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oobydoo
知名会员
- 注册
- 2002-03-18
- 消息
- 169
- 荣誉分数
- 23
- 声望点数
- 128
《中学毕业日》
(写作、谈爱、提琴之多角恋 )
谈起“多角恋”,在人们脑子里,一定会闪现出男男女女争风吃醋,哭哭滴滴爱恋生死的场面。但我所讲的“多角恋”,是九哥在十几岁的时候,同时迷恋上“写作”“谈爱”和“小提琴”。所以这里所说的事,不仅仅是讴歌少男少女之纯情。
其实、我从小就喜欢戏,才四、五岁,就常常跟着邻居的哥哥们爬到围墙上看。我还善于把所看到听到的,一些本来毫不相干的屁事、胡搅在一起瞎编成故事。读小学的时候、一下课,经常会有一帮固定的“fun”把我挤在中间。故事编得好就有奖励,常常是一些从大家口里剩下的糖果饼干;编得不好也有奖励,那可以是帽子飞上天,或揉满一头带刺的小果粒。识字后我很快放弃了小人图书连环画。大约是小学三年级,我第一次一口气读完了一本厚厚的《小布头奇遇记》。(那是父亲送给哥哥的礼物)
大约小学四年级,我开始学着写日记。这个臭习惯一直延续到中学快毕业。(是因为母亲经常抽查,泄露了九哥不少秘密,才决定把日记改写在心里)
读大人书,是在小学毕业后。(其实九哥小学没毕过业,因为1966年、才五年级就撞上了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胡乱混了一年,就离开了学校)文化大革命中、除了毛主席著作,以外的一切书籍几乎都被“禁”。不管局势有多么严峻,还是有许多“毒草”通过民间地下渠道传播泛滥。文化大革命开始,我还攀不上红卫兵的年龄,成天闲着没事,就一屁股坐在厨房里边做饭边看书。印象比较深的有迪根斯的《大卫、科博菲尔》,雨果的《悲惨世界》等。对我人性形成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罗曼罗兰的《克里斯朵夫》。读着读着阴魂上身,正当我陶醉在“克里斯朵夫”的精神世界里的时候,家里人在考虑要不要送我去神经病院。
到了中学,仍恶习不改,经常编出一些离奇却又让人不能不相信的故事。为此还以“挑拨同学关系”而受到批判,丢了“班干部”的官位。在家里,母亲则用活动皮肉的方法来触及我“撒谎”的灵魂。
即使如此,在学校、总还有那么些傻瓜宁愿接受挑拨,无论我怎么声明这一切都是编造,与事实无关,仍可以在同学们中间翻波起浪。
有一位叫陈安娜的同学,缺乏斗志竟在全班同学的批斗声中退学逃去乡下。一年后我和几个同学去她家里,竟见到了她、一个仅15岁的少女,被农民开花而结的果。那孩子标志着九哥瞎编故事的里程碑。
虽然当时的智慧还达不到如今愧悔的水平,但还是感到了有点不妙,便暂时关闭了“谣言制造厂”,把心思转向了小提琴。
本来以为专心练小提琴,除开吵吵邻居的耳朵,不会再伤人的心。不料、学校班上的同坐,一个叫小冰的姑娘,激起了我的创作激情。
小冰是个长着张瓜子脸蛋的漂亮girl,因为身材修长被安排坐在最后;而我是因为“好讲小话”,才被安排在“绝不跟男同学讲话”的余小冰隔壁。“这样安全,是最好的办法”班长说。
和小冰同了一年的桌子,没逮到过一次搭腔的机会,所以也谈不上“一帮一、一对红”。
“这人真是冷酷无情,好在叫‘小冰’,要是‘大冰’,坐在她旁边还不早被冻成冰棍。于是又考虑起是愿意被冻成“白糖冰棍”还是“绿豆冰棍”。
眼看就要毕业了,我想也只好在还留有点面子之前收兵。不记得哪个小道情报,获知小冰有一表哥,并同表哥的一帮大朋友玩得火热。那又激起了我极大的征服心。通过许多渠道认识了她的表哥,还从她表哥那里偷到一手漂亮的仿宋字。从表哥那还打听到小冰喜欢看书。我忙乎了一阵,又发现我所有能找到的书,都派不上用。(她都看过)正处山穷水尽,又得机密:她想看新书。“嘿,那还不好办,为她写一本就是了。”
我起早贪黑熬了两个星期,终于完成了我的处女作:《梦》。
《梦》的目的除了向小冰献殷勤,其他的就记不清了,只残留些支离破碎的片段。
当然,最先偷看这篇小说的是我的母亲,记得她把手稿还给我时说:“你把书里的母亲描写的那样仁爱慈心,那叫我以后怎么办?”
离毕业只有一个星期了。在一天中午休息时,我打开小冰那人人都会开的秘密暗锁,把手稿放进她的抽屉,手像偷人心的惯贼、颤抖得十分熟练。
我胡乱地祷告了不知是上帝、菩萨,还是别的什么神灵,像个等待判决的囚犯,一天一天、一上午一下午、一小时一分一秒地窥视着小冰表情的丝毫变化。但是,她的表情没有变化。“真行,孙子装得比电影明星还、、、”
中学的最后一天,别的班上都把教室打扮一新,凑钱买了些糖果饼干。那气氛、像过节一样。说来也是,同窗了两年,720个日日夜夜,一起读书、游戏、劳动、还学农学军,从陌生人变成心心相照的朋友。就在这一天,最后的一瞬间,大家就分手,各奔前程。天涯海角、东南西北,也许再没机会相逢。两年间残存的口角误会就在此化为乌有;两年间积累的情谊友爱就在此升华结晶。
而我们班、周南中学五连三排,气氛格外异常。大家坐下,全班同学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在笑。这时班长走上讲台,十分庄严地:“同学们,我们就要毕业了,毕业后我们要不要继续革命?”
全班同学,当然我也跟着“要”。
于是,班长从讲台的抽屉里拿出本手搞来。Oh my God,那就是我的《梦》。我立即写了张纸条塞给小冰:“叛徒、卑鄙无耻、黑良心
收到的回条是:“你在说什么,我不知道。”
去条:“装得真像,美人蛇。”
回条:“没空跟你罗嗦,到底怎么回事?”
去条:“就是《梦》。”
回条:“大白天,你做什么《梦》?”
去条:“《梦》就是书,就是我为你写的书。”
回条:“为我还出书?你、、我、、真有那么伟大?”
班长在讲台上讲了些什么,我一句也没听进。只听到全班同学大喊一声:“要”。
班长叫到:“成钢九,你自已说要不要?”
“我要我要、、对了,什么要不要?”
“严肃点,当着全班革命师生的面,你表个态,要不要把你的毒草《梦》烧掉。”
我一惊,又迅速反应过来。“慢点,在决定烧不烧之前,班长能不能告诉大家,我的书怎么会落到你的手上?”
“那是班长从余小冰的抽屉里查毒草查出来的。”另一位班干部抢着说。
“啊,明白了。”我转向小冰,给了她一个“误会了”的眼神。“不过、班长,如果查到的不是毒草,那算不算作贼。”
又是一片混乱。
终于,大家都同意作不作贼不重要,重要的是毒草要不要烧掉。
“应该烧掉。不过,可不可以读给大家听了以后再烧掉?还没读,怎么知道是毒草,烧掉了证据,又怎么批判?”
小冰出身不太好,在教室里站起来说话,这两年来还是第一次。看来小冰对《梦》还有点兴趣。说也是,要没兴趣,我那两个星期的苦心、不就成了无效劳动。于是,我装出很害羞,极不情愿的样子,“硬要读给大家听,我有什么办法。能做做反面教材,也算是我的贡献。
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初次表白两年来对一位少女的爱慕,那是只有在西方、或电影小说里才有的罗曼蒂克;那也是以我个人的力量绝对无法组织的场面,更况乎是在那种年代!
“不准放毒!”,
“读!!”
“不准放毒!!!”
“就是要读!!!!”
“不准谈爱!!!!!”
、、、、、、
这时隔壁的老师过来,说:就是高兴庆贺,也不要影响其它的班。
我趁机又站起来补充:“其实,那本书是我写给小冰一个人的,不关大家什么事。关于‘不准谈爱’,大家有自由不跟我谈爱;至于‘不准放毒’,那‘毒’不是我老九放的,而是班长偷的。其实班长完全有权选择不管人家的闲事。”
“不要鼻子、、、无耻、、、羞羞羞、、、不识好歹、、、”
混乱中班长也拿不定主意,把眼光转向柳老师求救。
我的柳老师,是我在中国见到的最讲民主的老师。她一直没动声色,都到了这般光景,只好叫大家治病救人,也要我理解接受大家的善意,至于“读”还是“放毒”,柳老师同意以投票的方式。
投票的结果是“读”。
班长打开我的手稿。像个初登舞台的演员,脸上涨出一片红晕。
“《梦》作者成钢九、1970年”
他清了一下嗓子:
“那是一个毛毛雨的黄昏,我提着忐忑的心,腾云驾雾向梦中的人―小冰的宫殿飞去、、、、、、”
这时、我觉得需要把灯光调暗一点,再加上音乐,配点毛毛雨声。像个初做父亲的人,我觉得椅子上都是刺,急切而紧张地盼望自己丑婴的出生。
“我找了块打不坏玻璃的小石子,”班长继续念着:
“‘谁?’窗子打开,伸出个天使来。
‘是我,成钢九、’
‘什么事?’
‘想找你帮我保管副老花眼镜。’
‘你什么意思?’
‘等我老了,怕找不到眼镜,你就好拿给我用。’
‘坏蛋,姨妈已经睡了,就从窗子里爬上来吧。’
我顿时觉得比罗密欧还幸运。在爬到窗台时,虽然我的‘孩子’掉了,但是还是感到意外的高兴”
、、、、、、
小冰来条:“什么‘孩子掉了’,你就养崽了?”
我的回条:“不是‘孩子掉了’是‘鞋子掉了’,瞧他塑料普通话,真伤心。”
如此蹂躏我的“处女”,岂能容忍。九哥“滕”地跳上了讲台。从班长手里夺过手稿。
又是一片骚乱,接着又是隔壁老师敲门。
“别吵了,只要有故事听,谁念还不一样。”不知哪位同学的高见,平息了这阵乱哄哄。
我把那两个星期的心血、每一个细胞的情感、全身的激情和对小冰所有的殷勤都凝聚在我的声道上:
“从窗子爬进小冰的闺房,我们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从罗马的《斯巴达克斯》到俄国的《安娜、卡列尼娜》,从《罗密欧与朱利叶》的花园到《巴黎圣母院》教堂的钟声、、、、、、几句话的工夫,已入夜深。
‘能否在你温馨的小屋里呆到天明?要能那样,我宁可永远是夜深。’
‘不行不行,姨妈半夜总来给我盖被子或摧我小便。’
临走,她给了我一个苹果。那是个嫩嫩的、还待成熟的苹果,咬在嘴里,觉得有些酸涩,但一咽到心里,就变得无比的甜蜜。”
、、、、、、
教室里一片寂静,只传来隔壁的阵阵欢笑。这回轮到柳老师起身出去敲隔壁的门。那神情,仿佛这两年来没有任何一堂课有如此的严肃认真。我的故事继续进行:
“小冰啊小冰,不管你冷酷的心被歪曲成何样之奇冰,只要肯紧贴我温暖的痴情,就一定会溶化成爱的缤纷。”
只听见女同学做了几个深呼吸。这时我想,小冰的心一定正在溶化,要不也不会从眼睛里冒出些水气来。乘着那诗情画意的翅膀,全班同学也进入了黄昏、月亮、花园草地,还有那少男少女的纯情中。
“太阳就要出来了,‘黎明’本来是多么令人神往的一件事情,但在今天,却是那样的讨厌。我迟迟不舍得从《梦》中觉醒。那是个15岁少年诚挚而罗曼蒂克的《梦》。我对着世界上所有的神灵祈祷,但愿将来的日子,也永远美好得像这个《梦》。
剧终”
读完了,先是静静的几秒钟,接着稀稀拉拉有几片掌声。班长站起来,“打倒毒草。”
毕业批判会的下一个议程是大家发言。你看我来我看你,迟迟没有人上台。为了不冷场,班长又求救于柳老师。
柳老师既是班主任,又是我们的语文老师,平时都由她改作文。
“学着写小说,并不是一件坏事,又为啥不可。但既然要写,平时就要注意基本功。比如、造句措辞的恰当、段落的安排、都属于基本功。成钢九同学平时在这方面注意不够,写起文章来就出问题。比如那句话‘虽然我的鞋子掉了,但是还是感到意外的高兴。’大家来分析分析:首先、这个句子缺主语;还有:‘虽然’和‘但是’用在一起就重复;此外这个句子还缺乏逻辑性,鞋子’与‘意外’又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同学们,希望大家吸收成钢九同学的教训,就是毕业后,也还是要继续努力学习语文。”
班长越听越不对劲,本来是请老师批判,怎么上起语文课来了。“谈爱的问题柳老师怎么看?”班长把柳老师顶在墙上。
“谈爱的问题嘛,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谈恋爱影响学习,当然不合适,应该批判。要谈恋爱,到了社会上,有的是时间,没必要这么性急。再说,才15、6岁,就‘老花眼镜’、扯什么白头到老的事情、、、”
“柳老师,我没说是‘白头到老’。”我忍不住插了句嘴。
“不是‘白头到老’是什么,难道还黄头到老、红头到老不成?”
“‘光头到老’、老师,我想我应该会是‘光头到老’。我爷爷老了就是一光头、、、”
(哄堂大笑)
“打倒毒草。”又是班长带头叫。
本来,我的处女《梦》是仅仅为小冰的,而万万想不到那天的场面却能如此壮观:不但公开向小冰表白了我的feeling,而且让全班同学共享了九哥的大作。那种满足感真是找不到词汇,真不知该怎么感谢我的班长。
这场喜剧进行到此,一切正常,就缺点火花。于是利用了讲台上早准备好了的火柴、、、、、、
教室里又重现出一片混乱,但那一切都不再与我相干。一把火,把15岁少年的《梦》化为抽象。我冲出了教室,随着我的“梦”飘翔至无限广阔、超越时空的境界。
那便是我的中学毕业日,没有欢呼、没有歌唱、甚至没照集体相。
三十年过去了,现在想起来,才觉得是个遗憾。毕业典礼,本来应该是属于每一个同学的欢乐,那天、却成了表达个人情感、显示九哥能耐的独角戏。这种自私,连我自己也永远不会饶恕。
不过真的,那决非我的本意。给一个人写的情书到底关全班同学什么事,三十年来成了西方朋友们怎么也无法理解的故事。我唯一能想出的解释是:“中国人口太稠密,没有隐私的余地。”
那、也该算是我初恋中的一次,尽管从未在一起讲过一次话、当然不存在约会吃饭、跳舞旅游,更不敢去想什么握手亲嘴做爱。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单纯、更愚蠢的恋爱吗?
也就是那天,我与写作绝了缘,开始了我小提琴的苦行征。
小提琴的世界像座山,越往上爬圈子越小。经过了二十几年的千辛万苦,飘洋过海披荆斩棘,我终于爬到了只剩有稀稀拉拉的境地,而我自己,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了深山怪类,存在于极度的孤独之中。
除了艺术的世界,生活在西方、那个讲究个性、绝对自由的社会,开始还如鱼得水。时间长了,才逐步感到自己是置身于感情的沙漠、、、那是些连当人面被抢劫或刺杀都无人问津的社会、、、在那些靠录象带里的陌生人伴随入睡的岁月,中学同学们那种家庭式的友爱、把他人的闲事当私事的责任感,还有那场甜蜜的批判会,会经常再现在我的美“梦”里。时常,一些早已忘了的琐事,会不讲道理地重现在脑海里,比如班上有个女同学、毕业后要嫁个比自己大20岁、离过婚的男人,我还准备纠集几个同学,用“抢亲”的办法去把她营救出来、、、、、、这一切,回想起来是多么的有韵味。
难道这种家庭般的人际关系,仅仅只属于中华民族的伟大?
兴许是为了找回这种失落,十几年来我不断搬家,不断上学。最后发现,我已经逛荡了三十多个国家,游历了十八所大学。除了再找不到什么地方好去,我也到了不好意思再坐在教室里的年龄。于是又想起样板戏里的一句台词:“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终于、还在呼吸的我,感觉到了窒息。为了存在,1999年,不惑之年的九哥再度留学上海,厚着脸皮当了戏文系的旁听。从头越、我捡起丢了十几年的中文,翻出一个世纪未见阳光的中文书籍字典、交起以前“我中文不好”而敬而远之的中国朋友、当起中文作家来。
谢谢写作,让我回到凡间。我又重新欣赏大海、享受太阳,又开始津津乐道地品尝着人的韵味。
九哥
于日本
后记:
三十年来,我一直在努力把中学同学们统统忘掉。也为此,我逛荡了众多的国家和大学,有过来自全世界的好多同窗。直到今天,我才找回勇气面对这个残酷的事实,那就是:世界上没有同学可以取代周南五连三排,就像世界上没有恋人可以取代小冰一样。
我把这个故事写出来,并不想咒骂那个只准“恨”,不准“爱”的时代;更不是埋怨我们这代被时代歪曲了的人;而仅仅出于一个极为质朴的心愿:愿这篇文章能到同学们的手里,读了能勾起大家相互的一点回忆、一丝怀念、能表达我对大家的一滴温馨。但愿大家都生活的健康安逸、和睦幸福。
关于小冰,据说本来是可以上高中的,因为我的《梦》,她中学一毕业就去了新疆建设兵团。后来她回到湖南,75年又巧遇在我们京剧团门口的公共汽车站。那时她已是一家糖厂的女工。我心疼过她比以前黑瘦了许多。最后见到她,是1988年。我从澳大利亚回国,柳老师带着几个要好的同学参加了我极为简陋的小聚会。(动员那么些同学来,柳老师一定费了番苦心)
当柳老师把小冰交到我手里时,我极不悟事地说了句调皮话“不准谈爱”。柳老师还是那上语文课的腔调:“此一时、彼一时也。” 我后来领悟到,比起语文来,那句话简直是真理。因为与“彼一时”不同,“此一时”的九哥,已经把小冰的事,作为一个极为美好的篇章存进了历史的挡案。
可惜那个聚会,也因九哥狂妄自大、自我中心的禀性,和难以与人相处的恶性弄得不欢而散。
如果万一什么时候,能像电影里一样,接到班长的通知:“周南五连三排同学再聚会”而能作为同学的一员去参加;再为了我三十年前的过失,罚我承担所有的费用,那就是圆了九哥的夙“梦”。
九哥
于日本 2001年5月
(写作、谈爱、提琴之多角恋 )
谈起“多角恋”,在人们脑子里,一定会闪现出男男女女争风吃醋,哭哭滴滴爱恋生死的场面。但我所讲的“多角恋”,是九哥在十几岁的时候,同时迷恋上“写作”“谈爱”和“小提琴”。所以这里所说的事,不仅仅是讴歌少男少女之纯情。
其实、我从小就喜欢戏,才四、五岁,就常常跟着邻居的哥哥们爬到围墙上看。我还善于把所看到听到的,一些本来毫不相干的屁事、胡搅在一起瞎编成故事。读小学的时候、一下课,经常会有一帮固定的“fun”把我挤在中间。故事编得好就有奖励,常常是一些从大家口里剩下的糖果饼干;编得不好也有奖励,那可以是帽子飞上天,或揉满一头带刺的小果粒。识字后我很快放弃了小人图书连环画。大约是小学三年级,我第一次一口气读完了一本厚厚的《小布头奇遇记》。(那是父亲送给哥哥的礼物)
大约小学四年级,我开始学着写日记。这个臭习惯一直延续到中学快毕业。(是因为母亲经常抽查,泄露了九哥不少秘密,才决定把日记改写在心里)
读大人书,是在小学毕业后。(其实九哥小学没毕过业,因为1966年、才五年级就撞上了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胡乱混了一年,就离开了学校)文化大革命中、除了毛主席著作,以外的一切书籍几乎都被“禁”。不管局势有多么严峻,还是有许多“毒草”通过民间地下渠道传播泛滥。文化大革命开始,我还攀不上红卫兵的年龄,成天闲着没事,就一屁股坐在厨房里边做饭边看书。印象比较深的有迪根斯的《大卫、科博菲尔》,雨果的《悲惨世界》等。对我人性形成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罗曼罗兰的《克里斯朵夫》。读着读着阴魂上身,正当我陶醉在“克里斯朵夫”的精神世界里的时候,家里人在考虑要不要送我去神经病院。
到了中学,仍恶习不改,经常编出一些离奇却又让人不能不相信的故事。为此还以“挑拨同学关系”而受到批判,丢了“班干部”的官位。在家里,母亲则用活动皮肉的方法来触及我“撒谎”的灵魂。
即使如此,在学校、总还有那么些傻瓜宁愿接受挑拨,无论我怎么声明这一切都是编造,与事实无关,仍可以在同学们中间翻波起浪。
有一位叫陈安娜的同学,缺乏斗志竟在全班同学的批斗声中退学逃去乡下。一年后我和几个同学去她家里,竟见到了她、一个仅15岁的少女,被农民开花而结的果。那孩子标志着九哥瞎编故事的里程碑。
虽然当时的智慧还达不到如今愧悔的水平,但还是感到了有点不妙,便暂时关闭了“谣言制造厂”,把心思转向了小提琴。
本来以为专心练小提琴,除开吵吵邻居的耳朵,不会再伤人的心。不料、学校班上的同坐,一个叫小冰的姑娘,激起了我的创作激情。
小冰是个长着张瓜子脸蛋的漂亮girl,因为身材修长被安排坐在最后;而我是因为“好讲小话”,才被安排在“绝不跟男同学讲话”的余小冰隔壁。“这样安全,是最好的办法”班长说。
和小冰同了一年的桌子,没逮到过一次搭腔的机会,所以也谈不上“一帮一、一对红”。
“这人真是冷酷无情,好在叫‘小冰’,要是‘大冰’,坐在她旁边还不早被冻成冰棍。于是又考虑起是愿意被冻成“白糖冰棍”还是“绿豆冰棍”。
眼看就要毕业了,我想也只好在还留有点面子之前收兵。不记得哪个小道情报,获知小冰有一表哥,并同表哥的一帮大朋友玩得火热。那又激起了我极大的征服心。通过许多渠道认识了她的表哥,还从她表哥那里偷到一手漂亮的仿宋字。从表哥那还打听到小冰喜欢看书。我忙乎了一阵,又发现我所有能找到的书,都派不上用。(她都看过)正处山穷水尽,又得机密:她想看新书。“嘿,那还不好办,为她写一本就是了。”
我起早贪黑熬了两个星期,终于完成了我的处女作:《梦》。
《梦》的目的除了向小冰献殷勤,其他的就记不清了,只残留些支离破碎的片段。
当然,最先偷看这篇小说的是我的母亲,记得她把手稿还给我时说:“你把书里的母亲描写的那样仁爱慈心,那叫我以后怎么办?”
离毕业只有一个星期了。在一天中午休息时,我打开小冰那人人都会开的秘密暗锁,把手稿放进她的抽屉,手像偷人心的惯贼、颤抖得十分熟练。
我胡乱地祷告了不知是上帝、菩萨,还是别的什么神灵,像个等待判决的囚犯,一天一天、一上午一下午、一小时一分一秒地窥视着小冰表情的丝毫变化。但是,她的表情没有变化。“真行,孙子装得比电影明星还、、、”
中学的最后一天,别的班上都把教室打扮一新,凑钱买了些糖果饼干。那气氛、像过节一样。说来也是,同窗了两年,720个日日夜夜,一起读书、游戏、劳动、还学农学军,从陌生人变成心心相照的朋友。就在这一天,最后的一瞬间,大家就分手,各奔前程。天涯海角、东南西北,也许再没机会相逢。两年间残存的口角误会就在此化为乌有;两年间积累的情谊友爱就在此升华结晶。
而我们班、周南中学五连三排,气氛格外异常。大家坐下,全班同学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在笑。这时班长走上讲台,十分庄严地:“同学们,我们就要毕业了,毕业后我们要不要继续革命?”
全班同学,当然我也跟着“要”。
于是,班长从讲台的抽屉里拿出本手搞来。Oh my God,那就是我的《梦》。我立即写了张纸条塞给小冰:“叛徒、卑鄙无耻、黑良心
收到的回条是:“你在说什么,我不知道。”
去条:“装得真像,美人蛇。”
回条:“没空跟你罗嗦,到底怎么回事?”
去条:“就是《梦》。”
回条:“大白天,你做什么《梦》?”
去条:“《梦》就是书,就是我为你写的书。”
回条:“为我还出书?你、、我、、真有那么伟大?”
班长在讲台上讲了些什么,我一句也没听进。只听到全班同学大喊一声:“要”。
班长叫到:“成钢九,你自已说要不要?”
“我要我要、、对了,什么要不要?”
“严肃点,当着全班革命师生的面,你表个态,要不要把你的毒草《梦》烧掉。”
我一惊,又迅速反应过来。“慢点,在决定烧不烧之前,班长能不能告诉大家,我的书怎么会落到你的手上?”
“那是班长从余小冰的抽屉里查毒草查出来的。”另一位班干部抢着说。
“啊,明白了。”我转向小冰,给了她一个“误会了”的眼神。“不过、班长,如果查到的不是毒草,那算不算作贼。”
又是一片混乱。
终于,大家都同意作不作贼不重要,重要的是毒草要不要烧掉。
“应该烧掉。不过,可不可以读给大家听了以后再烧掉?还没读,怎么知道是毒草,烧掉了证据,又怎么批判?”
小冰出身不太好,在教室里站起来说话,这两年来还是第一次。看来小冰对《梦》还有点兴趣。说也是,要没兴趣,我那两个星期的苦心、不就成了无效劳动。于是,我装出很害羞,极不情愿的样子,“硬要读给大家听,我有什么办法。能做做反面教材,也算是我的贡献。
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初次表白两年来对一位少女的爱慕,那是只有在西方、或电影小说里才有的罗曼蒂克;那也是以我个人的力量绝对无法组织的场面,更况乎是在那种年代!
“不准放毒!”,
“读!!”
“不准放毒!!!”
“就是要读!!!!”
“不准谈爱!!!!!”
、、、、、、
这时隔壁的老师过来,说:就是高兴庆贺,也不要影响其它的班。
我趁机又站起来补充:“其实,那本书是我写给小冰一个人的,不关大家什么事。关于‘不准谈爱’,大家有自由不跟我谈爱;至于‘不准放毒’,那‘毒’不是我老九放的,而是班长偷的。其实班长完全有权选择不管人家的闲事。”
“不要鼻子、、、无耻、、、羞羞羞、、、不识好歹、、、”
混乱中班长也拿不定主意,把眼光转向柳老师求救。
我的柳老师,是我在中国见到的最讲民主的老师。她一直没动声色,都到了这般光景,只好叫大家治病救人,也要我理解接受大家的善意,至于“读”还是“放毒”,柳老师同意以投票的方式。
投票的结果是“读”。
班长打开我的手稿。像个初登舞台的演员,脸上涨出一片红晕。
“《梦》作者成钢九、1970年”
他清了一下嗓子:
“那是一个毛毛雨的黄昏,我提着忐忑的心,腾云驾雾向梦中的人―小冰的宫殿飞去、、、、、、”
这时、我觉得需要把灯光调暗一点,再加上音乐,配点毛毛雨声。像个初做父亲的人,我觉得椅子上都是刺,急切而紧张地盼望自己丑婴的出生。
“我找了块打不坏玻璃的小石子,”班长继续念着:
“‘谁?’窗子打开,伸出个天使来。
‘是我,成钢九、’
‘什么事?’
‘想找你帮我保管副老花眼镜。’
‘你什么意思?’
‘等我老了,怕找不到眼镜,你就好拿给我用。’
‘坏蛋,姨妈已经睡了,就从窗子里爬上来吧。’
我顿时觉得比罗密欧还幸运。在爬到窗台时,虽然我的‘孩子’掉了,但是还是感到意外的高兴”
、、、、、、
小冰来条:“什么‘孩子掉了’,你就养崽了?”
我的回条:“不是‘孩子掉了’是‘鞋子掉了’,瞧他塑料普通话,真伤心。”
如此蹂躏我的“处女”,岂能容忍。九哥“滕”地跳上了讲台。从班长手里夺过手稿。
又是一片骚乱,接着又是隔壁老师敲门。
“别吵了,只要有故事听,谁念还不一样。”不知哪位同学的高见,平息了这阵乱哄哄。
我把那两个星期的心血、每一个细胞的情感、全身的激情和对小冰所有的殷勤都凝聚在我的声道上:
“从窗子爬进小冰的闺房,我们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从罗马的《斯巴达克斯》到俄国的《安娜、卡列尼娜》,从《罗密欧与朱利叶》的花园到《巴黎圣母院》教堂的钟声、、、、、、几句话的工夫,已入夜深。
‘能否在你温馨的小屋里呆到天明?要能那样,我宁可永远是夜深。’
‘不行不行,姨妈半夜总来给我盖被子或摧我小便。’
临走,她给了我一个苹果。那是个嫩嫩的、还待成熟的苹果,咬在嘴里,觉得有些酸涩,但一咽到心里,就变得无比的甜蜜。”
、、、、、、
教室里一片寂静,只传来隔壁的阵阵欢笑。这回轮到柳老师起身出去敲隔壁的门。那神情,仿佛这两年来没有任何一堂课有如此的严肃认真。我的故事继续进行:
“小冰啊小冰,不管你冷酷的心被歪曲成何样之奇冰,只要肯紧贴我温暖的痴情,就一定会溶化成爱的缤纷。”
只听见女同学做了几个深呼吸。这时我想,小冰的心一定正在溶化,要不也不会从眼睛里冒出些水气来。乘着那诗情画意的翅膀,全班同学也进入了黄昏、月亮、花园草地,还有那少男少女的纯情中。
“太阳就要出来了,‘黎明’本来是多么令人神往的一件事情,但在今天,却是那样的讨厌。我迟迟不舍得从《梦》中觉醒。那是个15岁少年诚挚而罗曼蒂克的《梦》。我对着世界上所有的神灵祈祷,但愿将来的日子,也永远美好得像这个《梦》。
剧终”
读完了,先是静静的几秒钟,接着稀稀拉拉有几片掌声。班长站起来,“打倒毒草。”
毕业批判会的下一个议程是大家发言。你看我来我看你,迟迟没有人上台。为了不冷场,班长又求救于柳老师。
柳老师既是班主任,又是我们的语文老师,平时都由她改作文。
“学着写小说,并不是一件坏事,又为啥不可。但既然要写,平时就要注意基本功。比如、造句措辞的恰当、段落的安排、都属于基本功。成钢九同学平时在这方面注意不够,写起文章来就出问题。比如那句话‘虽然我的鞋子掉了,但是还是感到意外的高兴。’大家来分析分析:首先、这个句子缺主语;还有:‘虽然’和‘但是’用在一起就重复;此外这个句子还缺乏逻辑性,鞋子’与‘意外’又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同学们,希望大家吸收成钢九同学的教训,就是毕业后,也还是要继续努力学习语文。”
班长越听越不对劲,本来是请老师批判,怎么上起语文课来了。“谈爱的问题柳老师怎么看?”班长把柳老师顶在墙上。
“谈爱的问题嘛,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谈恋爱影响学习,当然不合适,应该批判。要谈恋爱,到了社会上,有的是时间,没必要这么性急。再说,才15、6岁,就‘老花眼镜’、扯什么白头到老的事情、、、”
“柳老师,我没说是‘白头到老’。”我忍不住插了句嘴。
“不是‘白头到老’是什么,难道还黄头到老、红头到老不成?”
“‘光头到老’、老师,我想我应该会是‘光头到老’。我爷爷老了就是一光头、、、”
(哄堂大笑)
“打倒毒草。”又是班长带头叫。
本来,我的处女《梦》是仅仅为小冰的,而万万想不到那天的场面却能如此壮观:不但公开向小冰表白了我的feeling,而且让全班同学共享了九哥的大作。那种满足感真是找不到词汇,真不知该怎么感谢我的班长。
这场喜剧进行到此,一切正常,就缺点火花。于是利用了讲台上早准备好了的火柴、、、、、、
教室里又重现出一片混乱,但那一切都不再与我相干。一把火,把15岁少年的《梦》化为抽象。我冲出了教室,随着我的“梦”飘翔至无限广阔、超越时空的境界。
那便是我的中学毕业日,没有欢呼、没有歌唱、甚至没照集体相。
三十年过去了,现在想起来,才觉得是个遗憾。毕业典礼,本来应该是属于每一个同学的欢乐,那天、却成了表达个人情感、显示九哥能耐的独角戏。这种自私,连我自己也永远不会饶恕。
不过真的,那决非我的本意。给一个人写的情书到底关全班同学什么事,三十年来成了西方朋友们怎么也无法理解的故事。我唯一能想出的解释是:“中国人口太稠密,没有隐私的余地。”
那、也该算是我初恋中的一次,尽管从未在一起讲过一次话、当然不存在约会吃饭、跳舞旅游,更不敢去想什么握手亲嘴做爱。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单纯、更愚蠢的恋爱吗?
也就是那天,我与写作绝了缘,开始了我小提琴的苦行征。
小提琴的世界像座山,越往上爬圈子越小。经过了二十几年的千辛万苦,飘洋过海披荆斩棘,我终于爬到了只剩有稀稀拉拉的境地,而我自己,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了深山怪类,存在于极度的孤独之中。
除了艺术的世界,生活在西方、那个讲究个性、绝对自由的社会,开始还如鱼得水。时间长了,才逐步感到自己是置身于感情的沙漠、、、那是些连当人面被抢劫或刺杀都无人问津的社会、、、在那些靠录象带里的陌生人伴随入睡的岁月,中学同学们那种家庭式的友爱、把他人的闲事当私事的责任感,还有那场甜蜜的批判会,会经常再现在我的美“梦”里。时常,一些早已忘了的琐事,会不讲道理地重现在脑海里,比如班上有个女同学、毕业后要嫁个比自己大20岁、离过婚的男人,我还准备纠集几个同学,用“抢亲”的办法去把她营救出来、、、、、、这一切,回想起来是多么的有韵味。
难道这种家庭般的人际关系,仅仅只属于中华民族的伟大?
兴许是为了找回这种失落,十几年来我不断搬家,不断上学。最后发现,我已经逛荡了三十多个国家,游历了十八所大学。除了再找不到什么地方好去,我也到了不好意思再坐在教室里的年龄。于是又想起样板戏里的一句台词:“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终于、还在呼吸的我,感觉到了窒息。为了存在,1999年,不惑之年的九哥再度留学上海,厚着脸皮当了戏文系的旁听。从头越、我捡起丢了十几年的中文,翻出一个世纪未见阳光的中文书籍字典、交起以前“我中文不好”而敬而远之的中国朋友、当起中文作家来。
谢谢写作,让我回到凡间。我又重新欣赏大海、享受太阳,又开始津津乐道地品尝着人的韵味。
九哥
于日本
后记:
三十年来,我一直在努力把中学同学们统统忘掉。也为此,我逛荡了众多的国家和大学,有过来自全世界的好多同窗。直到今天,我才找回勇气面对这个残酷的事实,那就是:世界上没有同学可以取代周南五连三排,就像世界上没有恋人可以取代小冰一样。
我把这个故事写出来,并不想咒骂那个只准“恨”,不准“爱”的时代;更不是埋怨我们这代被时代歪曲了的人;而仅仅出于一个极为质朴的心愿:愿这篇文章能到同学们的手里,读了能勾起大家相互的一点回忆、一丝怀念、能表达我对大家的一滴温馨。但愿大家都生活的健康安逸、和睦幸福。
关于小冰,据说本来是可以上高中的,因为我的《梦》,她中学一毕业就去了新疆建设兵团。后来她回到湖南,75年又巧遇在我们京剧团门口的公共汽车站。那时她已是一家糖厂的女工。我心疼过她比以前黑瘦了许多。最后见到她,是1988年。我从澳大利亚回国,柳老师带着几个要好的同学参加了我极为简陋的小聚会。(动员那么些同学来,柳老师一定费了番苦心)
当柳老师把小冰交到我手里时,我极不悟事地说了句调皮话“不准谈爱”。柳老师还是那上语文课的腔调:“此一时、彼一时也。” 我后来领悟到,比起语文来,那句话简直是真理。因为与“彼一时”不同,“此一时”的九哥,已经把小冰的事,作为一个极为美好的篇章存进了历史的挡案。
可惜那个聚会,也因九哥狂妄自大、自我中心的禀性,和难以与人相处的恶性弄得不欢而散。
如果万一什么时候,能像电影里一样,接到班长的通知:“周南五连三排同学再聚会”而能作为同学的一员去参加;再为了我三十年前的过失,罚我承担所有的费用,那就是圆了九哥的夙“梦”。
九哥
于日本 2001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