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说“不”――访巴金侄子李致
李致是巴金大哥的儿子。父亲去世那年,还在襁褓中的李致,今天也满头银发了。在李致心里,四爸巴金胜过亲生父亲。时常苦恼不被人理解的巴金,却多次说李致是比较了解他的。11月25日,是巴金101岁华诞,李致由川来沪,将首次在公众面前,说他与四爸的事,演讲的题目就是《巴金教我怎样做人》。
23日一早,踩着初冬暖暖的阳光,记者来到李致下榻的住所。推开虚掩的门,李致正用四川话念着准备好的讲稿。坐下后,他告诉记者：“巴老离开家乡81年,乡音未改。我明天就用四川话演讲,让大家听到一点巴老的乡音。”访问李致,是件轻松愉悦的事,因为没有距离,却有着共同的语言。告别李致,坐在电脑前,一切都在淡去,惟有访谈中的那些“不”字,在记者心中不断升华,不断升华。
“不要重建我的故居”
巴金诞生于成都正通顺街。不少人到成都时都想去巴金故居看看,但无法如愿。因为,巴金故居已经不复存在。四川的父老乡亲对没有保留巴金故居而深感遗憾。1985年,四川省作家协会给省委省政府写了报告,要求恢复巴金故居。省委同意,并且成立了筹备小组。巴金知道后不同意,对李致说：“不要恢复故居,如果将来要搞点纪念,可以在旧址钉一个牌子,上面写 作家巴金诞生在这里,并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
1986年10月,巴金连续3封信致李致,再次“申明”他的意见。巴金在3日的信中写道：“我想谈谈故居的事,一直没有工夫写出来。我的意思就是：不要重建我的故居,不要花国家的钱搞我的纪念。旅游局搞什么花园,我不发表意见,那是做生意,可能不会白花钱。但是关于我本人,我的一切都不值得宣传,表扬。只有极少数几本作品还可以流传一段时期,我的作品存在,我心里的火就不会熄灭。这就够了。我不愿意让人记住我的名字,只要有时重印一两本我的作品,我就满意了。”21日,李致又收到巴金的信。信中巴金说：“我耳病未愈,无法跟你通电话,否则就用不着写信了。写信在我是件苦差事。但不写信又怎么办？你知道我的想法吗？我准备写封长信谈谈我对‘故居’的意见（也就是说我不赞成花国家的钱重建故居）……现在我把第五卷的《后记》寄给你,你不妨多想想我那句话的意思：我必须用最后的言行证明我不是欺世盗名的骗子。”隔了一周,巴金又在给李致的信中写道：“关于故居的事就这样说定了。不修旧宅,不花国家的钱搞这样的纪念,印几本《选集》就够了。”
去年,出席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一些代表,又提议修金故居,四川省委也很重视,但仍然被巴金拒绝了。
“不要用我的名字”
“不要用我的名字。”在一些名利等问题上,巴金时常这样说。粉碎“四人帮”以后,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些巴金过去的著作,巴金心里很不安,便关照出版社不要给他寄稿酬。出版社如何处理这笔钱 在社党委会上,大多数人主张以巴金的名义设一个编辑奖。李致时任总编辑,又是巴老的侄儿,党委会的决定就由他来执行。他很矛盾,心底里希望设一个巴金编辑奖,但他又知道巴金肯定不会同意。于是,在向巴金转述党委意见时,就说建议把稿费用来帮助那些生活困难的编辑或作者。果然,巴金很快回信来,说道：“稿费就按你所说用来帮助作者吧。设立奖金我不赞成,我反对用我的名字。”
1993年,巴金90岁诞辰时,四川省作家协会打算以巴金的名字设立基金会和文学奖,巴金又是坚决不同意。1994年1月1日,巴金专门致函四川省作家协会,再次表述自己的意见。他在信中写道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文学工作者,写作六十几年,并无多大成就,现在将我的名字和我省文学事业联系在一起,对我实在是莫大的荣誉。我非常感谢。但是建立‘巴金文学基金’,设立‘巴金文学奖’,又使我十分惶恐。我一向不赞成以我的名字建立基金会、设立文学奖。”
后来,又有一家海外华人组织,与李致联系,说他们准备合出一笔钱设立巴金文学奖,以奖励在文学上有成就的海外华人。李致立即告诉他们,巴老一贯不赞成用他的名字设立文学奖,他不会为这事去惊动他老人家了。
“不要惊动任何人”
1987年10月,在阔别家乡27年后,巴金再次踏上家乡的土地。巴金十分怀念家乡,尤其在晚年。1983年6月,巴金在《愿化作泥土》一文中写道：“最近听到一首歌。我听见人唱了两次 《那就是我》。歌声像湖上的微风吹过我的心上,我的心随着它回到了我的童年,回到了我的家乡……我多么想再见到我童年的足迹 我多么想回到我出生的故乡……”
巴金在给李致的信中,也多次表述思乡之情。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总之,我闭上眼睛之前要回故乡一次,实现我多年的愿望。我要倾吐《愿化作泥土》的感情。我想走走看看。”
从《愿化作泥土》到故乡行,为何相隔4年之久 怕自己年迈体弱,麻烦很多人,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但是,他更怕的是,到时必有记者采访,必有很多宴请,必有很多活动,他实在不愿意参加,也吃不消这些应酬。因此,他对李致等人多次说：“这次回去,完全是个人行为,会会老友,叙叙家常。最好是静悄悄地来,静悄悄地去,不要惊动任何人。”后来,他又提出：“一不参加宴席,二不参加会议,三不接受采访。”
谈好这些“条件”以后,巴金才成行。四川省委尊重巴金的意见,给有关单位打招呼,对巴金的故乡行要注意“保密”。整个行程,仅四川电视台跟踪拍摄,但不报道,留以后作资料。那天,到机场迎接巴金的也是巴金在川的一些亲戚。
“日记不单独出版”
巴金喜欢记日记。他的许多日记,是很美的散文,更具史料价值。
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出版《巴金全集》时,拟出版2卷巴金日记。四川出版界知道后,很想单独出版巴金的日记。1991年的一个冬日,李致到上海向巴金转达四川出版界的这一要求。巴金不太同意,李致做工作道：“《鲁迅日记》也有单行本,您的日记也可以出单行本。”在李致的再三要求下,巴金勉强同意了。
李致高兴地回成都了,但是没几天,收到巴金的来信。巴金在信中写道：“关于日记我考虑了两个晚上,决定除收进《全集》外,不另行出版发行,因为这两卷书对读者无大用处（可能对少数研究我作品的人提供一点线索）。我没有理由出了又出,印了又印,浪费纸张……你刚来信说你尊重我的人品,那么你就不应该鼓励我出版日记,这日记只是我的备忘录,只有把我当成‘名人’才肯出版这样东西,我要证明自己不愿做‘名人’,我就得把紧这个关,做到言行一致。对读者我也有责任。我出一本书总有我的想法……”
至今,巴金的日记没有出版单行本。（记者 赵兰英）
新华社 2004年11月25日
李致是巴金大哥的儿子。父亲去世那年,还在襁褓中的李致,今天也满头银发了。在李致心里,四爸巴金胜过亲生父亲。时常苦恼不被人理解的巴金,却多次说李致是比较了解他的。11月25日,是巴金101岁华诞,李致由川来沪,将首次在公众面前,说他与四爸的事,演讲的题目就是《巴金教我怎样做人》。
23日一早,踩着初冬暖暖的阳光,记者来到李致下榻的住所。推开虚掩的门,李致正用四川话念着准备好的讲稿。坐下后,他告诉记者：“巴老离开家乡81年,乡音未改。我明天就用四川话演讲,让大家听到一点巴老的乡音。”访问李致,是件轻松愉悦的事,因为没有距离,却有着共同的语言。告别李致,坐在电脑前,一切都在淡去,惟有访谈中的那些“不”字,在记者心中不断升华,不断升华。
“不要重建我的故居”
巴金诞生于成都正通顺街。不少人到成都时都想去巴金故居看看,但无法如愿。因为,巴金故居已经不复存在。四川的父老乡亲对没有保留巴金故居而深感遗憾。1985年,四川省作家协会给省委省政府写了报告,要求恢复巴金故居。省委同意,并且成立了筹备小组。巴金知道后不同意,对李致说：“不要恢复故居,如果将来要搞点纪念,可以在旧址钉一个牌子,上面写 作家巴金诞生在这里,并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
1986年10月,巴金连续3封信致李致,再次“申明”他的意见。巴金在3日的信中写道：“我想谈谈故居的事,一直没有工夫写出来。我的意思就是：不要重建我的故居,不要花国家的钱搞我的纪念。旅游局搞什么花园,我不发表意见,那是做生意,可能不会白花钱。但是关于我本人,我的一切都不值得宣传,表扬。只有极少数几本作品还可以流传一段时期,我的作品存在,我心里的火就不会熄灭。这就够了。我不愿意让人记住我的名字,只要有时重印一两本我的作品,我就满意了。”21日,李致又收到巴金的信。信中巴金说：“我耳病未愈,无法跟你通电话,否则就用不着写信了。写信在我是件苦差事。但不写信又怎么办？你知道我的想法吗？我准备写封长信谈谈我对‘故居’的意见（也就是说我不赞成花国家的钱重建故居）……现在我把第五卷的《后记》寄给你,你不妨多想想我那句话的意思：我必须用最后的言行证明我不是欺世盗名的骗子。”隔了一周,巴金又在给李致的信中写道：“关于故居的事就这样说定了。不修旧宅,不花国家的钱搞这样的纪念,印几本《选集》就够了。”
去年,出席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一些代表,又提议修金故居,四川省委也很重视,但仍然被巴金拒绝了。
“不要用我的名字”
“不要用我的名字。”在一些名利等问题上,巴金时常这样说。粉碎“四人帮”以后,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些巴金过去的著作,巴金心里很不安,便关照出版社不要给他寄稿酬。出版社如何处理这笔钱 在社党委会上,大多数人主张以巴金的名义设一个编辑奖。李致时任总编辑,又是巴老的侄儿,党委会的决定就由他来执行。他很矛盾,心底里希望设一个巴金编辑奖,但他又知道巴金肯定不会同意。于是,在向巴金转述党委意见时,就说建议把稿费用来帮助那些生活困难的编辑或作者。果然,巴金很快回信来,说道：“稿费就按你所说用来帮助作者吧。设立奖金我不赞成,我反对用我的名字。”
1993年,巴金90岁诞辰时,四川省作家协会打算以巴金的名字设立基金会和文学奖,巴金又是坚决不同意。1994年1月1日,巴金专门致函四川省作家协会,再次表述自己的意见。他在信中写道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文学工作者,写作六十几年,并无多大成就,现在将我的名字和我省文学事业联系在一起,对我实在是莫大的荣誉。我非常感谢。但是建立‘巴金文学基金’,设立‘巴金文学奖’,又使我十分惶恐。我一向不赞成以我的名字建立基金会、设立文学奖。”
后来,又有一家海外华人组织,与李致联系,说他们准备合出一笔钱设立巴金文学奖,以奖励在文学上有成就的海外华人。李致立即告诉他们,巴老一贯不赞成用他的名字设立文学奖,他不会为这事去惊动他老人家了。
“不要惊动任何人”
1987年10月,在阔别家乡27年后,巴金再次踏上家乡的土地。巴金十分怀念家乡,尤其在晚年。1983年6月,巴金在《愿化作泥土》一文中写道：“最近听到一首歌。我听见人唱了两次 《那就是我》。歌声像湖上的微风吹过我的心上,我的心随着它回到了我的童年,回到了我的家乡……我多么想再见到我童年的足迹 我多么想回到我出生的故乡……”
巴金在给李致的信中,也多次表述思乡之情。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总之,我闭上眼睛之前要回故乡一次,实现我多年的愿望。我要倾吐《愿化作泥土》的感情。我想走走看看。”
从《愿化作泥土》到故乡行,为何相隔4年之久 怕自己年迈体弱,麻烦很多人,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但是,他更怕的是,到时必有记者采访,必有很多宴请,必有很多活动,他实在不愿意参加,也吃不消这些应酬。因此,他对李致等人多次说：“这次回去,完全是个人行为,会会老友,叙叙家常。最好是静悄悄地来,静悄悄地去,不要惊动任何人。”后来,他又提出：“一不参加宴席,二不参加会议,三不接受采访。”
谈好这些“条件”以后,巴金才成行。四川省委尊重巴金的意见,给有关单位打招呼,对巴金的故乡行要注意“保密”。整个行程,仅四川电视台跟踪拍摄,但不报道,留以后作资料。那天,到机场迎接巴金的也是巴金在川的一些亲戚。
“日记不单独出版”
巴金喜欢记日记。他的许多日记,是很美的散文,更具史料价值。
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出版《巴金全集》时,拟出版2卷巴金日记。四川出版界知道后,很想单独出版巴金的日记。1991年的一个冬日,李致到上海向巴金转达四川出版界的这一要求。巴金不太同意,李致做工作道：“《鲁迅日记》也有单行本,您的日记也可以出单行本。”在李致的再三要求下,巴金勉强同意了。
李致高兴地回成都了,但是没几天,收到巴金的来信。巴金在信中写道：“关于日记我考虑了两个晚上,决定除收进《全集》外,不另行出版发行,因为这两卷书对读者无大用处（可能对少数研究我作品的人提供一点线索）。我没有理由出了又出,印了又印,浪费纸张……你刚来信说你尊重我的人品,那么你就不应该鼓励我出版日记,这日记只是我的备忘录,只有把我当成‘名人’才肯出版这样东西,我要证明自己不愿做‘名人’,我就得把紧这个关,做到言行一致。对读者我也有责任。我出一本书总有我的想法……”
至今,巴金的日记没有出版单行本。（记者 赵兰英）
新华社 2004年11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