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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网-环球时报
本报记者 程刚
从12月8日日本官房长官指责中国的海洋调查船在依据“冲之鸟岛”所划定的“日本专属经济区”内活动到10日日本出台新的防卫计划大纲，中日关系近期连续发生了好几件事情。其实，从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到日本东京都部分学校采用右翼历史教科书，从中日东海油气田之争到日本在
对华经济贷款上的风言风语，今年中日之间时有事端发生。人们很容易产生这样的感觉：中日民众相互的反感情绪在增加。前不久的两项调查则似乎给这种感觉提供了证据。
中国的一家报纸根据自己做的读者问卷调查发布了新闻，说中国青年中不喜欢日本的超过半数。一家研究机构也专门向媒体发布了自己做的问卷调查结果，说中国民众对日本表示“不亲近”的比例超过50％。如果两国民众之间的相互反感乃至敌视的情绪在加深，那么，中日友好的基础就会动摇，两国关系的前景将不容乐观。
事实真的像这两个调查反映的那么严重吗？记者为此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的传媒调查中心做了采访调查。
词语的选择和调查方式的局限导致了调查结果的偏差
传媒调查中心的刘志明主任告诉记者，中国从1988年开始实施中日相互意识调查，迄今，与这一主题有关的各种调查搞了有几十个。新闻所的传媒调查中心从2000年起和日本方面合作搞这方面的调查，连续做了5年。
5年来，调查中心没有发布过任何相关的调查结果。刘志明说，中国人对日本的看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样一个重要问题一定要通过持续而科学的调查才能搞得准确。“所以，我们过去一直只是拿调查的数据来做分析和研究，却没有轻易地向社会发布。那些非专业调查机构就比我们胆大多了，简单做一个调查就敢当作中国的民意和舆论传播。”刘志明绕着弯子表达了他对那两个调查的不信任。
中日之间存在着历史恩怨，近年来两国关系中的杂音又比较多。研究媒体的刘志明指出，国内有相当一部分媒体，特别喜欢在公众容易情绪化的问题上做文章，那家报纸做的调查就带有炒作的意味。一家非个人订户比例很高的报纸，其读者群基本上可以视为特定人群，愿意填写答卷并邮寄回来，这种行为本身就已经说明了一定的倾向。有这两个因素的作用，调查结果的客观性就可想而知了。事实上，国际上的专业调查机构早已摒弃了邮寄答卷的调查方式，它被认为是不科学的。具体到这个调查，只可以说调查者中不喜欢日本的占了一半以上，却不能把这个结果推广为“民意”，说一半以上的中国青年不喜欢日本。
透过另一个调查中的“亲近感”一词，在日本呆过好几年的刘志明发现了问题。他说：“中国人会认为‘亲近感’这个词表达的情感程度和‘爱’接近，而在日语里，‘亲近感’只表示很一般的喜欢。字面一样，但是汉语和日语的意思却有相当大的差别。很显然，‘你现在对日本是否抱有亲近感’这个问题是从日本的调查问卷上照搬过来的，但实施调查的中国机构却忽略了两国文字的形同意异。”
刘志明经历过同样的事情。他所在的调查中心也曾用“亲近感”来设置问题，结果对日本有“亲近感”的人只占调查对象总数的6.5%，而同一时段的其他调查显示：喜欢和比较喜欢日本的中国人，比率约为30%。刘志明和同事们琢磨了好长时间，才意识到问题是出在文字上。刘志明说，这样的调查结果一经媒体传播就会造成误解，日本人会想：正常情况下，人们对一些路人都会抱有亲近感，为什么一半以上的中国人对我们连这样普通的友好态度都没有？
和刘志明一样，另一些搞社会调查的人也认为这两个调查搞的不是随机抽样，他们对此的看法是：连随机抽样都没有做的调查，最好提都不要提，根本就谈不上任何科学性！传媒调查中心操作的调查一直坚持了随机抽样的做法，调查的方式是面访。这是现代调查中公认的比较规范和科学的方法，当然成本很高。
2004年中国厌日人数的比率低了10个百分点左右
刘志明说，从总体上来看，中日两国民众的相互好感程度是和中日关系的亲疏成正比的。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中日关系比较好，调查结果表明，喜欢中国的日本人和喜欢日本的中国人，其比率都比较高，比不喜欢的比率要高出10个百分点左右。但中日关系转冷后，喜欢日本的中国人比率就下降了。调查数据表明：在中国，1996年，不喜欢日本的人数首次超过了喜欢日本的人数。到了2001年，中日之间不断发生摩擦：教科书问题、“可疑船”事件、中日贸易战、朝鲜难民闯馆事件、“有事法制”相关法案的通过、多国联合军演，特别是小泉上台后参拜靖国神社，招致了中国舆论最为严厉的批评。当年的中国对日意识调查显示：讨厌和比较讨厌日本的中国人首次超过了半数，喜欢日本的中国人比率则掉到了10％以下。
在今年的中国对日意识调查中，讨厌和比较讨厌日本的人占总数的40.2％，喜欢和比较喜欢日本的人占28.5％。刘志明说，几年来，这个调查一直是由传媒调查中心实施的，方法完全相同，因此是可以做纵向的比较和分析的。他强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日政治关系仍然很冷，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不喜欢日本的比率有了明显的下降。
一般认为，调查数据是有误差率的，相同的调查，数据相差在5个百分点之内是可以被忽略的。2004年，中国的厌日人数比率比前几年低了10个百分点左右，而且，这一比率明显低于50％。刘志明认为，这是可以说明问题的。
为什么中国人的厌日情绪出现了缓和趋势
小泉依然顽固地参拜了靖国神社，教科书问题今年几度兴起波澜，中日东海油气田之争一度成为焦点，再加上去年日本游客珠海买春事件、日本遗留化武伤人事件的余波等等，这一切都表明中日政治关系并没有转暖，两国之间事端频发。那么，是什么使中国人的厌日情绪出现了缓和趋势呢？刘志明分析了两点原因：一是中国媒体里出现了冷静思考中日关系的声音，二是中日之间在非政治领域的交往大大增加。
刘志明注意到，这两年来，中国的一些主流报刊刊登了部分理性分析中日关系的文章，同时对日报道的领域大大拓宽，并不只是在敏感问题上炒作。这表明中国媒体在走过了市场化初期的浮躁后逐渐表现出了负责任的、开放的态度。刘志明对几份主流报纸的涉日报道作了统计，结果表明：正面的报道多于批评的报道，中性的报道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报道的面也非常宽。
不久前，刘志明随一个代表团访问了日本。他发现，日本人还在一个劲地攻击中国政府主导反日宣传。他们的逻辑非常简单：中国是集权国家，对舆论进行高度的控制，因此，媒体上的反日报道都是政府主导的。刘志明记得，当他和团里的一些人拿出自己对中国报刊上有关日本报道的统计时，日本方面的很多人马上就不说话了，脸上带着不敢相信的表情。
其实倒是日本，对中国的报道完全是一面倒的负面舆论。日本5大报纸基本上垄断了报业市场，在中日关系上，越是能渲染对中国不满情绪的报道，他们就做得越厉害，而对中国友好的报道几乎不登。日本人安田玲美是刘志明的学生，她认为像这次中国对日意识调查的结果，在日本的报纸上只会登在不重要的版面，而且会突出中国讨厌日本的人占40％左右，因为不加分析比较地看，40％也是很高的比率了。
安田玲美现在主要做日本在华企业形象的研究和咨询工作。她告诉记者，中国人很早就对日本的产品有所了解，而日本企业大量进入中国却是2001年以后的事。一些日本企业在进入中国之初，对在中国树立自己的形象做得不够好，接连闹出了类似帕杰罗越野车事件之类的负面新闻。但随着对中国了解的加深，大多数日本企业已经在形象上很注意了。像2003年的丰田霸道车广告事件，虽然创意策划者其实是中国公司的两个中国人，丰田公司还是迅速地向中国消费者作了正式道歉。
日本企业在行为上避免引起中国人反感的努力，加上日本产品的优质好用，中日之间的“经热”在中国消费者，特别是年轻消费者中得了分。年轻一代被认为受消费和娱乐的影响很大。今年的中国对日意识调查表明：年轻人喜欢和比较喜欢日本的比率，远远高于中年和老年人；同时，在“哈日”（喜欢日本流行文化）风比较热的上海、广州，对日本表示喜欢和比较喜欢的人，比率高出其他地区10个百分点以上。用安田玲美的话说，一个日本明星可以让很多中国年轻人对日本产生好感，而中日流行文化的交流，这两年明显增多了。
安田玲美正在打算做两件事情：把日本一个专门采访发明者的很有名的电视节目翻译介绍到中国，把描写日本普通百姓在二战中苦难生活的一些文化作品介绍到中国。她认为，前者可以让中国人了解日本人的创新和奋斗精神，后者可以让中国人知道日本人也非常厌恶战争爱好和平，这两方面都有助于日本在中国树立正面形象。
刘志明从日本回来后的感受是，对中国的迅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日本社会中确实有一种酸涩的情绪在上升，但是，从主流上看，明白中日关系“和则两利、斗则俱损”的日本人还是大多数。无论从地缘政治、地区和平还是从东亚经济一体化来考虑，他们都希望双边关系向好的方向发展。刻意渲染和制造两国民众的相互不满情绪，只会加深误解，最终伤害的只能是两国的利益。
本报记者 程刚
从12月8日日本官房长官指责中国的海洋调查船在依据“冲之鸟岛”所划定的“日本专属经济区”内活动到10日日本出台新的防卫计划大纲，中日关系近期连续发生了好几件事情。其实，从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到日本东京都部分学校采用右翼历史教科书，从中日东海油气田之争到日本在
对华经济贷款上的风言风语，今年中日之间时有事端发生。人们很容易产生这样的感觉：中日民众相互的反感情绪在增加。前不久的两项调查则似乎给这种感觉提供了证据。
中国的一家报纸根据自己做的读者问卷调查发布了新闻，说中国青年中不喜欢日本的超过半数。一家研究机构也专门向媒体发布了自己做的问卷调查结果，说中国民众对日本表示“不亲近”的比例超过50％。如果两国民众之间的相互反感乃至敌视的情绪在加深，那么，中日友好的基础就会动摇，两国关系的前景将不容乐观。
事实真的像这两个调查反映的那么严重吗？记者为此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的传媒调查中心做了采访调查。
词语的选择和调查方式的局限导致了调查结果的偏差
传媒调查中心的刘志明主任告诉记者，中国从1988年开始实施中日相互意识调查，迄今，与这一主题有关的各种调查搞了有几十个。新闻所的传媒调查中心从2000年起和日本方面合作搞这方面的调查，连续做了5年。
5年来，调查中心没有发布过任何相关的调查结果。刘志明说，中国人对日本的看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样一个重要问题一定要通过持续而科学的调查才能搞得准确。“所以，我们过去一直只是拿调查的数据来做分析和研究，却没有轻易地向社会发布。那些非专业调查机构就比我们胆大多了，简单做一个调查就敢当作中国的民意和舆论传播。”刘志明绕着弯子表达了他对那两个调查的不信任。
中日之间存在着历史恩怨，近年来两国关系中的杂音又比较多。研究媒体的刘志明指出，国内有相当一部分媒体，特别喜欢在公众容易情绪化的问题上做文章，那家报纸做的调查就带有炒作的意味。一家非个人订户比例很高的报纸，其读者群基本上可以视为特定人群，愿意填写答卷并邮寄回来，这种行为本身就已经说明了一定的倾向。有这两个因素的作用，调查结果的客观性就可想而知了。事实上，国际上的专业调查机构早已摒弃了邮寄答卷的调查方式，它被认为是不科学的。具体到这个调查，只可以说调查者中不喜欢日本的占了一半以上，却不能把这个结果推广为“民意”，说一半以上的中国青年不喜欢日本。
透过另一个调查中的“亲近感”一词，在日本呆过好几年的刘志明发现了问题。他说：“中国人会认为‘亲近感’这个词表达的情感程度和‘爱’接近，而在日语里，‘亲近感’只表示很一般的喜欢。字面一样，但是汉语和日语的意思却有相当大的差别。很显然，‘你现在对日本是否抱有亲近感’这个问题是从日本的调查问卷上照搬过来的，但实施调查的中国机构却忽略了两国文字的形同意异。”
刘志明经历过同样的事情。他所在的调查中心也曾用“亲近感”来设置问题，结果对日本有“亲近感”的人只占调查对象总数的6.5%，而同一时段的其他调查显示：喜欢和比较喜欢日本的中国人，比率约为30%。刘志明和同事们琢磨了好长时间，才意识到问题是出在文字上。刘志明说，这样的调查结果一经媒体传播就会造成误解，日本人会想：正常情况下，人们对一些路人都会抱有亲近感，为什么一半以上的中国人对我们连这样普通的友好态度都没有？
和刘志明一样，另一些搞社会调查的人也认为这两个调查搞的不是随机抽样，他们对此的看法是：连随机抽样都没有做的调查，最好提都不要提，根本就谈不上任何科学性！传媒调查中心操作的调查一直坚持了随机抽样的做法，调查的方式是面访。这是现代调查中公认的比较规范和科学的方法，当然成本很高。
2004年中国厌日人数的比率低了10个百分点左右
刘志明说，从总体上来看，中日两国民众的相互好感程度是和中日关系的亲疏成正比的。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中日关系比较好，调查结果表明，喜欢中国的日本人和喜欢日本的中国人，其比率都比较高，比不喜欢的比率要高出10个百分点左右。但中日关系转冷后，喜欢日本的中国人比率就下降了。调查数据表明：在中国，1996年，不喜欢日本的人数首次超过了喜欢日本的人数。到了2001年，中日之间不断发生摩擦：教科书问题、“可疑船”事件、中日贸易战、朝鲜难民闯馆事件、“有事法制”相关法案的通过、多国联合军演，特别是小泉上台后参拜靖国神社，招致了中国舆论最为严厉的批评。当年的中国对日意识调查显示：讨厌和比较讨厌日本的中国人首次超过了半数，喜欢日本的中国人比率则掉到了10％以下。
在今年的中国对日意识调查中，讨厌和比较讨厌日本的人占总数的40.2％，喜欢和比较喜欢日本的人占28.5％。刘志明说，几年来，这个调查一直是由传媒调查中心实施的，方法完全相同，因此是可以做纵向的比较和分析的。他强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日政治关系仍然很冷，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不喜欢日本的比率有了明显的下降。
一般认为，调查数据是有误差率的，相同的调查，数据相差在5个百分点之内是可以被忽略的。2004年，中国的厌日人数比率比前几年低了10个百分点左右，而且，这一比率明显低于50％。刘志明认为，这是可以说明问题的。
为什么中国人的厌日情绪出现了缓和趋势
小泉依然顽固地参拜了靖国神社，教科书问题今年几度兴起波澜，中日东海油气田之争一度成为焦点，再加上去年日本游客珠海买春事件、日本遗留化武伤人事件的余波等等，这一切都表明中日政治关系并没有转暖，两国之间事端频发。那么，是什么使中国人的厌日情绪出现了缓和趋势呢？刘志明分析了两点原因：一是中国媒体里出现了冷静思考中日关系的声音，二是中日之间在非政治领域的交往大大增加。
刘志明注意到，这两年来，中国的一些主流报刊刊登了部分理性分析中日关系的文章，同时对日报道的领域大大拓宽，并不只是在敏感问题上炒作。这表明中国媒体在走过了市场化初期的浮躁后逐渐表现出了负责任的、开放的态度。刘志明对几份主流报纸的涉日报道作了统计，结果表明：正面的报道多于批评的报道，中性的报道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报道的面也非常宽。
不久前，刘志明随一个代表团访问了日本。他发现，日本人还在一个劲地攻击中国政府主导反日宣传。他们的逻辑非常简单：中国是集权国家，对舆论进行高度的控制，因此，媒体上的反日报道都是政府主导的。刘志明记得，当他和团里的一些人拿出自己对中国报刊上有关日本报道的统计时，日本方面的很多人马上就不说话了，脸上带着不敢相信的表情。
其实倒是日本，对中国的报道完全是一面倒的负面舆论。日本5大报纸基本上垄断了报业市场，在中日关系上，越是能渲染对中国不满情绪的报道，他们就做得越厉害，而对中国友好的报道几乎不登。日本人安田玲美是刘志明的学生，她认为像这次中国对日意识调查的结果，在日本的报纸上只会登在不重要的版面，而且会突出中国讨厌日本的人占40％左右，因为不加分析比较地看，40％也是很高的比率了。
安田玲美现在主要做日本在华企业形象的研究和咨询工作。她告诉记者，中国人很早就对日本的产品有所了解，而日本企业大量进入中国却是2001年以后的事。一些日本企业在进入中国之初，对在中国树立自己的形象做得不够好，接连闹出了类似帕杰罗越野车事件之类的负面新闻。但随着对中国了解的加深，大多数日本企业已经在形象上很注意了。像2003年的丰田霸道车广告事件，虽然创意策划者其实是中国公司的两个中国人，丰田公司还是迅速地向中国消费者作了正式道歉。
日本企业在行为上避免引起中国人反感的努力，加上日本产品的优质好用，中日之间的“经热”在中国消费者，特别是年轻消费者中得了分。年轻一代被认为受消费和娱乐的影响很大。今年的中国对日意识调查表明：年轻人喜欢和比较喜欢日本的比率，远远高于中年和老年人；同时，在“哈日”（喜欢日本流行文化）风比较热的上海、广州，对日本表示喜欢和比较喜欢的人，比率高出其他地区10个百分点以上。用安田玲美的话说，一个日本明星可以让很多中国年轻人对日本产生好感，而中日流行文化的交流，这两年明显增多了。
安田玲美正在打算做两件事情：把日本一个专门采访发明者的很有名的电视节目翻译介绍到中国，把描写日本普通百姓在二战中苦难生活的一些文化作品介绍到中国。她认为，前者可以让中国人了解日本人的创新和奋斗精神，后者可以让中国人知道日本人也非常厌恶战争爱好和平，这两方面都有助于日本在中国树立正面形象。
刘志明从日本回来后的感受是，对中国的迅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日本社会中确实有一种酸涩的情绪在上升，但是，从主流上看，明白中日关系“和则两利、斗则俱损”的日本人还是大多数。无论从地缘政治、地区和平还是从东亚经济一体化来考虑，他们都希望双边关系向好的方向发展。刻意渲染和制造两国民众的相互不满情绪，只会加深误解，最终伤害的只能是两国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