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Dec.22 -- 想打牌吗

[a_little]

好想玩升级, 我们已有两人.再凑3到4人就开始.

 

[ndsids]

dont know how to play..poor me..

 

[Son of God]

留美生涯的最高辉煌――打升级 (ZT)

　　　　　　　　　　　　　　　　・菊　子・

　　回国探亲时，妹妹们说有人偶尔问起我在美国留学的感受。我们家人生性淡漠，既然我们家笨笨的菊子都“出国”，这出国就不是那么了不得的事情。人家问起时，他们就说，我姐姐是在美国克莱登大学，和《围城》里那方鸿渐是同校同系的，还和他同专业呢。知道《围城》的人笑一笑，不知道的人还真啧啧出声，羡慕得很。不过这都是海龟贬值之前的事情。

　　学完了，在美国留了下来，庸庸碌碌之余，有时候也患得患失一番，想想这留学是不是值得。大部分时候，日子就那么过着贝，夏日长，冬日短，总是不知不觉间，发现自己签年月日时刚刚习惯签今年，明年又快到了。经历的风霜多了，看一眼日历，每一天似乎都有一点特殊的意义，有一天是极乐，如儿子出世，有一天是大悲，如外祖父去世，从此祖辈的人都没了，有一天是又喜又悲，如登上飞机漂洋过海。不过，毕业几年了，想想留学期间的平淡日子，许是因为时光为那些日子添上了甜蜜的光环吧，竟也能辨认出几丝辉煌。

　　现在忙碌，几年不看书，看书也净看些软装的烂小说，后面的情节还没看完呢，前面的就已经忘了，那记忆力已是大不如从前。所以现在觉得留学那时候还挺了不起的，博士资格考试Ｐａｓｓｅｄ　ｗｉｔｈ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成绩单上除了Ａ就是Ａ＋，当时淡漠得很，心说，如果美国总统，联合国秘书长，或是诺贝尔奖是用考试决定，那位置肯定都归中国人，你这点子劳什子算什么。现在脑子笨了，知道自己再去考是考不好的，所以也还算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留学生涯之一大辉煌也。

　　第二呢，算是学术上的成就吧。说起来汗颜，母校虽近在咫尺，儿子也说长大了要上妈妈上过的学校，我却自毕业后再未曾驻足过校园，原因不过是胸中有块垒，改行了贝。但在校那几年，也还是正儿八经地“培养”过自己的，发论文啊，参加学术年会啊，有一次还作了一个重点发言呢。现在改行了，知道自己作不出比那更辉煌的事情了，所以那也得算是留学的辉煌。

　　第三大辉煌，是周游列国。那时候也怪，申请什么夏季旅行奖金，妇女基金会或是专门冲亚洲学生来的五花八门的奖学金，一申请还真能成，所以虽然学校给的所谓全额奖学金除了学费剩不下多少，也还是觉得自己腰缠万贯。更要紧的是，大部分这类奖学金都是实报实销，不然，象我这样又贪小利又懒惰的鼠辈，早就把那奖学金给眯了，自己呆在家里哪儿也甭去。既然眯不成，只好全世界满天飞，虽然去哪里都是日程满满头昏眼花呆在旅馆里能不出去就不出去，也还是走遍了世界名城，逛够了异域他乡。那时候总去留学生办公室领Ｉ－２０表，那里的工作人员说，你们中国学生一般都是来了以后几年不挪窝的，就你忙乎。穷学生也捞点公费旅游，也算是一大辉煌。

　　第四呢，也是和现在比较得出的辉煌：见名教授名记者以及各国内政外交要人。现在什么呀，公司里那几个烂人，写程序尽是虫子，有的都没出过国，四五十岁了都没有申请过护照，还问我中国人从东部去加州是不是也要签证。下班回家，和儿子的老师以及儿子朋友的妈妈们打交道，就算里面有高深之人，我也高深不起来，聊的不外是儿子的伤风感冒头疼脑热和小朋友在楼道里瞎跑等等。美国人笑话家庭主妇生活单调，时常拿邮递员和牛奶工开玩笑，说这刚生的孩子不知是象那邮递员还是象那牛奶工，我是连他们都见不着，邮递员开着邮车，信件塞信箱里就走了，牛奶是自己去商店买，邻居也只是夏天散步时见面打打招呼。留学期间就不同了，四处访问政界学界新闻界人物，除了在北京比较灰，靠了几个熟人朋友才多少磕开了几个衙门，其它时候，在华盛顿，伦敦和耶路撒冷还真是风光了一阵子，那时候狂，没觉得怎么地，要让我现在去，心里还不得战战兢兢地怯场啊。那时候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有一次宴会中和一个挺和善挺精神的老头坐在一起，老头说，他去过中国八次，我说你去是公务还是旅游，他说是公务，我说你公务是啥呀，看他象是有钱人，还恭维性地问他是不是自己的公司在中国开分公司呀，他说不是，他去中国是去见邓小平李鹏。我觉得他整个一个洋官倒，就说，噢，邓小平李鹏啊，你见谁不行啊。后来才知道，他当初是撒彻尔夫人内阁的财政大臣，撒彻尔夫人去北京签中英联合声明还香港的那次他还陪着呢。我当时想那又怎么着，我又不是中国外交官，丢脸也是丢我一个人的脸。现在不同了，成天打交道的除了公司那几个烂人，就是儿子同学的妈妈，生活平静得如一汪清水荡不起一丝涟漪，所以觉得从前那些抛头露面与有名之人共进晚餐共吸一屋氧气也还算得上是一种辉煌。

　　（音乐渐起，菊子尴尬的话外音：本来只是想为下面的文字作个铺垫的，写得长了点，倒象是在吹牛。有道是好汉不提当年勇，我是［不好ｎａｏ１］汉，凤凰落地不如鸡，虎落平阳被犬欺的处境，寒碜。）

　　可是，如果你问我，心灵深处，留学那几年给我带来了最大快乐最高辉煌值得大书特书将来要讲给孙子辈儿听的光辉业绩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打升级。

　　哇呀呀，那时候天天象盼过年一样盼着周末，盼着节日，盼着有朋友过生日开ｐａｒｔｙ：醉翁之意不在酒，所有这些节目中，都意味着有牌可打。说真的，那几圈牌真成了我生活的支柱。中学住校时，老师笑话我们想家，星期一到星期三是“回味”，星期四到星期六是“向往”，用在这里形容我盼着打牌是再合适不过了。唯一的问题是全世界就我一个中国人学文科，人家都忙得很，我总不能每次都去“发起”。那时候没手机，也没ＣａｌｌｅｒＩＤ，留言机怕人家不留言，于是周五了就巴巴儿地在家守着电话机，不好意思听一声铃响就接，居然还能屏住呼吸等到第三声。若是别的电话，对方就能听出我的失望，如果是有人“发起”，有时候实在是按捺不住心中狂喜，马上答应，但大部分时候还要故作推辞状，说，那谁呀，嗨，本来要怎么怎么着的，这可怎么办呢，你找别人成不成。朋友们早就了解了菊子的臭德性，根本不听那点弯弯绕，留下时间地点就挂机了。

　　我的天，打牌时那叫个兴奋，和现在迷美式足球一样，一个星期只有一次机会，赢了云中飘飘一个星期，输了垂头丧气一个星期。不同的是，打升级是和一大帮狐朋狗友一起打，看球只能和老公一起看，而且他还总是故意支持另一方，不如一大帮人热闹痛快。

　　其实，那帮狐朋狗友大都比我们年轻几岁，大都是本科刚毕业或研究生没读完就出来了的。我们在校外有较宽的公寓，还知道煮米饭放多少水，所以我们家经常是打牌的据点。只是有时候要打牌还有许多过场要走，如果是生日节日，你就不能光请几个牌友，不打牌的也得叫人家，所以Ｐａｒｔｙ一开始，就盼着曲终人散的那一刻。如果请了美国人和其他老外时，他们没别的，就是贫，尤其是灌了点黄汤之后，聊什么都是越聊越起劲。我心里就犯急，都十一点了，这哥们儿怎么还不拜拜呢。有时候朋友们等不及了，居然径自支开桌子打上了，我就更是农夫心内如汤煮，凭什么就让我陪客人呢。

　　其实菊子那牌技也不咋的。我的理论是，看读书考试看不出人的智商天资，唯有打牌是衡量一个人天分的客观标准。学习那玩艺儿，同样一个优，有漫不经心悠闲自在捡来的优，有坑哧坑哧悬梁刺股挣来的优。打牌就不一样了。你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我的水平大约只能算在不行之列，只不过因为热情高涨，加之有较大的公寓，加之又总是随叫随到，老公也瘾君子一个，很少拖后腿，所以在母校的升级界中，我还算是一个比较固定的成员。

牌桌上不仅反映出人的智力，也反映出人的气度和脾性。想想那些朋友们，如今都作鸟兽散了，想起他们时，便是他们那神情各异但都一律全神贯注的低在牌桌前的脑袋。

　　大家一致喜欢的是四川小伙子。他生性乐呵，歌唱得好，饭作得好，实验也作得好。据他同实验室的人说，别人都在抱怨泡实验室辛苦，他却在那里边干边唱歌。更要紧的是，他牌技高，牌风好，手气又总是特别好。有一次，打十的时候，他打无将，公开打我们全体，那可是升级的最高境界，他一打还真打成了，那之后很久，我们谈起此事都津津乐道，觉得鄙校牌坛出了这么个豪杰，也是大家的光荣。

　　另外有一对山东夫妇，后来从校园里搬出来住我们对门，所以我们打牌方便，敲门就行了。唯一的问题是，有时候自己找别人打了，没叫他们，自己就觉得不自在，送客时再撞见他们就更尴尬。别看人家小我们几岁，牌誉比我们好多了。我平时还作淑女状，一上牌桌就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输牌时恼羞成怒，迁怒于人，赢牌时又小人得意，沾沾自喜，于是惹得对方也恼羞成怒。人家那对夫妇也认真，但山东人就是豪爽，大肚子能撑船。如今他们有了一个宝贝女儿，太太考完了ＢＯＡＲＤ在作实习医生，总之，比菊子是强多了。

　　还有一位武大的，乐呵呵的笑得格格响，大三就来这儿读博士了。我们这帮人多少有些派系，也不是故意派系，也不是有什么利益纷争，主要是同一个学校来的总是多一点共同记忆，所以自然而然就有北大帮，清华帮，科大帮，别的学校的帮都较小，武大的那一年还真就他一个。要换了我，人家对老校园发思古之幽情的时候（其实在校时谁不是都怨气冲天），多少会觉得有点受冷落，人家好，照旧乐呵呵。我们搬家时，抠门儿，觉得那一堆破烂不值得请搬家公司，就叫了几位朋友帮忙，大部分是牌友。老公正准备赶鸭子上架开那大ＵＨＡＵＬ呢，他说，我来，没想到他那技术比那开十八轮大卡车的司机都差不了多少，所以他牌桌上虽然战绩平平，也不能保证随叫随到，我还是对他刮目相看，列入大师一级。

　　有一对上海夫妇，都是复旦的，男的还跟我同行，认识同一批臭名昭著的所谓学界名人。人家这一对过日子过得细致，家里的一切都井井有条，两人都文文气气，轻言细语，在牌桌上势力有限，所以不敢给他们大师职称。后来他们生了个小女儿，记得他们第一次带女儿出来理发，后来说要去餐馆为女儿第一次美发庆祝一番，让我带儿子也去。我是慌里慌张蓬头垢面尿布奶瓶收拾了半天也还是理不清，人家两口子干干净净笑容可掬拎着篮子里的女儿就来了，那女儿也长得珠圆玉润粉雕玉琢，新理的短发干净利索，不象俺那小子，是我给推的小光头，还动不动就吐奶。最让我感动的是看着那新爸爸照顾女儿时那种专注和温情。女孩子嘛，打小儿就过家家，为人母后母性是自然流露，所以当她在餐馆里揭开胸衣为女儿喂奶时，我只是闪了一个念头，啊，原来那么好的套装也是给喂奶的妈妈们穿的啊，一点都没想想为什么从前那么矜持讲究的上海姑娘会这么大大方方地在公众场合给孩子喂奶。可是，等她给孩子喂完，爸爸把孩子抱起来拍拍，换尿布的时候，我却感动得心里发酸：那么一个不太懂事的毛头小伙子，咋一夜之间就长大成了这么一个沉稳，自信，温情的好爸爸了呢？

　　最有意思的是一个日本女孩，很乖的样子，我跟她说话自然而然地把嗓门放柔和一些，不然更是觉得粗陋。她话不多，美国人唾沫四溅地高谈阔论，中国人叽哩咕噜地说东道西，她就那么安安静静乖乖地坐着。我总觉得她在我们这儿没什么玩儿的，但每次请她她都来，反正那些朋友有些和她是在一间实验室。有一天，总算大鼻子们都走光了，她却没有走的意思。我们说，那你跟我们打吧，她说不会打，但可以看几圈。你知道，许多理科实验室里中国人比外国人还多，英语反而成了外语，所以我许多朋友英语都不好，再说，升级那些深奥的专业词汇岂是区区英语所能表达得了的，于是整个打牌过程一律以中文进行。后来一位朋友家里突然有事要回去，又觉得中途离开给大家扫兴，正在为难，日本女孩说，我可以试试。不试不知道，一试吓一跳：她不仅会打，还能掐会算，连许多小规矩都十分熟悉。我们打的纯粹是低级升级，和我和妹妹们小时候打的升级唯一不同也就是多两副牌，所以不是象围棋象棋那样国际化了的游戏，我到现在也不明白她是怎么入门的，只能佩服她聪明绝顶，而且是牌桌上的聪明，真正的聪明。

　　如今回想起留学时代，脑子里都是温馨美好的回忆。我和先生是延长了我们无忧无虑的双棍时代，本该生儿育女的，现在又回到学校当起了老学生；那些年轻一点的朋友呢，在进入美国社会之前也有了一个中转站，那份奖学金虽然现在看起来微不足道，却能够保证大家吃穿不愁，比国内的穷学生又是更高一个层次的穷。

　　不过，留学生活也不全是无忧无虑。老板高兴不高兴，大老板小老板争执连累自己，发论文，有老公老婆的闹家庭矛盾，单身的叹知音难寻，申请绿卡啊，找工作找博士后啊，说不完的烦心事。所以每次聚会，吃着喝着，大家都在互相交流信息，有时候本不着急，一听别人又干什么了，移民又有什么新政策了等等，反而弄得起急了的。也只有上了牌桌，那才是真正的乐而忘忧，乐不思蜀，若仙若死，生命的极致，无论有什么烦恼，到了牌桌上都一切忘诸爪哇国了。

　　都说在美国的中国人抠门，爱钱，有钱尽买房子买车不花在文化娱乐旅游生活上。我说，干吗大家都一个娱乐法呢，我就真不爱出门度假，又累又晕，每次坐在机场就想念自己那个又不高雅又不整洁的狗窝；去听一场音乐会看一场芭蕾又怎么样，美是美，看完就完。我也喜欢交响乐喜欢歌剧，听《蝴蝶夫人》也是感动得鼻涕眼泪稀里哗啦，看完《卡门》是半个月走路都踩着那鼓点儿，但上音乐厅歌剧院总有一点象泥腿子第一次穿西服一样地不自在，毕竟不是从小受这些东西熏陶的，就是心里受了感动，那形式上总觉得有些别扭，自己都觉得是在附庸风雅；受感动，也情愿躲在自己家中，或是上下班的路上，趁红绿灯时拿纸巾抹一把眼泪，就算是有人笑话，绿灯一亮大家就各自东西了。不象打牌，那是与生俱来的，从认识一二三四起就和姐姐妹妹小朋友们玩不够地玩，从那些简单的数字游戏里获得了那么多无穷无尽的乐趣。

　　打牌时那个舍生忘死，那个全力以赴，那个使出了全身吃奶的力气调动了所有的大脑细胞在那里记啊，掐啊，算啊，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一群来自五湖四海不同学校的大男孩大女孩小男孩小女孩大男人小女人，围着那一堆纸牌共度一段除了缺了个黑桃Ａ多了个红桃Ｋ以外无忧无虑的美好时光，那里面的乐趣，非个中人是体会不到的。现在是终日繁忙，学校里的朋友们都已作鸟兽散，新交的朋友们都是如我辈一般的忙人，偶尔打牌也是一群小萝卜头不停地骚扰，和以前已是大相径庭也。

　　也正是因为如此，才感激上天把我们这一群年龄参差不齐，专业风马牛不相及的人们凑到了一起，让我们度过了那些难忘的时光。这些朋友不能算是国内意义上的同学，大家不一起上课，不一起居住，也不去同一间食堂吃饭，也只有打牌，才提供了那么一条松散的纽带，这条纽带虽然松散，脆弱，却让人暂时忘却了漂洋过海的孤单，忘却了在一个全新的世界重新奋斗重新为自己寻找一方立足之地的惶惑。

　　海内存牌友，天涯若比邻。

　　后记：

　　写完此文，再去文库溜达，发现了老牟的《打牌》。一看就惭愧了，人家洋洋洒洒，有记有叙有论，咱这算什么呢。后来又一想，文字既然诞生了，也该有它的归宿，就算是老牟的是西洋大餐，权当俺这是咸菜小萝卜条，就着喝稀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