀害。日军
割下她大腿上的肉，剁碎了包饺子吃。这也有当时拍下的照片
作证明。这促使我把“人肉馅饺子”这一章先写出来，写完把
草稿寄给父亲他们，让他们过目。
写“人肉馅饺子”这一章的立意，是从给侵华日军老鬼子
包饺子而引发的，而我又是怎么认识老鬼子山下的呢？
我6年前去日本时，遇上一位非常和善的老头儿当保人，他
又介绍我认识了一群老太太。于是我就去那帮老太太办的工厂
里打工。
那帮老太太开了一家食品公司，每天供应周围5家工厂和两
所大学的午饭。她们才20来人，要赶做出这么多盒饭，多忙、
多累自不必说，连我这个小伙子都累得腰酸腿痛，眼前直冒小
金龙。金龙舞动之时，屈指一算，以一盒饭一分利为计算单位，
吃了一惊! 这伙老太太喝棒子面粥――发了。
正是这帮老太太给我介绍了他。
有一天，平田老太太找我，说给你介绍个老人，他家离咱
公司不远，请你去给他包饺子。包饺子也算打工，他会付你工
资。到日本人家去包饺子？有意思。
那是个80多岁的老头子，姓山下，住在离我们公司不远的
地方。平田老太太开车把我送到他家，老头子早在门口等候了。
平田老太太告诉我，山下从来不到门口迎客。你是第一个受这
种礼遇的人，应该算贵客。山下老头儿个不高，较胖，目光威
严，看来身体还好。我们见面的第一句话，他用中文说“你好
”，又用日文告诉我：“有30多年没见过中国人了，请进。”
走进这座从外面看来挺一般的日式住宅，大吃一惊，里面
一片富丽堂皇。客厅的桌子上堆着水果，老头子说：“吃! 吃!
”
我一边吃一边说：“您让我来是包饺子吧？面、油、菜、
葱、姜、糖、味精，我都带来了。您有擀面杖吗？”
老头说：“擀面杖？日本人不常吃面，怎么能有那东西。
”
我说：“你有和面的盆吗？”
他说：“是不是北京的瓦盆？没有。随便什么盆都可以吗？
”
我说：“什么盆都可以。没有擀面杖也不要紧，有酒瓶子
就成。我在中国铁道兵时包饺子就用酒瓶子。不过那盆嘛，早
晨洗脸，晚上洗脚，没有锅时，它就是锅，用来煮白菜。塔克
拉玛干沙漠的冬天，白菜就是佳肴。当然那盆还用来和面，包
饺子。您去过戈壁滩吗？”
老头子一听笑了。他说：“我在中国抚顺看过中国报纸，
知道中国军队中有个铁道兵兵种。它建于1947年，司令叫吕正
操。1937年，卢沟桥事变时，他是政府军53军691团团长，是坚
决抗日的军官。1950年在中国援助朝鲜的战争中，这个兵种也
去了。好像是1984年，这个兵种在中国军队建制中取消了。”
我心里想：“这老头儿是干什么的，怎么什么都知道呢？
”
老头儿说：“我半个世纪前在北京，就住在北海边上有个
叫‘东厂’的胡同。”
我说我怎么不知道东厂是什么地方，没听说过。
老头儿又乐了，我看见他整整齐齐的两排假牙。“你是北
京人吗？怎么连东厂胡同都不知道。明朝时，东厂是你们中国
的特务机关。当时的东厂和锦衣卫掌管诏狱，最为残酷，可以
胡作非为，不受任何法律限制。我们日本军进驻是1937年秋天。
”
我听了他的话，眼眶睁大得可以放进一辆自行车了。我问
他：“那你曾是日本兵了？”
他说是，军衔是中尉，是监狱长一类的小官。“1945年4月
我被一名游击队员用手枪顶住腰眼，当时我正在一家小饭馆里
吃一种叫肚丝的菜，没办法跟他进了胡同。1949年，我被转到
抚顺监狱，1954年得到中国政府的宽大，回国至今……我在中
国整整住了17年哪! 我十分感谢中国，我们迫害过中国人，中国
人却宽大了我们，让人难以相信。和我们一起被捕的中国人，
你们叫汉奸，却几乎都枪毙了。我的观点曾在日本《每日新闻
》上的‘大家说话广场’上发表过，我赞成日中之间应该世世
代代友好下去。今天，我见到你这个中国留学生感到很高兴。
”
那团面在我手里揉来揉去，正像我那颗复杂的心。“我面
前这个人是个侵华日军，他曾是战犯，是监狱长。那么东厂胡
同在哪儿呢？”我在脑海里搜索着。
山下说：“你们北京的小吃在北海、什刹海一带最多，在
那些小胡同里商人小店排列有序，鳞次栉比。还有很多人挑着
担子沿街叫卖。那个担子很特别，前面有火炉，后面有锅、碗
和各种调料。”
他担心我不懂，给我画出这种“厨房搬家”式的“挑子”。
看着他的画儿，我感到这老头子倒有点像个孩子。
我按中国的习惯，先做出几个饺子煮熟让他尝尝。山下一
吃，说：绝了，是北京的味道!
80多岁的老头子吃得高兴，就又扯起了北京胡同里挑担叫
卖人的吆喝声。
“你为什么能背下北京人的吆喝呢？”我感到奇怪，于是
向老头子提出疑问。老头子说他的上司叫土肥原贤二。土肥原
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并且还会讲几种方言。他在给北平的
日本特务机关训话时说：“要善于交际，广泛结交中国的军政
要人，就先要从中国的吆喝学起。”
“那么你所在的监狱关的都是中国人了？”对我所要知道
的东西，必须单刀直入。
“那是很遥远的事儿了，我都80多岁了，我记不清了。”
他的回答无疑是我的失败。
“那么，你能和我说说关于日本战犯的事儿吗？”
“在中国大陆方面，我们这些侵华日军虽然有罪，但是19
56年中国政府却把我们战犯全部释放了，一个也没枪毙，一个
也没受过虐待，真是让人难以相信。抚顺收容所中有84名中国
人被中国大陆军事法庭宣布死刑，中国人把他们称之为汉奸。
意思是他们帮助侵华日军屠杀中国人。
我们富士支部里还有两个被中国政府释放的人。这几年日
本国内右翼势力不断掀起战争无罪的思潮，我们三人是从不附
和的。”
“富士支部是什么组织呢？”我问。
他说：“我们日本人特别爱组织起来。你们中国人是一人
一条龙，我们日本人是10人一条龙。日中战争时，我们日军在
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有战斗力，是因为你们中国人之间不团
结，没完没了地互相打。噢，你想看看我们富士支部的影集吗？
你看看我们这帮老头儿，每年都死掉几个，越来越少，越来越
少了。”
他嘟囔着，走到书房里取来影集摆在我面前。这本影集一
开始介绍这个支部建立于1957年，是几个从苏联西伯利亚劳改
营回国的日本兵创办的。影集中还有一些照片，都是记录富士
支部成员原身份、兵种、参加不同战斗的照片。对他们而言，
悲惨也好，胜利也好，这都是历史的轨迹。一个日本兵的历史，
正是一个国家历史的缩影。这时，山下老头子又去书房取来一
本书，书名叫《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中国・激动的40年》。
老头子说一帧题为《希望》的照片，他很喜欢。《希望》
拍摄的是一个中国老太太慈祥地看着手中充满生机的一只小鸡，
表现出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和憧憬。老太太土布土衣，却干净安
详。这种安详是和平的环境下才会有的心情。
老鬼子山下老头说：1942年在中国华北丰润县实行三光政
策，他见过同样的老太太在村子一片废墟的烟雾里抱着孙子烧
成黑炭的尸体欲哭无泪的景象……没有一个日本兵敢走过去，
再刺老太太一刀。大家都站在那儿，看着、听着，默默无声。
只有燃烧着的房屋噼叭作响……
“日本在中国打了14年，也没把中国人打得卧地而降，没
把中国变成大东亚共荣圈里的成员。战事，每天都发生，每天
都有抓进来的人……现在总算太平了。中国人现在生活幸福，
我非常高兴，我们老军人都高兴呢”。他说，“所以，我们都
喜欢这张照片。”
翻到富士支部照片集的最后，有两张照片，让我惊呆了，
一时失语。我的灵魂完全走进了照片，走进了那个遥远但并不
陌生的年代……
老头子说：“这两张照片是为我而收集的，原因是我曾经
在北京的一所监狱工作过。这两张照片常常引起我无尽的回想
……那个年代太残酷了。我作为原侵华日军的成员，实在是对
不起中国人……”
把我征服的两张照片，一张是敌人抓住女战士成本华，这
个中国女人在日本鬼子的枪口前不在乎，不屈服，置生死于不
顾，代表了中国女性的英勇气概。这张照片，忠实地记录了历
史的瞬间，表现了语言所无法表现的一切。
这张照片中的形象，是中国自解放以来被中国作家们无数
次地表现过的英雄行为。中国的小说、电影、戏剧、故事里共
产党员的形象都是这个模式，都是这种英雄形象。
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这种教育，所以我看到这张照片，
心灵中的震动并不太强烈。让我吃惊的只是那中日战争中原始
的一瞬间，连鬼子的军装都那么破旧，与今天身着漂亮西服进
出北京饭店的日本人大相径庭。
另一张照片给我的感受只有四个字：“真实”和“沉重”。
那个女游击队员被鬼子抓住，她面对镜头表现出作为女人的真
实的恐惧、无奈，表现出要应付强奸、殴打、酷刑的一个女性
的软弱，表现出日本鬼子的残暴和强悍。她面对的是日本鬼子
的镜头，而不是你、我、他这些她的兄弟姐妹们。她的目光中
充满着绝望，―――这个目光也是最真实的瞬间。日本侵略者
杀害了我国3000万同胞，她将是其中的一个。她虽然表现出怯
懦，但她也是英雄。她是在抗日斗争的最前线让日本鬼子抓住
的，她不愧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好儿女。
每当我回想起我们中华民族的屈辱史，我会马上就想到她。
在她的目光注视下，我们中国的男儿们应该感到羞愧难当。她
明明是你热恋着的情人，是你的妻子，是你的姐姐或者是妹妹，
或者是您的女儿呀! 请你再仔细看看这张由日本鬼子兵拍的照片，
你不认识她吗？
作为男人，我愿意在战斗中献出生命，但我再不愿看到侵
略者拍下的这张照片。看到这张照片，我的心就隐隐作痛。我
认为这是中国被外国列强侵略屈辱的见证，是中国军人的耻辱。
经过老头子的同意，我用照相机把这两张照片拍了下来，
用的是尼康FM2、400°胶片、1／15秒、光圈4、35―75变焦镜
头。原照片在室内灯光反射下，不能尽善尽美地感光，实在是
可惜之至。但那传神的目光，毕竟完好地通过侵华老日本鬼子
之手传给了我们。
“您能告诉我在监狱中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吗？”
我实在不甘心，于是再一次发起试探性进攻。这是一种职
业上的习惯，这是不抱任何希望的军事性试探，这是最后一炮。
他如果说“忘了”，我就再也不问了，因为已经下午3点了，才
给人家包了4个饺子，而且吃了人家大量的水果! 不像话，我是
在给人家打工啊。
他说：“我永远忘不了一个人，他是政府军冀察第29军步
兵4师的机枪营长，少校军衔。一次在和我们日本军战斗中他腿
部中弹而被俘。这位政府军少校宁死不屈。没办法，用大刑。
东厂监狱里的刑具许多是中国明朝就使用的，比方老虎凳。”
他怕我不懂，在纸上画出这东西。
“打手有日本兵，但最凶狠的还是中国打手。那些流氓为
了讨好我们，往往下得去手，残酷之极。这个中国军官的另一
条腿就是中国打手在老虎凳上弄断的。”
“我亲自去和这个政府军少校聊天，他一直很少说话。后
来得知，他是河北省人、农家子弟，父母送他去保定军校，毕
业后就去军队，直至被俘。自从腿断了，他常昏死过去。他不
吃不喝，就那么一天天饿着。
“后来，他一直不说，只能枪决。执行前突然他要找我说
话。
“我很高兴。我跑去看他，我不希望他死。他是少数能和
我交谈的中国军人之一，况且临死前回心转意的人很多。谁知，
他的要求是穿上他那件有军衔的破军装。他说，我是少校，你
不过是个中尉。他说得到这个军衔是耀祖光宗，农家子弟不比
军阀子弟，也不比财主大老爷的孩子们，晋升十分不容易。
“再一个要求就是要站着死，面对枪口。我想他两条腿都
断了，怎么站着？于是我同意他坐着，穿军装，看着枪口。我
们日军崇尚武士。
“别人行刑前都是拖出去，惟独他，我命令用担架抬着…
…这不光因为他是军官，也不仅仅是为了我们都进过军校……
“中国军人俘虏分几种：临刑前一种是破口大骂，一种是
苦苦哀求，一种是听任摆布。他却要求站着死!
“把他抬出去的情景，我至今鲜明地记得：他看了我一眼，
并点点头……这种人生最后的安详、平静和礼貌给我心灵的震
撼极大……”
此时此刻我心里难过得没办法，我说不出话来，悲愤像一
块石头压在我的心头，我喉头发哽，他说的日语我完全听不懂
了，我把头深深地低下去。
我问山下有没有少校的照片，我想看看。山下摇摇头说：
“没有―――很可惜，多少年过去了，我还常常想起这个人来。
”
我忽然联想到少校的母亲，她一定会站在村口盼望自己的
儿子，但她的儿子永远回不来了，连张照片都没留下来。
山下老头说：“1944年10月，日本特务机关在北京长辛店
工厂抓到一批共产党嫌疑犯，抓到后一律灌辣椒水，坐老虎凳，
放狼狗撕咬。后来这批人被押送到石家庄监狱，因为有人想逃
跑，所以把他们300多人都剥去上衣，反绑双手，由40多日本兵
动手，一次就砍去180多人的头颅。然后把这些头颅挂在监狱中
电线杆子上、厕所里、食堂里、大门边、通道上、牢房里，让
别的中国犯人天天看着。
“1944年11月，我在北平地区特务机关联席会上，听到这
些‘经验’，都吓出一身冷汗。
“在联席会上听北平沙滩北京大学红楼的日本宪兵队队长
介绍，他们抓到抗日分子后，煮一大锅开水，前面放一群狼狗
咬，抗日分子后退，就要跌进煮着开水的大锅，不退，就要看
着狼狗撕咬自己脚上腿上的肌肉……
“长辛店宪兵队长吉田介绍，他练就一套杀中国人不眨眼
的方法，他可以砍开人的胸腔取出心脏和胆。他把中国女青年
头砍下来，放在锅里煮，把煮熟的肉掏净，把雪白的头骨放在
桌子上当装饰品……
“包饺子，做饺子，给你添麻烦了，年轻人。”
我用筷子把肉搅一搅，由于时间长，肉馅表面已经变成深
红色。我的脑袋发木，我感到手中盆里的肉就是鲜红的人肉!这
是东厂监狱那吃人魔窟里的人肉呀!日本侵略中国期间，多少中
国的好男儿在那里受到折磨，又有多少好男儿为抗击日寇在那
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呀。可我今天却在这儿，给当年的侵华日
军老鬼子包饺子!
我把盆一下摔到桌上，我告诉老日本鬼子：
“这是人肉!我看它像!老子我不能给你做人肉馅饺子!”
我大步迈出他的家，泪水随着悲愤的情绪忍不住终于涌了
出来，眼前的世界变成一片模糊。
无意中，我惊讶地发现老鬼子山下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坐
着。他坐在庄稼地里，他看见我哭了!他一直悄悄地跟着我!
他不声不响地坐在那儿，一直注视着我。
风吹着他那银白的头发上下舞动，那头发和我当八路军爹
的头发一样白!作为战犯，中国政府早把他给释放了。我的心一
下软了。在突如其来的风雨中，我真担心把他淋病了。我几步
蹿过去，用背心顶在他头上，扶他向家里走去。
平田老太太开车接我来了。她看见我们两人走在庄稼地里，
不知刚才发生了什么。平田是很善良的人，她惊呆了。她手中
的伞“砰”地一声被风倒背过去，又“哗”地一声被风吹走了。
把老头儿、老太太扶回家后，我扭头就走，光着大板儿脊
梁。
拉开门，外面是一片水的世界，哗―――哗―――哗地响
成一片。呼呼作响的风把从天上落在地面上的水，吹成一片片
白花花的颜色，让人分不清这从天而降的是雨水还是泪水。
我默默在风雨中走着，走着。我不感到冷，只感到胸中有
一股火在燃烧。
二、最后的军礼
有个朋友十分想到外国去，他常给我来信，问我到日本的
体会，这样便于他出国前做些准备。我实在编不出什么美丽的
花环送给他，左思右想，只好实话告诉他：“你如果在北京活
腻味了的话，不妨到日本浪漫一下；不过只能浪漫一天，因为
日本是全世界生活费用最昂贵的国家。”
我在日本6年很少穿西装，和教授谈话时常因头发里沾满拆
房子的沙土而感到尴尬；和日本同学在一起时，我摔伤的腿和
压伤的脚一瘸一拐的，狼狈不堪，惨不忍睹。除去倒霉之外，
命运还捉弄我，让我经常和一个原侵华日军老鬼子金井互敬军
礼。现在回想起来，简直不可思议。我父亲是1939年参加八路
军的老战士，他和日本侵略者除去兵戎相见、你死我活外，不
可能互敬军礼。他连日本侵略军1945年投降时在中国30多处缴
枪仪式上的最后一个军礼都没见过。父亲至今说起这件事都遗
憾万分。据父亲回忆，1945年10月8日，在八路军察哈尔省委宣
传部工作时，他接到上级指示，要他采访日军在北平的投降仪
式。他披星戴月往北平赶，等赶到时已经晚了一天。父亲只好
从八路军前方总部派人潜入北平的战友那里得到前一天的消息。
后来父亲以《投降的军礼》为题，在《察哈尔抗战报》上
发表一篇通讯。
作为八路军的老战士，父亲和侵略中国的日本鬼子进行过
无数次面对面的战斗。他目睹了多少村庄被鬼子烧毁，多少乡
亲被日本鬼子杀害，多少八路军战友就在他身边倒了下去，流
尽了最后一滴血。他能活下来，应该说是幸运的。所以我特别
理解他的仇恨，他的遗憾。日本侵华日军放下屠刀，向中国军
队宣布无条件投降而向中国军民致敬的最后一个军礼，父亲确
实是希望亲眼见到的，可是，谁让他晚了一天才赶到北平呢。
父亲想见没见到的事，偏偏让我常常能见到，你说怪不怪？
这事儿不是有点风马牛不相及，“关公战秦琼”吗？因为我虽
曾是中国陆军铁道兵的战士，和原侵华日军老鬼子金井到底是
两个时代的军人。命运却偏偏安排我们不止一次地互敬军礼，
这不是一大邪事吗？
如果有人，在东京街头或北京饭店门口拉住一个日本老头
儿，问他是否打过中国，十有八九会得到肯定答复。至于敬不
敬军礼就不好说了，旧日本军礼已经很难被世人见到了，尽管
目前还有40万当年的侵华日本军人依然活到了今天。
金井老头儿作为日本关东军老兵曾在中国东北多年，他第
一眼就认出我是中国人，而我是经过和他讲话才确定他是侵华
鬼子兵的。自从他知道我是中国人后，就天天给我们店来电话
订饭了。而且，这个侵华老兵还天天主动和我说话。开始阶段，
我们之间的谈话是“管丈母娘叫大嫂子―――没话搭拉话”，
慢慢地就转入了实质性的话题。到后来，我们之间发展到还没
相见已经有许多思想要等待交流了。互相敬军礼就是这时候发
生的事。
金井有一次和我聊天时说他崇拜中国军人，并崇拜了整整
半个世纪之久。我问金井：“理由是什么？”他对我说：“我
们旧日本军关东军司令叫东条英机。1945年9月11日他自杀时不
敢双手握住军刀扎入自己的腹腔，而用小手枪照自己并不要害
的地方开了一枪，没有自杀成。光让别人当武士，但自己不当
武士。我一直记着东条英机的训话：国民，要像武士那样为了
天皇尽忠赴死。武士道和武士文化是全体国民的价值标准和行
动规范。‘武运长久’就是皇运和国运长久的保障，可他自己
食言了。”金井接着说：“战争对于每个军人来说，都有穷途
末路的时候。多少旧日本军人遵照最高指挥官的命令，效忠天
皇，双手握住军刀扎进自己的腹部，他们真傻呀。”金井为他
们表现出一脸的遗憾和惋惜。
金井老头儿认为中国军人才是真正的武士。我对他的“奉
承”付之一笑。我说：“我们中国的东北军不是遵照蒋委员长
的指示败退关里，拱手让出东北三省了吗？我们中国的大小汪
精卫还少吗？”
我说，“武士”这个词不能像评论中国菜那样，样样都说
好吃。奉承菜可以，奉承人可不成。“武士”一词按日本人的
习惯有“英雄”的含义，这顶帽子不好给全体中国军人戴上。
如果中国军人都是武士的话，中国的大部分土地怎么让你们日
本军队占领了14年之久呢？
金井听了我的话摇摇头，表示不赞成。半晌，他说：“你
只是个毛头孩子而已。”
自从他惊讶地知道我也是中国陆军的退役军人后，就常常
立正站好，规规矩矩地给我敬一个军礼。我们都没穿军装，我
们根本不是一个时代的人，但我马上以在中国陆军服役7年养成
的习惯立正站好，还了一个军礼。他庄重我不能不庄重，我们
同是退役军人呀。
有一次他跟我详细描述林中打猎的情景。只见他双手模拟
端着三八枪，移动着步子追踪跑动中的黑熊；然后右手食指扣
动扳机的同时，嘴里“叭”的一声。“倒下了”。他告诉我。
我忽然想到了什么，不由得浑身一震。我问他：“向中国人射
击时是不是也这样？”他急忙摆摆手，低下头说：“别说了，
那是罪恶。”
稍停，我对金井说：“我年年‘8・15’那天都去靖国神社，
看当年的日本兵穿上当年的军服在靖国神社内参拜，后天是‘
8・15’，咱们俩一起去靖国神社呀。你如果同意，我今天就去
向老板请假。”
金井说：“确切地说，我只去过一次靖国神社，那是50多
年前的事了。1937年部队去中国前，我们是在横滨上的船。当
时，我们长野大队集体去过靖国神社参拜、宣誓。记得从那里
出来，我们浑身都是劲，更紧地握住了军刀和三八枪，我们要
去保卫我们日本国的海外领土―――满洲国。我们恨不能立刻
开到中国前线去，我们恨不能立刻变成靖国神社墙上的壁画和
石雕。”
金井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窗外。窗外是阳光
炙热的夏天，气温高达38℃。
金井回忆说：“我1953年从苏联回国，船还是在横滨港靠
的岸。当年和我们一起出国的长野县的战友们几乎没有几个人
了。从苏联纳霍德卡军港坐船，穿过津轻海峡，途经函馆、仙
台，我在船上一看，全是俘虏营新组合的队伍：有北海道的兵，
有四国的兵，也有本州和九州的兵。在横滨港欢迎我们的人群
和欢送我们的人群场面不一样，来的几乎全是亲友，有人已经
在这儿等了几周。没有鲜花，没有呼喊，没有歌声，没有一片
片闪亮的头盔和枪刺，没有军乐队，没有挥动的旗帜，也没有
欢声笑语。我们的军服也由新到旧、缝了又缝。迎接者的目光
飞快地在人群里寻找，找到了亲属的人，就大声喊叫起来。多
少母亲眼里含着泪水在归国大队中找寻自己的儿子，多少妇女
拉着孩子在人群中寻找自己的丈夫，多少女人想找到自己的哥
哥或弟弟，多少女人在寻找自己热恋过的男人。可是多数人没
能回来呀，他们永远留在异国他乡了。
“靖国神社，它留下了我的青春，我的希望，留下了我为
日本流的满腔热血。我再不希望走近它一步，因为我从不幻想
在那儿能找回我失去的一切。想起过去，我就感到悲伤。
“我可以陪你去日本的任何地方，我为你当向导，我和你
在一起时感到年轻。我爱回味中国的异国风情，我虽去过中国，
却头一次真正认识了中国人。我们去海边、去登山，你拉我这
个老头子一把，我都感到由衷的感谢，我曾追杀过你的父老哇
……
“但我不能答应去靖国神社，靖国神社是我青春的祭场。
我们长野大队一多半的灵魂都在那里呀，他们确实变成了武士。
他们没错，我也没错，我们是为国家去打仗，不是为了自己! ”
金井向我瞪起了眼睛，我这个人有个“从不对牛弹琴”的
习惯，因此我没说话。
“今天是什么日子？”两天之后我又遇到金井，问他。
“今天是‘8・15’日本战败50周年。”他和我聊天从来没
有过“终战”这个歪词。
老鬼子金井曾是关东军，后被苏联红军捉到西伯利亚，在
俘虏营服了8年苦役。他说：“在苏联饥饿难忍的时候就挖草根
吃，嚼着嚼着就落泪了，不吃不知道草根的滋味儿呀! 杨靖宇将
军、马占山的士兵胃里都是树皮呀。”金井告诉我：“当时我
们强制配给中国东北人民的粮食叫‘共和面’，里面还有锯末
呢。这种‘粮食’连我们的军马都不吃。
“1944年，部队在哈尔滨南大岗驻防。一个中国老太太拨
开我们日本军马的马粪，从里面拾出豆子来。我看了上前一脚
就把她给踢翻了。我说：滚蛋！你他妈的不是人呀，吃马粪。
老太太一边哭一边拾散落在地上的豆子。我说：你他妈的再哭，
我就在这儿刺死你。我舞着枪刺在她眼前吼着，可老太太不走，
她舍不得那些粮食。为此，老太太跪在地上一个劲儿地给我磕
头说：‘皇军！皇军！’
“在苏联俘虏营饥饿难忍时，我嚼着草根，就想到这个中
国老太太，我好后悔呀……”
金井转身打开保险柜，小心取出一幅照片。他戴上老花镜
给我讲解：“这是你们中国东北抗日联军司令杨靖宇将军的遗
照。你是第一次看见杨将军的照片？我也只见过杨将军一次，
而且近在咫尺，那就是杨将军的人头。
“那时，关东军司令部感到杨将军虽然死了，但是还有巨
大的威胁，于是命令：把杨将军的头颅砍下来示众，告诉中国
人：抗日的话，这就是下场！”
金井仔细看着照片说：“我开始不喜欢他，他毕竟是我们
关东军的敌人。他所领导的抗日联军一直坚决抵抗，我们连队
的许多军人都在他们的抵抗中阵亡了。你当过军人，你应该理
解我的心情。当看到自己的朋友被打死，是一定要报复的。可
我一直在想，那时杨将军如果投降了，可以去新京做官，那时，
中国已经没有了；新京就是满洲国的首都。中国的正规军都撤
了，关东军一共有70万部队，日本是决心占领这片土地的，我
不明白杨将军抵抗意义何在？不理解他的同时，我却佩服他。
他的军队一共三千人，没有重武器，没有任何援助，他却没有
后退一步。到后来，也就是现在，我的想法全变了，我感到杨
靖宇是个伟大的人物。一个到外国去征战的军士，表现得再英
勇也只是短暂的英勇；而一个为保卫自己祖国而战的勇士，才
具有永恒的意义。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这张照片我保存了55年啊。”
我看着杨将军的照片想了许多。我在日本留学期间一直交
党费。“为什么呢？”许多留学生这样问我。今天老鬼子拿出
的照片不就是答案吗：半个世纪前中国共产党人在外国侵略者
面前高举起红旗，宁死不投降；今天中国人民的敌人，就是贫
困。我们中国的广大农村，还有几千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难道中国共产党人忘记了吃树皮、吃棉花在冰天雪地里苦斗的
抗日联军了吗？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先民众的苦而苦、后民
众的乐而乐的党吗？这样的旗帜难道能在我们中国人民心目中
倒下去吗？
我们中国人的旗帜上有杨将军和几百万革命者的鲜血呀，
有我们几代人为之奋斗的信仰呀！我就是为了这个坚持交党费
的。
想到这儿，我立正站好，给杨靖宇将军敬了一个中国退役
军人的军礼。他饿死了还站在那，他是一种精神。
金井严肃地说：“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一直崇敬杨将军。
他是真正的武士，他的军衔应该和我们关东军司令一样高，可
他和普通士兵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睡一样的床，实在是
不可思议！作为原日本关东军二等兵，我已经76岁了，我还活
着，他却早已离开了这个世界。我愿意把最后的军礼敬给这位
坚强的中国军人。”
说完他也立正站好，给杨靖宇将军敬了一个原日本军人的
军礼。我吃惊地看着这一场面。
我不喜欢他把杨靖宇说成是武士，我纠正他说：“杨靖宇
不是武士，他是我们中国军队的将军，或者说是我们中国共产
党的高级干部。简称‘高干’。”
“今天是‘8・15’，为了50年前的噩梦不再重演，让我们
握握手吧。”金井小声建议道。
“成！我代表我爹和牺牲的叔。”我把脏手在裤子上蹭蹭，
于是八路儿子的手和原关东军老鬼子的手握在一起了。这是两
只拉过枪栓的手，是两只普通人的手，是向往和平的人的手。
握着侵华日军老鬼子的手，我一下想起张爱萍将军1987年
5月29日接见日本防卫厅长官栗原佑幸的谈话：“中华人民共和
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既不是中华民国那个时候的中国，更不
是满清时候的中国了。”我现在握着的这只老手，不也从根本
上改变了意义了吗？50多年前，它正挥舞着军刀在中国的土地
上杀人放火哪！
金井郑重地把他珍藏的杨靖宇将军遗容照片送给了我。
这个时间是1995年8月15日。50年前的这一天，清晨，日本
陆相阿南惟几大将自刃死亡；中午，日本裕仁天皇用无线电播
放诏书，向全世界宣布：日本国接受波茨坦宣言，无条件投降。
我想那一天，世界的天空都应该是湛蓝、湛蓝的。
三、山西遗梦
送外卖使我有机会走进成百上千个日本人的家庭，迈入机
关、学校、工厂、寺庙、妓院、商场、赌场、警察所、消防队、
日本自卫队、黑社会组织，见到职员、教授、木工、僧侣、妓
女、流氓、军人、主妇、政治家、消防队员。他们有的文雅、
有的粗俗，有的丑恶、有的善良，有的独身、有的同居，形形
色色，三教九流，无所不遇。
送外卖给我的良机就是能更多地采访侵华鬼子兵。
外地人的北京话再好，我们也可以听出他地方语中所带来
的蛛丝马迹，更何况我们中国人在日本呢。当铃木老人证实我
是中国人后，他就再没敢直视我的目光。可从那之后，他再不
预定别人饭店的外卖，只给我们店来电话。
他想看到我这个中国人。我想。
后来，他告诉我他的右臂留在中国山西省了。而且一瞬间
所发生的事情就变成了永恒。
铃木的年龄应该在77到80岁之间。他每天还在颤颤巍巍地
工作，是一家土产公司的经理。他的公司前面是个大仓库，里
面放着大豆、玉米之类的杂粮，后面是他的办公室。办公室宽
阔敞亮，正面墙上挂着一幅大油画，画下白色有机玻璃上写着
“山西景色”四个字，译成中文应叫“山西风光”。画中表现
的是秋阳下开镰收割的情景。铃木老头儿告诉我：“这位日本
画家根本没去过中国山西，可我付了钱，‘山西景色’就跃然
纸上了。久而久之，我觉得这就是我印象中的山西。”老人驼
背，仰着脑袋，用仅有的一只手指指划划地介绍着。“您去过
中国的山西省？”我问他。
老人似乎没听懂，他并不回答我的问题，只是茫然地看着
他的画儿发呆。我感到这里面肯定有故事，又不便开口直接问，
于是也欣赏起这幅画来。《山西风光》中的中国农民，都光着
脚，撅着屁股挥镰收割庄稼。我感到不对劲儿，便告诉铃木老
头：“山西农民的穿着打扮不是这样的，这有点像冲绳的农民
在收割稻子。把油画上后面的群山抹去，叫《冲绳风光》算啦。
”铃木老头拍拍脑袋，笑了。他说：“这画儿看了几十年，感
到里面有问题，但始终没找到它的错误在哪儿。”
铃木老头的办公室里有各种通讯设备，计算机设备。他用
一只手打英文传真，打日本文记录、报告书和统计表。办公室
前有个大水池，里面有悠然自得的大金鱼。办公室前后道路上
种着绿色植物。尽管铃木老头工作条件、生活条件都好，可他
却总是很忧郁，有点像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地、富、反、
坏、右分子，随时准备被拉上去，坐土飞机、挨批斗。仿佛生
活给予他的毫无幸福可言，连“幸福过”都没有。久而久之，
他终于和我谈起了往事，断断续续地说了很长时间。
我只在中国呆过一年又三个月就回国了。在中国东北辽阔
的土地上，我们的师团没有受到过任何抵抗，可以说长驱直入。
由于北平的宋哲元将军指挥的政府军29军在卢沟桥坚决抵抗，
我们的部队不得不奉命撤退待命，那是第一次撤退。
我们日军一方面以和谈为烟幕，一方面从朝鲜和日本国内
增调部队进关，准备大举进攻。
当时指挥官集合队部训话：蒋介石一直命令宋哲元将军执
行“不屈服、不扩大”的方针，所以宋一直举棋不定。蒋介石
的发言，往往是我们日军最关心的消息。如果他开始就强硬，
把各地的部队都调入北平，支持北平的29军，那将会大大地影
响我们的军心。当时的局势是，我们打到东北，东北军败退，
华北无动于衷；打到华北，山西和华东又无动于衷。中国既大
又小，一个军阀管一片天地。宋哲元将军决心一战是在1937年
7月下旬，并于1937年7月27日通电全国。
接着我们的师团进攻山西。在山西，共产党军队于1937年
9月25日首战平型关，使我们第5师团的运输部队一千多人战亡。
这次伤亡人数超过与29军的战斗。情报迅速传达，使我们受到
震撼。在中国的土地上有强劲的敌人，我们要寻找他们、消灭
他们。跟着又有一支共产党八路军在行动，120师从陕西富平地
区出发，到达山西叫北神池的地区，归山西的地方军阎锡山将
军指挥。只一仗，我们就知道了共产党的八路军坚强有力。他
们军队人数虽少，但这次混同人数众多的山西地方军一同抗日，
使我们受到很大威胁。
有一天得到一个情报，说有个山区刚刚隐藏进一批八路军
115师的伤员，他们曾参加过平型关战役。这批人夜间行动，白
天休息，已经转移了4个地方。他们有马匹，有枪支，还有医务
人员，看他们的最终目标可能是西渡黄河，移师陕西境内的共
产党区域。
那片山区的村子穷极了，连饮用水都没有。井深在20―30
米，但听说是八路军的据点。晨露未干，我们悄悄包围了那个
村子，被我们赶到一起的一百多男女老幼全都对我们怒目而视，
没人说出八路藏在山林里什么位置。在林立的枪刺面前，他们
居然敢无视我们。
面对我们包围的沉默人群，山田上尉大声吼道：“开始吧！
”随即伍长命令我把面前一个仅一二岁的小男孩刺死，以此逼
迫人们说出实情。白刃战，我敢端上枪刺狂吼着迎上去。杀小
孩，我可不敢，我迟疑。伍长怒了。他大喊一声，拉出那个孩
子就是一刀，孩子没哼一声就死了。我吓得两腿哆嗦。人们都
低下头去，畏缩成一团。只有一个老头冲出人群，他不管不顾
地用嘴吸吮孩子从身体里涌出的鲜血，并大声叫孩子的名字。
他满脸都是血和泪水，几百人听他悲惨的叫喊。
伍长吼叫着命令我把老头也干掉：“浑蛋! 看看这群人说不
说。”我上去一枪刺就扎进老头的腹部，没想到他双手紧紧抓
住我的枪不放手，他竭力嘶喊着什么，我用尽全身力量也没能
拔出枪刺，只是把老人拖了几米远。
“轰”的一声，人群炸了。他们顶着雪亮的枪刺赤手空拳
向我们扑来。用牙咬，用手抓，用石头，用农具……女人的哭
叫，男人的狂呼、哀号与日本兵嚎叫连成一片，像地下的岩浆
一下子涌进了这山村的野林。混乱中，一个青年跳过来一柴刀
就砍下了我的左臂，边上一个日本兵一声嚎叫又一枪刺扎进他
的胸膛。那一瞬间永远记在我的脑海里：那老人自己双手拔出
了三八枪，然后睁眼倒在地上!我当时一点不感到痛，只感到有
股热流从刀砍的地方向外喷涌。卫生兵冲过来使劲勒住我断臂
上部，我立即昏死过去。
后来听说这一百多村民全部被我们三百多日军杀了……村
里的房全烧了，后来山林也起火了，烧到我们日军撤离那一天
还在烧……
由于感染化脓，我的左臂残余被我们军医彻底锯掉了。再
后来不久，我和一批战伤者一起回国了。
半天，我问他：“那中国老头儿喊什么呢？”
“‘瓶（拼）了吧，瓶（拼）了吧! ’我去过中国，我只记
住这一句中文，我永远忘不了这句话。那是在愤怒和绝望之中，
我们人类由于被残杀而发出的最后的呻吟，是一个长者面对死
亡而向他的村落发出的最后命令。”
他始终看着窗外，但夜晚的窗外什么也看不清，可是铃木
还在努力地看着。他的背深深地驼下去，青筋毕露的右手放在
膝上。他坐在那儿像一尊泥塑。
万籁俱寂，我能听到任何一个细微的声音，热闹的东京好
像已经死了。我仔细寻找那撕心裂肺的嘈杂，我想闻到血腥，
我想重新回味那来自人间地狱的一切。但东京的夜晚静悄悄，
东京的夜晚像东京人，他们在本能地掩饰过去。
“人间地狱”本是人类社会所制造出来的宗教恐怖概念。
自从有了日本兵，我们中国的土地上四处都变成了活生生的人
间地狱。今天，我面前的独臂老鬼子又一次重新揭开了这历史
的一幕。半个世纪前，他们就是人间的恶魔呀!天气并不冷，但
我却浑身哆嗦。我知道我的脸色是铁青的，我捏紧拳头，不知
是怎么走出的那个办公室。
他为什么要向我讲述这些惨烈的人生经历呢？是不是只告
诉过我这个中国留学生？如果他的胳膊没有被中国农民砍掉，
他会向我讲述这一切吗？半个世纪前这非人道的故事是必须要
向谁倾诉的吗？
那个星期是我送外卖出错最多的日子。悲愤像一块大石头
压在我的心头。有时我一边开摩托，一边大哭起来。就在东京
的大街上，在无数人困惑的目光中，我这个男人忍不下去呀，
我不断用脏手使劲抹去我眼中涌出的泪水。我为同胞们感到悲
哀，我为中国人的悲惨遭遇而感到难过。我们中国人是牛还是
马？任你们杀! 我们一个堂堂大国就是因为不团结、不强大呀!
我的心情无论如何也平静不下来。
有一天，老鬼子铃木突然抬起头，直视我的目光。他那混
浊的目光中充满了警惕和戒备。他说：“我看你像个记者，因
为你跟我聊天时总在你的工作服上记着什么。”我说？我并没
问你什么，全是你自己告诉我的。再说，全世界您见过我这样
邋遢的记者吗？穿一身破白工作服，骑一辆破摩托，咱是打工
的穷留学生而已，何来记者？”
最后一次给他送饭，我把饭菜的包装拆去，整齐地放好。
再把衣冠不整的他收拾一下，把衣服扣子系上，把裤子给他提
一提，他现在是残疾人。战争的风云已经飘过去了，需要站在
高一点的地方，才能看见它黑压压的外貌。
我要走了，和他告别，告诉他我的续任是个日本高中学生，
请他多关照。请他自己也多保重，健康比钱还重要，能休息就
别工作了……
他显出无限的伤感，告诉我：“你要走啦，你走了，我就
不订你们店的饭了，不好吃，不好吃。如果你还在东京，请你
一定来看我，一定来呀。……中国人好，中国青年好。我正在
联系进口中国的大豆，第一批货最近就要到了。只要我还有一
口气，就想去山西的那个村子去看看。过去是一个不堪回首的
噩梦，我要为死者的灵魂祈祷安宁，也让自己的心灵得到安宁。
你陪我一起去好吗？”他用仅有的一只手抓着我，仿佛怕我跑
掉了。
他终于直视我，让我感到他的忏悔是真诚的。他的眼睛里
充满了混浊的老泪，右眼应该说有角膜云翳。我始终认为战争
的罪犯不应该是他，也始终认为人类应该尽可能地避免战争。
因为战争的行为是普通人之间的厮杀，而发动战争的人倒坐在
一边看着，而且这些人还在梦想着复活日本军国主义。
独臂老人，你的右臂半个世纪前留在中国山西省的土地上
了，因为战争发动者的罪恶。你常常告诉我，那是一场不堪回
首的噩梦。既然你还活着，并且有所忏悔，所以我希望你健康
地活下去，并把你的故事也能讲给日本青年们听听。毕竟，你
已经走到历史博物馆的门口了，再上两个台阶，敲不敲门，那
扇门都会自动打开了……
四、你爹是八路
老鬼子山田已经病入膏肓了。他鼻子里插着氧气管，说一
句话要喘上三喘。我最后一次看见他是在离我打工的饭店不远
的街上。他拉着氧气瓶车，走两步喘一喘，走三步停一停。我
猜想他是希望最后一次看看东京的阳光、东京的街头吧。他以
军人的习惯勉强挺起胸，风把他稀稀拉拉的白发吹得颠三倒四。
我喊了他一声，他没听见。我又喊他一声，他还是没听见。我
知道他已经几个月、甚至一年没见过阳光了。我想此时他在人
生最后的时刻重新体验生活的喧闹，一定很高兴。我把车停在
他跟前，他才看见我。他给我行了一个军礼，嘴里咕噜着什么，
似乎有几只蚊子嗡嗡哼叫。我大声说：“你能走出来，太好了。
你要保重哇，感冒了可不得了。”他伸出右手放在耳边，听着
笑了，露出几颗长长的老牙。他又向我行了个军礼，并企图立
正站稳。氧气瓶小车的车把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像一把晃动的
军刀。
“真是个老鬼子，妈的。”我心里讲话。
老鬼子山田住在我们饭店后面一间小屋子里。他是每天都
订饭的客户。他还有一个家在住宅区边上的寺庙里。他为什么
搬到我们店后面小屋里一个人生活，我不得而知。他寺庙里的
老家我也去过。门口牌楼的石柱有三米高，那牌楼上的红字匾
额依稀可辨，全部是汉字。寺庙的院子里长满野草，到处是青
苔。问山田的街坊才知道他住院了，而且永远不会回来了。
山田的老婆倒有模有样，看上去大约比他小10岁。她一周
来看山田一次，给他带来一些常用的东西。山田的老婆在另外
的地方住。他们为什么分居？是离婚了还是怎么的，我也无从
问起。山田的女儿在横滨一所大学当助教，可从来不看他。从
山田口里我得知她比我小一岁。我非常想见见这位助教，可一
次机遇也没有。老鬼子山田为什么不去养老院，为什么不住进
医院，为什么一个人在小屋里挺着，我至今都弄不明白。山田
每天打电话来订饭，送一次饭就够他吃一天。每次去送饭，他
都非常有礼貌地说：“给你添麻烦了，请下班后过来聊天吧。
”每次他都把用完的饭碗和方便筷子整齐地放在门口，然后接
过新送去的饭。通过跟他聊天，才得知他的经历。
1937年12月，山田参加过南京大屠杀。可他从不说南京大
屠杀是对的还是不对的，从1937年到1945年间，他多次参加过
与国民党军的大战役，无数次与八路军以及游击队作战。他是
一个身经百战的人。他讲起战争来，很生动，常常做出一些军
事动作。
他说：“听枪声，我就知道对方是什么部队，是否训练有
素，是正规军还是地方军。中国政府军打仗是枪炮齐鸣，他们
往往拉开很大的架势。八路军是不到150米不开枪，在这突发的
枪声面前如果不迅速作出反应，那么几分钟以后，八路军就已
经端着刺刀冲到你眼前。
“我们卧倒在那儿，一枪枪向目标打去。如果是逆光，不
但枪尖的准星上有虚影，而且不太容易看清敌人，那时就见我
身边的人‘噗’地歪倒一个，‘当’地一声响又倒下一个。子
弹嗖嗖地从身边飞过去，只有把身子放得更低，匍匐着移动。
“我们的长官这时候不骂敌人，他趴在那儿大声骂我们。
因为军事动作姿势要低，而且不能总呆在一个地方。敌人能顺
光清楚地看见你，他一枪打到你右边，冒起一股土烟，他修正
后打出第二枪，那时你就完了。”他笑时，我发现他几颗长长
的老牙。
“如果是正面200米，子弹打中钢盔，人也就完了。子弹“
当”的一声擦钢盔的边飞过去也不得了，像用大木棒朝你脑袋
抡了一棍一样。
“我发现把钢盔摘掉好。钢盔反光，而对方的中国军队都
把草顶在头上，要想看清他们很难。我照此办理，悄悄抬起头，
不但看清了对方运动着的部队，而且没招来像飞蝗一样的子弹。
我的长官对我嚷‘混蛋！戴上！’我趴在地上对他比划：这东
西反光，老远就能看见。在钢盔上面扎上草，扎少了跟本不管
事，还是反光。结果，我的中尉队长也把钢盔摘了下来。战后
我们俩都活着。”
我问他当年最怕谁。他说：“我所在的部队最怕民团。这
些人和我们有杀父灭子之仇、辱妻之恨、烧家之愤，他们身上
涂有草药。说是刀枪不入。这些人狂呼呐喊着向我们冲来，前
赴后继，令人心悸。他们不懂战术，不会利用地形、地物，武
器是土枪、土炮、大刀、农具。民团的人甚至用原木抬着清朝
的土炮来和我们作战。他们英勇至今让我感到心颤。……我反
对对平民烧光、杀光。实施冈村宁次将军的这一命令使我们日
本军在中国人心目中完全变了鬼畜军队。对正规军是军人之间
的战役，那另当别论。
“第二怕八路。八路军训练有素，英勇顽强，夜战如神，
行军如风。”
我告诉他我父亲就是八路。
“什么! 你爹也是八路？”他瞪大眼睛大声喘息着，右手下
意识地往边上摸了两把，本能地想起身坐起来。这是军人才有
的防卫动作。
我问他：“你要找枪？”我们都笑了。
“我对八路军印象不好，”他镇静下来慢慢地说，“他们
往往以小股部队吃掉我们更小的部队，然后迅速转移。这使我
们的火炮、飞机、坦克、卡车都失去作用。战争打的是钢铁、
教育、科技和指挥。八路军狡猾地避开了我们的优势和锐气。
”
“尤其是八路军游击队，神出鬼没。1942年之后，八路游
击队更猖狂，弄得我们分不清楚什么人是游击队，什么人是情
报人员，什么人是一般平民，好像中国人都成了八路军游击队。
一天夜里，我记得很清楚，枪声在村头不远的地方响起，听枪
声就知道他们不过十几个人，我们一个中队全体出动，结果谁
也没抓到。回来睡觉，枪声又响。我们又是全体出动，还是没
找到一个对手。又回来睡，又响起枪声。中队长佐藤大尉说，
别理他们，游击队没什么大动作。果然，枪声渐渐远去了，可
以安心休息了。连续几个星期战斗、行军、出击，大家都太累
了，很快都睡着了。谁知就在这时，一颗炸弹在窗台上爆炸了。
我们一屋子人被炸死6个。几十年过去了，我一直心惊肉跳，从
没能安安心心地睡过觉，八路军游击队那颗炸弹总响在我耳边，
八路军游击队不好，最坏! ”
我给山田送过一年多的饭，久而久之，熟了。我问他：“
你女儿怎么不来看你，是亲生的吗？”山田用直勾勾的目光看
了我好一会儿，才告诉我一个内心世界的秘密。
山田对我说，他回国后就当高中教师。由于结婚晚，1955
年才有了自己心爱的女儿。他一直用心教育她，希望她上最好
的大学。那年女儿高考成绩不佳，他大发雷霆。女儿退缩在墙
角哭了起来。山田说：“我一听到这哭声惊呆了。这声音让我
想起几十年前发生在中国乡村的场面。那个被我强暴过的小姑
娘也退缩成一团，惊恐万状地浑身哆嗦。她小声的哭泣绝对是
悲惨、绝望的。从那以后，我没责备过我的女儿，我感到我对
不起她。从此我和女儿渐渐疏远了，她不理我，从不和我联系。
多少年来，我内心世界的东西，从来没告诉过女儿和老婆。
在她们面前，我永远昂起男人的头。”
外面下雨了。雨落在房顶上哗哗地响。雨水又顺着房檐的
水槽流下来，也哗哗地响。这是天上落下来的泪水，为了受尽
苦难的中国人，为了中国人当亡国奴的悲惨历史，为了那个被
强暴过的小姑娘。在我心目中日本鬼子兵是些杀人不眨眼的家
伙。被强暴过的中国妇女在提裤子之前没再被刺一刀就算好的
了。想不到他强奸完中国小姑娘后她那缩成一团、吓得浑身哆
嗦的悲惨哭声，伴随他整整半个世纪的人生路程，甚至影响到
了他父女的关系!
山田看着窗外的无尽雨丝，呼吸艰难地告诉我：“我根本
就不管你是哪国人，你怎么看这件事，只因为你常常来看我这
个孤独的老人，所以我告诉你。―――她，是我的亲生女儿。
”
我喜欢和山田聊天。他很坦率，坚持自己的观点。不知为
什么，他骂八路军，我听了特高兴。那些日子，笑就像两块膏
药贴在我脸上。我在东京大街上送外卖，一边开摩托车一边放
声高唱：
“向前向前向前! 嘿!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嘿!
脚踏着祖国的大地，嘿!
背负着人民的希望，嘿!
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在牛奶公司门口，一群日本老太太看见我都说：“猴枪（
我名字的日本语发音）干吗这么高兴？”我用中文说：“猴枪，
还狗牌撸子呢! ”日本老太太听不懂我说的中国话，知道我又犯
各呢。她们聚一块儿担心地说：“你们看，今天猴枪哪儿不对
了，他那脖子一拧一拧的，嘿! 嘿! 嘿起没完了。”
为了积累资料，我拿着照相机，带着闪光灯去拜访山田。
山田很警惕地瞄了一眼我带去的家伙。他说：“你喜欢照相？
”我说：“咱俩照张相呀。”他说：“为什么呢？”我说：“
将来回国好看看呀。”他说：“可以照，但一定要换上西服，
把头发整理好。”我说：“不用，就这样挺好。”
形容原汁原味的日语叫“搔闹妈妈”，可是山田不同意“
搔闹妈妈”。他说你的照片一定有用意，如果用于友谊，应该
穿西服；用于新闻，应该“搔闹妈妈”，“你是什么用意呢？
”他问我。
没办法，我对他实说：“你参加过南京大屠杀，可你从不
说那次大屠杀的对与错。我想把你的心态‘搔闹妈妈’地介绍
给中国读者。记者的责任是如实地反映情况。我虽然不是记者，
却有这个如实反映的习惯。照片怎么样没关系，清楚就行了。
你们日本国不是常常说‘国民有知情的权力’吗？”
听了我的评论，山田急了，他大声喘息着：“快把氧气给
我插上。”我感到死神已经揪住了他的后脖领子，马上就要把
他押走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缓过劲来：
“不能照，不能照! 我在南京杀过人，不能照! 我不能让南
京人看见我! 我说了，不能照。”
我说：“好，好，不照，放心吧。―――但是咱们作为朋
友，照一张，将来回国我看看，成不成？我绝对不在报纸上用。
”
山田老头子吸足了一口氧气，慢慢坐起来，瞪圆了眼睛，
命令道：“不能照! ”他那贴成一团的白发先倒了下去，他才慢
慢地倒下去，空气凝固了。屋里有一股子酸臭的味道，老人显
然几个月没洗澡了。我又想起他的女儿来。唉，她是一个什么
样的人呢？没准穿得挺漂亮的吧。
我悻悻地把家伙收起来，告诉他：“我不照了，你放心吧。
”他喘息地告诉我：“对不起，实在对不起，―――我在南京
杀过人呀。我相信佛教已经30年了，你不能让我再回去呀!”
这次轮到我惊讶万端了，我说：“佛教能把人活生生地带
到想去的地方？!那么，我特别想回北京，佛能带我回去吗。”
山田说：“我指的是灵魂，是意念上的东西，它既存在又
不存在。”
我一下就想到南京城的战火硝烟和死亡的30万人，我用眼
睛问他：那30万人有没有灵魂？如果有灵魂，在同一个世界里
你们相遇将会怎么样呢？但我没有开口，只是呆呆地站在门口。
山田完全明白我的意思，他直勾勾地看着我，又急忙回避
开我的目光，空气又凝固住了。灯光不声不响地亮在我们之间
……灯光应该是人类社会进程中的历史见证人，它目睹了一切，
又都一言不发。
东京的夜晚静悄悄，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在
这样的夜晚，人与人无声地交流，但拿出佛教也好，什么教也
好，哪个能掷地有声地向世界宣布“一切皆无”了呢。一个病
入膏肓、半个世纪前亲手杀害中国人的老日本兵，此时的目光
都不敢与我平和的目光对视，那么这种教义，这种信仰，这种
“道义上”的护身符又怎能安慰犯罪者的心灵？
如果能的话，我倒想读一读佛经了。
我向山田要几十年前的照片看看。他笑了，像个孩子。他
说：“绝对不能给你看，你是一个很狡猾的人，是一个很坏的
人，我要提防你。”但是他却向我要我们家庭的照片看。我没
什么见不得人的，就拿给他看。我一共带到日本十几张家庭照
片，这十几张照片在山田手里翻来复去看，爱不释手。其中，
有父亲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访问的照片。我告诉山田其中一张
双人照，那上面叫林忠的人是驻外大使，也是个八路。山田拿
着照片感慨地说：“头发都白了，都白了，大家都成老头子了。
”
山田向我提一个要求：他想要一张我父亲的照片。他说：
“你父亲过去是八路军，和我们打过仗；不过从照片上，能看
出原八路军的风采。你爸爸身体健康，精神饱满，穿着中山装，
挺起胸膛有官员的模样和军人的风度。”他还说他喜欢爹的灰
色中山装。他喜欢灰色？灰色是华中、华北一带八路军军服的
颜色。
他挑出父亲的一张照片、捏在手里。我如果说不，他会失
望一辈子。
山田长时间地端详这张照片，嘴里反复念叨着：“你爹是
八路，这就是五十多年前的八路军。”他看着看着笑了。我看
见他没有门牙，没有槽牙，只有两颗犬牙。
五、轰炸重庆
松井老头儿一开始就帮过我的忙，这使我非常感激他。
事情是这样的：开摩托车去松井家要经过一个长100米的坡
道。如果中途不停车，问题倒不大，可以一直顺利开上去。偏
偏那天在这个坡道上有家人订饭，我得停一下。等我再起动时，
由于油门过大，摩托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大吼着从我裤裆里窜
了出去。只见它“轰”的一声，腾空而起，又重重地摔在坡道
上。惊魂未定，我发现松井老头订的饭已从箱子里甩出来，在
坡道上不紧不慢地跳着华尔兹。它一转一歪、一转一歪，顺坡
而下。阳光照着它圆润的身体，忽明忽暗，忽暗忽明。
松井老头的家在坡道拐弯处。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按响
了他家的门铃。一个一瘸一拐的老人开了门，露出一张慈祥的
脸，无疑这就是松井先生。我老实对他说：“对不起，让您久
等了。您订的饭看着很干净，其实它已经在马路中间跳过华尔
兹舞了―――我刚才在坡道上翻过车，实在抱歉。”
“华尔兹？你说它跳过华尔兹？”松井老头乐了。他慈祥
地看了我一眼，说：“你是中国留学生吧？咱们初次见面。既
然这碗饭跳过华尔兹了，那么你就放在这儿吧。我吃不吃没关
系，关键是你的老板他要不高兴的。他不会关心你翻不翻车，
他关心的是这碗中华盖浇饭的利润。这碗先放下吧，一会儿你
再给我送一碗来。小伙子，驾驶摩托和驾驶飞机一样危险，你
可要小心。”
善解人意，助人为乐。这是松井老头儿留给我的第一个印
象。
老鬼子松井眉清目秀，不过他的左腿细得像根歪扁担。我
摸过那条腿，是条没有肌肉的真腿。通过多次聊天我才知道，
松井原是飞行员，二战中轰炸重庆时被中国军队击伤飞机而致
残。我每次送饭，都要和他聊一聊。和他聊，我感到比听大学
教授讲课还有意思。后来聊不过瘾，干脆休息日常去这个残疾
老人的家。
松井先生温文尔雅，松井夫人也是个和善的日本妇女。她
到处做临时工，每天勤奋地早出晚归。我就看见过她在离我们
饭店不远的一家日本料理店里洗过盘子，昏天黑地猛干。她像
外国留学生那样，她比松井先生小三十多岁。看着她轻盈的背
景，我小声告诉松井一句中国的俗话：你是“老驴吃嫩草”。
但是，她知道他在侵华战争时轰炸过重庆。
老鬼子松井爱飞机。他迅速从书架上找出几本杂志，信手
翻出其中的章节，给我讲解今日美国战斗机、中国战斗机、苏
联战斗机、北欧战斗机的各种性能。他说今天的飞机和过去的
飞机不同，备有自动装置。即使飞行员受了伤，自动装置也会
帮助人安全降落。对此，我将信将疑。当他讲到侵华战争中日
本的各种飞机和舰只时，我就专心地听。
“战前我受过高等教育，卢沟桥事变之后我就被卷了进去。
我一开始就在空军。我驾驶过三种飞机，轰炸过重庆市。那个
年代，不去是不行的。我的轰炸机被中国政府军地面部队击伤。
我回国后，冷静地思考了几十年。
“1942年我回国后，躺在东京的防空壕里，听着轰轰隆隆
的美国飞机声、炸弹爆炸声，我就想：我们去轰炸别人，所以
别人才轰炸我们。美国人为什么和中国人在一起报复我们呢？
我们日本国那么多敌人，全是我们自己树立起来的。
当时美国飞机几乎天天来轰炸日本，我的腿在轰炸重庆时
被中国地面炮火击伤的部位还在恢复中，所以就天天躺在防空
壕里。那时的日本，除去地震就是轰炸，大地总在波动。整个
日本列岛处在恐慌和烈火之中。这烈火是我们日本兵在中国、
朝鲜、菲律宾、马来西亚和美国燃起的。如今，它烧到了日本
本土。”
松井先生在谈到飞机时，总用一本书或一双筷子在空中比
划着。他又拿出1945年在防空壕里写下的日记给我看：
“1945年3月10日，美军空袭东京，一夜之间夺去10万人的
生命，使100万人失去家园。
从1942年4月18日开始，美军开始利用在太平洋上航空母舰
起飞的飞机轰炸日本。空袭日本以来，美国飞机飞行一万七千
多架次，共投下炸弹10万吨，使日本国民死35万人，伤42万人，
有221万户受灾。”
松井先生说：“我当时一边写日记，一边鲜明地感到，这
地面不断传来的爆炸声，正是世界人民对我们日本民族的怒吼
和报复。
“1940年和1941年，我多次飞往重庆投过炸弹。我的飞机
被击伤后，我非常害怕飞机落下去。被摔死的恐惧和被中国人
捉住的恐惧交织在一起，尽管缺氧，我用尽生命的力量驾机往
回飞行。
现在日本右翼势力竭力主张为当年发动的侵略战争辩护，
我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感到，这种辩护对日本民族的将来，没
有任何好处。忘记战争，就没有和平。光说东京挨炸不好，这
样会使日本年轻一代产生错觉。我们日本产品要融入世界，心
理也要融入世界，为各国人民所接受。”
松井给我看美军在广岛投下原子弹的照片，给我看空袭日
本的照片，日本兵死亡的照片和日本国民在战争中受害的照片，
还给我看轰炸重庆的照片。
看轰炸重庆的照片时，我问他是他亲手拍的吗？他笑了。
他说那时的飞机进行投弹时要俯冲，可没有今天美国空军在海
湾战争中所使用的现代化军事科技。万米以下是非常危险的，
不可能自己摄影。面对轰炸重庆的照片，我心情沉重。我告诉
松井：“1973年，我当铁道兵时去过重庆，建设歌乐山火车站。
那时，我们铁道兵修建的襄渝铁路的终点就是重庆。一个夏日
的夜晚，我和一个战友去红港码头散步，看到山城的灯光和满
天的繁星连成一片倒映在江水之中。面对码头上一对对依偎在
一起的情侣，闻着婀娜多姿的南国植物所飘散过来的阵阵幽香，
我感到重庆就是人间天堂。”
我不断翻弄着松井收集的历史照片，可是我印象中的美丽
山城与面前的被轰炸的重庆对不上号。
我这个人城府不深，是个喜怒哀乐溢于言表的人。我冷下
脸来告诉松井，我在中国军队服役时是优秀射击手。要是抗战
时我在重庆，今天你就别订饭了。松井老头儿听了并不生气，
表示理解。聊到很晚，松井夫妇竟打电话让电器商把一台音响
送到我家里，说是要表达他们难言的心境。
我打开包装，插上电源，已是满天星斗，听着带有重低音
的提琴曲，我总感到那是松井操纵的重型轰炸机在重庆上空向
下俯冲。那细细的高8度，似乎是被炸死的重庆少女冤魂的呐喊，
充满了悲愤和苍凉。
我不能说这台CD音响上沾有中国人的鲜血，但我想到我叔
叔是被侵华日军杀死的，他被晋察冀军区追认为战斗英雄；村
里父老乡亲为他建的抗日勇士纪念碑至今仍屹立在村头。想到
这些，我就趁着夜色，把音响端出门外，扔到垃圾堆里。抬头
望月，那个夜晚的月亮特别圆。我相信那明月就是我叔叔的目
光。
每年“8．15”前，日本电视台都要播放二战的纪录片。看
到其中有轰炸重庆的片断，我急忙给松井去电话。天空上布满
一架架齐头并进的日本轰炸机，紧跟着就是一架架地向下俯冲；
轰炸嘉陵江和长江汇合点重庆。松井老头在电话里大叫了起来：
“这就是55年以前! ”看到浓烟滚滚、烈火熊熊、尸骨遍地、断
壁残垣的山城重庆，松井说他也很难过。他在电话里告诉我：
“是我，是日本给中国人民带去了灾难，带去了不幸。”
“8・15”前后，在日本出版的中文报纸上刊登了二次世界
大战期间中国各地挨炸的文章。其中有一篇《蒋经国之母遇难
经过》，我看了忙用日文电脑译出，交给松井先生。
松井看后感慨万千。他头一次知道，连蒋介石的老婆都让
日本空军炸死了。
松井说每年“8・15”前日本电视网都播二战纪录片，虽然
教科书上没有这些历史，但不少日本学生从纪录片中都模糊地
知道一些历史事实。松井特别赞赏德国人对侵略战争认罪的开
明态度。他认为这正是经济、政治大国与狭隘岛国国民心理的
鲜明对照。
他给我看1996年8月21日《每日新闻》上的一篇文章。该文
说德国根据纳粹犯下的罪行，用法律规定下来对受害国家与个
人进行认真赔偿。
“从1956年《关于对纳粹迫害牺牲者赔偿联邦法》制定以
来，截至1993年1月，德国对犹太人付了710亿马克的赔款。对
英、法、荷兰等欧洲12个国家支付了9亿9千万马克的赔款，还
对以色列单独支付了34亿马克的赔款。东西德合并后，德国又
对俄罗斯、乌克兰等三个国家支付10亿马克，对波兰支付5亿马
克的战争赔款，而且没有宣告结束。目前总共支付了905亿马克
的赔款，估计到下个世纪，德国将付出7200亿马克。
“相比较之下，我们日本付了多少战争赔款呢？日本从19
54年到今天总共向18个国家付了相当于德国战争赔偿费零头的
6565亿9000万日元的战争赔款费，其中包括法国、西班牙、荷
兰等欧洲国家，却未给中国一分一文。而且，就此宣告结束了
所有战争赔款问题。”
“中国的舆论有过要求战争赔偿的呼吁。”松井翻出一份
国民党监察员于树德等撰写的《对日和约的意见》。这篇文章
发表于《大公报》1947年9月15日，日本报纸曾经转载：
“吾国乃缺乏资金之国家。拆旧工厂，作为赔偿，我国必
须准备偌大资金作为搬运装置开工等费，故赔偿中不能不要求
一部分现金。过去我国对日战争，每次缔和，日本都要赔款若
千万两。他们却以我们的赔款，发展他们的工商业。日本经济
发展之所以有今天，实多借助于我国的赔偿。今日本战败，我
们按例要求一部分现金赔偿，实属正当合理，应该据理力争，
不容稍存客气。”
松井说：“中国放弃战争赔款的文件、理论、谈话，我至
今没有看到过书面文字。我这个侵华日军，我这个当年开飞机
轰炸过重庆的老飞行员，感到不可理解。为什么不要战争赔款？
这不但要说服亿万中国人民，也应该让我们日本国民理解。你
当过记者，请你无论如何找到相关文件给我看看。我总会死去，
但离开这个世界前，我不愿再有什么遗憾了，我要坚持到头脑
清醒的最后一刻。”
“最近，民间赔偿和慰安妇赔偿问题又重新提出，日本国
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对中国人民表示歉意。如果一拖再拖，死活
不认账，这既不符合中国国民的民意，也不合乎大部分日本国
民的愿望。”
每一次去老鬼子松井家，我都要飞速地跑出去几次，到日
夜都开门的小店里复印我记不住的东西。我对他说：“对不起，
松井教授，我想复印一份可以吗？”他说：“你管我叫教授？
我可当不了那玩艺。不过，几十年来，我一直都是坐在家里看
书。我想我看的书可能不比教授少。但是我的学生经常窜出窜
进，这可不成。”
作为50多年前就在中国领空横行的老飞行员，松井有他见
识独到的一面。他认为侵华日军较之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区别就
在于有文化。日本兵大都受过初等教育，而中国兵多是文盲。
在经济力量上，至1937年，日本的现代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总
产值中已占80L，各种轻重工业产品均能制造；而当时中国的现
代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总值中仅占10L。在农业方面，日本当时
已使用机械，而中国几乎全部依靠人力畜力。1937年，日本工
业总产值为60亿美元，而中国仅13亿美元。生铁产量，日本为
239万吨；中国95万吨；钢产量，日本735万吨，中国仅55万吨；
石油产量日本为39万吨，中国仅0．02万吨。
松井说两国之间另一差距就是军事工业。1937年，日本军
事工业投资达22亿日元，能大规模生产重炮、坦克、飞机、军
舰。而中国的军事工业薄弱，除光绪年间生产的“汉阳造”步
枪外，不能制造重武器。“汉阳造”还是光绪年间中国的张之
洞、辜鸿铭请德国克虏伯工厂建造的。国民党军队有少量飞机，
还是外国制造的，而共产党军队一架飞机也没有。1941年，日
本已有用于作战的飞机5088架。
听着老鬼子松井说侵华战争中中国的落后，我既感到无奈，
又感到不高兴。他不等我说什么，就敲着一大摞航空杂志，对
我发议论：“不过，战争的最后胜败不在武器。零式战斗机好
不好？日本国不照样在1945年8月15日在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签
字投降吗？战败50年来，我一直关注世界局势。美国军队武器
好不好？还不是败在越南人手里! 这和我们日本人在中国的失败
是同一个道理。”
眼前的老鬼子松井令我困惑：
他曾驾驶零式战斗机拦截中国政府军战斗机，曾驾驶重型
轰炸机轰炸重庆，亲手炸死的中国人起码在3位数字以上；但他
今天如此的明智又在日本政府大臣之上，他究竟是怎样一个日
本人呢？我又将如何将这样的日本人向中国的年轻一代作介绍
呢？
我一直思考着这些问题。
六、“土匪马占山”英雄马占山
我用一万日元买了一台大摩托。许多中国人对一万日元的
概念比较模糊，一万日元相当于一个日本男人一天的工资。中
国人用一天的工资买一台旧摩托的时代还没有到来，而在日本
社会这已经是不足为奇的事儿了。我的教授借给我一本书，叫
《大量生产、大量浪费》，讲的就是畸形发展的日本社会。这
本书用我的话简单地说就是：一个工人白天撅着屁股猛干，下
班一杯清酒下肚，转身就把大彩电抱出去扔了，还能看呢，好
好的，就是旧点。
有了摩托我就鸟枪换炮了。去大学上课或者去打工，都增
加了机动性和灵活性。夏天大学放假，我就多次骑上它纵贯日
本，去东京或富士山下打工去。大学开学，我再骑上它往回返。
一次，在翻越富士山与东京之间的箱根山时，我遇上了瓢泼大
雨。在一个急转弯的地方，我一捏前闸，连车带人整个横着飞
了出去。痛得休克之后，大雨又把我浇醒，拉回到人间。睁眼
看看，大摩托躺在我身上睡着了。我铆足了劲把它推开，仔细
一看，完了，我右腿上全是鲜血，不用脱裤子就看见了膝关节
上的白骨。“这下完了。”我心里想。我的教授常说你们中国
留学生就只知道打工、赚钱，不重视学习。为了改变他这一印
象，我决定爬也要爬回去。
我从背包里掏出工具修理。先在附近找了一棵合适的树。
绑上前轮，把车把正过来，然后再修别的地方。如果实在修不
好，我只好和它离异了，瘸着腿自己先到东京再想办法。
折腾了几个小时，我的摩托终于恢复了一点儿本来面目。
虽然用右腿踩不了发动机起动柄，但我把它挂上档从山上往下
溜，发动机又嘟嘟地叫了起来。下山去! 先去找车铺，把车灯都
装上，要不还是寸步难行。
从箱根山上下来，我的第一件事是去东京的中国大使馆，
我的朋友小曲、小边在那儿，他们会帮助我。
车开到中国大使馆门口，两个日本警察用眼睛搜查我全身
后，问我：“带手枪了吗？”他们看我右腿上包扎着毛巾，鲜
血顺着裤子滴下来，猜想没准我刚才抢过哪个银行。中国使馆
的医生给我受伤的腿进行了治疗，还送我两支药。小曲和小边
把我送上由东京驶往北海道的轮船。没有他们的帮助，大学开
学之前我是绝对回不去了。
这次坐日本船，我先瘸着腿四处参观。绝了，到底是工业
现代化的国家，造出的船就是漂亮。这艘客船有四层，长200米，
只有12名乘客。连我算在内，乘客都是骑摩托或开车的人，没
有交通工具的人都坐火车或飞机。因为乘客少，所以多数客房
都关着门。船里有电影院、有健身房。客厅里有大彩电，吃的、
喝的要比陆上贵一倍。船内电话可以通往世界各地。船里的洗
澡设备也特别好，由于没人说，那我就不客气了。我一跳进大
浴池，腿上的伤就冒血，活像一条正在分娩的大鱼。一边洗我
一边想，戈壁滩上我们铁道兵的弟兄们什么时候能洗上这样的
澡该有多好呀。
就十几个乘客，大家都坐在客厅里聊天，于是我也瘸着腿
加入进去。痛得受不了，就喷喷大使馆医生送我的药。
由于药劲过去了，我这一比划，腿痛得不行，只好一屁股
坐在地毯上，众人大笑。他们说你不应该当留学生，应该当漫
才师（相声演员）或是喜剧演员。这时一个日本老头儿为我解
围，他说别笑别笑，中国的气功真能治病呢。
这个老头儿叫吉村，从我一上船他就老跟着我，我上哪儿
他准上哪。我成了瘸子，有时上楼梯时不方便，他马上会出现，
扶我上去。我不好意思，就说老先生您请到自己喜欢的地方吧。
他用中国话说：“你喜欢溜达的地方，正好我也喜欢溜达溜达。
”他的东北口音着实让我吃了一惊。我说我上哪，您就上哪，
那您不就成了警卫员了吗。老头儿笑笑说，50多年前，我正是
关东军一个师团长的警卫员。我仔细看了看这个老头儿，身高
不足1．5米，戴一副金丝眼镜，三八枪都比他高，上前线和抗
日联军干是不够条件，所以天生是当警卫员的材料。于是我们
成了谈天的朋友，我的腿后来痛得厉害，离开他的搀扶，就寸
步难行了。
尽管他对中国人友好，但他的思想却是成问题。他的第一
个观点是日本去中国是帮助中国搞建设。他说日本在东北修建
了许多铁路，建了矿山，还建了一个满洲国。“现在中国人用
的东北铁路不还是我们当年在中国修建的吗？而且我们的开拓
团前后去了31万人，去开垦东北的荒地。”他用一只手画着圈
圈，好像他前面有幅地图。
我告诉我面前的关东军小老头吉村：日本军队到东北是侵
略、掠夺，决不是建设。我告诉小老头：“关于日中战争，有
一次我和教授还争论了起来。教授说他父亲是‘满铁’技师，
年轻时抛家舍业，呕心沥血，一直帮中国建设。教授让我看看
今天的中国地图，量量铁路线，然后写一篇《日本人帮助中国
人建设东北》的论文。”
关东军小老头乐了，他拍着大腿说：“你好好调查，这篇
论文很有意思。”我告诉他我利用这次暑假，一边打工，一边
去当地图书馆，调查了一个月，用了三个晚上一个星期天才写
成。
“讲一讲，快点讲一讲。”关东军小老头高兴地用眼睛扫
扫众乘客。他用形体语言告诉大家事实胜于雄辩。
我说，据我调查，1931年10月23日，“满铁”在关东军司
令部支持下，拼凑成立了一个伪交通委员会。它是日本侵华日
军攫取东北路权的工具。东北的全部国有、省有和民有的十余
条铁路（总长3000公里）均被劫夺归并入“满铁”。就连“中
俄合办”的中东铁路（全长1700余公里）及其附属财产，也于
1935年3月被从苏联手中仅用1亿7千万元的代价收买去了，改名
为“北满铁路”。至此，“满铁”完全垄断了东北的铁路及交
通运输业。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日本所需的38种重要军需原料，有
24种是依赖东北提供的。
日本在中国修的铁路完全是为侵华战争服务的。我国东北
所生产的铁必须运往日本去炼钢。东北冶炼的少量的钢，也必
须运到日本去轧制钢材。
再说“开拓团”。侵华日军侵占我国东北后，便把东北农
村置于它的殖民统治之下。日本大量向东北移民，强占东北农
民的土地。“九一八”前，东京的拓务省是日本向东北移民的
主管机关。侵华日军在1936年制订了向东北移民的庞大侵略计
划，计划在20年内向东北移民100万户，500万人。到1945年8月
日军投降为止，共向东北移民10万零6千户，31万8千人，强占
土地3900多万垧。
例如1932年在沈阳等地，日军以每亩30元或40元的低价，
强行租借农民土地，使我国东北广大农民失去了土地。
侵华日军在东北强迫农民种稻，但却禁止东北人民吃大米。
“偷运”或食用大米者，被判为“经济犯”。“七七”事变后，
随着“粮食出荷”的加紧，扩大了“经济制裁”的范围。行人
携带粮食二三斤，即被日军指定为贩运粮食，重则杀头，轻则
下狱。这就是我论文的梗概。
船上的乘客陆陆续续地来，又陆陆续续地走了，只留下关
东军小老头和几个男人。为了缓和气氛，吉村老头提议大家喝
啤酒。船上的啤酒很贵，但小老头不在乎，他让服务员给所有
男人送啤酒，最后他付钱。大家坐在沙发上或地毯上喝啤酒，
默不作声，空气紧张，只有我站着，或者一拐一瘸地走一走。
女船员看见了走过来，她拿一条白色湿药布把我受伤的地方包
扎起来。我感到这个女船员漂亮极了，倾国倾城，她穿着黑色
的船员服，肩章上两条线是黄色的，浑身散发着淡淡的清香。
她说：“下了船请您立刻去看医生。所有的来客，都是我们的
客人，包括您。但今天在船上我能提供给您的服务只能是这样
微不足道，非常抱歉，请您原谅。”听了她的话，我心里舒服
之极。在船上，只要不谈战争，中国人和日本人是能够友好相
处的，―――我一直这么认为。
但是吉村不老实，他又掀起了风波。
他当着大家讲起了“马匪”的故事。他一口一个“马匪”，
一口一个“马贼”，讲起了他年轻时在中国东北的故事。他讲
得绘声绘色，指手划脚，吸引着日本乘客听下去。
他说，在中国东北，日中战争时有个土匪叫马占山。马占
山是个神出鬼没的人物，狡猾之极。我们和他打了十几年仗，
可到日本投降了，他还活着。当时我所在的师团的任务，是专
门剿灭他。有他的部队和杨靖宇的部队在，关东军就不能安静
地生存下去。大大小小，我们和马匪不知打了多少仗，他还投
降了一次。好，这下你就归顺吧。谁知第二天，又把我们小股
部队吃掉了。一问谁干的，马占山! 马匪! 你说气人不气人!
一次我们师团包围了他们数百人。大兴安岭的群山里，白
雪皑皑，森林密布，连我都看见了马匪的部队。师团长命令：
坚决围住，全部消灭。我们围了三天，不少日本兵手脚都冻黑
了，走到近前一看，有几百人生存过的痕迹，连生过的火还在
冒烟呢。可人都到哪去了，难道他们会插翅飞出去不成？我们
几千人，没吃没喝，受累挨冻，能跟他们痛痛快快打一场也好
呀! 可对手跑啦! 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
还有一次，我跟着师团长的马走，太困、太累，一不留神
从山上滑了下去，陷进七八米深的雪窝里，差点儿被冻死。这
种经历你们谁有？他问大家。
一次，马匪的游击队潜入我们军营，在井边立了块牌子，
上面写着“有毒”。我们连人带马两天没敢用井水吃喝。抓来
几个中国人，强迫他们喝，嗨！屁事没有，多气人！
一次我们一千多人行军，居然有马匪小部队袭击我们。枪
声一响，群山回荡。师团长腿部中弹翻落马下，等我们布置好
作战队形，他们20多人早在雪面上飞滑而去，那速度连子弹都
追不上。抬着十几个死伤者往回走时，我们愤怒之极。
“有能耐的话，咱们面对面干嘛。”他对我说。
我告诉他：“我可不是马占山啊。”
吉村说：1940年10月，我亲眼见过一次马占山，是一次秘
密接触。他约见我们师团长，却不许我们带枪。他的警卫部队
一律马步枪、驳壳手枪、马刀，一个个精神抖擞，精明强干，
身高马大，怒目而视。马占山本人精瘦、光头、黑胡子、黑马
褂，50岁上下，脸上没有一点笑模样。
我要和师团长一起进马占山的房子，被他的卫兵抓着后脖
领子给提了出来。混蛋!马占山的兵都不会说话!你说话呀，我
听得懂!
一会儿，师团长也从马占山房里走出来，脸色铁青。师团
长说：让我站着，他坐着!混蛋!土匪!有一天我要亲手把他的头
砍下来!
我和师团长去过不少大人物家，奉天市长也好，公安局长
也好，都非常有礼貌。中国的礼节不比日本人差。独独他，十
分蛮横，这个土匪。当天夜里，师团长亲自率领马队急行军50
多公里直扑白天秘密约会地点，可是马占山早就溜了。在附近
几个村庄拉网搜查，还是没有。当时漫天大雪，师团长感叹道：
“不是关东军无能，而是漫天飘来的大雪帮了马占山的忙。”
关东军骑兵要把这几个村庄都烧掉，把村民都杀掉。师团长反
对，他说漆黑的夜晚村庄要是烧起大火的话，几十公里以外都
能看见。这次不烧也不杀。说不定马占山这个狡猾的土匪头子
还会找机会秘密约见他。可是后来始终没有找到机会报复他。
自从关东军小老头吉村给我讲了马占山的故事，在我脑海
里“马占山”这三个字就永远磨灭不掉了。
再去东京，我一头扎进国立图书馆，找到一本日本人写的
《马占山传》。我在国内时愣没看过《马占山传》，而日本人
倒写了一本《马占山传》。
《马占山传》开篇，日本作者引用中国学者的文字介绍马
占山：
1885―1950，字秀芳。祖籍河北丰润，生于辽宁怀德（今
属吉林）。1911年，投靠奉天后路巡防营充哨长。1913年，任
骑兵第二旅连长。1918年，剿围有功升任营长。1920年，随吴
俊升赴黑龙江，升任骑兵团长。1925年，任东北陆军第五旅长。
1928年，任黑龙江省剿匪司令。1929年，任黑龙江骑兵总指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任黑龙江省代理政府主席，率军民
抗日。12月，任黑龙江省政府主席。1932年，马投降侵华日军，
4月，在黑河通电反正，重举抗日义旗。不久与李杜等部组成东
北救国抗日联合军，自称总司令。11月战败，12月率残部退入
苏联境内。1937年“七七”事变后，任东北挺进军司令，兼管
东北四省招抚事宜。1948年底，参与北平和平解放工作。1950
年，因患肺癌在北京去世。
图书馆要关门了，我急忙往后看。马占山去世前告诫子女：
“为人民做事，为祖国做事，做普通人，做老实人。”看到此
处，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来了，她说：“人家都出去了，就剩你
一个人了，请你放下书出去。”我依依不舍地放下《马占山传
》，怏怏地走出图书馆大门。
当时我在东京一家医院里打工看仓库，把仓库里几个纸箱
摞起来，就成了我的桌子。休息时间，就是我写作《“土匪”
马占山“英雄”马占山》的时间。医院病人中也有一个老鬼子，
他的部队在河南。他也知道马占山，做肾透析一上床就是四小
时。看他病历有梅毒，问他后才得知在中国打仗时传染上的。
这个老头管马占山也叫“土匪”。他还知道关东军多少年来一
直没能把“土匪”马占山消灭掉。他评论道：“马占山最狡猾。
”
后来我找到了国内出版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史》一书。书
中写道：1940年，马占山在困境中表示：“日本固有新奇的武
器，我当以热血应付；日本固有猛烈的枪炮，我当以头颅拼挡。
”他在一次营团以上军官会议上慷慨誓言：“作为军人，志在
以身报国，苟有一线之机不减，自应鼓舞勇气，而为国家尽其
最后之牺牲。凡为官为吏，不过一时职业之选择，民族之保存，
始为骨头之归宿! ”马占山部队和义勇军战士在天寒地冻的北国，
军需供应异常困难。战士们渴饮积雪，饿食马肉，冷燃马骨，
奋勇杀敌的情景令我异常感动。
感动之时，一股复杂的思绪涌上心头，1991年我出国时，
心目中的抗日英雄几乎都是共产党人，出国后，从原侵华日军
嘴里才得知有个“土匪马占山”，让他们铭心刻骨胆战心惊50
年!
什么“土匪马占山”，分明是英雄马占山!
七、日本的情报战
在北海道留学时，让人最感头痛的事，不是刺骨的寒冷，
漫天的大雪，中国留学生的稀少，而是工作机会的难找！找不
到工作的话，别说交大学学费，连生存下去都困难。交房租水
电煤气的钱哪儿来？买粮食、蔬菜的钱哪儿来？所以，必须找
到工作。再苦再累的工作也要咬牙去干。
初到札幌，几周没找到工作。眼看着坐吃山空，正急呢，
找到一份洗盘子的工作。老板一看，洗得可以，就把另一位洗
盘子的日本学生，调换到端盘子的工作岗位上去。上下二层的
饭店，70张桌子，洗盘子至少要两个人，现在这个繁重的任务
全由我一人承担了。看老板存心要累死我，只好自己开除自己。
于是又失业月余，后来又找到一个拆房子的工作。干这个活时
遇到了北海道大学的硕士老崔，我们成了朋友。但札幌并不天
天拆房子，我俩只好挥手相别。后来我去扛酱油，巧遇三浦老
头儿。三浦老头儿和我住在同一条街上，又常见面，这次到同
一个公司当临时工，自然高兴。
三浦老头儿今年76岁，身体健康，热情善谈，心胸开阔，
是个充满奇谈怪论的人。我知道他家有传真机，每天看报，爱
看书，喜做笔记。他夫妻恩爱，两个儿子、三个孙子，都在东
京工作学习。由于我们两个临时工经常失业，所以老在札幌图
书馆的同一张桌子旁遇到。
日本全国无论走到哪里，最好的建筑都是图书馆和学校。
图书馆里文明优雅，冬暖夏凉，因此，从星期一到星期五的读
者群除去学者就是失业者。作为“馆友”，没几天我就了解到
他曾是日本海军少尉，1937年11月他所在的军舰还炮击过上海
政府军阵地。他去过中国的南海、东海、黄海。1941年在台湾
海峡，击沉过中国海军的几艘小炮艇。在那次海战中，他的军
舰中弹六发，爆炸的炮弹弹片击中他的腹部、腿部，随即退出
现役，复员回家。由于那个年代的男人都上了前线，他马上在
当地找到了一个如意老婆。本想就此安心生活了，1942年又被
应征入伍，还当海军。他的舰艇在1945年初于北纬45度、东经
150度的千岛群岛海面上被美国飞机炸沉。他被别的日本海军舰
只救起，不久，日本投降。
所谓“扛酱油”的工作，是在一家旅日华人开的公司送货。
这家公司垄断了札幌全市的调味。札幌全市所有的大饭店，每
天把需要的调味品用传真的方式送进这家公司。接到传真后，
这家公司迅速派人把清单上的调味品送去。由于北海道打工机
会很少，所以这家公司给我的印象是比日本公司还刻薄。新年
前后忙劲儿刚一完，三浦老头就被开除了。没两天，我也被开
除出来。
有一天早晨我和三浦老头又在札幌图书馆我们的大办公桌
前见了面。他见我有几分沮丧，便安慰我说：“嗨! 这有什么，
人生就是海中漂浮的船，不要悲伤。你没饭吃，可以去我家吃
饭，不必客气。从今天起，我带你去北海道各地观光。我们俩
这几天把‘书’开除了，好不好？”
我不同意，对三浦说：“今天不成，今天已经来了，而且
教授布置的几本书不看完，开研讨会时我说什么呢？”三浦说：
“好，那就明天。”
第二天，我和三浦去了洞爷湖。北海道有两个洞爷湖，每
个湖的面积都有10平方公里以上，统称洞爷湖国立公园。湖边
森林茂密，温泉相连，宾馆旅社星罗棋布。由于没有工业污染，
故湖水清澈，曲径通幽，鸟语花香，是个旅游胜地。描写洞爷
湖的课文，我在大学三年级的精读课里学过，那是一篇非常优
美的散文。作者是东京人，1965年曾来观光过。步入洞爷湖畔，
风光果然不凡。原始森林参天蔽日，满目碧绿，一片幽静。这
里是鸟的天堂，鸟儿可以自由鸣叫，自由飞翔。小松鼠竖起尾
巴在树枝间来回跳跃。小汽车在林中小路上悄悄地滑行，惟恐
打破了这里的宁静。一对对情侣，脚踩阳光，眼含羞涩，手拉
着手静静地漫步。
依山傍湖处是天然的大温泉。这些温泉都高于洞爷湖的湖
面，故沐浴者一边洗温泉一边可以极目远眺，观赏湖上的风光。
夕阳像渐渐冷却的红锅，把微温的余晖洒到洞爷湖水面上，
反射出碎金般的闪光。
我们迎着湖边夕阳散步，一前一后。他沉思的身影长长地
落在我前面。遥望夕阳。他慢慢地回忆：“1937年11月，炮击
上海也是在夕阳之中。在隐约可闻的爆炸声之后，在上海城市
几幢高楼的后面升腾起来的是遮天蔽日的黑烟。
“作为日本海军，我没有踏上过中国的一寸土地，却无数
次遥望过那幅员辽阔的国家。我知道我们日本军人在你们中国
所犯下的罪行。
对于日本侵华军人给中国人带去的灾难，中国人肯定仇恨
我们，不仇恨就奇怪了。”
“但是……”他看着我说，“……战争的责任在我这儿，
战争的责任又不在我这儿，我不过是个海军少尉……。我希望
今后中国和日本间永不再战，日本人、中国人都在和平的环境
中生活，就像眼前的景色。”他用手指着前方回头看我。
前方是天地之间优美的夕阳，它正慢慢地，静静地落入地
平线。那优美、静谧的远方，就是我可爱的祖国。
极目远眺，我头一次感到那橘红色的落日和噗啦啦飞动的
白色鸽群一样都象征着和平。
我认识的鬼子兵(zt)
我认识的鬼子兵
方军
为《我认识的鬼子兵》作序
吕正操
《我认识的鬼子兵》一书的作者方军，其父辈都是抗日战
士，曾任抗日区长的叔父，就是被日军抓住后用刺刀扎死的。
在日酋冈村宁次实行杀光、烧光、抢光“三光”政策期间，他
的家乡变成了“无人区”。作者对日本侵略者怀有刻骨仇恨，
利用在日本留学的机会，有意接触到一些还活着的侵华日本兵，
根据他们所述亲身经历和提供的材料，写成一部纪实作品，既
有极其珍贵的史料价值，更有警惕来者的教育作用。
作为一名出生在东北的抗日老战士，我对侵华日军的残暴
罪行，以及中国人民不堪忍受日军侵略的英勇顽强的反抗精神，
更是有着切身的体验。在我的少年时代，曾经目睹和经历了日
本侵略者对家乡人民的压榨与杀害。乡亲们常常挨日本人的打
骂，我的祖父、伯父都被日本人砍伤过。我的老师过铁路人行
横道，被日本人用战刀砍得头破血流。门前小河涨水，水深行
人难以过往，日本人却不许中国人过桥。有个乡亲从桥上走过，
碰到日本人，一刺刀挑死就推到了河里。我恨透了日本人，总
想长大当兵打日本，报仇雪恨。正是怀着这样一个目的，17岁
那年我参加了东北军。
“七七”事变，中国全面抗战爆发。我遵照中共北方局的
指示，率部留在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7年10月11日，在
河北蒿城梅花镇与敌发生激烈战斗。我军凭借梅花镇坚固的城
墙，重创骄横大意的日军，致使敌人伤亡七八百名，我军阵亡
一名连长、一名班长和20余名战士，受伤40多名。这是敌人在
河北遭受的首次沉重打击，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这也使当地人民看到，日本侵略者是可以打败的，中国军队也
是能打的，从而大长了中国人民抗日的志气，灭了侵略者的威
风。但是敌人对梅花镇的群众，却进行了惨绝人寰的报复。我
部撤离梅花镇时，曾特意掩护群众撤出，但人们这时还不曾了
解敌人的残暴，大部分居民没动，只有一部分群众和给我部抬
担架的人，随着部队撤出来。敌人在梅花镇连续烧杀4天4夜。
梅花镇共有550户人家，2500人，被敌人杀死1547人，有46户被
杀绝。烧毁房屋、店铺660余间。另外，还有到梅花镇来的外地
人，打短工的、做小买卖的、讨饭的等等，也被杀死400多人。
敌人疯狂报复制造的血腥惨案，燃起了梅花镇人民熊熊的抗日
烈火。不久，这一带便组织起一支抗日的武装。梅花镇未遭敌
人残杀幸存的青年，纷纷走上抗日前线。他们怀着民族的深仇
大恨，在抗日战场上英勇杀敌，有的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全中国都是这样。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罪行，强烈地激起了
中国人民的义愤和视死如归的抗日决心，并且升华为高昂的爱
国主义精神，掀起了不可阻挡的抗日洪流。尤其是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的敌后战场，不仅有八路军、新四军的浴血战斗，更
有男女老幼群众的广泛发动，献计献策，发明创造，和侵略者
进行殊死斗争。抗日高于一切，抗日需要什么，群众就献出什
么，生死都已置之度外。
侵华日军在中国大肆进行屠杀，这是日本长期进行武士道
教育的必然后果。大多数日本人民也是被迫接受这种教育的，
他们同是战争的受害者。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
要由上层军国主义分子负责。直到现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
阴魂还未散尽，叫喊“中国威胁论”，这是贼心不死，倒打一
耙，为其军国主义招魂。这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的高度警惕和
愤懑。中国现在不称霸，永远也不会称霸。中国人民受尽百多
年被侵略的苦难，不会也不可能去给别人制造战争创伤。中国
有句古话：“得民者昌，失民者亡。”中国人民不会去侵略别
人，但当别人侵略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把自己的血肉筑成新的
长城，和侵略者进行前仆后继的斗争，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
历史证明，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具有这种优良传统。
1997年10月15日
书前要说的话
我是中国陆军的退役军人，自以为多年的军人生涯已使我
的心肠变得如铁石般坚硬。但当我步入日本社会，采访仍然活
着的日本军队老兵，听他们回忆在侵华战争中犯下的罪行，讲
述中国同胞在战争中受到的苦难以及抗日将士壮烈殉国的情形
时，常常悲愤得放声大哭，情不能禁。就在东京的大街上，在
无数日本人困惑的目光中……
我想采访侵华日军也不是偶然的。我是老八路的后代，亲
人告诉我，我故乡河北省满城县方顺桥村，在日寇侵华期间多
次被烧成一片片火海。1942年，日本鬼子对冀中平原大扫荡时，
我的故乡方圆数百里竟成了“无人区”。
我叔父是共产党区长，被日本鬼子抓住后宁死不屈。日寇
当着全村父老乡亲的面逼问他：“投降不？”叔父怒视鬼子，
摇摇头。日本鬼子兵照着他的胸膛就是一刺刀。全村的乡亲们
不忍看叔父死亡前最后的抽搐，都悲愤地低下头去。这一事件
被乡亲们刻在村头石碑上，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剥蚀，字迹
依然清晰。
“日本鬼子是一伙什么样的人？我能否有机会面对面地采
访他们？”我常这样想。1991年初春，我以留学生的身份乘中
国民航客机降落在日本东京成田国际机场。机会来了，我想。
我在日本留学6年，从未回过国，主要靠在饭店送外卖的工
作挣钱交学费。送外卖使我有机会走进成百上千个日本人的家
庭，接触到各行各业各种类型的人物，其中就包括原侵华鬼子
兵。目前大约还有30―40万侵华日军老兵活在世上。他们大都
老态龙钟，疾病缠身，行将就木。趁他们还活着的时候，抢救
出他们侵华时的日记、照片等物证，了解他们对那场战争的看
法和今日的心态，就成为我在日本留学期间的重要任务。
我先后采访的十几个原侵华鬼子兵，在我回国前已有4人去
世。如果我不去和他们交谈的话，许多罪恶和经过半个多世纪
沉淀的深刻反思，将会随着他们离世而永远埋进坟墓。他们中
有人曾向我阐述：侵华战争是不能篡改的史实，战争使人变成
鬼，发动战争的人才是罪魁祸首；侵华战争从害人开始，以害
己告终；我们的青春时代是罪恶的时代……但也有人声称：我
们在南京没杀那么多人，中国人不抵抗，我们不会杀人……
请读者原谅，我在书中展示了日本军国主义那么多的丑恶、
秽行和血腥，让亲爱的同胞们污目，令他们难过得不忍卒读。
我重提那段历史，只是为了让人们永远记住它，永远避免它；
只是为了警示后人，勿忘国耻。
我祈愿在今后的世纪里，在我们祖国锦绣山河之上，永不
出现类似的噩梦。
中国退役军人方军
我认识的鬼子兵
方军
一、人肉馅饺子
这个题目本来我是准备放在后面写的。谁知身在北京的父
亲、姐姐看了我的写作提纲，都非常吃惊。父亲打国际长途电
话跟我说：“日本人在东北的731部队用人体作实验，把马血注
射到人身子里，把毒品放在炸药里，放在咱中国人身边引爆，
这些事确实有过。但鬼子兵再坏也没听说过他们吃人肉。纪实
作品要真实，一是一、二是二，千万不能有什么虚构。”父亲
是少见多怪。日寇在青岛对中国婴儿挖眼、剖腹，他们的肝脏
大部分被日本军官吃掉，这有照片为证。河北省阜平县罗峪村
妇救会主任刘耀梅被日军抓去后，坚贞不屈，惨遭杀害。日军
割下她大腿上的肉，剁碎了包饺子吃。这也有当时拍下的照片
作证明。这促使我把“人肉馅饺子”这一章先写出来，写完把
草稿寄给父亲他们，让他们过目。
写“人肉馅饺子”这一章的立意，是从给侵华日军老鬼子
包饺子而引发的，而我又是怎么认识老鬼子山下的呢？
我6年前去日本时，遇上一位非常和善的老头儿当保人，他
又介绍我认识了一群老太太。于是我就去那帮老太太办的工厂
里打工。
那帮老太太开了一家食品公司，每天供应周围5家工厂和两
所大学的午饭。她们才20来人，要赶做出这么多盒饭，多忙、
多累自不必说，连我这个小伙子都累得腰酸腿痛，眼前直冒小
金龙。金龙舞动之时，屈指一算，以一盒饭一分利为计算单位，
吃了一惊! 这伙老太太喝棒子面粥――发了。
正是这帮老太太给我介绍了他。
有一天，平田老太太找我，说给你介绍个老人，他家离咱
公司不远，请你去给他包饺子。包饺子也算打工，他会付你工
资。到日本人家去包饺子？有意思。
那是个80多岁的老头子，姓山下，住在离我们公司不远的
地方。平田老太太开车把我送到他家，老头子早在门口等候了。
平田老太太告诉我，山下从来不到门口迎客。你是第一个受这
种礼遇的人，应该算贵客。山下老头儿个不高，较胖，目光威
严，看来身体还好。我们见面的第一句话，他用中文说“你好
”，又用日文告诉我：“有30多年没见过中国人了，请进。”
走进这座从外面看来挺一般的日式住宅，大吃一惊，里面
一片富丽堂皇。客厅的桌子上堆着水果，老头子说：“吃! 吃!
”
我一边吃一边说：“您让我来是包饺子吧？面、油、菜、
葱、姜、糖、味精，我都带来了。您有擀面杖吗？”
老头说：“擀面杖？日本人不常吃面，怎么能有那东西。
”
我说：“你有和面的盆吗？”
他说：“是不是北京的瓦盆？没有。随便什么盆都可以吗？
”
我说：“什么盆都可以。没有擀面杖也不要紧，有酒瓶子
就成。我在中国铁道兵时包饺子就用酒瓶子。不过那盆嘛，早
晨洗脸，晚上洗脚，没有锅时，它就是锅，用来煮白菜。塔克
拉玛干沙漠的冬天，白菜就是佳肴。当然那盆还用来和面，包
饺子。您去过戈壁滩吗？”
老头子一听笑了。他说：“我在中国抚顺看过中国报纸，
知道中国军队中有个铁道兵兵种。它建于1947年，司令叫吕正
操。1937年，卢沟桥事变时，他是政府军53军691团团长，是坚
决抗日的军官。1950年在中国援助朝鲜的战争中，这个兵种也
去了。好像是1984年，这个兵种在中国军队建制中取消了。”
我心里想：“这老头儿是干什么的，怎么什么都知道呢？
”
老头儿说：“我半个世纪前在北京，就住在北海边上有个
叫‘东厂’的胡同。”
我说我怎么不知道东厂是什么地方，没听说过。
老头儿又乐了，我看见他整整齐齐的两排假牙。“你是北
京人吗？怎么连东厂胡同都不知道。明朝时，东厂是你们中国
的特务机关。当时的东厂和锦衣卫掌管诏狱，最为残酷，可以
胡作非为，不受任何法律限制。我们日本军进驻是1937年秋天。
”
我听了他的话，眼眶睁大得可以放进一辆自行车了。我问
他：“那你曾是日本兵了？”
他说是，军衔是中尉，是监狱长一类的小官。“1945年4月
我被一名游击队员用手枪顶住腰眼，当时我正在一家小饭馆里
吃一种叫肚丝的菜，没办法跟他进了胡同。1949年，我被转到
抚顺监狱，1954年得到中国政府的宽大，回国至今……我在中
国整整住了17年哪! 我十分感谢中国，我们迫害过中国人，中国
人却宽大了我们，让人难以相信。和我们一起被捕的中国人，
你们叫汉奸，却几乎都枪毙了。我的观点曾在日本《每日新闻
》上的‘大家说话广场’上发表过，我赞成日中之间应该世世
代代友好下去。今天，我见到你这个中国留学生感到很高兴。
”
那团面在我手里揉来揉去，正像我那颗复杂的心。“我面
前这个人是个侵华日军，他曾是战犯，是监狱长。那么东厂胡
同在哪儿呢？”我在脑海里搜索着。
山下说：“你们北京的小吃在北海、什刹海一带最多，在
那些小胡同里商人小店排列有序，鳞次栉比。还有很多人挑着
担子沿街叫卖。那个担子很特别，前面有火炉，后面有锅、碗
和各种调料。”
他担心我不懂，给我画出这种“厨房搬家”式的“挑子”。
看着他的画儿，我感到这老头子倒有点像个孩子。
我按中国的习惯，先做出几个饺子煮熟让他尝尝。山下一
吃，说：绝了，是北京的味道!
80多岁的老头子吃得高兴，就又扯起了北京胡同里挑担叫
卖人的吆喝声。
“你为什么能背下北京人的吆喝呢？”我感到奇怪，于是
向老头子提出疑问。老头子说他的上司叫土肥原贤二。土肥原
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并且还会讲几种方言。他在给北平的
日本特务机关训话时说：“要善于交际，广泛结交中国的军政
要人，就先要从中国的吆喝学起。”
“那么你所在的监狱关的都是中国人了？”对我所要知道
的东西，必须单刀直入。
“那是很遥远的事儿了，我都80多岁了，我记不清了。”
他的回答无疑是我的失败。
“那么，你能和我说说关于日本战犯的事儿吗？”
“在中国大陆方面，我们这些侵华日军虽然有罪，但是19
56年中国政府却把我们战犯全部释放了，一个也没枪毙，一个
也没受过虐待，真是让人难以相信。抚顺收容所中有84名中国
人被中国大陆军事法庭宣布死刑，中国人把他们称之为汉奸。
意思是他们帮助侵华日军屠杀中国人。
我们富士支部里还有两个被中国政府释放的人。这几年日
本国内右翼势力不断掀起战争无罪的思潮，我们三人是从不附
和的。”
“富士支部是什么组织呢？”我问。
他说：“我们日本人特别爱组织起来。你们中国人是一人
一条龙，我们日本人是10人一条龙。日中战争时，我们日军在
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有战斗力，是因为你们中国人之间不团
结，没完没了地互相打。噢，你想看看我们富士支部的影集吗？
你看看我们这帮老头儿，每年都死掉几个，越来越少，越来越
少了。”
他嘟囔着，走到书房里取来影集摆在我面前。这本影集一
开始介绍这个支部建立于1957年，是几个从苏联西伯利亚劳改
营回国的日本兵创办的。影集中还有一些照片，都是记录富士
支部成员原身份、兵种、参加不同战斗的照片。对他们而言，
悲惨也好，胜利也好，这都是历史的轨迹。一个日本兵的历史，
正是一个国家历史的缩影。这时，山下老头子又去书房取来一
本书，书名叫《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中国・激动的40年》。
老头子说一帧题为《希望》的照片，他很喜欢。《希望》
拍摄的是一个中国老太太慈祥地看着手中充满生机的一只小鸡，
表现出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和憧憬。老太太土布土衣，却干净安
详。这种安详是和平的环境下才会有的心情。
老鬼子山下老头说：1942年在中国华北丰润县实行三光政
策，他见过同样的老太太在村子一片废墟的烟雾里抱着孙子烧
成黑炭的尸体欲哭无泪的景象……没有一个日本兵敢走过去，
再刺老太太一刀。大家都站在那儿，看着、听着，默默无声。
只有燃烧着的房屋噼叭作响……
“日本在中国打了14年，也没把中国人打得卧地而降，没
把中国变成大东亚共荣圈里的成员。战事，每天都发生，每天
都有抓进来的人……现在总算太平了。中国人现在生活幸福，
我非常高兴，我们老军人都高兴呢”。他说，“所以，我们都
喜欢这张照片。”
翻到富士支部照片集的最后，有两张照片，让我惊呆了，
一时失语。我的灵魂完全走进了照片，走进了那个遥远但并不
陌生的年代……
老头子说：“这两张照片是为我而收集的，原因是我曾经
在北京的一所监狱工作过。这两张照片常常引起我无尽的回想
……那个年代太残酷了。我作为原侵华日军的成员，实在是对
不起中国人……”
把我征服的两张照片，一张是敌人抓住女战士成本华，这
个中国女人在日本鬼子的枪口前不在乎，不屈服，置生死于不
顾，代表了中国女性的英勇气概。这张照片，忠实地记录了历
史的瞬间，表现了语言所无法表现的一切。
这张照片中的形象，是中国自解放以来被中国作家们无数
次地表现过的英雄行为。中国的小说、电影、戏剧、故事里共
产党员的形象都是这个模式，都是这种英雄形象。
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这种教育，所以我看到这张照片，
心灵中的震动并不太强烈。让我吃惊的只是那中日战争中原始
的一瞬间，连鬼子的军装都那么破旧，与今天身着漂亮西服进
出北京饭店的日本人大相径庭。
另一张照片给我的感受只有四个字：“真实”和“沉重”。
那个女游击队员被鬼子抓住，她面对镜头表现出作为女人的真
实的恐惧、无奈，表现出要应付强奸、殴打、酷刑的一个女性
的软弱，表现出日本鬼子的残暴和强悍。她面对的是日本鬼子
的镜头，而不是你、我、他这些她的兄弟姐妹们。她的目光中
充满着绝望，―――这个目光也是最真实的瞬间。日本侵略者
杀害了我国3000万同胞，她将是其中的一个。她虽然表现出怯
懦，但她也是英雄。她是在抗日斗争的最前线让日本鬼子抓住
的，她不愧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好儿女。
每当我回想起我们中华民族的屈辱史，我会马上就想到她。
在她的目光注视下，我们中国的男儿们应该感到羞愧难当。她
明明是你热恋着的情人，是你的妻子，是你的姐姐或者是妹妹，
或者是您的女儿呀! 请你再仔细看看这张由日本鬼子兵拍的照片，
你不认识她吗？
作为男人，我愿意在战斗中献出生命，但我再不愿看到侵
略者拍下的这张照片。看到这张照片，我的心就隐隐作痛。我
认为这是中国被外国列强侵略屈辱的见证，是中国军人的耻辱。
经过老头子的同意，我用照相机把这两张照片拍了下来，
用的是尼康FM2、400°胶片、1／15秒、光圈4、35―75变焦镜
头。原照片在室内灯光反射下，不能尽善尽美地感光，实在是
可惜之至。但那传神的目光，毕竟完好地通过侵华老日本鬼子
之手传给了我们。
“您能告诉我在监狱中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吗？”
我实在不甘心，于是再一次发起试探性进攻。这是一种职
业上的习惯，这是不抱任何希望的军事性试探，这是最后一炮。
他如果说“忘了”，我就再也不问了，因为已经下午3点了，才
给人家包了4个饺子，而且吃了人家大量的水果! 不像话，我是
在给人家打工啊。
他说：“我永远忘不了一个人，他是政府军冀察第29军步
兵4师的机枪营长，少校军衔。一次在和我们日本军战斗中他腿
部中弹而被俘。这位政府军少校宁死不屈。没办法，用大刑。
东厂监狱里的刑具许多是中国明朝就使用的，比方老虎凳。”
他怕我不懂，在纸上画出这东西。
“打手有日本兵，但最凶狠的还是中国打手。那些流氓为
了讨好我们，往往下得去手，残酷之极。这个中国军官的另一
条腿就是中国打手在老虎凳上弄断的。”
“我亲自去和这个政府军少校聊天，他一直很少说话。后
来得知，他是河北省人、农家子弟，父母送他去保定军校，毕
业后就去军队，直至被俘。自从腿断了，他常昏死过去。他不
吃不喝，就那么一天天饿着。
“后来，他一直不说，只能枪决。执行前突然他要找我说
话。
“我很高兴。我跑去看他，我不希望他死。他是少数能和
我交谈的中国军人之一，况且临死前回心转意的人很多。谁知，
他的要求是穿上他那件有军衔的破军装。他说，我是少校，你
不过是个中尉。他说得到这个军衔是耀祖光宗，农家子弟不比
军阀子弟，也不比财主大老爷的孩子们，晋升十分不容易。
“再一个要求就是要站着死，面对枪口。我想他两条腿都
断了，怎么站着？于是我同意他坐着，穿军装，看着枪口。我
们日军崇尚武士。
“别人行刑前都是拖出去，惟独他，我命令用担架抬着…
…这不光因为他是军官，也不仅仅是为了我们都进过军校……
“中国军人俘虏分几种：临刑前一种是破口大骂，一种是
苦苦哀求，一种是听任摆布。他却要求站着死!
“把他抬出去的情景，我至今鲜明地记得：他看了我一眼，
并点点头……这种人生最后的安详、平静和礼貌给我心灵的震
撼极大……”
此时此刻我心里难过得没办法，我说不出话来，悲愤像一
块石头压在我的心头，我喉头发哽，他说的日语我完全听不懂
了，我把头深深地低下去。
我问山下有没有少校的照片，我想看看。山下摇摇头说：
“没有―――很可惜，多少年过去了，我还常常想起这个人来。
”
我忽然联想到少校的母亲，她一定会站在村口盼望自己的
儿子，但她的儿子永远回不来了，连张照片都没留下来。
山下老头说：“1944年10月，日本特务机关在北京长辛店
工厂抓到一批共产党嫌疑犯，抓到后一律灌辣椒水，坐老虎凳，
放狼狗撕咬。后来这批人被押送到石家庄监狱，因为有人想逃
跑，所以把他们300多人都剥去上衣，反绑双手，由40多日本兵
动手，一次就砍去180多人的头颅。然后把这些头颅挂在监狱中
电线杆子上、厕所里、食堂里、大门边、通道上、牢房里，让
别的中国犯人天天看着。
“1944年11月，我在北平地区特务机关联席会上，听到这
些‘经验’，都吓出一身冷汗。
“在联席会上听北平沙滩北京大学红楼的日本宪兵队队长
介绍，他们抓到抗日分子后，煮一大锅开水，前面放一群狼狗
咬，抗日分子后退，就要跌进煮着开水的大锅，不退，就要看
着狼狗撕咬自己脚上腿上的肌肉……
“长辛店宪兵队长吉田介绍，他练就一套杀中国人不眨眼
的方法，他可以砍开人的胸腔取出心脏和胆。他把中国女青年
头砍下来，放在锅里煮，把煮熟的肉掏净，把雪白的头骨放在
桌子上当装饰品……
“包饺子，做饺子，给你添麻烦了，年轻人。”
我用筷子把肉搅一搅，由于时间长，肉馅表面已经变成深
红色。我的脑袋发木，我感到手中盆里的肉就是鲜红的人肉!这
是东厂监狱那吃人魔窟里的人肉呀!日本侵略中国期间，多少中
国的好男儿在那里受到折磨，又有多少好男儿为抗击日寇在那
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呀。可我今天却在这儿，给当年的侵华日
军老鬼子包饺子!
我把盆一下摔到桌上，我告诉老日本鬼子：
“这是人肉!我看它像!老子我不能给你做人肉馅饺子!”
我大步迈出他的家，泪水随着悲愤的情绪忍不住终于涌了
出来，眼前的世界变成一片模糊。
无意中，我惊讶地发现老鬼子山下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坐
着。他坐在庄稼地里，他看见我哭了!他一直悄悄地跟着我!
他不声不响地坐在那儿，一直注视着我。
风吹着他那银白的头发上下舞动，那头发和我当八路军爹
的头发一样白!作为战犯，中国政府早把他给释放了。我的心一
下软了。在突如其来的风雨中，我真担心把他淋病了。我几步
蹿过去，用背心顶在他头上，扶他向家里走去。
平田老太太开车接我来了。她看见我们两人走在庄稼地里，
不知刚才发生了什么。平田是很善良的人，她惊呆了。她手中
的伞“砰”地一声被风倒背过去，又“哗”地一声被风吹走了。
把老头儿、老太太扶回家后，我扭头就走，光着大板儿脊
梁。
拉开门，外面是一片水的世界，哗―――哗―――哗地响
成一片。呼呼作响的风把从天上落在地面上的水，吹成一片片
白花花的颜色，让人分不清这从天而降的是雨水还是泪水。
我默默在风雨中走着，走着。我不感到冷，只感到胸中有
一股火在燃烧。
二、最后的军礼
有个朋友十分想到外国去，他常给我来信，问我到日本的
体会，这样便于他出国前做些准备。我实在编不出什么美丽的
花环送给他，左思右想，只好实话告诉他：“你如果在北京活
腻味了的话，不妨到日本浪漫一下；不过只能浪漫一天，因为
日本是全世界生活费用最昂贵的国家。”
我在日本6年很少穿西装，和教授谈话时常因头发里沾满拆
房子的沙土而感到尴尬；和日本同学在一起时，我摔伤的腿和
压伤的脚一瘸一拐的，狼狈不堪，惨不忍睹。除去倒霉之外，
命运还捉弄我，让我经常和一个原侵华日军老鬼子金井互敬军
礼。现在回想起来，简直不可思议。我父亲是1939年参加八路
军的老战士，他和日本侵略者除去兵戎相见、你死我活外，不
可能互敬军礼。他连日本侵略军1945年投降时在中国30多处缴
枪仪式上的最后一个军礼都没见过。父亲至今说起这件事都遗
憾万分。据父亲回忆，1945年10月8日，在八路军察哈尔省委宣
传部工作时，他接到上级指示，要他采访日军在北平的投降仪
式。他披星戴月往北平赶，等赶到时已经晚了一天。父亲只好
从八路军前方总部派人潜入北平的战友那里得到前一天的消息。
后来父亲以《投降的军礼》为题，在《察哈尔抗战报》上
发表一篇通讯。
作为八路军的老战士，父亲和侵略中国的日本鬼子进行过
无数次面对面的战斗。他目睹了多少村庄被鬼子烧毁，多少乡
亲被日本鬼子杀害，多少八路军战友就在他身边倒了下去，流
尽了最后一滴血。他能活下来，应该说是幸运的。所以我特别
理解他的仇恨，他的遗憾。日本侵华日军放下屠刀，向中国军
队宣布无条件投降而向中国军民致敬的最后一个军礼，父亲确
实是希望亲眼见到的，可是，谁让他晚了一天才赶到北平呢。
父亲想见没见到的事，偏偏让我常常能见到，你说怪不怪？
这事儿不是有点风马牛不相及，“关公战秦琼”吗？因为我虽
曾是中国陆军铁道兵的战士，和原侵华日军老鬼子金井到底是
两个时代的军人。命运却偏偏安排我们不止一次地互敬军礼，
这不是一大邪事吗？
如果有人，在东京街头或北京饭店门口拉住一个日本老头
儿，问他是否打过中国，十有八九会得到肯定答复。至于敬不
敬军礼就不好说了，旧日本军礼已经很难被世人见到了，尽管
目前还有40万当年的侵华日本军人依然活到了今天。
金井老头儿作为日本关东军老兵曾在中国东北多年，他第
一眼就认出我是中国人，而我是经过和他讲话才确定他是侵华
鬼子兵的。自从他知道我是中国人后，就天天给我们店来电话
订饭了。而且，这个侵华老兵还天天主动和我说话。开始阶段，
我们之间的谈话是“管丈母娘叫大嫂子―――没话搭拉话”，
慢慢地就转入了实质性的话题。到后来，我们之间发展到还没
相见已经有许多思想要等待交流了。互相敬军礼就是这时候发
生的事。
金井有一次和我聊天时说他崇拜中国军人，并崇拜了整整
半个世纪之久。我问金井：“理由是什么？”他对我说：“我
们旧日本军关东军司令叫东条英机。1945年9月11日他自杀时不
敢双手握住军刀扎入自己的腹腔，而用小手枪照自己并不要害
的地方开了一枪，没有自杀成。光让别人当武士，但自己不当
武士。我一直记着东条英机的训话：国民，要像武士那样为了
天皇尽忠赴死。武士道和武士文化是全体国民的价值标准和行
动规范。‘武运长久’就是皇运和国运长久的保障，可他自己
食言了。”金井接着说：“战争对于每个军人来说，都有穷途
末路的时候。多少旧日本军人遵照最高指挥官的命令，效忠天
皇，双手握住军刀扎进自己的腹部，他们真傻呀。”金井为他
们表现出一脸的遗憾和惋惜。
金井老头儿认为中国军人才是真正的武士。我对他的“奉
承”付之一笑。我说：“我们中国的东北军不是遵照蒋委员长
的指示败退关里，拱手让出东北三省了吗？我们中国的大小汪
精卫还少吗？”
我说，“武士”这个词不能像评论中国菜那样，样样都说
好吃。奉承菜可以，奉承人可不成。“武士”一词按日本人的
习惯有“英雄”的含义，这顶帽子不好给全体中国军人戴上。
如果中国军人都是武士的话，中国的大部分土地怎么让你们日
本军队占领了14年之久呢？
金井听了我的话摇摇头，表示不赞成。半晌，他说：“你
只是个毛头孩子而已。”
自从他惊讶地知道我也是中国陆军的退役军人后，就常常
立正站好，规规矩矩地给我敬一个军礼。我们都没穿军装，我
们根本不是一个时代的人，但我马上以在中国陆军服役7年养成
的习惯立正站好，还了一个军礼。他庄重我不能不庄重，我们
同是退役军人呀。
有一次他跟我详细描述林中打猎的情景。只见他双手模拟
端着三八枪，移动着步子追踪跑动中的黑熊；然后右手食指扣
动扳机的同时，嘴里“叭”的一声。“倒下了”。他告诉我。
我忽然想到了什么，不由得浑身一震。我问他：“向中国人射
击时是不是也这样？”他急忙摆摆手，低下头说：“别说了，
那是罪恶。”
稍停，我对金井说：“我年年‘8・15’那天都去靖国神社，
看当年的日本兵穿上当年的军服在靖国神社内参拜，后天是‘
8・15’，咱们俩一起去靖国神社呀。你如果同意，我今天就去
向老板请假。”
金井说：“确切地说，我只去过一次靖国神社，那是50多
年前的事了。1937年部队去中国前，我们是在横滨上的船。当
时，我们长野大队集体去过靖国神社参拜、宣誓。记得从那里
出来，我们浑身都是劲，更紧地握住了军刀和三八枪，我们要
去保卫我们日本国的海外领土―――满洲国。我们恨不能立刻
开到中国前线去，我们恨不能立刻变成靖国神社墙上的壁画和
石雕。”
金井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窗外。窗外是阳光
炙热的夏天，气温高达38℃。
金井回忆说：“我1953年从苏联回国，船还是在横滨港靠
的岸。当年和我们一起出国的长野县的战友们几乎没有几个人
了。从苏联纳霍德卡军港坐船，穿过津轻海峡，途经函馆、仙
台，我在船上一看，全是俘虏营新组合的队伍：有北海道的兵，
有四国的兵，也有本州和九州的兵。在横滨港欢迎我们的人群
和欢送我们的人群场面不一样，来的几乎全是亲友，有人已经
在这儿等了几周。没有鲜花，没有呼喊，没有歌声，没有一片
片闪亮的头盔和枪刺，没有军乐队，没有挥动的旗帜，也没有
欢声笑语。我们的军服也由新到旧、缝了又缝。迎接者的目光
飞快地在人群里寻找，找到了亲属的人，就大声喊叫起来。多
少母亲眼里含着泪水在归国大队中找寻自己的儿子，多少妇女
拉着孩子在人群中寻找自己的丈夫，多少女人想找到自己的哥
哥或弟弟，多少女人在寻找自己热恋过的男人。可是多数人没
能回来呀，他们永远留在异国他乡了。
“靖国神社，它留下了我的青春，我的希望，留下了我为
日本流的满腔热血。我再不希望走近它一步，因为我从不幻想
在那儿能找回我失去的一切。想起过去，我就感到悲伤。
“我可以陪你去日本的任何地方，我为你当向导，我和你
在一起时感到年轻。我爱回味中国的异国风情，我虽去过中国，
却头一次真正认识了中国人。我们去海边、去登山，你拉我这
个老头子一把，我都感到由衷的感谢，我曾追杀过你的父老哇
……
“但我不能答应去靖国神社，靖国神社是我青春的祭场。
我们长野大队一多半的灵魂都在那里呀，他们确实变成了武士。
他们没错，我也没错，我们是为国家去打仗，不是为了自己! ”
金井向我瞪起了眼睛，我这个人有个“从不对牛弹琴”的
习惯，因此我没说话。
“今天是什么日子？”两天之后我又遇到金井，问他。
“今天是‘8・15’日本战败50周年。”他和我聊天从来没
有过“终战”这个歪词。
老鬼子金井曾是关东军，后被苏联红军捉到西伯利亚，在
俘虏营服了8年苦役。他说：“在苏联饥饿难忍的时候就挖草根
吃，嚼着嚼着就落泪了，不吃不知道草根的滋味儿呀! 杨靖宇将
军、马占山的士兵胃里都是树皮呀。”金井告诉我：“当时我
们强制配给中国东北人民的粮食叫‘共和面’，里面还有锯末
呢。这种‘粮食’连我们的军马都不吃。
“1944年，部队在哈尔滨南大岗驻防。一个中国老太太拨
开我们日本军马的马粪，从里面拾出豆子来。我看了上前一脚
就把她给踢翻了。我说：滚蛋！你他妈的不是人呀，吃马粪。
老太太一边哭一边拾散落在地上的豆子。我说：你他妈的再哭，
我就在这儿刺死你。我舞着枪刺在她眼前吼着，可老太太不走，
她舍不得那些粮食。为此，老太太跪在地上一个劲儿地给我磕
头说：‘皇军！皇军！’
“在苏联俘虏营饥饿难忍时，我嚼着草根，就想到这个中
国老太太，我好后悔呀……”
金井转身打开保险柜，小心取出一幅照片。他戴上老花镜
给我讲解：“这是你们中国东北抗日联军司令杨靖宇将军的遗
照。你是第一次看见杨将军的照片？我也只见过杨将军一次，
而且近在咫尺，那就是杨将军的人头。
“那时，关东军司令部感到杨将军虽然死了，但是还有巨
大的威胁，于是命令：把杨将军的头颅砍下来示众，告诉中国
人：抗日的话，这就是下场！”
金井仔细看着照片说：“我开始不喜欢他，他毕竟是我们
关东军的敌人。他所领导的抗日联军一直坚决抵抗，我们连队
的许多军人都在他们的抵抗中阵亡了。你当过军人，你应该理
解我的心情。当看到自己的朋友被打死，是一定要报复的。可
我一直在想，那时杨将军如果投降了，可以去新京做官，那时，
中国已经没有了；新京就是满洲国的首都。中国的正规军都撤
了，关东军一共有70万部队，日本是决心占领这片土地的，我
不明白杨将军抵抗意义何在？不理解他的同时，我却佩服他。
他的军队一共三千人，没有重武器，没有任何援助，他却没有
后退一步。到后来，也就是现在，我的想法全变了，我感到杨
靖宇是个伟大的人物。一个到外国去征战的军士，表现得再英
勇也只是短暂的英勇；而一个为保卫自己祖国而战的勇士，才
具有永恒的意义。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这张照片我保存了55年啊。”
我看着杨将军的照片想了许多。我在日本留学期间一直交
党费。“为什么呢？”许多留学生这样问我。今天老鬼子拿出
的照片不就是答案吗：半个世纪前中国共产党人在外国侵略者
面前高举起红旗，宁死不投降；今天中国人民的敌人，就是贫
困。我们中国的广大农村，还有几千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难道中国共产党人忘记了吃树皮、吃棉花在冰天雪地里苦斗的
抗日联军了吗？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先民众的苦而苦、后民
众的乐而乐的党吗？这样的旗帜难道能在我们中国人民心目中
倒下去吗？
我们中国人的旗帜上有杨将军和几百万革命者的鲜血呀，
有我们几代人为之奋斗的信仰呀！我就是为了这个坚持交党费
的。
想到这儿，我立正站好，给杨靖宇将军敬了一个中国退役
军人的军礼。他饿死了还站在那，他是一种精神。
金井严肃地说：“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一直崇敬杨将军。
他是真正的武士，他的军衔应该和我们关东军司令一样高，可
他和普通士兵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睡一样的床，实在是
不可思议！作为原日本关东军二等兵，我已经76岁了，我还活
着，他却早已离开了这个世界。我愿意把最后的军礼敬给这位
坚强的中国军人。”
说完他也立正站好，给杨靖宇将军敬了一个原日本军人的
军礼。我吃惊地看着这一场面。
我不喜欢他把杨靖宇说成是武士，我纠正他说：“杨靖宇
不是武士，他是我们中国军队的将军，或者说是我们中国共产
党的高级干部。简称‘高干’。”
“今天是‘8・15’，为了50年前的噩梦不再重演，让我们
握握手吧。”金井小声建议道。
“成！我代表我爹和牺牲的叔。”我把脏手在裤子上蹭蹭，
于是八路儿子的手和原关东军老鬼子的手握在一起了。这是两
只拉过枪栓的手，是两只普通人的手，是向往和平的人的手。
握着侵华日军老鬼子的手，我一下想起张爱萍将军1987年
5月29日接见日本防卫厅长官栗原佑幸的谈话：“中华人民共和
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既不是中华民国那个时候的中国，更不
是满清时候的中国了。”我现在握着的这只老手，不也从根本
上改变了意义了吗？50多年前，它正挥舞着军刀在中国的土地
上杀人放火哪！
金井郑重地把他珍藏的杨靖宇将军遗容照片送给了我。
这个时间是1995年8月15日。50年前的这一天，清晨，日本
陆相阿南惟几大将自刃死亡；中午，日本裕仁天皇用无线电播
放诏书，向全世界宣布：日本国接受波茨坦宣言，无条件投降。
我想那一天，世界的天空都应该是湛蓝、湛蓝的。
三、山西遗梦
送外卖使我有机会走进成百上千个日本人的家庭，迈入机
关、学校、工厂、寺庙、妓院、商场、赌场、警察所、消防队、
日本自卫队、黑社会组织，见到职员、教授、木工、僧侣、妓
女、流氓、军人、主妇、政治家、消防队员。他们有的文雅、
有的粗俗，有的丑恶、有的善良，有的独身、有的同居，形形
色色，三教九流，无所不遇。
送外卖给我的良机就是能更多地采访侵华鬼子兵。
外地人的北京话再好，我们也可以听出他地方语中所带来
的蛛丝马迹，更何况我们中国人在日本呢。当铃木老人证实我
是中国人后，他就再没敢直视我的目光。可从那之后，他再不
预定别人饭店的外卖，只给我们店来电话。
他想看到我这个中国人。我想。
后来，他告诉我他的右臂留在中国山西省了。而且一瞬间
所发生的事情就变成了永恒。
铃木的年龄应该在77到80岁之间。他每天还在颤颤巍巍地
工作，是一家土产公司的经理。他的公司前面是个大仓库，里
面放着大豆、玉米之类的杂粮，后面是他的办公室。办公室宽
阔敞亮，正面墙上挂着一幅大油画，画下白色有机玻璃上写着
“山西景色”四个字，译成中文应叫“山西风光”。画中表现
的是秋阳下开镰收割的情景。铃木老头儿告诉我：“这位日本
画家根本没去过中国山西，可我付了钱，‘山西景色’就跃然
纸上了。久而久之，我觉得这就是我印象中的山西。”老人驼
背，仰着脑袋，用仅有的一只手指指划划地介绍着。“您去过
中国的山西省？”我问他。
老人似乎没听懂，他并不回答我的问题，只是茫然地看着
他的画儿发呆。我感到这里面肯定有故事，又不便开口直接问，
于是也欣赏起这幅画来。《山西风光》中的中国农民，都光着
脚，撅着屁股挥镰收割庄稼。我感到不对劲儿，便告诉铃木老
头：“山西农民的穿着打扮不是这样的，这有点像冲绳的农民
在收割稻子。把油画上后面的群山抹去，叫《冲绳风光》算啦。
”铃木老头拍拍脑袋，笑了。他说：“这画儿看了几十年，感
到里面有问题，但始终没找到它的错误在哪儿。”
铃木老头的办公室里有各种通讯设备，计算机设备。他用
一只手打英文传真，打日本文记录、报告书和统计表。办公室
前有个大水池，里面有悠然自得的大金鱼。办公室前后道路上
种着绿色植物。尽管铃木老头工作条件、生活条件都好，可他
却总是很忧郁，有点像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地、富、反、
坏、右分子，随时准备被拉上去，坐土飞机、挨批斗。仿佛生
活给予他的毫无幸福可言，连“幸福过”都没有。久而久之，
他终于和我谈起了往事，断断续续地说了很长时间。
我只在中国呆过一年又三个月就回国了。在中国东北辽阔
的土地上，我们的师团没有受到过任何抵抗，可以说长驱直入。
由于北平的宋哲元将军指挥的政府军29军在卢沟桥坚决抵抗，
我们的部队不得不奉命撤退待命，那是第一次撤退。
我们日军一方面以和谈为烟幕，一方面从朝鲜和日本国内
增调部队进关，准备大举进攻。
当时指挥官集合队部训话：蒋介石一直命令宋哲元将军执
行“不屈服、不扩大”的方针，所以宋一直举棋不定。蒋介石
的发言，往往是我们日军最关心的消息。如果他开始就强硬，
把各地的部队都调入北平，支持北平的29军，那将会大大地影
响我们的军心。当时的局势是，我们打到东北，东北军败退，
华北无动于衷；打到华北，山西和华东又无动于衷。中国既大
又小，一个军阀管一片天地。宋哲元将军决心一战是在1937年
7月下旬，并于1937年7月27日通电全国。
接着我们的师团进攻山西。在山西，共产党军队于1937年
9月25日首战平型关，使我们第5师团的运输部队一千多人战亡。
这次伤亡人数超过与29军的战斗。情报迅速传达，使我们受到
震撼。在中国的土地上有强劲的敌人，我们要寻找他们、消灭
他们。跟着又有一支共产党八路军在行动，120师从陕西富平地
区出发，到达山西叫北神池的地区，归山西的地方军阎锡山将
军指挥。只一仗，我们就知道了共产党的八路军坚强有力。他
们军队人数虽少，但这次混同人数众多的山西地方军一同抗日，
使我们受到很大威胁。
有一天得到一个情报，说有个山区刚刚隐藏进一批八路军
115师的伤员，他们曾参加过平型关战役。这批人夜间行动，白
天休息，已经转移了4个地方。他们有马匹，有枪支，还有医务
人员，看他们的最终目标可能是西渡黄河，移师陕西境内的共
产党区域。
那片山区的村子穷极了，连饮用水都没有。井深在20―30
米，但听说是八路军的据点。晨露未干，我们悄悄包围了那个
村子，被我们赶到一起的一百多男女老幼全都对我们怒目而视，
没人说出八路藏在山林里什么位置。在林立的枪刺面前，他们
居然敢无视我们。
面对我们包围的沉默人群，山田上尉大声吼道：“开始吧！
”随即伍长命令我把面前一个仅一二岁的小男孩刺死，以此逼
迫人们说出实情。白刃战，我敢端上枪刺狂吼着迎上去。杀小
孩，我可不敢，我迟疑。伍长怒了。他大喊一声，拉出那个孩
子就是一刀，孩子没哼一声就死了。我吓得两腿哆嗦。人们都
低下头去，畏缩成一团。只有一个老头冲出人群，他不管不顾
地用嘴吸吮孩子从身体里涌出的鲜血，并大声叫孩子的名字。
他满脸都是血和泪水，几百人听他悲惨的叫喊。
伍长吼叫着命令我把老头也干掉：“浑蛋! 看看这群人说不
说。”我上去一枪刺就扎进老头的腹部，没想到他双手紧紧抓
住我的枪不放手，他竭力嘶喊着什么，我用尽全身力量也没能
拔出枪刺，只是把老人拖了几米远。
“轰”的一声，人群炸了。他们顶着雪亮的枪刺赤手空拳
向我们扑来。用牙咬，用手抓，用石头，用农具……女人的哭
叫，男人的狂呼、哀号与日本兵嚎叫连成一片，像地下的岩浆
一下子涌进了这山村的野林。混乱中，一个青年跳过来一柴刀
就砍下了我的左臂，边上一个日本兵一声嚎叫又一枪刺扎进他
的胸膛。那一瞬间永远记在我的脑海里：那老人自己双手拔出
了三八枪，然后睁眼倒在地上!我当时一点不感到痛，只感到有
股热流从刀砍的地方向外喷涌。卫生兵冲过来使劲勒住我断臂
上部，我立即昏死过去。
后来听说这一百多村民全部被我们三百多日军杀了……村
里的房全烧了，后来山林也起火了，烧到我们日军撤离那一天
还在烧……
由于感染化脓，我的左臂残余被我们军医彻底锯掉了。再
后来不久，我和一批战伤者一起回国了。
半天，我问他：“那中国老头儿喊什么呢？”
“‘瓶（拼）了吧，瓶（拼）了吧! ’我去过中国，我只记
住这一句中文，我永远忘不了这句话。那是在愤怒和绝望之中，
我们人类由于被残杀而发出的最后的呻吟，是一个长者面对死
亡而向他的村落发出的最后命令。”
他始终看着窗外，但夜晚的窗外什么也看不清，可是铃木
还在努力地看着。他的背深深地驼下去，青筋毕露的右手放在
膝上。他坐在那儿像一尊泥塑。
万籁俱寂，我能听到任何一个细微的声音，热闹的东京好
像已经死了。我仔细寻找那撕心裂肺的嘈杂，我想闻到血腥，
我想重新回味那来自人间地狱的一切。但东京的夜晚静悄悄，
东京的夜晚像东京人，他们在本能地掩饰过去。
“人间地狱”本是人类社会所制造出来的宗教恐怖概念。
自从有了日本兵，我们中国的土地上四处都变成了活生生的人
间地狱。今天，我面前的独臂老鬼子又一次重新揭开了这历史
的一幕。半个世纪前，他们就是人间的恶魔呀!天气并不冷，但
我却浑身哆嗦。我知道我的脸色是铁青的，我捏紧拳头，不知
是怎么走出的那个办公室。
他为什么要向我讲述这些惨烈的人生经历呢？是不是只告
诉过我这个中国留学生？如果他的胳膊没有被中国农民砍掉，
他会向我讲述这一切吗？半个世纪前这非人道的故事是必须要
向谁倾诉的吗？
那个星期是我送外卖出错最多的日子。悲愤像一块大石头
压在我的心头。有时我一边开摩托，一边大哭起来。就在东京
的大街上，在无数人困惑的目光中，我这个男人忍不下去呀，
我不断用脏手使劲抹去我眼中涌出的泪水。我为同胞们感到悲
哀，我为中国人的悲惨遭遇而感到难过。我们中国人是牛还是
马？任你们杀! 我们一个堂堂大国就是因为不团结、不强大呀!
我的心情无论如何也平静不下来。
有一天，老鬼子铃木突然抬起头，直视我的目光。他那混
浊的目光中充满了警惕和戒备。他说：“我看你像个记者，因
为你跟我聊天时总在你的工作服上记着什么。”我说？我并没
问你什么，全是你自己告诉我的。再说，全世界您见过我这样
邋遢的记者吗？穿一身破白工作服，骑一辆破摩托，咱是打工
的穷留学生而已，何来记者？”
最后一次给他送饭，我把饭菜的包装拆去，整齐地放好。
再把衣冠不整的他收拾一下，把衣服扣子系上，把裤子给他提
一提，他现在是残疾人。战争的风云已经飘过去了，需要站在
高一点的地方，才能看见它黑压压的外貌。
我要走了，和他告别，告诉他我的续任是个日本高中学生，
请他多关照。请他自己也多保重，健康比钱还重要，能休息就
别工作了……
他显出无限的伤感，告诉我：“你要走啦，你走了，我就
不订你们店的饭了，不好吃，不好吃。如果你还在东京，请你
一定来看我，一定来呀。……中国人好，中国青年好。我正在
联系进口中国的大豆，第一批货最近就要到了。只要我还有一
口气，就想去山西的那个村子去看看。过去是一个不堪回首的
噩梦，我要为死者的灵魂祈祷安宁，也让自己的心灵得到安宁。
你陪我一起去好吗？”他用仅有的一只手抓着我，仿佛怕我跑
掉了。
他终于直视我，让我感到他的忏悔是真诚的。他的眼睛里
充满了混浊的老泪，右眼应该说有角膜云翳。我始终认为战争
的罪犯不应该是他，也始终认为人类应该尽可能地避免战争。
因为战争的行为是普通人之间的厮杀，而发动战争的人倒坐在
一边看着，而且这些人还在梦想着复活日本军国主义。
独臂老人，你的右臂半个世纪前留在中国山西省的土地上
了，因为战争发动者的罪恶。你常常告诉我，那是一场不堪回
首的噩梦。既然你还活着，并且有所忏悔，所以我希望你健康
地活下去，并把你的故事也能讲给日本青年们听听。毕竟，你
已经走到历史博物馆的门口了，再上两个台阶，敲不敲门，那
扇门都会自动打开了……
四、你爹是八路
老鬼子山田已经病入膏肓了。他鼻子里插着氧气管，说一
句话要喘上三喘。我最后一次看见他是在离我打工的饭店不远
的街上。他拉着氧气瓶车，走两步喘一喘，走三步停一停。我
猜想他是希望最后一次看看东京的阳光、东京的街头吧。他以
军人的习惯勉强挺起胸，风把他稀稀拉拉的白发吹得颠三倒四。
我喊了他一声，他没听见。我又喊他一声，他还是没听见。我
知道他已经几个月、甚至一年没见过阳光了。我想此时他在人
生最后的时刻重新体验生活的喧闹，一定很高兴。我把车停在
他跟前，他才看见我。他给我行了一个军礼，嘴里咕噜着什么，
似乎有几只蚊子嗡嗡哼叫。我大声说：“你能走出来，太好了。
你要保重哇，感冒了可不得了。”他伸出右手放在耳边，听着
笑了，露出几颗长长的老牙。他又向我行了个军礼，并企图立
正站稳。氧气瓶小车的车把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像一把晃动的
军刀。
“真是个老鬼子，妈的。”我心里讲话。
老鬼子山田住在我们饭店后面一间小屋子里。他是每天都
订饭的客户。他还有一个家在住宅区边上的寺庙里。他为什么
搬到我们店后面小屋里一个人生活，我不得而知。他寺庙里的
老家我也去过。门口牌楼的石柱有三米高，那牌楼上的红字匾
额依稀可辨，全部是汉字。寺庙的院子里长满野草，到处是青
苔。问山田的街坊才知道他住院了，而且永远不会回来了。
山田的老婆倒有模有样，看上去大约比他小10岁。她一周
来看山田一次，给他带来一些常用的东西。山田的老婆在另外
的地方住。他们为什么分居？是离婚了还是怎么的，我也无从
问起。山田的女儿在横滨一所大学当助教，可从来不看他。从
山田口里我得知她比我小一岁。我非常想见见这位助教，可一
次机遇也没有。老鬼子山田为什么不去养老院，为什么不住进
医院，为什么一个人在小屋里挺着，我至今都弄不明白。山田
每天打电话来订饭，送一次饭就够他吃一天。每次去送饭，他
都非常有礼貌地说：“给你添麻烦了，请下班后过来聊天吧。
”每次他都把用完的饭碗和方便筷子整齐地放在门口，然后接
过新送去的饭。通过跟他聊天，才得知他的经历。
1937年12月，山田参加过南京大屠杀。可他从不说南京大
屠杀是对的还是不对的，从1937年到1945年间，他多次参加过
与国民党军的大战役，无数次与八路军以及游击队作战。他是
一个身经百战的人。他讲起战争来，很生动，常常做出一些军
事动作。
他说：“听枪声，我就知道对方是什么部队，是否训练有
素，是正规军还是地方军。中国政府军打仗是枪炮齐鸣，他们
往往拉开很大的架势。八路军是不到150米不开枪，在这突发的
枪声面前如果不迅速作出反应，那么几分钟以后，八路军就已
经端着刺刀冲到你眼前。
“我们卧倒在那儿，一枪枪向目标打去。如果是逆光，不
但枪尖的准星上有虚影，而且不太容易看清敌人，那时就见我
身边的人‘噗’地歪倒一个，‘当’地一声响又倒下一个。子
弹嗖嗖地从身边飞过去，只有把身子放得更低，匍匐着移动。
“我们的长官这时候不骂敌人，他趴在那儿大声骂我们。
因为军事动作姿势要低，而且不能总呆在一个地方。敌人能顺
光清楚地看见你，他一枪打到你右边，冒起一股土烟，他修正
后打出第二枪，那时你就完了。”他笑时，我发现他几颗长长
的老牙。
“如果是正面200米，子弹打中钢盔，人也就完了。子弹“
当”的一声擦钢盔的边飞过去也不得了，像用大木棒朝你脑袋
抡了一棍一样。
“我发现把钢盔摘掉好。钢盔反光，而对方的中国军队都
把草顶在头上，要想看清他们很难。我照此办理，悄悄抬起头，
不但看清了对方运动着的部队，而且没招来像飞蝗一样的子弹。
我的长官对我嚷‘混蛋！戴上！’我趴在地上对他比划：这东
西反光，老远就能看见。在钢盔上面扎上草，扎少了跟本不管
事，还是反光。结果，我的中尉队长也把钢盔摘了下来。战后
我们俩都活着。”
我问他当年最怕谁。他说：“我所在的部队最怕民团。这
些人和我们有杀父灭子之仇、辱妻之恨、烧家之愤，他们身上
涂有草药。说是刀枪不入。这些人狂呼呐喊着向我们冲来，前
赴后继，令人心悸。他们不懂战术，不会利用地形、地物，武
器是土枪、土炮、大刀、农具。民团的人甚至用原木抬着清朝
的土炮来和我们作战。他们英勇至今让我感到心颤。……我反
对对平民烧光、杀光。实施冈村宁次将军的这一命令使我们日
本军在中国人心目中完全变了鬼畜军队。对正规军是军人之间
的战役，那另当别论。
“第二怕八路。八路军训练有素，英勇顽强，夜战如神，
行军如风。”
我告诉他我父亲就是八路。
“什么! 你爹也是八路？”他瞪大眼睛大声喘息着，右手下
意识地往边上摸了两把，本能地想起身坐起来。这是军人才有
的防卫动作。
我问他：“你要找枪？”我们都笑了。
“我对八路军印象不好，”他镇静下来慢慢地说，“他们
往往以小股部队吃掉我们更小的部队，然后迅速转移。这使我
们的火炮、飞机、坦克、卡车都失去作用。战争打的是钢铁、
教育、科技和指挥。八路军狡猾地避开了我们的优势和锐气。
”
“尤其是八路军游击队，神出鬼没。1942年之后，八路游
击队更猖狂，弄得我们分不清楚什么人是游击队，什么人是情
报人员，什么人是一般平民，好像中国人都成了八路军游击队。
一天夜里，我记得很清楚，枪声在村头不远的地方响起，听枪
声就知道他们不过十几个人，我们一个中队全体出动，结果谁
也没抓到。回来睡觉，枪声又响。我们又是全体出动，还是没
找到一个对手。又回来睡，又响起枪声。中队长佐藤大尉说，
别理他们，游击队没什么大动作。果然，枪声渐渐远去了，可
以安心休息了。连续几个星期战斗、行军、出击，大家都太累
了，很快都睡着了。谁知就在这时，一颗炸弹在窗台上爆炸了。
我们一屋子人被炸死6个。几十年过去了，我一直心惊肉跳，从
没能安安心心地睡过觉，八路军游击队那颗炸弹总响在我耳边，
八路军游击队不好，最坏! ”
我给山田送过一年多的饭，久而久之，熟了。我问他：“
你女儿怎么不来看你，是亲生的吗？”山田用直勾勾的目光看
了我好一会儿，才告诉我一个内心世界的秘密。
山田对我说，他回国后就当高中教师。由于结婚晚，1955
年才有了自己心爱的女儿。他一直用心教育她，希望她上最好
的大学。那年女儿高考成绩不佳，他大发雷霆。女儿退缩在墙
角哭了起来。山田说：“我一听到这哭声惊呆了。这声音让我
想起几十年前发生在中国乡村的场面。那个被我强暴过的小姑
娘也退缩成一团，惊恐万状地浑身哆嗦。她小声的哭泣绝对是
悲惨、绝望的。从那以后，我没责备过我的女儿，我感到我对
不起她。从此我和女儿渐渐疏远了，她不理我，从不和我联系。
多少年来，我内心世界的东西，从来没告诉过女儿和老婆。
在她们面前，我永远昂起男人的头。”
外面下雨了。雨落在房顶上哗哗地响。雨水又顺着房檐的
水槽流下来，也哗哗地响。这是天上落下来的泪水，为了受尽
苦难的中国人，为了中国人当亡国奴的悲惨历史，为了那个被
强暴过的小姑娘。在我心目中日本鬼子兵是些杀人不眨眼的家
伙。被强暴过的中国妇女在提裤子之前没再被刺一刀就算好的
了。想不到他强奸完中国小姑娘后她那缩成一团、吓得浑身哆
嗦的悲惨哭声，伴随他整整半个世纪的人生路程，甚至影响到
了他父女的关系!
山田看着窗外的无尽雨丝，呼吸艰难地告诉我：“我根本
就不管你是哪国人，你怎么看这件事，只因为你常常来看我这
个孤独的老人，所以我告诉你。―――她，是我的亲生女儿。
”
我喜欢和山田聊天。他很坦率，坚持自己的观点。不知为
什么，他骂八路军，我听了特高兴。那些日子，笑就像两块膏
药贴在我脸上。我在东京大街上送外卖，一边开摩托车一边放
声高唱：
“向前向前向前! 嘿!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嘿!
脚踏着祖国的大地，嘿!
背负着人民的希望，嘿!
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在牛奶公司门口，一群日本老太太看见我都说：“猴枪（
我名字的日本语发音）干吗这么高兴？”我用中文说：“猴枪，
还狗牌撸子呢! ”日本老太太听不懂我说的中国话，知道我又犯
各呢。她们聚一块儿担心地说：“你们看，今天猴枪哪儿不对
了，他那脖子一拧一拧的，嘿! 嘿! 嘿起没完了。”
为了积累资料，我拿着照相机，带着闪光灯去拜访山田。
山田很警惕地瞄了一眼我带去的家伙。他说：“你喜欢照相？
”我说：“咱俩照张相呀。”他说：“为什么呢？”我说：“
将来回国好看看呀。”他说：“可以照，但一定要换上西服，
把头发整理好。”我说：“不用，就这样挺好。”
形容原汁原味的日语叫“搔闹妈妈”，可是山田不同意“
搔闹妈妈”。他说你的照片一定有用意，如果用于友谊，应该
穿西服；用于新闻，应该“搔闹妈妈”，“你是什么用意呢？
”他问我。
没办法，我对他实说：“你参加过南京大屠杀，可你从不
说那次大屠杀的对与错。我想把你的心态‘搔闹妈妈’地介绍
给中国读者。记者的责任是如实地反映情况。我虽然不是记者，
却有这个如实反映的习惯。照片怎么样没关系，清楚就行了。
你们日本国不是常常说‘国民有知情的权力’吗？”
听了我的评论，山田急了，他大声喘息着：“快把氧气给
我插上。”我感到死神已经揪住了他的后脖领子，马上就要把
他押走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缓过劲来：
“不能照，不能照! 我在南京杀过人，不能照! 我不能让南
京人看见我! 我说了，不能照。”
我说：“好，好，不照，放心吧。―――但是咱们作为朋
友，照一张，将来回国我看看，成不成？我绝对不在报纸上用。
”
山田老头子吸足了一口氧气，慢慢坐起来，瞪圆了眼睛，
命令道：“不能照! ”他那贴成一团的白发先倒了下去，他才慢
慢地倒下去，空气凝固了。屋里有一股子酸臭的味道，老人显
然几个月没洗澡了。我又想起他的女儿来。唉，她是一个什么
样的人呢？没准穿得挺漂亮的吧。
我悻悻地把家伙收起来，告诉他：“我不照了，你放心吧。
”他喘息地告诉我：“对不起，实在对不起，―――我在南京
杀过人呀。我相信佛教已经30年了，你不能让我再回去呀!”
这次轮到我惊讶万端了，我说：“佛教能把人活生生地带
到想去的地方？!那么，我特别想回北京，佛能带我回去吗。”
山田说：“我指的是灵魂，是意念上的东西，它既存在又
不存在。”
我一下就想到南京城的战火硝烟和死亡的30万人，我用眼
睛问他：那30万人有没有灵魂？如果有灵魂，在同一个世界里
你们相遇将会怎么样呢？但我没有开口，只是呆呆地站在门口。
山田完全明白我的意思，他直勾勾地看着我，又急忙回避
开我的目光，空气又凝固住了。灯光不声不响地亮在我们之间
……灯光应该是人类社会进程中的历史见证人，它目睹了一切，
又都一言不发。
东京的夜晚静悄悄，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在
这样的夜晚，人与人无声地交流，但拿出佛教也好，什么教也
好，哪个能掷地有声地向世界宣布“一切皆无”了呢。一个病
入膏肓、半个世纪前亲手杀害中国人的老日本兵，此时的目光
都不敢与我平和的目光对视，那么这种教义，这种信仰，这种
“道义上”的护身符又怎能安慰犯罪者的心灵？
如果能的话，我倒想读一读佛经了。
我向山田要几十年前的照片看看。他笑了，像个孩子。他
说：“绝对不能给你看，你是一个很狡猾的人，是一个很坏的
人，我要提防你。”但是他却向我要我们家庭的照片看。我没
什么见不得人的，就拿给他看。我一共带到日本十几张家庭照
片，这十几张照片在山田手里翻来复去看，爱不释手。其中，
有父亲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访问的照片。我告诉山田其中一张
双人照，那上面叫林忠的人是驻外大使，也是个八路。山田拿
着照片感慨地说：“头发都白了，都白了，大家都成老头子了。
”
山田向我提一个要求：他想要一张我父亲的照片。他说：
“你父亲过去是八路军，和我们打过仗；不过从照片上，能看
出原八路军的风采。你爸爸身体健康，精神饱满，穿着中山装，
挺起胸膛有官员的模样和军人的风度。”他还说他喜欢爹的灰
色中山装。他喜欢灰色？灰色是华中、华北一带八路军军服的
颜色。
他挑出父亲的一张照片、捏在手里。我如果说不，他会失
望一辈子。
山田长时间地端详这张照片，嘴里反复念叨着：“你爹是
八路，这就是五十多年前的八路军。”他看着看着笑了。我看
见他没有门牙，没有槽牙，只有两颗犬牙。
五、轰炸重庆
松井老头儿一开始就帮过我的忙，这使我非常感激他。
事情是这样的：开摩托车去松井家要经过一个长100米的坡
道。如果中途不停车，问题倒不大，可以一直顺利开上去。偏
偏那天在这个坡道上有家人订饭，我得停一下。等我再起动时，
由于油门过大，摩托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大吼着从我裤裆里窜
了出去。只见它“轰”的一声，腾空而起，又重重地摔在坡道
上。惊魂未定，我发现松井老头订的饭已从箱子里甩出来，在
坡道上不紧不慢地跳着华尔兹。它一转一歪、一转一歪，顺坡
而下。阳光照着它圆润的身体，忽明忽暗，忽暗忽明。
松井老头的家在坡道拐弯处。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按响
了他家的门铃。一个一瘸一拐的老人开了门，露出一张慈祥的
脸，无疑这就是松井先生。我老实对他说：“对不起，让您久
等了。您订的饭看着很干净，其实它已经在马路中间跳过华尔
兹舞了―――我刚才在坡道上翻过车，实在抱歉。”
“华尔兹？你说它跳过华尔兹？”松井老头乐了。他慈祥
地看了我一眼，说：“你是中国留学生吧？咱们初次见面。既
然这碗饭跳过华尔兹了，那么你就放在这儿吧。我吃不吃没关
系，关键是你的老板他要不高兴的。他不会关心你翻不翻车，
他关心的是这碗中华盖浇饭的利润。这碗先放下吧，一会儿你
再给我送一碗来。小伙子，驾驶摩托和驾驶飞机一样危险，你
可要小心。”
善解人意，助人为乐。这是松井老头儿留给我的第一个印
象。
老鬼子松井眉清目秀，不过他的左腿细得像根歪扁担。我
摸过那条腿，是条没有肌肉的真腿。通过多次聊天我才知道，
松井原是飞行员，二战中轰炸重庆时被中国军队击伤飞机而致
残。我每次送饭，都要和他聊一聊。和他聊，我感到比听大学
教授讲课还有意思。后来聊不过瘾，干脆休息日常去这个残疾
老人的家。
松井先生温文尔雅，松井夫人也是个和善的日本妇女。她
到处做临时工，每天勤奋地早出晚归。我就看见过她在离我们
饭店不远的一家日本料理店里洗过盘子，昏天黑地猛干。她像
外国留学生那样，她比松井先生小三十多岁。看着她轻盈的背
景，我小声告诉松井一句中国的俗话：你是“老驴吃嫩草”。
但是，她知道他在侵华战争时轰炸过重庆。
老鬼子松井爱飞机。他迅速从书架上找出几本杂志，信手
翻出其中的章节，给我讲解今日美国战斗机、中国战斗机、苏
联战斗机、北欧战斗机的各种性能。他说今天的飞机和过去的
飞机不同，备有自动装置。即使飞行员受了伤，自动装置也会
帮助人安全降落。对此，我将信将疑。当他讲到侵华战争中日
本的各种飞机和舰只时，我就专心地听。
“战前我受过高等教育，卢沟桥事变之后我就被卷了进去。
我一开始就在空军。我驾驶过三种飞机，轰炸过重庆市。那个
年代，不去是不行的。我的轰炸机被中国政府军地面部队击伤。
我回国后，冷静地思考了几十年。
“1942年我回国后，躺在东京的防空壕里，听着轰轰隆隆
的美国飞机声、炸弹爆炸声，我就想：我们去轰炸别人，所以
别人才轰炸我们。美国人为什么和中国人在一起报复我们呢？
我们日本国那么多敌人，全是我们自己树立起来的。
当时美国飞机几乎天天来轰炸日本，我的腿在轰炸重庆时
被中国地面炮火击伤的部位还在恢复中，所以就天天躺在防空
壕里。那时的日本，除去地震就是轰炸，大地总在波动。整个
日本列岛处在恐慌和烈火之中。这烈火是我们日本兵在中国、
朝鲜、菲律宾、马来西亚和美国燃起的。如今，它烧到了日本
本土。”
松井先生在谈到飞机时，总用一本书或一双筷子在空中比
划着。他又拿出1945年在防空壕里写下的日记给我看：
“1945年3月10日，美军空袭东京，一夜之间夺去10万人的
生命，使100万人失去家园。
从1942年4月18日开始，美军开始利用在太平洋上航空母舰
起飞的飞机轰炸日本。空袭日本以来，美国飞机飞行一万七千
多架次，共投下炸弹10万吨，使日本国民死35万人，伤42万人，
有221万户受灾。”
松井先生说：“我当时一边写日记，一边鲜明地感到，这
地面不断传来的爆炸声，正是世界人民对我们日本民族的怒吼
和报复。
“1940年和1941年，我多次飞往重庆投过炸弹。我的飞机
被击伤后，我非常害怕飞机落下去。被摔死的恐惧和被中国人
捉住的恐惧交织在一起，尽管缺氧，我用尽生命的力量驾机往
回飞行。
现在日本右翼势力竭力主张为当年发动的侵略战争辩护，
我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感到，这种辩护对日本民族的将来，没
有任何好处。忘记战争，就没有和平。光说东京挨炸不好，这
样会使日本年轻一代产生错觉。我们日本产品要融入世界，心
理也要融入世界，为各国人民所接受。”
松井给我看美军在广岛投下原子弹的照片，给我看空袭日
本的照片，日本兵死亡的照片和日本国民在战争中受害的照片，
还给我看轰炸重庆的照片。
看轰炸重庆的照片时，我问他是他亲手拍的吗？他笑了。
他说那时的飞机进行投弹时要俯冲，可没有今天美国空军在海
湾战争中所使用的现代化军事科技。万米以下是非常危险的，
不可能自己摄影。面对轰炸重庆的照片，我心情沉重。我告诉
松井：“1973年，我当铁道兵时去过重庆，建设歌乐山火车站。
那时，我们铁道兵修建的襄渝铁路的终点就是重庆。一个夏日
的夜晚，我和一个战友去红港码头散步，看到山城的灯光和满
天的繁星连成一片倒映在江水之中。面对码头上一对对依偎在
一起的情侣，闻着婀娜多姿的南国植物所飘散过来的阵阵幽香，
我感到重庆就是人间天堂。”
我不断翻弄着松井收集的历史照片，可是我印象中的美丽
山城与面前的被轰炸的重庆对不上号。
我这个人城府不深，是个喜怒哀乐溢于言表的人。我冷下
脸来告诉松井，我在中国军队服役时是优秀射击手。要是抗战
时我在重庆，今天你就别订饭了。松井老头儿听了并不生气，
表示理解。聊到很晚，松井夫妇竟打电话让电器商把一台音响
送到我家里，说是要表达他们难言的心境。
我打开包装，插上电源，已是满天星斗，听着带有重低音
的提琴曲，我总感到那是松井操纵的重型轰炸机在重庆上空向
下俯冲。那细细的高8度，似乎是被炸死的重庆少女冤魂的呐喊，
充满了悲愤和苍凉。
我不能说这台CD音响上沾有中国人的鲜血，但我想到我叔
叔是被侵华日军杀死的，他被晋察冀军区追认为战斗英雄；村
里父老乡亲为他建的抗日勇士纪念碑至今仍屹立在村头。想到
这些，我就趁着夜色，把音响端出门外，扔到垃圾堆里。抬头
望月，那个夜晚的月亮特别圆。我相信那明月就是我叔叔的目
光。
每年“8．15”前，日本电视台都要播放二战的纪录片。看
到其中有轰炸重庆的片断，我急忙给松井去电话。天空上布满
一架架齐头并进的日本轰炸机，紧跟着就是一架架地向下俯冲；
轰炸嘉陵江和长江汇合点重庆。松井老头在电话里大叫了起来：
“这就是55年以前! ”看到浓烟滚滚、烈火熊熊、尸骨遍地、断
壁残垣的山城重庆，松井说他也很难过。他在电话里告诉我：
“是我，是日本给中国人民带去了灾难，带去了不幸。”
“8・15”前后，在日本出版的中文报纸上刊登了二次世界
大战期间中国各地挨炸的文章。其中有一篇《蒋经国之母遇难
经过》，我看了忙用日文电脑译出，交给松井先生。
松井看后感慨万千。他头一次知道，连蒋介石的老婆都让
日本空军炸死了。
松井说每年“8・15”前日本电视网都播二战纪录片，虽然
教科书上没有这些历史，但不少日本学生从纪录片中都模糊地
知道一些历史事实。松井特别赞赏德国人对侵略战争认罪的开
明态度。他认为这正是经济、政治大国与狭隘岛国国民心理的
鲜明对照。
他给我看1996年8月21日《每日新闻》上的一篇文章。该文
说德国根据纳粹犯下的罪行，用法律规定下来对受害国家与个
人进行认真赔偿。
“从1956年《关于对纳粹迫害牺牲者赔偿联邦法》制定以
来，截至1993年1月，德国对犹太人付了710亿马克的赔款。对
英、法、荷兰等欧洲12个国家支付了9亿9千万马克的赔款，还
对以色列单独支付了34亿马克的赔款。东西德合并后，德国又
对俄罗斯、乌克兰等三个国家支付10亿马克，对波兰支付5亿马
克的战争赔款，而且没有宣告结束。目前总共支付了905亿马克
的赔款，估计到下个世纪，德国将付出7200亿马克。
“相比较之下，我们日本付了多少战争赔款呢？日本从19
54年到今天总共向18个国家付了相当于德国战争赔偿费零头的
6565亿9000万日元的战争赔款费，其中包括法国、西班牙、荷
兰等欧洲国家，却未给中国一分一文。而且，就此宣告结束了
所有战争赔款问题。”
“中国的舆论有过要求战争赔偿的呼吁。”松井翻出一份
国民党监察员于树德等撰写的《对日和约的意见》。这篇文章
发表于《大公报》1947年9月15日，日本报纸曾经转载：
“吾国乃缺乏资金之国家。拆旧工厂，作为赔偿，我国必
须准备偌大资金作为搬运装置开工等费，故赔偿中不能不要求
一部分现金。过去我国对日战争，每次缔和，日本都要赔款若
千万两。他们却以我们的赔款，发展他们的工商业。日本经济
发展之所以有今天，实多借助于我国的赔偿。今日本战败，我
们按例要求一部分现金赔偿，实属正当合理，应该据理力争，
不容稍存客气。”
松井说：“中国放弃战争赔款的文件、理论、谈话，我至
今没有看到过书面文字。我这个侵华日军，我这个当年开飞机
轰炸过重庆的老飞行员，感到不可理解。为什么不要战争赔款？
这不但要说服亿万中国人民，也应该让我们日本国民理解。你
当过记者，请你无论如何找到相关文件给我看看。我总会死去，
但离开这个世界前，我不愿再有什么遗憾了，我要坚持到头脑
清醒的最后一刻。”
“最近，民间赔偿和慰安妇赔偿问题又重新提出，日本国
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对中国人民表示歉意。如果一拖再拖，死活
不认账，这既不符合中国国民的民意，也不合乎大部分日本国
民的愿望。”
每一次去老鬼子松井家，我都要飞速地跑出去几次，到日
夜都开门的小店里复印我记不住的东西。我对他说：“对不起，
松井教授，我想复印一份可以吗？”他说：“你管我叫教授？
我可当不了那玩艺。不过，几十年来，我一直都是坐在家里看
书。我想我看的书可能不比教授少。但是我的学生经常窜出窜
进，这可不成。”
作为50多年前就在中国领空横行的老飞行员，松井有他见
识独到的一面。他认为侵华日军较之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区别就
在于有文化。日本兵大都受过初等教育，而中国兵多是文盲。
在经济力量上，至1937年，日本的现代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总
产值中已占80L，各种轻重工业产品均能制造；而当时中国的现
代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总值中仅占10L。在农业方面，日本当时
已使用机械，而中国几乎全部依靠人力畜力。1937年，日本工
业总产值为60亿美元，而中国仅13亿美元。生铁产量，日本为
239万吨；中国95万吨；钢产量，日本735万吨，中国仅55万吨；
石油产量日本为39万吨，中国仅0．02万吨。
松井说两国之间另一差距就是军事工业。1937年，日本军
事工业投资达22亿日元，能大规模生产重炮、坦克、飞机、军
舰。而中国的军事工业薄弱，除光绪年间生产的“汉阳造”步
枪外，不能制造重武器。“汉阳造”还是光绪年间中国的张之
洞、辜鸿铭请德国克虏伯工厂建造的。国民党军队有少量飞机，
还是外国制造的，而共产党军队一架飞机也没有。1941年，日
本已有用于作战的飞机5088架。
听着老鬼子松井说侵华战争中中国的落后，我既感到无奈，
又感到不高兴。他不等我说什么，就敲着一大摞航空杂志，对
我发议论：“不过，战争的最后胜败不在武器。零式战斗机好
不好？日本国不照样在1945年8月15日在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签
字投降吗？战败50年来，我一直关注世界局势。美国军队武器
好不好？还不是败在越南人手里! 这和我们日本人在中国的失败
是同一个道理。”
眼前的老鬼子松井令我困惑：
他曾驾驶零式战斗机拦截中国政府军战斗机，曾驾驶重型
轰炸机轰炸重庆，亲手炸死的中国人起码在3位数字以上；但他
今天如此的明智又在日本政府大臣之上，他究竟是怎样一个日
本人呢？我又将如何将这样的日本人向中国的年轻一代作介绍
呢？
我一直思考着这些问题。
六、“土匪马占山”英雄马占山
我用一万日元买了一台大摩托。许多中国人对一万日元的
概念比较模糊，一万日元相当于一个日本男人一天的工资。中
国人用一天的工资买一台旧摩托的时代还没有到来，而在日本
社会这已经是不足为奇的事儿了。我的教授借给我一本书，叫
《大量生产、大量浪费》，讲的就是畸形发展的日本社会。这
本书用我的话简单地说就是：一个工人白天撅着屁股猛干，下
班一杯清酒下肚，转身就把大彩电抱出去扔了，还能看呢，好
好的，就是旧点。
有了摩托我就鸟枪换炮了。去大学上课或者去打工，都增
加了机动性和灵活性。夏天大学放假，我就多次骑上它纵贯日
本，去东京或富士山下打工去。大学开学，我再骑上它往回返。
一次，在翻越富士山与东京之间的箱根山时，我遇上了瓢泼大
雨。在一个急转弯的地方，我一捏前闸，连车带人整个横着飞
了出去。痛得休克之后，大雨又把我浇醒，拉回到人间。睁眼
看看，大摩托躺在我身上睡着了。我铆足了劲把它推开，仔细
一看，完了，我右腿上全是鲜血，不用脱裤子就看见了膝关节
上的白骨。“这下完了。”我心里想。我的教授常说你们中国
留学生就只知道打工、赚钱，不重视学习。为了改变他这一印
象，我决定爬也要爬回去。
我从背包里掏出工具修理。先在附近找了一棵合适的树。
绑上前轮，把车把正过来，然后再修别的地方。如果实在修不
好，我只好和它离异了，瘸着腿自己先到东京再想办法。
折腾了几个小时，我的摩托终于恢复了一点儿本来面目。
虽然用右腿踩不了发动机起动柄，但我把它挂上档从山上往下
溜，发动机又嘟嘟地叫了起来。下山去! 先去找车铺，把车灯都
装上，要不还是寸步难行。
从箱根山上下来，我的第一件事是去东京的中国大使馆，
我的朋友小曲、小边在那儿，他们会帮助我。
车开到中国大使馆门口，两个日本警察用眼睛搜查我全身
后，问我：“带手枪了吗？”他们看我右腿上包扎着毛巾，鲜
血顺着裤子滴下来，猜想没准我刚才抢过哪个银行。中国使馆
的医生给我受伤的腿进行了治疗，还送我两支药。小曲和小边
把我送上由东京驶往北海道的轮船。没有他们的帮助，大学开
学之前我是绝对回不去了。
这次坐日本船，我先瘸着腿四处参观。绝了，到底是工业
现代化的国家，造出的船就是漂亮。这艘客船有四层，长200米，
只有12名乘客。连我算在内，乘客都是骑摩托或开车的人，没
有交通工具的人都坐火车或飞机。因为乘客少，所以多数客房
都关着门。船里有电影院、有健身房。客厅里有大彩电，吃的、
喝的要比陆上贵一倍。船内电话可以通往世界各地。船里的洗
澡设备也特别好，由于没人说，那我就不客气了。我一跳进大
浴池，腿上的伤就冒血，活像一条正在分娩的大鱼。一边洗我
一边想，戈壁滩上我们铁道兵的弟兄们什么时候能洗上这样的
澡该有多好呀。
就十几个乘客，大家都坐在客厅里聊天，于是我也瘸着腿
加入进去。痛得受不了，就喷喷大使馆医生送我的药。
由于药劲过去了，我这一比划，腿痛得不行，只好一屁股
坐在地毯上，众人大笑。他们说你不应该当留学生，应该当漫
才师（相声演员）或是喜剧演员。这时一个日本老头儿为我解
围，他说别笑别笑，中国的气功真能治病呢。
这个老头儿叫吉村，从我一上船他就老跟着我，我上哪儿
他准上哪。我成了瘸子，有时上楼梯时不方便，他马上会出现，
扶我上去。我不好意思，就说老先生您请到自己喜欢的地方吧。
他用中国话说：“你喜欢溜达的地方，正好我也喜欢溜达溜达。
”他的东北口音着实让我吃了一惊。我说我上哪，您就上哪，
那您不就成了警卫员了吗。老头儿笑笑说，50多年前，我正是
关东军一个师团长的警卫员。我仔细看了看这个老头儿，身高
不足1．5米，戴一副金丝眼镜，三八枪都比他高，上前线和抗
日联军干是不够条件，所以天生是当警卫员的材料。于是我们
成了谈天的朋友，我的腿后来痛得厉害，离开他的搀扶，就寸
步难行了。
尽管他对中国人友好，但他的思想却是成问题。他的第一
个观点是日本去中国是帮助中国搞建设。他说日本在东北修建
了许多铁路，建了矿山，还建了一个满洲国。“现在中国人用
的东北铁路不还是我们当年在中国修建的吗？而且我们的开拓
团前后去了31万人，去开垦东北的荒地。”他用一只手画着圈
圈，好像他前面有幅地图。
我告诉我面前的关东军小老头吉村：日本军队到东北是侵
略、掠夺，决不是建设。我告诉小老头：“关于日中战争，有
一次我和教授还争论了起来。教授说他父亲是‘满铁’技师，
年轻时抛家舍业，呕心沥血，一直帮中国建设。教授让我看看
今天的中国地图，量量铁路线，然后写一篇《日本人帮助中国
人建设东北》的论文。”
关东军小老头乐了，他拍着大腿说：“你好好调查，这篇
论文很有意思。”我告诉他我利用这次暑假，一边打工，一边
去当地图书馆，调查了一个月，用了三个晚上一个星期天才写
成。
“讲一讲，快点讲一讲。”关东军小老头高兴地用眼睛扫
扫众乘客。他用形体语言告诉大家事实胜于雄辩。
我说，据我调查，1931年10月23日，“满铁”在关东军司
令部支持下，拼凑成立了一个伪交通委员会。它是日本侵华日
军攫取东北路权的工具。东北的全部国有、省有和民有的十余
条铁路（总长3000公里）均被劫夺归并入“满铁”。就连“中
俄合办”的中东铁路（全长1700余公里）及其附属财产，也于
1935年3月被从苏联手中仅用1亿7千万元的代价收买去了，改名
为“北满铁路”。至此，“满铁”完全垄断了东北的铁路及交
通运输业。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日本所需的38种重要军需原料，有
24种是依赖东北提供的。
日本在中国修的铁路完全是为侵华战争服务的。我国东北
所生产的铁必须运往日本去炼钢。东北冶炼的少量的钢，也必
须运到日本去轧制钢材。
再说“开拓团”。侵华日军侵占我国东北后，便把东北农
村置于它的殖民统治之下。日本大量向东北移民，强占东北农
民的土地。“九一八”前，东京的拓务省是日本向东北移民的
主管机关。侵华日军在1936年制订了向东北移民的庞大侵略计
划，计划在20年内向东北移民100万户，500万人。到1945年8月
日军投降为止，共向东北移民10万零6千户，31万8千人，强占
土地3900多万垧。
例如1932年在沈阳等地，日军以每亩30元或40元的低价，
强行租借农民土地，使我国东北广大农民失去了土地。
侵华日军在东北强迫农民种稻，但却禁止东北人民吃大米。
“偷运”或食用大米者，被判为“经济犯”。“七七”事变后，
随着“粮食出荷”的加紧，扩大了“经济制裁”的范围。行人
携带粮食二三斤，即被日军指定为贩运粮食，重则杀头，轻则
下狱。这就是我论文的梗概。
船上的乘客陆陆续续地来，又陆陆续续地走了，只留下关
东军小老头和几个男人。为了缓和气氛，吉村老头提议大家喝
啤酒。船上的啤酒很贵，但小老头不在乎，他让服务员给所有
男人送啤酒，最后他付钱。大家坐在沙发上或地毯上喝啤酒，
默不作声，空气紧张，只有我站着，或者一拐一瘸地走一走。
女船员看见了走过来，她拿一条白色湿药布把我受伤的地方包
扎起来。我感到这个女船员漂亮极了，倾国倾城，她穿着黑色
的船员服，肩章上两条线是黄色的，浑身散发着淡淡的清香。
她说：“下了船请您立刻去看医生。所有的来客，都是我们的
客人，包括您。但今天在船上我能提供给您的服务只能是这样
微不足道，非常抱歉，请您原谅。”听了她的话，我心里舒服
之极。在船上，只要不谈战争，中国人和日本人是能够友好相
处的，―――我一直这么认为。
但是吉村不老实，他又掀起了风波。
他当着大家讲起了“马匪”的故事。他一口一个“马匪”，
一口一个“马贼”，讲起了他年轻时在中国东北的故事。他讲
得绘声绘色，指手划脚，吸引着日本乘客听下去。
他说，在中国东北，日中战争时有个土匪叫马占山。马占
山是个神出鬼没的人物，狡猾之极。我们和他打了十几年仗，
可到日本投降了，他还活着。当时我所在的师团的任务，是专
门剿灭他。有他的部队和杨靖宇的部队在，关东军就不能安静
地生存下去。大大小小，我们和马匪不知打了多少仗，他还投
降了一次。好，这下你就归顺吧。谁知第二天，又把我们小股
部队吃掉了。一问谁干的，马占山! 马匪! 你说气人不气人!
一次我们师团包围了他们数百人。大兴安岭的群山里，白
雪皑皑，森林密布，连我都看见了马匪的部队。师团长命令：
坚决围住，全部消灭。我们围了三天，不少日本兵手脚都冻黑
了，走到近前一看，有几百人生存过的痕迹，连生过的火还在
冒烟呢。可人都到哪去了，难道他们会插翅飞出去不成？我们
几千人，没吃没喝，受累挨冻，能跟他们痛痛快快打一场也好
呀! 可对手跑啦! 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
还有一次，我跟着师团长的马走，太困、太累，一不留神
从山上滑了下去，陷进七八米深的雪窝里，差点儿被冻死。这
种经历你们谁有？他问大家。
一次，马匪的游击队潜入我们军营，在井边立了块牌子，
上面写着“有毒”。我们连人带马两天没敢用井水吃喝。抓来
几个中国人，强迫他们喝，嗨！屁事没有，多气人！
一次我们一千多人行军，居然有马匪小部队袭击我们。枪
声一响，群山回荡。师团长腿部中弹翻落马下，等我们布置好
作战队形，他们20多人早在雪面上飞滑而去，那速度连子弹都
追不上。抬着十几个死伤者往回走时，我们愤怒之极。
“有能耐的话，咱们面对面干嘛。”他对我说。
我告诉他：“我可不是马占山啊。”
吉村说：1940年10月，我亲眼见过一次马占山，是一次秘
密接触。他约见我们师团长，却不许我们带枪。他的警卫部队
一律马步枪、驳壳手枪、马刀，一个个精神抖擞，精明强干，
身高马大，怒目而视。马占山本人精瘦、光头、黑胡子、黑马
褂，50岁上下，脸上没有一点笑模样。
我要和师团长一起进马占山的房子，被他的卫兵抓着后脖
领子给提了出来。混蛋!马占山的兵都不会说话!你说话呀，我
听得懂!
一会儿，师团长也从马占山房里走出来，脸色铁青。师团
长说：让我站着，他坐着!混蛋!土匪!有一天我要亲手把他的头
砍下来!
我和师团长去过不少大人物家，奉天市长也好，公安局长
也好，都非常有礼貌。中国的礼节不比日本人差。独独他，十
分蛮横，这个土匪。当天夜里，师团长亲自率领马队急行军50
多公里直扑白天秘密约会地点，可是马占山早就溜了。在附近
几个村庄拉网搜查，还是没有。当时漫天大雪，师团长感叹道：
“不是关东军无能，而是漫天飘来的大雪帮了马占山的忙。”
关东军骑兵要把这几个村庄都烧掉，把村民都杀掉。师团长反
对，他说漆黑的夜晚村庄要是烧起大火的话，几十公里以外都
能看见。这次不烧也不杀。说不定马占山这个狡猾的土匪头子
还会找机会秘密约见他。可是后来始终没有找到机会报复他。
自从关东军小老头吉村给我讲了马占山的故事，在我脑海
里“马占山”这三个字就永远磨灭不掉了。
再去东京，我一头扎进国立图书馆，找到一本日本人写的
《马占山传》。我在国内时愣没看过《马占山传》，而日本人
倒写了一本《马占山传》。
《马占山传》开篇，日本作者引用中国学者的文字介绍马
占山：
1885―1950，字秀芳。祖籍河北丰润，生于辽宁怀德（今
属吉林）。1911年，投靠奉天后路巡防营充哨长。1913年，任
骑兵第二旅连长。1918年，剿围有功升任营长。1920年，随吴
俊升赴黑龙江，升任骑兵团长。1925年，任东北陆军第五旅长。
1928年，任黑龙江省剿匪司令。1929年，任黑龙江骑兵总指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任黑龙江省代理政府主席，率军民
抗日。12月，任黑龙江省政府主席。1932年，马投降侵华日军，
4月，在黑河通电反正，重举抗日义旗。不久与李杜等部组成东
北救国抗日联合军，自称总司令。11月战败，12月率残部退入
苏联境内。1937年“七七”事变后，任东北挺进军司令，兼管
东北四省招抚事宜。1948年底，参与北平和平解放工作。1950
年，因患肺癌在北京去世。
图书馆要关门了，我急忙往后看。马占山去世前告诫子女：
“为人民做事，为祖国做事，做普通人，做老实人。”看到此
处，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来了，她说：“人家都出去了，就剩你
一个人了，请你放下书出去。”我依依不舍地放下《马占山传
》，怏怏地走出图书馆大门。
当时我在东京一家医院里打工看仓库，把仓库里几个纸箱
摞起来，就成了我的桌子。休息时间，就是我写作《“土匪”
马占山“英雄”马占山》的时间。医院病人中也有一个老鬼子，
他的部队在河南。他也知道马占山，做肾透析一上床就是四小
时。看他病历有梅毒，问他后才得知在中国打仗时传染上的。
这个老头管马占山也叫“土匪”。他还知道关东军多少年来一
直没能把“土匪”马占山消灭掉。他评论道：“马占山最狡猾。
”
后来我找到了国内出版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史》一书。书
中写道：1940年，马占山在困境中表示：“日本固有新奇的武
器，我当以热血应付；日本固有猛烈的枪炮，我当以头颅拼挡。
”他在一次营团以上军官会议上慷慨誓言：“作为军人，志在
以身报国，苟有一线之机不减，自应鼓舞勇气，而为国家尽其
最后之牺牲。凡为官为吏，不过一时职业之选择，民族之保存，
始为骨头之归宿! ”马占山部队和义勇军战士在天寒地冻的北国，
军需供应异常困难。战士们渴饮积雪，饿食马肉，冷燃马骨，
奋勇杀敌的情景令我异常感动。
感动之时，一股复杂的思绪涌上心头，1991年我出国时，
心目中的抗日英雄几乎都是共产党人，出国后，从原侵华日军
嘴里才得知有个“土匪马占山”，让他们铭心刻骨胆战心惊50
年!
什么“土匪马占山”，分明是英雄马占山!
七、日本的情报战
在北海道留学时，让人最感头痛的事，不是刺骨的寒冷，
漫天的大雪，中国留学生的稀少，而是工作机会的难找！找不
到工作的话，别说交大学学费，连生存下去都困难。交房租水
电煤气的钱哪儿来？买粮食、蔬菜的钱哪儿来？所以，必须找
到工作。再苦再累的工作也要咬牙去干。
初到札幌，几周没找到工作。眼看着坐吃山空，正急呢，
找到一份洗盘子的工作。老板一看，洗得可以，就把另一位洗
盘子的日本学生，调换到端盘子的工作岗位上去。上下二层的
饭店，70张桌子，洗盘子至少要两个人，现在这个繁重的任务
全由我一人承担了。看老板存心要累死我，只好自己开除自己。
于是又失业月余，后来又找到一个拆房子的工作。干这个活时
遇到了北海道大学的硕士老崔，我们成了朋友。但札幌并不天
天拆房子，我俩只好挥手相别。后来我去扛酱油，巧遇三浦老
头儿。三浦老头儿和我住在同一条街上，又常见面，这次到同
一个公司当临时工，自然高兴。
三浦老头儿今年76岁，身体健康，热情善谈，心胸开阔，
是个充满奇谈怪论的人。我知道他家有传真机，每天看报，爱
看书，喜做笔记。他夫妻恩爱，两个儿子、三个孙子，都在东
京工作学习。由于我们两个临时工经常失业，所以老在札幌图
书馆的同一张桌子旁遇到。
日本全国无论走到哪里，最好的建筑都是图书馆和学校。
图书馆里文明优雅，冬暖夏凉，因此，从星期一到星期五的读
者群除去学者就是失业者。作为“馆友”，没几天我就了解到
他曾是日本海军少尉，1937年11月他所在的军舰还炮击过上海
政府军阵地。他去过中国的南海、东海、黄海。1941年在台湾
海峡，击沉过中国海军的几艘小炮艇。在那次海战中，他的军
舰中弹六发，爆炸的炮弹弹片击中他的腹部、腿部，随即退出
现役，复员回家。由于那个年代的男人都上了前线，他马上在
当地找到了一个如意老婆。本想就此安心生活了，1942年又被
应征入伍，还当海军。他的舰艇在1945年初于北纬45度、东经
150度的千岛群岛海面上被美国飞机炸沉。他被别的日本海军舰
只救起，不久，日本投降。
所谓“扛酱油”的工作，是在一家旅日华人开的公司送货。
这家公司垄断了札幌全市的调味。札幌全市所有的大饭店，每
天把需要的调味品用传真的方式送进这家公司。接到传真后，
这家公司迅速派人把清单上的调味品送去。由于北海道打工机
会很少，所以这家公司给我的印象是比日本公司还刻薄。新年
前后忙劲儿刚一完，三浦老头就被开除了。没两天，我也被开
除出来。
有一天早晨我和三浦老头又在札幌图书馆我们的大办公桌
前见了面。他见我有几分沮丧，便安慰我说：“嗨! 这有什么，
人生就是海中漂浮的船，不要悲伤。你没饭吃，可以去我家吃
饭，不必客气。从今天起，我带你去北海道各地观光。我们俩
这几天把‘书’开除了，好不好？”
我不同意，对三浦说：“今天不成，今天已经来了，而且
教授布置的几本书不看完，开研讨会时我说什么呢？”三浦说：
“好，那就明天。”
第二天，我和三浦去了洞爷湖。北海道有两个洞爷湖，每
个湖的面积都有10平方公里以上，统称洞爷湖国立公园。湖边
森林茂密，温泉相连，宾馆旅社星罗棋布。由于没有工业污染，
故湖水清澈，曲径通幽，鸟语花香，是个旅游胜地。描写洞爷
湖的课文，我在大学三年级的精读课里学过，那是一篇非常优
美的散文。作者是东京人，1965年曾来观光过。步入洞爷湖畔，
风光果然不凡。原始森林参天蔽日，满目碧绿，一片幽静。这
里是鸟的天堂，鸟儿可以自由鸣叫，自由飞翔。小松鼠竖起尾
巴在树枝间来回跳跃。小汽车在林中小路上悄悄地滑行，惟恐
打破了这里的宁静。一对对情侣，脚踩阳光，眼含羞涩，手拉
着手静静地漫步。
依山傍湖处是天然的大温泉。这些温泉都高于洞爷湖的湖
面，故沐浴者一边洗温泉一边可以极目远眺，观赏湖上的风光。
夕阳像渐渐冷却的红锅，把微温的余晖洒到洞爷湖水面上，
反射出碎金般的闪光。
我们迎着湖边夕阳散步，一前一后。他沉思的身影长长地
落在我前面。遥望夕阳。他慢慢地回忆：“1937年11月，炮击
上海也是在夕阳之中。在隐约可闻的爆炸声之后，在上海城市
几幢高楼的后面升腾起来的是遮天蔽日的黑烟。
“作为日本海军，我没有踏上过中国的一寸土地，却无数
次遥望过那幅员辽阔的国家。我知道我们日本军人在你们中国
所犯下的罪行。
对于日本侵华军人给中国人带去的灾难，中国人肯定仇恨
我们，不仇恨就奇怪了。”
“但是……”他看着我说，“……战争的责任在我这儿，
战争的责任又不在我这儿，我不过是个海军少尉……。我希望
今后中国和日本间永不再战，日本人、中国人都在和平的环境
中生活，就像眼前的景色。”他用手指着前方回头看我。
前方是天地之间优美的夕阳，它正慢慢地，静静地落入地
平线。那优美、静谧的远方，就是我可爱的祖国。
极目远眺，我头一次感到那橘红色的落日和噗啦啦飞动的
白色鸽群一样都象征着和平。
我认识的鬼子兵
方军
为《我认识的鬼子兵》作序
吕正操
《我认识的鬼子兵》一书的作者方军，其父辈都是抗日战
士，曾任抗日区长的叔父，就是被日军抓住后用刺刀扎死的。
在日酋冈村宁次实行杀光、烧光、抢光“三光”政策期间，他
的家乡变成了“无人区”。作者对日本侵略者怀有刻骨仇恨，
利用在日本留学的机会，有意接触到一些还活着的侵华日本兵，
根据他们所述亲身经历和提供的材料，写成一部纪实作品，既
有极其珍贵的史料价值，更有警惕来者的教育作用。
作为一名出生在东北的抗日老战士，我对侵华日军的残暴
罪行，以及中国人民不堪忍受日军侵略的英勇顽强的反抗精神，
更是有着切身的体验。在我的少年时代，曾经目睹和经历了日
本侵略者对家乡人民的压榨与杀害。乡亲们常常挨日本人的打
骂，我的祖父、伯父都被日本人砍伤过。我的老师过铁路人行
横道，被日本人用战刀砍得头破血流。门前小河涨水，水深行
人难以过往，日本人却不许中国人过桥。有个乡亲从桥上走过，
碰到日本人，一刺刀挑死就推到了河里。我恨透了日本人，总
想长大当兵打日本，报仇雪恨。正是怀着这样一个目的，17岁
那年我参加了东北军。
“七七”事变，中国全面抗战爆发。我遵照中共北方局的
指示，率部留在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7年10月11日，在
河北蒿城梅花镇与敌发生激烈战斗。我军凭借梅花镇坚固的城
墙，重创骄横大意的日军，致使敌人伤亡七八百名，我军阵亡
一名连长、一名班长和20余名战士，受伤40多名。这是敌人在
河北遭受的首次沉重打击，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这也使当地人民看到，日本侵略者是可以打败的，中国军队也
是能打的，从而大长了中国人民抗日的志气，灭了侵略者的威
风。但是敌人对梅花镇的群众，却进行了惨绝人寰的报复。我
部撤离梅花镇时，曾特意掩护群众撤出，但人们这时还不曾了
解敌人的残暴，大部分居民没动，只有一部分群众和给我部抬
担架的人，随着部队撤出来。敌人在梅花镇连续烧杀4天4夜。
梅花镇共有550户人家，2500人，被敌人杀死1547人，有46户被
杀绝。烧毁房屋、店铺660余间。另外，还有到梅花镇来的外地
人，打短工的、做小买卖的、讨饭的等等，也被杀死400多人。
敌人疯狂报复制造的血腥惨案，燃起了梅花镇人民熊熊的抗日
烈火。不久，这一带便组织起一支抗日的武装。梅花镇未遭敌
人残杀幸存的青年，纷纷走上抗日前线。他们怀着民族的深仇
大恨，在抗日战场上英勇杀敌，有的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全中国都是这样。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罪行，强烈地激起了
中国人民的义愤和视死如归的抗日决心，并且升华为高昂的爱
国主义精神，掀起了不可阻挡的抗日洪流。尤其是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的敌后战场，不仅有八路军、新四军的浴血战斗，更
有男女老幼群众的广泛发动，献计献策，发明创造，和侵略者
进行殊死斗争。抗日高于一切，抗日需要什么，群众就献出什
么，生死都已置之度外。
侵华日军在中国大肆进行屠杀，这是日本长期进行武士道
教育的必然后果。大多数日本人民也是被迫接受这种教育的，
他们同是战争的受害者。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
要由上层军国主义分子负责。直到现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
阴魂还未散尽，叫喊“中国威胁论”，这是贼心不死，倒打一
耙，为其军国主义招魂。这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的高度警惕和
愤懑。中国现在不称霸，永远也不会称霸。中国人民受尽百多
年被侵略的苦难，不会也不可能去给别人制造战争创伤。中国
有句古话：“得民者昌，失民者亡。”中国人民不会去侵略别
人，但当别人侵略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把自己的血肉筑成新的
长城，和侵略者进行前仆后继的斗争，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
历史证明，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具有这种优良传统。
1997年10月15日
书前要说的话
我是中国陆军的退役军人，自以为多年的军人生涯已使我
的心肠变得如铁石般坚硬。但当我步入日本社会，采访仍然活
着的日本军队老兵，听他们回忆在侵华战争中犯下的罪行，讲
述中国同胞在战争中受到的苦难以及抗日将士壮烈殉国的情形
时，常常悲愤得放声大哭，情不能禁。就在东京的大街上，在
无数日本人困惑的目光中……
我想采访侵华日军也不是偶然的。我是老八路的后代，亲
人告诉我，我故乡河北省满城县方顺桥村，在日寇侵华期间多
次被烧成一片片火海。1942年，日本鬼子对冀中平原大扫荡时，
我的故乡方圆数百里竟成了“无人区”。
我叔父是共产党区长，被日本鬼子抓住后宁死不屈。日寇
当着全村父老乡亲的面逼问他：“投降不？”叔父怒视鬼子，
摇摇头。日本鬼子兵照着他的胸膛就是一刺刀。全村的乡亲们
不忍看叔父死亡前最后的抽搐，都悲愤地低下头去。这一事件
被乡亲们刻在村头石碑上，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剥蚀，字迹
依然清晰。
“日本鬼子是一伙什么样的人？我能否有机会面对面地采
访他们？”我常这样想。1991年初春，我以留学生的身份乘中
国民航客机降落在日本东京成田国际机场。机会来了，我想。
我在日本留学6年，从未回过国，主要靠在饭店送外卖的工
作挣钱交学费。送外卖使我有机会走进成百上千个日本人的家
庭，接触到各行各业各种类型的人物，其中就包括原侵华鬼子
兵。目前大约还有30―40万侵华日军老兵活在世上。他们大都
老态龙钟，疾病缠身，行将就木。趁他们还活着的时候，抢救
出他们侵华时的日记、照片等物证，了解他们对那场战争的看
法和今日的心态，就成为我在日本留学期间的重要任务。
我先后采访的十几个原侵华鬼子兵，在我回国前已有4人去
世。如果我不去和他们交谈的话，许多罪恶和经过半个多世纪
沉淀的深刻反思，将会随着他们离世而永远埋进坟墓。他们中
有人曾向我阐述：侵华战争是不能篡改的史实，战争使人变成
鬼，发动战争的人才是罪魁祸首；侵华战争从害人开始，以害
己告终；我们的青春时代是罪恶的时代……但也有人声称：我
们在南京没杀那么多人，中国人不抵抗，我们不会杀人……
请读者原谅，我在书中展示了日本军国主义那么多的丑恶、
秽行和血腥，让亲爱的同胞们污目，令他们难过得不忍卒读。
我重提那段历史，只是为了让人们永远记住它，永远避免它；
只是为了警示后人，勿忘国耻。
我祈愿在今后的世纪里，在我们祖国锦绣山河之上，永不
出现类似的噩梦。
中国退役军人方军
我认识的鬼子兵
方军
一、人肉馅饺子
这个题目本来我是准备放在后面写的。谁知身在北京的父
亲、姐姐看了我的写作提纲，都非常吃惊。父亲打国际长途电
话跟我说：“日本人在东北的731部队用人体作实验，把马血注
射到人身子里，把毒品放在炸药里，放在咱中国人身边引爆，
这些事确实有过。但鬼子兵再坏也没听说过他们吃人肉。纪实
作品要真实，一是一、二是二，千万不能有什么虚构。”父亲
是少见多怪。日寇在青岛对中国婴儿挖眼、剖腹，他们的肝脏
大部分被日本军官吃掉，这有照片为证。河北省阜平县罗峪村
妇救会主任刘耀梅被日军抓去后，坚贞不屈，惨遭杀害。日军
割下她大腿上的肉，剁碎了包饺子吃。这也有当时拍下的照片
作证明。这促使我把“人肉馅饺子”这一章先写出来，写完把
草稿寄给父亲他们，让他们过目。
写“人肉馅饺子”这一章的立意，是从给侵华日军老鬼子
包饺子而引发的，而我又是怎么认识老鬼子山下的呢？
我6年前去日本时，遇上一位非常和善的老头儿当保人，他
又介绍我认识了一群老太太。于是我就去那帮老太太办的工厂
里打工。
那帮老太太开了一家食品公司，每天供应周围5家工厂和两
所大学的午饭。她们才20来人，要赶做出这么多盒饭，多忙、
多累自不必说，连我这个小伙子都累得腰酸腿痛，眼前直冒小
金龙。金龙舞动之时，屈指一算，以一盒饭一分利为计算单位，
吃了一惊! 这伙老太太喝棒子面粥――发了。
正是这帮老太太给我介绍了他。
有一天，平田老太太找我，说给你介绍个老人，他家离咱
公司不远，请你去给他包饺子。包饺子也算打工，他会付你工
资。到日本人家去包饺子？有意思。
那是个80多岁的老头子，姓山下，住在离我们公司不远的
地方。平田老太太开车把我送到他家，老头子早在门口等候了。
平田老太太告诉我，山下从来不到门口迎客。你是第一个受这
种礼遇的人，应该算贵客。山下老头儿个不高，较胖，目光威
严，看来身体还好。我们见面的第一句话，他用中文说“你好
”，又用日文告诉我：“有30多年没见过中国人了，请进。”
走进这座从外面看来挺一般的日式住宅，大吃一惊，里面
一片富丽堂皇。客厅的桌子上堆着水果，老头子说：“吃! 吃!
”
我一边吃一边说：“您让我来是包饺子吧？面、油、菜、
葱、姜、糖、味精，我都带来了。您有擀面杖吗？”
老头说：“擀面杖？日本人不常吃面，怎么能有那东西。
”
我说：“你有和面的盆吗？”
他说：“是不是北京的瓦盆？没有。随便什么盆都可以吗？
”
我说：“什么盆都可以。没有擀面杖也不要紧，有酒瓶子
就成。我在中国铁道兵时包饺子就用酒瓶子。不过那盆嘛，早
晨洗脸，晚上洗脚，没有锅时，它就是锅，用来煮白菜。塔克
拉玛干沙漠的冬天，白菜就是佳肴。当然那盆还用来和面，包
饺子。您去过戈壁滩吗？”
老头子一听笑了。他说：“我在中国抚顺看过中国报纸，
知道中国军队中有个铁道兵兵种。它建于1947年，司令叫吕正
操。1937年，卢沟桥事变时，他是政府军53军691团团长，是坚
决抗日的军官。1950年在中国援助朝鲜的战争中，这个兵种也
去了。好像是1984年，这个兵种在中国军队建制中取消了。”
我心里想：“这老头儿是干什么的，怎么什么都知道呢？
”
老头儿说：“我半个世纪前在北京，就住在北海边上有个
叫‘东厂’的胡同。”
我说我怎么不知道东厂是什么地方，没听说过。
老头儿又乐了，我看见他整整齐齐的两排假牙。“你是北
京人吗？怎么连东厂胡同都不知道。明朝时，东厂是你们中国
的特务机关。当时的东厂和锦衣卫掌管诏狱，最为残酷，可以
胡作非为，不受任何法律限制。我们日本军进驻是1937年秋天。
”
我听了他的话，眼眶睁大得可以放进一辆自行车了。我问
他：“那你曾是日本兵了？”
他说是，军衔是中尉，是监狱长一类的小官。“1945年4月
我被一名游击队员用手枪顶住腰眼，当时我正在一家小饭馆里
吃一种叫肚丝的菜，没办法跟他进了胡同。1949年，我被转到
抚顺监狱，1954年得到中国政府的宽大，回国至今……我在中
国整整住了17年哪! 我十分感谢中国，我们迫害过中国人，中国
人却宽大了我们，让人难以相信。和我们一起被捕的中国人，
你们叫汉奸，却几乎都枪毙了。我的观点曾在日本《每日新闻
》上的‘大家说话广场’上发表过，我赞成日中之间应该世世
代代友好下去。今天，我见到你这个中国留学生感到很高兴。
”
那团面在我手里揉来揉去，正像我那颗复杂的心。“我面
前这个人是个侵华日军，他曾是战犯，是监狱长。那么东厂胡
同在哪儿呢？”我在脑海里搜索着。
山下说：“你们北京的小吃在北海、什刹海一带最多，在
那些小胡同里商人小店排列有序，鳞次栉比。还有很多人挑着
担子沿街叫卖。那个担子很特别，前面有火炉，后面有锅、碗
和各种调料。”
他担心我不懂，给我画出这种“厨房搬家”式的“挑子”。
看着他的画儿，我感到这老头子倒有点像个孩子。
我按中国的习惯，先做出几个饺子煮熟让他尝尝。山下一
吃，说：绝了，是北京的味道!
80多岁的老头子吃得高兴，就又扯起了北京胡同里挑担叫
卖人的吆喝声。
“你为什么能背下北京人的吆喝呢？”我感到奇怪，于是
向老头子提出疑问。老头子说他的上司叫土肥原贤二。土肥原
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并且还会讲几种方言。他在给北平的
日本特务机关训话时说：“要善于交际，广泛结交中国的军政
要人，就先要从中国的吆喝学起。”
“那么你所在的监狱关的都是中国人了？”对我所要知道
的东西，必须单刀直入。
“那是很遥远的事儿了，我都80多岁了，我记不清了。”
他的回答无疑是我的失败。
“那么，你能和我说说关于日本战犯的事儿吗？”
“在中国大陆方面，我们这些侵华日军虽然有罪，但是19
56年中国政府却把我们战犯全部释放了，一个也没枪毙，一个
也没受过虐待，真是让人难以相信。抚顺收容所中有84名中国
人被中国大陆军事法庭宣布死刑，中国人把他们称之为汉奸。
意思是他们帮助侵华日军屠杀中国人。
我们富士支部里还有两个被中国政府释放的人。这几年日
本国内右翼势力不断掀起战争无罪的思潮，我们三人是从不附
和的。”
“富士支部是什么组织呢？”我问。
他说：“我们日本人特别爱组织起来。你们中国人是一人
一条龙，我们日本人是10人一条龙。日中战争时，我们日军在
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有战斗力，是因为你们中国人之间不团
结，没完没了地互相打。噢，你想看看我们富士支部的影集吗？
你看看我们这帮老头儿，每年都死掉几个，越来越少，越来越
少了。”
他嘟囔着，走到书房里取来影集摆在我面前。这本影集一
开始介绍这个支部建立于1957年，是几个从苏联西伯利亚劳改
营回国的日本兵创办的。影集中还有一些照片，都是记录富士
支部成员原身份、兵种、参加不同战斗的照片。对他们而言，
悲惨也好，胜利也好，这都是历史的轨迹。一个日本兵的历史，
正是一个国家历史的缩影。这时，山下老头子又去书房取来一
本书，书名叫《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中国・激动的40年》。
老头子说一帧题为《希望》的照片，他很喜欢。《希望》
拍摄的是一个中国老太太慈祥地看着手中充满生机的一只小鸡，
表现出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和憧憬。老太太土布土衣，却干净安
详。这种安详是和平的环境下才会有的心情。
老鬼子山下老头说：1942年在中国华北丰润县实行三光政
策，他见过同样的老太太在村子一片废墟的烟雾里抱着孙子烧
成黑炭的尸体欲哭无泪的景象……没有一个日本兵敢走过去，
再刺老太太一刀。大家都站在那儿，看着、听着，默默无声。
只有燃烧着的房屋噼叭作响……
“日本在中国打了14年，也没把中国人打得卧地而降，没
把中国变成大东亚共荣圈里的成员。战事，每天都发生，每天
都有抓进来的人……现在总算太平了。中国人现在生活幸福，
我非常高兴，我们老军人都高兴呢”。他说，“所以，我们都
喜欢这张照片。”
翻到富士支部照片集的最后，有两张照片，让我惊呆了，
一时失语。我的灵魂完全走进了照片，走进了那个遥远但并不
陌生的年代……
老头子说：“这两张照片是为我而收集的，原因是我曾经
在北京的一所监狱工作过。这两张照片常常引起我无尽的回想
……那个年代太残酷了。我作为原侵华日军的成员，实在是对
不起中国人……”
把我征服的两张照片，一张是敌人抓住女战士成本华，这
个中国女人在日本鬼子的枪口前不在乎，不屈服，置生死于不
顾，代表了中国女性的英勇气概。这张照片，忠实地记录了历
史的瞬间，表现了语言所无法表现的一切。
这张照片中的形象，是中国自解放以来被中国作家们无数
次地表现过的英雄行为。中国的小说、电影、戏剧、故事里共
产党员的形象都是这个模式，都是这种英雄形象。
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这种教育，所以我看到这张照片，
心灵中的震动并不太强烈。让我吃惊的只是那中日战争中原始
的一瞬间，连鬼子的军装都那么破旧，与今天身着漂亮西服进
出北京饭店的日本人大相径庭。
另一张照片给我的感受只有四个字：“真实”和“沉重”。
那个女游击队员被鬼子抓住，她面对镜头表现出作为女人的真
实的恐惧、无奈，表现出要应付强奸、殴打、酷刑的一个女性
的软弱，表现出日本鬼子的残暴和强悍。她面对的是日本鬼子
的镜头，而不是你、我、他这些她的兄弟姐妹们。她的目光中
充满着绝望，―――这个目光也是最真实的瞬间。日本侵略者
杀害了我国3000万同胞，她将是其中的一个。她虽然表现出怯
懦，但她也是英雄。她是在抗日斗争的最前线让日本鬼子抓住
的，她不愧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好儿女。
每当我回想起我们中华民族的屈辱史，我会马上就想到她。
在她的目光注视下，我们中国的男儿们应该感到羞愧难当。她
明明是你热恋着的情人，是你的妻子，是你的姐姐或者是妹妹，
或者是您的女儿呀! 请你再仔细看看这张由日本鬼子兵拍的照片，
你不认识她吗？
作为男人，我愿意在战斗中献出生命，但我再不愿看到侵
略者拍下的这张照片。看到这张照片，我的心就隐隐作痛。我
认为这是中国被外国列强侵略屈辱的见证，是中国军人的耻辱。
经过老头子的同意，我用照相机把这两张照片拍了下来，
用的是尼康FM2、400°胶片、1／15秒、光圈4、35―75变焦镜
头。原照片在室内灯光反射下，不能尽善尽美地感光，实在是
可惜之至。但那传神的目光，毕竟完好地通过侵华老日本鬼子
之手传给了我们。
“您能告诉我在监狱中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吗？”
我实在不甘心，于是再一次发起试探性进攻。这是一种职
业上的习惯，这是不抱任何希望的军事性试探，这是最后一炮。
他如果说“忘了”，我就再也不问了，因为已经下午3点了，才
给人家包了4个饺子，而且吃了人家大量的水果! 不像话，我是
在给人家打工啊。
他说：“我永远忘不了一个人，他是政府军冀察第29军步
兵4师的机枪营长，少校军衔。一次在和我们日本军战斗中他腿
部中弹而被俘。这位政府军少校宁死不屈。没办法，用大刑。
东厂监狱里的刑具许多是中国明朝就使用的，比方老虎凳。”
他怕我不懂，在纸上画出这东西。
“打手有日本兵，但最凶狠的还是中国打手。那些流氓为
了讨好我们，往往下得去手，残酷之极。这个中国军官的另一
条腿就是中国打手在老虎凳上弄断的。”
“我亲自去和这个政府军少校聊天，他一直很少说话。后
来得知，他是河北省人、农家子弟，父母送他去保定军校，毕
业后就去军队，直至被俘。自从腿断了，他常昏死过去。他不
吃不喝，就那么一天天饿着。
“后来，他一直不说，只能枪决。执行前突然他要找我说
话。
“我很高兴。我跑去看他，我不希望他死。他是少数能和
我交谈的中国军人之一，况且临死前回心转意的人很多。谁知，
他的要求是穿上他那件有军衔的破军装。他说，我是少校，你
不过是个中尉。他说得到这个军衔是耀祖光宗，农家子弟不比
军阀子弟，也不比财主大老爷的孩子们，晋升十分不容易。
“再一个要求就是要站着死，面对枪口。我想他两条腿都
断了，怎么站着？于是我同意他坐着，穿军装，看着枪口。我
们日军崇尚武士。
“别人行刑前都是拖出去，惟独他，我命令用担架抬着…
…这不光因为他是军官，也不仅仅是为了我们都进过军校……
“中国军人俘虏分几种：临刑前一种是破口大骂，一种是
苦苦哀求，一种是听任摆布。他却要求站着死!
“把他抬出去的情景，我至今鲜明地记得：他看了我一眼，
并点点头……这种人生最后的安详、平静和礼貌给我心灵的震
撼极大……”
此时此刻我心里难过得没办法，我说不出话来，悲愤像一
块石头压在我的心头，我喉头发哽，他说的日语我完全听不懂
了，我把头深深地低下去。
我问山下有没有少校的照片，我想看看。山下摇摇头说：
“没有―――很可惜，多少年过去了，我还常常想起这个人来。
”
我忽然联想到少校的母亲，她一定会站在村口盼望自己的
儿子，但她的儿子永远回不来了，连张照片都没留下来。
山下老头说：“1944年10月，日本特务机关在北京长辛店
工厂抓到一批共产党嫌疑犯，抓到后一律灌辣椒水，坐老虎凳，
放狼狗撕咬。后来这批人被押送到石家庄监狱，因为有人想逃
跑，所以把他们300多人都剥去上衣，反绑双手，由40多日本兵
动手，一次就砍去180多人的头颅。然后把这些头颅挂在监狱中
电线杆子上、厕所里、食堂里、大门边、通道上、牢房里，让
别的中国犯人天天看着。
“1944年11月，我在北平地区特务机关联席会上，听到这
些‘经验’，都吓出一身冷汗。
“在联席会上听北平沙滩北京大学红楼的日本宪兵队队长
介绍，他们抓到抗日分子后，煮一大锅开水，前面放一群狼狗
咬，抗日分子后退，就要跌进煮着开水的大锅，不退，就要看
着狼狗撕咬自己脚上腿上的肌肉……
“长辛店宪兵队长吉田介绍，他练就一套杀中国人不眨眼
的方法，他可以砍开人的胸腔取出心脏和胆。他把中国女青年
头砍下来，放在锅里煮，把煮熟的肉掏净，把雪白的头骨放在
桌子上当装饰品……
“包饺子，做饺子，给你添麻烦了，年轻人。”
我用筷子把肉搅一搅，由于时间长，肉馅表面已经变成深
红色。我的脑袋发木，我感到手中盆里的肉就是鲜红的人肉!这
是东厂监狱那吃人魔窟里的人肉呀!日本侵略中国期间，多少中
国的好男儿在那里受到折磨，又有多少好男儿为抗击日寇在那
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呀。可我今天却在这儿，给当年的侵华日
军老鬼子包饺子!
我把盆一下摔到桌上，我告诉老日本鬼子：
“这是人肉!我看它像!老子我不能给你做人肉馅饺子!”
我大步迈出他的家，泪水随着悲愤的情绪忍不住终于涌了
出来，眼前的世界变成一片模糊。
无意中，我惊讶地发现老鬼子山下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坐
着。他坐在庄稼地里，他看见我哭了!他一直悄悄地跟着我!
他不声不响地坐在那儿，一直注视着我。
风吹着他那银白的头发上下舞动，那头发和我当八路军爹
的头发一样白!作为战犯，中国政府早把他给释放了。我的心一
下软了。在突如其来的风雨中，我真担心把他淋病了。我几步
蹿过去，用背心顶在他头上，扶他向家里走去。
平田老太太开车接我来了。她看见我们两人走在庄稼地里，
不知刚才发生了什么。平田是很善良的人，她惊呆了。她手中
的伞“砰”地一声被风倒背过去，又“哗”地一声被风吹走了。
把老头儿、老太太扶回家后，我扭头就走，光着大板儿脊
梁。
拉开门，外面是一片水的世界，哗―――哗―――哗地响
成一片。呼呼作响的风把从天上落在地面上的水，吹成一片片
白花花的颜色，让人分不清这从天而降的是雨水还是泪水。
我默默在风雨中走着，走着。我不感到冷，只感到胸中有
一股火在燃烧。
二、最后的军礼
有个朋友十分想到外国去，他常给我来信，问我到日本的
体会，这样便于他出国前做些准备。我实在编不出什么美丽的
花环送给他，左思右想，只好实话告诉他：“你如果在北京活
腻味了的话，不妨到日本浪漫一下；不过只能浪漫一天，因为
日本是全世界生活费用最昂贵的国家。”
我在日本6年很少穿西装，和教授谈话时常因头发里沾满拆
房子的沙土而感到尴尬；和日本同学在一起时，我摔伤的腿和
压伤的脚一瘸一拐的，狼狈不堪，惨不忍睹。除去倒霉之外，
命运还捉弄我，让我经常和一个原侵华日军老鬼子金井互敬军
礼。现在回想起来，简直不可思议。我父亲是1939年参加八路
军的老战士，他和日本侵略者除去兵戎相见、你死我活外，不
可能互敬军礼。他连日本侵略军1945年投降时在中国30多处缴
枪仪式上的最后一个军礼都没见过。父亲至今说起这件事都遗
憾万分。据父亲回忆，1945年10月8日，在八路军察哈尔省委宣
传部工作时，他接到上级指示，要他采访日军在北平的投降仪
式。他披星戴月往北平赶，等赶到时已经晚了一天。父亲只好
从八路军前方总部派人潜入北平的战友那里得到前一天的消息。
后来父亲以《投降的军礼》为题，在《察哈尔抗战报》上
发表一篇通讯。
作为八路军的老战士，父亲和侵略中国的日本鬼子进行过
无数次面对面的战斗。他目睹了多少村庄被鬼子烧毁，多少乡
亲被日本鬼子杀害，多少八路军战友就在他身边倒了下去，流
尽了最后一滴血。他能活下来，应该说是幸运的。所以我特别
理解他的仇恨，他的遗憾。日本侵华日军放下屠刀，向中国军
队宣布无条件投降而向中国军民致敬的最后一个军礼，父亲确
实是希望亲眼见到的，可是，谁让他晚了一天才赶到北平呢。
父亲想见没见到的事，偏偏让我常常能见到，你说怪不怪？
这事儿不是有点风马牛不相及，“关公战秦琼”吗？因为我虽
曾是中国陆军铁道兵的战士，和原侵华日军老鬼子金井到底是
两个时代的军人。命运却偏偏安排我们不止一次地互敬军礼，
这不是一大邪事吗？
如果有人，在东京街头或北京饭店门口拉住一个日本老头
儿，问他是否打过中国，十有八九会得到肯定答复。至于敬不
敬军礼就不好说了，旧日本军礼已经很难被世人见到了，尽管
目前还有40万当年的侵华日本军人依然活到了今天。
金井老头儿作为日本关东军老兵曾在中国东北多年，他第
一眼就认出我是中国人，而我是经过和他讲话才确定他是侵华
鬼子兵的。自从他知道我是中国人后，就天天给我们店来电话
订饭了。而且，这个侵华老兵还天天主动和我说话。开始阶段，
我们之间的谈话是“管丈母娘叫大嫂子―――没话搭拉话”，
慢慢地就转入了实质性的话题。到后来，我们之间发展到还没
相见已经有许多思想要等待交流了。互相敬军礼就是这时候发
生的事。
金井有一次和我聊天时说他崇拜中国军人，并崇拜了整整
半个世纪之久。我问金井：“理由是什么？”他对我说：“我
们旧日本军关东军司令叫东条英机。1945年9月11日他自杀时不
敢双手握住军刀扎入自己的腹腔，而用小手枪照自己并不要害
的地方开了一枪，没有自杀成。光让别人当武士，但自己不当
武士。我一直记着东条英机的训话：国民，要像武士那样为了
天皇尽忠赴死。武士道和武士文化是全体国民的价值标准和行
动规范。‘武运长久’就是皇运和国运长久的保障，可他自己
食言了。”金井接着说：“战争对于每个军人来说，都有穷途
末路的时候。多少旧日本军人遵照最高指挥官的命令，效忠天
皇，双手握住军刀扎进自己的腹部，他们真傻呀。”金井为他
们表现出一脸的遗憾和惋惜。
金井老头儿认为中国军人才是真正的武士。我对他的“奉
承”付之一笑。我说：“我们中国的东北军不是遵照蒋委员长
的指示败退关里，拱手让出东北三省了吗？我们中国的大小汪
精卫还少吗？”
我说，“武士”这个词不能像评论中国菜那样，样样都说
好吃。奉承菜可以，奉承人可不成。“武士”一词按日本人的
习惯有“英雄”的含义，这顶帽子不好给全体中国军人戴上。
如果中国军人都是武士的话，中国的大部分土地怎么让你们日
本军队占领了14年之久呢？
金井听了我的话摇摇头，表示不赞成。半晌，他说：“你
只是个毛头孩子而已。”
自从他惊讶地知道我也是中国陆军的退役军人后，就常常
立正站好，规规矩矩地给我敬一个军礼。我们都没穿军装，我
们根本不是一个时代的人，但我马上以在中国陆军服役7年养成
的习惯立正站好，还了一个军礼。他庄重我不能不庄重，我们
同是退役军人呀。
有一次他跟我详细描述林中打猎的情景。只见他双手模拟
端着三八枪，移动着步子追踪跑动中的黑熊；然后右手食指扣
动扳机的同时，嘴里“叭”的一声。“倒下了”。他告诉我。
我忽然想到了什么，不由得浑身一震。我问他：“向中国人射
击时是不是也这样？”他急忙摆摆手，低下头说：“别说了，
那是罪恶。”
稍停，我对金井说：“我年年‘8・15’那天都去靖国神社，
看当年的日本兵穿上当年的军服在靖国神社内参拜，后天是‘
8・15’，咱们俩一起去靖国神社呀。你如果同意，我今天就去
向老板请假。”
金井说：“确切地说，我只去过一次靖国神社，那是50多
年前的事了。1937年部队去中国前，我们是在横滨上的船。当
时，我们长野大队集体去过靖国神社参拜、宣誓。记得从那里
出来，我们浑身都是劲，更紧地握住了军刀和三八枪，我们要
去保卫我们日本国的海外领土―――满洲国。我们恨不能立刻
开到中国前线去，我们恨不能立刻变成靖国神社墙上的壁画和
石雕。”
金井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窗外。窗外是阳光
炙热的夏天，气温高达38℃。
金井回忆说：“我1953年从苏联回国，船还是在横滨港靠
的岸。当年和我们一起出国的长野县的战友们几乎没有几个人
了。从苏联纳霍德卡军港坐船，穿过津轻海峡，途经函馆、仙
台，我在船上一看，全是俘虏营新组合的队伍：有北海道的兵，
有四国的兵，也有本州和九州的兵。在横滨港欢迎我们的人群
和欢送我们的人群场面不一样，来的几乎全是亲友，有人已经
在这儿等了几周。没有鲜花，没有呼喊，没有歌声，没有一片
片闪亮的头盔和枪刺，没有军乐队，没有挥动的旗帜，也没有
欢声笑语。我们的军服也由新到旧、缝了又缝。迎接者的目光
飞快地在人群里寻找，找到了亲属的人，就大声喊叫起来。多
少母亲眼里含着泪水在归国大队中找寻自己的儿子，多少妇女
拉着孩子在人群中寻找自己的丈夫，多少女人想找到自己的哥
哥或弟弟，多少女人在寻找自己热恋过的男人。可是多数人没
能回来呀，他们永远留在异国他乡了。
“靖国神社，它留下了我的青春，我的希望，留下了我为
日本流的满腔热血。我再不希望走近它一步，因为我从不幻想
在那儿能找回我失去的一切。想起过去，我就感到悲伤。
“我可以陪你去日本的任何地方，我为你当向导，我和你
在一起时感到年轻。我爱回味中国的异国风情，我虽去过中国，
却头一次真正认识了中国人。我们去海边、去登山，你拉我这
个老头子一把，我都感到由衷的感谢，我曾追杀过你的父老哇
……
“但我不能答应去靖国神社，靖国神社是我青春的祭场。
我们长野大队一多半的灵魂都在那里呀，他们确实变成了武士。
他们没错，我也没错，我们是为国家去打仗，不是为了自己! ”
金井向我瞪起了眼睛，我这个人有个“从不对牛弹琴”的
习惯，因此我没说话。
“今天是什么日子？”两天之后我又遇到金井，问他。
“今天是‘8・15’日本战败50周年。”他和我聊天从来没
有过“终战”这个歪词。
老鬼子金井曾是关东军，后被苏联红军捉到西伯利亚，在
俘虏营服了8年苦役。他说：“在苏联饥饿难忍的时候就挖草根
吃，嚼着嚼着就落泪了，不吃不知道草根的滋味儿呀! 杨靖宇将
军、马占山的士兵胃里都是树皮呀。”金井告诉我：“当时我
们强制配给中国东北人民的粮食叫‘共和面’，里面还有锯末
呢。这种‘粮食’连我们的军马都不吃。
“1944年，部队在哈尔滨南大岗驻防。一个中国老太太拨
开我们日本军马的马粪，从里面拾出豆子来。我看了上前一脚
就把她给踢翻了。我说：滚蛋！你他妈的不是人呀，吃马粪。
老太太一边哭一边拾散落在地上的豆子。我说：你他妈的再哭，
我就在这儿刺死你。我舞着枪刺在她眼前吼着，可老太太不走，
她舍不得那些粮食。为此，老太太跪在地上一个劲儿地给我磕
头说：‘皇军！皇军！’
“在苏联俘虏营饥饿难忍时，我嚼着草根，就想到这个中
国老太太，我好后悔呀……”
金井转身打开保险柜，小心取出一幅照片。他戴上老花镜
给我讲解：“这是你们中国东北抗日联军司令杨靖宇将军的遗
照。你是第一次看见杨将军的照片？我也只见过杨将军一次，
而且近在咫尺，那就是杨将军的人头。
“那时，关东军司令部感到杨将军虽然死了，但是还有巨
大的威胁，于是命令：把杨将军的头颅砍下来示众，告诉中国
人：抗日的话，这就是下场！”
金井仔细看着照片说：“我开始不喜欢他，他毕竟是我们
关东军的敌人。他所领导的抗日联军一直坚决抵抗，我们连队
的许多军人都在他们的抵抗中阵亡了。你当过军人，你应该理
解我的心情。当看到自己的朋友被打死，是一定要报复的。可
我一直在想，那时杨将军如果投降了，可以去新京做官，那时，
中国已经没有了；新京就是满洲国的首都。中国的正规军都撤
了，关东军一共有70万部队，日本是决心占领这片土地的，我
不明白杨将军抵抗意义何在？不理解他的同时，我却佩服他。
他的军队一共三千人，没有重武器，没有任何援助，他却没有
后退一步。到后来，也就是现在，我的想法全变了，我感到杨
靖宇是个伟大的人物。一个到外国去征战的军士，表现得再英
勇也只是短暂的英勇；而一个为保卫自己祖国而战的勇士，才
具有永恒的意义。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这张照片我保存了55年啊。”
我看着杨将军的照片想了许多。我在日本留学期间一直交
党费。“为什么呢？”许多留学生这样问我。今天老鬼子拿出
的照片不就是答案吗：半个世纪前中国共产党人在外国侵略者
面前高举起红旗，宁死不投降；今天中国人民的敌人，就是贫
困。我们中国的广大农村，还有几千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难道中国共产党人忘记了吃树皮、吃棉花在冰天雪地里苦斗的
抗日联军了吗？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先民众的苦而苦、后民
众的乐而乐的党吗？这样的旗帜难道能在我们中国人民心目中
倒下去吗？
我们中国人的旗帜上有杨将军和几百万革命者的鲜血呀，
有我们几代人为之奋斗的信仰呀！我就是为了这个坚持交党费
的。
想到这儿，我立正站好，给杨靖宇将军敬了一个中国退役
军人的军礼。他饿死了还站在那，他是一种精神。
金井严肃地说：“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一直崇敬杨将军。
他是真正的武士，他的军衔应该和我们关东军司令一样高，可
他和普通士兵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睡一样的床，实在是
不可思议！作为原日本关东军二等兵，我已经76岁了，我还活
着，他却早已离开了这个世界。我愿意把最后的军礼敬给这位
坚强的中国军人。”
说完他也立正站好，给杨靖宇将军敬了一个原日本军人的
军礼。我吃惊地看着这一场面。
我不喜欢他把杨靖宇说成是武士，我纠正他说：“杨靖宇
不是武士，他是我们中国军队的将军，或者说是我们中国共产
党的高级干部。简称‘高干’。”
“今天是‘8・15’，为了50年前的噩梦不再重演，让我们
握握手吧。”金井小声建议道。
“成！我代表我爹和牺牲的叔。”我把脏手在裤子上蹭蹭，
于是八路儿子的手和原关东军老鬼子的手握在一起了。这是两
只拉过枪栓的手，是两只普通人的手，是向往和平的人的手。
握着侵华日军老鬼子的手，我一下想起张爱萍将军1987年
5月29日接见日本防卫厅长官栗原佑幸的谈话：“中华人民共和
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既不是中华民国那个时候的中国，更不
是满清时候的中国了。”我现在握着的这只老手，不也从根本
上改变了意义了吗？50多年前，它正挥舞着军刀在中国的土地
上杀人放火哪！
金井郑重地把他珍藏的杨靖宇将军遗容照片送给了我。
这个时间是1995年8月15日。50年前的这一天，清晨，日本
陆相阿南惟几大将自刃死亡；中午，日本裕仁天皇用无线电播
放诏书，向全世界宣布：日本国接受波茨坦宣言，无条件投降。
我想那一天，世界的天空都应该是湛蓝、湛蓝的。
三、山西遗梦
送外卖使我有机会走进成百上千个日本人的家庭，迈入机
关、学校、工厂、寺庙、妓院、商场、赌场、警察所、消防队、
日本自卫队、黑社会组织，见到职员、教授、木工、僧侣、妓
女、流氓、军人、主妇、政治家、消防队员。他们有的文雅、
有的粗俗，有的丑恶、有的善良，有的独身、有的同居，形形
色色，三教九流，无所不遇。
送外卖给我的良机就是能更多地采访侵华鬼子兵。
外地人的北京话再好，我们也可以听出他地方语中所带来
的蛛丝马迹，更何况我们中国人在日本呢。当铃木老人证实我
是中国人后，他就再没敢直视我的目光。可从那之后，他再不
预定别人饭店的外卖，只给我们店来电话。
他想看到我这个中国人。我想。
后来，他告诉我他的右臂留在中国山西省了。而且一瞬间
所发生的事情就变成了永恒。
铃木的年龄应该在77到80岁之间。他每天还在颤颤巍巍地
工作，是一家土产公司的经理。他的公司前面是个大仓库，里
面放着大豆、玉米之类的杂粮，后面是他的办公室。办公室宽
阔敞亮，正面墙上挂着一幅大油画，画下白色有机玻璃上写着
“山西景色”四个字，译成中文应叫“山西风光”。画中表现
的是秋阳下开镰收割的情景。铃木老头儿告诉我：“这位日本
画家根本没去过中国山西，可我付了钱，‘山西景色’就跃然
纸上了。久而久之，我觉得这就是我印象中的山西。”老人驼
背，仰着脑袋，用仅有的一只手指指划划地介绍着。“您去过
中国的山西省？”我问他。
老人似乎没听懂，他并不回答我的问题，只是茫然地看着
他的画儿发呆。我感到这里面肯定有故事，又不便开口直接问，
于是也欣赏起这幅画来。《山西风光》中的中国农民，都光着
脚，撅着屁股挥镰收割庄稼。我感到不对劲儿，便告诉铃木老
头：“山西农民的穿着打扮不是这样的，这有点像冲绳的农民
在收割稻子。把油画上后面的群山抹去，叫《冲绳风光》算啦。
”铃木老头拍拍脑袋，笑了。他说：“这画儿看了几十年，感
到里面有问题，但始终没找到它的错误在哪儿。”
铃木老头的办公室里有各种通讯设备，计算机设备。他用
一只手打英文传真，打日本文记录、报告书和统计表。办公室
前有个大水池，里面有悠然自得的大金鱼。办公室前后道路上
种着绿色植物。尽管铃木老头工作条件、生活条件都好，可他
却总是很忧郁，有点像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地、富、反、
坏、右分子，随时准备被拉上去，坐土飞机、挨批斗。仿佛生
活给予他的毫无幸福可言，连“幸福过”都没有。久而久之，
他终于和我谈起了往事，断断续续地说了很长时间。
我只在中国呆过一年又三个月就回国了。在中国东北辽阔
的土地上，我们的师团没有受到过任何抵抗，可以说长驱直入。
由于北平的宋哲元将军指挥的政府军29军在卢沟桥坚决抵抗，
我们的部队不得不奉命撤退待命，那是第一次撤退。
我们日军一方面以和谈为烟幕，一方面从朝鲜和日本国内
增调部队进关，准备大举进攻。
当时指挥官集合队部训话：蒋介石一直命令宋哲元将军执
行“不屈服、不扩大”的方针，所以宋一直举棋不定。蒋介石
的发言，往往是我们日军最关心的消息。如果他开始就强硬，
把各地的部队都调入北平，支持北平的29军，那将会大大地影
响我们的军心。当时的局势是，我们打到东北，东北军败退，
华北无动于衷；打到华北，山西和华东又无动于衷。中国既大
又小，一个军阀管一片天地。宋哲元将军决心一战是在1937年
7月下旬，并于1937年7月27日通电全国。
接着我们的师团进攻山西。在山西，共产党军队于1937年
9月25日首战平型关，使我们第5师团的运输部队一千多人战亡。
这次伤亡人数超过与29军的战斗。情报迅速传达，使我们受到
震撼。在中国的土地上有强劲的敌人，我们要寻找他们、消灭
他们。跟着又有一支共产党八路军在行动，120师从陕西富平地
区出发，到达山西叫北神池的地区，归山西的地方军阎锡山将
军指挥。只一仗，我们就知道了共产党的八路军坚强有力。他
们军队人数虽少，但这次混同人数众多的山西地方军一同抗日，
使我们受到很大威胁。
有一天得到一个情报，说有个山区刚刚隐藏进一批八路军
115师的伤员，他们曾参加过平型关战役。这批人夜间行动，白
天休息，已经转移了4个地方。他们有马匹，有枪支，还有医务
人员，看他们的最终目标可能是西渡黄河，移师陕西境内的共
产党区域。
那片山区的村子穷极了，连饮用水都没有。井深在20―30
米，但听说是八路军的据点。晨露未干，我们悄悄包围了那个
村子，被我们赶到一起的一百多男女老幼全都对我们怒目而视，
没人说出八路藏在山林里什么位置。在林立的枪刺面前，他们
居然敢无视我们。
面对我们包围的沉默人群，山田上尉大声吼道：“开始吧！
”随即伍长命令我把面前一个仅一二岁的小男孩刺死，以此逼
迫人们说出实情。白刃战，我敢端上枪刺狂吼着迎上去。杀小
孩，我可不敢，我迟疑。伍长怒了。他大喊一声，拉出那个孩
子就是一刀，孩子没哼一声就死了。我吓得两腿哆嗦。人们都
低下头去，畏缩成一团。只有一个老头冲出人群，他不管不顾
地用嘴吸吮孩子从身体里涌出的鲜血，并大声叫孩子的名字。
他满脸都是血和泪水，几百人听他悲惨的叫喊。
伍长吼叫着命令我把老头也干掉：“浑蛋! 看看这群人说不
说。”我上去一枪刺就扎进老头的腹部，没想到他双手紧紧抓
住我的枪不放手，他竭力嘶喊着什么，我用尽全身力量也没能
拔出枪刺，只是把老人拖了几米远。
“轰”的一声，人群炸了。他们顶着雪亮的枪刺赤手空拳
向我们扑来。用牙咬，用手抓，用石头，用农具……女人的哭
叫，男人的狂呼、哀号与日本兵嚎叫连成一片，像地下的岩浆
一下子涌进了这山村的野林。混乱中，一个青年跳过来一柴刀
就砍下了我的左臂，边上一个日本兵一声嚎叫又一枪刺扎进他
的胸膛。那一瞬间永远记在我的脑海里：那老人自己双手拔出
了三八枪，然后睁眼倒在地上!我当时一点不感到痛，只感到有
股热流从刀砍的地方向外喷涌。卫生兵冲过来使劲勒住我断臂
上部，我立即昏死过去。
后来听说这一百多村民全部被我们三百多日军杀了……村
里的房全烧了，后来山林也起火了，烧到我们日军撤离那一天
还在烧……
由于感染化脓，我的左臂残余被我们军医彻底锯掉了。再
后来不久，我和一批战伤者一起回国了。
半天，我问他：“那中国老头儿喊什么呢？”
“‘瓶（拼）了吧，瓶（拼）了吧! ’我去过中国，我只记
住这一句中文，我永远忘不了这句话。那是在愤怒和绝望之中，
我们人类由于被残杀而发出的最后的呻吟，是一个长者面对死
亡而向他的村落发出的最后命令。”
他始终看着窗外，但夜晚的窗外什么也看不清，可是铃木
还在努力地看着。他的背深深地驼下去，青筋毕露的右手放在
膝上。他坐在那儿像一尊泥塑。
万籁俱寂，我能听到任何一个细微的声音，热闹的东京好
像已经死了。我仔细寻找那撕心裂肺的嘈杂，我想闻到血腥，
我想重新回味那来自人间地狱的一切。但东京的夜晚静悄悄，
东京的夜晚像东京人，他们在本能地掩饰过去。
“人间地狱”本是人类社会所制造出来的宗教恐怖概念。
自从有了日本兵，我们中国的土地上四处都变成了活生生的人
间地狱。今天，我面前的独臂老鬼子又一次重新揭开了这历史
的一幕。半个世纪前，他们就是人间的恶魔呀!天气并不冷，但
我却浑身哆嗦。我知道我的脸色是铁青的，我捏紧拳头，不知
是怎么走出的那个办公室。
他为什么要向我讲述这些惨烈的人生经历呢？是不是只告
诉过我这个中国留学生？如果他的胳膊没有被中国农民砍掉，
他会向我讲述这一切吗？半个世纪前这非人道的故事是必须要
向谁倾诉的吗？
那个星期是我送外卖出错最多的日子。悲愤像一块大石头
压在我的心头。有时我一边开摩托，一边大哭起来。就在东京
的大街上，在无数人困惑的目光中，我这个男人忍不下去呀，
我不断用脏手使劲抹去我眼中涌出的泪水。我为同胞们感到悲
哀，我为中国人的悲惨遭遇而感到难过。我们中国人是牛还是
马？任你们杀! 我们一个堂堂大国就是因为不团结、不强大呀!
我的心情无论如何也平静不下来。
有一天，老鬼子铃木突然抬起头，直视我的目光。他那混
浊的目光中充满了警惕和戒备。他说：“我看你像个记者，因
为你跟我聊天时总在你的工作服上记着什么。”我说？我并没
问你什么，全是你自己告诉我的。再说，全世界您见过我这样
邋遢的记者吗？穿一身破白工作服，骑一辆破摩托，咱是打工
的穷留学生而已，何来记者？”
最后一次给他送饭，我把饭菜的包装拆去，整齐地放好。
再把衣冠不整的他收拾一下，把衣服扣子系上，把裤子给他提
一提，他现在是残疾人。战争的风云已经飘过去了，需要站在
高一点的地方，才能看见它黑压压的外貌。
我要走了，和他告别，告诉他我的续任是个日本高中学生，
请他多关照。请他自己也多保重，健康比钱还重要，能休息就
别工作了……
他显出无限的伤感，告诉我：“你要走啦，你走了，我就
不订你们店的饭了，不好吃，不好吃。如果你还在东京，请你
一定来看我，一定来呀。……中国人好，中国青年好。我正在
联系进口中国的大豆，第一批货最近就要到了。只要我还有一
口气，就想去山西的那个村子去看看。过去是一个不堪回首的
噩梦，我要为死者的灵魂祈祷安宁，也让自己的心灵得到安宁。
你陪我一起去好吗？”他用仅有的一只手抓着我，仿佛怕我跑
掉了。
他终于直视我，让我感到他的忏悔是真诚的。他的眼睛里
充满了混浊的老泪，右眼应该说有角膜云翳。我始终认为战争
的罪犯不应该是他，也始终认为人类应该尽可能地避免战争。
因为战争的行为是普通人之间的厮杀，而发动战争的人倒坐在
一边看着，而且这些人还在梦想着复活日本军国主义。
独臂老人，你的右臂半个世纪前留在中国山西省的土地上
了，因为战争发动者的罪恶。你常常告诉我，那是一场不堪回
首的噩梦。既然你还活着，并且有所忏悔，所以我希望你健康
地活下去，并把你的故事也能讲给日本青年们听听。毕竟，你
已经走到历史博物馆的门口了，再上两个台阶，敲不敲门，那
扇门都会自动打开了……
四、你爹是八路
老鬼子山田已经病入膏肓了。他鼻子里插着氧气管，说一
句话要喘上三喘。我最后一次看见他是在离我打工的饭店不远
的街上。他拉着氧气瓶车，走两步喘一喘，走三步停一停。我
猜想他是希望最后一次看看东京的阳光、东京的街头吧。他以
军人的习惯勉强挺起胸，风把他稀稀拉拉的白发吹得颠三倒四。
我喊了他一声，他没听见。我又喊他一声，他还是没听见。我
知道他已经几个月、甚至一年没见过阳光了。我想此时他在人
生最后的时刻重新体验生活的喧闹，一定很高兴。我把车停在
他跟前，他才看见我。他给我行了一个军礼，嘴里咕噜着什么，
似乎有几只蚊子嗡嗡哼叫。我大声说：“你能走出来，太好了。
你要保重哇，感冒了可不得了。”他伸出右手放在耳边，听着
笑了，露出几颗长长的老牙。他又向我行了个军礼，并企图立
正站稳。氧气瓶小车的车把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像一把晃动的
军刀。
“真是个老鬼子，妈的。”我心里讲话。
老鬼子山田住在我们饭店后面一间小屋子里。他是每天都
订饭的客户。他还有一个家在住宅区边上的寺庙里。他为什么
搬到我们店后面小屋里一个人生活，我不得而知。他寺庙里的
老家我也去过。门口牌楼的石柱有三米高，那牌楼上的红字匾
额依稀可辨，全部是汉字。寺庙的院子里长满野草，到处是青
苔。问山田的街坊才知道他住院了，而且永远不会回来了。
山田的老婆倒有模有样，看上去大约比他小10岁。她一周
来看山田一次，给他带来一些常用的东西。山田的老婆在另外
的地方住。他们为什么分居？是离婚了还是怎么的，我也无从
问起。山田的女儿在横滨一所大学当助教，可从来不看他。从
山田口里我得知她比我小一岁。我非常想见见这位助教，可一
次机遇也没有。老鬼子山田为什么不去养老院，为什么不住进
医院，为什么一个人在小屋里挺着，我至今都弄不明白。山田
每天打电话来订饭，送一次饭就够他吃一天。每次去送饭，他
都非常有礼貌地说：“给你添麻烦了，请下班后过来聊天吧。
”每次他都把用完的饭碗和方便筷子整齐地放在门口，然后接
过新送去的饭。通过跟他聊天，才得知他的经历。
1937年12月，山田参加过南京大屠杀。可他从不说南京大
屠杀是对的还是不对的，从1937年到1945年间，他多次参加过
与国民党军的大战役，无数次与八路军以及游击队作战。他是
一个身经百战的人。他讲起战争来，很生动，常常做出一些军
事动作。
他说：“听枪声，我就知道对方是什么部队，是否训练有
素，是正规军还是地方军。中国政府军打仗是枪炮齐鸣，他们
往往拉开很大的架势。八路军是不到150米不开枪，在这突发的
枪声面前如果不迅速作出反应，那么几分钟以后，八路军就已
经端着刺刀冲到你眼前。
“我们卧倒在那儿，一枪枪向目标打去。如果是逆光，不
但枪尖的准星上有虚影，而且不太容易看清敌人，那时就见我
身边的人‘噗’地歪倒一个，‘当’地一声响又倒下一个。子
弹嗖嗖地从身边飞过去，只有把身子放得更低，匍匐着移动。
“我们的长官这时候不骂敌人，他趴在那儿大声骂我们。
因为军事动作姿势要低，而且不能总呆在一个地方。敌人能顺
光清楚地看见你，他一枪打到你右边，冒起一股土烟，他修正
后打出第二枪，那时你就完了。”他笑时，我发现他几颗长长
的老牙。
“如果是正面200米，子弹打中钢盔，人也就完了。子弹“
当”的一声擦钢盔的边飞过去也不得了，像用大木棒朝你脑袋
抡了一棍一样。
“我发现把钢盔摘掉好。钢盔反光，而对方的中国军队都
把草顶在头上，要想看清他们很难。我照此办理，悄悄抬起头，
不但看清了对方运动着的部队，而且没招来像飞蝗一样的子弹。
我的长官对我嚷‘混蛋！戴上！’我趴在地上对他比划：这东
西反光，老远就能看见。在钢盔上面扎上草，扎少了跟本不管
事，还是反光。结果，我的中尉队长也把钢盔摘了下来。战后
我们俩都活着。”
我问他当年最怕谁。他说：“我所在的部队最怕民团。这
些人和我们有杀父灭子之仇、辱妻之恨、烧家之愤，他们身上
涂有草药。说是刀枪不入。这些人狂呼呐喊着向我们冲来，前
赴后继，令人心悸。他们不懂战术，不会利用地形、地物，武
器是土枪、土炮、大刀、农具。民团的人甚至用原木抬着清朝
的土炮来和我们作战。他们英勇至今让我感到心颤。……我反
对对平民烧光、杀光。实施冈村宁次将军的这一命令使我们日
本军在中国人心目中完全变了鬼畜军队。对正规军是军人之间
的战役，那另当别论。
“第二怕八路。八路军训练有素，英勇顽强，夜战如神，
行军如风。”
我告诉他我父亲就是八路。
“什么! 你爹也是八路？”他瞪大眼睛大声喘息着，右手下
意识地往边上摸了两把，本能地想起身坐起来。这是军人才有
的防卫动作。
我问他：“你要找枪？”我们都笑了。
“我对八路军印象不好，”他镇静下来慢慢地说，“他们
往往以小股部队吃掉我们更小的部队，然后迅速转移。这使我
们的火炮、飞机、坦克、卡车都失去作用。战争打的是钢铁、
教育、科技和指挥。八路军狡猾地避开了我们的优势和锐气。
”
“尤其是八路军游击队，神出鬼没。1942年之后，八路游
击队更猖狂，弄得我们分不清楚什么人是游击队，什么人是情
报人员，什么人是一般平民，好像中国人都成了八路军游击队。
一天夜里，我记得很清楚，枪声在村头不远的地方响起，听枪
声就知道他们不过十几个人，我们一个中队全体出动，结果谁
也没抓到。回来睡觉，枪声又响。我们又是全体出动，还是没
找到一个对手。又回来睡，又响起枪声。中队长佐藤大尉说，
别理他们，游击队没什么大动作。果然，枪声渐渐远去了，可
以安心休息了。连续几个星期战斗、行军、出击，大家都太累
了，很快都睡着了。谁知就在这时，一颗炸弹在窗台上爆炸了。
我们一屋子人被炸死6个。几十年过去了，我一直心惊肉跳，从
没能安安心心地睡过觉，八路军游击队那颗炸弹总响在我耳边，
八路军游击队不好，最坏! ”
我给山田送过一年多的饭，久而久之，熟了。我问他：“
你女儿怎么不来看你，是亲生的吗？”山田用直勾勾的目光看
了我好一会儿，才告诉我一个内心世界的秘密。
山田对我说，他回国后就当高中教师。由于结婚晚，1955
年才有了自己心爱的女儿。他一直用心教育她，希望她上最好
的大学。那年女儿高考成绩不佳，他大发雷霆。女儿退缩在墙
角哭了起来。山田说：“我一听到这哭声惊呆了。这声音让我
想起几十年前发生在中国乡村的场面。那个被我强暴过的小姑
娘也退缩成一团，惊恐万状地浑身哆嗦。她小声的哭泣绝对是
悲惨、绝望的。从那以后，我没责备过我的女儿，我感到我对
不起她。从此我和女儿渐渐疏远了，她不理我，从不和我联系。
多少年来，我内心世界的东西，从来没告诉过女儿和老婆。
在她们面前，我永远昂起男人的头。”
外面下雨了。雨落在房顶上哗哗地响。雨水又顺着房檐的
水槽流下来，也哗哗地响。这是天上落下来的泪水，为了受尽
苦难的中国人，为了中国人当亡国奴的悲惨历史，为了那个被
强暴过的小姑娘。在我心目中日本鬼子兵是些杀人不眨眼的家
伙。被强暴过的中国妇女在提裤子之前没再被刺一刀就算好的
了。想不到他强奸完中国小姑娘后她那缩成一团、吓得浑身哆
嗦的悲惨哭声，伴随他整整半个世纪的人生路程，甚至影响到
了他父女的关系!
山田看着窗外的无尽雨丝，呼吸艰难地告诉我：“我根本
就不管你是哪国人，你怎么看这件事，只因为你常常来看我这
个孤独的老人，所以我告诉你。―――她，是我的亲生女儿。
”
我喜欢和山田聊天。他很坦率，坚持自己的观点。不知为
什么，他骂八路军，我听了特高兴。那些日子，笑就像两块膏
药贴在我脸上。我在东京大街上送外卖，一边开摩托车一边放
声高唱：
“向前向前向前! 嘿!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嘿!
脚踏着祖国的大地，嘿!
背负着人民的希望，嘿!
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在牛奶公司门口，一群日本老太太看见我都说：“猴枪（
我名字的日本语发音）干吗这么高兴？”我用中文说：“猴枪，
还狗牌撸子呢! ”日本老太太听不懂我说的中国话，知道我又犯
各呢。她们聚一块儿担心地说：“你们看，今天猴枪哪儿不对
了，他那脖子一拧一拧的，嘿! 嘿! 嘿起没完了。”
为了积累资料，我拿着照相机，带着闪光灯去拜访山田。
山田很警惕地瞄了一眼我带去的家伙。他说：“你喜欢照相？
”我说：“咱俩照张相呀。”他说：“为什么呢？”我说：“
将来回国好看看呀。”他说：“可以照，但一定要换上西服，
把头发整理好。”我说：“不用，就这样挺好。”
形容原汁原味的日语叫“搔闹妈妈”，可是山田不同意“
搔闹妈妈”。他说你的照片一定有用意，如果用于友谊，应该
穿西服；用于新闻，应该“搔闹妈妈”，“你是什么用意呢？
”他问我。
没办法，我对他实说：“你参加过南京大屠杀，可你从不
说那次大屠杀的对与错。我想把你的心态‘搔闹妈妈’地介绍
给中国读者。记者的责任是如实地反映情况。我虽然不是记者，
却有这个如实反映的习惯。照片怎么样没关系，清楚就行了。
你们日本国不是常常说‘国民有知情的权力’吗？”
听了我的评论，山田急了，他大声喘息着：“快把氧气给
我插上。”我感到死神已经揪住了他的后脖领子，马上就要把
他押走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缓过劲来：
“不能照，不能照! 我在南京杀过人，不能照! 我不能让南
京人看见我! 我说了，不能照。”
我说：“好，好，不照，放心吧。―――但是咱们作为朋
友，照一张，将来回国我看看，成不成？我绝对不在报纸上用。
”
山田老头子吸足了一口氧气，慢慢坐起来，瞪圆了眼睛，
命令道：“不能照! ”他那贴成一团的白发先倒了下去，他才慢
慢地倒下去，空气凝固了。屋里有一股子酸臭的味道，老人显
然几个月没洗澡了。我又想起他的女儿来。唉，她是一个什么
样的人呢？没准穿得挺漂亮的吧。
我悻悻地把家伙收起来，告诉他：“我不照了，你放心吧。
”他喘息地告诉我：“对不起，实在对不起，―――我在南京
杀过人呀。我相信佛教已经30年了，你不能让我再回去呀!”
这次轮到我惊讶万端了，我说：“佛教能把人活生生地带
到想去的地方？!那么，我特别想回北京，佛能带我回去吗。”
山田说：“我指的是灵魂，是意念上的东西，它既存在又
不存在。”
我一下就想到南京城的战火硝烟和死亡的30万人，我用眼
睛问他：那30万人有没有灵魂？如果有灵魂，在同一个世界里
你们相遇将会怎么样呢？但我没有开口，只是呆呆地站在门口。
山田完全明白我的意思，他直勾勾地看着我，又急忙回避
开我的目光，空气又凝固住了。灯光不声不响地亮在我们之间
……灯光应该是人类社会进程中的历史见证人，它目睹了一切，
又都一言不发。
东京的夜晚静悄悄，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在
这样的夜晚，人与人无声地交流，但拿出佛教也好，什么教也
好，哪个能掷地有声地向世界宣布“一切皆无”了呢。一个病
入膏肓、半个世纪前亲手杀害中国人的老日本兵，此时的目光
都不敢与我平和的目光对视，那么这种教义，这种信仰，这种
“道义上”的护身符又怎能安慰犯罪者的心灵？
如果能的话，我倒想读一读佛经了。
我向山田要几十年前的照片看看。他笑了，像个孩子。他
说：“绝对不能给你看，你是一个很狡猾的人，是一个很坏的
人，我要提防你。”但是他却向我要我们家庭的照片看。我没
什么见不得人的，就拿给他看。我一共带到日本十几张家庭照
片，这十几张照片在山田手里翻来复去看，爱不释手。其中，
有父亲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访问的照片。我告诉山田其中一张
双人照，那上面叫林忠的人是驻外大使，也是个八路。山田拿
着照片感慨地说：“头发都白了，都白了，大家都成老头子了。
”
山田向我提一个要求：他想要一张我父亲的照片。他说：
“你父亲过去是八路军，和我们打过仗；不过从照片上，能看
出原八路军的风采。你爸爸身体健康，精神饱满，穿着中山装，
挺起胸膛有官员的模样和军人的风度。”他还说他喜欢爹的灰
色中山装。他喜欢灰色？灰色是华中、华北一带八路军军服的
颜色。
他挑出父亲的一张照片、捏在手里。我如果说不，他会失
望一辈子。
山田长时间地端详这张照片，嘴里反复念叨着：“你爹是
八路，这就是五十多年前的八路军。”他看着看着笑了。我看
见他没有门牙，没有槽牙，只有两颗犬牙。
五、轰炸重庆
松井老头儿一开始就帮过我的忙，这使我非常感激他。
事情是这样的：开摩托车去松井家要经过一个长100米的坡
道。如果中途不停车，问题倒不大，可以一直顺利开上去。偏
偏那天在这个坡道上有家人订饭，我得停一下。等我再起动时，
由于油门过大，摩托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大吼着从我裤裆里窜
了出去。只见它“轰”的一声，腾空而起，又重重地摔在坡道
上。惊魂未定，我发现松井老头订的饭已从箱子里甩出来，在
坡道上不紧不慢地跳着华尔兹。它一转一歪、一转一歪，顺坡
而下。阳光照着它圆润的身体，忽明忽暗，忽暗忽明。
松井老头的家在坡道拐弯处。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按响
了他家的门铃。一个一瘸一拐的老人开了门，露出一张慈祥的
脸，无疑这就是松井先生。我老实对他说：“对不起，让您久
等了。您订的饭看着很干净，其实它已经在马路中间跳过华尔
兹舞了―――我刚才在坡道上翻过车，实在抱歉。”
“华尔兹？你说它跳过华尔兹？”松井老头乐了。他慈祥
地看了我一眼，说：“你是中国留学生吧？咱们初次见面。既
然这碗饭跳过华尔兹了，那么你就放在这儿吧。我吃不吃没关
系，关键是你的老板他要不高兴的。他不会关心你翻不翻车，
他关心的是这碗中华盖浇饭的利润。这碗先放下吧，一会儿你
再给我送一碗来。小伙子，驾驶摩托和驾驶飞机一样危险，你
可要小心。”
善解人意，助人为乐。这是松井老头儿留给我的第一个印
象。
老鬼子松井眉清目秀，不过他的左腿细得像根歪扁担。我
摸过那条腿，是条没有肌肉的真腿。通过多次聊天我才知道，
松井原是飞行员，二战中轰炸重庆时被中国军队击伤飞机而致
残。我每次送饭，都要和他聊一聊。和他聊，我感到比听大学
教授讲课还有意思。后来聊不过瘾，干脆休息日常去这个残疾
老人的家。
松井先生温文尔雅，松井夫人也是个和善的日本妇女。她
到处做临时工，每天勤奋地早出晚归。我就看见过她在离我们
饭店不远的一家日本料理店里洗过盘子，昏天黑地猛干。她像
外国留学生那样，她比松井先生小三十多岁。看着她轻盈的背
景，我小声告诉松井一句中国的俗话：你是“老驴吃嫩草”。
但是，她知道他在侵华战争时轰炸过重庆。
老鬼子松井爱飞机。他迅速从书架上找出几本杂志，信手
翻出其中的章节，给我讲解今日美国战斗机、中国战斗机、苏
联战斗机、北欧战斗机的各种性能。他说今天的飞机和过去的
飞机不同，备有自动装置。即使飞行员受了伤，自动装置也会
帮助人安全降落。对此，我将信将疑。当他讲到侵华战争中日
本的各种飞机和舰只时，我就专心地听。
“战前我受过高等教育，卢沟桥事变之后我就被卷了进去。
我一开始就在空军。我驾驶过三种飞机，轰炸过重庆市。那个
年代，不去是不行的。我的轰炸机被中国政府军地面部队击伤。
我回国后，冷静地思考了几十年。
“1942年我回国后，躺在东京的防空壕里，听着轰轰隆隆
的美国飞机声、炸弹爆炸声，我就想：我们去轰炸别人，所以
别人才轰炸我们。美国人为什么和中国人在一起报复我们呢？
我们日本国那么多敌人，全是我们自己树立起来的。
当时美国飞机几乎天天来轰炸日本，我的腿在轰炸重庆时
被中国地面炮火击伤的部位还在恢复中，所以就天天躺在防空
壕里。那时的日本，除去地震就是轰炸，大地总在波动。整个
日本列岛处在恐慌和烈火之中。这烈火是我们日本兵在中国、
朝鲜、菲律宾、马来西亚和美国燃起的。如今，它烧到了日本
本土。”
松井先生在谈到飞机时，总用一本书或一双筷子在空中比
划着。他又拿出1945年在防空壕里写下的日记给我看：
“1945年3月10日，美军空袭东京，一夜之间夺去10万人的
生命，使100万人失去家园。
从1942年4月18日开始，美军开始利用在太平洋上航空母舰
起飞的飞机轰炸日本。空袭日本以来，美国飞机飞行一万七千
多架次，共投下炸弹10万吨，使日本国民死35万人，伤42万人，
有221万户受灾。”
松井先生说：“我当时一边写日记，一边鲜明地感到，这
地面不断传来的爆炸声，正是世界人民对我们日本民族的怒吼
和报复。
“1940年和1941年，我多次飞往重庆投过炸弹。我的飞机
被击伤后，我非常害怕飞机落下去。被摔死的恐惧和被中国人
捉住的恐惧交织在一起，尽管缺氧，我用尽生命的力量驾机往
回飞行。
现在日本右翼势力竭力主张为当年发动的侵略战争辩护，
我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感到，这种辩护对日本民族的将来，没
有任何好处。忘记战争，就没有和平。光说东京挨炸不好，这
样会使日本年轻一代产生错觉。我们日本产品要融入世界，心
理也要融入世界，为各国人民所接受。”
松井给我看美军在广岛投下原子弹的照片，给我看空袭日
本的照片，日本兵死亡的照片和日本国民在战争中受害的照片，
还给我看轰炸重庆的照片。
看轰炸重庆的照片时，我问他是他亲手拍的吗？他笑了。
他说那时的飞机进行投弹时要俯冲，可没有今天美国空军在海
湾战争中所使用的现代化军事科技。万米以下是非常危险的，
不可能自己摄影。面对轰炸重庆的照片，我心情沉重。我告诉
松井：“1973年，我当铁道兵时去过重庆，建设歌乐山火车站。
那时，我们铁道兵修建的襄渝铁路的终点就是重庆。一个夏日
的夜晚，我和一个战友去红港码头散步，看到山城的灯光和满
天的繁星连成一片倒映在江水之中。面对码头上一对对依偎在
一起的情侣，闻着婀娜多姿的南国植物所飘散过来的阵阵幽香，
我感到重庆就是人间天堂。”
我不断翻弄着松井收集的历史照片，可是我印象中的美丽
山城与面前的被轰炸的重庆对不上号。
我这个人城府不深，是个喜怒哀乐溢于言表的人。我冷下
脸来告诉松井，我在中国军队服役时是优秀射击手。要是抗战
时我在重庆，今天你就别订饭了。松井老头儿听了并不生气，
表示理解。聊到很晚，松井夫妇竟打电话让电器商把一台音响
送到我家里，说是要表达他们难言的心境。
我打开包装，插上电源，已是满天星斗，听着带有重低音
的提琴曲，我总感到那是松井操纵的重型轰炸机在重庆上空向
下俯冲。那细细的高8度，似乎是被炸死的重庆少女冤魂的呐喊，
充满了悲愤和苍凉。
我不能说这台CD音响上沾有中国人的鲜血，但我想到我叔
叔是被侵华日军杀死的，他被晋察冀军区追认为战斗英雄；村
里父老乡亲为他建的抗日勇士纪念碑至今仍屹立在村头。想到
这些，我就趁着夜色，把音响端出门外，扔到垃圾堆里。抬头
望月，那个夜晚的月亮特别圆。我相信那明月就是我叔叔的目
光。
每年“8．15”前，日本电视台都要播放二战的纪录片。看
到其中有轰炸重庆的片断，我急忙给松井去电话。天空上布满
一架架齐头并进的日本轰炸机，紧跟着就是一架架地向下俯冲；
轰炸嘉陵江和长江汇合点重庆。松井老头在电话里大叫了起来：
“这就是55年以前! ”看到浓烟滚滚、烈火熊熊、尸骨遍地、断
壁残垣的山城重庆，松井说他也很难过。他在电话里告诉我：
“是我，是日本给中国人民带去了灾难，带去了不幸。”
“8・15”前后，在日本出版的中文报纸上刊登了二次世界
大战期间中国各地挨炸的文章。其中有一篇《蒋经国之母遇难
经过》，我看了忙用日文电脑译出，交给松井先生。
松井看后感慨万千。他头一次知道，连蒋介石的老婆都让
日本空军炸死了。
松井说每年“8・15”前日本电视网都播二战纪录片，虽然
教科书上没有这些历史，但不少日本学生从纪录片中都模糊地
知道一些历史事实。松井特别赞赏德国人对侵略战争认罪的开
明态度。他认为这正是经济、政治大国与狭隘岛国国民心理的
鲜明对照。
他给我看1996年8月21日《每日新闻》上的一篇文章。该文
说德国根据纳粹犯下的罪行，用法律规定下来对受害国家与个
人进行认真赔偿。
“从1956年《关于对纳粹迫害牺牲者赔偿联邦法》制定以
来，截至1993年1月，德国对犹太人付了710亿马克的赔款。对
英、法、荷兰等欧洲12个国家支付了9亿9千万马克的赔款，还
对以色列单独支付了34亿马克的赔款。东西德合并后，德国又
对俄罗斯、乌克兰等三个国家支付10亿马克，对波兰支付5亿马
克的战争赔款，而且没有宣告结束。目前总共支付了905亿马克
的赔款，估计到下个世纪，德国将付出7200亿马克。
“相比较之下，我们日本付了多少战争赔款呢？日本从19
54年到今天总共向18个国家付了相当于德国战争赔偿费零头的
6565亿9000万日元的战争赔款费，其中包括法国、西班牙、荷
兰等欧洲国家，却未给中国一分一文。而且，就此宣告结束了
所有战争赔款问题。”
“中国的舆论有过要求战争赔偿的呼吁。”松井翻出一份
国民党监察员于树德等撰写的《对日和约的意见》。这篇文章
发表于《大公报》1947年9月15日，日本报纸曾经转载：
“吾国乃缺乏资金之国家。拆旧工厂，作为赔偿，我国必
须准备偌大资金作为搬运装置开工等费，故赔偿中不能不要求
一部分现金。过去我国对日战争，每次缔和，日本都要赔款若
千万两。他们却以我们的赔款，发展他们的工商业。日本经济
发展之所以有今天，实多借助于我国的赔偿。今日本战败，我
们按例要求一部分现金赔偿，实属正当合理，应该据理力争，
不容稍存客气。”
松井说：“中国放弃战争赔款的文件、理论、谈话，我至
今没有看到过书面文字。我这个侵华日军，我这个当年开飞机
轰炸过重庆的老飞行员，感到不可理解。为什么不要战争赔款？
这不但要说服亿万中国人民，也应该让我们日本国民理解。你
当过记者，请你无论如何找到相关文件给我看看。我总会死去，
但离开这个世界前，我不愿再有什么遗憾了，我要坚持到头脑
清醒的最后一刻。”
“最近，民间赔偿和慰安妇赔偿问题又重新提出，日本国
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对中国人民表示歉意。如果一拖再拖，死活
不认账，这既不符合中国国民的民意，也不合乎大部分日本国
民的愿望。”
每一次去老鬼子松井家，我都要飞速地跑出去几次，到日
夜都开门的小店里复印我记不住的东西。我对他说：“对不起，
松井教授，我想复印一份可以吗？”他说：“你管我叫教授？
我可当不了那玩艺。不过，几十年来，我一直都是坐在家里看
书。我想我看的书可能不比教授少。但是我的学生经常窜出窜
进，这可不成。”
作为50多年前就在中国领空横行的老飞行员，松井有他见
识独到的一面。他认为侵华日军较之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区别就
在于有文化。日本兵大都受过初等教育，而中国兵多是文盲。
在经济力量上，至1937年，日本的现代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总
产值中已占80L，各种轻重工业产品均能制造；而当时中国的现
代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总值中仅占10L。在农业方面，日本当时
已使用机械，而中国几乎全部依靠人力畜力。1937年，日本工
业总产值为60亿美元，而中国仅13亿美元。生铁产量，日本为
239万吨；中国95万吨；钢产量，日本735万吨，中国仅55万吨；
石油产量日本为39万吨，中国仅0．02万吨。
松井说两国之间另一差距就是军事工业。1937年，日本军
事工业投资达22亿日元，能大规模生产重炮、坦克、飞机、军
舰。而中国的军事工业薄弱，除光绪年间生产的“汉阳造”步
枪外，不能制造重武器。“汉阳造”还是光绪年间中国的张之
洞、辜鸿铭请德国克虏伯工厂建造的。国民党军队有少量飞机，
还是外国制造的，而共产党军队一架飞机也没有。1941年，日
本已有用于作战的飞机5088架。
听着老鬼子松井说侵华战争中中国的落后，我既感到无奈，
又感到不高兴。他不等我说什么，就敲着一大摞航空杂志，对
我发议论：“不过，战争的最后胜败不在武器。零式战斗机好
不好？日本国不照样在1945年8月15日在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签
字投降吗？战败50年来，我一直关注世界局势。美国军队武器
好不好？还不是败在越南人手里! 这和我们日本人在中国的失败
是同一个道理。”
眼前的老鬼子松井令我困惑：
他曾驾驶零式战斗机拦截中国政府军战斗机，曾驾驶重型
轰炸机轰炸重庆，亲手炸死的中国人起码在3位数字以上；但他
今天如此的明智又在日本政府大臣之上，他究竟是怎样一个日
本人呢？我又将如何将这样的日本人向中国的年轻一代作介绍
呢？
我一直思考着这些问题。
六、“土匪马占山”英雄马占山
我用一万日元买了一台大摩托。许多中国人对一万日元的
概念比较模糊，一万日元相当于一个日本男人一天的工资。中
国人用一天的工资买一台旧摩托的时代还没有到来，而在日本
社会这已经是不足为奇的事儿了。我的教授借给我一本书，叫
《大量生产、大量浪费》，讲的就是畸形发展的日本社会。这
本书用我的话简单地说就是：一个工人白天撅着屁股猛干，下
班一杯清酒下肚，转身就把大彩电抱出去扔了，还能看呢，好
好的，就是旧点。
有了摩托我就鸟枪换炮了。去大学上课或者去打工，都增
加了机动性和灵活性。夏天大学放假，我就多次骑上它纵贯日
本，去东京或富士山下打工去。大学开学，我再骑上它往回返。
一次，在翻越富士山与东京之间的箱根山时，我遇上了瓢泼大
雨。在一个急转弯的地方，我一捏前闸，连车带人整个横着飞
了出去。痛得休克之后，大雨又把我浇醒，拉回到人间。睁眼
看看，大摩托躺在我身上睡着了。我铆足了劲把它推开，仔细
一看，完了，我右腿上全是鲜血，不用脱裤子就看见了膝关节
上的白骨。“这下完了。”我心里想。我的教授常说你们中国
留学生就只知道打工、赚钱，不重视学习。为了改变他这一印
象，我决定爬也要爬回去。
我从背包里掏出工具修理。先在附近找了一棵合适的树。
绑上前轮，把车把正过来，然后再修别的地方。如果实在修不
好，我只好和它离异了，瘸着腿自己先到东京再想办法。
折腾了几个小时，我的摩托终于恢复了一点儿本来面目。
虽然用右腿踩不了发动机起动柄，但我把它挂上档从山上往下
溜，发动机又嘟嘟地叫了起来。下山去! 先去找车铺，把车灯都
装上，要不还是寸步难行。
从箱根山上下来，我的第一件事是去东京的中国大使馆，
我的朋友小曲、小边在那儿，他们会帮助我。
车开到中国大使馆门口，两个日本警察用眼睛搜查我全身
后，问我：“带手枪了吗？”他们看我右腿上包扎着毛巾，鲜
血顺着裤子滴下来，猜想没准我刚才抢过哪个银行。中国使馆
的医生给我受伤的腿进行了治疗，还送我两支药。小曲和小边
把我送上由东京驶往北海道的轮船。没有他们的帮助，大学开
学之前我是绝对回不去了。
这次坐日本船，我先瘸着腿四处参观。绝了，到底是工业
现代化的国家，造出的船就是漂亮。这艘客船有四层，长200米，
只有12名乘客。连我算在内，乘客都是骑摩托或开车的人，没
有交通工具的人都坐火车或飞机。因为乘客少，所以多数客房
都关着门。船里有电影院、有健身房。客厅里有大彩电，吃的、
喝的要比陆上贵一倍。船内电话可以通往世界各地。船里的洗
澡设备也特别好，由于没人说，那我就不客气了。我一跳进大
浴池，腿上的伤就冒血，活像一条正在分娩的大鱼。一边洗我
一边想，戈壁滩上我们铁道兵的弟兄们什么时候能洗上这样的
澡该有多好呀。
就十几个乘客，大家都坐在客厅里聊天，于是我也瘸着腿
加入进去。痛得受不了，就喷喷大使馆医生送我的药。
由于药劲过去了，我这一比划，腿痛得不行，只好一屁股
坐在地毯上，众人大笑。他们说你不应该当留学生，应该当漫
才师（相声演员）或是喜剧演员。这时一个日本老头儿为我解
围，他说别笑别笑，中国的气功真能治病呢。
这个老头儿叫吉村，从我一上船他就老跟着我，我上哪儿
他准上哪。我成了瘸子，有时上楼梯时不方便，他马上会出现，
扶我上去。我不好意思，就说老先生您请到自己喜欢的地方吧。
他用中国话说：“你喜欢溜达的地方，正好我也喜欢溜达溜达。
”他的东北口音着实让我吃了一惊。我说我上哪，您就上哪，
那您不就成了警卫员了吗。老头儿笑笑说，50多年前，我正是
关东军一个师团长的警卫员。我仔细看了看这个老头儿，身高
不足1．5米，戴一副金丝眼镜，三八枪都比他高，上前线和抗
日联军干是不够条件，所以天生是当警卫员的材料。于是我们
成了谈天的朋友，我的腿后来痛得厉害，离开他的搀扶，就寸
步难行了。
尽管他对中国人友好，但他的思想却是成问题。他的第一
个观点是日本去中国是帮助中国搞建设。他说日本在东北修建
了许多铁路，建了矿山，还建了一个满洲国。“现在中国人用
的东北铁路不还是我们当年在中国修建的吗？而且我们的开拓
团前后去了31万人，去开垦东北的荒地。”他用一只手画着圈
圈，好像他前面有幅地图。
我告诉我面前的关东军小老头吉村：日本军队到东北是侵
略、掠夺，决不是建设。我告诉小老头：“关于日中战争，有
一次我和教授还争论了起来。教授说他父亲是‘满铁’技师，
年轻时抛家舍业，呕心沥血，一直帮中国建设。教授让我看看
今天的中国地图，量量铁路线，然后写一篇《日本人帮助中国
人建设东北》的论文。”
关东军小老头乐了，他拍着大腿说：“你好好调查，这篇
论文很有意思。”我告诉他我利用这次暑假，一边打工，一边
去当地图书馆，调查了一个月，用了三个晚上一个星期天才写
成。
“讲一讲，快点讲一讲。”关东军小老头高兴地用眼睛扫
扫众乘客。他用形体语言告诉大家事实胜于雄辩。
我说，据我调查，1931年10月23日，“满铁”在关东军司
令部支持下，拼凑成立了一个伪交通委员会。它是日本侵华日
军攫取东北路权的工具。东北的全部国有、省有和民有的十余
条铁路（总长3000公里）均被劫夺归并入“满铁”。就连“中
俄合办”的中东铁路（全长1700余公里）及其附属财产，也于
1935年3月被从苏联手中仅用1亿7千万元的代价收买去了，改名
为“北满铁路”。至此，“满铁”完全垄断了东北的铁路及交
通运输业。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日本所需的38种重要军需原料，有
24种是依赖东北提供的。
日本在中国修的铁路完全是为侵华战争服务的。我国东北
所生产的铁必须运往日本去炼钢。东北冶炼的少量的钢，也必
须运到日本去轧制钢材。
再说“开拓团”。侵华日军侵占我国东北后，便把东北农
村置于它的殖民统治之下。日本大量向东北移民，强占东北农
民的土地。“九一八”前，东京的拓务省是日本向东北移民的
主管机关。侵华日军在1936年制订了向东北移民的庞大侵略计
划，计划在20年内向东北移民100万户，500万人。到1945年8月
日军投降为止，共向东北移民10万零6千户，31万8千人，强占
土地3900多万垧。
例如1932年在沈阳等地，日军以每亩30元或40元的低价，
强行租借农民土地，使我国东北广大农民失去了土地。
侵华日军在东北强迫农民种稻，但却禁止东北人民吃大米。
“偷运”或食用大米者，被判为“经济犯”。“七七”事变后，
随着“粮食出荷”的加紧，扩大了“经济制裁”的范围。行人
携带粮食二三斤，即被日军指定为贩运粮食，重则杀头，轻则
下狱。这就是我论文的梗概。
船上的乘客陆陆续续地来，又陆陆续续地走了，只留下关
东军小老头和几个男人。为了缓和气氛，吉村老头提议大家喝
啤酒。船上的啤酒很贵，但小老头不在乎，他让服务员给所有
男人送啤酒，最后他付钱。大家坐在沙发上或地毯上喝啤酒，
默不作声，空气紧张，只有我站着，或者一拐一瘸地走一走。
女船员看见了走过来，她拿一条白色湿药布把我受伤的地方包
扎起来。我感到这个女船员漂亮极了，倾国倾城，她穿着黑色
的船员服，肩章上两条线是黄色的，浑身散发着淡淡的清香。
她说：“下了船请您立刻去看医生。所有的来客，都是我们的
客人，包括您。但今天在船上我能提供给您的服务只能是这样
微不足道，非常抱歉，请您原谅。”听了她的话，我心里舒服
之极。在船上，只要不谈战争，中国人和日本人是能够友好相
处的，―――我一直这么认为。
但是吉村不老实，他又掀起了风波。
他当着大家讲起了“马匪”的故事。他一口一个“马匪”，
一口一个“马贼”，讲起了他年轻时在中国东北的故事。他讲
得绘声绘色，指手划脚，吸引着日本乘客听下去。
他说，在中国东北，日中战争时有个土匪叫马占山。马占
山是个神出鬼没的人物，狡猾之极。我们和他打了十几年仗，
可到日本投降了，他还活着。当时我所在的师团的任务，是专
门剿灭他。有他的部队和杨靖宇的部队在，关东军就不能安静
地生存下去。大大小小，我们和马匪不知打了多少仗，他还投
降了一次。好，这下你就归顺吧。谁知第二天，又把我们小股
部队吃掉了。一问谁干的，马占山! 马匪! 你说气人不气人!
一次我们师团包围了他们数百人。大兴安岭的群山里，白
雪皑皑，森林密布，连我都看见了马匪的部队。师团长命令：
坚决围住，全部消灭。我们围了三天，不少日本兵手脚都冻黑
了，走到近前一看，有几百人生存过的痕迹，连生过的火还在
冒烟呢。可人都到哪去了，难道他们会插翅飞出去不成？我们
几千人，没吃没喝，受累挨冻，能跟他们痛痛快快打一场也好
呀! 可对手跑啦! 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
还有一次，我跟着师团长的马走，太困、太累，一不留神
从山上滑了下去，陷进七八米深的雪窝里，差点儿被冻死。这
种经历你们谁有？他问大家。
一次，马匪的游击队潜入我们军营，在井边立了块牌子，
上面写着“有毒”。我们连人带马两天没敢用井水吃喝。抓来
几个中国人，强迫他们喝，嗨！屁事没有，多气人！
一次我们一千多人行军，居然有马匪小部队袭击我们。枪
声一响，群山回荡。师团长腿部中弹翻落马下，等我们布置好
作战队形，他们20多人早在雪面上飞滑而去，那速度连子弹都
追不上。抬着十几个死伤者往回走时，我们愤怒之极。
“有能耐的话，咱们面对面干嘛。”他对我说。
我告诉他：“我可不是马占山啊。”
吉村说：1940年10月，我亲眼见过一次马占山，是一次秘
密接触。他约见我们师团长，却不许我们带枪。他的警卫部队
一律马步枪、驳壳手枪、马刀，一个个精神抖擞，精明强干，
身高马大，怒目而视。马占山本人精瘦、光头、黑胡子、黑马
褂，50岁上下，脸上没有一点笑模样。
我要和师团长一起进马占山的房子，被他的卫兵抓着后脖
领子给提了出来。混蛋!马占山的兵都不会说话!你说话呀，我
听得懂!
一会儿，师团长也从马占山房里走出来，脸色铁青。师团
长说：让我站着，他坐着!混蛋!土匪!有一天我要亲手把他的头
砍下来!
我和师团长去过不少大人物家，奉天市长也好，公安局长
也好，都非常有礼貌。中国的礼节不比日本人差。独独他，十
分蛮横，这个土匪。当天夜里，师团长亲自率领马队急行军50
多公里直扑白天秘密约会地点，可是马占山早就溜了。在附近
几个村庄拉网搜查，还是没有。当时漫天大雪，师团长感叹道：
“不是关东军无能，而是漫天飘来的大雪帮了马占山的忙。”
关东军骑兵要把这几个村庄都烧掉，把村民都杀掉。师团长反
对，他说漆黑的夜晚村庄要是烧起大火的话，几十公里以外都
能看见。这次不烧也不杀。说不定马占山这个狡猾的土匪头子
还会找机会秘密约见他。可是后来始终没有找到机会报复他。
自从关东军小老头吉村给我讲了马占山的故事，在我脑海
里“马占山”这三个字就永远磨灭不掉了。
再去东京，我一头扎进国立图书馆，找到一本日本人写的
《马占山传》。我在国内时愣没看过《马占山传》，而日本人
倒写了一本《马占山传》。
《马占山传》开篇，日本作者引用中国学者的文字介绍马
占山：
1885―1950，字秀芳。祖籍河北丰润，生于辽宁怀德（今
属吉林）。1911年，投靠奉天后路巡防营充哨长。1913年，任
骑兵第二旅连长。1918年，剿围有功升任营长。1920年，随吴
俊升赴黑龙江，升任骑兵团长。1925年，任东北陆军第五旅长。
1928年，任黑龙江省剿匪司令。1929年，任黑龙江骑兵总指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任黑龙江省代理政府主席，率军民
抗日。12月，任黑龙江省政府主席。1932年，马投降侵华日军，
4月，在黑河通电反正，重举抗日义旗。不久与李杜等部组成东
北救国抗日联合军，自称总司令。11月战败，12月率残部退入
苏联境内。1937年“七七”事变后，任东北挺进军司令，兼管
东北四省招抚事宜。1948年底，参与北平和平解放工作。1950
年，因患肺癌在北京去世。
图书馆要关门了，我急忙往后看。马占山去世前告诫子女：
“为人民做事，为祖国做事，做普通人，做老实人。”看到此
处，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来了，她说：“人家都出去了，就剩你
一个人了，请你放下书出去。”我依依不舍地放下《马占山传
》，怏怏地走出图书馆大门。
当时我在东京一家医院里打工看仓库，把仓库里几个纸箱
摞起来，就成了我的桌子。休息时间，就是我写作《“土匪”
马占山“英雄”马占山》的时间。医院病人中也有一个老鬼子，
他的部队在河南。他也知道马占山，做肾透析一上床就是四小
时。看他病历有梅毒，问他后才得知在中国打仗时传染上的。
这个老头管马占山也叫“土匪”。他还知道关东军多少年来一
直没能把“土匪”马占山消灭掉。他评论道：“马占山最狡猾。
”
后来我找到了国内出版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史》一书。书
中写道：1940年，马占山在困境中表示：“日本固有新奇的武
器，我当以热血应付；日本固有猛烈的枪炮，我当以头颅拼挡。
”他在一次营团以上军官会议上慷慨誓言：“作为军人，志在
以身报国，苟有一线之机不减，自应鼓舞勇气，而为国家尽其
最后之牺牲。凡为官为吏，不过一时职业之选择，民族之保存，
始为骨头之归宿! ”马占山部队和义勇军战士在天寒地冻的北国，
军需供应异常困难。战士们渴饮积雪，饿食马肉，冷燃马骨，
奋勇杀敌的情景令我异常感动。
感动之时，一股复杂的思绪涌上心头，1991年我出国时，
心目中的抗日英雄几乎都是共产党人，出国后，从原侵华日军
嘴里才得知有个“土匪马占山”，让他们铭心刻骨胆战心惊50
年!
什么“土匪马占山”，分明是英雄马占山!
七、日本的情报战
在北海道留学时，让人最感头痛的事，不是刺骨的寒冷，
漫天的大雪，中国留学生的稀少，而是工作机会的难找！找不
到工作的话，别说交大学学费，连生存下去都困难。交房租水
电煤气的钱哪儿来？买粮食、蔬菜的钱哪儿来？所以，必须找
到工作。再苦再累的工作也要咬牙去干。
初到札幌，几周没找到工作。眼看着坐吃山空，正急呢，
找到一份洗盘子的工作。老板一看，洗得可以，就把另一位洗
盘子的日本学生，调换到端盘子的工作岗位上去。上下二层的
饭店，70张桌子，洗盘子至少要两个人，现在这个繁重的任务
全由我一人承担了。看老板存心要累死我，只好自己开除自己。
于是又失业月余，后来又找到一个拆房子的工作。干这个活时
遇到了北海道大学的硕士老崔，我们成了朋友。但札幌并不天
天拆房子，我俩只好挥手相别。后来我去扛酱油，巧遇三浦老
头儿。三浦老头儿和我住在同一条街上，又常见面，这次到同
一个公司当临时工，自然高兴。
三浦老头儿今年76岁，身体健康，热情善谈，心胸开阔，
是个充满奇谈怪论的人。我知道他家有传真机，每天看报，爱
看书，喜做笔记。他夫妻恩爱，两个儿子、三个孙子，都在东
京工作学习。由于我们两个临时工经常失业，所以老在札幌图
书馆的同一张桌子旁遇到。
日本全国无论走到哪里，最好的建筑都是图书馆和学校。
图书馆里文明优雅，冬暖夏凉，因此，从星期一到星期五的读
者群除去学者就是失业者。作为“馆友”，没几天我就了解到
他曾是日本海军少尉，1937年11月他所在的军舰还炮击过上海
政府军阵地。他去过中国的南海、东海、黄海。1941年在台湾
海峡，击沉过中国海军的几艘小炮艇。在那次海战中，他的军
舰中弹六发，爆炸的炮弹弹片击中他的腹部、腿部，随即退出
现役，复员回家。由于那个年代的男人都上了前线，他马上在
当地找到了一个如意老婆。本想就此安心生活了，1942年又被
应征入伍，还当海军。他的舰艇在1945年初于北纬45度、东经
150度的千岛群岛海面上被美国飞机炸沉。他被别的日本海军舰
只救起，不久，日本投降。
所谓“扛酱油”的工作，是在一家旅日华人开的公司送货。
这家公司垄断了札幌全市的调味。札幌全市所有的大饭店，每
天把需要的调味品用传真的方式送进这家公司。接到传真后，
这家公司迅速派人把清单上的调味品送去。由于北海道打工机
会很少，所以这家公司给我的印象是比日本公司还刻薄。新年
前后忙劲儿刚一完，三浦老头就被开除了。没两天，我也被开
除出来。
有一天早晨我和三浦老头又在札幌图书馆我们的大办公桌
前见了面。他见我有几分沮丧，便安慰我说：“嗨! 这有什么，
人生就是海中漂浮的船，不要悲伤。你没饭吃，可以去我家吃
饭，不必客气。从今天起，我带你去北海道各地观光。我们俩
这几天把‘书’开除了，好不好？”
我不同意，对三浦说：“今天不成，今天已经来了，而且
教授布置的几本书不看完，开研讨会时我说什么呢？”三浦说：
“好，那就明天。”
第二天，我和三浦去了洞爷湖。北海道有两个洞爷湖，每
个湖的面积都有10平方公里以上，统称洞爷湖国立公园。湖边
森林茂密，温泉相连，宾馆旅社星罗棋布。由于没有工业污染，
故湖水清澈，曲径通幽，鸟语花香，是个旅游胜地。描写洞爷
湖的课文，我在大学三年级的精读课里学过，那是一篇非常优
美的散文。作者是东京人，1965年曾来观光过。步入洞爷湖畔，
风光果然不凡。原始森林参天蔽日，满目碧绿，一片幽静。这
里是鸟的天堂，鸟儿可以自由鸣叫，自由飞翔。小松鼠竖起尾
巴在树枝间来回跳跃。小汽车在林中小路上悄悄地滑行，惟恐
打破了这里的宁静。一对对情侣，脚踩阳光，眼含羞涩，手拉
着手静静地漫步。
依山傍湖处是天然的大温泉。这些温泉都高于洞爷湖的湖
面，故沐浴者一边洗温泉一边可以极目远眺，观赏湖上的风光。
夕阳像渐渐冷却的红锅，把微温的余晖洒到洞爷湖水面上，
反射出碎金般的闪光。
我们迎着湖边夕阳散步，一前一后。他沉思的身影长长地
落在我前面。遥望夕阳。他慢慢地回忆：“1937年11月，炮击
上海也是在夕阳之中。在隐约可闻的爆炸声之后，在上海城市
几幢高楼的后面升腾起来的是遮天蔽日的黑烟。
“作为日本海军，我没有踏上过中国的一寸土地，却无数
次遥望过那幅员辽阔的国家。我知道我们日本军人在你们中国
所犯下的罪行。
对于日本侵华军人给中国人带去的灾难，中国人肯定仇恨
我们，不仇恨就奇怪了。”
“但是……”他看着我说，“……战争的责任在我这儿，
战争的责任又不在我这儿，我不过是个海军少尉……。我希望
今后中国和日本间永不再战，日本人、中国人都在和平的环境
中生活，就像眼前的景色。”他用手指着前方回头看我。
前方是天地之间优美的夕阳，它正慢慢地，静静地落入地
平线。那优美、静谧的远方，就是我可爱的祖国。
极目远眺，我头一次感到那橘红色的落日和噗啦啦飞动的
白色鸽群一样都象征着和平。
《拉贝日记》(zt)
序
胡 绳
60年前，侵华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惨案，是日本法西斯在中国所犯严重罪行
之一，是中国现代史上极其惨痛的一页。虽然日本当时当权者和以后当权者中的许
多人竭力否认有这样的惨案，企图隐瞒事实真相，但事实就是事实，不断有身经这
个惨案的人(包括当时的日本军人)提供了揭露惨案真相的材料。最近，江苏人民出
版社和江苏教育出版社共同翻译出版了《拉贝日记》。这是当年在南京的一名德国
友人亲身目击南京大屠杀所作的真实记录。在标志中国开始全面抗战的卢沟桥事变
60周年的时候，这部被长期尘封而又具有重要价值的历史资料首次出版面世，是很
有意义的一件事。
这本书的作者约翰・拉贝(John H. D. Rabe)于1882年出生于德国汉堡。1908年
到中国，不久作为德国西门子公司的雇员，在北京、天津、南京等地经商。拉贝和
他的家人在中国生活了将近30年，他的子女和外孙女均出生在中国。他们与中国人
民结下了亲密的友谊。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对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处在内忧外
患中的中国人民抱有深切的同情。1937年日军进攻南京前夕，他和十几位外国传教
士、教授、医生、商人等共同发起建立南京安全区，并担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
他和一些国际友人在当时极其危险艰难的战争环境中，四处奔走呼号，奋不顾身地
抗议和尽其所能地阻止侵华日军对中国人民疯狂施暴。他们设立的南京安全区为大
约25万中国平民提供了暂时栖身避难的场所。在他自己的住宅和小花园里，也挤进
了600多名中国难民，受到保护。他还在他的日记和其他文字中记述了侵华日军在南
京犯下的一桩桩令人发指的暴行。他在1938年4月回到德国以后，连续举行报告会，
向德国当局呈送书面报告，继续对日军在南京的罪恶进行揭露。在受到德国警察盖
世太保的讯问和警告之后，他仍然暗暗地细心整理自己的日记和有关资料，将这些
历史记录留给后人。
《拉贝日记》是近年发现的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中数量最多、保存得最为完整
的史料。这部日记所记述的，都是拉贝的亲历亲见亲闻，非常具体、细致和真实，
无人能否认其可信度。在写作日记的同时，拉贝还精心保存了80多张现场拍摄的照
片，并对这些照片作了翔实的说明。这些文字对中日交战双方的实际情况和政治是
非作了客观公正的评价。拉贝的祖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日本的盟国，他本人是
德国纳粹党南京小组的负责人(代理)。这就使他的记述具有别人难以代替的特殊作
用。当然，由于拉贝当时活动的范围主要在南京安全区内，又只是他个人和他周围
人的所见所闻，这部日记不可能对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全过程作出完整的系统的论断
和估计。这是不可以苛求的。尽管如此，《拉贝日记》仍然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它是对侵华日军制造这一惨绝人震的大屠杀的血泪控诉，是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犯下
的严重罪行的有力证词。
法西斯主义是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恶性发展的产物。第二次世界
大战是德意日这些法西斯国家挑起来的。战争中种种罕见的野蛮残暴行为，都是这
些国家的法西斯势力所制造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和南京大屠杀是其中显著的事例。
这种灭绝人性的法西斯主义，遭到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包括许多具有
资产阶级民主传统的国家由政府和人民的反对。即使是德意日这些国家，也有数量
众多的人是对法西斯不满和反对的。这样就形成最广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凭借这个强大的统一战线的力量最终取得打败德意日法西斯的胜利。拉贝作为一个
德国商人，甚至是一名纳粹党员，也还是以他的正义感和人道主义精神在中国参与
了反对日本法西斯暴行的斗争，对中国人民给予了极其可贵的援助。中国人民永远
不会忘记这位可亲可敬的国际友人。拉贝这部日记的出版和他的这些斗争事迹的传
播，再一次向世人昭示了正义必将战胜邪恶、文明必将战胜野蛮的历史真理。读者
将从这部历史资料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发。
序
胡 绳
60年前，侵华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惨案，是日本法西斯在中国所犯严重罪行
之一，是中国现代史上极其惨痛的一页。虽然日本当时当权者和以后当权者中的许
多人竭力否认有这样的惨案，企图隐瞒事实真相，但事实就是事实，不断有身经这
个惨案的人(包括当时的日本军人)提供了揭露惨案真相的材料。最近，江苏人民出
版社和江苏教育出版社共同翻译出版了《拉贝日记》。这是当年在南京的一名德国
友人亲身目击南京大屠杀所作的真实记录。在标志中国开始全面抗战的卢沟桥事变
60周年的时候，这部被长期尘封而又具有重要价值的历史资料首次出版面世，是很
有意义的一件事。
这本书的作者约翰・拉贝(John H. D. Rabe)于1882年出生于德国汉堡。1908年
到中国，不久作为德国西门子公司的雇员，在北京、天津、南京等地经商。拉贝和
他的家人在中国生活了将近30年，他的子女和外孙女均出生在中国。他们与中国人
民结下了亲密的友谊。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对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处在内忧外
患中的中国人民抱有深切的同情。1937年日军进攻南京前夕，他和十几位外国传教
士、教授、医生、商人等共同发起建立南京安全区，并担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
他和一些国际友人在当时极其危险艰难的战争环境中，四处奔走呼号，奋不顾身地
抗议和尽其所能地阻止侵华日军对中国人民疯狂施暴。他们设立的南京安全区为大
约25万中国平民提供了暂时栖身避难的场所。在他自己的住宅和小花园里，也挤进
了600多名中国难民，受到保护。他还在他的日记和其他文字中记述了侵华日军在南
京犯下的一桩桩令人发指的暴行。他在1938年4月回到德国以后，连续举行报告会，
向德国当局呈送书面报告，继续对日军在南京的罪恶进行揭露。在受到德国警察盖
世太保的讯问和警告之后，他仍然暗暗地细心整理自己的日记和有关资料，将这些
历史记录留给后人。
《拉贝日记》是近年发现的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中数量最多、保存得最为完整
的史料。这部日记所记述的，都是拉贝的亲历亲见亲闻，非常具体、细致和真实，
无人能否认其可信度。在写作日记的同时，拉贝还精心保存了80多张现场拍摄的照
片，并对这些照片作了翔实的说明。这些文字对中日交战双方的实际情况和政治是
非作了客观公正的评价。拉贝的祖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日本的盟国，他本人是
德国纳粹党南京小组的负责人(代理)。这就使他的记述具有别人难以代替的特殊作
用。当然，由于拉贝当时活动的范围主要在南京安全区内，又只是他个人和他周围
人的所见所闻，这部日记不可能对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全过程作出完整的系统的论断
和估计。这是不可以苛求的。尽管如此，《拉贝日记》仍然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它是对侵华日军制造这一惨绝人震的大屠杀的血泪控诉，是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犯下
的严重罪行的有力证词。
法西斯主义是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恶性发展的产物。第二次世界
大战是德意日这些法西斯国家挑起来的。战争中种种罕见的野蛮残暴行为，都是这
些国家的法西斯势力所制造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和南京大屠杀是其中显著的事例。
这种灭绝人性的法西斯主义，遭到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包括许多具有
资产阶级民主传统的国家由政府和人民的反对。即使是德意日这些国家，也有数量
众多的人是对法西斯不满和反对的。这样就形成最广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凭借这个强大的统一战线的力量最终取得打败德意日法西斯的胜利。拉贝作为一个
德国商人，甚至是一名纳粹党员，也还是以他的正义感和人道主义精神在中国参与
了反对日本法西斯暴行的斗争，对中国人民给予了极其可贵的援助。中国人民永远
不会忘记这位可亲可敬的国际友人。拉贝这部日记的出版和他的这些斗争事迹的传
播，再一次向世人昭示了正义必将战胜邪恶、文明必将战胜野蛮的历史真理。读者
将从这部历史资料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