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郭之纯
愤青到底是爱国还是误国？11月9日《国际先驱导报》报道最近发生于浙江大学的
一场学生风波时，再次提出了这个尖锐却有些逻辑混乱的问题。
其实到现在为止，对“愤青”这个概念的释义并不十分明确。其定义对象随
着社会发展也逐渐发生变化，最新的解释多将其用于有激进色彩的民族主义者。
―――本文就从这个有限制的概念展开吧。对充满民族主义情绪的愤青们爱国误
国的判断，虽然难免纠缠不清，但还是很有辨析价值的。
可以肯定的是，几乎没有人说愤青不爱国，虽然这种“爱”有时是表现为“恨”
，然而这只是“恨铁不成钢”之“恨”。但是有些言论认为，“民族主义愤青遮
蔽真理谈论”（譬如社会学家李明水就是这样判断的）。于是围绕愤青便产生了
这样一个逻辑：愤青虽然爱国，但其激进的思维方式和言论却有可能因“遮蔽了
真理”而最终导致误国。为此，有人甚至还搬出“爱国贼”一词进行比喻。
应该承认，一些激烈、为求轰动效应，甚至只对事实进行选择性评说的口水
言论的确非常恼人。而愤青们往往就容易如此：一个“愤”字已经鲜明地勾勒出
其“以激进为是”的特点。但是，这样的言论果真一无是处吗？进一步说，愤青
们应该为此承担“误国”的责问吗？
要有效判断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必须理清一个原则：发展过程中到底需不需
要不同的声音。“人心齐，泰山移”，我们向来是讲究思想认识归一、追求观念
高度认同的。当然，在最根本的原则问题上理应如此，就某个小团体的发展或某
项短期工作目标的完成亦应如此，思想高度一致的确有助于劲往一处使，取得较
高的效率。
但是，如果再往长远看，上升到国家民族健康发展的层面，这种“思想高度
一致”果真是最佳的吗？我表示怀疑。就国家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选择而言，显然
并无先验的真理或天定的模式，也许“摸着石头过河”永远都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如果我们相信这点，那么就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我们万万不可企求这个社会
上只存在一种声音，哪怕这种声音当时看起来是多么“主旋律”。假如几亿人共
用一个大脑思考、共用一张嘴巴说话，那才是比什么都可怕的―――狂热的“大
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不就是惨痛的教训吗？
愤青们激进的言论和行为，有时确实会有消极作用，甚至形成一定的破坏力
―――这大概也是持“愤青误国论”者的逻辑基础。但笔者认为，即便如此也不
应该让他们承担“误国”的责问。这种责问有可能禁锢思想的活跃。而且同样不
可忽略地是，透过情绪的泡沫研究愤青的思想，可知其对现实的针对性意义：在
和平时期，政府行为一般是保守的，这样才能保持环境的相对稳定。在很大程度
上，这种保守和激进之间的摩擦和错位，正是愤青文化产生的土壤。因此，愤青
所想在很多时候具有某种前瞻性，具有参考价值。
从历史角度看“愤青现象”，同样没有否定的理由。是啊，哪个国家、哪个
朝代没有愤青呢？用现在的定义看当年的康有为、梁启超和五四青年，以及“指
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毛泽东们，哪个不是愤青？但恰恰就是这些愤青，推动了
时代的进步。
愤青到底是爱国还是误国？11月9日《国际先驱导报》报道最近发生于浙江大学的
一场学生风波时，再次提出了这个尖锐却有些逻辑混乱的问题。
其实到现在为止，对“愤青”这个概念的释义并不十分明确。其定义对象随
着社会发展也逐渐发生变化，最新的解释多将其用于有激进色彩的民族主义者。
―――本文就从这个有限制的概念展开吧。对充满民族主义情绪的愤青们爱国误
国的判断，虽然难免纠缠不清，但还是很有辨析价值的。
可以肯定的是，几乎没有人说愤青不爱国，虽然这种“爱”有时是表现为“恨”
，然而这只是“恨铁不成钢”之“恨”。但是有些言论认为，“民族主义愤青遮
蔽真理谈论”（譬如社会学家李明水就是这样判断的）。于是围绕愤青便产生了
这样一个逻辑：愤青虽然爱国，但其激进的思维方式和言论却有可能因“遮蔽了
真理”而最终导致误国。为此，有人甚至还搬出“爱国贼”一词进行比喻。
应该承认，一些激烈、为求轰动效应，甚至只对事实进行选择性评说的口水
言论的确非常恼人。而愤青们往往就容易如此：一个“愤”字已经鲜明地勾勒出
其“以激进为是”的特点。但是，这样的言论果真一无是处吗？进一步说，愤青
们应该为此承担“误国”的责问吗？
要有效判断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必须理清一个原则：发展过程中到底需不需
要不同的声音。“人心齐，泰山移”，我们向来是讲究思想认识归一、追求观念
高度认同的。当然，在最根本的原则问题上理应如此，就某个小团体的发展或某
项短期工作目标的完成亦应如此，思想高度一致的确有助于劲往一处使，取得较
高的效率。
但是，如果再往长远看，上升到国家民族健康发展的层面，这种“思想高度
一致”果真是最佳的吗？我表示怀疑。就国家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选择而言，显然
并无先验的真理或天定的模式，也许“摸着石头过河”永远都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如果我们相信这点，那么就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我们万万不可企求这个社会
上只存在一种声音，哪怕这种声音当时看起来是多么“主旋律”。假如几亿人共
用一个大脑思考、共用一张嘴巴说话，那才是比什么都可怕的―――狂热的“大
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不就是惨痛的教训吗？
愤青们激进的言论和行为，有时确实会有消极作用，甚至形成一定的破坏力
―――这大概也是持“愤青误国论”者的逻辑基础。但笔者认为，即便如此也不
应该让他们承担“误国”的责问。这种责问有可能禁锢思想的活跃。而且同样不
可忽略地是，透过情绪的泡沫研究愤青的思想，可知其对现实的针对性意义：在
和平时期，政府行为一般是保守的，这样才能保持环境的相对稳定。在很大程度
上，这种保守和激进之间的摩擦和错位，正是愤青文化产生的土壤。因此，愤青
所想在很多时候具有某种前瞻性，具有参考价值。
从历史角度看“愤青现象”，同样没有否定的理由。是啊，哪个国家、哪个
朝代没有愤青呢？用现在的定义看当年的康有为、梁启超和五四青年，以及“指
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毛泽东们，哪个不是愤青？但恰恰就是这些愤青，推动了
时代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