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经济史论之一：资本信誉的丧失
作者：老田
解放前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整个社会的基础产业是农业，大多数靠种植农
业为生，单位劳动力的生产效率都很低，有限的剩余多数通过地租形式上交给地
主和富农。而这一阶层的畸形消费，常常使得有限的剩余无法流入工商业产品消
费渠道，中国绅士们留给洋人的印象通常是：一个留着长辫子的老头穿着长袍马
褂，在卧榻上叼着一根烟枪吸鸦片，他的小老婆在旁边为他点烟捶背。
自从鸦片战争之后，英国通过在印度种植鸦片并公开运到中国来贩卖，这是英国
资本家们遭遇中国占优势的自然经济之后，为顺利实现资本积累的创新和突破。
根据英国政府与北洋政府的协定，自1908年开始分十年逐年减少鸦片输入，于1917年
终止合法与公开的鸦片贸易。本来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多数国民种植粮食作物，
剩余很有限，基本上不参加市场交易过程，结果英国的资本家们无法提取到中国
的有限剩余。最后就要出奇制胜了，只要一个人染上了鸦片烟瘾，哪怕是卖儿卖
女卖老婆卖房子，也要去购买鸦片，这样就成功地把一个通常是不参加市场交易
的人，强行拖进来了。就是在鸦片贸易中间，资本家才能顺利地实现其资本积累
过程，绅士作为中国传统社会购买力最强的阶层，他们成为瘾君子，更是西方人
提取中国剩余的一个关键环节。
人们都说封建社会总是伴随着超经济强制，因为那个时代的生产者??农民常常
是自己控制着生产过程和剩余，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之外的强制，剩余总是难以
顺利转移的。这与资本家自己就能够控制生产过程和剩余分配的“强势地位”完
全不同。而鸦片贸易则是在“市场自由贸易”的面目之下，一种关于“超经济强
制”的制度创新。在民国的战乱年代，各地军阀通常都是保护本地的鸦片生产，
帮助进行贩卖，以“培养税源”，毕竟这是一个现成的剩余提取手段。由于具有
如此深刻的社会支持，因此鸦片烟毒危害中国百余年，而且愈演愈烈，最终在相
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社会的市场容量和剩余流动模式，这些与工商业的成长
和发展均无关。
留在中国人心目中间的资本积累印象，没有比鸦片贸易这样一种剩余分配和提取
方式更深刻的了。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共产党政权就彻底禁绝了鸦片的生产和
贸易，取缔了黄赌毒，在1970年代已经完全在中国大陆上消灭了性病。在精英们
看来，都是堵塞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就业门路。黄赌毒等项“第三产业”，在传
统农业时代的角色都是“强势产业”，都是就人性中间的几个最强烈的欲望去着
手创造“有效需求”的，在剩余很少的时代还能够促使人们转移自身掌握的有限
剩余。这些产业今天还继续受到某些精英的支持，要求把这些地下产业“合法化
”，加强管理和收税，也是要开发人性和欲望中间的恶劣部分去促使第三产业兴
旺。有人就“繁荣娼盛”的状况，编了一个形象的顺口溜“无噪声、无污染，一
套被褥搞三产；交易做完货还在，拉动内需促发展。”
在鸦片这种特殊的超经济强制之外，中国人对资本积累的重要印象还来自于官僚
买办的积累道路。在旧中国由于剩余有限，资本积累过程针对的是个人非常有限
的剩余，提取分散剩余的成本极端高昂，而且分散剩余的提取直接面对基本生存
需要的替代运用方式，遭遇的反抗和不合作也是相当严重的，为此积累资本就不
得不采取非常手段。在鸦片贸易之外，常见的资本积累渠道还有两个：一是依附
国外垄断资本，一是依托国内的政治权力，这个积累过程丑恶的历史记忆，导致
国人对资本的深刻惕戒，各种资本在旧中国的恶劣表现，都曾经作为共产党论证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的舆论资源。
1946年国共全面内战爆发的时候，旧上海的一个资本家对他的学徒说“完了，老
共要得天下了。”学徒不明白，老板解释说“现在80％的人支持老共，99％的人
反对老蒋，那老共还不要得天下吗？”从抗战胜利初期国民党军政要员们的“劫
收”，到《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对于民族资本生存空间的挤压，蒋政权终于
耗尽了自己的政治支持，成功地支持了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对于旧中国官僚
买办资本的批判和人们对其深恶痛绝，本身是社会主义改造的认识基础和舆论基
础。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人们对资本的印象，主要是建国初打击投机资本和三反五反
运动中间确立的。1949年6月，上海刚刚解放，投机资本利用相对动荡的经济形势
，进行银元投机，严重影响市场物价和民生稳定，上海市军管会查封了证券大楼
，抓获了大批投机商。在随后的“米棉之战”中间，共产党动用政权的力量，从
东北等地抢运大批粮食和纱布等产品，进入上海等六大城市，在投机风潮最高峰
突然一齐抛售，并同时收紧银根，结果导致大量投机资本家破产及其背后的地下
金融支持体系??私人钱庄??的彻底崩溃。
资本在新中国表演的第一个节目，是根据中国市场上基本民生产品的严重短缺形
势和高价格弹性特定，进行囤积居奇，在改变市场供给条件的情况下牟取暴利。
新中国成立之初进行的稳定物价之战和三反五反运动，拒绝资本积累转嫁风险和
成本给政权。资本家们自己把逐利动机和民众的基本生存条件之间的矛盾，充分
暴露给人看，结果是为彻底葬送资本主义的前景作出了最后的努力，帮助共产党
政权完成了“一化三改”的舆论动员过程。
布罗代尔总是告诫人们要区分“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不同，旧中国的市
场经济很发达，人身的市场化程度都很高，但是资本积累条件却仍然很差，积累
过程难以顺利完成。因为小资本控制市场风险的能力很差，也无法突破交易费用
的限制去实现有效的联合，只要是达不到美国那样的“资本过剩”态势，就肯定
实现不了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紧密结合，在市场上就无法通过联合安排来降低
未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资本家的决策中间就永远也不会考虑长远利益和整体利
益。没有足够的经济控制权，就无法进行风险管理，也就没有长远意识，小资本
在逐利动机下就常常是以短期利益为主，新中国之初资本的投机性与软弱性的一
次自我暴露，与1840年之后的百余年时间中间资本积累的主流选择，在根底上是
一致的：中国资本积累条件不佳的现实决定了资本无法顺利进行和成长，资本积
累的承载者资本家就无法超出狭隘的短期利益眼界。在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
，资本又失去了政权和话语权的善意保护，与政权的强大动员能力相比，资本的
控制权是极端弱小的。这一切也正如布罗代尔所言，不要以为离开了政权的保护
资本主义还能够生存。
其实中国的老百姓造就知道了，民间谚语说“穷不与富斗，富莫与官争。”掌握
资本固然能够加强自身的控制权，使得富人对穷人的优势很明显，足以让他们把
人身市场化；但是资本支持的富人优势，是远远不能与政权的力量相比的。投机
资本家们应该不缺乏常识，但是短期利益的驱动之下无法兼顾后果罢了，这种只
顾眼前利益而根本不考虑长期利益的决策模式，按照民间的说法就叫做“钻头不
顾屁股”。
许多人在谈论新中国经济发展的时候，常常提到过渡时期总路线：一化三改。这
一路线已经明确宣布资本在新中国的末日，新中国整合人力物力的要素将要在私
人资本之外去寻找了；同时投机资本兴风作浪对应的市场现实是：高弹性产品的
脆弱供求关系，这也预示着新中国后来采取的重大步骤：统购统销。
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作者：老田
解放前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整个社会的基础产业是农业，大多数靠种植农
业为生，单位劳动力的生产效率都很低，有限的剩余多数通过地租形式上交给地
主和富农。而这一阶层的畸形消费，常常使得有限的剩余无法流入工商业产品消
费渠道，中国绅士们留给洋人的印象通常是：一个留着长辫子的老头穿着长袍马
褂，在卧榻上叼着一根烟枪吸鸦片，他的小老婆在旁边为他点烟捶背。
自从鸦片战争之后，英国通过在印度种植鸦片并公开运到中国来贩卖，这是英国
资本家们遭遇中国占优势的自然经济之后，为顺利实现资本积累的创新和突破。
根据英国政府与北洋政府的协定，自1908年开始分十年逐年减少鸦片输入，于1917年
终止合法与公开的鸦片贸易。本来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多数国民种植粮食作物，
剩余很有限，基本上不参加市场交易过程，结果英国的资本家们无法提取到中国
的有限剩余。最后就要出奇制胜了，只要一个人染上了鸦片烟瘾，哪怕是卖儿卖
女卖老婆卖房子，也要去购买鸦片，这样就成功地把一个通常是不参加市场交易
的人，强行拖进来了。就是在鸦片贸易中间，资本家才能顺利地实现其资本积累
过程，绅士作为中国传统社会购买力最强的阶层，他们成为瘾君子，更是西方人
提取中国剩余的一个关键环节。
人们都说封建社会总是伴随着超经济强制，因为那个时代的生产者??农民常常
是自己控制着生产过程和剩余，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之外的强制，剩余总是难以
顺利转移的。这与资本家自己就能够控制生产过程和剩余分配的“强势地位”完
全不同。而鸦片贸易则是在“市场自由贸易”的面目之下，一种关于“超经济强
制”的制度创新。在民国的战乱年代，各地军阀通常都是保护本地的鸦片生产，
帮助进行贩卖，以“培养税源”，毕竟这是一个现成的剩余提取手段。由于具有
如此深刻的社会支持，因此鸦片烟毒危害中国百余年，而且愈演愈烈，最终在相
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社会的市场容量和剩余流动模式，这些与工商业的成长
和发展均无关。
留在中国人心目中间的资本积累印象，没有比鸦片贸易这样一种剩余分配和提取
方式更深刻的了。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共产党政权就彻底禁绝了鸦片的生产和
贸易，取缔了黄赌毒，在1970年代已经完全在中国大陆上消灭了性病。在精英们
看来，都是堵塞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就业门路。黄赌毒等项“第三产业”，在传
统农业时代的角色都是“强势产业”，都是就人性中间的几个最强烈的欲望去着
手创造“有效需求”的，在剩余很少的时代还能够促使人们转移自身掌握的有限
剩余。这些产业今天还继续受到某些精英的支持，要求把这些地下产业“合法化
”，加强管理和收税，也是要开发人性和欲望中间的恶劣部分去促使第三产业兴
旺。有人就“繁荣娼盛”的状况，编了一个形象的顺口溜“无噪声、无污染，一
套被褥搞三产；交易做完货还在，拉动内需促发展。”
在鸦片这种特殊的超经济强制之外，中国人对资本积累的重要印象还来自于官僚
买办的积累道路。在旧中国由于剩余有限，资本积累过程针对的是个人非常有限
的剩余，提取分散剩余的成本极端高昂，而且分散剩余的提取直接面对基本生存
需要的替代运用方式，遭遇的反抗和不合作也是相当严重的，为此积累资本就不
得不采取非常手段。在鸦片贸易之外，常见的资本积累渠道还有两个：一是依附
国外垄断资本，一是依托国内的政治权力，这个积累过程丑恶的历史记忆，导致
国人对资本的深刻惕戒，各种资本在旧中国的恶劣表现，都曾经作为共产党论证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的舆论资源。
1946年国共全面内战爆发的时候，旧上海的一个资本家对他的学徒说“完了，老
共要得天下了。”学徒不明白，老板解释说“现在80％的人支持老共，99％的人
反对老蒋，那老共还不要得天下吗？”从抗战胜利初期国民党军政要员们的“劫
收”，到《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对于民族资本生存空间的挤压，蒋政权终于
耗尽了自己的政治支持，成功地支持了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对于旧中国官僚
买办资本的批判和人们对其深恶痛绝，本身是社会主义改造的认识基础和舆论基
础。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人们对资本的印象，主要是建国初打击投机资本和三反五反
运动中间确立的。1949年6月，上海刚刚解放，投机资本利用相对动荡的经济形势
，进行银元投机，严重影响市场物价和民生稳定，上海市军管会查封了证券大楼
，抓获了大批投机商。在随后的“米棉之战”中间，共产党动用政权的力量，从
东北等地抢运大批粮食和纱布等产品，进入上海等六大城市，在投机风潮最高峰
突然一齐抛售，并同时收紧银根，结果导致大量投机资本家破产及其背后的地下
金融支持体系??私人钱庄??的彻底崩溃。
资本在新中国表演的第一个节目，是根据中国市场上基本民生产品的严重短缺形
势和高价格弹性特定，进行囤积居奇，在改变市场供给条件的情况下牟取暴利。
新中国成立之初进行的稳定物价之战和三反五反运动，拒绝资本积累转嫁风险和
成本给政权。资本家们自己把逐利动机和民众的基本生存条件之间的矛盾，充分
暴露给人看，结果是为彻底葬送资本主义的前景作出了最后的努力，帮助共产党
政权完成了“一化三改”的舆论动员过程。
布罗代尔总是告诫人们要区分“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不同，旧中国的市
场经济很发达，人身的市场化程度都很高，但是资本积累条件却仍然很差，积累
过程难以顺利完成。因为小资本控制市场风险的能力很差，也无法突破交易费用
的限制去实现有效的联合，只要是达不到美国那样的“资本过剩”态势，就肯定
实现不了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紧密结合，在市场上就无法通过联合安排来降低
未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资本家的决策中间就永远也不会考虑长远利益和整体利
益。没有足够的经济控制权，就无法进行风险管理，也就没有长远意识，小资本
在逐利动机下就常常是以短期利益为主，新中国之初资本的投机性与软弱性的一
次自我暴露，与1840年之后的百余年时间中间资本积累的主流选择，在根底上是
一致的：中国资本积累条件不佳的现实决定了资本无法顺利进行和成长，资本积
累的承载者资本家就无法超出狭隘的短期利益眼界。在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
，资本又失去了政权和话语权的善意保护，与政权的强大动员能力相比，资本的
控制权是极端弱小的。这一切也正如布罗代尔所言，不要以为离开了政权的保护
资本主义还能够生存。
其实中国的老百姓造就知道了，民间谚语说“穷不与富斗，富莫与官争。”掌握
资本固然能够加强自身的控制权，使得富人对穷人的优势很明显，足以让他们把
人身市场化；但是资本支持的富人优势，是远远不能与政权的力量相比的。投机
资本家们应该不缺乏常识，但是短期利益的驱动之下无法兼顾后果罢了，这种只
顾眼前利益而根本不考虑长期利益的决策模式，按照民间的说法就叫做“钻头不
顾屁股”。
许多人在谈论新中国经济发展的时候，常常提到过渡时期总路线：一化三改。这
一路线已经明确宣布资本在新中国的末日，新中国整合人力物力的要素将要在私
人资本之外去寻找了；同时投机资本兴风作浪对应的市场现实是：高弹性产品的
脆弱供求关系，这也预示着新中国后来采取的重大步骤：统购统销。
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