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怡： 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
月初回到老家，谈及中学时代的母校，听说最近获得了“全国重点示范中学”的头衔，有望挽回近年来的颓势。回想我在作弊中成长的岁月，和这所百年老校的花果飘零，心中生出不祥之兆。回成都不到一周，就在《南方周末》上读到了揭露我的母校“四川省三台中学校”在创建“全国重点示范中学”过程中大肆作假的丑闻。
报道说，学校老师发动不同年级的学生，互相伪造一些所谓素质教育课程的成绩单。既有了成绩单，老师们自然也要闭门造车，为没有上过或敷衍的课程写出事后诸葛亮的教案来。教务处当然也要伪造教学计划和不存在的会议或教学检查的记录。尽管整版的报道并没能够全方位的展示整个作案现场，但顺理成章的，一个谎言要圆满，就要十个谎言来做佐料。报道还揭露，作为一个财政濒临破产的农业大县，为这次三台中学创建“国重”的战役花掉了一千万。据说还有几个超级校友为母校拉来数百万的企业赞助。主要大户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副院长刘家琛。记得三年前他返乡，我的岳母住院，从医院骑车出来的路上，曾当街领略了他锦衣不能夜行的无上风光和数辆警车开道清场、在百米之远向我高音呵斥的大法官威仪。那些钱怎么来，怎么花，我不清楚，依据通常的经验也经不起追问。
母校在家乡，一种亲切的称呼叫做“台中”。渊源很深，可以和诸多历史遗迹秘密接头。其前身是清一代的草堂书院，杜甫客居三台时留下草舍几间，后人为彰显斯文，在遗址上建学堂、设试院以纪念先贤，激励子弟。直到1895年正式建了现代意义上的学校。30年代末东北大学流亡三台，直到1946年返回沈阳，之间都借台中的地盘传道授业。这8年时间是三台历史上的启蒙运动和黄金年代。高亨、丁山、赵纪彬、杨荣国、姚雪垠等近百位教授麋聚于此，学生们激昂文字，办文学社、实验剧团、东北问题研究会，出墙报、政论、传单，把一个千百年来游离在国家社稷和高深文化之外的丘陵县分拉入了各种式样的宏伟叙事。为台中和县上留下了一大批师生。后来以这批师生为基础，地方士绅登高一呼，得到川北36县的响应，在中学之旁创立了私立川北大学，为今日四川师范大学的前身，另创办三台尊经国学专科学校，为成都师专之前身。1950年内战结束、三台沦陷。因为水浅留不住人，私立川北大学被革命军连根拔走，化私为公。虽然再次留下一大批苗裔，只是道一变至于齐，再一变至于鲁。台中身上的一点香火气，本就是花果飘零斯文扫地的过程中，一路上沾上了些灰烬。但这在穷乡僻壤间，也足够滋养我父亲那样仰望文化而不得奥妙的乡镇子弟，足以使斯文二字在拥有130万农村人口的贫困县分上深入人心。
我的父亲最终离开三台，考取了远去的四川师范大学。这是一种不服气的骨气，对在革命政权下一个县城不配拥有一所高等学府的不服气。我的母校和我的家乡，在被整合进入这个革命政权之后几十年的历史，就是一个千百年间麻木沉睡而又一度被撩拨的自由精神不断沦陷的历史。60年代的一个冬天，台中内的草堂遗迹被狂热的学生尽数捣毁。一位被诬为和女学生苟合的原东大教师在宿舍后的一棵树上上吊自杀。几十年后，一位本校教师子女对围在这棵树旁的同学们描绘了当时的情景。在1950年之后的县级中学里，台中大概在全国范围都是师资力量最强的中学之一。无数与东大和川北大学渊源深厚的教师，在三十年的时间里被批斗、打翻、羞辱和残害。斯文、谦逊、文化的灰烬，乡土社会的秩序，都一去不返。高考恢复后近20年的时间，这所县分上的学校依靠历史渊源的宠爱，还极力维持着整个川北地区第一中学的地位。然而慢慢的，值得珍惜的东西都被毁去，那些激情的岁月、文化的先贤似乎都白白的轮回了一盘。只有一种声音回荡在整个学校的上空，在我近十年的青春期里，对我这样心性敏感的人构成了关于这所校园的梦魇。这个声音是一种象征，一个从“自由的多与少”进入“自由的有与无”的动物庄园的象征。在这个声音下，一个县分就仅仅只是一个县分，一个学生或教师仅仅只是一个奴隶或奴隶的看守。而一个在这样的世间和这样的教育体制下挣扎的人，甚至已经不配被称之为人。
这个声音就是“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这一句要求之后，你必须及时回答的不完整的另一句：“时刻准备着――”
这句话的最可怕之处就在它的不完整。它掐头去尾。因为这一头一尾都不需要你考虑，这个格式是教育者预备的关于灵魂的格式合同。你只需要填中间的空白，就像一条鱼在案板上被斩去头尾，献上丰腴的肉身。我在说过这句话之后积极向上，最高爬上过两根杠（中队长）的位置。
我以后接受军训时，曾经对比过这句话和“同志们辛苦了”之后必须回答的另一句――“为人民服务”。我的结论是前者更具有强制性和对自由精神的杀伤力。后一例的搭配，如果换一种角度看，会觉得完全是周星驰的无厘头风格。它多少透露出一点回答者的急智和独立的角色。而“时刻准备着”一句连跑龙套都说不上。如果说回答“为人民服务”是一个捧哏，那么回答“时刻准备着”就仅仅只是一个和声。
如果我能在当时得知，自由与尊严的沦陷在一个革命者的学校里会来得这样早泄和尿频，我一定会在彼时的场合回答“梭爷子，日你先人板板”（大意为操你妈）。但我没有这样的勇气和洞察力，且过于腼腆，缺乏教育者的厚颜无耻。
我在台中7年，对学校没能建立起正面的情感，只有无数在私心里的诅咒。我的师长们，我的大多数比我更可怜的师长，他们的音容笑貌在一个渊源深厚的城池内，在他们兄弟姐妹的子女们眼里曾是一个代表着遥远世界的意象。这一意象的破产，在一个继续沦陷的时代，甚至没能够保持住比官员们的堕落慢上一拍的矜持。那个肥头大耳的校长，曾经举着一根十米长的竹竿在各种学生集会上维持纪律和不可逾越的红线，一个读不准任何一个音标却评为英语特级教师的家伙，在90年代三台县的迅速衰败中成为家财万贯的劣绅。年复一年的收受乡村教师和学生家长的贿金，已成为小城里公开的秘密。
90年代，当这个高歌猛进的宏伟概念具体而微在我的家乡，就是一句引人泪下的咒语。像一位全身孝服的女子。像每年几个主要的节庆时分老百姓趁着风高月黑悄悄放置在县委会门口的白色花圈。与对母校相反，我对家乡充满正面的情感。几年前在一个炎热的傍晚经过城郊河边的稻田，看见乡民在黄昏的水田里挽起裤脚，昂首看着我。我在那一刻有了哭意，有了恨意，并唤起一种真正的主意。我对自己说（虽然这是一个通常被滥用的句式，但在那时我的确在心里说出了一个真正的誓言），我这一生，永远也不能离这些挽起裤脚的人群太远。在那一刻我顽固的认为离他们太远就是一种罪恶。这种时刻在每个人的一生中会有数次。那个黄昏对我是一种价值转移的象征。一种向下的力量开始登场，从而抑制住了原本随着时代而高涨的向上的力量。
那种向上的力量抓住了堕落中的三台，并随之一起堕落。自从一位老红军佩戴着满胸的勋章远赴天安门广场为农民请愿之后，警察开始在每一辆离开三台的长途车辆上检查并截堵上访者。也许上访者有一个名单，也许更多的上访者脸上有相同的哀伤和愤怒，所以有利于被识别出来。当年收编了整个民间社会而建立起来的公有企业，在谁能卖光、破光谁就能升官的口号下，今天早已荡然无存。仅剩下电信部门高速增长，可以继续提供有限的就业机会，用一个月收入200元的临时工职位在数百竞争者中制造着二桃杀三士的仇恨。而在作为省城工薪阶层的我看来，我已完全无法想象和盘算在月收入200元的生活里该怎样呼吸。
有一种沦陷是你不能抵御的，你也无法确切的知道忍受和抗拒究竟哪一种才是理性的抉策？在宋朝，王小波、李顺的起义军攻陷益州（成都）转而围困梓州（三台）的时候，我的先人选择了长达数月、异子而食的殊死抵抗。在更远的时代，当刘禅递交降书，姜维率大军退守三台，却终于选择了君叫臣降、臣不得不降。然而在“革命”和“改革”这样政治正确的叙事下，三台在1949年政权的更年期里开始沦陷，这种沦陷是如此日常，如此缺乏戏剧性的场面。以致于在一个沉沦的故乡思考我们的未来，渐进或者暴力，隐忍或者雄起，每一个词语都沉重得说不出口。在回乡的途中我开始检讨曾经写下的文字：在苦难面前，真理难道可以仅仅来自于逻辑？
我的家乡今天充满了失业者、刑事犯、退休职工、终日消耗在麻将里的人群，以及在教育者绑架之下被迫造假的孩子们。我可以在省城的报纸上时常读到籍贯三台的盗窃集团、抢劫犯和无钱就医的打工者的消息（因为色情业发达，强奸犯倒是越来越少了）。退休的官员们几乎无一例外的迁居他乡，个别留下的过着宽裕而寂寞的生活，在厚着脸皮和以前的被领导者一起下棋搓麻将的时候，受尽了来自后者的奚落和挖苦。县政府长期靠着负债和出卖公有产业维持生计。一百四十万人，三千里江山，仅仅依靠着对南方的欲望而继续存活着。农村只剩下“386199部队”，几乎家家户户都安上了电话，但除了月租费外没有一分钱的话费，他们只接听南方亲人打来的电话。
卖，成为这个城市的关键词。中共党委卖掉县委会，中共政府卖掉机关大院，卖唯一的公园，卖唯一的足球场。女人们则开始出卖身体。一位成都的朋友曾当面向我夸奖三台的色情产业和我的姐妹们的姿色。常去色情场所包厢的蔡姓县长被老百姓戏称为“蔡厢长”，大搞政绩工程的朱姓县长则被唤做“猪拱嘴”。传奇打工妹李小芳从南方回来，以几千万巨资买下几十亩县委大院，一时成为媒体的焦点和无数年轻女子的梦想。
民谣开始泛起，人们怀念一位民国时代的军阀田颂尧。田是二十九军的军长，长期驻在三台，司令部就在台中原行政大院内。这位田军长对体育和教育事业兴趣最大，兴建了三台迄今为止的两座足球场之一，在牛头山下的公园。另一座则是东大当年为三台中学修的。公园和另一些公共设施的基本规模都在这位军阀手中奠定。近来的民谣指名道姓的宣扬，“田颂尧建公园，为了百姓好休闲，邱卖光（邱姓县长的外号）卖公园，为了情妇好赚钱”。
数年前，有人在三台电影院放置炸药，和着来自美国灾难片《未来水世界》当中的惊声尖叫，当场炸死数十人。几卡车的尸首让家乡的人们对这个时代失去了最后的温情。人们在悲剧过后开始略微兴奋的相传一个说法，说这场电影本来是县委县府机关的包场，后来临时取消了。我的一位同学在向我传递这个讯息之后，反复强调说，“这个人本来不是想炸老百姓的”。
由于这一悲剧，电影院成为了县城里被长期废置的一幢建筑，在我认识的人里，没有一个人在那之后去新旧电影院看过一场电影。
记得初中毕业的那一天，空旷的台中校园像一座坟墓。我和几位朋友一起在初三教室的外面，远远的用石块砸烂了几乎所有的窗玻璃。高中毕业，几乎还是同一群人爬进毕业班教室，在黑板上写下了十个人的名字。里面有校长、教务主任、班主任、团委书记等，顶上写着标题：“台中十大罪人”。
他们中的大多数，就是造假丑闻中依然为人师表的领导者。你不能不佩服未成年人的好恶。道貌岸然的教育者在他们面前说谎，就像丈夫在老婆面前说谎一样容易被看穿。这所中学对我和我的朋友们意味着什么，对这座在腐败和不义当中挣扎的县城意味着什么，我一直找不到一个恰如其分的比喻。直到前不久搬家买了一台滚筒的洗衣机，我在发动起来的洗衣机前端详，发呆。才猛然领悟自己在十几年的青春期里受到了什么样的磨难。我在一个粗暴的沦陷者那里究竟学会了什么，失去了什么。这所学校把成千上万的子弟洗干了，晾干了，挂在这座县城内外，风一来就飘如麻木的白旗。把一种具有自由传统的力量变成了顺从者的领袖。
我的可怜的父老乡亲，可怜的子侄。千百年来那么轻易就可以被统治、可以被代表、可以被恐吓的人民。肉食者克扣他们的工资，冻结亲人们从南方汇回的钱，拆迁他们的祖屋，并宣称债券从此一文不值。这个冷酷的政府买掉50年前化私为公强抢而来的、50年来剥夺劳动者起码收入而积累下来的一切以全民名义占有的资产，并在财政危机中以横征暴敛的方式开始第二轮的强夺。并在这一切行径时穿上三个代表的晚礼服。而我的乡民们做了什么，他们仅仅是在整个90年代新建和翻修了一千余座寺庙，以表达对台中这座政教合一的修道院的藐视，他们仅仅在1989年后献出了三五个入狱者，在通往省城的公路上聚集起了几次数百人的骚乱。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以持之以恒的上访，另一部分人以手起刀落的犯罪让这个社会和表面的政治法律秩序历经了反复的充血。
除了这样，还能怎样？
或者看到微弱的希望，或者等待戏剧性的场面出现？
2002-08-26
月初回到老家，谈及中学时代的母校，听说最近获得了“全国重点示范中学”的头衔，有望挽回近年来的颓势。回想我在作弊中成长的岁月，和这所百年老校的花果飘零，心中生出不祥之兆。回成都不到一周，就在《南方周末》上读到了揭露我的母校“四川省三台中学校”在创建“全国重点示范中学”过程中大肆作假的丑闻。
报道说，学校老师发动不同年级的学生，互相伪造一些所谓素质教育课程的成绩单。既有了成绩单，老师们自然也要闭门造车，为没有上过或敷衍的课程写出事后诸葛亮的教案来。教务处当然也要伪造教学计划和不存在的会议或教学检查的记录。尽管整版的报道并没能够全方位的展示整个作案现场，但顺理成章的，一个谎言要圆满，就要十个谎言来做佐料。报道还揭露，作为一个财政濒临破产的农业大县，为这次三台中学创建“国重”的战役花掉了一千万。据说还有几个超级校友为母校拉来数百万的企业赞助。主要大户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副院长刘家琛。记得三年前他返乡，我的岳母住院，从医院骑车出来的路上，曾当街领略了他锦衣不能夜行的无上风光和数辆警车开道清场、在百米之远向我高音呵斥的大法官威仪。那些钱怎么来，怎么花，我不清楚，依据通常的经验也经不起追问。
母校在家乡，一种亲切的称呼叫做“台中”。渊源很深，可以和诸多历史遗迹秘密接头。其前身是清一代的草堂书院，杜甫客居三台时留下草舍几间，后人为彰显斯文，在遗址上建学堂、设试院以纪念先贤，激励子弟。直到1895年正式建了现代意义上的学校。30年代末东北大学流亡三台，直到1946年返回沈阳，之间都借台中的地盘传道授业。这8年时间是三台历史上的启蒙运动和黄金年代。高亨、丁山、赵纪彬、杨荣国、姚雪垠等近百位教授麋聚于此，学生们激昂文字，办文学社、实验剧团、东北问题研究会，出墙报、政论、传单，把一个千百年来游离在国家社稷和高深文化之外的丘陵县分拉入了各种式样的宏伟叙事。为台中和县上留下了一大批师生。后来以这批师生为基础，地方士绅登高一呼，得到川北36县的响应，在中学之旁创立了私立川北大学，为今日四川师范大学的前身，另创办三台尊经国学专科学校，为成都师专之前身。1950年内战结束、三台沦陷。因为水浅留不住人，私立川北大学被革命军连根拔走，化私为公。虽然再次留下一大批苗裔，只是道一变至于齐，再一变至于鲁。台中身上的一点香火气，本就是花果飘零斯文扫地的过程中，一路上沾上了些灰烬。但这在穷乡僻壤间，也足够滋养我父亲那样仰望文化而不得奥妙的乡镇子弟，足以使斯文二字在拥有130万农村人口的贫困县分上深入人心。
我的父亲最终离开三台，考取了远去的四川师范大学。这是一种不服气的骨气，对在革命政权下一个县城不配拥有一所高等学府的不服气。我的母校和我的家乡，在被整合进入这个革命政权之后几十年的历史，就是一个千百年间麻木沉睡而又一度被撩拨的自由精神不断沦陷的历史。60年代的一个冬天，台中内的草堂遗迹被狂热的学生尽数捣毁。一位被诬为和女学生苟合的原东大教师在宿舍后的一棵树上上吊自杀。几十年后，一位本校教师子女对围在这棵树旁的同学们描绘了当时的情景。在1950年之后的县级中学里，台中大概在全国范围都是师资力量最强的中学之一。无数与东大和川北大学渊源深厚的教师，在三十年的时间里被批斗、打翻、羞辱和残害。斯文、谦逊、文化的灰烬，乡土社会的秩序，都一去不返。高考恢复后近20年的时间，这所县分上的学校依靠历史渊源的宠爱，还极力维持着整个川北地区第一中学的地位。然而慢慢的，值得珍惜的东西都被毁去，那些激情的岁月、文化的先贤似乎都白白的轮回了一盘。只有一种声音回荡在整个学校的上空，在我近十年的青春期里，对我这样心性敏感的人构成了关于这所校园的梦魇。这个声音是一种象征，一个从“自由的多与少”进入“自由的有与无”的动物庄园的象征。在这个声音下，一个县分就仅仅只是一个县分，一个学生或教师仅仅只是一个奴隶或奴隶的看守。而一个在这样的世间和这样的教育体制下挣扎的人，甚至已经不配被称之为人。
这个声音就是“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这一句要求之后，你必须及时回答的不完整的另一句：“时刻准备着――”
这句话的最可怕之处就在它的不完整。它掐头去尾。因为这一头一尾都不需要你考虑，这个格式是教育者预备的关于灵魂的格式合同。你只需要填中间的空白，就像一条鱼在案板上被斩去头尾，献上丰腴的肉身。我在说过这句话之后积极向上，最高爬上过两根杠（中队长）的位置。
我以后接受军训时，曾经对比过这句话和“同志们辛苦了”之后必须回答的另一句――“为人民服务”。我的结论是前者更具有强制性和对自由精神的杀伤力。后一例的搭配，如果换一种角度看，会觉得完全是周星驰的无厘头风格。它多少透露出一点回答者的急智和独立的角色。而“时刻准备着”一句连跑龙套都说不上。如果说回答“为人民服务”是一个捧哏，那么回答“时刻准备着”就仅仅只是一个和声。
如果我能在当时得知，自由与尊严的沦陷在一个革命者的学校里会来得这样早泄和尿频，我一定会在彼时的场合回答“梭爷子，日你先人板板”（大意为操你妈）。但我没有这样的勇气和洞察力，且过于腼腆，缺乏教育者的厚颜无耻。
我在台中7年，对学校没能建立起正面的情感，只有无数在私心里的诅咒。我的师长们，我的大多数比我更可怜的师长，他们的音容笑貌在一个渊源深厚的城池内，在他们兄弟姐妹的子女们眼里曾是一个代表着遥远世界的意象。这一意象的破产，在一个继续沦陷的时代，甚至没能够保持住比官员们的堕落慢上一拍的矜持。那个肥头大耳的校长，曾经举着一根十米长的竹竿在各种学生集会上维持纪律和不可逾越的红线，一个读不准任何一个音标却评为英语特级教师的家伙，在90年代三台县的迅速衰败中成为家财万贯的劣绅。年复一年的收受乡村教师和学生家长的贿金，已成为小城里公开的秘密。
90年代，当这个高歌猛进的宏伟概念具体而微在我的家乡，就是一句引人泪下的咒语。像一位全身孝服的女子。像每年几个主要的节庆时分老百姓趁着风高月黑悄悄放置在县委会门口的白色花圈。与对母校相反，我对家乡充满正面的情感。几年前在一个炎热的傍晚经过城郊河边的稻田，看见乡民在黄昏的水田里挽起裤脚，昂首看着我。我在那一刻有了哭意，有了恨意，并唤起一种真正的主意。我对自己说（虽然这是一个通常被滥用的句式，但在那时我的确在心里说出了一个真正的誓言），我这一生，永远也不能离这些挽起裤脚的人群太远。在那一刻我顽固的认为离他们太远就是一种罪恶。这种时刻在每个人的一生中会有数次。那个黄昏对我是一种价值转移的象征。一种向下的力量开始登场，从而抑制住了原本随着时代而高涨的向上的力量。
那种向上的力量抓住了堕落中的三台，并随之一起堕落。自从一位老红军佩戴着满胸的勋章远赴天安门广场为农民请愿之后，警察开始在每一辆离开三台的长途车辆上检查并截堵上访者。也许上访者有一个名单，也许更多的上访者脸上有相同的哀伤和愤怒，所以有利于被识别出来。当年收编了整个民间社会而建立起来的公有企业，在谁能卖光、破光谁就能升官的口号下，今天早已荡然无存。仅剩下电信部门高速增长，可以继续提供有限的就业机会，用一个月收入200元的临时工职位在数百竞争者中制造着二桃杀三士的仇恨。而在作为省城工薪阶层的我看来，我已完全无法想象和盘算在月收入200元的生活里该怎样呼吸。
有一种沦陷是你不能抵御的，你也无法确切的知道忍受和抗拒究竟哪一种才是理性的抉策？在宋朝，王小波、李顺的起义军攻陷益州（成都）转而围困梓州（三台）的时候，我的先人选择了长达数月、异子而食的殊死抵抗。在更远的时代，当刘禅递交降书，姜维率大军退守三台，却终于选择了君叫臣降、臣不得不降。然而在“革命”和“改革”这样政治正确的叙事下，三台在1949年政权的更年期里开始沦陷，这种沦陷是如此日常，如此缺乏戏剧性的场面。以致于在一个沉沦的故乡思考我们的未来，渐进或者暴力，隐忍或者雄起，每一个词语都沉重得说不出口。在回乡的途中我开始检讨曾经写下的文字：在苦难面前，真理难道可以仅仅来自于逻辑？
我的家乡今天充满了失业者、刑事犯、退休职工、终日消耗在麻将里的人群，以及在教育者绑架之下被迫造假的孩子们。我可以在省城的报纸上时常读到籍贯三台的盗窃集团、抢劫犯和无钱就医的打工者的消息（因为色情业发达，强奸犯倒是越来越少了）。退休的官员们几乎无一例外的迁居他乡，个别留下的过着宽裕而寂寞的生活，在厚着脸皮和以前的被领导者一起下棋搓麻将的时候，受尽了来自后者的奚落和挖苦。县政府长期靠着负债和出卖公有产业维持生计。一百四十万人，三千里江山，仅仅依靠着对南方的欲望而继续存活着。农村只剩下“386199部队”，几乎家家户户都安上了电话，但除了月租费外没有一分钱的话费，他们只接听南方亲人打来的电话。
卖，成为这个城市的关键词。中共党委卖掉县委会，中共政府卖掉机关大院，卖唯一的公园，卖唯一的足球场。女人们则开始出卖身体。一位成都的朋友曾当面向我夸奖三台的色情产业和我的姐妹们的姿色。常去色情场所包厢的蔡姓县长被老百姓戏称为“蔡厢长”，大搞政绩工程的朱姓县长则被唤做“猪拱嘴”。传奇打工妹李小芳从南方回来，以几千万巨资买下几十亩县委大院，一时成为媒体的焦点和无数年轻女子的梦想。
民谣开始泛起，人们怀念一位民国时代的军阀田颂尧。田是二十九军的军长，长期驻在三台，司令部就在台中原行政大院内。这位田军长对体育和教育事业兴趣最大，兴建了三台迄今为止的两座足球场之一，在牛头山下的公园。另一座则是东大当年为三台中学修的。公园和另一些公共设施的基本规模都在这位军阀手中奠定。近来的民谣指名道姓的宣扬，“田颂尧建公园，为了百姓好休闲，邱卖光（邱姓县长的外号）卖公园，为了情妇好赚钱”。
数年前，有人在三台电影院放置炸药，和着来自美国灾难片《未来水世界》当中的惊声尖叫，当场炸死数十人。几卡车的尸首让家乡的人们对这个时代失去了最后的温情。人们在悲剧过后开始略微兴奋的相传一个说法，说这场电影本来是县委县府机关的包场，后来临时取消了。我的一位同学在向我传递这个讯息之后，反复强调说，“这个人本来不是想炸老百姓的”。
由于这一悲剧，电影院成为了县城里被长期废置的一幢建筑，在我认识的人里，没有一个人在那之后去新旧电影院看过一场电影。
记得初中毕业的那一天，空旷的台中校园像一座坟墓。我和几位朋友一起在初三教室的外面，远远的用石块砸烂了几乎所有的窗玻璃。高中毕业，几乎还是同一群人爬进毕业班教室，在黑板上写下了十个人的名字。里面有校长、教务主任、班主任、团委书记等，顶上写着标题：“台中十大罪人”。
他们中的大多数，就是造假丑闻中依然为人师表的领导者。你不能不佩服未成年人的好恶。道貌岸然的教育者在他们面前说谎，就像丈夫在老婆面前说谎一样容易被看穿。这所中学对我和我的朋友们意味着什么，对这座在腐败和不义当中挣扎的县城意味着什么，我一直找不到一个恰如其分的比喻。直到前不久搬家买了一台滚筒的洗衣机，我在发动起来的洗衣机前端详，发呆。才猛然领悟自己在十几年的青春期里受到了什么样的磨难。我在一个粗暴的沦陷者那里究竟学会了什么，失去了什么。这所学校把成千上万的子弟洗干了，晾干了，挂在这座县城内外，风一来就飘如麻木的白旗。把一种具有自由传统的力量变成了顺从者的领袖。
我的可怜的父老乡亲，可怜的子侄。千百年来那么轻易就可以被统治、可以被代表、可以被恐吓的人民。肉食者克扣他们的工资，冻结亲人们从南方汇回的钱，拆迁他们的祖屋，并宣称债券从此一文不值。这个冷酷的政府买掉50年前化私为公强抢而来的、50年来剥夺劳动者起码收入而积累下来的一切以全民名义占有的资产，并在财政危机中以横征暴敛的方式开始第二轮的强夺。并在这一切行径时穿上三个代表的晚礼服。而我的乡民们做了什么，他们仅仅是在整个90年代新建和翻修了一千余座寺庙，以表达对台中这座政教合一的修道院的藐视，他们仅仅在1989年后献出了三五个入狱者，在通往省城的公路上聚集起了几次数百人的骚乱。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以持之以恒的上访，另一部分人以手起刀落的犯罪让这个社会和表面的政治法律秩序历经了反复的充血。
除了这样，还能怎样？
或者看到微弱的希望，或者等待戏剧性的场面出现？
2002-08-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